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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学微信群的公告说罗望弟、罗闻弟同学的母亲刘雨竹去世了。2021年1月24日的“大夜”，全班计划24日上午去祭拜，“有时间参加的同学，请于上午10点在桐梓坡车站集合后一起去周家咀”。

我出身农村，在外读书工作40多年，加上父母早逝、祖屋典卖，回家乡的次数屈指可数。加入小学微信群后，同学们常有红白筵席相邀。回家乡坐到同学家的院坝里，眼见廊廓依稀、山水似旧，人生好像转过一个大圆圈又回到原点，往往悲欣交集。

而关于罗望弟、罗闻弟这两位女同学，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她们有一个闻名乡里的疯子母亲。

原来，那个疯子的名字叫刘雨竹呀。

我的小学是一座寺庙改造成的。

寺庙大门的三门殿，改成了三间教室。教室里的课桌和长凳，都是寺庙拆下的大廊柱做的，刻着歪歪扭扭的字和分割线。黑板上有许多斑点，露出了白石灰的底子。

进殿后的院坝里，排着两组花坛，花坛里植着三株山茶花、两株石榴和一棵芙蓉树，左右两间厢房也改成了教室。从居中的宽石阶上去，原是寺庙的天王殿，现在是教师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办公室是敞开的，没有分隔，时常有犯错误的同学站在天王殿里罚站。

天王殿后面有更宽阔的石阶上到大雄宝殿，左右有许多间厢房。左厢房住着高瘦的游大木匠，右厢房住着矮胖的陈大木匠。

“大木匠”是专做粗活的木匠。陈大木匠是游大木匠的师父，二人业余时间帮人做棺材，我外婆的棺材就是他们做的。平常，他们还在我爹的煤厂里砍厢木——就是支撑煤矿巷道用的木头，不是什么技术活儿。

一个学校都见不着菩萨的影子。一次，篮球滚到了操场坝外面的水田里，我下田去捡拾，抱球往回走时，踩上水里的一截青石滑了一跤。刚站起来，一个菩萨的面相暴露在我眼前，原来菩萨被掀到水田里了。那尊菩萨的发髻缺了一块，是农民的犁铧刮掉的？还是有人故意敲坏的？这让我思考了许多年。

冬天，空阔的寺庙里十分清冷，学生们在课间最爱玩的活动是“挤爆幺乖”。一排人背靠教室后墙，往一个方向挤。赤脚的、耳朵和指头长了冻疮的、挂鼻涕烂了鼻尖的，都挤得满头大汗。谁被挤出了队列，那人就是“爆幺乖”。“幺乖”在我们这里是“乖宝宝”的意思。

这么玩儿，难免发生事故。因为教室后排还放着快二十个竹背筐，是拿来装猪草、牛草的。一次，一位梁姓同学被挤到竹背筐上，手指插进竹筐眼里，就折断了。

有时，竹筐里还放着同学背来的弟弟妹妹，大多因为家里无闲人照顾婴幼儿。在我们班，罗望弟和罗闻弟经常背弟弟来学校。她们的邻居古木贵说，姐俩的妈妈是疯子，发病的时候不管孩子。

罗家小弟眼睛圆圆的，小脸胖嘟嘟的，只有一两岁的样子。他坐在背小娃娃的细竹筐里，只有胸口以上露出来。大人怕他受伤，在竹筐边沿镶了蓝色棉布，他的两只手在背筐边，一刻不停地做“虫虫飞”。有一阵，同学们学唱《火车向着韶山跑》，弟弟学会了里面的“呜”和“嗨”的发音。从此，他便不分时刻地在教室里发出有趣的“呜呜”或“嗨嗨”声，还一个人嘎嘎大笑。

罗望弟、罗闻弟是全学校最漂亮的女孩子。她们的爸爸是国家工人，常在城里买回各色花布。她们的妈妈是地主子女，针线活不错，能给她们做小裙子、小衬衣、列宁服。那些裙子上绣着花边，衬衣镶着蓝色布条子，和画报上的海魂衫一个样。

