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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indow.location.href='/b-sihua/sellt227795-{destoon_page}/'.replace(/\{destoon_page\}/, document.getElementById('destoon_pageno').value);"/>　　记得那是在高中一次什么选拔或者竞赛考试中，我们穿过当时看起来已经很繁华的县城的大街小巷，去参加这场考试，其中有一道历史题目，就是让论述中国近代史上的左倾与右倾的历史事件，记得我凭着自己模糊的对于历史教科书上的理解，列举了一下相关史实，自己也并不把握。然后就是考试后散场，在考场外那个法国梧桐形成的树荫下，徒步往学校赶回，我和同学打破考后不讨论试题的限令，就讨论起这个题目，另外一个同学给出了与我不同观点的论述思路，因为自己也不把握，就没有过多地参与这个讨论。后来这场考试过后，老师也没有在课堂上讲解这道题目的参考答案，所以我一直判断，可能是某场竞赛考试的题目，要不，老师不可能不进行讲解的。因此，这道题目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阴魂不散，每当看到左和右字眼的时候，就想起来这道题目，每每想静心梳理这个无头案时，又被手头的其他事宜所淹没，所幸今天在看到“西红柿”模式之争时，又看到这个字眼，于是略用时间和精力，把这场青春期的“孽债”做了了结。借助万能的百度，梳理清楚了左和右的之前世今生，大概分六个层面来论述　　一左和右的一般通俗解释　　二西方历史政治中的左和右　　三东方语境中的左和右（从古代到当代）　　四东西方语境中的左和右的不同　　五当代语境中左和右的诠释与发展　　六延伸阅读部分数目　　从网络上看，中学生对于左和右的迷糊不止我一人，这从众多的历史老师的梳理讲解及其教辅材料的诠释可以看出，如果说当时仅仅是一道历史题目的话，那么今天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增加，左和右的话题已经演变成一种社会话语的表达，能梳理清楚左和右的正确表达，对于驾驭政治社会的分析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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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左和右的一般通俗解释　　一般来说，右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这种思想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持有这种思想观点的人被称为右派。如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国民党右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左本来是指革命的、思想进步的，如支持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左派（如何香凝、廖忠凯等），文化战线上的积极投身革命的“左翼作家联盟”。当左加上引号时是指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坠入了空想和盲动。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扩大打击面，搞过火的斗争，实行冒险主义，这种思想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持有这种思想观点的人被称为“左派”。　　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在国际上，一切进步的、革命的、代表了社会广大中下层群众利益的个人、组织、团体、思想等，被称为左；一切保守的、孤立的、代表了大资产阶级和大金融家利益的，或者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利益以求本民族发展的个人、组织、团体、思想等，被称为右。　　左翼。　　左翼是对国际上一切泛进步的组织、团体、人士的称呼，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联主义、工会组织等。比如我们常会在报道上看到某国社会党或者工会的被称为左翼人士。 　　左派。　　另外，在其他政党里，我们往往把一个政党内部先进的、革命的人士称为左派，不过前面要加定语，比如国民党左派，就是指国民党内部革命的一部分，以区别于反革命的（右派）。 　　“左倾”和“右倾”。　　“左倾”的全称是“左倾机会主义”，它是指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想，表现为急躁、冒进，不顾客观事实；或者照搬马列原著，咬文嚼字，不能灵活运用。 　　“右倾”的全称是“右倾机会主义”，它是指党内的一种错误思想，表现为对敌人软弱、妥协、害怕、投降，政策和路线上保守，走在群众的后面。　　左和右是相对的。　　左——政治激进派（主张激进变革，某种意义讲，他们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　　右——政治保守派（主张不变或渐进变革，某种意义讲，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　　另外，处于2者之间的称之为中间派。
　　二西方历史政治中的左和右　　现在人们习惯用“左”或“右”来区分政治上派别或者政党。这种习惯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当时在法国，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是特权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他们不纳税，享有高官厚禄。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创造财富，但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受盘剥，要纳税。1789年5月，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召开了三个等级代表参加的会议。国王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第三等级则希望限制王权，实行改革。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绝大多数支持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左边。从那以后，国民会议召开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无形中形成左右两派。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坐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这样，政治上激进或革命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左派”或“左翼”；政治上保守或反动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右派”或“右翼”。现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党或团体，由于历史原因，有自称或被称为左派或右派的。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还出现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或政客，被称为“机会主义”。后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称“左”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采取盲动主义以及关门主义等；另一种称右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为了眼前暂时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企图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政党的私利。这两种表现形式，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左”倾机会主义（有时也简称“左”的），从实质上说，是形“左”而实右的。实事求是地说历史上“左派”曾经是起过进步作用的，而“左”倾机会主义却一点进步作用也没有。所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写“左”倾机会主义，都在“左”字上加引号，就是告诉人们，它是形“左”而右的。形“左”，就含有激进、冒进、盲动的意义。至于“右”，不会引发歧义，所以没有必要加“引号”。　　机会主义是指思想或行动没有目标性，伴有一定的随意性，所以，结果往往不能确定，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具体来说，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指长征初期，他没有指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地，没有革命的明确方向，走到哪算到哪，纯粹的无头苍蝇，仅仅靠客观“机会”来指导革命方向。