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罗素·萧图:欧洲的婴儿到哪里去了？
共&2026&个阅读者&
军号：107380 工分:30222
本区职务:会员
左箭头-小图标
罗素·萧图:欧洲的婴儿到哪里去了？
罗素·萧图:欧洲的婴儿到哪里去了？罗素·萧图(Russell Shorto)文这是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典型的五月末的下午，莱维诺镇，一个座落在卡帕尼亚地区的层峦叠嶂之中的充满光荣与辉煌的小镇，大街上却是空无一人。这里没有来自那不勒斯城的结束了当天旅程的游客，也没有游客来这里欣赏陡峭的山坡、梯田上的橄榄树、11世纪时的堡垒遗迹。堡垒的两侧长满了野草，其间的星星点点的野罂粟就像斑斑血迹一样。在那里，也没有看到当地的居民。这个小镇的住房足够3000人居住，但是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还不到1600人，而且人数还在逐年递减。劳科·法里维纳（Rocco Falivena），莱维诺镇的镇长，一边在街道中心漫步着，一边向我大体地介绍这个小镇的人口统计状况，并给我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小镇上的建筑物看起来却都是新的。原来，1980年时这里发生了一场地震，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造成3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法里维纳的父母。随后，惨剧激起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位于罗马的国家政府提供了大笔资金，以前居住在这里，现在已经移居到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捐赠了大笔资金。重建家园为当地的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当建设结束时，他们的工作也暂告一段落。当地的居民还是像以前一样大批地迁往外地。“生育奖金”出台2002年，法里维纳开始了他的第二任镇长任期。这时，两个数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是“四”，这是去年这个小镇上婴儿出生的数量。另一个是“五”，这是学校一年级入学的孩子的数量，暂且不说这还包括这所学校在其余两个社区招收的学生。“我意识到，当时我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千方百计挽救这所学校，”法里维纳告诉我。“因为如果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那么这个村庄就失去了希望，也失去了未来。”他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奖励那些生育孩子的妇女。所谓的“奖励”并非仅仅是象征性的很小的数额；2003年，法里维纳宣布，他将支付给每一位在小镇上生育并抚养孩子的妇女——无论是当地人，还是移民——1万欧元（约合1.5万美元）。他称之为“生育奖金”，目的是让新的居民来这个小镇定居：孩子出生时，母亲可以得到1500欧元的奖金；在孩子四岁之前，政府每年都将为孩子提供1500欧元的抚养费；在孩子开始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还可以得到最后一笔2500欧元的资金。法里维纳有着宣传家的天资，他说，他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吸引媒体的关注。如果真能这样的话，这在意大利，甚至是遥远的澳大利亚都是爆炸性的新闻。很多迹象表明，法里维纳的生育奖金正在取得成功——今年一年级已经有17名同学了——但是这个数字可能会有误导性。事实上，很多享受这笔奖金的新生儿父母都是当地人，他们原来就打算无论如何也要生一个孩子。人口依然在减少但是，现在有接近50名母亲符合颁发生育奖金的条件，法里维纳不知道这样颁发生育奖金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而且，莱维诺镇的人口依然在不断地减少。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莱维诺镇遇到的这种状况在意大利或是欧洲并不少见。实际上，这有可能是一个前兆。20世纪90年代时，欧洲的人口统计学家们就注意到，欧洲大陆的人口数量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且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也开始急剧下降。政府一直没有在意这一现象，直到2002年时，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社会科学家们才开始真正地关注这些数据，为欧洲联盟的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想法。人们广泛认为，数字2.1是正常的人口替换率——保持一个国家当前的人口水平时每个妇女平均生小孩的个数。在现代历史的不同时期——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饥荒时期——人口出生率都要比人口替换率低，降低到“低水平”或“极低水平”。但是，汉斯·彼得·科勒尔（Hans-Peter Kohler）、荷西·安东尼奥·奥尔特加（José Antonio Ortega）和弗朗切斯科·贝莱莉（Francesco Billari）——2002年报告的起草者们——从这些数据中得出了一些新的发现。欧洲南部和东部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较低到1.3以下，这的确是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对于人口统计学家们来说，这个数字在数学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征兆。如果以这一速度发展的话，这个国家的人口将在45年后急剧下降，导致毁灭性的后果，几乎难以恢复。科勒尔和他的同事们为这一现象创造出一个与预兆相关的新词汇：“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 出现对于缺乏相关经验的人来说，“超低生育率”看起来是一个让人感到担心的奇怪事物。就在几十年前，“人口爆炸”这个词一直在不停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对于侵略物种“智人”，我们也都还记忆犹新。他们正在将这座星球上的资源消耗殆尽，肆无忌惮地污染和破坏着我们脆弱的系统，造成的损失将无法弥补。