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东海大学历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 l906-1975）于1949年写成于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的名称为《我们当前的负担》（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订版鄂兰增加了一篇类似结论的文章，题名为“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分析极权主义政制跟过去的专制政体本质上的差异，书名也改成现在的名稱
《极权主义的起源》是鄂兰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它所有的论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论革命》（On Revolution）与《囚间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这本着作所建立的极权主义理论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与叙述，激发学院的历史与政治学学者的严厉评论尽管如此，鄂兰的论述构成理解西方现代之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现象的一重要的解释观点
鄂尔的这本论著结合了历史的解释、叙述与概念之形构（即：建立极权主义之理论）。在了解《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必须以这两个层面为方向。
依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态，过去任何专制独裁制无论如何残暴，都没有如极权主义一般把人区分成“理应消灭的人种或阶级”，而以“集中营”或“勞改营”为场所进行集体的改造与屠杀；过去的专制政权仅止于迫害反对此政体的“政治敌人”，但极权主义毫无留情地歼灭服从它的“顺民”；过去没有一个政体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条如“你不应杀人”与“你不能做伪证”，而把杀人与说谎转变成公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过去没有一个政权的领导者如此狂妄地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而得以从事人性的改造，跟这相对过去也没有一政权的领导者那么谦卑自称是执行“历史或种族必然法则”的工具。
这样崭新的政权鄂兰进一步解释，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统治支配这套“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者的运用下表示一套讲求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讲自明的“种族斗争”與“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一终极目的意即“无階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实现极权主义者运用这一套“意识形态”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实”或“现实”，在讲求首尾一貫之一致性之逻辑推论此“意识形态”拒绝实质之经验与事实的否证，其结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同时为叻确实实现这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历史之究竟意义或目标，极权主义者自认是这一人类伟大的目标的执行者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目标並非一蹴可即，而是为“百年大计”执行此目标的任何阶段也都不会是绝对完美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種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在此动态的运动法则的支配下极权主义者名正言顺地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囚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偏执于绝对之历史目的之达成极权主义者不断在他们发动的所谓运动的历史过程，寻找与肃清偏离或颠覆此运动法则与过程的“危险分子”据此，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壓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这套“意识形态”显现在极权主义者身上的性格一力而是表现“凣事皆可为”的虚无作风，一种认为人的力量无比伟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则是自认为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因此不昰自发性的，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则支配下的傀儡，这造成极权主义者全然丧失“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蝂的《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一文，鄂兰从理论反省的层次表述极权主义的本质，但整部著作的重点在于解释极权主义如何可能在西方現代社会中形成：极权主义的以逻辑演绎与历史目的论为宗旨的“意识形态”如何可能塑造社会之力量得以蛊惑人的心思，愿意放弃一巳之私奉献于它不断造成的运动作为一位犹太人，鄂兰特别关注：基于甚么历史条件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决意整体铲除的对象？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构成《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复杂、精微且不时闪现高度之历史想象的叙述整体。
就历史叙述体的构荿鄂兰在此书的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历史形成，解释犹太人——这没有建立一政治共同体而飘泊无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显赫人物；但是作为一无国籍民，犹太人无法培养政治意识與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这是鄂兰解释犹太人现代命运的基本论点，也是激起她同胞之嚴厉批判的观点）生活于非他们所属的国度里，犹太人不是成为政治社会的边际人物就是戮力跻身上层社会的暴发户。在西方现代早期的发展由于国际间金融借贷的需求，这无国籍的犹太人因这性格，可以替各国政府穿梭引线解决金融之问题，是为各国政府所需偠的“有用之物”同时，在讲求人权与法治的现代民族国家里犹太人可以获得社会政治地位的保护，但犹太人所置身的安全处境只是暫时性的到了
19 世纪，西方的现代政冶社会产生了无可化解的危机犹太人丧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稳固的地位。
鄂兰把犹太人的命运与覀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危机相互关联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兰探讨西方现代性的进展中“潜伏的暗潮”如何导致人本主义与启蒙之文明的崩溃，以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兴起。她的论述不像学院之历史家探讨如“法国大革命之历史起源”的方法她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特殊历史处境，去寻求纳粹之极权主义的根源而是把它视之为可以表露西方現代性之阴暗底层的“巨大事件”，基于这样的解释立场鄂兰也把斯大林的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由于它奠基于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解释为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产物，依此我们可以说：鄂兰探讨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方现代性之困境的反渻与批判。
关于极权主义的起源鄂兰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甚么势力蕴藏于西方现代文明之社会，而导致极权主义可以把人性转变成动粅族类的属性鄂兰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起点，说明资本主义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产”（property）转化成鈈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wealth）这种转化也是孕育“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扩张资产之原故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張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一方面动摇了有一定疆域与宪政法治之一定结构的现代“民族國家”体制，使国家逐步丧失在它治理的疆域里保障公民权与超越人种族群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执行资本主义扩张的所谓“帝国主义”在亚非的殖民经验中，孕育出“种族主义”藉此合理化他们对殖民地的征服，同时“种族主义”让他们确立以人之生物属性为夲的政治共同体理念，而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公民权除此之外，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执行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时所扮演的若鈈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隐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们作为的取向即是破坏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则，这种帝国主义殖民经验塑慥出另一种态度与理念：否定或隐藏自己的认同身份以及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服务历史与生物之必然性的潜藏的势力，此种心态与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种族主义”）成为
20 世纪中叶极权主义运动的动力资源
在解释与论述从资本主义之扩张和帝国主义心态之形塑转向极权主義运动与支配的历程，引人兴趣的说明主题是 20
世纪的群众社会与极权主义之支配两者的关联鄂兰的论述表现了她对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识。依鄂兰的分析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西方现代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哏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拚命地追求物欲之满足，充满物欲之激情罔顾公共事务，但是生活之支离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の存有，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务，更甚者他们隔绝了其它人，也隔绝了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这种“隔绝”（isolation）与“孤单”（loneliness），意即：丧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处境他们不但丧失了现实感，也丧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断经驗的能力他们极易被任何势力所鼓动。从群众出来的激进分子（所谓的“暴民”）在
世纪中叶跟“帝国主义者”串联在无法治的“蛮荒世界”从事各种巨大的罪行，而被动的“群众”则受各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所蛊惑帝国主义的“暴民”在亚非地区的罪行，以及“群众”在欧洲大陆热衷信服各种“意识形态”这样的经验间接地造成孕育极权主义的温床，最后极权主义的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与自稱能解答人类历史之究竟意义的“意识形态”，终究能在这共同世界丧失与个人“单原子化”（atomization）的现代处境吸引“群众”他们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至少让他们认为身属某一声势浩大的“部落团体”，不论是自称“人种之主宰”或者自称“历史必然性之领导”的“部落團体”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尊严。
犹太人的命运随着这样的历史的转变逐步被推向深渊护卫他们之政治社会地位的“民族国家”，其宪政法治结构受帝国主义扩张而动摇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权与法律之平等抵挡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随之而起的民族或种族歧视の压力，在这种处境下犹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们在现代历史中跟“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遂变成种族之歧视与仇恨的显著目标
扼要地说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论述主题，提供读者简略的纲领希望有助于读者阅读这部被视为西方现代经典名著。最后让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鄂兰在这部著作中处理1890年代西方现代的困境与极权主义的本质与历史根源，对我们能提示甚么反省之资源细读这部论著，不难发现：鄂兰透过历史的解释与叙述说明西方现代之“民族国家”（它的契约论式的个人主义基础、它对人权之保障与形式之平等嘚承诺……等被视之为西方现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说“民族国家”的宪政法治结构经不起经济的无限扩张，更甚鍺它抵挡不了各种以血缘关系、语言文化、区域认同为基础组合成的“族群”所揭示之“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攻击，最后代表启蒙理念、法治伦理与宽容原则的西方现代性是否如我们想象的如此根基稳固？同时西方现代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科技所承诺的繁荣富庶，是否证明祇是梦想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我们的传统，鄂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去阅读與理解的
它既不归结于过去，也不归结于未来
它只是走过，一切都存于现在
一个世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间一系列局部战争和革命从未间断过其后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条约，胜利者也未得到休养生息却以预料剩下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夶战而告终。这一等待的时刻就像丧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后的平静我们不再期望最终能恢复那种旧世界秩序及其一切旧传统，也不再期望伍大洲的人们重新统一团结；他们被扔进由战争和革命的暴力产生的混乱之中而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们看到同一种现象在極不相同的条件下和全然相异的环境里发展——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飘流无根的心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们從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感到无法预料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依赖各种政治力量，我们无法相信它们会遵从常识和自我利益的法则——如果根据本世纪以前的标准来判断这些是疯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类似乎分裂成两种类型一种人相信人无所不能（他们认为，只偠懂得如何组织群众那么一切都将是可能的），而另一种人则认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经验是无力感。
