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我从怀孕初期到现在24周6个月，一点点细微的变化。
1、我从怀孕到现在体重增加了6.5公斤，并没有很多属于正常范围，宝宝吸收的也不错，感觉自己胳膊肘稍微粗了一些，腿并没有变化，腰上也没有长肉。
2、一直没有孕吐反应，每天精神头很足，没有太多瞌睡，只要每天晚上和中午加起来睡够9个小时，就够了。
3、一直不会感觉到饿，也没有口味的偏好，因为怀孕前就一直很喜欢吃酸的，个人认为和我现在也喜欢吃酸的并没有太大关系。
4、每天吃复合维生素，钙片跟Dha，产检一直都很正常。
5、5个月开始长妊娠线，并没有很深，因为我一直皮肤比较白，看不出来太明显，肚子周围开始长毛，长了好多毛，妊娠线肚脐上下没有对齐，下面偏左，肚脐上是直的，乳头两个颜色都很黑，很深很深，这个是从怀孕3个月左右就开始慢慢变黑的。
6、差不多17周左右开始有胎动的，开始像小鱼冒泡泡一样的不太明显，现在已经能感觉到小家伙频繁地动了，现在胎动特别多，早晨跟晚上还有中午吃饭时候都比较厉害，胎动集中算起来的话左边比右边多一些，但是经常都是不集中，可能跟我左侧卧睡觉也有关系吧。
有点好奇是不是我想要的丫头。

宝宝一切发育正常就好，至于是不是你想要的丫头那要等宝宝出来才能知道，不过不论男宝女宝健康就好哦，愿宝妈有个好心情，好孕！

大部分来这里的求职者都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找到工作并离开，他们选择以月为单位周期性进厂工作，将日结作为两次进厂间隙的短期周转。而那些将此当做“基地”而长期驻守的只是其中少数。

真正符合人们印象的“三和大神”，即没有身份证、靠日结工作维生、在网吧或者街头露宿、“做一天玩三天”的人群，事实上数量非常稀少，虽然不可统计，但在寻访估算下来，满足条件的可能不到百人。而那些被戏谑地称为三和精神领袖的人，则更是寥寥无几。

然而，在网络的传播中，恰好是这些寥寥数人被当做了三和底层务工者的典型代表，他们或许更有噱头，更有猎奇感，也能够在某种戏谑之中被喜剧化从而沦为无害的谈资。

与朗西埃意义上的政治正好相反，这种对三和大神的谈论恰好是在强化着已经有的社会结构与区隔，在嬉笑着言说“他们如是”而以此赋予其一种可理解性的同时，实际在强化的是“我们如是”，强调着我们的不同和优越。

在此过程中，那些人数更多的或许也可以说更为典型的驻留此地的底层劳动者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无视和消音。这些劳工正是我希望关注的对象。

所谓的三和人才市场主体并非三和，而是包含了三和人力资源集团、海新信人力资源集团等大小招工中介，以及景乐新市场、三联路南北两侧的景乐新村在内的整片区域。

常见诸报道中的“卖出一张身份证，买入一条不归途”的网红标语实际上处于通向景乐新市场二楼厕所的天桥上，而等候日结的人群则多处于景乐新市场与海新信人才市场中间的小广场里——后者由于房檐较宽，半夜有很多打工者在此露宿，因而被戏称为“海信大酒店”（“海新信”太过拗口，被简称为“海信”）。

这个小广场被一道铁栅栏隔成了南北两块，而为了方便穿行，这道栅栏中的某些铁条被打工者们暴力拆除了。每到傍晚，居住于周围城中村的打工者们便在此聚集，等候晚班的日结招工，和旁边卖二手手机的贩子们搭话，或者无所事事地抱手闲聊。间或有些购买法人身份证的人在低语，或者是什么人发生了口角招来层层围观的看客。

聚集的人群常被因不同物业举报而赶来的警察来回驱赶，小广场则常常处于一侧无人，一侧挤满了人的奇异境地。

然而，就从这个空间向外走几十米，马上就能来到深圳宽阔而整洁的南北向干道上。旁边的另一个街区则有着百佳华商场、龙华商业中心这样的城市CBD，和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景象无异：繁华，嘈杂，被跳广场舞、健身操以及遛狗的人群占据。

可以说，三和在此只是一个异数，一个镶嵌在巨大城市中的奇异碎片。

我曾在六月份短暂地来过三和一周，而在此地感受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甚至难以理解的东西。