1968年保罗?厄勒克（Paul Ehrlich）在他的畅销书《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中对人类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之后，情况又是否有所好转呢？现在的一些新闻标题，如全球食品供应紧张、气候变化等，是不是越来越多的灾难的征兆呢？的确是这样，有些人对此深表担忧，但是情况也有所变化。一方面来说，在全球范围内，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人口已经由乡村地区转移到了城市，人们已经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人口出生率也已经大幅度下降——全球增长率已经由1972年的6.0下降到现在的2.9。也许正是这一下降导致人们对人口过剩的担心有所减少。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担忧。是的，人类的资源遭到过度使用，他们说，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很多地方充分体现出了人性的关爱。但是，现在其他许多地方正在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触动了全国心弦在欧洲，“超低生育率”并不仅仅出现在莱维诺镇这样的乡村地区。许多大城市，比如米兰和博洛尼亚，也出现了超低的人口出生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生活费用的居高不下，夫妻们不得不移居外地或者少生养孩子。在“超低生育率”这个说法出现之后，立即引起了布鲁塞尔的领导人的关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众多国家的首都——现在来看，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看起来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希腊，这个问题已经触动了全国民众的心弦，人们在日常的谈话中都会有所提及：人们只不过是指“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如果将这些数字放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大环境中的话，必将激起一场针对欧洲未来命运的大讨论。在肯尼迪总统访问德国时，他发表了题目为《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的著名演说，当时欧洲的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数量的12.5％。而现在却仅占7.2％，如果这种形势持续下去的话，到2050年时，全球总人口中仅有5％是欧洲人。对于许多人来说，“超低生育率”充分地证明，规模空前宏大的巨大灾难即将来临。“能够有效地计划人类的生育，这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都灵大学的人口统计学教授莱提兹亚·蒙卡里尼（Letizia Mencarini）这样告诉我。“但是，如果你去读一下20年前的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档案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人会预料到生育率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总体生育率为每对夫妇大约生养两个孩子。现在大约为1.3，在很多意大利城镇，甚至还不到1。这样的话就有点不正常了。”未来面临的危机目前，对于生育率的下降，还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让大多数人接受的解释。在雅典，人们通常会归咎于这座城市的声名狼藉的空气污染；几年前，无线广播中有一则推销空气调节器的商业广告，声称他们的产品能够恢复意大利人的性欲，为意大利带来更多的婴儿。更有意思的是，许多社交保守人士将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与世俗主义联系到一起。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西方人已经不再信奉上帝和教堂，转而追求一种以自我为本位的，最终将导致自我毁灭的生活方式，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支持现代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还一直为自己进行辩护。“欧洲正在面临着对未来缺乏期望的危机，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教皇本尼迪克特（Pope Benedict）在2006年时曾这样表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现在竟然被认为是一种威胁。”加拿大保守主义者马克·斯坦（Mark Steyn）说。他是2006年的最佳畅销书《孤单的美国：西方世界的衰落》（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的作者。他警告他的那些人口出生率还相对比较高的北美同胞们，对于他们的欧洲盟友来说，“这些国家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到21世纪末的时候，“意大利或荷兰可能仅仅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理学标记而已，建筑物也仅仅标上名称罢了。”3000万人将会‘消失’姑且不谈精神上的担心，对欧洲的最主要的威胁还是在经济方面。除了人口出生率，影响经济平衡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人的寿命。世界各地的人的寿命都比过去有所延长，寿命还有可能不断延长，甚至超过我们过去认为的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政策制定者们担心，如果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的话，这些趋势有可能导致人口统计学上的一场大风暴。兰德欧洲研究组织的乔纳森·格兰特（Jonathan Grant）和史蒂恩·胡伦斯（Stijn Hoorens）在他们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人口统计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预测，到2050年时，欧洲的3000万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将会‘消失’。