1、我院历史学专业获批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布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46号），我院历史学专业入选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19年上半年，教育部正式启动申报一流本科专业的“双万计划”，计划在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我院积极开展历史学专业申报组织工作，召开多次专题推进会议，参加申报青岛大学2019年度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遴选。下一阶段，我院将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认真按照一流专业“双万计划”建设标准实施，特别重视一流课程、一流教材等优质教学资源的产出，不断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发挥示范领跑作用，争取在2020年成功申报国家级一流课程。

1、我院顺利开展新学期网络课程教学

2月17日，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缓解的情况下，历史学院提早谋划教学安排，采取多平台教学方式，确保了开学第一日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开学前，我院对全体教师进行了以雨课堂为主要教学平台的网络教学培训，同时要求所有课程在超星泛雅平台上落地，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讲义、PPT、电子参考文献，指明相关国家级、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的辅助资源，明确学生的学习要求、学习内容, 明确作业和阅读任务。据统计，本学期我院共有17位教师、开设51门（次）专业和通识教育课程，为保障课程的顺利高效进行，我院还会鼓励教师继续建设网课平台、丰富教学资源，不断学习和掌握更有效的网络教学方法，确保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目标完全实现。

1、我院举办“师苑杯”未来教师教学设计比赛

3月18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的通知，进一步做好我院师范类毕业生从业技能提升工作，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学和学习要求，我院决定举办“师苑杯”师范生教学设计大赛，本次比赛的宗旨是适应中学历史教育改革发展的需求，从实战角度强化学生从教基本技能的培养与训练。教学设计比赛加深了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能力，培养了学生的从教素质和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了学生求职技能，提升就业竞争力，从而促进教师教育的发展。

2、我院开展网络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3月31日，为积极鼓励老师们根据专业特点和课程需要选择网络教学平台，深入结合网上教学的学情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我院高明博士分享了自己网上教学的心得。他表示，线上教学是脱离面对面环境的，所以教师会担心网络对面的接受程度和教学效果，然而，在一堂课从一张照片开始又由之结束时，我认为它可以称为一段故事的讲述，并且在有针对性的教学准备之下，可以抓取学生的注意力，成功地在线上的教和学之间产生“用户黏度”。最后，高明博士感慨回归教室、图书馆和校园才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之法，所以，希望在健康和安全的保障下，早日恢复一如既往的大学生活。

1、历史学院“绽放品疫青春·坚定制度自信”主题团日活动

5月1日—5月6日，历史学院团委积极响应校团委的号召，组织多方面内容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增强全体同学的奋斗意识和青年观念，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学习活动、开展有关抗疫成就与制度优势的主题宣讲活动、加强对抗疫志愿服务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此次网络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同学们深入学习了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激励了广大团员青年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2、防疫志愿者：共克时艰，担起青年责任

5月2日，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的学子们为加快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他们用共同的志愿精神书写着不同的奋斗。本次志愿者活动让同学们受益颇多，他们既在奉献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更为疫情防护工作和祖国社会和谐发展添砖加瓦。

3、历史学院顺利完成硕士研究生毕业预答辩

5月5日，历史学院中国史与学科教学（历史）两个学位点进行了毕业论文视频预答辩。每名同学先对论文的内容与创新进行陈述，接着导师对同学的毕业论文与同学的陈述提出详细的指导建议、修改建议。本次预答辩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是答辩的效果没有受到影响，学生和老师们都能从容面对，显示了历史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与水平的不断提高，导师教学科研与研究生培养良性循环越来越好，取得良好效果，达到预期目的。

4、历史学院学子启程往西部奉献青春

2019年6月27日，青岛大学举行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活动出征仪式，我院研究生李晓燕同学，积极响应时代号召，毅然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当中，前往广阔的西部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活动，为社会贡献自己的青春。5月13日李晓燕同学为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志愿服务经验感悟。不要仅仅关注志愿者中的某个个体，要去关注“志愿者”这个整体，探求将自身力量与“志愿者”群体力量融合，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相统一，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服务人民、奉献社会。