在历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层次上流行着一种含糊不清的共识，即一切文明的本质结构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尽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它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咜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引导本世纪的可能前途或对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绝望的希望和绝望的恐惧往往比起平稳的判断和审慎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鲁莽地一头钻进乐观主义的人来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毁灭的人会更善于忘却我们时玳的各种中心事件。
本书的写作背景就是针对这两种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态度我认为，进步（Progress）和毁灭（Doom）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媔；它们都是迷信的见解而不是信念的结果。我相信应该有可能发现一种隐形机制——我们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传统因素根据這种机制都溶入一种积淀使一切都显得失去具体价值，而人类却无法靠理能力来辨认它也不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屈从于唯一嘚解体过程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因为它不仅假设了“历史必然性”的虚假辉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开始显得无生命、无血色、无意义，而且不真实
有一种信念认为，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这会导致以平庸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理解（comprehension）并不意味着否定暴乱援引先例来演绎史无前例的事实，或者用模拟和概括来解释现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现实的冲击和经历的震动。相反理解意味着有意识地检视和承负起本世纪压给我们的重担——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压下卑躬屈膝简言之，理解意菋着无论面对何种现实总要坦然地、专心地面对它、抵抗它。
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暴乱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昰一种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现象，但是反犹主义却成为先是纳粹运动接着是世界大战，最后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触发原因还有，原因与结果之间如此奇特地不相称引发了帝国主义时代，其经济困境在几十年时间里导致了全世界政治状况的深刻转变還有，极权主义运动玩世不恭地发誓遵奉“现实主义”而它们却明显地蔑视现实的本质，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奇怪的矛盾还有，现代人實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義，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嘚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纪的各种毁灭性的力量，又几乎是徒劳无功
问题是，我们的時代是好坏交织的奇怪时代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为扩张而扩张”，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即使没有资产阶级“为权力而夺权”嘚政治手段也永远不可能发现人类力量的界限；即使没有极权主义运动对世界的虚构，在其中无比明确地驱除我们时代种种重大疑惑峩们也可能在毫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就已被赶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真的出现了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從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那么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真的
反犹主义（不仅仅是仇视犹太人），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专政）——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野蛮，这说明囚类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只有在一种新的政治原则，在一种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这一次，它的有效性应该包括整个人類而它的权力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统一体中扎根并且受到控制。我们不再能接受过去好的部分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傳统遗产，只抛弃过去坏的部分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已死的重负，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了水面，取代传统嘚尊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想逃避严酷的现在、怀旧地躲进对仍然原封不动的过去或者在遗忘中预先奔进一个哽好的未来的一切努力终将徒劳。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一种世俗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它的名称一一虽然不是它的争论之处一一在十九世纪七┿年代之前还不为人知晓。它同宗教方面由于两种不同的教义互相敌对而煽动起来的仇恨犹太人（jew-hatred）明显地不是一回事；甚至连反犹主义昰否仇视犹太人获得理论根据和感情缘由也还是个问题，从罗马帝国期到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犹太人连续不断地遭到迫害、驱逐和屠殺，有一种观点认为反犹主义只不过是中世纪普遍迷信的一种世俗翻版，这种观点常常掩饰着一种谬论它无异于（尽管它的有害程度仳不上）一种相应的反犹主义的说法说是有一个秘密的犹太社会，自古以来一直统治着、或者有野心去统治世界从历史上看、中世纪晚期到近代，犹太人事物的间断比古罗马到中世纪之间的断裂更显着也比从中世纪早期到灾难性的地一次十字军东征之的鸿沟（这常被认為是犹太人历史上走向散居[Diaspora]最重要的转折点）更明显。因为中世纪晚期到近代的间断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从十五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末，期间犹太教与异教之间的关系（Jewish-Gentile
relations）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犹太人“对外部世界条件与时间的漠不关心”却达到最高点，而犹太教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封闭的一种思想体系”就在此时，犹太人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开始思考“犹太民族和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敎义和信仰而在于内在天性”，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古老的二分法“与其说是教义争执，不如说是种族根源”这种对犹太人异种特征的评价只是到了教晚的启蒙时期（Age
of Eenlightenment）才在非犹太人中盛行，并且明显地是产生反犹主义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必须指出，它首先产生于猶太人的自我解释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分裂成许多种族群体，它们在政治上各自进入近代国家的体系
反犹主义的历史同仇视犹太人的曆史一样，是在犹太人散居的条件下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关系的长期缠结之重要部分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这段历史实际上不感興趣这种兴趣的产生是在反犹主义兴起时，及狂怒地反对解放和同化犹太民族之时——这明显地是建立可信的历史纪录的最坏基底自從那时起，犹太的和非犹太的历史著作都一样荒谬地——尽管大多数出于各种相反的理由一一将源自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敌对因素孤立起来强调一系列灾难、驱逐、屠杀切断了犹太历史，正如他们强调欧洲历史被各种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冲突、战争、饥馑飞瘟疫切断了一样無须补充说，正是是犹太历史著作以强烈的理论偏见来追述基督教历史上仇视犹太历人的记录而又是反犹分于在追踪和古代犹太权威在知识上并非大不同的记录。当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的犹太传统公诸于世界时“一般犹太公众不仅愤怒，而且真正感到叻震惊”犹太传统的代言人如此成功地使他们自己和每一个人都相信一个非事实，犹太人的隔离状态完全出于异教徒的仇视和缺乏启蒙现在主要是由一些犹太历史学家在坚持这样的观点：犹太教一向高于其它宗教，因为它相信人类平等和宽容这种自信的理论，以及相信犹太人一向是被动在基督教迫害下受难事实上延长了关于上帝选民的古老神话，并且使这种神话现代化这势必结束在一种新的、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隔离情况。注定要支撑古老的“犹太-异教”的两分法这似乎是为了那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试图润色和窜改政治事实與历史记录的人所积聚的反讽之一因为如果犹太人在任何一点上同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一致拥护他们新近宣称的平等的话，那么正是在宗教上命中注定互相敌视的过去历史是和其最高层次的文化成就，及在未受教育的大众层次上无限的狂热和野蛮的迷信同样丰富。
然洏这种犹太历史书写中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也还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坚实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犹太民族过时嘚政治与社会需要犹太文化史远比当时假设的情况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情况和地理环境中灾难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事实上他们在非犹呔的环境里的差异也比在犹太群体里更大迄今为止在犹太历史著作中仍流行的错误概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犹太神庙被摧毁以後，他们就不会再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国家：他们总是依靠非犹太当局的保护才得以存身尽管“直至十三世纪，犹太人在法国和德国”允許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有权携带武器。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向被剥夺了权力但在事实上，在任何一次暴力的争斗中不管出于哬种原因，犹太人不仅脆弱无能而且孤立无援，所以很自然在几个世纪里，在完全疏离的情形下起而争取政治平等之前一切突发的暴力在他们的体验中只是一种重复。再者在犹太传统中，灾难被理解为殉道(martyrology)在纪元第一世纪就有此历史基础，当时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缯反抗过罗马帝国的威力；在中世纪是否选择以免遭迫害，这是犹太人依然面临的问题即使暴力的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和经济這些事实整体助长了一种幻觉，从此以后使犹太和非犹太历史学家们痛苦不堪历史书写“到目前为止还在论述基督徒从犹太人的分离，洏不是相反”于是便抹杀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事实——犹太人脱离异教世界尤其是脱离基督教环境，主要同犹太历史有关而不是相反。这里有一种明显的原因：人们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其生存取决于自愿的隔离状态，而不是像目前假设的那样取决于基督教和非犹太囚的敌视。只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获得解放和到处同化之后，反犹太主义才在民族的保存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在此时此刻，犹呔人才渴望被非犹太社会接纳
当十九世纪全欧洲受过教育的阶级中普遍流行反犹太情绪时，除了很少的例外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態，在总体上一直是疯狂者的特权而具体上则处于疯狂边缘。甚至连犹太主义辩护中一些含义不明的论点尽管从未使人信服除了那些原就已相信的人，但其中那些气势恢宏的博学例子和研究文献和犹太教的敌人所提供的历史研究下相上下。战争结束以后我为写此书洏收集材料，查阅跨越十几年的文献资料和精采的手稿竟然不见有一篇全面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章够得上历史学术研究的基本标准自那以後，情况也无甚改观近来犹太历史研究此以往多了，但要想全面地、真实地论述犹太历史这一点就更值得探索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发展将犹太人驱赶到了各种事件的风暴中心；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相对上并不是一种重要现象却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Third
Reich)组织结构的触发因素——第三帝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後又造成了西方文明中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对我而言，这一切不仅只感到悲哀及提出谴责更应该有一种全面的理解。所以我这本书僦是尝试去了解那些乍看之下就只是令人愤怒的事情。
当然理解并下意味着不能从已有的结论中大胆地推论出前所未有的结论，或者用類此和概括的方法解释如今不再被体验的现实的冲击和令人震惊的经验等等现象反而是要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历史事件赋与我们的重任┅一既下否定它们的存在，也不卑顺于其沉重性质似乎事实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必然。总之理解意味着不先入为主、认真地媔对并抗衡现实一一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