与此同时，退休将会持续几十年，因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将会大幅度增加。”他们认为，“对福利状况和卫生保健系统的要求不断增高，不断缩小的劳动力的纳税额也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等三种因素将会引发危机”。换句话说，劳动力人口将会变得不足，无法支付寿命更长的退休人员所需要的养老金。而且，与世界其他部分相比，处于工作年龄的人数越来越少；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数据库中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时，居住在印度的人口中将有42％的人的年龄在24岁以下，而西班牙的人口中仅有22％。艺珂人力资源管理学院——这是一家位于伦敦的研究机构——开展的居民健康的人口统计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将会导致“人才战”。许多欧洲国家现在面临的福利状况方面的问题也加剧了欧洲所面临的危机。艺珂人力资源管理学院的调查显示，到时候欧洲人将会习惯于提前退休，50岁到64岁这个年龄段中的法国人仅有60％还在继续工作。社会将是什么样的？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超低生育率”将会带领我们进入什么样的社会呢？仅有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这将会对家庭的凝聚力、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照顾年迈的父母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设想一下这样的一个社会：家庭团聚时仅有三个人，而且孩子所有的亲戚几乎都已经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莱维诺镇的空空如也的街道反映出一些奇怪的现象，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比较新颖的信息。正如社会学家贝莱莉、科勒尔和奥尔特加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正在成为“人口统计学历史上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领域”。欧洲会不会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逐渐消失呢？希腊和西班牙的众多民族是否会灭绝呢？土耳其著名的果仁蜜饼会不会也将随之而去，取而代之的会不会是一波有一波的不太在意雅典的卫城，不把它看作西方文明的伟大典范的穆斯林移民呢？20世纪50年代以来，威尼斯的人口就已经减少了一半多；当地的居民也都认为，他们的城市注定将会成为一个威尼斯主题公园。整个欧洲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呢？美国是否看到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盟友将会逐渐衰退，最终成为一个现实的欧洲迪斯尼公园呢？尽管这些问题都很有趣，但是大部分还是有些离题万里。事实证明，如果想要对“欧洲的婴儿到哪里去了”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回答，仅仅局限在欧洲大陆的范围内是远远不够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发生显著变化，接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大幅增加，现代的生育控制政策出现，塑造全新生活方式的能力不断增强。国家需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的一些不太和谐的因素也变得日趋紧张起来。当然，这种紧张状况是十分明显的。询问一下任何一位有工作的母亲就可以知道。但是，许多国家不但十分注意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而且他们做得比这还好。在对孩子的日托方面和制定其他一些有利于职业女性的政策和措施方面，欧洲的许多性别比例比较均衡的国家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责任。这就使得这些职业女性有机会生养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欧洲北部——包括法国、联合王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和欧洲南部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具有欧洲最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欧洲最高的生育率——1.8。为了更好地弄清楚南北之间的巨大差别，下面我以两个分别代表南北两方的社会学家为例：绵嘉义(Mencarini)和阿恩斯坦·阿瑟夫（Arnstein Aassve）。后者是一位挪威人，从去年开始一直在位于米兰的一所大学——博克尼大学任教。现在，这所大学正成为欧洲人口统计学研究的中心。在米兰的附近的一家很有风味的现代小餐馆品尝用胡桃和芝麻菜做成的意大利宽面条时，他们开始详细地分析和对比两人所代表的文化。当阿瑟夫去年从挪威来到意大利研究生育问题时，他说，他发现自己面临着文化上的巨大冲击。在过去的短短几十年中，挪威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得到大幅提高，职业轨迹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与此同时，挪威政府也主动采取措施协调妇女与她们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资助问题国家确保每一位产妇能够享有长达54周的产假，而且婴儿的父亲也能够享受6周的假期。孩子一旦出生，父母就能够得到政府提供的大约4000欧元的补助。孩子日托得到的政府资助也是一定标准的。生活费用很高，但是前提是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实际上，产假期间的妇女得到的工资是正常值的80％。“挪威对于生育率这一问题的担心不大，”阿瑟夫告诉我。“人们比较关注的是性别均衡问题，这反过来又能够提高生育水平。”