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安排罗望弟、罗闻弟坐一张课桌，其余的课桌却是男女混坐。二年级秋季分配座位时，我突然站起来对班主任潘吉昌说：“大叔，我要和穿花裙子的罗闻弟坐一排。”

潘老师愣了一下，然后将手里的粉笔头向我扔来，呲着牙大声骂：“你给老子想啥呢！”

1977年初冬，一个穿长皮衣的推销员来到我家，用一台编制草绳的机器换走了我家的全部积蓄，顺便送了一袋大白兔奶糖。吃奶糖时，我悄悄留下一颗，预备到学校给罗家小弟吃。

星期一，弟弟没有来。星期二，弟弟还是没有来。我在操场边摸出藏在夹袄里的大白兔奶糖，发现糖已经润湿了。我很想去问问罗望弟姐妹俩，为什么没背弟弟来学校。

到了星期三，连罗望弟和罗闻弟都没有出现在教室里。课间操的时候，古木贵凑到我的耳边说：“弟弟被他妈妈鲊来吃了，生日待客吃的呢。”

“鲊”是蜀南地界的一种烹饪工艺，和贵州等地的酸鲊工艺截然不同，更类似于时下的粉蒸菜品。

我不是很相信，可是再过一星期，罗家姐弟依然没有出现在学校里。一天放学时，我滚着铁环追上古木贵，说要去看看那个女疯子。

我们站在远离周家咀院子的堵水田（有储水功能的大田）的田埂子上，古木贵指着院坝里的一个妇女说：“就是那个疯子婆娘。”

那时，疯子正从院坝里端什么东西进屋，我只看见一个长发披肩的瘦削背影。

微信蜂鸣又响起，一个昵称为“云淡风轻”的人说自己是罗望弟，请求加我好友。我点了接受，一段文字便急不可待地跳出来：

“铁环王你好，还记得那个穿花裙子的女孩子吗？44年没有见面了。母亲临终说一些旧事，又听古木贵说你在搞写作，因此请你一定在23号前到周家咀，我把我家里的故事给你做写作素材。”

其实，在接到公告时我就开始焦虑了，犹豫着要不要去祭拜。虽说传统教育告诉我们“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可对一个杀孩子的母亲，我心里没有勇气，也不能释怀。

夜里11点，我躺上床才给罗望弟回信，说自己第二天上午回去。原以为决定了就可以安心睡觉，没想到辗转反侧数小时，天亮了才迷迷糊糊入眠。

上午10点，我赶到周家咀。

村道离院子还是隔着那一段堵水田的田埂子，仔细看，过去铺满田坎的铁笕草已经不见了，田坎用水泥硬化了。堵水田里芜杂地立着再生稻的茬子，一只青庄独自在浅水里搜寻食物，它并不怕人，我经过也不飞。

下车时我就注意到，周家咀院子没有高挂飘扬的“望山钱”。不挂望山钱，说明逝者家里没有请“装牛匠（做丧事礼仪用品的匠人）”，预计也不会做什么道场。这样简约的丧事，我倒是第一次见。

走入院坝，只见古木贵提着一只热水壶从院子的另一头走来，我们互相打过招呼，他开始大喊：“铁环王老表来了！”

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从大门里出来，古木贵介绍说：“这就是罗闻弟呀！”接着，又有一个女人出来，古木贵还来不及介绍，我抢着说：“这个是罗望弟。”

堂屋里，果然没有设置灵堂，一具单薄的躯体躺在堂屋左侧的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叶黄纸。我接过古木贵递过来的三柱香，对亡者鞠了一躬就插在香座上，然后回身接过罗望弟递来的茶盅，到一旁的四仙桌旁坐下。

俩姊妹坐过来，与我客套寒暄了几句，之后罗望弟把手里的一本杂志递给我。这本杂志封面有某历史文化研究会2019年出版的创刊号，我拿眼神问她什么意思，她说：“你看看目录第71页《他曾服务于驼峰航线》，那里面介绍的就是我外公。”

