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秦城中央公安部农场等候德胜门到秦城农场的公交车，大约等了两个小时，车子终于来了。

我到了12局门口后，武老头笑容满面接待我说：“小子，你真胆大，乱说话，幸好徐部长赦免了你。以后要吸取教训了！进去吧！赵仲田副局长他在他办公室等着你！”

既然徐副部长赦免了我，见见赵局长也无所谓。于是我直接上了赵局长办公室，他是一个胖子，以前见过，两眼炯炯有神。

我敲了敲门，他在里面回应我：

于是我便推门而入，他在那里写什么东西。他抬起头来说：“你先坐下，等我处理玩这件事，再和你谈！”

我知道做官的官威就是由此而来的，让你在那里久等，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从而产生一种恐怖情绪。

等他处理完后，他才抬头对我说：

“你犯的错误极其严重，居然对主席说出不敬的话，这是绝不能容许的。本想把你逮捕法办，已经报上了部里，部里说，‘你还年轻，容许你犯错误，也容许你改正错误。’这样才把你叫回来，回你的原籍工作，只给了你一个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你下去后，好好改造自己。有一条纪律你绝对不能违反，就是不能曝露12局和12局工厂的任何机密和你在公安部所见到的一切，如果违反了，一旦查出，就会从严惩处你！，你还要去你的七处三室找鞠主任，他还有话交代你！”

我懂他的意思，什么窥视孔、什么窃听器、什么红外胶卷这些不能见光的东西，是绝对机密的。

他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就叫我出去了。

我下楼后到了七处三室，鞠主任不在，副主任老张在办公室，他要我坐下，便训斥我：

“你这次算是走运，部里保了你，你这个人我比较了解，你如果改造得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好处，如果改造得不好，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你好自为之！”

我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我心中想，我还没有这个能力，一辈子都没有这个能力。

我痛恨毛泽东，但是我在他面前简直是和蝼蚁一般，随便来一个官员就会把我弄得死无葬身之地！

能够颠覆毛泽东的必定是他当年所信任的人，和斯大林当年如何信任的赫鲁晓夫一样，只有赫鲁晓夫才能颠覆斯大林的一切！

张主任还说：“下去后，好好改造自己，尊重领导，搞好同志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一切都是绝密的，决不可泄漏一字，否则定将严惩！”

我告别张主任后，回到我的宿舍，很多人对我都是笑容满面，我刚被通知我贬谪到秦城农场养猪时，宿舍里的人，看见我个个横眉竖眼，冷若冰霜，如今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我发了一个电报给我父亲，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没有ipad，长途电话费用贵且不说，并不能直达重庆，得经各地长途电话台层层转接，音质极低。只有发电报才是大众化的东西，一直到持续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消失。

我对父亲发说，我马上回重庆看看您。

1963年5月底我在北京火车站买了一张到重庆硬卧票，上铺，当时规定一般干部出差，乘车火车24小时以上，可以买硬卧，12级以上的干部，可以买软卧。

临行前，我再次给父亲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我乘坐哪一趟列车，何时抵达重庆。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有权利享受派车的权利。

上火车前，我想起还没有喝水的杯子，于是在车站附近买了一个喝水的玻璃杯子。哪知道北京火车站小卖部递给我的是一个啤酒杯，我一时不查，就当着普通玻璃杯子买了，谁知，一上火车后，在卧铺车厢里热水瓶中倒出的开水，装进去，那个玻璃杯子立马就炸裂了，弄的我狼狈不堪！一路上只好用漱口杯来喝水。

那个时代火车速度慢极了，烧煤，蒸汽机车，浓烟滚滚，顺着窗户飘了进来，开到重庆好像要了两天三夜。那个时代没有空调，太阳直晒火车。车子里热得不得了，打开窗户，黑色的煤烟纷纷飘扬进来。不仅咳嗽不止，而且染得黑头黑脸。那时坐长途火车真是受罪。我不知道那时候我是怎样习惯了的，也许当时年轻吧！

到了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父亲果然和我的小妹妹在出口处等我，我见到他时几乎落下泪来，父亲很慈祥的对我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和他们一起乘坐他们学校校车，返回家里，当时我们住在重庆南岸黄角垭，也在一座大山顶上，汽车要缓慢的爬岭，转几十道弯，才能够爬到山顶。

到了家，父亲也没责备我半句，说回零陵老家工作也好，不要自卑，顽强奋斗，终究有成的。

我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到1963年七月才动身去零陵，然后一竿子插到了蓝山县，到了邓胜友部长那里当工作组成员。当时大家在开会，我讲普通话，那些蓝山人窃窃私语我都听到了，且听懂了。由于12局再三强调我要保守秘密，所以我不能反驳他们。邓部长不是蓝山人，听不懂蓝山土话，而且开会时严禁公社干部和工作组成员讲蓝山土话。

当时竹市公社有两个秘书，都姓陈，小的一个势利眼得很，一直拍邓部长马屁，奴颜媚骨，丑态毕露，老的一个陈秘书态度庄重，一眼就看出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叫陈焕文，我一直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之一，一直到他去世。

吃中饭时，用粮票买餐，菜里有很多肉，当然贵一些，我不在乎贵不贵，有肉吃，饕餮一餐也算划得来。我很惊奇，怎么农村里还有这么多肉吃？在北京根本不可能。后来知道是开放了自由市场，每逢赶集之日，都有农民自己杀的猪，在集市贸易上出售，价格贵一点，当时大约七毛钱一斤。公家供应的城镇户口居民和干部每月定量猪肉，只有四毛钱一斤。

到了文革中方才知道，是刘少奇背着毛泽东自行决定的。在中国，横行无忌，罪恶滔天的，能够颐享天年，反而真正为民作想的短命横死，刘少奇便是一例。

饭后继续汇报，邓部长做了总结报告，又臭又长，听得我昏昏欲睡。我最讨厌中共的官方语言，一句也学不会，即使文革中我当了蓝山县造反派龙头老大，所有对属下的讲话都是由造反派另两个头头讲。蓝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曾德志最擅长讲官方语言，沈福生也希冀当官，他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也学着讲官方语言。我一般在这种场合都是沉默寡言，或者到处乱溜，不进会场。

大约吃了丰盛的猪肉晚饭后我便跟随五方塘大队干部去到五方塘村。村支书脸色十分和蔼，对我十分尊重，当时就对我说，你像一个大官，派头十足！

他安排我去了一家农户，他说：“这家人，是贫下中农，原先在外地工作，后来在1960年过苦日子时，丢掉工作自行跑回农村的。他家里环境条件还不错，比较富裕，”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到了他的家，安排好床铺后，大队支书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告诉我。

我在他家没有住几天，邓部长便派人来叫我回公社，说：“你的的工作安排下来了，你在竹市公社当公安特派员，你在中央公安部工作过，公安经验非常丰富，当公安特派员正合适。竹市公社情况非常复杂，社会治安不良，你当公安特派员正合适。”

我哪里懂得什么公安工作？从没有破过案，在12局我是技术员，搞红外胶卷，现在才是赶鸭子上架，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

我告别了我在五方塘那姓黄的住户，大队黄支书和我一直很友好。后来在1973年我平反复职后，就在总市公社中学教书，黄支书的女儿也长大了，也在总市公社中学念书，非常聪明，大有父风。我教过她的英语。

当时竹市公社党委书记是一个姓胡的，不是蓝山人，好像是长沙口音，每每开会时，大家都说蓝山官话，我听得懂。他带着家属住在公社，他的太太没有工作，是城镇户口，蓝山话叫做吃国家粮的。

副书记一个姓彭的，蓝山人，驼背，当地人都叫他彭驼子，他不在意这个称呼，总是笑容满面。

我搬到公社后，给了我一间小房间大约七八个平米，隔壁住着老陈秘书，两个房间就是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墙壁，讲话、翻身和打鼾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毫无秘密可言！

小房间内就摆放了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间床就没别的了。（未完待续）

（续2014年3月4日前文）

既然是公社公安特派员，我也没去蓝山县公安局报到，也没有什么兴奋的心情。我不愿意做行政干部，想继续搞研究工作，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思路，总想实践一下。既来之则安之。且暂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徐徐后图再说。我一板之隔就是老陈秘书，他叫陈焕文，看样子非常有学问。他告诉我他原来是蓝嘉报的编辑。以前大跃进时蓝山县和嘉禾县合并成一个县，叫做蓝嘉县。后来又重新分开，嘉禾县归属于郴州专区管辖，而蓝山县归属于零陵地区管辖。

晚上我经常和老陈秘书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闲谈，很是投机。

老百姓打架斗殴，偷摸盗窃的事，不断涌进公社里，胡书记叫我去处理，我是糊涂僧办糊涂案，糊里糊涂糊涂了之。心里头烦死了。

一天小源大队来电话报案，胡书记叫我去小源大队调查。我不知道小源大队在哪里？问了问老陈秘书，他说在瑶山里，从这里去要翻过好些大山，都是高耸入云，险峻异常。

我没有办法只得去。从早上出发，到了傍晚才气喘吁吁到达小源大队。瑶族同袍倒是很热情，连忙拿出风干了腊肉，麂子等野味来招待，瑶山米酒时糯米做的，又甜又香。我吃喝后把附近几个瑶人叫来，稍稍施压，便有一个瑶人招供，说是他偷的。我想过，竹市公社老百姓哪里会跑进瑶山里去偷红薯，就是附近几个瑶人之所为。