阿瑟夫发现意大利与挪威有着很大的差别。意大利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妇女的程度差不多相当，他说，大约有一半的意大利妇女有工作。尽管意大利表面上是一个充满现代性的国家，但是整个社会更倾向于让生育后的女性留在家中照看孩子，而且政府也在强化这一观念。在抚养孩子方面，政府几乎不提供任何资助，对于刚成为母亲的妇女来说尤为如此。大多数的新婚夫妇在距离一方或双方的父母比较近的地方租房子，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可以帮助他们抚养孩子。但是，这一招也不像以前那样奏效了。“因为现在的夫妇们往往推迟生育时间，”阿瑟夫说，“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以前被指望着来帮助照顾孩子的祖父母们自己也成了需要照顾的对象。”工作与家庭的抉择与此同时，欧洲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同样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无论是在马德里、米兰或雅典，还是在奥斯陆或斯德哥尔摩，人们都很难做到收支相抵——这就使北部许多国家中的大部分的夫妇都需要工作的家庭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于是，这就又导致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出现了另一个差别。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府的支持，一个家庭中生养的孩子越多，这个家庭可能就会越富有；而在欧洲南部地区，生养孩子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一个家庭将因此而变得贫穷不堪。社会保守人士们是这样分析的，他们认为，仅仅鼓励民众多生孩子可能会达到增加人口的目的，但是对于经济状况本来就很紧张的家庭来说，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我们对欧洲南部国家的解读正确的话——这些国家表面上与现代性、与21世纪的生活方式相吻合，但是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吻合却与植根于19世纪的家庭结构观念完全对立——那么，这种解读到底是否能够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呢？显然可以。今年春天，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表明，日本14岁以下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08年以来的最低值。五月份，泰国卫生部部长宣布，泰国现在的人口出生率为1.5，大大低于人口进行正常替换的水平。“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的人口出生率最低水平是在南韩，大约为1.1，”弗朗切斯科·贝莱莉告诉我。“日本的水平也差不多与南韩一样低。这种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而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例外的美国人看起来，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欧洲南部国家基本相同。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丈夫出去挣钱养活全家人。形势发生了变化，不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而且在日本和南韩也是如此，但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调整过来。”西欧出现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它只不过是世界上第一个对极低的人口生育率进行记录的地区。到底是什么让美国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例外。2007年美国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2.1，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也比其他任何的发达国家都要高。移民是一个主要的因素，美国的人口不仅仅是来自于国内。1984年时，美国人口普查局做出预计，到2050年时美国的人口将达到3.09亿。不过，到2008年时就已经达到了3.04亿，所以他们调整了预测：到2050年时，人口将达到4.2亿。“欧洲人对我说，在现在这个时代美国人是如何做到的？”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卡尔·胡柏（Carl Haub）说。胡柏和另外一些人士表示，美国出现较高的人口出生率的原因并不那么简单。过去那种古老而又保守的观点——丈夫外出努力工作而妻子在家照顾孩子的那种传统的家庭模式能够使人口得到健康发展，不断增长——已经不再适用，不仅不能适应于今天的美国，而且也不再适应于今天的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社会体制要灵活实际上，大多数坚持那种传统的家庭结构的社会看起来就是那些人口出生率较低的国家。一直以来，西欧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是采用福利国家的模式，即国家为那些打算生养孩子的夫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但是，美国的做法正好与此相反。许多评论人士解释说，美国能够保持健康的人口出生率是由美国社会相对保守而又笃信宗教的特点所决定的。这两点都会鼓励美国人拥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家庭。还有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父亲们积极参与到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已经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而且，如果父亲们不这样做的话，则不能被社会接受。但是，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还有另外一个影响美国较高的人口出生率的重要因素。