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则把革命的前途命运交给国民党手里，是根据对方的行动来“指导”我方的行动，在假设国民党不会叛变革命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进行全面合作，完全放弃了主动性，所以也是一种“机会”。 　　“形左实右”就是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实际上却是引起历史的倒退。王明不断强调进攻，而实际上的结果却是在葬送红军的前途，这与右倾没什么两样。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 　　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三东方语境中的左和右（从古代到当代）　　1.古代　　古代左、右两字所表示的地位尊卑不同，这跟古代礼仪习俗有关。　　周、秦、汉尚右，以右为上位。《前汉书?公孙弘传》：“守成上文，遭遇右武。”颜师古注：“右，亦上也。”原文意思是：守成（治国）以文治为上，作战则重视武功。右就是上的意思。《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蔺相如自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后，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则不服气地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可见，“右”的意思与“上”通，从地位来说，右比左为上。《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写灌夫性格刚直，饮酒使气，对地位高势力大的贵族，不喜欢当面奉承，反而要凌辱他们；对地位比自己低的士，则愈是贫贱的愈加敬重，把他们与自己平等相待。“右”与“左”并列对比，表示地位高低上下。　　由于古人尚右，以右为尊，把左认为“僻左不正”，因而“左迁”，就表示降职。《前汉书?诸侯王表》颜师古注：“左官犹言左道，僻左不正也。”《汉书?周昌传》：“吾极知其左迁。”颜师古注：“是时尊右而卑左，故谓贬秩任为左迁。”“贬秩任”，就是降职。汉时依照古法朝廷之列以右为尊，因此把官员的降职称为“左迁”。后人就袭用这个意思，如柳宗元《送李谓赴京师序》：“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其中的“左迁”，就是指官员的降职。　　古人乘车的规矩又不同，乘车尚左。《曲礼》：“祥车旷左”，旷，空也。左位空着，留给君主坐的。一般是主座居左，御者居中，另有一人居右陪坐，叫做“参乘”，又叫“车右”或在文中简称为“右”。为什么乘车时主位居左不居右呢？因为御者是用右手拿鞭子的，主位在右边，就会妨害国君，所以主位居左，沿袭下来。车骑就以左为尊了。“虚左”，留出左边的座位，也就是表示对客人的尊敬。乘车时，把左边的座位让给客人坐，这是很恭敬的表示。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写信陵君亲自去迎接侯赢时“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信陵君自己赶车，请侯赢坐在左边，这是对侯赢非常尊敬的表示　　左与右本意是表示方位的，但在中国古代却广泛用于表示人的尊卑贵贱。其基本规律是：自夏至春秋，以左为贵,用兵打仗则贵右；战国、秦汉时，以右为贵；汉以后至宋以左为大；元朝以后尚右；明朝以后五百年又尚左。
　　三东方语境中的左和右（从古代到当代）　　2.当代　　就一般情况而言，左派是指激进、革命或进步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右派是指保守、反动或落后的个人、团体或政党。当左加引号时，指在观点、思想、言行、政策、措施、态度等方面矫枉过正、形左实右、脱离实际、夸大主观意志，近于疯狂的表现。　　在不同时期，左与右的表现形式不同：洋务派与顽固派，维新派与顽固派，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典型的左右之争，但习惯上并不称呼左派或右派，明确称呼左派和右派则是在中共党史上，具体演变情况如下。　　一．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初-------1927年8月）　　国民大革命时期，年幼的共产党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加上中共“三大”没有对革命领导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到1927年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主要表现为：放弃对工农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阶级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这一错误，但又滋长了“左”的情绪。
　　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以及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党内一度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主要表现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在革命性质上，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认为革命战争潮流不可能低落，要求继续进攻。由于这在实际行动中招致了很多失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使“左”倾错误很快停止。　　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6月------1930年9月）　　从1929----1930年间，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这给红军和根据地以不断发展的机会，但随着形势的好转，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各地准备马上起义，进攻中心城市，结果造成了严重危害，六届三中全会将其纠正。　　四．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1931年1月——1935年1月）　　30年代初，由于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左”倾错误，加之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支持，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政治上推行城市中心论，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军事上进攻时冒险、撤退时逃跑。这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到达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组织上和军事上彻底纠正。1942年延安整风又从思想上清算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高度统一，确立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　　五．（建国后）“左”倾错误的初步发展：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反右倾斗争（1957——1962）　　50年代中期，中共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进行了整风，但受苏共“二十大”和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加上党对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结果演化为反右派斗争，并严重扩大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上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总路线”，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政治上将反右斗争的性质由人民内部矛盾改为敌我矛盾，篡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次矛盾的正确论断。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斗争，从而使“左”的错误继续发展，直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和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才对“左”的错误和冤假错案进行了局部纠正和评反，全面评反则到了1979年7月。　　六．