1、历史学院完成2020年度拟录取研究生新生培训

为了让新生了解学院、学科、导师，尽快融入到历史学院，开启研究性学习的新阶段，6月2日上午9点，赵伟副院长利用腾讯会议，对本年度新生进行了线上培训。培训会上，各位新生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介绍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情况，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专业发展进行了初步的设想。培训会上，各位新生首先作了自我介绍，介绍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读书情况，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与专业发展进行了初步的设想。第三，赵伟副院长介绍了两个学位点导师的情况。第四，赵伟副院长说明了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的原则。最后赵伟副院长强调了在学习中阅读的重要性。

2、“浮山雅集·青岛大学史学‘云’沙龙”系列学术活动启动

6月4日，“浮山雅集·青岛大学史学‘云’沙龙”系列学术活动在历史学院启动，泰山学者青年专家李涛教授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做了题为“从《论语》看儒者之思”的学术讲座，历史学院返校本科生、研究生、学院青年教师参加了这次云沙龙活动。历史学院“浮山雅集·青岛大学史学‘云’沙龙”系列学术活动是为了欢迎本科生、研究生返校复学而特别举办的学术和教研活动。云聚会、云沙龙、云研讨，既可以有效防控疫情，也赋予主讲专家和师生更为自由的学术思考和讨论空间，营造出学术共同体的浓郁氛围。

3、我院金霞老师《青岛城市史》网课教学的考核探索

《青岛城市史》是面向历史学院大三年级开设的社会实践课，由于疫情影响，部分实践课程改成了线上教学。金霞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动脑创意，一改课程以往线下开卷考试的形式，采用了更鲜活、更多样的考试方法：针对历史学院师范班同学都是青岛本地生源、涵盖青岛所有区市的学情，由学生以“我眼中的青岛城市记忆”为题，拍摄微视频或撰写调研报告，在五月底返校后做课堂展示，最终形成“以学为中心”的考核与评价新模式。

4、我院林乾教授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Investigation”的论文。论文以语言文献学的方法考察了佛教经典中“四念处”修行中“内外”观的解释，认为自部派佛教时期至今的主流解释并不能反映原始佛教文献语境中“内外”观的含义，并通过详细分析文本中的相关字句提出了新的见解。

5、历史学院云考研交流会线上篇

6月8日，我院举办考研交流会。考虑到疫情期间的安全问题，交流会采用线上网络交流的形式。本次交流会邀请了我院16级吴玉璋、杜德峰、徐悦、李婷、薛昊、刘璐、封卓然等多位考研成功的学长学姐，希望他们成功进入理想院校的经历可以为学弟学妹们提供考研方面的经验，帮助准备考研的同学少走弯路，顺利上岸。各位学长学姐还贴心地提供了各自的联系方式，鼓励学弟学妹们有问题向他们咨询。

6、历史学院举行毕业论文答辩

6月11日下午1：30，历史学院2016级毕业生在德音楼举行毕业论文答辩，由于疫情原因，部分学生未能返校，从而线上与线下分7个场次同时开展答辩，德音楼的402、404、414、419、420几个教室采取了线上答辩的方式。德音楼的320、319教室则是采取了线下答辩的方式。历史学院全体老师参与了此次答辩。

39位历史学子凭借四年的历史学习与沉淀，在今天提交了一份见证自己成长的答卷。虽然有线上和线下有别，但此次答辩对于所有的2016级学子有着相同的重要意义。自信的声音与神态与精彩的PPT展示相结合，给所有人带来一场特殊的知识盛宴。

7、我院举办“抗疫精神”宣讲会

6月11日下午16：00，我院在德音楼116召开了“抗疫精神”宣讲会，院党委书记修志君老师为同学们进行了精彩的分享与讲述。辅导员刘雪卿老师以及学院全体返校同学参加了此次宣讲，未返校同学参与了腾讯会议线上直播。按照学校要求，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洪霞老师全程参与了本次宣讲会。在本次宣讲会上，修书记对近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涌现出的各种感人至深的事迹进行了分享，同时又结合发生在青岛和身边的为抗击疫情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和事进行宣讲。

8、历史学院完成2020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6月14日，历史学院完成2020届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上午8点，学科教学（历史）7名同学开始答辩，由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修斌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并主持答辩。下午2点，中国史学科毕业生开始答辩，共有9名同学参加答辩，由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修斌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并主持答辩。9名同学没有返校，采取腾讯会议线上答辩的方式，答辩委员之一鲁东大学副校长钱国旗教授也在线上全程参与答辩。研究生院督学郭老师参加了中国史的论文答辩会，并给予指导。