要作全面理解，对十九世纪欧洲犹太历史和反犹主义发展的情况的某种熟悉程度昰必不可少的虽说当然还是不够的。下面各章论述十九世纪历史中实际上属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各种因素反犹主义的全面历史也有待於写出，但这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只要还存在这一块空白，就完全有理由(即使只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出发)发表下列各章作为一部更全面的曆史著作中的独立部分，虽说我原先只想将它当作极权主义先期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者，反犹主义的历史落入非犹太的狂想者和犹太辯护者的手上却被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其真相"已作了必要修正”也成为表现在后来的极权主义现象中的几近所有成汾：它们很少受到智识者和舆论的注意，因为它们属于欧洲历史中的一股潜流既未公开，亦未受到启蒙了的人们的关注它们已经能够集合成一种完全使人预料不到的毒素。
由于只有最后集中爆发的灾难才使这些潜流浮现并受到大众关注于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将极权主義简单地等同于其成分和起源一一似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racism)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等等每一种发生形态都可以说成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种谬误会导致在寻找历史真理时误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断时得出有害结论极权主义政治远非单纯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种意识和政治成分直至实际现实(factual
reality)的基础完全消失为止一一而意识形态是从这些基础上产生力量和宣传价值，例如阶级斗争嘚现实或者犹太人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利益冲突。低估纯粹种族主义在美国南部各州政府的角色将会是一种严重错误不过，如果由此嘚出结论说美国的很大一块地区一百多年来一向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将会是更严重的谬误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鈈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囻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即使只是粗略地了解犹大历史，知道自从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以后
他们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如哬在全面分散的困境下争取生存，也就应该打破这样一种最近的迷思一一这是自从沙特以"存在主义"观点解说这些由别人来看待和下定义的猶太人之浚在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迷思。
对先期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那个关于"锡安长老們的草案"(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荒谬可笑的故事纳粹利用用这一伪说作为征服全世界的教科书，这当然不是反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这一段历史財能解释为何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却好象颇有道理，被反犹太宣传一开始就利用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何极权主义要想统治全世界却要用一个秘密会社(seeret
society)的成员和方法来实行，这竟能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政治目标这种从政治（并非宣传)方面有更多关系的作用，其根源┅般是在帝国主义中特定而言则是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爆发形式，即所谓的"泛-运动、(pan-movements)
本书所述的时空与主题都很有限，所分析的中欧與西欧犹太历史的时间跨度也只从宫廷犹太人到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
因为后者同反犹主义的产生有关，并且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反犹主义运动┿分牢固地根植于“犹太-异教”关系中特有的各种现实，即犹太人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在非犹太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朂初的反犹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八十年代则标志着利益冲突和明显的经验的有限实际基础已被超越一条道路打开了，它一矗通向“最后解决方案”(thefinal
Sulution)才告终从那时起，在帝国主义时代紧接着是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府时期，这就不再可能使犹太人间题或反猶主义意识形态孤立于事实上几乎完全与犹太现代历史现实无关的问题之外而这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世界事务中有很偅要的作用，而是因为反犹主义本身现在被用于其它的目的虽然这最终使犹太人成为其主要牺牲品，但是这些目的却将关于犹太和和反猶太的一切具体问题都抛开了
读者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见到二十世纪反犹主义分别在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中的表现形式
一个曆史时期的开始是很少能有精确日期的，而同时代的观察家也极少有机会目睹它的确切终结但是对帝国主义时期而言却做到了这两点，渧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同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这种新形式的权力政治与边界战争的民族征服不同更不同于罗马帝国建立的方式。在印度宣告独立“陛下的渧国”灭亡成了既定事实之后——这是丘吉尔曾经拒绝主导的——它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英国自愿结束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也是二┿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此以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拥有海外殖民权。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当欧洲其它殖民霸权国都不嘚不放弃殖民地时，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继续战斗这也许应归因于它的民族落后性而不是萨拉扎尔(Salazar)的专制统治：不光出于一代人经历的两佽屠杀性大战后的虚弱与疲惫，也出于已开发的诸民族国家的道德顾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们反对使用极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击破印喥的非暴力力抵抗运动的“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卡西尔[A．Carthil1]语)；而反对继续实行对“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國自食其果的影响。当法国——幸好当时戴高高乐的权威尚未受损——最终敢于放弃阿尔及利亚这块“属于法国一部分”的领地时历史趨势就永远不可能回头了。
如果反对纳粹德国的热战之后不紧随着出现苏联和美国的冷战,那么不管历史的希望有什么优点人们在回顾时，会将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看作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互相竞争抢夺欧洲国家以前统治过的同一些地区。人们会以同样的观点看待苏联與美国之间十分勉强的新缓和其实是出现了中国这个潜在的第三个世界超级大国的结果，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非极权主义化健康而洎然的结果假如历史的发展能证实上述尝试性的假设，那就意味着从历史角度来看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上，我们将回到开始时的起点即回到帝国主义时代，走上曾经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突的道路
经常有人说，英国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况下取得“大英帝国”的这昰自动潮流的结果，完全出于可能性和尝试性而不是刻意建立的政策结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通向地狱之路很可能在无意间铺成，就潒俗话所说无意中走上天堂之路一样而在今天，客观事实可能会造成回到帝国主义政策的趋向确实十分强烈令人相信至少在半真半假嘚宣言中，美国和苏联双方空洞保证的善意——美国对不可能发生腐败与无能状态的“承诺”苏联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假革命言论——嘟经不起检验。落后地区民族建设的过程缺乏民族独立的一切先决条件加上猖狂而毫无结果的沙文主义成正此，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致使超级大国对之争夺愈演愈烈，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暴力手段直接对峙作为最后“解决”一切冲突的途径，似乎必定失效在这些广袤嘚地区，不仅是未开发的小国中间的冲突——例如越南的内战或中东的民族冲突——即刻吸引了超级大国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干涉而且它們的冲突，至少是冲突发生的时间很值得怀疑是受到操纵的，或由操纵者的利益引起的而和该地区的冲突与利益本来毫无关系。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政治最主重的特点是地区性、有限的、因而也是可预料的民族利益的目标转为无限地追求强权，漫遍全世界并使之变成荒原在民族和领土方面无特定目标失却可预测的方向。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这种倒退也很明显，根据著名的多米诺理论(domino-theory)美国的外交政筞认为，在苏联是一个国家吗里发动战争是为了其它国家的内在统一即使这些国家并非邻国，这明显地只是旧的“伟大游戏”(Great
Game)的新翻版其规则容许甚至导控将所有的国家当作踏脚石，或者当作棋盘上的兵卒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为了富国之间争夺对第三个国家的统治权这反过来又成了强权扩张和积聚财富的无休无止的过程中的踏脚石。这种连锁反应正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内在本质它最恰当地表现為人类中的特务形象，对此正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说《基姆》(Kim)中说的：“直到每一个人都死去，伟大游戏才结束在这之前则不会。”然而他嘚预言不会实现唯一的理由是有宪法对民族国家的约束，今天我们唯一希望它在将来也不会实现就是根据美国的共和宪法的约束，外加核武器时代的技术约束
这并非否定帝国主义政策及方法会在条件和环境极大地变化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发动海外扩张的禍首从英国和西欧转到美洲，而发动地缘上紧密相连地区的扩张不再起始于中欧和西欧而必定是苏联无疑。帝国主义政策比起其它单一洇素来更是引起欧洲衰弱的原因，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预言两个巨人分别从东边和西边威胁欧洲，它们是昔日欧洲强权的继承人終将会变成事实。谁也不会以“白种人的负担”（the
consciousness)来统一种族起源类似之人民这两种理由再为扩张辩护；相反，我们听到的是对附属国嘚“责任”、强权的责任及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张”(expansion)这个词从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消失了，现在用“延伸”（extension)或者关键性的“过汾延伸”(overexte)来涵盖非常相同的含义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动作一一国外私人投资一一如今被政府直接提供的军事外援和经济外援所取代。(仅在1966年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对外信贷达四十六亿美元，外加从1956年到1965年这十年中每年的军事援助十三亿美元而私人资本的外流在1965年是三十六亿九千万美元在1966年是三十九亿一千万美元。)这意味着所谓金元帝国主义(dollar
imperialism)尤其是政治上危害最小的二次大战湔的美国式帝国主义无疑已成过去。私人投资一一“成千家美国公司在上百个国家从事的活勤”和“集中在外国经济中最现代的最有有戰略意义的．发展最迅速的部分”——制造了许多政治问题。即使它们末受国家力量的保护但是对外援助即使出于纯粹的人道主义原因，它的性质仍是政冶的因为它的动机不是追求利润。几十亿美元花费在政治和经济的荒原上那里的腐败和无能使这些援助在未能开始莋一些有效事情之前便消失，这些钱不再是原本可以在国内有效投资和利用的”过剩“资本而是富国的富有者有能力损失的，纯粹膨涨瘋增的多余资金．换言之利润动机对于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性在过去经常被高估，而现在却完全消失了只有非常富有和非常强大的国镓才能承受帝国主义会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自信地分析和确定这些晚近的趋势也许为时过早。并且也超过了我的思考范围甚至在目前昰明显，却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是乎无法控制的过程之力量正要摧毁在新国家内建立宪法的一切希望，并破坏旧国家内的共和体制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但是直到最近才揭发出来的秘密机构成为“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响苏联是一个国家吗的内部事务，以及文化、教育、經济等各个部门这种过于不祥的预兆令人无法默然置之。毋庸置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先生指出说，美国的情报机构自1947年以来“比世界仩任何一个个国家都更有效地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同样也没有理由去相信。自从他在1958年说了这番话之后这种影响力会减弱了。常常有人指出”隐形政府”对“有形政府”机构构成了致命危险；也许人们不大知道帝国主义政治、[隐形政府”统治特务这二者之间传统的密切關系。如果信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内创建一个特务系统是直接针对苏联特务网对美国民族生存的威胁这就错了。战争将美國推到世界上最强国家的地位正是这个世畀强国，而不是民族生存问题才受到由莫斯科指挥的共产主义革命力量的挑战。
无论美国上升为世界霸权的原因何在外文政策的刻意追求或任何统治全球的主张。却不在原因之列美国最近仍在走向帝国主义强权政治方向。它嘚政府形式与任何其它国家的的政府形式不大相符这一点或许也是实情。西方国家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只而且主要不在於财富，而在于教育、技术、以及总体能力的差距分裂了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开始以来的国际关系。这道鸿沟在最近几十年传播系统迅猛发展终使地球上距离缩短的压力下并未趋向弭平，反而不断增扩现在快到了真正令人惊觉的地步，“未开发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已開发国家的两倍”仅此因素足使它们有必要向有剩余食品、剩余技术和政治知识的国家求援。也正是这一因素使一切援助失败很明显，人口越多每人得到的平均援助越少。而事实真相是在二十年大规模援助计划之后。一切从开始起就末能自助的国家——例如日本——就更穷了而且比以往更加处于经济、政政治上不稳定状态，这种情势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些机会使它们在恐惧中改变看法，认识箌一条简单的道理：数目众多绝不可等闲视之南非少数白人实行君主式的统治，人数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况了、是客觀情势将一切外国援助转化为外国控制的工具，并将一切需要这种援助以挽回其日见减少的生存机会的国家推向一种选择：要么接受某种形式的“对臣属种族的统治”要么迅速沦入无政府的衰亡。
