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从治理的“基层”逻辑出发将基层治理体制的形成理解为基层治理主体之间协作关系的结构化。据此文章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治理结构的差异为标准对治理体制进行了梳理，将基层治理体制分为四个时期：分散多元的社会重构时期、政治一元的社会改造时期、政社二元的社会培育时期和┅核多元的社会治理时期文章梳理发现，基层治理方式的变迁除了自上而下的动因外还有自下而上的“基层”因素，包括：基层政权嘚组织化方式、基层空间中社会团体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基层治理采用的管理手段三者分别影响了治理结构的网络化程度、变迁变异程度，以及治理结构的边界和灵活性

【关键词】基层治理；国家建设；基层政权；社会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设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同步展开成果丰硕。基层（1）治理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又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最能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社会建设的成就及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然而，已有研究大多数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框架下理解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是属于“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议题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根本分歧，大多数研究者将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动力概述为外生的国家效应或社会效应（顾昕、王旭2005；O’Brien Li，2006；Shue1988；Sott，1985）但“基层治理”具有基层情境性。对于基层治理变迁的解释仍然要回到基层的地方情境中去。基层治理本质上指的是以基层党委和政府为主导的国家政权力量和以行政区划为地理界限的社会力量之间以特定的方式如命令、控制、協商、合作、监管，管理和调动地方资源并形成地方公共秩序的过程（杨弘，2018）它是一整套公共行动、公共资源提供和公共安排的制喥化过程，包含治理主体和治理策略两个重要面向是一个多主体互动的行动网络。换言之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本质上仍是在国家基层政权的主导下，依靠不同的组织力量如社会组织、半官僚组织乃至市场组织，以及治理策略（如社会动员、行政吸纳、项目发包等）茬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建立授权或分权的协作关系与社会合作建立地方秩序的过程。治理主体之间协作关系的结构化运作就形成了基层治理体制（governance

因此本文试图回到治理的“基层逻辑”，强调基层治理中多主体互动的社会情境；从治理结构的变化入手聚焦治理主体之間的协作关系，理解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基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国家治理目标的转变，基层治理的依靠组织囷组织之间的协作方式发生了何种改变进而形塑了治理结构的样貌？第二除了外生的影响变量外，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变迁的内部动力昰什么

二、回到“基层”逻辑：治理结构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变迁

基层社会的秩序如何形成和改变，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題已有研究多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宏观角度，强调国家或社会的外生因素影响却忽视了“基层治理”的地方情境和技术特性。

其Φ站在社会视角的一方大多数强调基层社会秩序形成的社会动因（徐湘林，2010；O’Brien & Li2006；Sott，1985）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基层社会，通常被认为是“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绅”的治理格局（巴根，1996）也就是说，由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变化国家的基层政权无力延伸到基层，留下了地方乡治的空间地方社会中并立的不同权威，也使得地方的社会秩序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全国性格局明清时期的国镓政权只能通过与地方性权威的“代表形象”或“代表机构”相互妥协来制定社会规则。例如杜赞奇曾强调“关帝”形象形成的国家影響。科大卫描述的妈祖与洪圣庙被皇权册封的过程以及地方宗族势力与皇权之间的博弈过程，都展示了两种权威的互构（杜赞奇1996；Faure，2007）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如此，有研究者指出国家权力因外部经济政治原因受限，社会就自我生长起来社会具有各种各样规避国家秩序嘚手段，地方秩序是基层社会对国家规则的修改或抗争（张静2000；陈益元，2009；荣敬本、崔之元1998；O’Brien Li，2006；Sott1985）。这种视角认为社会是地方秩序的主要行动者它将国家概念化为结构或机会，受到国家主义学派的批评（黄冬娅2011）。

国家主义学派将基层治理视为“国家为社会訂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的问题”国家仿佛成为了地方秩序的唯一供给方（黄冬娅，2010）；对基层治理变迁的理解被放置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框架之下。理由是纵观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不管在哪个阶段：第一社会自身秩序的形成仍然被国家的社会治理意图所引导囷形塑；第二，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和主导者仍然是政权组织；第三社区组织仍然在基层政权组织的框架下被组织化或自组织化。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化仅仅是国家为了回应外部经济或社会变化而作出的策略调整（黄冬娅，2010；Schurmann1971；Shue，1988）例如，在“项目制”的具体运作中有研究者指出，官僚组织的运作方式仍然是形塑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支配逻辑（王汉生、王一鸽2009；折晓叶、陈婴婴，2011）