“欧洲所采取的体制缺乏相应的灵活性，”胡柏说。“在欧洲，整个社会和求职市场都更为严格。”也许美国政府在抚养孩子方面提供的补助很少，肯定没有像挪威政府那样在抚养孩子方面提供优厚的政策支持，但是看起来，美国的体制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了相应的弥补。正如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汉斯·彼得·科勒尔所写的那样：“总体来说，在生活费用——以较低的终生工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高的情况下，妇女不愿意生养孩子。与其他的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的这一费用有所降低，因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允许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这就使得妇女在离开就业市场之后再重新进入劳动力大军之中时变得更容易一些。”美国的妇女可以选择暂时中断自己的事业，花上三五年来抚养子女，然后可以继续投入工作中来；而在欧洲，想要这样做就没有那么容易。全球生育水平下滑所以，如果想取得较高的人口生育率，看起来有两种模式：新社会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放任主义的美国模式。阿瑟夫向我这样解释：可以这样讲，为了提高人口出生率，你所在 的社会需要要么非常慷慨，要么非常灵活。美国不是非常慷慨，但是它很灵活。在社会服务方面，意大利并不慷慨，也不灵活。而且，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社会名声并不很好，因为在这些国家，妇女生完孩子之后再去工作不太为社会所接受。而在美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按照这个逻辑，最糟糕的体制莫过于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世界——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而另一方面却仍然保持原来那种非常传统的心态。也许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人口统计学的危机之中——而且，也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南韩、香港、台湾以及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实际上，人口统计学家们一直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发生的急剧变化而感到惊讶，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工作，而且现代的生育控制方法已经成为标准选择。“过去的那些典型的人口生育大国，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在全球生育水平比较中，消失得越来越快，”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家涂肇庆（Jow-Ching Tu）说。母亲十字勋章联合国的报告称，25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包括古巴、哥斯达黎加、伊朗、斯里兰卡和中国等国家在内——与人口替换率持平或略低于人口替换率。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出现下降，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其余的地方，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欧洲南部国家带来的教训也许是很深刻的：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代性，这样导致社会——尤其是妇女——处在骑虎难下的境地中。某些东西必须得付出，那可能就是将来了。仅花费100美元左右你就可以从网上购买到一枚由第三帝国（Third Reich）颁发的“母亲十字勋章”（Mother’s Cross）（正式来讲，就是颁发给德国的母亲们的一枚荣誉十字勋章）。颁发这一勋章的历史从1938年开始，生育四个孩子的母亲将获得铜制勋章，六个孩子的母亲将获得银制勋章，八个孩子的母亲将获得金制奖章。这些奖章将在希特勒的母亲每年的生日那一天颁发给那些为生育事业——希特勒称之为“女性的战场”——作出巨大贡献的女英雄们。为了提高生育率而进行政府资助的政策竟然有着如此糟糕的历史记录。不过，在这个“超低生育率”的时代中，这一政策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如果你所在的国家的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一个比较合理，或者说看起来比较合理的恢复人口增长的方法就是鼓励人们多生孩子。金钱激励政策利用爱国精神发出呼吁是其中一种激励方法。金钱则是另一种。莱维诺镇的镇长法里维纳并不是唯一一个通过发放补助来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那些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支持政府进行资助的人士现在在欧洲实施的计划包括税收激励政策、政府资助儿童抚养政策以及以前的和现在正在进行的支付政策。荷兰，是实施后一种政策的典型国家，给每一个家庭发放儿童津贴。在13岁之前，每个孩子每年平均可以得到大约1300美元；在13岁之后，得到的可能会减少一些。（美元虽然没有直接发放现金补助，但是每个孩子每年的抵税金额为1000美元。）尽管那些为了提高生育率而进行政府资助的政策中有很多具有国家主义的或宗教上的动机——还有一种对于保护文化特征的强烈的关注，但是很少有人主张回归到过去那种母亲留在家中照顾孩子的时代。实际上，早在2003年戴维?威利茨（David Willetts）就针对欧洲的萎缩和人口老龄化问题发表了一次演说，他提出“女权运动就是新的鼓励生育主义”。换句话说，即使像威利茨这样的保守派都承认，夫妇双方都进行工作的社会的人口出生率要比过去那种母亲就是家庭主妇的社会的人口出生率高得多。出生时间的选择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确定鼓励生育的政策是否会对人口出生率产生巨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人口的影响了。