9、历史学院举行2020年度第一次研究生论文写作推进报告会

6月20日上午，历史学院举办了返校研究生论文写作推进报告会，返校的六名研究生及导师参加了汇报会，汇报会从8:30开始，一直到13:00点结束，长达四个半小时的汇报使得师生们沉浸在学术讨论之中。导汇报会结束后，赵伟副院长首先肯定了同学们认真准备的态度，赞扬同学们能够认真思考论文，并勉励他们不断对论文进行改进，提高论文的质量。

10、我院老师送别2016级毕业生

我校大四毕业生于2020年6月24日离校，在本科毕业生离校之际，我院领导和老师到泓园三号、汇园一号毕业生宿舍送别学生。相信毕业生们将秉承“明德、博学、守正、出奇”的校训，带着母校四年的独家记忆和灵魂印记，成为建设祖国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上满意的答卷。

1、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历史文化三下乡线上宣讲团

7月1日，活动6名成员全部来自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历史师范专业。指导老师为辅导员刘雪卿老师和班主任李传军老师。三位线上讲师分别是陈英娟、楚丰铭、江晓阳，第二现场讲师为王静雯，视频后期由张晓娜负责。此次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借助网络平台实行两地连线。在线下，同学们积极与直播的线上老师互动，热烈地进行小组讨论并争相发言，做到了真正参与到课堂当中。

2、青岛大学历史学院三下乡“爱在今夏”历史兴趣培养团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爱在今夏”历史兴趣培养团面向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建工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同学们开展了三次线上系列讲座。此次宣讲活动主要采取线上直播课的形式，借助网络平台实行两地连线。六月三十日宣讲活动正式开始。成员们有序地开展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线上老师们通过古文字、三国故事、文艺复兴三个不同的专题，用风趣幽默的讲课方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

3、历史学院完成2019级学科教学（历史）开题

7月10日下午，历史学院完成2019级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开题。2019级共有于韵、傅晓飞、车晓宁、王志琪、郐荃颖五名同学参与。参加开题的导师有马斗成院长、李传军副院长、赵伟副院长、于建胜老师、王峰老师、孙世平老师，为增强本学科联系实践的紧密性，特别邀请青岛市教科院专家范蕴涵老师参加。赵伟副院长主持本次开题报告会。根据同学们的汇报，及同学们提交的开题报告，参加开题的导师们给予了详尽的建议和修正方向。开题报告会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5点半结束，师生们度过了愉快的学术研讨的下午。赵伟副院长最后做了总结。

4、于子强学长分享考博经验

7月12日，2017级中国史硕士研究生于子强学长也是今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在于子强学长的考博经历中，于子强学长自硕士研究生入学之初就确定考博的目标，并开始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准备。于子强学长已经开始了他的博士读书之路，相信他将在攻读博士期间取得更好的成绩，希望他的考博经验能为更多的同学提供借鉴。同时，学院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学以于子强学长为榜样，考取博士，开启学术人生的新阶段。

5、我院化仪同学获第二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优胜奖

近日，我院18级人文创新班化仪同学的论文《从<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喜获第二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优胜奖。化仪同学的论文是青岛大学浮山书院推荐参赛的两篇论文之一，经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个人答辩，在高手如云、名校云集的参赛选手中，化仪同学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的优胜奖。这次获奖，也标志着我院倡导的学业导师制和创新性学习、审辨式思维在新文科人才培养应用中的最新成效。

6、历史学院师生赴莱西姜山镇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7月22日，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师生在莱西姜山镇开展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由我院党委书记修志君带队，8名学生成员分别是来自我院2016级的高筱萱、封卓然，2018级的黄璐璐、任文倩、金晴、崔楠，2019级的于文宁、孙琇。本次活动的相关师生前往莱西市姜山镇进行实践考察学习与研究，着重考察前保驾山党支部纪念馆及旧址，弘扬红色革命精神，继承红色历史基因。本次活动不仅加深了成员们对胶东红色历史基因的了解，也强化了同学们把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实践运用的能力。

1、 王鹤琴副教授：大德寺五百罗汉中的唐僧师徒

7月2日，历史学院王鹤琴副教授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一同线上研讨“大德寺五百罗汉中的唐僧师徒”。论坛结合史料史证，从中外交流的角度出发，独特的研究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2、 赵伟教授：明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