我忙埋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不长，说的是一个名叫肖涤新的人，1931年参加川军航空学校第二期培训，毕业后任命为上尉飞行员。1937年抗战爆发，他编入中央空军第33侦察机队，参加长沙保卫战，击落日本敌机一架。1939编入轰炸机大队，1940年因眼疾，改任成都空军军士学校教官兼任飞行大队大队长。1940年至1942年，肖涤新回到老家，动员上万民老乡到成都，负责太平寺机场和新津机场的基建工作。还先后担任云南陆良、昭通航空站站长，一直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做地勤服务。

我一口气读完才抬起头，罗望弟说：“是我亲外公呢！外公被镇压后，外婆把我妈抱养给了她后家兄弟。我妈随了舅舅的姓，把肖雨竹改为刘雨竹。”

“你再来看看这是什么？”罗闻弟拉着我的手到挺尸板前，揭开被盖的一侧，只见亡者右手腋下放着一个泛黄的白布包裹。

“里面是我弟弟，就是我背到学校里去的弟弟。”

罗望弟说，1977年农历冬月廿五，是她父亲的生日。

那时，她父亲平常每月会给家里20元生活费，足够一家人花。但进了10月之后弟弟生了病，整夜地咳。院子里的老人说是百日咳，村里赤脚医生也说是百日咳，可吃了药也不见好。到了冬月，弟弟生病把家里的钱都花完了，父亲生日的前两天，母亲就开始为没钱割肉打酒发疯着急。

“她让我同她一起去跟邻居借钱，走完一个生产队也没有借到。回到家里坐一阵，想起爸爸喜欢吃豆花，于是独自抱着一只升子（木头量具）出门去借黄豆子，隔半天，远远地见她恹兮兮地走在田埂子上。近了，见她的怀里抱着的是一只空升子。”

冬月末的一个星期六，姐妹俩夜里就没有听见母亲屋里有弟弟咳嗽的声音。星期天一早，她们和往常一样，欢欢喜喜去5里外的桐梓坡车站迎接父亲回家。临出门时，母亲递还给了她们一人一只烤红薯。

临近中午，她们才接着父亲。同父亲一起下车的还有他的一个战友，他叫任世平，山东人，在新疆工作。他们一行人匆匆往家赶，回到家，母亲站在皂荚树下欣喜地等待，四仙桌上已经摆好一木盆葱香鲊肉，一盆白水寿面，一碗鱼香激胡豆，一盘油炒干胡豆，一碟臭豆腐，一碟摊豆豉。

闻着香喷喷的饭菜，父亲和战友没有洗手就上了桌。他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从城里买来的“戎春牌”瓶装酒，一边回忆着以前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时的旧事。

一桌子菜吃得干干净净，父亲醉了，任世平却一点也没有醉。父亲上床休息后，姐妹俩缠着任叔叔讲故事，直到天黑了下来，屋里点上了煤油灯，父亲才拍着脑袋起了床。

母亲又往四仙桌上摆菜，父亲手持筷子突然问：儿子在哪里？这一天，大家都把他给忘记了。当几双眼睛望向母亲时，她站在闪烁的灯影里默不作声，之后大家立即在屋子里四处搜寻，不见人影，父亲连续问了数遍后，她还是一言不发，像傻子一样站在屋里。最后，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如此，她才轻轻地说出一句话来：“我忘了，忘记弟弟到哪里去了。”

无奈，一家人把自家的旯旮角角搜了个遍，又去院子里的阳沟、茅厕及附近的水田沟渠寻找，终是一无所获。天亮后，搜查范围进一步扩大，遍布每一户乡邻。

到了下午，一个村子被搞得鸡飞狗跳。他们还砸烂了“仙婆”家的神坛，因为罗望弟告诉父亲，弟弟生病时，母亲带他去马脸仙婆家观过“花”（传说可治病的迷信活动）。父亲认为儿子失踪与搞迷信活动有关，差点搞到要火烧仙婆神坛的地步。村干部赶来劝阻，他们才停止了放火，却把村干部揍了一顿。