我到此已入夜，此时海信大酒店门口的广场上人潮涌动，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诡异。人声嘈杂不可分辨，能看到有某些聚集的中心。循着过去，挤开人群，发现大部分是在卖二手手机的小贩。如若不是面前放在地上的手机，这些小贩与周围的人群甚至也难以分辨：操着同样的带口音的普通话，叫卖着，吐着脏字。

时不时有新的人加入，而旧的人群则迅速围上去。这些新来者有些是招晚班的中介，嘴里喊着“日结日结，一晚一百二……”然后和周围闻讯的劳工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话。日结都抢手，不管什么工作，都能在几分钟到半小时内招够工人，然后一群人便呼啦啦地从广场上离开。

来广场上的人中也有些莫名奇妙者。有人骑着驮满破烂的三轮车过来，停在广场的栅栏边上，而人群则迅速围了上去，诡异地一言不发，抱着手看着。我挤进去，发现这个骑车者什么都没干：他既不是卖东西的也不是中介，甚至都不知道是做啥的，只是无所事事地整理着那堆破烂，人们则这样一言不发地抱手观看——似乎所有活动着的事物都是值得围观的对象。

我看不出所以，退开去，在广场上游荡着。四下是散落的瓜皮和某些脏污汗臭以及由此而来的莫名气息，和躁动的人群混合在一起。间或有身穿警察或者保安制服的人来，在人群中揪出几个不知做什么的人，将他们从广场上驱离，而后者则嘻皮笑脸不以为意，和警察模样的人争辩着。当警察离开时，这些人又都从附近折返回来。如此戏码就在数十分钟间隔中不断重复着。

有人说，这些人是来买法人的：把打工者的身份买去注册皮包公司，来规避违法被追责的风险。通常，这种身份的买断也仅仅需要一千至两千元。在日本NHK关于三和的记录片中，宋春江就是这样一位卖出自己身份的大神。据他在片中所述，自己名下挂着注册资本累计超过千万的三家公司，而他自己则只能继续游荡在三和，做着一天一百出头的日结工作。

当我拿出三脚架和相机试图拍摄时，周围马上层层围上来几层人，抱着手，低语着，指指戳戳。有人弯腰看着镜头，有人则走到我旁边小声说：“兄弟，赶快收起来，小心被砸。”我一开始不以为意，很快就听到外围人群中的讨论：“是在拍照吗？我们去把机器砸掉。”“围住围住，赶快动手。”我只好回头陪笑，说着抱歉抱歉并把相机收了起来，灰溜溜地逃走。

从六月到八月，据说这种对镜头的愤怒随着记者采访的增加而不断升级，甚至真的发生了很多起暴力事件，以至于最后，即使是打工者自己用手机拍照，也会引起周围人群的围攻。

我就目睹了这样一起事件：在凌晨五点多的广场上，一位穿着格子衣的打工者模样的人用手机拍了一张照，旁边的另一位打工者坚持说自己被拍到了，要前者把照片删除。两人开始争执，周围密密麻麻的人群围了上去，高喊着“删掉删掉！”“揍他！”“把他手机砸了！”好事者在旁边煽风点火，有人直接上去愤怒地叫骂，甚至有人开始往前者身上吐口水。最后，拍照的只好交出手机，任由后者删除照片。

事后，当我和其他围观者聊天时，他们跟我分析说这里有些人是买法人的黑中介，怕被拍到曝光。有些人则是身背债务在这里边打工边躲债的，也是怕被不经意拍下被债主看到。还有的人则是担心自己混得不好，这样的形象被拍下后被家人或者熟人看到……

我当时觉得很有道理，但也隐隐觉得背后还有没法解释的东西，那是一种浮动着的愤怒感，无法说出，但能感受到周边的躁动。似乎这种愤怒在寻找着任何可以发泄而喷涌出的破口，一触即发。

在八月份第二次来此并真正以打工者的身份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重体力劳动之后，我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这种愤怒的来源：它来自一具被规训至只剩下重复动作的、被剥夺了几乎所有可支配时间的身体。

这次打工的谋划起源于我正在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关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谱系以及由其造就的无产者。这是我将在自己的一系列艺术作品中所涉及的。然而，当实际在完成这些以录像和装置为主的作品时，我却发现自己的思考是停留在某种理论之中：从文本出发，最后回到文本。

这使得我陷入了某种贬义的知识分子式的状态。我并不确定我是否真正理解我在谈论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我在使用的“理解”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我试图将某种他者放进我所预设的框架之中以使得它能够被合理化。我确定的是，这并不是我要的东西。

我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立场，一个使得我真的能够讨论劳动者的立场，一个位置，更准确地说，是一具身体：一具底层劳动者的身体。