7月3日，历史学院赵伟教授线上开讲“明永乐时期儒学的两种形态”，讲座以明朝儒学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教的交汇融合为背景，阐述了儒学的“两种形态”。讲座内容深刻，发人深省。

3、 齐鲁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齐健：追求彰显理性光辉的历史课堂

7月6日，齐鲁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教授齐健向全校师生开设主题讲座——“追求彰显理性光辉的历史课堂”。他强调历史教育必须走出上位不清下位糊涂的窘境，从政治、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来进行整体审视与理解把握，指明了历史教学的新方向。

4、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罗马历史的启示

7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教授向全校师生开设线上讲座——罗马历史的启示，杨教授通过丰富有趣的史实例证，向同学们呈现了一个多彩的罗马帝国，并阐释了罗马历史对我们的启示。讲座十分精彩，给同学们带来了一道丰盛的文化大餐。

5、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利华：环境史----从时间纵深中认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

7月8日，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利华面向全校学生，以环境史为对象，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全新的研究对象彰显着历史研究的时代性，为同学们的学习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6、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中国文化心态的原型及其当代影响──以“天道圣明”与“自我神圣”的二元反转关系为例

7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向平应我学院邀请为大家讲解“中国的文化心态”，讲座从社会学、史学、哲学等多方面分析根植于中国人内心的文化心态，并举了很多事实例证，既有极高的时代性，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比赛作品展示

优胜奖：2018级人文实验班 化仪

从《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2018级人文实验班）

摘要：“格物”是儒学的根本，在儒家教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宋明儒学的代表人物，两人对“格物”说有着不同的理解。通过比较他们在《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关于“三纲”“八目”的不同阐述，理解他们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认识，从而把握其不同的思想特点。最后，探究两者不同思想的原因与联系，从中体会新儒学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问》《大学章句》 格物致知

《大学》作为“四书”之首，系统地提出了儒家为人、治学、入世、治国的纲要,对研究儒家思想有着无法取代的学术地位。客观来说，《大学》是一本激发智慧的书，它提供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纲领，但纲领的内容究竟如何，要看个人的体会与理解。历代思想家就其内容引发的争议，实则是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议。本文通过对比朱熹的《大学章句》和王阳明的《大学问》，分析两者对《大学》某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对于“格物致知”的不同认识，以此窥见其思想的不同。

朱熹和王阳明是宋、明新儒学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分别为理学与心学的代表人物。阳明思想又经历了先进入朱子思想系统，后又转出的过程。两者思想的联系与差异，是宋明理学绕不过的问题，也是学界一直以来关注的重点。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重点分析了朱熹和王阳明思想的不同。候外庐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中也将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关系作为重点阐述对象。陈来先生更是将朱熹和王阳明思想做了深入研究，著有专著《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宋代以后，儒家特别重视“格物”，“格物”一度成为儒学区别于其他学说的重要标志。对“格物”的认识促进了儒生思想的形成，儒生的不同思想又促成了对“格物”的不同认识。当代著名儒学家冈田武彦先生说道：“宋明儒学的思想史其实就是对‘格物’的认识史。”[1]马一浮先生也在《复性书院讲录》说也直言：“向来大学说格物，各明一义，异执纷然。大略不出两派，一宗朱子，一宗阳明。”[2]所以分析这两人思想的不同，尤其是“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是这一阶段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

近二十几年来，以“格物致知”为切入点，研究朱熹与王阳明的学术成果很多。如：陈声柏于1998年出版的《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揭示了朱子学对阳明学的重大影响是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赵峰于1998年出版的《论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对朱熹的格物之说重新清理,论证格物之“物”主要指人伦日用之“事”,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对儒家价值的认同; 罗安宪于2012年出版的《“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系统论述了“格物”与“致知”的先后次序问题等等。最近几年，学界还偏重于研究“格物致知”思想在诸多领域的现实意义，如2014年蔡铁权的《“格物致知”的传统诠释及其现代意蕴——一种科学与科学教育的解读》。通过分析研究现状，我们发现以往成果大多是分析朱王一人的“格物致知”思想，或者是针对“格物致知”某一方面展开讨论，抑或是整体上比较两人“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很少有以《大学章句》与《大学问》为材料出发点，探讨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