案子审毕，皆大欢喜。瑶人载歌载舞庆祝，抓住了小偷。

他们风俗习惯天天洗澡，不论春夏秋冬，放着一个大木桶，桶里盛满了热水，人跳进去泡澡，很是舒服。他们住在深山里，参天大树比比皆是，枯死的树木多得很，随意砍伐用来当柴烧。

回到公社后，没几天，邓胜友又通知我说：

“你的工作又有变动，你到蓝山县组织部拿介绍信去蓝山县公安局报到。”

我有点莫名其妙，莫非走了狗屎运，吉星高照不成？

我去了公安局报到后，接待我的是一个唐姓秘书，他说：“你来了正好，两个秘书了！”

他的眼光颇有点不善，大有嫉妒之意。我不管他，我一向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我在他对面一张办公桌上，打开抽屉，清理东西。

一会儿进来一个黑皮脸蛋的汉子，笑容满面，对我说，你来了。

那个唐秘书连忙起身，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说：“管局长，你好！”

管局长和他笑笑，就对我说，你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我跟着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和颜悦色的对我说：

“我刚从衡阳地区公安处调过来没多久，发现蓝山县公安局很多干警很不称职。他们都是本地人，家族关系观念很严重，遇到自己乡亲便或村里附近的人，就松垮垮，胡乱办一下。徇私舞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后就放了出去。我想整顿一下。我到县委组织部查看了一些干部档案，发现你在公安部12局工作过，也不是蓝山人，我想和你一起整顿一下蓝山县公安局，于是便把你调过来了。”

我哪里有什么公安工作经验，我在公安部12局是技术员，专门研究红外胶卷以及一些特殊胶卷的制作。我发明了一种特殊胶卷，受到了公安部和军委总参情报部的嘉奖，后来在大饥荒年代，吃不饱偷了公家的书去卖，事发后受尽批判，脸面丢尽，连我自己都觉得无颜见人，结果从北京沦落于蓝山。

在这里我打算给读者简单介绍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照相机和胶卷的生产以及冲洗情况。

照相当然离不开照相机和胶卷，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数码相机，就是黑白照相机和黑白胶卷，世界各国的摄影大师当时都是拍的黑白相片。用的是美国柯达公司生产的黑白胶卷，相机则是美国和德国相机一统天下，尤其以德国相机最为著名，例如莱卡相机，COTEX相机、PETACON相机都是脍炙人口的相机，那时贵不可言，都要一万多元一台。当时中国十分贫穷，私人买得起的极少极少。多半是公家买的，用于公务，例如12局派出工作人员到海外公干，一般就用这种相机。

当时日本相机在战后刚刚起步，不像现在日本佳能、尼康、奥林帕斯……数码相机一统天下。1958年大跃进，我国也生产了照相机，叫做上海牌，是山寨德国莱卡相机的，装胶卷十分不便。要120元一台，这个价钱，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无能消受。12局里面集体宿舍里的干部，没有一个人买。

胶卷则是上海生产的上海牌黑白胶卷和汕头生产的公元牌胶卷。

彩色胶卷只有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和冲洗，连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派出的人员，只有必要时才允许使用。

照完相后，当然要冲洗胶卷，然后再进一步加工成照片，提供给用户。黑白胶卷和照片冲洗，用的是D-76或D-72配方冲洗，都是德国配方，是碱性溶液。冲好后，还要定影，洗去未感光的胶片上，或感光后多余的溴化银，用的定影液则是弱酸性的硫代硫酸钠溶液。

关于军委情报部和中调部下达12局的任务，我国情报工作人员从他国返回时，路过他国海关，如果被没收，拿去冲洗，我就想到应该找一种塑料，在水里面和弱酸性溶液中可溶解，而在碱性D-72和D-76溶液中不溶解。这样我国情报工作人员便可谎称没有拍照，是空白胶卷，以逃脱他国海关的追查。

塑料玩具现在已经普及了，小孩子几乎人人都有，有谁见过塑料玩具可在水里溶解？

塑料不溶于水是普遍常识。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种可以溶于水和弱酸性溶液，而在碱性溶液中则不溶解塑料。破解了这个谜，此任务便迎刃而解。找不到只有自己合成，就是说只有自己来发明创造。老冯他们三个人奋斗了几年，一事无成，请教保定电影胶片厂苏联专家们，个个耸耸肩，束手无策，都是困于这一点！

于是在饥饿状态下，我在1961年初，开始在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天天去查阅资料。当时这两个单位离开12局很近，就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附近。协和医院图书馆里有美国化学文摘（CA）全套，一期不缺。科技情报研究所储藏的美英德法等发达国家的专利文献多极了，数也数不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高分子化学蓬勃兴起，合成的塑料到达几万种，但是从美国化学文摘上查找，没有一种塑料可以在水里和弱酸性溶液之中可溶解，而在碱性溶液中不可溶的。

我不知道我日夜花了多少工夫来调研查找，从1960年年底我从陕北黄土高原下放锻炼一年后返回北京，查了将近两年，大约在1961年底方才确定：世界各国均无此种塑料生产，也无人研究，因为无价值。

1962年年初，那时我饥饿缠身，饿得不得了，还要设计方案，自己动手做实验。饿得不行了，我也偷偷地把公家几本书拿到了旧货市场去卖，换了几块钱来买高价糖食点心来充饥，聊以解燃眉之急。

我在很短时间里就自行设计了一套方案来自己做这种塑料。我没有对老冯他们三个人讲我的方案，他们也不懂，老冯是大老粗，老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周研究染料应用的，与此无关。

我只是告诉老冯我要在实验室合成一种塑料，他没详细问，就同意了，他是大老粗，被保送进南开大学的，有自知之明，多问了反而暴露了他在有机合成上的无知。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动手拟方案，动手合成，在实验室做好了这种塑料，交给老周去涂布在胶卷上，看看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三个单位给12局下达的任务。老周做过实验后，欣喜若狂，说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发明了一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殊胶卷，当时不兴申请专利。

现在也一样，没有任何一种硬邦邦的塑料制品可以溶解于水，谁见过？

此事惊动了12局领导、军委情报部门和中调部。丁副局长亲自来我们小组看望我们，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错嘛！丁副局长很年轻，带着一副眼镜，看起来不过是30来岁，有学者派头。

他很早就参加了中共，在陈毅元帅手下担任情报工作人员。

他说：“奖励你们课题组一台德国生产的CONTEX相机，值一万多元。”

那个时代不时兴奖金发给个人，只发给集体。

我当时年轻，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现在叫做愣头青。也不在意这个钱和相机。丁副局长一表扬我，我就有点洋洋自得，忘乎所以！

卖旧货必须用自己的工作证登记后，老板才准你卖。后来旧货市场老板看见我拿去卖的书都是崭新的，就有点怀疑，于是打电话给12局。老周在查这件事，他也许在嫉妒我，所以查得很仔细，并且询问过我。我看见他把我询问的问题记在一个小本子，小本子放就在他的抽屉里，他上了锁。

我急于想知道我偷偷卖公家书一事他是否在调查？

他的钥匙一大把，他很有钱，工资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实验室的门和我们课题小组办公室的钥匙也在那串钥匙上。我借口说我把实验室的钥匙锁在实验室里了，要他把他的钥匙给我用一下，好进实验室。

他当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把钥匙串给了我，我赶紧进了课题组的办公室，打算打开他的抽屉，看看他到底掌握了我多少材料。

他这个人精得很，几分钟后他就明白了，我是借口打开他的办公桌抽屉，看他记录我的材料。

他立即从宿舍里奔到办公室，果然我正在打开他的抽屉，翻找他的东西。

他疾言厉色骂我。我则一脸尴尬之色，讷讷的无言以对！

我刚刚发明了一个东西，得到了12局、中调部以及军委总参情报部的嘉奖，或许他们当时认为这是小节，无伤大雅！但是偷书卖的事情，实在是有伤12局的脸面，于是我受到了七处三室的大批判，那些嫉妒我的才能的人纷纷跳出来责骂我，“小偷！、“不要脸！”即使丁副局长想保我也不行。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后来叫做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

这个三不方针传达到了我们这里，于是我就在12局七处三室批判我卖书的会议上，饥饿难忍，口不择言，愚蠢地暴露我心里所想，批评毛泽东，说他老年痴呆了，没有像在转战陕北时，指挥若定，挥斥方遒！他是农家子弟出身，一亩田怎么可以打几十万斤稻谷，弄得全国没有饭吃，饿死不少人！

这一席话，却惊天动地，还没等散会，鞠主任便把我叫出了办公室，很快我就去了公安部秦城农场劳动。

半个世纪后，我76岁了，已是风前残烛瓦上霜的老头，回想当年我的幼稚无知，自己都觉得好笑得很！

回头来说1963年7月初，从竹市公社调到蓝山县公安局后，管局长和我的谈话，我的确没有什么公安工作经验，没有办法，只好现炒现卖，学习学习再学习！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到了蓝山县公安局没几天，管局长说：“你去楠市公社和正市公社调研一下，那里治安情况不好，本地人去，宗派思想严重，往往包庇乡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我便到了楠市公社和正市公社调研，在正市公社办公室我一下就看到了7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的苏共中央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公开信，答复中共中央六月初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全文刊登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一个信号，中苏之间关系恶化到已经没有任何调和余地。