连续两天，罗家姐妹的母亲刘雨竹就坐在屋檐坎上的竹凳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丈夫几次要打她，却被战友紧紧抱住。姐妹俩跟着大人四处奔波，没有吃任何东西，看到父亲和任叔叔在幽暗的堂屋喝酒，她们哆嗦着走过去，向任叔叔要酒喝。

火辣辣的液体流进了喉管，罗望弟猛烈地咳嗽了起来。之后，她突发奇想，央告父亲去找仙婆“观花”：“也许她知道弟弟在哪里呢？！”

屋里的空气凝固了。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才吐口，一行人又往仙婆家去了。好在脸色苍白的马脸仙婆“不计前嫌”，她在砸烂了的神坛前作法，过了许久，闭着眼长叹一口气：“你们把弟弟度化了。”

罗望弟心里不明白，追问：“我们怎么把弟弟度化了？”

仙婆微微开眼，冷冷地说：“你们把他吃了！”

过完生日的第三天，罗父和任世平一人牵一只小手，把两个女儿领到了新疆。任世平是建设兵团的后勤干部，他到四川来并不是为了给老战友过生日，而是奉命到川南的三线兵工厂验收装备。

“任叔叔最初参军也是在解放军枪械修理所，还做过我父亲的一年徒弟。后来任叔叔去抗美援朝前线立过许多战功，回国后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父亲则回到家乡的农机厂。”罗望弟说。

她们父亲到新疆建设兵团后，做回本行，成了枪械所的一名技师。离开妻子刘雨竹后，他终生未娶，只每个月按时往四川老家寄钱。他独自抚养两个女儿念完大学，她们一个成了人民教师，一个做了石油工程师。

2008年，罗父去世，享年78岁。

在去世的前两年，他开始怀疑当年马脸仙婆的判断，然后自责，再后来就责怪两个女儿。他经常自言自语，说就算刘雨竹有神经病，也不能对自己的孩子下手，“正宗屠夫也做不出来呀，杀过7个人的任世平也没这胆呀！刘雨竹绝对是被冤枉的。走，我们回去审问马脸仙婆”。

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的他一把扯开鼻氧管，一只脚刚落地就接不上气，忙缩回病床上，让人赶紧接上氧气。

其实，罗望弟何尝没有过“母亲是被冤枉”的念头？只是这念头触发的胃痉挛疼痛，阻断了她的思考。罗家姐妹俩，大半生都在刻意遗忘这件事，这两个人。

在那些被罗家姐妹刻意遗忘的日子里，她们的母亲刘雨竹固执地用一年四季的包裹剥开她们结痂的记忆。她后半辈子对酱菜无比执着，丈夫带着女儿去新疆后的最初30年，她不胜其烦地邮寄酱菜，有土陶罐盛的，有玻璃瓶盛的，有塑料袋塑料瓶盛的。

可她并不知道，无论是丈夫还是女儿，任谁接着邮递员递来的包裹，转身就会投到远离住所的垃圾站里。

罗望弟讲述的时候，古木贵一直在关照着刘雨竹面前的香火和油灯，他往灯碗里注满油，转身坐到四仙桌旁，叹息一声道：“因为弟弟这件事，你们一家人都苦！”

“自从你们三爷子走后，罗叔叔每月把钱寄给我爹，刘嬢嬢就在我家生活。她有半年多没有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回屋后，也没有见她亮过灯。她说话后，就去旱地里种了胡豆、黄豆、七星椒，开了一片小麦地（这些都是做各种酱菜的原料）。开春后，她做胡豆瓣酱；立夏了，她做盐麦酱；立秋后，她又做水豆豉；刚立冬，她就做摊豆豉、臭豆腐。一年四季，人们隔着一块堵水田都闻得到院子里的酱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是酱坊。”

小时候，古木贵禁不住盐麦酱的诱惑，就用手指去蘸酱缸里的麦酱吃。有一次被刘雨竹发现了，拿一根竹竿追了他几山几坳，吓得古木贵以后回自己家吃饭都得等她吃完走了，才能悄悄潜回去。隔了好一阵，刘雨竹才忘记了这事。