“左”倾错误的严重恶化：十年文革（1966——1976）　　进入60年代以来，毛泽东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为防止党变色、国变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经济上损失惨重，累计达5000亿元，并进一步拉大了中西方之间的发展差距；文化教育方面是重灾区，据统计，教育方面少培养了数十万研究生、百余万大学生和二百多万中专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难以估计的；政治方面个人崇拜盛行，民主法制建设遭到破坏，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1976年10月，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场浩浩才宣告结束，但“左”倾思想并未立即纠正，针对当时的形势，《光明日报》发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左”的错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小平同志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历史上，“文化大革命” “左和右”的错误是什么？　　“左”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革时期江青四人扇动毛泽东，在搞建设前应该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的任务。而江青等人犯的就是左倾错误，文革时的右，就是认为部分党员有资产阶级思想，称其为资产阶级右派。　　左是侵略；右是保守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　　简单的说左是冒险激进，右是消极避世　　左的错误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应如何把握我党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这2个概念？它们有何区别？　　“左”倾（“Left” deviation）　　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左”倾思想或者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革命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社会主义时期，年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行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既反对右，也反对“左”。 　　右倾　　右倾　　Right deviation　　政治思想上，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贯彻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在革命斗争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四东西方语境中的左和右的不同　　在我国大陆的史观中，“左派”主要说的是促进革命的派别，“右派”则主要说的是反对革命的派别。但是在西方，以“激进”、“稳健”来区分左派还是右派。　　西方的左和右，我们的左和右和人家的原始定义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谓左派右派之分是个历史的产物，分别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诞生的名词，又被马克思主义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所以要讲清左派右派这个问题，还和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有关。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的立场，所谓左派就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人群，而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所以在今天左派就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群。有一个经常和左派右派混淆的问题就是左倾和右倾的区分。同样是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因为对现实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就产生了对采取何种措施的分歧，认识落后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右倾，认识超前于实际情况的，我们叫做左倾。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属于左派，属于认识上产生了偏差；另一方面，无论左倾右倾，都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危害，因此就需要即防左又防右。对认识上有偏差的左倾或右倾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思想上给以帮助，促使他们转变。所谓防，只是说要防止在策略上出现左或右倾，不是说象防贼一样的防人，甚至是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张资本主义，极力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就是右派。由于右派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历史向社会主义前进，所以右派是代表着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势力。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要万万年的，因此他们并不承认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的是什么左派，在他们那里，左派恐怕是要被称作空想派、乌托邦的。但右派在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也还存在路线之争，主要地区分为改革派与维持派（也称保守派）。改革派就是要割除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一些改良，这就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学习和靠拢，其政策主张也就必然更多地反映了中、下阶层的利益，由此，一般也称其为左翼或左派。而维持派（或保守派）则更多地要求维护传统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因此其主张就必然更多地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一般称其为右翼或右派。不过也常常不用左右派的称呼来表示，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属左翼，但通常称之为自由派，而美国的右翼共和党则被称为保守派。 　　与左倾和右倾的概念相对，在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又有保守、稳健和激进的区别。比如激进的右翼极力反对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对已进行的改革拼命反对并主张撤消之，一般称为极端保守派，而激进的左翼就主张实行大胆的、迅速的改革，这大概是叫极端自由派吧。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两派的主张变得模糊起来，都在向中间靠拢，也就是保守的保守派和保守的改革派在互相靠拢。
　　五当代语境中左和右的诠释与发展　　1.邓小平语录中的左和右　　?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深圳等地期间，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进行了转发。深刻领会小平同志在谈话中的新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排除干扰，迅速发展已步入关键时刻的改革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现在我们搞改革，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深辟而辩证的论述，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切中时弊，不失为一个改革“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那么，怎样理解“主要是防止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得到论证。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比较两种错误，“左”比右更具欺骗性。 　　“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个极端表现。机会主义源出opportunisme,意为“妥协”或“应付”，以此形容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而随之应变的政党或政客。