我第一次看到苏共和中共的分歧在哪里？以前人民日报和苏共论战，都是含含糊糊片言只语引用苏共的话，从没有全文刊登过他们的全文。

苏共中央公开信第三点便是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未完待续）

（续前2014年3月5日前文）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在1957年鸣放高潮时看到过我校英语系学生从美国纽约时报上刊登过并翻译好了的全文，当时只张贴了一天，就被学校封杀了。我清清楚楚记得赫鲁晓夫在他秘密报告中一开头便说：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现在我在正市公社办公室看到了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7月20日公开发表的苏共中央7月14日给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公开信，感到异常兴奋，因为以前从没有发表过苏共和中共大论战的苏方全部文章，这是第一回。苏共的公开信是驳斥中共的，第一点便是驳斥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他曾经在那次会议上说过：

“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

全世界二十七忆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赫鲁晓夫说老毛是战争狂，死掉一半中国人他一点不心疼（大意）

第二点就是驳斥毛泽东说不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老毛说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说，美国政府也会考虑一旦爆发核大战，美国人民的死伤，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大意）

第三点便是驳斥老毛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崇拜，这一点我看英语系学生翻译的大字报，是记得很清楚的，赫鲁晓夫说：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

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而老毛却是觉得反对个人崇拜实质上是针对他的，他绝不能允许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蔓延。他是一个权力欲望狂，至死也没有交出他手中牢牢抓住的军权和政权，一言不发进了地狱。接班人如果强势人物个个畏惧，老好人华国锋各方妥协结果由他来暂时接班。邓小平私下对别人说，一旦我复出，第一个打倒的便是华国锋。

“什么你办事我放心”？

全是华国锋这个无能之辈装点门面之用，用以壮胆罢了。他当了英明领袖华主席不到两年，就被邓小平一脚提出了最高领导人地位，现在据说他已经多次提出退党，但是没有被批准。

毛泽东始终肯定斯大林，什么三七开，全是鬼话，他是教授级、博导级、院士级的超级骗子，撒谎不费吹灰之力，出口便是谎言，即使对他的生死战友也是如此，比如对待刘少奇、彭德怀……。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当时就被朱德从莫斯科连夜翻译好，发回中南海，老毛一看怒气冲天。当即在他床边召开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个个眼观鼻鼻观心，不发一言，任老毛发火。

老毛说斯大林必须肯定，就是大清洗过头了一点，我们的方针和他不一样，我们是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王明现在不是好好的活着吗？彭德怀不也是活着吗？

老毛在骗人。富田事变他杀了多少中共军队干部？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一次“围剿”。

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一书记载：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急忙给彭德怀送来一封密信。彭德怀一看那特殊的毛笔字，便知是毛泽东写的。但此信不是写给彭德怀的，而是写给古柏的。全文如下：

　　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更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即段良弼、李白芳、王怀。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黄、滕系红军中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即曾山、李韶九、陈正人。三人，任何人不准告之。

　　毛泽东　　10/12

什么党内肃反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全是鬼话。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后来毛泽东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对待党内反对派，不杀，但其实更阴险。

精神上的折磨远比痛快的死去难得多，让你成天在精神上受到无穷的折磨，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几十年过去，你难道不精神崩溃吗？

老毛干的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什么地主富农，帽子一带就是几十年，祸及子孙。连子孙都是地富子女，他不死，可能那些人终生精神崩溃，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就是赫鲁晓夫说的那种人，“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怪不得老毛一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就发火。

他想过中共党内一定有赫鲁晓夫似的人物，他在1957年后一直在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到十年后1966年发动文革，方才确定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

毛泽东一直肯定斯大林，在他生前，天安门前一直竖立着马恩列斯四幅巨大画像，到他去世后，方才拆除。

我读到人民日报1963年7月20日全文刊登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公开信后完全赞同赫鲁晓夫说的斯大林“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我欣赏赫鲁晓夫敢于揭发斯大林的错误，他是矿工出身，也进过工农速成中学，念过大学。

我当时就想，老毛不也是这样吗！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1960年底我在陕北劳动锻炼时，饱尝饥饿的折磨，几乎饿死在陕北。返回北京前三个月我换了一家房东，住进了马金花家，马大姐也是贫农，但是会打算，是生产队长，她家里很富裕，我每天吃得饱饱的，人都长胖了。

1960年年底我返回北京后，北京粮食定量，哪有1960年年初我离开北京到陕北时那样可以放开肚皮吃。一下子又从天堂坠落到地狱，无尽的饥饿折磨着我。街头上到处刷上标语或竖起牌子，上面写道“三面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谓三面红旗便是指毛泽东发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要你不睡觉，不分日夜大炼钢铁，放高产农业卫星，什么亩产几十万斤稻谷，让你用狗肉汤来浇灌山药地，可以让马铃薯亩产几十万斤，让你天天干这些荒诞无稽的行动。

我饥饿难忍的状态下，一看到这些三面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标语以及牌坊，就心头无名火起，破口大骂毛泽东这个老混蛋，有时候不自主的还在在街上还骂出声来。

他妈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他还不自责，引咎辞职。还张牙舞爪吹捧自己三面红旗万岁！自古到今，中国历史上荒淫无耻的皇帝多了，毛泽东应该排第一。

我那个时候吃不饱，也不懂得去北京乡下农贸市场转转看，有没有粮食出售。在陕北是没有，但是1963年7月从北京我一竿子插到湖南省蓝山县后，在竹市公社当公安特派员时，就看到竹市公社农贸市场上有大量粮食猪肉出售，我当时心想，要是北京也有这种市场，我哪至于会饿肚子。

回头来再说1963年7月我到蓝山县公安局当管局长的秘书事。他当时很器重我，他说他对蓝山公安干警不满，宗派思想严重，能力低下。

我还不大赞同他的观点，不依靠蓝山人来当公安干警，靠谁？他们懂蓝山县各个村子的方言土话吗？我就听不懂，这个问题一直困惑到现在。所有外地来蓝山县当一把手‘二把手的，都是困惑于此点。现在我有一个学生，不是蓝山人，当县长，也是困惑于此点，容易受当地人的欺弄。（未完待续）

（续2014年3月6日前文）

我在管局长领导下，在蓝山县公安局呆了将近十个月。管局长整顿蓝山县公安局的干警，没有丝毫进展。一来不可能从外地调那么多的干警来；二来不依靠本地干警，地形不熟悉，土话不熟悉，我和管局长好像和瞎子摸象一般，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天南地北，只好由他们任意摆布。好在蓝山县公安局中，有良心的还是居多，没有几个敢于来随意摆布管局长的。

管局长还是挺信任我的，我到蓝山县公安局不到一个月，他便笑嘻嘻的吩咐我，你把公安局积存的上面发来的文件，帮我整理一下。他们原先弄得零零乱乱，我不好查找。

于是唐秘书恭恭敬敬把以往积存的档案给我。

里面有很多都标明了，党内刊物，绝对机密，也就是，绝密级的档案。

当时我就起身对管局长说：

“我不是中共党员，清理这些文件不合适吧？”

“我叫你整理，你就整理，出了一切事情由我来担当！”

管局长严肃的回答我，并斜眯了唐秘书一眼，唐秘书不好意思得很。

他很信任我，他对我说以后我的来信你都可以先拆开来看，如果重要的才给我，不重要的的，鸡毛蒜皮的偷摸盗窃、打架斗殴、流氓滋事等案件或报案，你就自行处理了吧，来信可答复的就答复一下，不值得答复的，不答复也可。

于是我只好坐下，慢慢开始整理文件。里面有绝密级的《公安建设》，《湖南建设》……杂志，每月一期，只发给党内，绝密级，标明发至湖南省部级和各县公安局。

当时各县公安局长档案都在北京中央公安部。我在12局的时候就听到老公安们个个都说，公安部门的干部，如果调到地方上去工作，就比同级的干部高半个级别。意思就是说，各县的公安局长的级别和县委书记几乎同等地位，算是助理县委书记级别。

他下的命令我只得尊崇，于是我慢慢清理文件。

文件被弄得一团乱麻。省里的、公安部的混杂在一起，不分年份，不分次序。也许是蓝山县公安局党员干警经常借来看，看后随意丢给唐秘书，结果弄得一塌糊涂，我得一本本地翻来看，然后分门别类归纳在一起。

所谓这些建设类的刊物，其实就和现在的新华社内参差不多，也有大本子和小本子的区别。大本子只有中央高层领导可看，小本子省部级的可看，可能地厅级也可以看。我问过我们学校校长，他是地厅级干部，和我是老庚，非常熟悉，无话不谈，当然不是说我对毛老爷子不满的话也给他说。我问过他，他说学校现在没有看到小本子的新华社内参，以前看过，现在不发了。