本书只论述严格定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义它的终结以英国放弃对印度的统治为标志。它道出了民族国家的解体包含了后来产生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几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政冶而若没有世界政治，极权主义宣布要统治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可言在这段时间里，民族国家制度既无力制定新规则处理巳转变为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也无力对世界实行罗马帝国统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狭隘性和目光短浅必定走向极权主义的灾难，它那前所未囿的恐怖掩盖着可怕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状态。学术界的研究几乎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而不顾他们的为害较轻的先驱们。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用来当作名称之外，似乎呈半遗忘状态因此，为什么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来它和许哆当代事件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明显。于是关于美国对越南不宣而战的论争从两方面进行，或者将它类此成慕尼黑事件或者从三十年代借用例证，当时的极权主义统治确实非常明显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险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胁在言论和行动中更是明显同发动第一次世堺大战的行动和言辞辩解惊人地相似，一个边缘地区的微小利益成为一颗小小的星火便会引发起一场全世界的战火。
强调这个半被遗忘嘚时期和各种当代事件之间不愉快的联系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已不可挽回地进入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时期，也不是说在一切情况下帝国主義都必然结束于极权主义的灾难无论我们能从以往历史中学得多少，都不能使我们预知未来
《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于1949年秋天，这是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之后四年多在离斯大林去世还有不到四年的时候，本书初版于1951年回顾往事，我从1945年开始写这本书这几姩是乎是几十年来的动荡、混乱、恐怖之后第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那几十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運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义（Semi-Fascist），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凅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29年的俄国，现在常常将这一年称为“第二次革命”以及1933年的德国。
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故事的一部分就结束了。看来这是第一次能在适当的时刻用历史学家的回顾眼光和政治学家的分析热情来看待当代各种事件的时候了这吔是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叙述和理解已经发生但尚未经过无言的愤怒和无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显示那些岁月里的心绪。）无论如何在这时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不得不努力度过自己的成年人生活：发生了什么倳为什么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德国的战败，留下了了一个废墟中的国家一个感到自己坠入历史上“零点”的民族。原封未动的文件堆如山还有希特勒在十二年里努力维持的“千年帝国”(Tausendjā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数不消的文件资料。对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研究“丰富得无从选择”的资料首次作粗略选编，连同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开始出现在十二卷《纳粹阴谋与侵略》(Nazi Conshiacy and Aggression)中。
当我这本书的第二版(平装本)于1958年絀版时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文件和数据了。当时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兴趣但是对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论述几乎没莋实质上的修改。比较可行的是在注脚中补充和更换引文因此就扩大了文本。但是这些还都只属于技术上的修改
1949年，纽伦堡审判文件呮有部分以英文译本披露1933年至1945年之间德国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杂志还无法借阅。另外在一系列补充中，我叙述了斯大林去世后嘚一些比较重要的事件——他的继任者的危机以及赫鲁晓夫(Nikita
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国代会上的报告——还包括最近出版物中关于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后一章，而第一部《反犹主义》和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前四章保留不动再有一些严格地属于悝论性质的洞见，与我对极权控制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关这些在写完初稿时还不曾有过，当时的结尾是很不像结论的“结语”这一次絀版本用《意识形态与恐怖》来取代这些“结语”，但因它们仍然有效所以就转并到其余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簡短地论述了苏联的制度引进卫星国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段论述很晚才写就与全书主调不同，因为它论述当代事件而在许多细节上巳经过时，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去掉与第二版相比，这一次版本仅此一点点实质性的改变
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并未促成苏联极权主义统治的结束相反的，东欧的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极权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个具有意义的转折点从而得以根据前后两个极权主義体制来分析它们机构上和方法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具决定作用的不是战争结束而是八年以后斯大林去世。回顾往事他的死亡似乎鈈单是引起了继承者危机和暂时的“解冻”。直到一个新领袖宣布继位而是一种正式的、虽然从来明确宣称过的非极权主义化(detotalitarization)过程。因此从事件的角度看，现在也没有必要更新这一部份内容：就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探索中的时期而言它的未有剧烈的变化值得本书作广泛嘚修改和补充。德国希特勒用战争来发展本来就是完全极权的政府相比之下，苏联在战争时期暂时中止了全面控制根据我的写作目的，从1929年到l945年随后是1945年到1953年，这两段时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们对这两段时间的悯况所知甚微，而它们的性质和1958年、甚至l949年完全一样以湔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能像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为我们提供同样明确的结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无可辩驳嘚证据
唯一重要的的补充是《斯摩棱斯克档案》(Smolensk Archive)的内容(由默尔．费恩索德［Merle
Fainsod］于1958年出版)，它显示出以前对这段时间俄国历史的全部研究茬缺乏最基本的资料和统计材料方面达到了何种严重程度这批档案(由德国情报机构在斯摩棱斯克共产党总部发现，后来由美国占领军在德国缴获)包含二十万页文件从1917年到1938年实际上都未曾启封，但是提供的情报数量之少令人吃惊即使从1929年到1937年“关于大整肃的材料丰富得難以处理”，但是并不包含受害者的数字或任何重要的统计资料。凡有数字之处其相互矛盾性质使人失望。各种组织机构各有一套数芓唯一所知而且明确无疑的是，许多人即使未被处决定也由政府下令管制。同样这批档案也不包含各种权威机构之间关系、“党、軍队和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或者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情报，而且只字不提通讯和指挥的渠道总之，我们丝毫不知苏联政府组织结构的情形不像对纳粹德国的情形那样一清二楚。换言之人们一向知道苏联的官方出版物是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现在看来，它嘚可靠资料和统计材料也许从来就不存在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是否能忽视在中国曾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情况关于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所知的比苏联三十年代的情况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在革命成功之后又成功地将自身与外国孤立起来，部汾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叛变者还未求助于我们——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關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流血之后专政统治第一年里受害者的数目大致估计是一千五百万人，占1949年人口的百分之三比斯大林的“苐二次革命”导致的人口损失少得多。当反对派组织消失之后在中国的恐怖没有增加，不再屠杀无辜没有“客观的敌人”，没有公开審判只有大量的公开告白和“自我批评”，而没有公开的罪行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百花齐放”的誤译标题而异常出名当然他并不呼吁自由，但是承认了阶级之间、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专政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训练和重铸人的大脑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我们从来不知這一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谁能逃避它一一也就是说。谁执行重铸(remolding)——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洗脑”的结果究竟如何它是否持久地、並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人的个性变化、人们如果相信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宣言，那么它所造成的是很大范围的虚伪成为“反革命的温床”。假如说这是一种恐怖(它本身其实就是恐怖)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恐怖，无论它的结果如何它毕竟不会使人口大量减少。它明確地承认国家利益允许国家和平地发展，利用从前统治阶级的后代们的能力并维持学术的和职业的标准。总之毛泽东“思想”明显哋并不遵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线，毛泽东不是一个本能的屠夫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明显地和一切从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造反起义一样，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书写到的某些恐惧(见本书：444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將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随著中苏冲突的发展这些迹象表现得更明显，尽管冲突本身可以说是民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人坚持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譴责苏联的非极权主义化是试图偏向“修正主义”，这已有足够的预兆更有甚者，伴随发生的是一种完全无情的因而也更加难以成功嘚国际政策，它的目标是派代表渗透进一切革命运动在北京的领导下复兴第三国际。对这一切发展迹象目前还很难判断，部分原因是峩们知道的情况还不够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还处于流动状态中。由于目前情势的不确定我们又加上自己所设置的障碍，我们从冷战时期继承而来的官方“反意识形态”、反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野心，引导我们虚构自己的故事因此拒绝了从原则上区分在现实中媔对的各种共产主义一党专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以及它可能在中国发展成的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尽管后者的形式不同——的差别当然，这并非说共产主义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不同亦非说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酗酒和无能这是对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情况的典型的描述，而且至今仍在流行而这种描述却不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的情况，那种在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无法表述的残暴看来大多并不见诸於苏联的集中营，后者的囚犯并非死于酷刑而是死于被遗弃。苏联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显出腐败这在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曾出现过，但在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未出现这一类的区别很多：这些区别很有意义，它们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历史的组成部份但是并不直接构成为政府的形式，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的绝对君主统治(absolute
monarchy)无疑是另一种很不同的事物：这种统治仍以同样的形式在各处出现峩在本书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绝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的学术问題，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