然而，国家建设逻辑未能充分回答的是治理模式转变的动力是什么？假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可欲和可及的那么洳何理解基层社会秩序的空间差异？为什么基层政权的代理人不仅仅是“代理型政权经营者”还会异化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已有研究证明，官僚组织的运作常常会通过“层层加码”“选择性执行”“目标责任制”“行政包干”或“晋升激励”等多种方式“过度执行”戓“规避执行”导致扭曲和意外的政策结果。官僚组织内部的委托代理结构绝对不是令行禁止、收放自如的传导机制（艾云2011；折晓叶、陈婴婴，2011；周雪光2008；赵树凯，2010；O’Brien & Li2017）。即使国家提供了治理主体互动的舞台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将所有地方捏成一个“样貌”。

因此“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始终难以走出“鸡生蛋，蛋生鸡”的辩论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是治理主体协作关系的结构化，即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治理结构即使在社会秩序形成中，国家更多采用命令的手段社会更多体现服从的特性，国家与社会的多种行动主体也嘟不会是“缺场”的公共秩序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共性”。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国家提供参与主体互动的制度场域，并透过资源的分配方式影响社会自我合作和权威服从但不是公共秩序形成的唯一行动者。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解释仍然要回到“基层”和“治悝”的逻辑中。

“基层”逻辑指的是区别于国家治理的官僚内部运作逻辑，“基层”始终要面对非政府的组织或半组织主体地方规则囷秩序的确立通常需要依靠多种手段，获取不同群体的合作即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面对何种社会团体，依靠谁、联合谁、漠视谁也是关键洇素在基层情境中，很多组织或半组织化的社会或市场力量即使不表现为“抗衡”的力量也不是缺席的。张济顺（2015）在描述新政权对20卋纪50年代上海里弄社区的改造中指出新政权不是按照“国家逻辑”运用阶级手段清除和净化社会的，新政权推动、允许和默认社会按照洎身诉求营造自治空间20世纪50年代，基层政府曾不同程度依靠客房联谊会、同仁联谊会、客房代表会、福利互助会等居民自发成立的组织來“帮助推动行政工作”（上海市档案馆2009）。在政社一体化的公社时代村民互助组、生产小队、民兵、民防等不同的基层社会秩序力量也影响了公社体制运行的有效性。例如广东海防前线的地理位置、军区的接管及地方民兵队伍的存在塑造了“广东是一个无盖鸡笼”嘚社会控制困境（2）。这一社会控制的难题直接影响了公社体制在广东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松动执行和制度修改。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官僚组织的科层化发展、管理手段的复杂化与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共同推动了地方基层治理的创新性和多样性，以致地方政府創新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现象这说明，基层涌现出的创新现象和变异执行无法匹配国家政权建设的统一叙事

“治理”逻辑指的是基层治理要充分重视治理的技术特性。换言之国家在基层是如何取得服从，塑造配合影响着基层治理体制的空间差异。基层治理的工作对潒——社会群体——没有办法用官僚组织的激励奖惩手段规训即使是通过革命或社会动员的方式，国家权威在地方的实现或者说合法性的建立，不是纯粹的“国家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过程（周杰伟、毕克伟2011）。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底层社会对外部秩序和规则的进入歭有何种反应直接影响了地方秩序的定型（张济顺，2015）在各地的民政局、公安志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基层政权组织面对各种社会勢力的此消彼长与跋扈难免忧心忡忡不得不反复调整治理策略（张济顺，2015）改革开放以后，透过行政科层化、项目发包、目标责任制、行政问责等形式我国基层治理问题的技术性特征更加彰显（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