“发来的时候你不是也看过吗？”他说。

改革开放后，胡耀邦曾经下令，非党高级知识分子也可以看小本子的内参，我在学校的内参阅览室看过几次。胡耀邦去世后，便禁止了高级知识分子享有这个权利。

我慢慢查看，我惊人地发现，这些什么建设类的期刊，里面刊登的消息确实惊人，都是国内的负面新闻，那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上根本看不到的。看到的尽是歌功颂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不像现在无穷多的报刊杂志，以猎取负面新闻拓来展销路为荣，以求挣钱养活自己报刊一班子人。

时间久了，很多内容我忘记了。如今改革开放后，这种事件多极了，无足为奇，但是在1963年也同样多极了，只不过没有公开报道而已，而在1963年我看后，确实感觉是惊天新闻！有人说老毛时代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其实也不尽然。

但是我总记得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份内部报告中说，1951年镇反运动中，全国杀掉的反革命分子有76万人之多。

我倒抽了一口凉气，罗瑞卿还说，原先规定上海杀人指标是1000人，主席不同意，后来杀掉了XXXX人，数字我记不清了。

杀人还有指标，我第一次看到。

在改革开放后，出版了《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一书，毛泽东于1951年1月17日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中说：

“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以及坚决特务份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在那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

大杀几批，究竟杀几批？每批杀多少？老毛在电报中没有说，当然他的意思便是说由各地自行决定。

在左倾思潮盛极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各地心领神会，巴不得多杀一些人以显示自己革命立场坚定。

于是杀人指标便由此而来。

我把过期刊物分门别类整理好后，一大摞，我交到管局长手里。他翻来看后感觉十分满意，不住夸赞我，旁边唐秘书一脸嫉妒之色溢于言表！我不理他，我行我素是我的风格。

蓝山县公安局也有好几个干警和我交了朋友，我也和喜欢和他们交往，以了解蓝山县的风土人情。

1963年5月份，我想起了我在中央公安部的老朋友，于是便给他写了一封信，一来问安，而来告诉他我已经在蓝山县公安局工作。不料这位朋友出卖了我，他把我的信给了领导看，领导马上报告了12局几位局长。12局局长有三个，正局长叫做狄飞，副局长两个一个是丁副局长，一个是赵副局长。狄局长认为我的修正主义思想严重，不宜在公安机关工作，要报告公安政治部，赵副局长和他的意见一致，只有丁副局长不同意，他还想把我调回北京。后来少数服从多数，于是就报告了公安部部政治部。政治部发了文件给蓝山县公安局，他们把蓝山县公安局局长的名字弄错了，根本从来就没有这个名字的局长。我翻阅蓝山县公安机关档案时，仔细看过历届蓝山县公安局长名录，在记忆中并无此人。

于是我拆开了信件来看，是公安部政治部来函，说：

“王二狗修正主义思想严重，不宜在公安机关工作，请转告蓝山县委，立即调出蓝山县公安局。”

我没办法，只好把这封信递给管局长。

“你没事找事干，呵呵！”

他也无奈得很，只好报告县委。

第二天便通知我下到蓝山县洪观公社，当财粮。

财粮是什么样官？我不清楚，问了问蓝山县公安局我的朋友，他们说：“财粮就是管理各大队和生产队征购粮任务的干部，下达各大队和生产队征购粮的任务；催他们打谷子后及时去粮站缴纳征购粮。也是公社里管理上面拨款，公社干部工资发放、报销和办公费用开支的干部，也兼管公社食堂伙食。洪观公社不通公路，你得走路去，离开楠木桥有15里。不过好处是不用下大队去蹲点，坐守公社。”

于是1963年5月底，我背着行李，去了洪观公社。

在公社,我虽然职位低，也非中共党员，但是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都得讨好我。公社干部，包括公社党委委员们，工资低，有事急需用钱都得找我借。特别是妇联主任老陈，她的丈夫划成了右派，现失业在家。她没和她丈夫离婚，靠她一个人工资养活全家数口人，我十分敬佩她的为人。

像这样的女性是不多见的。她经常不到发工资时间，便没有钱用了，常常红着脸找我借钱，我从来没有拒绝过。

有时公社没有钱，我的工资高一些，55元一个月，我私人也借点给她。那时自由市场开放了，粮食猪肉市场上都有，相对于我的工资，那些猪肉粮食是小菜一碟。一个月补充十来斤米，就够了，才四块多点钱，我可以吃得饱饱的，无需花大价钱买什么北京那种天价糖果糕点来充饥，而猪肉才一块多钱一斤，公家定量供应给干部和城镇户口的家属的肉，当时才卖七毛钱一斤。我每月的工资足够了，还有结余。

在洪观公社我工作了两年，我添置了两件崭新的毛线衣和一件上海产的真正羊毛绒尖领衫和两个很大的木箱。蓝山县盛产木材，木箱便宜极了。

洪观公社不通公路，到最近的客车站，得翻山越岭，穿行于羊肠鸟道上，曲曲弯弯几经周折，才能抵达楠木桥客车站。我每月都要去楠木桥一次，县里工资和办公费用发放后，都要到楠木桥人民银行支行去支取，然后带回公社。好在那时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没有什么劫匪歹徒之类人物来拦路打劫，我总是平平安安取了钱回到公社。

公社党委书记叫做成光晋，他的太太姓厉，城镇户口，在公社一个单位当会计，我们叫她厉会计。有一个小女儿，小名玉兰。

成光晋很器重我，他对我说过，12局是把你弄来下放的，以后锻炼好了后，还会把你调回12局的，我苦笑连连。公安部已经认定我是修正主义思想严重，虽没有给我带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但已经说得很清楚，不适合在公安机关工作，成光晋不知道此点罢了。

1963年中共认定苏共是修正主义，天天论战不休，借口痛骂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铁托是敌我矛盾。如果带上修正主义者帽子，这就和和1957年反右派时的划成的中右份子一样，虽不开除，但是随时可以再带上右派帽子。修正主义者也是敌我矛盾，只不过不开除而已。（未完待续）

（续2014年3月10日前文）

我不管修正主义者是敌我矛盾也好，随时可处理开除的中右份子也好，公安部给蓝山县公安局那封来信只是说我的修正主义思想严重，不适合在公安部门工作，要蓝山县委把我从公安局调出去，另行安排工作。

中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已经赦免了我，公安部政治部也不能违背徐子荣副部长的命令。我不是修正主义者，不是敌我矛盾，就不能再处理我。

我不管这些。我完全赞同赫鲁晓夫观点！

1963年7月我在蓝山县公安局当秘书时，出差到正市公社看到的人民日报全文公开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其实就是赫鲁晓夫自己的意思。

他在第一点便是说：世界局势变化了，和马老爷子1848年说的局势完全不同了。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双方都有核武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不一样，一摔原子弹和氢弹，双方老百姓伤亡惨重，这是犯了反人类罪。双方都有顾忌，都不敢冒险，战争便是可以避免的。

我赞同赫鲁晓夫这个观点！

而马老爷子则在他的大作《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大作最后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干嘛？

马老爷子最后怒吼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老爷子是好战份子，尽管他没扛过枪，但是毛老爷子杠过枪，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到临终也没有交出指挥枪杆子的权力。

毛老爷子一直存有幻想，希望解放全世界，自己来当世界霸王！他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

解放全世界，就是用战争来解放。

中国陆海空三军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他的旨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命名军队，直到今天。

现在在大陆军队来解放谁？去解放全世界？去解放台湾？来解放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陆老百姓？说起来简直是千古笑谈！

赫鲁晓夫说战争可以避免，直接反对毛老爷子好战的叫嚣，毛老爷子哪能不怒火万丈？

赫鲁晓夫第二点意思就是说，可以和美国和平共处！反对暴力。我也完全赞同！

毛老爷子故意抬出马老爷子观点说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反对阶级斗争，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完全解放自己这个马列主义根本观点。实际上他是说，无产阶级必定要解放全世界，自己来当世界霸主，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天神下凡。

赫鲁晓夫第三个观点就是：斯大林独裁，搞个人崇拜，提倡个人迷信，滥杀无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大清洗苏联，杀了几百万苏共党员、知识分子以及富农（苏联没有划地主，只有富农）。为了搞农业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1932年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人吃人的惨剧！

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这直接威胁到毛老爷子在中国的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在列宁斯大林时期，中共派出了大批干部去苏联留学，现在叫做全盘西化，因为莫斯科在中国西边，那时叫做去西天取经。

中国已故左王柯庆施曾经洋洋自得地说：“我是中共唯一见过列宁并和他交谈过的人。”

刘少奇，王明、杨尚昆等都去苏联留过学。王明自称中共内部只有二十八个半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说只有二十八个半人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老毛为此恼怒万分，他没去苏联留学，哪国也没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包子。他到死也不肯漱口刷牙，他说：“谁看见过老虎漱口刷牙？老虎牙齿锋利极了，吃人不吐骨头！”

刘少奇，王明、杨尚昆等在文革中被他整得呜呼哀哉！

我完全赞同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

他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一开头就猛烈抨击斯大林，他说:

“斯大林逝世以后，党中央委员会开始执行如下方针：坚定而不懈地指明：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是不能容许的。

这个人似乎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毛老爷子有半点错误吗？他是中国的神仙，无所不知，洞察一切，能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能做一切事情，他的行为没有半点错误。