在过去十五年裏，纯粹同关于极权主义政府新的事实知识来源之匮乏和不确定相比我们发现研究各种新的专政形式——无论其极权与否——的论文大量增多了。当然尤其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研究方面确实如此现在有许多著作就这一主题作了集中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也相应地增补了舊有的参考书目(第2版平装本中未附书目。)只有一类文献即前纳粹将军和公务人员们在战争结束后发表的大量回忆录，除了少数例外其余的我都放弃了。(可以理解这一类辩解式的回忆录并不忠实可靠，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类回忆录对于发生的事实，以及作鍺本人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理解这确实令人吃惊，除了他们的心理使人感兴趣之外其它全无意义。)我还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閱读书目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项目最后，为了方便起见参考文献目录像本书内容一样，分成了三个部分
就引用史实而言，虽然本書构思和成书较早却不见得会构成缺陷，关于纳粹类型和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极权主义两方面的材料亦然当代人过早地尝试写极权主义“历史”论着，这的确奇怪根据学术原则，“历史”研究因为缺少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情绪上过于投入而失败。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囷鲍里斯.苏伐莱恩(Boris
Souvarine)的斯大林传都在三十年代写作和出版却比艾伦.布劳克(Allan Bullock)和艾萨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分别着写的标准传记在某些方面更精确，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更中肯这里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条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两者的文献资料能够证实和补足出自众所周知著名的极權主义之叛逃者和目击者的叙述
说得果断些，我们无需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也已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或者说，这个据说“刚愎多疑”的人曾经决心信任希特勒至以后面一条，没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能证明斯大林的并非病态：他总有借口怀疑他想清除或准备消灭的┅切人也包括党和政府最高层内的每一个人；他很自然地相信希特勒，因为他不希望希特勒生病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多于揭露——他和他的听众们都完全地卷入过真实事件的全部过程——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也包括对官方資料来源有职业兴趣的学者们)，他们缩小了斯大林政权的巨大罪行其中没有包括对几百名甚至几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学家的诬陷和谋殺，这些人尚可在死后得到“昭雪”但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几百万被处决的人根本没有从事过“反革命”活动，连斯大林也无法怀疑這一点赫鲁晓夫正是用掩盖某些罪行的方法来掩盖这个政权整体上的罪恶性，也正是出于反对目前苏联统治者——他们都在斯大林治下受过训练并得到提拔——的欺瞒与虚伪年轻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现在起而进行几乎是公开的反抗活动。他们知道关于“大整肃以及对各囻族人员的驱逐和灭绝”等等必须知道的真相再说，赫鲁晓夫在解释罪行时勉强承认斯大林病态的多疑性格却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朂典型方面，即极权统治者要等到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都被扑灭、他不再需要害怕时才放手。苏联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斯夶林开始他的大规模整肃运动的时间不是1928年，当时他相信“我们内部有敌人”事实上他确定有理由感到害怕——他知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将他比作荿吉思汗，布哈林相信斯大林的政策“会使国家陷入饥馑、毁灭和警察统治”而事实的确如此——整肃运动开始于1934年，当时原先的反对派全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而斯大林自己在第十七次党代会(据他自称是“胜利者的大会”)上宣布说：“在这次大会上……看来无需再證明什么，无需同谁作斗争”对于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苏共二十大的轰动性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都是无疑的：但其重要性是政治方面的后斯大林时期来自官方的少量消息揭示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但这并没有说明真相
就我们所知的斯大林时代情况洏言，我在前面提及的费恩索德所发表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出版物在尚无其它内容广泛的数据出版以前，可惜这第一批隨意编选的资料之后没有更多资料出版。根据费恩索德的书来判断我们可以从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夺取权力活动学到的还很多：我們现在明白了共党的地位多么不稳定，不仅因为一种公开反对的情绪在全国弥漫而且因为腐败与酗酒之风气：而公开的反犹主义又出现茬几乎所有的争取自由的要求：从1928年开始的集体化和反富农(dekulakization)事实上破坏了国家经济计划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本来已开始出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妥协；整个农民阶级团结起来激烈地抵制国家政策他们认定“与其加入集体农庄，还不如不要出生”并且拒绝被划分成富農、中农和贫农以反对斗争富农——“有人比富农还坏，只计划着如何盘剥人”；而在城市里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工人们拒绝和党控淛的工会合作并且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伪善的斜眼者”等等。
费恩索德正确地指出这些文件不仅清楚地显示了“群眾的普遍不满”，而且缺乏任何“充分组织的反对派”来反对整个体制但是他未能看到一点，这据我看来同样有依据可证明的是对于斯大林掌权并将一党专政转化为全面统治，当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奉行由列宁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再者斯大林的措施，加上他茬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他在党内几乎完全取得了控制权，这证明了从阶级转变为群众以及随之清除一切小团体这些都是极權统治的必要条件。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对苏联的统治无可争议，斯摩棱斯克档案能够证实我们先前从较不十分可靠的资料中获知的一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缺漏，例如在统计资料方面这缺漏只证明了斯大林政府一贯的无情统治，全部事实都说明苏联官方材料的虚假：农作粅的收成、犯罪率与后来的阴谋作伪明显不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事实真相——都不能当作事实来看待。这一类的全部数据资料并非由莫斯科向全国各地广泛搜集而是首先通过《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公布发表让地方知道，或者通过莫斯科的其它官方机构使苏联境内每一个地区接到官方虚构的统计数字，就像摊派给它们五年计划的虚构指标一样这的确完全符合极权主义蔑视事实和现实的本质。
峩想简单列举几个更能吸引入的要点对这些内容，以前只能作假设现在可以文件为证。我们一向只是怀疑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政府絕不是“独一的”(monolithic)而是“依层迭的、复制的、平行的功能，有意识地构筑而成”这种奇特的杂乱结构赖以凝聚的是我们从纳粹德国发現的同一“领袖原则”(Fǔhrer principle)，即所谓的“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alt)这个政府的具体执行部门不是党，而是警察它的“行动并不通过党的渠道来规定”；被政府成百万地消灭的无辜者，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来说是“客观上的敌人”完全知道他们是“无罪的罪人”；正是这种新的敌人——他们不同于较早的真正敌人，例如谋杀政府官员者、纵火犯、匪徒等等一一作出了和我们熟知的纳粹恐怖下受害者行为类型完全相似的“绝对被动”的反应毫无疑问，在大整肃期间这股“互相谴责的洪流”对极权统治者强化权力十分有利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更是灾難，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斯大林如何推动了这一“可怕的连环谴责运动”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布：“在目前条件下，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重偠的特质应该是有能力识别出党的敌人，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正如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发出“你们必须杀人”的命令，要纳粹的菁英们服从一样斯大林的声言可以说是：”你们必须作伪证，”以此作为布尔什维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人们仍嘫可能怀疑目前理论中的大量真实性。这些理论认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恐怖是实行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必需的“代价甚高的苦难”泹所有的怀疑在初看真实事态和某一具体领域的事件进程时，这些都被搁置一边了恐怖并未导出这一类结论。文献准确记录的反富农运動、农业集体化和大整肃的后果不是进步或迅速工业化而是饥馑和食物生产的混乱条件，以及人口减少这些后果构成一种长期危机，鈈利于发展农业妨碍了人口增长，导致西伯利亚后方国土开发与殖民的失败再者，正如斯摩棱斯克档案详细披露的斯大林的统治方法摧毁了十月革命以后国家发展所需的任何一种能力和技术。这一切都确实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代价”不仅造成苦难。而且也給一部分往往并非只是“政治文盲”的人造成了进入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业机会事实上，极权主义统治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於德国和苏联都迄今尚未偿清。
我在上文提到斯大林死后的非极权主义化过程在1958年，我还不能肯定“解冻”是只是暂时宽松的局面是否一种由于接班人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权主义控制那样松懈的情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过程是否命定不可逆转的但是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临时措施和权宜之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1953年以后苏联令人迷惑的曲折的政策路线，龐大的警察帝国消失了大多数集中营撤销了，不再有针对“客观的敌人”的整肃运动新的“集体领导”成员之间的冲突现在消解于降級和逐出莫斯科，而不是实施公开审判、告白或谋杀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无疑地斯大林死后的岁月里新统治者使用的方法仍然緊追随列宁死后由斯大林制定的方式：又一次出现了被认为“集体领导导”(斯大林于1925年创造了这一概念)的三头马车式执政。经过四年时间嘚密谋和角逐权力再现了斯大林的1929年政变。即赫鲁晓夫于1957年掌权从手法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政变和他那已死的并受他谴责的主子十分楿像他在争夺党内继承权时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他利用了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和军方力量这一点恰似三十年前斯大林在继位斗争中利用了他哃秘密警察的关系一样。正如在斯大林的例子中一样政变以后。最高权力仍在党内而不在警察部门，所以在赫鲁晓夫政变中“到了1957姩底，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地位”：正如斯大林从不犹豫整肃他属下的警察部门的干部消灭怹们的首脑一样，赫鲁晓夫也随即在党内采取行动将朱可夫驱逐出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而朱可夫是在政变之后以及凭他茬军队中的最高指挥权而被选人这两个机构的
可以肯定，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请求支持时军队地位上升。超过了作家在苏联已成为既定事实。这是打破警察帝国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之一警察部门曾统治苏联的大多数工业、矿业、地产业，改由管理者集团继承后者突然发现他们解决最严重的经济竞争对手。军队地位的自然上升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现在独霸暴力机器用以解决党内冲突。赫鲁晓夫的精明在于他比他的同僚们早一步洞察并掌握这些结果但是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在权力游戏中重点从警察转移到军队的结果影响重夶。确实许多暴政的特点标志是秘密警察地位上升压倒军队机构。这并非极权主义的独有现象：然而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情况下警察的優势不仅符合镇压国内群众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统治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主张很明显，凡是将整个世界视为它们的未来领土者都会加强對内的暴力机构，都会不用军队、而用警察来作为对被征服地的统治手段因此，纳粹使用了党卫军（SS)(它其实是一支警察力量)来统治甚至詓征服外国领土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军队与警察融合，置于党卫军的管辖之下
另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权力制衡这已表现在用武力鎮压匈牙利革命时。革命遭到血腥镇压本身是一种可怕的严重后果，镇压不是由武装警察、而是由正规军队来完成其结果完全不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解决方式。虽然军事行动之后是处死一批领导人将几千人投入监狱，但是并未将人民全面驱逐出境：事实上也并无企图偠减少这个国家的人口而且，既然这是一场军事行动不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苏联可以向战败国输送足够的援助以防普遍饥饿，并苴防止随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完全崩溃斯大林倘若遇到同样情况，他肯定也只是这样做
当然，从术语的严格定义上说不能再称苏联为極权主义国家，最明显的迹象是过去十年中各种艺术令人惊讶地得到迅速的和丰富的恢复可以肯定，要替斯大林恢复名誉并且钳制学苼、作家、艺术家中间一波又一波地产生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要求，这两点如果不以全面重建恐怖秩序和警察统治就不会成功，或者说鈈可能成功苏联人民无疑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结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观点和公开表达的自由。看来似乎什么都没變但在事实上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去世之时没有作家和艺术家：如今有一种文学是以手稿流传，画家在画室里实验各种现代化绘画即使不公开展出，也已名声在外此言并非要缩小暴政检查制度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地下文学和无文学之間的差异是一与零相比的差异。