一、《大学章句》与《大学问》

古本《大学》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撰成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之间。汉宣帝时戴氏叔侄分别所辑的书《大戴礼》与《小戴礼》,内容结构十分凌乱。二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圣传之指(旨),粲然复明于世。”朱熹也“间亦窃附己意, 补其缺略。”[3]

朱子将其编为《大学章句》，并将其定为“四书”之一，大大提高了《大学》的地位。他在《大学章句》中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在用传对经进行逐条解释的过程中，发现古本《大学》中缺少对“诚意在致知”和“致知在格物”的解释，认为是由“阙文”所致，于是据二程意“补格物致知传”。同时，他还发现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按照八条目应有的顺序，而是出现在传文开始的地方。他将这解释为“错简”，并把对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的解释之前，将诚意部分所引诗文析离成四个部分，分别作为对“三纲领”和“本末”的解释。将“未之有也”后面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移置增补的格物致知前，认为“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朱子的这种改动被后人称为“移其文、补其传”。后人把经过朱熹改动的版本称为《致本大学》，而把《礼记》中原来的版本称为《古本大学》。显然，现传的《大学章句》是朱子潜心研究，严谨修改过的版本。尤其是其所作的“格物补传”，更是突出体现了他的理学思想。[4]

1518年（正德十三年），已悟得“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在赣州刻古本《大学》，并作《大学古本旁释》、《大学古本原序》。阳明先生认为《礼记》中《大学》原文并没有错简或缺漏，讲学悉以旧本为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载:“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岁，在赣……七月，刻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故不必假于见闻。至是录刻成书，傍为之释，而引以为叙。”[5]其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王阳明反对朱子版《大学》的原因是“格致本于诚意”。所以，抓住“格物致知”这一问题，便是抓住了两者对于《大学》不同认识的关键问题。 1523年（嘉靖二年），五十岁的王阳明揭示“致良知”之教后，删改增补《大学古本原序》为《大学古本序》。王阳明在序中批判朱熹“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6]，倡导推行古本《大学》。1527年，阳明先生于生命最后，特意为弟子讲授其关于《大学》“三纲”的体认。这一讲授在由其弟子钱德洪录成文本时取名《大学或问》，后改为《大学问》。关于《大学问》，学者多认为它乃阳明晚年定论，是与《传习录》同样重要的阳明学代表文献。它既代表了继朱子对《大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诠释方向，也充分表达了心学的基本思想。

由此可知，《大学章句》与《大学问》是理解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极佳作品资料，“格物致知”又是两个作品观点的最大矛盾点。所以，从《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分析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差异便是把握住了问题矛盾的关键。

二、 从三纲的理解看求索方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7]无论是朱熹所作的“新本”，还是王阳明所推的“古本”，都把“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视为《大学》的三纲领。三纲领直接点明了儒学的两大问题——修身与经世。虽然朱熹与王阳明对三纲的理解都遵循儒学道统，围绕着儒学的这两大问题，但却有很大的不同，带有很强自身思想的色彩。他们对三纲的不同解释，暗示了其不同的求索方向，为“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做下铺垫。

首先关于“明明德”，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解释为:“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8]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解释说：“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也，是故谓之‘明德’。”（《大学问》第二段）可见二者都肯定“明德”是指本体之明，“明明德”是指复归本体之明。至于这个本体是什么，朱熹在此处没有明确说明，但结合朱子哲学的本体论，我们可以将“明德”理解为心之本体或者是本然之性，是完全没有气禀物欲昏蔽影响的理想状态。紧接着，这种状态还有另一个特点——“具众理而应万事”。朱熹肯定“心具众理”，人的内心有先天的道德品质,因此提出了“居敬涵养”。但是由于他强调气质及由此产生的物欲私欲，致使作为意识活动的心不可能完全合理，所以他不承认心即理，也不相信心能自正，意能自诚。那么这种具有众理的心之本体如何获得，朱熹只得往外寻找答案。

与朱熹理解不同，王阳明在解释“明德”时用了“自然灵昭不昧”一句。他认为“明德”就是“心”，或者说“良知”，是人人皆有的“天命之性”。由于私欲，“良知”也会被蒙蔽，但王阳明不扩大这种私欲的作用，仍然相信心可以自明。“明明德”要在内心处下功夫，强调通过去除内心的私欲，最终达到“自明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大学问》第二段）可见他与朱熹向外求“理”的方法完全不同，是一种关照内心，向内求索的修身方法。