“她在我家搭伙吃了30年饭，我就见过她做了30年酱，可我们家就没有吃过她的酱菜。你们倒好，把她种的、做的、千里邮寄的酱菜，竟然都扔了。”

这话说得直白，我看见罗望弟尴尬地卷着书页，罗闻弟也红了脸。可古木贵并不在意，他瞥见指路灯的灯芯头结了花，就蹲到停尸板下拨弄灯芯，继续说：“罗叔叔邮寄的生活费，哪里是做了生活费呢？大都是刘嬢嬢拿去作邮费了。”

邮寄包裹时，刘雨竹会对邮递员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包裹在半途中坏了。她甚至担心乡里的邮递员会偷食酱菜，因此常躲在邮政局外面偷窥，直到邮政局关了大门才离开。

冬日的天色黑得早，屋子多年不住人也没有通电，室内幽暗如夜。停尸板下的烛火明灯把我们几人的身影投射到半空，高高地贴到墙壁上、瓦顶上，像一只只蛰伏的蝙蝠。

“你们先去吃饭吧，我在这里照看着。”最后，古木贵打破了一屋的沉默。

这次回来，罗家姊妹俩的确没有计划大操大办母亲的丧事。她们给了古木贵一些钱，说好将简单的丧事生活安排在古木贵家里，等待明日就送去火化。

古木贵家的两对儿子儿媳都在温州务工，老夫妻在家带着3个孙子，还要照顾罗家丧事饭食，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我原本预备当晚回家住的，看见如此冷清的丧事场面，当即决定留下来，一起为刘雨竹守夜。

饭后，我回到罗家院子，遇到两个电工来牵线搭电。古木贵瞅着这空档去吃饭，我和罗望弟端了两只竹凳坐在屋门口，一边顾着丧事香火，一边看戴着头灯的电工布线。

我给电工散了香烟，问：“你们白天怎么不来呢？”

一个电工说:“吃饭时才接到古木贵喊接电呀。”

另一个电工透着一嘴的不满:“我们也是头一次遇见这样子办丧事的呢！寻常人家，死人还没落气时，搭电的、搭棚子的、摆坝坝宴的早一并联系了，人刚落气，装牛匠、阴阳、道士、茶水师都到了场，哪像这个场合，烟不烟茶不茶的。”

我“噗”的一声笑起来：“两位师傅的烟我负责给你们不歇烧的粉起，我抽一支你们就抽一支，保证你抽得嘴麻。茶嘛，古木贵吃过饭拿来茶盅就给你们泡起，喝了浓茶，回家睡不着觉，到床上翻来扳去的，被兄弟嫂骂了可不要怪我。”

两个电工嘿嘿笑一声，我转身给朋友打电话。他家开了个商店，叫他马上开车送香烟和茶叶来。两个电工一旁听着，方不闲话。

电工在堂屋里布了1盏灯，在院坝里和进院子的路道各布了2盏灯，整个院子一下子明亮起来。电工师傅忙完坐下来喝茶，刚喝两开，朋友提着一只大塑料袋子进了院子。

我上去接过袋子，开了一条香烟，送电工师傅一人一盒。朋友去祭台前烧过香行完礼，便问罗望弟她们一些“几时回来的”“伯母几时过世”的客套话。

罗望弟一一作答。原来，两姊妹已经回乡半月了，一直在医院里陪护。我很好奇，近半个世纪不见面的母女，见面时该是什么情形，就问：“与刘嬢嬢四十多年不见,你们见面时互相认识么？”

罗望弟没有理我，却问一旁的朋友烟、茶多少钱。

院子里涌进了白雾，古木贵去家里提了一个柴炉子生上火，4个儿时的同学就在堂屋里烤火，听罗望弟继续讲述她家的事情。

她说自己是1月9日接到母亲住院的通知的，那天她正在给党校的递进班干部上课，一整天都五心不做主，犹豫着是否回来。她还想过委托养老院处理后事，但是当天夜里，她第一次梦见了母亲，“我梦见她坐在屋门口的竹椅上，对着阳光，往一条花格的确良裙子上绣蝴蝶”。