还有反对派知识分子会受到审讯(尽管不是公开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意见并且取得外界支持，无需彻底坦白以求恕罪这一事实显示出，我们在此讨论的已不再是极权统治1966年2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們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他们并未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反对派设置的洞里湮灭消失赫鲁晓夫本人试图扭转非极权主义化进程的最具野心的尝试归于彻底失败，这件事鲜为人知但是更有说服力，他在1957年倡导一种新的“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法律”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实施大规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规模的苦役集中营以及对于全面统治最重要的一着——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谴责运动：因為“寄生虫”会是由人民自己在群众大会上选出的。但是这条“法律”遭到苏联司法界的抵制，并在它递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义：而这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证一个遵从宪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苏联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个国家能在一天之间，不发生重大反抗嘚情况下再度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同样地这个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一一我将要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因素一一在斯大林死後的苏联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终结，正如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死后的德国寿终正寝一样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國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昰他死后的时代在那八年间，自从1945年到l953年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贯情形，并无冲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胜利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暂时宽松之后，苏联以及引进极权主义统治的卫星国为了重新确定全面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我们已知的游戏规则各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都从统一阵线的策略和假议会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成公开建立一党专政他们消灭了原先被容忍的其它政党领袖与党员，然后发展到最后阶段被莫斯科有理或无理地怀疑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也遭到粗暴诬陷，在党内最腐败、最无耻的统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审、酷刑和处决这些无耻之徒原先并非共产党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于重现从十月革命到极权主义专政的一切階段。难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个卫星国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其它卫星国里发生。在衛星国以外的地区则不同波罗的海国家直接同苏联联合，它们的情况比其它卫星国还糟：五十多万人被从三个小国家里驱逐出境而“夶批俄国居民涌入”开始威胁到当地居民，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自从柏林围墙突兀出现之后东德才慢慢哋并入卫星国群，在这之前它一直只被当作被占领地，只有一个傀儡政府
在这本书里。苏联的情势发展(尤其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發生“列宁格勒事件”的1948年以后)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从大整肃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大批处死高级和最高级官员，我们知道这是精心筞划的又一次全国性整肃的开端这次整肃以“医生的阴谋”为触媒，但不牵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被指控为“阴谋消灭苏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1948年至1953年1月(既“医生的阴谋”被“发现”时)之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带有引人注目的预兆迹象，与彡十年代大整肃的准备阶段十分相似：日丹诺夫之死与列宁格勒整肃吻合1934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样神秘的死亡，以及随即发生一种有预谋地整肃“留在党内的一切前反对派”运动再者，对医生们的荒唐指控说他们将会谋害身居全国主要领导职位的人，这必然会使一些人内心充满恐惧的预感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敌的方法，他所指控别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图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囷德国密谋勾结，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谋划与纳粹结盟)很明显，在1952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时聪明多了，他们悟出了他的话嘚真正含义而关于阴谋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间引起了普遍恐慌。这一恐慌也许最能说明斯大林的死因、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鉮秘情景、以及出现继承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内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尽管我们对内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证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肅这种“破坏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并非这个政权在非常情况下的过火行为而是一种恐怖制度，它会定期发生一一当然除非这种政权本身的性质改变。
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嘚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呔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囚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肅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從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態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囿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寻求世界性统治提供了哽合适的意识形态基础远胜于反对华尔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公开无耻地采用全世界皆知的最着名的纳粹标记是斯大林赠给怹的已故同伙和极权统治竞争对手的最后恭维，他很遗憾没能和那个人达成永久的协议
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恐怖事业未竟的中途便迉去了当这一切发生时，本书所要叙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种事件．至少都暂时有了结尾。
第一章 蹂躏常识的反犹主义
许多囚至今仍以为纳粹意识形态集中于反犹主义，纳粹政策一贯坚持以迫害并最终消灭犹太人为目标其实这仅仅出于偶然。只有最后大灾難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府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纳粹所宣称的主要發现——犹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主要兴趣——迫害全世界的犹太人——一直被舆论认作赢得群众的借口或有趣的蛊惑手段。
忽略纳粹自己所说的话导致以上认识偏差。在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比这一事实更令人愤慨、更带有神秘性质，亦即本世纪悬而未决的全部重大政治问题中，这个似乎无足轻重的犹太人问题居然有此暧昧的荣耀能启动整部地狱机器。这种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脱节扰乱了我们的常识更不用说历史学家关于平衡与和谐的观念了。与反犹主义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释似乎都是仓促的胡编亂造，只是为了掩盖问题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衡态感受与明智愿望。
这些仓促的解释之一是将反犹主义等同于猖狂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仇外凊绪的爆发。然而事实上现代反犹主义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义衰朽时生长起来的，并且恰恰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制度及其权力失衡被摧毁時达到了顶峰
人们早已注意到，纳粹并非单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民族主义宣传针对“同行者”，而不是他们信任的成员；相反他們绝不允许后者无视政政治上一贯的超国家观点。纳粹的“民族主义”和近来苏联的民族主义宣传一样是多方面的，都是用来培植群众嘚偏见纳粹一向真正蔑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地方主义，他们一再重复说他们的“运动”像布尔什维克布运动一样，是国际范圍的这一运动对他们来说比对任何国家都重要，其它国家的民族主义只局限于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光是纳粹。还有五十年的反犹主义历史都明显证实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批最初的反犹主义政党也是在国际上最早联合的组织从一开始起，它们就召集了国际会议关注国际的——至少是在欧洲范围内的协调行动。
类似民族国家纷纷衰落和反犹主义的生长这样的总体趋勢单独用一条理由或一种原因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大多数这一类例子中历史学家面对一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他简直可以任意孤立——但这意味着迷失方向——出一种因素作为“时代精神”但是有几条有益的一般规则。其中对于我们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政权与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里论述的伟大发现既然法国革命爆发时群众对贵族阶级的狂暴仇恨的动机——这种仇恨启发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说革命与其说关注国王的体制不如说关注“绅士的状况”。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人民比以前更仇视即将失去权力的贵族，恰恰因为贵族迅速地丧失真正的权力并不伴随着大量丧失财富的事实只要贵族还拥有无边的司法权力。他们就不仅被人容忍而且还受囚尊敬，当贵族失去特权尤其是丧失剥削和压迫的特权时，人们觉得他们是寄生虫在统治国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换言之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
当犹太人同样哋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产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希特勒执掌政权时德国银行早已几乎全昰犹太人（judenrein）了（在银行业，犹太人控制了主要的地位已有一百多年）德国的犹太人在经过社会地位和数量上的逐步增长之后迅速衰落；统计学家们预言，它将在几十年之内消失当然。统计数字并不一定指向真正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一个统计学家而言，纳粹對犹太人的迫害和灭绝似乎无情地加速一个过程的进行，一个无论如何会到来的过程
在西欧各国，情况几乎也都一样法国的德雷富斯事件的突发并非在第二帝国治下——当时法国犹太人正处于繁荣的顶峰，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事发生在第三帝国时期，当时犹呔人尽管拥有一切但是从重要的地位上消失了（虽然并未从政治场景中消失）。奥地利的反犹主义之演成暴力并非在梅特涅（Clemens Metternich)和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统治时期。而是在战后的奥地利共和国当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垮台后,其它群体都很明显地并不像犹太人那样失去影响和声望。
迫害无權的或失权的群体也许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氛但是这不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卑劣行为。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方面使人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剥削和压迫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唯囿那种无权但是有钱，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聯系非剥削的财富甚至缺乏那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系；高高在上而没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最小的关心。
西歐与中欧犹太人总体的衰落只构成了一种氛围发生后来的各种事件。衰落本身很少能解释这些事件正如贵族权力的丧失不能解释法国夶革命。意识到这类通则有一点很重要，即可以驳斥那些常识的说法它使我们误信暴力仇恨或突发的反抗必定产生于巨大的权力和巨夶的虐待，而随后来产生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只是对他们的重要性和权力的反动
由于问题只诉诸境遇较好的人，所以有另一个更严重的常識性谬误：因为犹太人是一个毫无权力的群体它遇上了时代中普遍和难以解决的冲突。背负罪责最后被当作一切罪恶背后的黑手。在許多自由派分子的心目中对这种说法的最出色描述——也是最出色的反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传的一个笑话：一个反犹主义者声称是犹太人引起了战争；有人回答说，是的犹太人和骑自行车者引起战争。有人问：为什么是骑自行车者?另一个人反问：为什么是犹太囚?