（二）关于“新民”与“亲民”

再者关于“新民”与“亲民”之争。朱熹改“亲民”为“新民”，“新者,革其旧”,是革新之意，强调自身明明德后,还应推己及人,使别人也能够“去其旧染之污也”。按朱熹的说法,“新民”也是明明德,只是主体变了,是使别人明明德。在他的理解中,“明明德”和“亲民”便有内外本末的区别，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王阳明则认为，应将“新民”改回“亲民”。他在回答徐爱问“作‘亲民’有何依据”时说：“‘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9]。由此可知，他将“亲民”解释为古本中“亲近人民”之意，是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是怀着慈悲怜爱之心教养百姓。正如他在《大学问》中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大学问》第四段）阳明认为“明明德”就必须要以“一体之仁”对待天下万物，即“亲民”。能做到“亲民”便也可以说是“明明德”了。王阳明从“仁”、“万物一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这两者本身就是同一件事。同时，他还指出朱熹观点的逻辑漏洞，认为本末之分是建立在承认“明德”“亲民”本为一物的基础之上的。但“新民”与“亲民”含义大不相同，朱熹作此更改，显然表明其不知道“明德”“亲民”本来是一事。不是一物，又何来本末之分呢？

冯友兰先生也将“在亲民”与“在新民”两者做了比较，指出：“‘在亲民’的那个‘亲’字表示出‘己’与‘民’的内在联系，而‘新’字就只能表示出外在的联系，那就不是‘仁’了。‘亲’表现为‘爱’，我们常说‘亲爱’，或‘热爱’。可见，‘亲’是‘热’，而‘新’则是‘冷’的。‘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朱熹的解释，颇有道德教化的意味。”[10]之所以造成此矛盾与分歧，我认为与二人强调的内容不同有关。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我们可以看到朱熹较严厉，强调权威的道德教化，强调伦理规范制约的意义。而王阳明则更温和，以“仁”将其统一为一物，回归于他所理解的“明明德”的道德自觉。在对待伦理原则上，朱王显示出发展的不同方向，一是把伦理原则夸张为普遍必然的宇宙规律，一是把伦理原则说成主体先验的内在本能。由此可见，朱熹继续往“外”走，找到了“伦理权威”、“普遍规范”、“道德理性”，王阳明继续往“内”走，找到了“内心感知”、“圣贤君子”、“道德自律”。

（三）关于“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朱熹对“止”的解释是“至于是而不迁”,包含两层意思:“至于”和“不迁”,“至善”是最圆满、最高的善。“止于至善”即达到至善且永不动摇。结合他强调的“理一分殊”，我们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所讲的“至善”应该是极尽穷理后把握了宇宙万物之“理”的最终状态。即物后经推类扩充得到万物的总规律，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可以言行无所失，正确处理一切事情。王阳明特别强调“止于至善”。他认为“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那么，在阳明先生看来，至善是什么？首先，我将他在《大学问》中说的“至善”理解为“良知的呈现”，即所谓“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的主要作用是判断善恶。“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大学问》第十二段）一旦至善发见，便是良知呈现，是而为是，非而为非。所有的“议拟增损”都是“私意小智”，都不是至善。此外，阳明认为“至善在吾心”。他提出达到至善的方式就是“慎独之致，惟精惟一” ，这就否定了朱熹对于“至善”的外向求索。

王阳明认为朱熹“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 而造成了“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的混乱局面。（《大学问》第六段）王阳明将至善视为明德亲民的规矩，来掌握判断明德亲民的尺度与轻重。如果明德亲民没有至善的参照，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或发展为虚罔空寂，对家国无施的佛教思想，或发展为将其利用为权谋智术的功利思想。