赫鲁晓夫的第三个观点我更是完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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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严重，我也承认。反正不能开除我，总有一碗饭吃。我的工资有55元，是技术员12级的工资。

公社里只有公社党委书记成光晋的工资比我高，57元。其余公社干部每月工资只有27.5元。那时候公社干部没有几个人，公社党委只有五个人，书记成光晋，社长陈派吉兼党委副书记，一个宣传委员，一个组织委员，一个武装部长。不像现在的一个乡，成百上千的干部在吃冤枉，胡乱收刮钱财，胡乱花销民脂民膏。

我记得当时我发工资，归我发工资的公社干部只有11个人。公社其他单位，如粮站、小学教员、卫生院、信用社、供销社的人员工资不在我这里发放，他们自成系统，自行发放。

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派吉，是一个瘦高、大眼睛的精壮汉子，他是洪观公社本地的人，是陈道扶村的，不是三亍头村的人。

三亍头村出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陈光保，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横行湘南，攻占过宁远县城、道县县城，新田县城，杀人奸淫无数，抢劫财物既要钱又要命。

后来蒋介石无奈，只好将他招安，封他一个国军少将，他收手了，不再打劫，安心当将军。抗战时期蒋介石调他到重庆，在重庆被蒋介石枪毙了。

在三亍头村他修了一个将军府，相当豪华。中共统治下变成了三亍头村大队的大队部，我去住过好几次。

陈派吉社长不经常回公社，除了开公社党委会议和发放工资那一天才回公社。我见他的次数不多，他却似乎很喜欢我。总爱和我唠叨，要我跟他下乡。

“老呆在公社没啥意思，你不如跟我去各大队转转，长长见识也好。”

我当时心情烦闷不过，郁节重重，难以自拔。他这一劝说我想也是有道理，出去走走，不想这些，自我调节一下心情，于是我就答应了。不过我说：“下去后我要有空就会回公社看报纸。”我关心国际大事和毛泽东的动态。陈社长说：“看报纸有何用？我就从不看报纸。”

在中央公安部秦城农场那个模范共产党员周兽医，荒淫无耻，居然想和我搞同性恋，鸡奸我，我由此提高了警惕，生怕再遇到同类事件。

我也观察了老陈很久，他是一个正派人，不像是为非作歹之辈。他有次在公社办公室和我聊天，说他看见好些贫苦农民没有过年米吃，穷得一塌糊涂，他竟然哭了！他说他也毫无办法。

我对成光晋书记说：“这些日子我想跟陈主任下乡走走，了解一下各大队的生产情况。”成光晋同意了，叫我如果接到他的电话就立即回来。

公社有一台电话交换机，与各大队书记相通，安放在大队书记家里。那台交换机和县里可以通话，刘秘书是用电话用得最多的。

电话员非公社正式干部，临时雇请的，现在叫临时工。他的工资由各大队出钱，因为大队支书安装了电话，得收钱。每年打了谷子上缴征购粮后，粮站拨回各大队购粮款都是拨到我手里。在洪观公社两年，我都是一次帮他将全年工资扣下，再发给各大队，他对我很感激。因为以前总是他自己去各大队催缴，各大队拖拖拉拉，不给他面子，他也无可奈何。

他有病，两眼无神，天天吃中药。是他自己去挖的中草药，自己熬起来吃，如果他去卫生院看病的话得花钱。

我问过他什么病？他支支吾吾不肯说。我以前也喜欢看医学书籍，也想过去报考医学院，后来是父亲不允许。说我粗枝大叶习惯了，不可以当医生，人命关天！

后来从旁人口里得知，他是遗精，精液总是不断自行流出，不能控制。也许他是花痴，看上了某位女孩，追求不到手，才得上此病。

话又说回来。我答应和陈社长一同下乡各大队转转，他也很兴奋。一路上向我讲解洪观公社的情况，一共有11个大队，人口一万多，我开始慢慢熟悉中国的的农村。我生在成都，在成都念小学。后来跟随父亲工作调动去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度过了我的中学时代。高中毕业考上四川大学化学系，又到成都念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公安部，在北京工作五年。我都是生活在大城市里，1963年我一杆子插到湖南省蓝山县后，是在公安局工作，实际上也住在城里，对中国农村毫不知情。（未完待续）

（续2014年3月11日前文）

尽管1960年我曾经下放到陕北洛川县土基公社白马大队劳动锻炼过一年，算是到过农村。

不过1960年的中国大陆，雾霭沉沉，烟雨凄迷，全国笼罩在悲壮荒凉的氛围中，人人瘦骨嶙峋，个个双目闪冒饥饿火焰，熊熊不灭。几乎没有几个人浑身不浮肿，浮肿病流行全国，横行无敌。

我在陕北，每天都在公共食堂就餐，一天三两粮食，并且非在公共食堂就餐不可。整天没有任何情趣和农民谈话，交流思想，熟悉农村，而是拼命挣扎在死亡线上，想从鬼门关奈何桥边逃生！

中共里面并非没有有识之士，看不到是什么缘故导致可怕的大饥荒。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中共中央前一把手张闻天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都看到了，彭帅还写了一封信给老毛。说是大跃进搞糟了，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老毛最忌讳领兵枪杆子的将领出来反对他，威胁他。

他在狂怒之下把这四个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永不录用。

公共食堂就是老毛视若生命的东西。

老毛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见薄一波大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一版，下册，第724页）

1960年他在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批示说；公共食堂“是阶级斗争！”语气十分强硬。(《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第一版，第43—44页，1996年5月。)

老毛在1960年年初说：“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千劲长期保持下去。”

    “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开足马力奋勇前进’”。“经过58～59年大跃进，60年将是生产大发展的一年。”

    1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1月9日，毛泽东再次向与会者发问：“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他说：‘‘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的大跃进)，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他怎么能够相信呢?…‘经过若千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1月23日．毛泽东又将一个文件批给其他领导人，他重重地批道：“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萧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430～43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那一年，尽管我在农村，我没有对农村熟悉半点。

……………………………………………………………………

洪观公社办公室对面就是南岭大山，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层峦起伏，清澈见底的小溪缓缓流淌着，风景极为优美。在那里修身养性是绝佳场合。大山中有一个庙宇，里面住着一个老尼姑和几个小尼姑，老尼姑恐怕是庵主。一天有人来公社反映说是里面那个老尼姑其实是男子假扮的，在庵子里和小尼姑行苟且之事，淫乱庙堂。

刘秘书在洪观公社赶集那天清早接到举报的，于是就派交换机房的临时工去南岭大山中把那个老尼姑叫到公社来。

“你是刘八五大队贺家村人，熟悉南岭大山地形，你去把那个老尼姑带到公社来。”

临时工哪敢违抗，乖乖的翻山越岭把那个老尼姑带过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老尼姑不明就里，刘秘书凶神恶煞地说：“把裤子脱下来！”

老尼姑羞红了脸，不肯，

刘秘书想了想，就说，进房里去。于是老尼姑进了房，刘秘书把房间门关上，几分钟后，他开门出来淫笑着对我们说：“他妈的，是个女的，下面黑黢黢的尽是毛，老麻B了，还这么多的毛！”

老尼姑穿好裤子出来，低着头，匆匆连，也赶回深山的小庵中。

所幸当时社会治安还好，拦路抢劫，路上强奸女人的事件，我在洪观公社两年未曾听到过发生一起，也未曾听说老尼姑深夜赶路回家遇到了什么麻烦。

………………………………………………

陈社长带我下乡后，我几乎天天跟着他转，有时候临时工打电话来找我也找不到我。

1965年4月19日，那天阴雨连绵，我一生都忘不了那一天。陈社长说，开始插田了。蓝山官话插田就是栽秧，老百姓已经把秧苗老早就拔好了，一扎一扎的，绿油油的，十分可爱。

陈社长把裤子一卷，脱掉鞋袜，赤着脚，就拿起一把秧苗，开始栽秧，他弯着腰，毫不费力，插得快极了。我看见他那么轻松，我也跟着脱了鞋袜，卷起裤脚，赤着脚，踩进田里。

哪知脚一踩进田里泥浆中，冰冷刺骨，疼得不得了，我咬着牙，强忍着，弯下腰，学着老百姓和陈社长那样插秧，不到两分钟，我的腰好像折断了似的，也疼不过。我又一次强忍着，慢慢插，周围老百姓不敢对我有所不敬，抿着嘴，偷偷的笑。

陈社长看见我那副熊样，不禁哈哈大笑：“这样你会慢慢熟悉农村的。”

陈社长是好心好意说的，我知道，我也没怪他。我低着头，弯着腰。忍着疼继续插，“坚持住!坚强起来，一定要坚持住！”

我不断在心中嘱咐自己。

所幸陈社长很会体谅人，他插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便叫我起身和他一起踏上田坎，用冰冷刺骨的清澈小溪水洗去泥污，穿上鞋袜，我的双脚已经冻得麻木了，腰也直不起来，陈社长帮我捶了捶腰，才能够直起来。陈社长说：“最近我看你心情郁闷得很，是不是老想过去的事？没必要，事情过了就算了。”