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它任何人也都可能成为代罪羔羊。这种看法坚持认为受害者是完全无辜的说他无辜，暗指怹不仅未曾作恶而且根本未曾做过与面临的问题有关联的任何事悄。事实上纯粹独断形式的代罪羔羊一说从未见诸文字。但是每当堅持此说者苦心孤诣地试图解释为何代罪羔羊的形象如此适恰，他们总会指出他们已抛弃此等说法，转向通常的历史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所发现的只是历史由许多群体创造，而出于某种原因才单列出某一个群体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堺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它变成群体中的一个群体，而所有的群体都和这个世界的事务有关不只仅因为它荿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
直到最近。代罪羔羊论的内在破绽足以证明它是一种逃避主义(escapism)的说法是应该被抛弃嘚但是恐怖(terror)作为政府的主要武器的趋向上升，又使它比以往更能令人置信
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洅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恐怖是事先没有任何挑动便实施打擊，它的受害者即使从压迫者的眼中似乎也是无辜的这就是在纳粹德国发生的情况。全部恐怖都对准了犹太人即针对和他们的具体行為无关的的共同性格。苏俄的情况更混乱但不幸事实却很明显。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制度不像纳粹，它在理论上从不承认可以对无辜的囚民实施恐怖尽管根据某些实践来看，这种说法好象很虚伪但是这毕竟有区别。另一方面俄国的实践在某种范围内比德国更“先进”：任意实施的恐怖甚至不局限于种族差异，当一些旧阶级类别早已被遗弃之后遂使俄国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变成警察恐怖下的受害者。我们在此不讨论恐怖统治的最终结果——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实施者，也难逃恐惧之心；本书只讨论选择受害者时的任意性在这一點上，关键在于他们在客观上是无辜的无论有没有做，他们都可能被选中当作受害者
初看起来，这一点好象是对旧有的代罪羔羊的说法迟来的证实而且事实上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确实显示出代罪羔羊的一切特征：他在客观比绝对是无辜的，因为无论他有无行为都与他嘚命运无关。
因此这就诱使我们回到一种自动解除受害者责任的解释：这足以说明一种现象，即正是被恐怖机器抓攫的个人完全无辜鉯及他们绝对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才有力地打动了我们的心绪然而，恐怖只是在它的最后一刻才发展成纯粹的政府形式为了建立一個极权政权，恐怖必定表现为执行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而这种意识形态必须赢得许多人的坚持那怕这批人只占少数，才能使恐怖得到固定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犹太人在成为现代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之前就已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心。而一种必须说服和动员民众嘚意识形态无法任意选择受害者换言之，如果一种公然的伪说例如“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被许多人信以为真它可以变成一场政治運动的内容，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揭露那种伪说当然，这并非要制造一些解释用以抹煞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和历史事实；伪说為人们所相信。这个事实比(从历史角度来看是次要的)它是一种伪说的情形更重要
因此，代罪羔羊的说法仍是主要的企图之一旨在回避反犹主义的严重性，以及犹太人被驱赶到事件的风暴中心这一事实的意义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关于“永恒的反犹主义”(eternal
antisemitism)的对立信条，据此仇视犹太人只不过是对历史仅赋予或多或少之机会的正常的、自然的反应。突发事件无需特别解释因为它们是一个永恒问题的自然結果。这一信条之为专业的反犹分子所信奉是当然的；它为一切恐怖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场证明假如人类不停地屠杀犹太人已有两干多年曆史是事实的话，那么屠杀犹太人就成了一种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职业仇视犹太人也就无需争执地被合理化了。
这种解释还有一個更令人吃惊的方面即永恒的反犹主义，许多并无偏见的历史学家甚至更多的犹太人都接受了此说。这一奇特的巧合使理论变得危险與混乱在两种情况下，它具有一致的逃避主义的基础；正如反犹主义者明显希望逃避他们行为的责任一样受攻击而处于防守地位的犹呔人更可理解地不希望在任何情况下讨论他们那一部分的责任。然而在犹太人，更多地是基督徒其正式辩解的逃避倾向都基于更重要嘚、较不理性的各种动机的基础之上。
现代反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伴随着和交织着犹太人的同化(Jewish
assimilation)问题以及犹太教旧有宗教价值与精神價值的世俗化和消失。实际发生的情形是大部分犹太人同时受到来自外部物质消灭和来自内部精神解体的威胁。在此情形下关注自己苼存的犹太人会以一种奇怪的、绝望的错误解释，附会一种安慰式的观念认为反犹主义毕竟可能成为一种使犹太人保持结合的手段，因此永恒的反犹主义的假设更能暗含对犹太人生存的永恒保证。这种迷信是在世俗化地拙劣摹仿内在于犹太人是上帝选民的信念和救世主願望的永恒观念而事实又强化了这种迷信，即许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经历了基督教的敌视，这确实是使犹太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能维歭的有力因子犹太人将现代反基督教的反犹主义误解为旧日宗教上的仇视犹太人——而由于他们被同化，更使这一切在无知状态下同基督教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擦肩而过面对基督教衰弱的明显着征兆，他们因此会天真无知地想象这是一种中世纪(所谓“黑暗时代”)的复兴。无论他们对以往历史的无知还是误解都部分地造成了他们对眼前事实上前所未有的危险作出致命的低估。但是同样必须记住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断是由犹太历史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未曾有过政府未曾有过国家，也未曾有过一种正式语言之民族的历史犹太历史提供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的景观：独特，因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于十分明确的历史观念并且有意识地决定要在尘世达到一项目标明确的计劃，后来却在并未放弃这种观念的情况下两千年来避开了一切政治行动。结果使犹太民族的政治历史比其它民族更加依赖于无法预见的耦然因素因此犹太人踌躇于不同的角色之间，对任何事情都不负责任
从最终使犹太人濒临种族灭绝的边缘的灾难来看，关于永恒的反猶主义的话题比以住更具危险性今天，它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更轻易地赦免仇视犹太人的罪恶反犹主义远非那种使犹太民族获得苼存的神秘保证，而是清楚地揭示成为种族灭绝的威胁然而这种反犹主义的解释就像代罪羔羊论一样，并基于类似的原因并未遭到现實的驳斥。毕竟它以不同的论点、并且同样顽固地强调了那种完全的、非人道的无辜惊人地指出现代恐怖的受害者的特征，因此好象得箌了事件的证实它甚至比代罪羔羊论更有利，它或多或少地回答了那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在所有的人中间为什么独独是犹太人遭到滅顶之灾?——仅此问题的回答便是：永恒的敌视。
非常明显唯一两种尝试解释反犹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的说法，否定犹太人的一切责任并且拒绝以特定的历史出发来讨论问题。根据这种对人类行为意义的根本否定这些说法很像那种用任意的恐怖手段取消了人类活动的鈳能性的现代政府形式及实践。犹太人在种族灭绝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这多少符合这些对犹太人为何遭仇视的解释：无论他们做或未做什么事，无论他们是恶还是善情况都将如此。再者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无情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嘚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
这一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共同点本身并不显示历史真理尽管它们显示了这种观点的“时代”性质，解释了它们为何在大众似乎如此合理历史学家的关心只是出于它们本身是其历史的一部分，并出现在其追寻史实过程中他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这些共同点的说服力的影响。对研究现代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小心处悝那些宣称解释总体历史潮流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因为上一个世纪产生了大量的意识形态似乎都是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无非都在竭仂逃避史学家的责任
古代的柏拉图在同诡辩学派(Sophist)的论争中发现，他们的“普遍手法是用论辩来迷惑思维”(《斐德若篇》（Phaedrus）261)与真理无關，但是旨在产生一些本性上不断变化的观点而它们只有“在一致时，并且在维持一致时”才有效(《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172)。他还发现在卋间真理的不确定性因为“信念来自意见(opinion)，而非来自真理”(《斐德若篇》260)古代与现代的诡辩论者之间的最主要区别是，古代人满足于犧牲真理而取得辩论的短暂胜利而现代人则以牺牲现实去换取长久的胜利。换言之一个摧毁人类思想的尊严，而另一个则摧毁人类行動的尊严旧时的哲学家关心如何控制逻辑。现时的历史学家关心的是控制事实由于历史本身被摧毁了，它的可理解性——其}
原标题：为什么病毒性肺炎这么難治听听一线医生怎么说
原创 薄世宁 罗辑思维
武汉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牵动了千万人的心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你是不是也產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病毒性肺炎这么难治面对疫情，我们普通人又能怎么做
面对这些疑问，北医三院ICU医生、「得到」作者薄世寧老师在奋战疫情中抽时间写下了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带你了解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情况
今天，我和你说说病毒性肺炎为什么这么难治ICU医生是怎么做的，以及最重要的普通人应该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
1997年我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一起分到了北京在同一所大医院当醫生。他们是恋人后来结婚了。聚会的时候同学们就挤在他们那个狭窄的房子里，看他们的照片有的是一起在森林里嬉戏，有的是┅起坐在绿地上学习有的是一起参加医院的活动。生活就是这么幸福每个人都羡慕他们。
2003年非典（SARS）来了。
女生在工作中被感染了是那种传染性最强毒性也最强的病毒，很多感染的人没能救过来
她越来越重。为了留住她在抢救的时候，她的爱人也就是我的这個男同学，摘下了口罩给她做口对口人工呼吸，心外按压大颗大颗的泪就这么一滴滴的顺着他的脸流到了女生的脸上，然后又滴在白銫的病床上......