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实施了一定的鼓励生育政策的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会有所上升，但是幅度很小。1997年开展的，分析22个国家的情况的调查研究也许是迄今为止进行的最为全面的研究了。该研究发现，提供给夫妇的与儿童相关的资助增加25％所带来的结果是，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子女的个数增加了0.07。许多专家得出结论说——莱维诺镇的例子好像也可以证明——真正的影响在于出生时间的选择：为了得到奖金，打算再生一个孩子的妇女会准备提前生育。2003年时，也就是法里维纳推出1万欧元“生育奖金”的同一年，意大利通过了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为每一位生育第二胎的母亲提供1000欧元的奖金。但是当贝卢斯科尼政府2006年下台以后，这项全国计划被取消。后来，在贝卢斯科尼2008年重新上台执政后的第一次演说中，他就表示说，政府将恢复鼓励生育的计划。莱提兹亚·蒙卡里尼借用下面这句正反两面都说的话来表示自己的蔑视：“事关千家万户的政策应该长时间稳定地执行。但是，在意大利，我们随时都在改变主意。”生育政策的典范法国看起来是支持鼓励妇女生育政策的典范国家；如果的确如此的话，那可能是法国作出的有决定意义的承诺中最全面、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人口大量减少，在公众不断的呼吁和激烈的辩论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妇女生育的政策。1939年出台的许可男人离婚法案中就包括对母亲实行财政鼓励的规定。尽管战后的德国放弃了他们的臭名昭著的鼓励生育政策，但是法国却在整个20世纪一直都坚持实施这一政策。现在，法国实行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其中包括税收减免和“多人口家庭证”——带着这个证件出行或参观博物馆时可以享受票价优惠。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克劳德·马丁（Claude Martin）表示，法国是欧洲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口出生率达到1.9。马丁说，也许这是因为“政府推行的永久公众投资计划有助于化解工作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之间的矛盾”。除了鼓励生育这一策略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增加人口的明显的方法。如果无法通过生育增加人口，可以吸引外来人口。20世纪上半叶，人口流动大体上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但是外来的移民很快就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许多人认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堪称这一模式的典范：在这些国家，核心问题是进行移民选择——对那些拥有知识和技能，能够有益于经济发展的人敞开国门。激进的移民政策联合王国打算通过实施激进的改革来改变其社会结构，这主要是外来移民带来的结果。在那里，几年前人们还在担心生育率问题和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问题，2007年末的政府报告提出，到2031年时，英国的人口将会增加1100多万——增幅达到18％——据估计，增加的人口中有大约69％来自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女。英国负责移民事务的国务大臣利亚姆?伯恩(Liam Byrne)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曾发出呼吁，希望通过“激进的行动”来管理这一体系。看起来，英国现在的形势离“超低生育率”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就是解决人口低生育率问题的良策。许多权威机构表示，从长远来看，真实的数据让人感到十分沮丧。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到2050年时，英国将需要超过6000万的新移民——这是英国现在的人口数量的2倍——才能够保持当前的工人数量与领取养老金的人口数量之间的比例，而同期的德国则需要1.88亿的新移民，这个数字真有点让人感到惊愕。之所以需要数量如此巨大的移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虽然在短时期内移民可以帮助缓解城市、学校和工厂的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这个问题也在动态调整中。虽然在移民们原来的文化中，较大规模的家庭是标准的，但是他们很快就会适应新环境中的风俗习惯。移民们最终也将变老，所以移民工人对养老体系所作出的贡献将来会成为这一体系的巨大包袱。欧盟委员会在2007年11月发表的一份工作文件中总结说，“将需要更大数量的不断增加的年轻移民”来弥补当前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绝大多数欧洲人都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移民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敏感话题，围绕着文化特征、公民身份检验、民族标准、恐怖主义与宽容、宗教价值与世俗价值进行的对抗等内容，民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沦为废墟的城市与此同时，在围绕着鼓励生育者和移民政策展开的辩论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可能大幅度地增加人口？到底有没有必要这样做？还有一些人认为，“超低生育率”本身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般虚无飘渺的灾难，相反更有可能是一种挑战，甚至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他们说，真正需要进行变化的不是人们的生育习惯，而是人们的思维习惯。三月的一天，我到了德国城市Dessau的一家废弃的香肠加工厂里。我站在工厂的烟窗顶端的一个平台上俯瞰破烂不堪的城市景象：废弃的工厂里的建筑物、用砖建造的房屋和商店、一条铁轨蜿蜒着穿过大片的草地。即使春天令人心旷神怡的天气也丝毫没有能够使这一景象有所改观。