后来指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它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两种错误思潮的共同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二者在理论上都是荒谬的，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所不同的是，“左”比右更具欺骗性，难于识别。因为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为屈服于敌对势力的压力，放弃原则，不敢斗争，甚至屈服于投降。而“左”倾机会主义则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或者急于求成，夸大主观能动性和群众的觉悟，贬低、轻视敌人的力量和客观困难，脱离客观条件，采取冒险主义行动;或者夸大党内敌情，扩大打击面，怀疑和打倒一切，搞过火行为、残酷斗争，等等。由此可见，“左 ”倾错误的特点，不象“右”倾保守那样面目狰狞，显而易见，它是冠冕堂皇地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所谓“不断革命”的华丽词句和“超前 ”、“先进”的假象迷惑群众，因此，从思想上强调防“左”更为必要。 　　〔二〕分析中国国情，“左”比右更具劣根性 　　“左”的东西之所以吃香，容易被群众接受，一方面是由其自身的欺骗性决定的。中国是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封建落后国家，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文化、科技落后，长期闭关锁国，封建忠君思想严重，民主与法制观念淡薄，而这种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正是工“左”倾理论和实践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具体讲，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贫乏，文化科技落后，人民容易产生幻想，即所谓“穷则思变”，急于求成，凡事喜欢抄近路，走捷径，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和急躁情绪;由于闭关锁国，封建愚昧，没有独立开放意识，人们又习惯于盲从，搞个人迷信，把翻身解放，脱贫致富的希望寄托于某个“救世主”。中国共产党不仅长期处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而且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当这些同志的世界观未得到彻底改造时，往往反映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特点。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容易表现为主观主义，其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政治倾向方面，则常常表现为革命的狂热情绪和急性病，容易左右摇摆，好走极端。革命顺利时，容易产生冒险主义，革命遇挫时，容易产生悲观失望，甚至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为右倾观点和投降，在组织生活方面，容易表现为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党内产“左”倾错误的主要原因。反过来，“左”的东西又迎合了“穷则思变”，急于求成的社会意识。因此易于被接受。举例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王明推行“城市中心论”，即放弃农村革命根据地转攻城市。这在当时行不通是明摆着的，并且一开始就遭到毛泽东等同志的反对和抵制，然而终归无济于事。究其原因，除了他当时在党中央已窃取了领导地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外，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大量存在。当时党内军内相当多的人不愿再去农村打“游击”，而希望并轻信王明的主张，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尽快打进大城市，夺取革命胜利，从此过上好日子。存在决定意识，小生产的社会心理还衍生出家长制。家长制天然倾向于集权，搞“一言堂”，这在民主与法制不够充分、健全，社会制约、监督无力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领导决策和社会政治生活。所以，根植于小生产这个“土壤”，不仅容易导致“左”倾错误发生，而且难以及时纠正，有时甚至防不胜防。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积极反对过王明的“左”倾主张，解放后却又多次重蹈覆辙。“大跃进”的轻率发动就是明显例证。1956年，面对“一化三改”的顺利完成，他和其他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把生产力发展看得轻而易举。为纠正冒进中的偏差，该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陈云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使各地经济建设又稳步协调发展。但毛泽东很反感，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多次指责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犯了右倾错误，继而不切实际地提出钢铁生产七年赶英国，十五年赶美国，预言三个月内，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报刊上更是片面强调“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有非常伟大的作用”，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一些部门领导为了不被当作“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批判，纷纷竞放“卫星”，虚报高产，出现了所谓高产稻谷13万斤，红薯几十万斤的高记录。结果是，违反经济规律，劳民伤财，欲速不达。不但58年没能实现产粮3920亿斤，炼钢1070万吨的高指标，而且严重挫伤了农业。更为甚者，因为毛泽东当年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不要再提反冒进了，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左”只是认识方法问题，右才是立场方向问题，“左”勿“右”，即使批判“左”倾也说是“形左实右。”由此可知，“左 ”倾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具有多么深的劣根性？！防“左”比防右更为艰巨。
　　〔三〕回顾党的历史，“左”比右更具危害性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70多年历史中，既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并且都造成了危害。但比较而言所犯“左”倾错误次数更多，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从犯“右”倾错误讲，主要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1923年党的三大前后，他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公开打着“二次革命论”的旗号，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主张“一切联合，反对斗争”。表现之一是放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对国民党以退让求团结;二是反对发展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在革命紧急关头，拒绝接受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将有3000名工人的纠察队拱手交给国民党;三是抑制农民运动，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喊“工人运动过火了”，最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以后出现的张国焘等右倾分裂主义多是短期的，局部的，而“左”倾错误则接二连三，仅土地革命时期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间，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在白区的几十块根据地除陕北一块外全部丧失。30万红军只剩下3万人，30万党员锐减到4万人。