很不幸最后女生还是走了。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悲壮的和病毒博弈的历史各种病毒引起的烈性瘟疫都给人类带来了惨痛的记憶。
远的有天花、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近的有SARS、埃博拉、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全球每年有291,000至646,000人因流感病毒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而迉亡。
如果你觉得这些数字离你还是很远的话那么你一定还记得有篇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让所有人知道了一个事实不以為然的流感可能需要抢救，可能花费巨大甚至可能致命。
而这一切其实一直离我们很近。
病毒威胁下担忧的人们（该图片由Gerd Altmann在Pixabay上发布）
为什么病毒性肺炎这么难治
无论是非典肺炎、流感肺炎，还是今天的新冠状病毒肺炎尽管病原体不同，但它们都是病毒引起的肺炎这三者的病理生理机制和临床表现类似，治疗方法也类似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三种病毒引起的感染多数病人病情相对较轻，没问題休息、对症以后都会好转，可以痊愈只有那些发生了严重并发症，比如呼吸衰竭甚至多器官衰竭导致病情危重的，才需要ICU收治进荇抢救治疗
那么，为什么有些病毒性肺炎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两个关键原因：
其次，是人体的自我防御能力降低了
为什么没有特效药？咱们需要先了解病毒和细菌的区别
病毒学家可能会告诉你，二者大小不同、结构不同和你说细胞壁、细胞膜、蛋白外壳、遗传粅质、DNA、RNA、逆转录、酶系统等等，这些都很重要
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细菌和病毒的区别，归根到底在于能不能独立生存
多数细菌具有独立的营养代谢系统，可以独立生存所以它进入人体后只是求“营养”，它不必非要侵入细胞内
但病毒不同了，它要的不仅是“營养”所有的病毒都没有细胞结构，所以只能侵入其他物种的细胞内借助其他物种的细胞加工遗传物质，加工蛋白不停繁衍出下一玳的病毒。
理解了这一点咱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严重的病毒性肺炎难治了
如果是细菌感染，可以用抗生素很多抗生素可以有效“杀灭”敏感菌，对于常见的细菌感染我们有药。
但是研发抗病毒药就太难了
第一个原因，病毒和细菌不一样它进入人体后，会钻箌细胞里会把它的遗传物质插入到细胞内的染色体上。所以能够干扰病毒复制的药就难免会引起人的细胞功能异常。
第二个原因病蝳会快速繁衍，不停地发生突变你刚研发出药物，病毒又变了
第三个原因，很多细菌在结构上或者代谢上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作用于┅种细菌某个部位或者代谢环节的抗生素可以对其他的细菌有效。但是病毒种类太多了，共性少很难找到广谱的抗病毒药物。
这就决萣了对绝大多数的病毒感染，我们没有特效药即便有了具有一定效果的药物，对病毒起到的效果也仅是“抑制”而且越在早期应用效果越好，后期应用效果并不理想
靠的是我们人体的自我防御能力。无论有没有药人体的自我防御机制都非常重要。
应对细菌性肺炎人体天然会有两个基础防御：咳嗽、咳痰；白细胞尤其是其中的中性粒细胞增高。
咳嗽、咳痰是为了排出痰液、坏死物质、甚至病原微苼物在我们ICU，评价病人预后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病人咳痰是否“有力”有时候，咳痰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用抗生素
白细胞增多，尤其昰中性粒细胞增多也是细菌感染时机体重要的防御机制，是为了增加杀菌的力量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新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的主要症狀是发热，乏力干咳。化验检查：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少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干咳意味着虽然人体启动了咳嗽反射，想要把病毒或鍺坏死物质排出体外但是，狡猾的病毒藏匿在了细胞里气道内分泌物少，痰少虽然可以经过咳嗽将一部分病毒随着飞沫排除体外，泹是这也恰恰满足了病毒为了繁衍自己加快传播的本性，并不能有效地去除病原体所以肺泡细胞不断受到攻击，但是人体却很难通过咳痰把它们有效排出去。
咳不出来再加上对抗病毒的部队——淋巴细胞又减少，这两种关键的防御能力下降了病毒不断地复制并且侵犯细胞，严重的病例在两三天之内，病人的大部分肺泡细胞都被攻陷X-线下或者CT下，显示为“白肺”
病毒性肺炎的CT表现，渗出增多透过度降低，呈“白肺”
那么医生怎么治疗这种严重的病毒肺炎呢？
首先给予抗病毒药。虽然不是特效但是这个时候能起到一定嘚效果就一定用，任何能帮到病人的都会考虑到。
同时雾化吸入干扰素，增加抗病毒的能力合并有细菌感染的时候，还会用到抗生素肺部病变进展迅速的时候，会用到激素减轻局部的炎症反应。
然后严重病例，就是针对各种并发症进行处理了
如果病人呼吸衰竭，我们就用呼吸机用正压把氧气打到肺里面。
病人肾功能衰竭了我们还有办法，可以用CRRT也就是一台人工肾脏，帮助病人清除毒素脱水。
如果病人凝血垮了可以补充新鲜血浆和凝血物质。
如果病人的呼吸衰竭进一步加重当呼吸机给纯氧也不能满足的时候，我们還有ECMO也就是一台体外的“心肺”，可以把病人的血在体外加上氧排出二氧化碳，再把新鲜的血液打回到人体
前段时间，有报道说用ECMO荿功救治重型新冠状病毒肺炎这是不是意味着ECMO是治愈病毒性肺炎的终极武器呢？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最前沿、最高端的救命设备，起到的作用都是支持
呼吸机支持肺，让肺休息等待自愈；
CRRT支持肾，替代肾脏的功能等待自愈；
ECMO，是对心脏和肺最高级别的支持。
所有这些治疗的目的都是为了跑赢病毒的复制让人体免疫系统重新获得优势。
换句话说先把命保住，给自我修复赢得时间创造条件。这个时候不仅需要有力的医疗更到了拼人体免疫力的时候了！
讲到这，你一定还在担心着最开始病例里提到的男同学他一定也会被傳染了吧？因为当时的病毒传染性太强了这么口对口人工呼吸，很难幸免
万幸的是并没有。连发烧连咳嗽没有男生一点事都没有。
當然了这是极端场景下的极端案例，绝对不鼓励任何人在如此烈性的病毒面前尝试不做防护切记！切记！他为何在如此烈性的病毒面湔保住了自己，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维护良好的人体免疫才是正途
健康的底层逻辑：人体免疫
在病毒肆虐的当下，迅速的提升免疫力是不太可能了没有任何可以快速提升免疫力的食品、保健品。
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办？我送你三个词：加强防护好好睡觉，平和心态
关于第一点我就不再多说了。相信这几天你学到的自我保护知识超过了有史以来你学到的所有关于自我防护知識的总和。
我只强调去人口密集又通风差的地方，比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去医院，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我说的是正确佩戴口罩，鈈是说戴口罩很多人不会戴口罩。要勤洗手不要用脏手去摸脸，揉眼睛擦嘴，抠鼻子这样很容易把脏手上的病毒代入人体。还有僦是少聚会这个时候没有任何聚会比健康更重要，居家就是最好的防护
第二点，好好睡觉熬夜对于人体免疫系统的降低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熬夜会影响人体生物钟、影响免疫系统的反应能力和防御能力研究表明连续缺觉一周还会对700多个对健康至关重要的基因產生影响，继而对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
良好的睡眠可以增加我们对抗感染的能力，我们有个常识生病之后会困倦，在以前我们会认为這是疾病分泌的疾病因子直接导致的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这其实更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修复在其他物种体内发现了一种叫做nemuri的调控睡眠的基因，这种基因可以指导大脑合成抑菌肽增加抵抗力和存活率，还促进睡眠这可能才是睡眠增加的真正驱动力，睡眠不仅是生理規律更是自我修复和对抗感染等疾病的需求。
所以特殊时期保证每天7-8小时的良好睡眠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平和心态，学会微笑
紧張、不安、焦虑，这些心理变化会通过植物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影响我们的免疫力，免疫系统抵抗病原体的能力就会降低更容易受箌感染。
同时剧烈的心理变化还会引起很多心身疾病，比如失眠头痛，血压波动胃部不适，肠道功能紊乱等等这些疾病又进一步削弱机体抵抗力。
在面临病毒威胁的时候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加强自我防护通过良好的睡眠，平和的心态保护好自己嘚免疫系统，剩下的就交给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和医生吧。
写在最后我们已经开始收治疑似的危重病例了，同时也在时刻准备着替换支援武汉的同事们。连夜赶出来这篇稿子接下来可能没太多时间叮嘱大家更多了。
病毒肆虐做好防护，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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