但是我旁边的一位身体十分健壮的中年男子却显得异常兴奋。他用力地挥舞着胳膊，指着远处的一行树。“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座城市也有一些受到了保护的国家森林，”他冲着一位翻译人员说。“我们要将这一点推广到整座城市。”听到卡尔·葛瑞格(Karl Gr?ger)的这番话，这座城市的建设部门的主任感觉有点迷惑；他站在这里，作为当地的一名官员，站在这座城市的工业基础设施中，他理应为城市取得的发展而欢呼喝彩，但是他实际上却说了一句，“总有一天，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将变成一片荒野，一片废墟。”与莱维诺镇一样，Dessau也是欧洲人口数量出现下降的一个预兆。不过，劳科·法里维纳积极地鼓励人们生育，试图从正面来解决人口数量下降的问题，而德国这一地区的17个城市却结成联盟，采取了更具创新意义的应对策略。在柏林墙被推倒大约十年之后，前东德的政治家们和城镇规划者们终于无奈地认识到，转变为资本主义和代表政府以后，他们所期待的美好未来并没有到来。非但如此，他们还卷入了两个欧洲现象的漩涡中：以前的共产主义政府带来的经济萧条的问题和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问题。不得不拆毁某些部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情况，城市开始出现衰落而不是进行发展，”萨安省交通与土地发展部部长卡尔·海因茨·达赫勒（Karl-Heinz Daehre）告诉我。“现在存在着一个人们必须解决的精神上的障碍；为了发展，为了前进，我们不得不拆毁城市的某些部分。我们明白，这并不单纯是萨安省面临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德国面临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才寻求帮助。”非常巧合的是，1926年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就是在Dessau这座城市创立了鲍豪斯建筑设计学派，积极倡导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创立了——现代主义，努力将设计和建筑与人们在20世纪的生活和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人们来说，记住20世纪20年代，记住格罗皮乌斯和他倡导的鲍豪斯，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达赫勒说。鲍豪斯最初设计的建筑仍然矗立在Dessau城内。这座建筑表面设计得非常精细，非常简单，采用冷色调，很容易让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学校建筑和20世纪中期或晚期的办公室或工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栋建筑是所有那些建筑的鼻祖。鲍豪斯基金会会长奥马尔·阿克巴(Omar Akbar)在那里的办公室接见了我。阿克巴是一个衣着十分整洁的人，一个非常文雅的梦想家。他出生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移民到德国。他跟我谈论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同事们的远大理想，谈到了他们的设计方法具有非常强的革命性以至于面临着政治上的危险，因为纳粹认为，他们的设计方法有害于德国精神。城市越来越空阔阿克巴说，在官员们与他接触之后，他感觉到，欧洲所面临的人口统计学上的挑战对于鲍豪斯基金会来说，将是一次难得的复兴机会，一个可以在重新定义“现代”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我们对萨安省的政府官员说，‘衰败完全是一个新现象，’”阿克巴告诉我。“我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应对方法。”在很多人看来，人口数量的下降意味着一定的机遇：能够增加效率、使环境变得更适于居住、改变生活方式和使得环境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阿克巴带领的团队提出的计划是，在鲍豪斯的设计者们的指导下，对这一地区的18座城市（其中有2座共用一个政府）重新进行彻底地回顾和反思，到2010年时为每一座城市提出适合其个性特点的长期的再发展策略——为每一座城市找到一条建设性地衰退的方法。阿克巴说，Dessau这座城市本身就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中之一就像卡尔·葛瑞格在香肠加工厂俯瞰时所指出的那样，这座城市的周围是受到保护的国家森林。另一个特点是，这座城市没有历史中心（80％的城市建筑都在二战中毁于一旦），因此也就没有核心。因此，计划呼吁拆毁城市中未能充分利用的部分，将城市外围的自然引入城中心。“在风景如画的区域里创造一个城市中心岛屿，”鲍豪斯的一位规划人员索尼亚·比克（Sonja Beeck）这样告诉我。“这将使其余的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更加稠密，也更具有活力。”近年来，这座城市的人口已经减少了25％。“这也就意味着城市增大了25％，”葛瑞格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将2500栋公寓夷为平地，还有另外8000栋也已经列入计划之中。”比克和葛瑞格陪伴着我一起参观了一个地区，在那里，有一条街道被全部改造称绿地。历史建筑长期搁置艾斯莱本是这组城市中的另外一个。这个城市至今还保存着风景秀丽的16世纪时的市中心地区，但是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减少，城市中的许多历史建筑已经长期搁置，不再适合居住。艾斯莱本的收缩策略主要集中在历史方面：这里恰好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出生地。这座城市设计出一条全新的旅游线路——从路德出生的房屋到他的第一教堂，再到他临死之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充分展示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中心，把城市中的许多被遗弃的建筑和空地改造成与“新教之父”相联系的艺术展览馆。此举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和资金，建立当地人的自豪感。