由此，打工势在必行，而三和人才市场作为一个底层劳动者聚散的共所周知的地点，也使得这种打工能被赋予更多的典型意味。

我将这种短期的打工称之为“身体打卡”。在我看来，这不是某种卧底，因为卧底意味着我在试图把曾经的身份带入到这个场域中，而伪装出一种保护色；同时这也不仅仅是一种体验，因为体验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浅尝辄止，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置身事外。

我需要的是，在这个时间内，我的身体成为一具劳工的身体，而期冀于那种不可名之的感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的知识与洞见在此过程中浮现。

这种感性和洞见，或者说可见性与可言说性并不与生俱来。特别是对于和我们处在区隔中的人群，或者更宽泛地描述为由于拥有着不同的象征资本和实践理性而处在不同位置的人群。

在法国哲学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看来，这些不同的人群并不占据在同一张地图的平面上而可以相互理解。相反地，在由统治阶层设立的这套权力和话语的分配结构中，无产者永恒地处于一种不可见和不可述说的境地。他们被以功能性区分，进而被安排了某种位置，但其本身的感性和话语却被抹除和消音，即使是他们试图开口言说的时候，这种言说也只是在借用着被已经给定了的结构的话语。

朗西埃认为，真正的政治在于赋予这些无分者以分，赋予这些不可言说者以声音。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底层劳动者时，这绝不是将他们放入一种已经存在的可理解的结构中，以“我们自己”的逻辑和概念去包含“他们”。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朗西埃意义上的政治：制造出一种尚不能被感到的新的感性，制造一种属于底层劳动者自己的话语与可见性，在差异中寻找真正的异质性，而不将之化为一种陈套之中的叙事。

由此，我的实践也将既不同于新闻采访，也不同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是试图进行一种艺术与政治的同一体。

打工生涯短暂，但由此获得的体感已经能够让我去做一些初步判断。

曾经那种工人长期隶属于工厂的雇佣关系已经是过去式，而在现在更普遍的劳动关系中，工人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的紧密很大程度降低了。很多工人以月为单位和用工单位签订合同，并常常在某种矛盾之后自行离开工厂，返回人才市场去寻找新的工作。和我聊天的二十多个工友，普遍都进过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工厂，并在这些工厂中从事了不同岗位的工作。

而很多工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种工人的流动性，比如在进厂的头一个月只发实习工资，随后几个月工资则逐级递增。这种工资的增长表面上看是在鼓励熟练工人长期留厂，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因为强流动性和大部分岗位对技术的低要求，变得倾向于愿意让工人在实习期满前离厂，而通过实习工资与正式工资之间的差价来节约用工成本。

日结工人可以看作是上述流动性被推向极致之后的极端但却普遍的实例。在谈论三和的日结工时，大部分文章会引用那句戏谑的玩笑话：“做一天，可以玩三天。”

实际上，日结工的“做一天”远不能够等价于正式工一天的工作。对于日结工来说，一天的开始是凌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他们需要在这个时间出发去找工作，在工作开始时间之前被运往现场。也就是说，他们比正式工的实际劳动时间多出了四个小时以上。而现在珠三角的工厂普遍使用一日两班的工作模式，即通常需要进行超过十个小时，甚至有时长达十三个小时以上的工作。

以我在流水线工作的那天为例，从早上四点半起床找工作，从工厂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回到三和则已经过了凌晨零点。这种强度的工作明显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持续，那就意味着猝死的高风险，或者用三和人的话说：“挂逼了。”

而更为严酷的是，日结工由于没有签订用工合同而只有口头契约，往往被分配至那些最为劳累或者危险性较高的岗位上，而其所领的工资大概只相当于正式工的三分之二左右。

在这种超长劳动时间和超低报酬的双重挤压下，“做一天可以玩三天”这种话几乎就是一个冷酷的玩笑，伴随着日结的深刻绝望感由此被戏谑消解。

而回头说，朗西埃对无产阶级感性的呼唤在当下的现实中几乎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感性的生产需要闲暇，在八小时工作制都无法普及的时候，如何能来奢谈其他？

事实上，如果我们默认存在一种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可以说，在当下，中产阶级生活的便利和相对的廉价，是建立在对底层劳动者结构性的剥削之上。我们能够使用廉价的工业制品，是因为有那么多可以随意使用和替代的、每天工作十余个小时而只领着区区百余元工资的劳工；我们能够享受在三到四日就能达到的快递的背后，是一位位因体力透支而处在愤怒中的分拣工人。

我们的存在和如其所是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剥削，无人能够置身事外。那么需要如何回应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