（续2014年3月12日前文）

尽管陈社长劝我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可是我从1960年年底陕北劳动锻炼回北京后可怕的经历，一直如同梦魇一样缠绕着、撕咬着、狠狠的啃我那可怜的灵魂，让我事隔几年后还不时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涔涔，湿透了衣裳！

当初我从陕北回到北京后，开头买了一双平头苏式凉鞋，和一条料子薄裤子，尽管遭到12局的干部们嘲笑，但我一向我行我素，天马行空，我不在乎这一点。

虽然吃不饱，但是个个月都有粮食供应，每月23斤，折合11.5千克。我虽然没有放开肚皮吃，尽量节约，但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我的嘴巴，一个月的粮食吃不到25天便没有了，得想办法。于是我和新来七处三室的老耿一起，每晚去附近各个小吃店站台，买一些煮熟的蔬菜来吃，虽然贵一点，我的工资也还能支撑得住。

老耿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和我同届考上大学，但是他学五年，所以比我晚毕业一年。

北大那时录取新生，并非选择学业成绩最优者录取，而是看家庭成分。1957年右派学生大闹北大，让毛泽东头疼万分，于是以后录取先生便以阶级成分为主，不以学业成绩为主。老耿就是这样被北大录取的。我听他谈到化学上的知识，显得肤浅得很，外语也不行，看英语化学文献就是翻字典看也看不懂。

他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所以也感到饥饿难忍。

“单卖小菜不行，你得买一碗馄饨我才卖小菜给你。”

“贵一点怎样，我没有粮票了。”

摊主想想也答应了，贵一两毛钱他也卖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祖宗保佑！

就这样我和老耿浑浑噩噩，饥饱交替地度过了1961年，那年红外胶卷的研发工作没有什么进展。我想找一种塑料可溶解于水和酸性水溶液，但是不溶于碱性水溶液，这个企图花了我整整一年时间，泡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图书馆、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办在协和医院内）、北京图书馆以及中科院专利情报研究所里查找资料，这几个单位离开12局很近。老耿没有陪我去查阅文献资料，他一窍不通。新来的那个华南工学院毕业的老陈，也不会查阅外文文献资料，他十分嫉妒我。我看他极不顺眼，长得尖嘴猴腮，鼓眼爆睛，一副奸诈虚伪的面孔一看便令人生厌，我不理他。

他对红外胶卷束手无策，只是想到保定去，向苏联专家请教。

到了1962年年初我才确定世界上没有这种可溶于水和弱酸性水溶液而不溶于弱碱性水溶液的塑料。

虽然每晚在混沌摊子上买一两盘小菜来充饥，但是钱总是不够花，于是我开始偷偷地拿了公家一些书，去旧货市场上卖。我知道，自古文人偷书不算偷，呵呵！

开头几个月，每月拿一本两本书去卖，也在武老头那里赊一些饭票，下个月发工资再还给他。武老头很喜欢我，我是有求必应。

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大会结束后，旋即陈云、彭真等人召开了著名的的西楼会议，会上彭真要老毛对1958年的失误承担一定责任，陈伯达这个马屁精说彭真是错误的。彭真辩驳说他是最尊崇老毛的，是中共里面第一个在延安喊毛主席万岁的，此事薄一波大作里面有详细记载。

在那次会议上陈云提出了可以卖一些糖果糕点，但价格要高得多，叫做高价糖果糕点，以回收市场上过多人民币。

市场上哪有过多的人民币？这是陈云的鬼话。这是应付当前难堪的大饥荒局势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高价糖果比小菜充饥得多。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买来吃，应付那几天没有钱买饭票的苦恼。武老头那里可以赊欠饭票，但是不能借钱给我，他总没有答应借钱给我，我不知何故。

我加快了卖公家书的速度，到月底没钱用了，就拿一两本出去卖。旧货市场收购旧书的老板也没有起疑，因为不止一家老板在收购旧书，我换来换去换老板来收购，他们总猜不透。

我的前女友刘珈从重庆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学校里当助教已经一年多了，到了1961年7月份，她来信对我说，她要来北京看我，我答应了她。

我和她是高中同学，后来相恋六年，没有分手过，感情很是纯洁。和现代青年不一样，现代青年最时髦的就是，双方一见钟情后立即开房，共洗鸳鸯浴、睡在一铺床上。六年来我没有动过她。当时12局也没发现我拿公家的书出去卖，也没有旧书摊主前来告密。

我当然也从没告诉过她，我拿了公家书出去卖，以解大饥荒燃眉之急。

我把刘珈来北京看我一事，告知了七处三室鞠主任，他笑着说很好，叫她别去旅馆居住，那里贵得很，我们12局里面有客房，现在没有什么人居住，留一间给她住，省几个钱。

“小子，艳福不浅呀！”鞠主任说。

他找孙协理员办好了手续，就等刘珈来住了。我是去北京站把她接到12局的。晚饭我和她一同进12局食堂，和我一起下放陕北劳动锻炼的老范和老王，看了对我说：“惊为天人，仙女下凡一般”。老范和老王都没女朋友，老范表情很怪异，至今记忆犹新！

一年多没见面了，开头有点生疏，我也没有动过她。后来在一起，我和她当时都是23岁，干柴遇到了烈火，燃起了熊熊大火。后来我无法抑制自己，想和她发生关系，我不强迫，她也呢喃着也没有婉拒，两人含含糊糊就尝了禁果。北京那时7月份，天气凉爽，已经秋风阵阵，落叶飘零。清凉的风轻轻地吹拂着两具火热的身躯，似给降温，又似轻轻地含笑，让我们得到无比愉悦的舒畅，极乐人间！

那时我没钱和粮票，所有游玩的开支都是她付出的。游玩吃东西她也没有叫我付过款和粮票，和现代女青年不一样，现代女青年所有吃喝玩乐的开销都是男朋友买单。

我没有告诉她我拿了公家的书出去卖，也不好意思告诉她。

我也没有告诉她，我隐藏在心底深处对老毛的极度不满，乃至于快到发狂的程度。

她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从不过问政治。在她的眼光里，中共统治下是一片乐土，香格里那，天堂一般。

我何必要去惊动她，让她为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她离开北京返回重庆前对我说：“我们结婚吧，结了婚。可以明言正顺的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调动在一起，不管是你回重庆也好，我来北京也好，总要有一个家！”

我一下就惊呆了，我就要成家了？就要有小孩子了，拖儿带女，成家立业，我办得到吗？我自顾不暇，还正在偷拿着公家的书出去卖，混着过日子。而红外胶卷一事无成，尚在调研中，我就要成家立业了？简直不可想象！

她走后，我为结婚一事向鞠主任报告，鞠主任冷眼看着我说：“现在不行，五年后再说吧！”他拒绝了，不批准。

天意如此吧！自古以来天意难违！天威难测！！天怒难当！！！

我不知道怎样对刘珈说明这个情况，我彷徨无助，无奈得很！恰巧大妹妹毛毛来电报告知我她考上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就要到北京来念书了。

我欣喜若狂，心潮澎拜，不能自已。我一向在家里最喜欢和大妹妹玩。她温柔贤淑，知书达理，和我一向谈得来。小妹妹太小，我见她的面次数不多，高中我读寄宿，大学在成都，她比我小十岁，真的是小妹妹。

弟弟当时脾气古怪，政治见解和我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从没有和他争论过，和平共处！我干嘛要干涉别人的信仰自由呢？没事找事干？

我接到毛毛的电报知道了她坐哪一趟火车，于是到时候我去北京站接她。那时没有西客站，就只有一个北京站。

那天我在北京站大门口等她。我看见大妹妹提着一个小小行李袋，出站了，我迎上去叫了一声毛毛，辛苦了。她的第一话便是：“大哥，我的脚肿了，走不动路，行李你帮我拿吧！扶着我！！”

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女同学，辫子特长，几乎拖在地上，她没事，精神抖擞。毛毛给我介绍这是她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做李秀华，也考上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李秀华妩媚地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那时候北京没有的士，打的是不可能的。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在北太平庄那头那头，远着呢！北京站到农机学院没有直达大巴，得在动物园倒车。费了老大劲才把她们两人送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我那时正在查找资料，行动自由，无需向鞠主任请假。

那些年头念大学是无需分文，国家包干一切，只有伙食费自己出，家庭困难的，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大学生粮食定量每月比干部居民高得多，30斤，折合15千克，对于毛毛等女孩子是够了，男孩子恐怕不够。伙食费也不贵，一个月不过十来块钱，我老爸负担她的生活费。教科书可以自己买，也可向图书馆借甚至可以向系里面借，系里总有教科书。

我送她到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帮她办好一切手续，带她到了她的宿舍里面，已经有几个女学生在里面了。有的看样子很富裕，穿着打扮很时髦，毛毛则很寒掺，单薄的衣裳，连毛衣都没有一件，看样子抵挡不住当时9月的北京秋凉。

我一阵子心酸，眼泪几乎止不住就想往外流淌。自从母亲1952年过世以后，家庭就没有人照管，老爸也没有续弦，孤身一人。他不会过日子，和我一样。

我刚好发工资没两天，身上还有四十多元。于是我赶紧去了北太平庄百货公司，给毛毛买了一件厚厚的红色纯毛线衣。那时候没有假冒伪劣产品卖，都是正品。面子问题不考虑，只要不寒冷就行！