欧盟委员会就业、社会事务与机会均等委员弗拉迪米尔·斯皮拉德（Vladimir Spidla）说，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人们寿命的不断延长、人们在是否生孩子和何时生孩子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的情况下——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中央论坛的阿拉斯代尔·默里先生(Alasdair Murray)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有人认为，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将会引起未来的经济衰退，这是一个错误。欧洲的人口是在不断下降，我觉得人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口的增长到底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认为，并不太大。欧洲至今仍有大批民众未能充分就业或处于失业状态中。让他们回到劳动力大军中，这些问题中的很多问题可以得到缓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一目标，但绝对不是让妇女怀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努力延长民众的就业生涯。比如，在荷兰，由于一直实施提前退休计划，仅有20％的年逾六旬的人还在坚持工作。不过，政府最近已经推出一项新的运动，让民众逐渐适应“延长工作年龄，一直工作到65岁”的观念。疗养院中的国家那些对人口问题持乐观态度的人包括那些工作年龄接近这一数字的人。位于德国罗斯托克市的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统计研究所的詹姆士·沃佩尔（James W. Vaupel）一直致力于研究德国的人口统计状况。他认为，将来的状况是十分光明的。他也表示，欧洲社会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暗示说，“总的来说，将来可能要比过去更好一些。人们的寿命可能会更长，生活也更加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即使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比过去慢一些，也必将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我将这一观点告诉了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卡尔·胡柏，因为他在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中监控全球每天的人口出生情况。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都是一些“有益的问题”——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欧洲人真正地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未来？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经济，找到一些让城市萎缩的创造性的方法，让更年轻的人和年龄更大的人进行工作，以便于他们能够保持退休金系统和卫生保健体系的正常运转？胡柏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也许修改一下退休年龄，进行其他的经济调整，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他说。“但是，一个国家绝对不可能永远地承受得了人口总出生率仅为1.2所带来的压力。如果将西班牙和意大利现在的0到4岁年龄段和29到34岁年龄段的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前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仅是后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的一半。如果一个国家的年龄分布完全颠倒的话，这个国家是无法继续发展下去的。一个国家中的所有人都生活在疗养院中，这也是不太现实的。”NYT 陈战 译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
延伸阅读：
漫长的等待
本帖已经被管理员锁定，不能回复
罗素·萧图:欧洲的婴儿到哪里去了？ 相关文章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215452
左箭头-小图标
文中欧洲对未来人口的很多预测其实早已在中国实现了，如家庭聚会那段。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215452
左箭头-小图标
3楼&曾经有人研究说 女子接受教育程度越高 会导致独立性增加 就不喜欢结婚！不知道这研究是真还假的5楼&所以说剥夺妇女权利，将女性视为工具，是正轨 你还是人吗？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42634 工分:19737
左箭头-小图标
白人用枪炮统治世界，阿拉伯人用女人的肚皮占领欧洲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581939 工分:43343
左箭头-小图标
3楼&曾经有人研究说 女子接受教育程度越高 会导致独立性增加 就不喜欢结婚！不知道这研究是真还假的所以说剥夺妇女权利，将女性视为工具，是正轨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30024 工分:143
左箭头-小图标
有本书说阿拉伯人的高生育与移民率，使欧洲变种了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6883795 工分:23020
左箭头-小图标
曾经有人研究说 女子接受教育程度越高 会导致独立性增加 就不喜欢结婚！不知道这研究是真还假的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1726441 工分:274557
/ 排名:4520
左箭头-小图标
楼主辛苦。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总页数1第1页&[共有8条记录]&分页：
&对罗素·萧图:欧洲的婴儿到哪里去了？ 回复
本帖已经被管理员锁定，不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