第二天，罗望弟把养老院的通知和自己的梦都告诉了妹妹。电话里，罗闻弟迟疑着说自己上一夜也梦见母亲了，梦见她飞针走线绣一只白蝴蝶。蝴蝶展着翅膀在她手里正要飞，可屋檐瓦上顷下一注雨水，蝴蝶的翅膀就浇烂了。

“我们在电话里说着自己的梦，哭了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为母亲哭，也是我们第一次打开心扉想起她，然后我们一致决定：回家照顾她。”

到医院见着母亲时，她正在睡觉。医生说她得的是骶骨肉瘤，刚打过吗啡。到了半夜她才醒来，在白炽灯下，她睁开眼睛缓了一阵，就准确地叫出了姐妹俩的名字。然后她问：“罗兰呢？”

见姐妹俩低头不语，母亲闭上眼睛，轻叹一声：“多么强壮的小伙子呀，怎么比我还先死呢？”

然后，她就开启了对琐碎往事的回忆。

刘雨竹18岁那年的4月，地主婆娘笑眯眯地带着一个退役军人到她家的茅草屋里来。

这个地主婆娘就是刘雨竹的亲生母亲。她的丈夫肖涤新在运动中被杀，她只好带着刚满10岁的女儿来到山坳上的这个茅草屋投奔兄长，恳请他收养。

这次，一身补丁的地主婆娘再次到来，是为了给亲生女儿说亲。她嘴里不停地嘀咕着这个名叫罗兰的军人的好：孤儿、三代赤贫、退役志愿军，现在是工人。最后，她恭敬地请兄长拿主意。

养父拿眼看刘雨竹，嘴里还没说出话来，刘雨竹自己就大声抢着说：“我愿意嫁。”

养父低下头，口齿不清地嘀咕，意思是地主婆娘当年嫁人时也是嫁军人，还是一个啥抗日军人，最后还不是让人敲了砂罐（枪毙）。若这次再让刘雨竹嫁退役军人，他担心她会有一样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地主子女是否可以高攀志愿军，他得去请示大队干部，请示公社干部。

日落时分，养父领着干部们进了茅草屋。干部们一边查看证件，一边盘问罗兰为啥要娶刘雨竹，“为啥看上了一个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女？”

罗兰并不慌乱，说肖雨竹——现在的刘雨竹——是反革命分子肖涤新的子女不假，可党的政策他是分明的，讲不唯成分待人。刘雨竹穿一身破烂衣服，灶台上的食物是菜叶拌糠，床上是破被子、烂草席，“这像一个地主子女过的生活吗？”

罗兰一边说，一边给屋里的人敬纸烟。干部们吸完半支烟，完全认可这种说法，又讲阶级斗争讲得口干舌燥。后来，罗兰从黄布挎包里掏出3盒纸烟分给干部们，一个干部立刻从裤腰里掏出一枚公章，在申请书上按了红印。

刘雨竹说：“那晚上，我和地主婆娘睡一张床。天亮醒来，我发现自己卧在地主婆娘怀里，一双手缠在她的脖子上。”

即使被病痛折磨得呲牙咧嘴，刘雨竹也不要医生再给她注射吗啡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怕自己睡着了，女儿们又跑了。像是怕话说不完一样，刘雨竹一刻不停地讲述着过去的事，有时逻辑清晰，有时混乱。女儿们困一觉醒来，她脸上泛着红光，还在讲：

“我是1940年12月22日出生的。”

“小时候听地主婆娘讲，她男人肖涤新原是个飞行员，回家养病时正逢收租季节。那时还不是地主婆娘的我妈，和她哥、她爹担着稻谷去他家交租子。长得漂亮的她，一眼就被肖家少爷相中了。”