三、 “八目”与“格物致知”的理解

（一）“八目”重点与次序的不同理解

关于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此八目，朱熹与王阳明有两点突出性的不同。首先，由王阳明的“格物”论可知，《大学》所阐述的中心思想是“诚意”，虽然“致良知”思想成熟以后，他将“诚意”深化为“尽致知”，但他仍然十分重视“诚意”在整个《大学》中的作用。他将“诚意”作为格物致知的根本，同时也是其他条目的根本。“诚意”是根本功夫，“格物”等是枝叶功夫，根本功夫融入其他枝叶功夫中。八目是以“诚意”为根本的整体关系，并不是若干孤立的过程。因此，王阳明则认为没有八目次序之说，身、心、意、知、物，虽然分别都是某种功夫所针对的具体对象，是“工夫所用之条理，各有其所”（《大学问》第十二段），但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虽然都有各自的工夫含义，但其实也只是一件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阳明理解的“格物致知”必然是围绕着“诚意”这个根本展开，并且注重与八目其他过程的联系。

但朱熹则认为“格物”是《大学》思想的核心观念，他曾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朱子语类》十四）另外，他在新本《大学》中提出；“先格物，后致知。先致知，后诚意。”这样，他便将这八目定了先后顺序。在此，我们仅分析“格物”“致知”“诚意”的先后顺序，以此看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其实，朱熹也将“敬”或“诚敬”作为做学问的根本、格物致知的本原，这比较接近阳明的“诚意”说。他虽然提出“穷理”与“居敬”并用，但是仍然偏重究理。朱熹的“格物”，是指对外在客体的考究，强调的是对客体的行为；“致知”，是指主体知识的扩充，强调的是主观的结果。“格物”是方法行为，“致知”是目的和由此而得的结果，两者为因果关系。因为偏重究理，所以他很容易强调先“格物”，再“致知”，最后才是“诚意”。在对待八目问题上，阳明与朱熹理解的重点不同，理解的八目次序也不同。

（二）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

对八目重点与次序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了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之说上理解相异。分析两者格物致知思想不同，也是历来学界研究王阳明与朱熹思想不同点的重要入手之处。古本大学未对格物致知说做出解释，朱熹在整理“传”中，增补“格物致知”传，阐发理学方法与修养论，带有鲜明的程朱理学色彩。而王阳明则认为朱熹的“格物补传”是“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11]（《大学古本原序》第二段）。所以，该问题表面是两者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其实是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对话。

朱子在格物补传中解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12]，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这就将心与理分别开来，心与理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个体。这样一来，理与物都在心外，皆属客观的存在，心的活动基本就是一个认知的活动。这种在主客关系中表现的心，便是认知心。我们想要真正理解朱子所说的格物致知，首先要明白理解这种“认知心”。新儒学发展到程伊川，以道德为理想的目标未变，但方法与心态发生了改变：道德心或者道德主体，转变为认知心或认知主体，因而产生经验的倾向。这种“认知心”与孟子学说提倡的“心与物相通，心能主宰物，理即是心”的“道德心”相对。这种变化，在伊川只见其端绪，所以“多隐而未发”，朱子继承了他的这种思想，使认知心态有了较大的发展，以此为发端构建了新儒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学思想系统。在此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认知心”与“道德心”的提炼，不过只是我们后代的确定，朱熹本人并未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韦政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说：“在朱熹心中，是否认识到他与孟子两种不同心态的不同，也很是可疑。”[13]由认知心态赋予格物致知的这套新观念系统，是朱子教人的不二法门，他充分相信，经由此法门，便可以进入圣贤境界。

如果说朱熹的“格物”是按照认知心态，向外对客体的考究，那么何为“致知”？一般对“致知”之“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为人莫不有的神明”（《大学或问》卷一）的“能知”；一是指“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大学或问》卷二）[14]的“知识”。然而，朱熹的这种认知心态，便决定了他目标所致之“知”多强调经验知识，而非道德知觉。人心都有知识，但由于理有未穷，因之一般人心所具有的知识都有所不尽。人必须要经过即物穷理以至其极的切实工夫，才能拥有无所不尽的知识。这便是“格物致知”的基本含义。

在朱子广泛的格物说里，我们发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总是把道德要求与认知要求相混淆，想要以认知的要求，去达到道德的目的。这就导致朱子对两者的意义只是反复解说，却没有真正清晰地做出解释。总体而言，结合众多学者对朱子格物说的分析，朱熹的格物说大致如下：

院刊《浮山春秋》编辑部

文编 王昌晟 鲁宇航 孟飞龙 白艺璇

编辑 金 晴 李丙南 李玉洁 王艺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