过了两周后，毛毛和李秀华来到12局找我，我陪她们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安市场游玩。北京人爱喝汽水，牌子叫做北冰洋汽水，一毛五一瓶，冰着的。开盖后，气特足，喝进去舒服极了，辣味十足，现在的雪碧不能和它相比，至今我还留恋当年的北冰洋汽水，可惜美国货一统中国天下了。

她们喝不惯，喝了两口就递给我了。

当时对我的感觉，李秀华幼稚得很，啥事也不懂，毛毛的跟屁虫。

玩耍回来后，在12局宿舍里，毛毛很关心我问长问短，李秀华则默不作声，坐在一旁，眼光里似乎有点脉脉含情的样子注视着我，当时我还没有在意。

第二个礼拜天，李秀华突然一个人来12局宿舍找我，要我陪她一个人去东安市场，王府井百货大楼玩。当时我在为刘珈结婚一事烦恼，我能告诉她鞠主任不批准，要五年后才考虑批不批？显然是不能够。李秀华单独来找我，正是给我一个打脱身拳的机会，和这个小妞玩五年吧，不和她乱来，不发生关系，规规矩矩玩五年，我有这个毅力、定力！

当时刘珈回重庆后，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是有一个什么讲师来追求她，被她拒绝了。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口气很硬，说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等等绝情的话。意思就是那个讲师，你也可以答应。给他一个下台的机会。

刘珈没有给我回信，也没有再和我联系，更没有来北京找我。

1962年秋天，我夜路走多了，碰到了鬼。一个收购旧书的老板，看见我两次拿来书籍来卖，都是崭新的，于是根据我的工作证留下的号码，给单位打了电话，告知此事。12局局里接到电话，去了旧书店核实，果然是七处的图书室里的书。在公安部里，这个小案子，不费吹灰之力便查出来是我干的。七处三室便开会批判我。

那些嫉妒我的，比如党员老赵，华南工学院毕业的陈先生，……跳得很高，厉声责骂我，“卑鄙无耻”，“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诸如此类的话不绝于耳。

尽管我已经突破了红外胶卷难题，得到了丁副局长表扬。但是偷书一事东窗事发，他也保不住我，连我自己都觉得太他妈的丢人了！

我能讲直话说是大饥荒，我抵挡不住饥饿折磨，买了高价糖果来充饥，没办法才如此。这不是直接给老毛脸上抹黑吗？我胆却了。

老毛正在狂热的，固执地坚持着他的大跃进没错，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支持老毛，给老毛壮胆。这样在批判我的时候，上纲上线特别厉害。

后来我做了检讨，承认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思想上也认为毛老爷子也没有当年在陕北作战时那么英明果断了，意思是老糊涂了。

此话一出口，惊天动地，鞠主任马上叫我离开会场，收拾行李，听候吩咐。不久我就被送到了中央公安部秦城农场养猪场劳动，不得随意离开，听候处理。

………………………………………………

1965年4月19日，我难忘的插秧纪念日，那天晚上回到了公社睡，陈社长也回来了，他知道我腰杆子出了问题，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公社，他一直陪着我，我说没事，于是我关上房门，躺下，吃了一粒去痛片，好像就是乙酰水杨酸钠，那时候去痛片到处有卖，很便宜，止疼效果不错，很快就止住了疼痛。

第二天上午，公社成光晋书记起床后，我找到他说：“我离开重庆已经有几年了，我的父亲在重庆，按规定我可以请探亲假一次，回四川重庆看望我父亲。七月初打谷子之前，我可以回到洪观公社，因为探亲假不包括路途，在家只能呆半个月。”

按规定干部如果没结婚，和父母亲分别两年未见，可以请探亲假一次，结了婚的不行。

成书记打电话县委组织部讯问后，答应了。他说：“你别往县里去，那里太远，从洪观公社有条小路直通嘉禾县一个公社，只有十里路，且好走，那个公社有班车直达嘉禾县城，在那里再买票去郴州搭火车。”

我按照成书记的话做，果然很快就搭上去郴州的大巴，到了郴州，没有郴州直达重庆的列车，得先到贵阳后转乘长途客车到重庆，路途遥远，费劲得很。于是我想先到武汉，再坐轮船，过三峡，到重庆。

我已经和李秀华帕托了四年，我遵守我的诺言，没有和她发生关系。

我的钱袋子里钱不多，在洪观公社不花销什么钱，也结余了不少，旅游一趟也足够了。我在郴州买了一张慢车票到达汉口，再在汉口买船票逆流而上直达重庆。

在汉口我看到闻名已久的繁华大汉口，一路上高楼鳞次栉比，人流如潮，的确比当时重庆热闹得多，成都那时根本不能和它相提并论。那条中山大道恐怕有十几里长，从这头走到那一头，起码得花几个小时。

我一路欣赏三峡风光，三天两夜便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老爸老早就在朝天门码头等我。回到家里，我仔细端详老爸，衰老多了，白发苍苍，脸上皱纹又多了不少。我忍不住又一阵心酸，我对不起老爸，让他为我的事情担惊受怕。

探亲假结束后，我离开家返回洪观公社，父亲送我到两路口缆车站旁，我要搭缆车到菜园坝，再到长江边的一个码头，好像叫做储奇门码头乘船，顺流直下汉口。

在两路口和老爸分离的时候，我给了他二十元做零花钱，他很高兴，那时候二十元购买力相对于现在大约两千元不止。

那一次竟然是我和老爸的永别，那年10月份他去北京开会，因主动脉破裂，猝死于北京。

回到洪观公社后，知道李秀华很快就要毕业了，我只是和她玩玩，没有打算和她结婚。她太幼稚，毫无处理家务的能力，而我，却一点家务事都不会做，而且特别头疼做家务事。我必须要找一个善于料理家务事的且喜欢料理的女孩为妻。这样的女孩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找到的，只有在农村在能够找到。

家庭本来就是爱情的结晶，没有爱情便没有一个家庭。可是我很自私，我从没从这方面想过。

我在蓝山里开始寻找这样的女孩。一方面，继续和李秀华帕托。另一方面也在蓝山寻找。果然我找到了一个公社的妇联主任，姓陈的，模样也不错，我向洪观公社陈妇联打听了一下，她比我小两岁。陈妇联笑眯眯地对我说，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我婉拒了，我已经和她通信了多次了。她认得我，多次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见过我，她很是关注我，我也关注她，双方都有情意火花在燃烧。

我冒昧给她写了一封信，试试水看，她果然给我回了信。这样一来二往，通信便密切起来，信中虽然以谈工作为主，也顺便谈了感情。

我从重庆回到洪观公社后，为了征购粮一事必须去太平公社，因为洪观公社有几个大队的征购粮要交到太平粮站。路途遥远，我必须去太平公社粮站把交粮地点改回洪观公社粮站，于是我便去了太平公社，顺便看望看望陈妇联，有点想她了，她在信中也有一些思念我之情流露出来。（未完待续）

陈社长看见我在找报纸看，他总是嘲笑我：“又找报纸看了？我搞不懂你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关我们屁事，我从来就不看这些。”

我只好一声叹息，对他而言，的却他不能理解我的言行举止。他是一个处于还不通公路的偏僻山区里，洪观公社，没有离开过蓝山县，至多到了蓝山县城，次数也不会太多。外面的世界，他陌生得很，如同井底之蛙一般，他是好人，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是不可否认的，与中央公安部秦城农场模范共产党员淫荡好色的周兽医相比，一个可进天堂，一个必下地狱。

我关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争夺世界共运谁是霸主你死我活的拳击大战。

自从出了个赫鲁晓夫后，老毛便时刻寻找自己身边隐藏的中国赫鲁晓夫。

他看不起赫鲁晓夫。在他的眼光里，二次世界大战中，赫鲁晓夫不过是乌克兰方面军的一名中将，根本不入他的法眼。抗日战争中，老毛已经有十个元帅，十名大将，中将他自己恐怕都数不清。

在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众目睽睽下，刘少奇大会发言说，这些年工作中的缺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人祸，刘少奇指的便是老毛要出来承担责任。

老毛被迫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

“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后来毛泽东在听取胡耀邦汇报四清运动情况时，大发牢骚：

“我叫你们下去搞四清，你们个个不听我的命令，抵住不下去。刘少奇一开口要你们下去，你们就一窝蜂的下去了。我的话不起作用了，刘少奇才是中国的秦始皇。我不怕中国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后必有一个秦始皇出来，收拾残局，再一统中国！”

那时每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都刊登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的照片。别人看了理所当然，老毛看了一定心头不舒坦，他这个人睚眦必报，言出法随。

后来林彪在会议上发言，用枪杆子力挺老毛，给老毛壮了胆。老毛开始要换接班人了，不想刘少奇接班了。

既然林彪力挺老毛，那么他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就不可调和。在制定社教运动前十条的时候，刘少奇再次和他发生激烈争吵，老毛要把运动的重点定位为“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反对，认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好定标准，人为主观因素太多，容易伤害到好人，还是有什么问题就整改什么问题才好。刘少奇当众问他：“中央各部委头头，哪一个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老毛毫不思索便答复：

“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

可怜的替罪羊张霖之，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1975年平反，199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2年十月，林彪力挺老毛后，他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大抓牛鬼蛇神。