两人结婚后，美国飞机要来四川，肖涤新就被招去筹建飞机场。他在县里召了上万人去成都修飞机场，每人给一块大洋、一斗糙米。

罗兰父子就是那时被招去的。当时罗兰刚满12岁，他爹眼馋大洋和糙米，就把他也捎带上了，可到成都不出两月，罗兰爹就被飞机碾压死了。罗兰告诉过刘雨竹，他爹像一只饼摊在碎石路上，也不见血，血都碾进了地缝里。

其实，罗望弟也曾听父亲讲过当年他们到成都修飞机场的事。罗兰父亲死后，肖涤新厚葬了他，还把罗兰调到军械队学技术。后来，罗兰在解放战争中被共产党的部队俘虏、留用、入党，也是他学的军械技术做了良好背书。

回望过去，罗兰想要报恩，所以退役回乡后，他四处找寻肖涤新，却发现他早已不在人世，家人也都陷入困境。于是，他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毅然决然地娶了恩人的女儿刘雨竹。

刘雨竹彻夜不眠的兴奋保持不过一周，剧烈的疼痛就让她的筋脉暴突在长满斑点的皮肤上。一天，刘雨竹喊自己要死了，说她想死在罗家的老房子里。

女儿们商量后，尊重她的意愿，就把她从医院送回了家。到家后，她又说不想死在床上，怕死了灵魂背不动大木床，因此一回家就睡在了门板上。

刘雨竹躺上门板，清醒一阵糊涂一阵。清醒时，她就说自己与丈夫罗兰在一起的年月。一年一年、一件事一件事地说起。接着又讲姐妹俩的成长，也是一岁一岁、一件事一件事地讲起。糊涂时，她指挥两个女儿给自己擦洗指头、擦洗耳朵、擦洗鼻尖和嘴角，说上面沾了肖涤新的血，腥臭得狠，来回擦了四五遍，还是喊腥臭。

如此想来，她的精神应是在那时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一天下午，昏睡的刘雨竹突然睁开眼睛，指着悬在屋梁上的大竹筐喊：“弟弟睡在竹筐里好吵呀。”

罗望弟和罗闻弟望向屋顶，果然看见横梁上挂着一只细篾竹筐——那是避免鼠害存放种子的家什。再转回头，刘雨竹已经断气。

就在姐妹不知所措的时候，古木贵回来了，他急忙找了一根竹竿捅开屋顶的几匹盖瓦，放魂升天，又去烧落气钱、放落气炮。等他忙完这一切，罗望弟才把母亲临死前说的话告诉他。

古木贵很吃惊，他从屋里搜出了一只长木槎去槎竹篮，木槎竟然“嚓”的一声断成了两截。后来，他把四仙桌搬到篮子下方，又加了一只木凳站了上去。

姐妹俩仰着头，望着古木贵取下篮子后，表情变了。等罗望弟抢到竹篮子一看，弟弟果然在竹篮里。

1月24日一早，殡葬车来到周家咀。工人师傅把刘雨竹和弟弟放进了同一只袋子，罗望弟、罗闻弟也跟着上车。

我和古木贵表示愿意陪她们去火葬场，但姊妹俩异口同声地拒绝了，说让我们好好休息。结果遗体火化后，二人携带骨灰盒直接乘飞机回了新疆。

刘雨竹的“大夜”仪式免了，20位预备参加的同学就把份子钱凑在一起，在桐梓坡的“鸿运大酒店”会了一顿餐。本地的特色鲊菜当然是一盘接一盘地上，只是这次吃，大家的心里不再有一些隐忧。

同学们谈论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刘雨竹在丈夫罗兰的生日宴上究竟鲊了什么肉。相对靠谱的分析是，她鲊了一只兔子，或许是野兔，或许是别人家的家兔。

2021年入冬后的一个傍晚，我正走在下班的路上，“云淡风轻”又在微信上问我：“还没有写好我家的故事呀？”

我答：“没有，不知道咋个写起走呢。”

“云淡风轻”说：“现在不是讲庚继红色血脉吗？一个抗日英雄，一个志愿军英雄，人物和主题都很好呀。”

我愣在原地，不知如何回答。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题图：电影《幸运是我》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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