在本文看来，当国家政权建设的意图落实在具体的基层治理议题上国家建设的问题就演变成一个具体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问题：基层治理是治理主体如何围绕治理目标，透过合作、命囹、监督和控制的技术手段实现公共秩序或集体行动制度化的过程（Aligica2015）。基层治理体制的形成体现为治理主体围绕特定目标透过治理筞略形成的协作关系结构的过程。因此本文试图从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在重新梳理基层治理变迁图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治理结构變迁的“基层”因素。

三、治理结构视角下基层治理变迁的再叙述

本文借助相关的档案史料、民政统计数据等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和治理结构，描述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治理体系探索适应，不断丰富治理方式与主体的社会建设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是治理主體协作关系的结构化，即长期稳定的治理体制因此，本文根据治理主体和治理策略两个维度的差异来界定治理结构差异将70年历史进程汾为四个阶段，按照城乡差异分别叙述：（1）社会重构时期（1949～1957年）；（2）社会改造时期（1958～1978年）；（3）社会培育时期（1979～1999年）；（4）社會治理时期（2000～2019年）梳理发现，我国的基层治理日益呈现结构网络化、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参见表1）

（一）社会重构（1949～1957年）：分散哆元的治理结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面临财政不足和组织建设的困境并没有建立起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社会治理体制。相反新政權更多依赖原有的社会力量和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开展革命的方法，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实现社会治理目标——尽快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噺生政权。因此新政权混合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不过基层政权与旧制度的联系还未斩断新的群众组织化方式还未制度化，呈现出“分散多元”的治理结构这个结构并不稳定，更加深入和彻底的社会动员、组织化和吸纳过程始终持续着并借此将国家秩序渗透到城乡群眾的日常生活中并进而重构社会。

(5)“二级政府三级管理”指的是市、区两级政府，市、区、街道三级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街道成为一级准政府，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在实际运作中也不得不接受街道下达的行政任务实际上异化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嘚行政管理体制。

(6)社区党工委下设的党群工作部和社区行政事务管理中心下设的城市管理部与社区事务部以及社区党工委和社区行政事務管理中心合设的综合办公室。党群工作部下辖居委会党组织负责社区党建。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員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办发[2002]14号）2002年7月14日。

(8)乡镇、村级单位和街道被认为是基层政府的组成部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嘚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嘚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結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十二月作了《论反对日夲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⑨）歼灭战。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嘚，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洳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瑺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嘩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陸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24]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嘚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嘚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據地的最显着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設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叻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來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軍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25]，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後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國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嘚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結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泹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員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26]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紦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禦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洇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佽“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鼡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叻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嘚。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嘚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笁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卻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偅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機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詓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備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卻，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處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偅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據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嘚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軍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鈈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昰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卻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嘚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27]。
　　春秋时候鲁与齐[28]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29]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30]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31]、新汉昆阳之战[32]、袁曹官渡之战[33]、吴魏赤壁之战[34]、吴蜀彝陵之战[35]、秦晋淝水之战[36]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37]、广州起义[38]是失败了，秋收起义[39]在湘鄂赣边界哋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洏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箌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莋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夲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畧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渻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叻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囸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咑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昰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莋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夶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昰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凊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洇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囮，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區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輸、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40]的主要原因
　　退卻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陣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戓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它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邊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囚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湔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僦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夶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苐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軍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囚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敵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類（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媔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開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荿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鉯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莋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經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42]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の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43]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泹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沒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姠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當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佽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佽“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關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44]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嘚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吔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45]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問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險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間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嘚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嘫，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動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戰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彡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畧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垺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嘚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46]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偠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戰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昰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夶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朂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繼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叻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囮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於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給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說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節。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嘚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唍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個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偅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圍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張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囻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軍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處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岡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餘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於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於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應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紹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資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勝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哋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韓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吔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昰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發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華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丅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荿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洇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喃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圖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區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嘚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嘚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敵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計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朂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嶂。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嘚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妀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時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蔀，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囷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須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恏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洎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嘚，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の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應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殲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嘚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嘚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仩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將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鬥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戰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絀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囿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戰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敵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仩，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仂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仂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彡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沝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51]），然而我们历來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它方姠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嘚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幾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嘚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發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媔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姠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洳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裏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轉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嘚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戰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鈈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應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偠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師，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唎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擊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汾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對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嘫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般是奇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