1965年我在洪观公社的时候，已经搞社教运动好几年了，到处在抓阶级斗争。我没事，因为我不是中共党员。洪观公社党委个个没事，没有什么人被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位徐姓省委副书记就在蓝山县隔壁的宁远县礼士湾蹲点搞社教运动，一蹲就好几年。

………………………………………………

我来到太平公社想找太平粮站头头商量，想把洪观公社的几个大队征购粮从缴纳到太平粮站，转移到洪观公社粮站，一来近一些，免得老百姓挑着重担走很远的路缴纳征购粮，二来给洪观公社增加一些收入。

我事前写了信告诉了太平公社陈妇联，说我什么时候来太平粮站公干，叫她在公社等我。那天恰恰是太平公社赶集的日子，热闹非凡，和洪观公社圩场赶集冷冷清清不可相比。

我进了公社大门就看见陈妇联在大门口翘首以盼，等着我，我们两人眼光闪烁着爱的情意，火花迸发。她高高兴兴把我带进她的闺房对我说：“我去炒菜，呵呵，吃辣椒吗？”

我生长在四川，辣椒的故乡，哪有不吃辣椒的道理？

她跳着，小跑步和小鸟一样，婀娜多姿地离开了她的房间。

我回头来打量她的闺房，很简单整齐干净，几乎是一尘不染。没有什么化妆品，那个年代女孩不时兴化妆，也没有什么化妆品在市场上出售，香皂香水之类的东西就算是化妆品了！

不过房间里散发着浓烈的女孩子特有的香气，男人闻了便有点心醉！

我出去到伙房看了看她，她忙忙碌碌在炒菜，我对她说：

“我先到粮站问一问，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把洪观公社几个大队的征购粮转到洪观公社粮站缴纳？”

“你快去快回，我很快就炒好菜的！”

我去了太平粮站，结果不妙，他们从本部门利益出发，不愿意放手。

我回来后陈妇联已经把菜炒好了，就在公社办公室摆好了桌椅酒菜，等着我回来吃饭。公社干部似乎都很知趣，没有一个在家来打扰我们，就只有我们俩。

“怎么样？”她看见我一脸懊丧之色便知道情况不妙。

“不要紧，等吃过饭，我再去一趟粮站，看他们给不给我的面子？”

来了一个公社干部作陪，一位李姓的公安特派员。以前我在蓝山县公安局工作的时候见过他，和他打过交道，但没讲过几句话。管局长那时雄心勃勃，想整顿兰山公安局干警，他说这个李姓公安特派员有点吊儿郎当，不负责任，我对此有点印象。

我想陈妇联不好意思单独和我在一起就在公社办公室吃饭。也许是她的事情多，公社老婆婆妈妈赶集的时候经常进来找她诉苦，唠唠叨叨没玩没了！我看她也是很忙，公社干部不来打扰，老婆婆妈妈却不管这些。李姓特派员倒是陪我喝酒，没出去过。

他很狂野，粗话不离口，庸俗不堪，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不习惯讲粗话，一直到今天。我当时就想，莫非他在陈妇联跟前也这么狂野？我不喜欢我的太太和这样人物打交道。

吃过中饭，陈妇联抽空去了一趟粮站，回来后也说，粮站也不给她面子。

“哪天我到县粮食局去，找局长，看看能不能帮你摆平这件事。”她安慰我说。

我看她很忙，于是便告辞了。她有点恋恋不舍说：

“你换一个日子来吧，不要在赶集时候来！”我答应了。

回到洪观公社，我问了问刘秘书，他认不认得太平公社的陈妇联，刘秘书呵呵大笑说：“认得认得！风流得很！长得不错，怎样，看上了她？”

我听到他说她风流得很，就冷了半截。我不喜欢我的太太风流得很，我的家教如此。我父亲在法国留学毕业后又在法国公司当了工程师，干了几年后才回国。母亲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四川省立师范学校正规毕业生，正规中专文凭。都是严肃、严以律己的人，从不风流，也不讲粗话痞话。

于是我找了一个借口，说是打谷子了，农民要缴纳征购粮了，我的工作很忙，我没有空给你写信，你也别来信了！

她以后就没有给我再来信，一直到1967年文革我当了蓝山造反派龙头老大后，她又再一次和我联系，因为她也加入了我们造反派，那是1967年七月，她来蓝山二中找我，邀请我去所城公社她家里去玩玩！

她还记得我？我很吃惊。她已不在太平公社当妇联了，调到了所城公社当妇联。看样子还没结婚，也没找到对象，依然留恋着我！

我于是带着她去告诉了造反派另一个头头沈福生，说我去所城公社她家里玩一趟，不料沈福生突然蹦出一句话，“你他妈的太走运了，我要和你争夺她！”沈福生当时连女朋友都没有一个，他正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毫无结果。

我笑起来，陈妇联也笑起来了。姿态倾国倾城，妩媚动人！

我和她搭上去所城公社的大巴，所城公社离开县里也不远。七月，骄阳似火，热不可耐，大巴里没有空调，那时候哪有空调大巴？座位也拥挤，我和她靠得很近，几乎是贴身，薄薄的衣裳挡不住她的诱惑，那股女孩子特有的香气浓烈得很，疯狂钻进我的鼻孔，惹得我心旌摇摇，又一次不能自己！

她的闺房依然是那么简朴，没有什么花花草草，也没有什么毛茸茸的大狗熊之类玩具摆在闺房里。她下厨炒菜，吃起来和以前一样可口，她留我在她家里过夜。她说：

“别走了，看你都快喝醉了，我和我们电话机守机房的小李睡，她的床很大，你就留在我房里睡吧！”

（续2014年3月13日前文）

我喝得已经昏昏沉沉，似在梦中，飘荡于虚空，缥缈无际，云游四海；又似进入了天堂，圣乐高奏，动人心弦，小天使围绕着我，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蓝山的米酒，很好喝，但是绵长深远，慢慢的酒性才发作，让你不知不觉的进入了酩酊大醉的状态。

我仿佛听见了陈妇联最后几句话，可是又似乎没听见。清晨，等我一觉醒来，发觉我竟然和衣睡在陈妇联的床上，我惊了一跳，怎么我居然失礼到了这种程度，真是该死！

我赶紧起床，走出门外，没看见陈妇联，也许她在伙房里弄早餐，于是我迈步进了伙房，果然，陈妇联在那里弄早餐。

蓝山人当时还不时兴吃著名的永州米粉，而是炒油茶！所谓炒油茶便是用当地生产的糯米，在水中煮沸后，捞起来，再蒸熟，晒干，然后放进沸腾的茶油中炸熟，粘成成一团一团的糯米粒呈蓬松状漂浮于油面上，捞出来放进一个小碗里，让后用当地出产的土茶叶伙同土生姜加点盐煮沸，冲入炸熟了的糯米团中然后再喝，这就叫做炒油茶。有时候也加入一点油炸熟了带点甜味的面粉团。油茶水有土生姜在里面，辛辣无比，开头我喝不惯，后来在蓝山日子长了，也习惯了，觉得别有风趣。但是在现在老百姓脾气改了，2012年我回蓝山时，老百姓家家都不炒油茶了，包括乡下的。究其原因，茶油太贵了，而原先土生土长生姜老早就淘汰了，现在的生姜恐怕是转基因的，产量高却没有一点辛辣味。同时炒油茶也很费事，所以在蓝山县城现在也吃不到真正的炒油茶，都是卖汤米粉的摊子了。

陈妇联在伙房忙忙碌碌就是在炒油茶。

“不好意思得很，昨晚我太失礼了！”

她朝我甜甜地一笑说：“没关系，不过要记住，蓝山米酒后劲特足，慢慢才进入酩酊大醉状态，以后别再上别人的当了！幸好没有吐，不然我得麻烦一天了！”

其实我没有饮酒的习惯，到现在也只是偶尔来客的时候，喝点啤酒。太太和我一般只能共饮一瓶啤酒，而太太为主才能喝完！

我平生最讨厌酗酒和赌博，至今还不会玩扑克牌！从没参赌过，连股票彩票也不曾炒过。太太喜欢炒股，我从不干涉她，即便是赢钱也好，失败也好，亏钱也好，都是是她的自由！民主自由是时代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1968年9月，蓝山县公安局军管小组，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份把我抓进看守所之前，我一直和陈妇联来往。经常是我去所城公社找她聊聊天，她很少来二中找我，或许这是少女的矜持吧！

这一年多，没被提到过男婚女嫁的事情，只是交往而已。我不愿意过早成家，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以后会怎样？我讨厌老毛，恨老毛，但是我无能和他对抗，早晚会有一天落入当局手里，像杀鸡一样轻而易举取了我的性命。我不是对抗，而是想方设法避免这场灾祸的发生，打防御战为主！尽量把凶险在事前躲开或化解掉，能化掉多少就化掉多少。

我心中的话只对几个朋友和学生讲过，我一直守口如瓶。讲过的只有老朋友成训堂和重庆人陈仁惠。后来我被捕后陈仁惠反戈一击，检举我，但是他当时年轻，记忆力没有经过训练，差得很，只是文革初中毕业程度，没有什么学问，记不得我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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