解放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指导下，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先是1957年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使党内外各种矛盾激化，这本身意味着“左”倾路线的失败，但毛泽东同志执迷不悟，把持有不同看法的彭德怀等同志说成右倾路线的代表，发动批判，并从理论上概括为“庐山出现的是一场阶级斗争”，直接引申到党内，甚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从后果讲，文革搞乱了党，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全国。首先是思想乱了，建国以来17年中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被否定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被歪曲了，很多错误的东西则被当成了新生事物，是非混淆，无政府主义派性等趁机泛滥起来;其次是组织乱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批判，各级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状态，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挫伤，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投机分子却乘机钻进了党和政权机构，有的还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损害着党的事业;再次是社会生活乱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受到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上至国家主席，下到一般群众，随便被批、被斗、被抓、被整。党的政纪、军纪被废弛。武斗不止、派仗不停，正常的生产、工作、学习秩序遭到破坏。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一个社会主义中国被搞得“经济危机，哲学贫困，文化虚无，历史面貌全非”。由此可见，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左”倾错误引发的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出现了一次历史大倒退。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四〕适应改革大潮，防“左”比防右更富现实性 　　小平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但现在我们搞改革，“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据笔者理解，右的东西一是“动乱”残余势力;二是继续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三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有的人把经济滑坡归罪于司法机关、纪检、监察部门的执法执纪活动，有的甚至假改革之机，钻政策法律的空子，大肆贪污贿赂，弄权渎职，腐化堕落;对这些，我们要继续开展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教育，加强法纪监督，强化综合治理，决不让其形成气候。“左”的东西主要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域”。应该说，持这种观点和理论的人大量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受这种“左”倾思想的禁锢，在改革实践中势必畏缩不前。第一，“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闯禁区，使“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第二，把“三资”企业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不懂得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不敢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第三，怕出乱子，只求平稳，不敢创新，担心破“三铁一大”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企业没有生机和活力。最后将丧失发展自己的一次良机。由此可见，“左”的框框不打破，没有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将直接妨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为克服“左”的观念，我们有必要展开阐明两点。第一，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英、美等发达国家首先实现，而实际结果首先在沙俄、中国等落后国家取得成功。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却落后。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要得以巩固，发展生产力刻不容缓;其次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其根本手段只能是发展生产，可以说，一切现有社会矛盾的解决都有赖于此;再次是防止和平演变的需要。有的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导致腐败，******引发动乱，观念变革造成思想混乱，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实在是“左”的误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先进的上层建筑总是和先进的经济基础相联系，，“仓廪实而知礼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原因就在“左”的禁锢和经济落后。要防止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讲要靠发展生产力。第二，改革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改革体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量变质变关系原理告诉我们，革命作为一种运动，既是无止境的，又是分阶段的，是不断革命论和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过去我们穷过渡，从哲理上讲与否认发展阶段论分不开。吸取“左”的教训，十三大《报告》肯定我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性质要求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诸如生产目的等各个阶段共有的根本原则，在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又立足于“初级阶段”这个不成熟、不完全社会形态的实际，区分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作为自我完善的改革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其次，改革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课题。因为“实际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低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上起步的，而马克思设计的“理论社会主义”模式则是以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为起点的，过去我们搞“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经典词句，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一味追求“大”、“公”、“纯”，人为地取消市场和商品经济，作茧自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几十年过去，不但没有能赶超资本主义，有的还拉大了距离。要急起直追，必须首先做好改革这篇文章。再次，改革是我国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这已为改革实践所证明。而改革开放所以取得巨大成果，从根本上讲都得益于思想不断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不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没有对“左”的批判，都不可能再有被当作封、资、修反复批判的“包产到户”、“物资刺激”和“市场经济”出现。 　　总起来说，要促进改革开放，首先我们必须既防“右”又防“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真正做到两手硬，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同时，鉴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能量大，具有顽劣性和对改革开放的妨碍更直接，更现实，我们要特别强调防“左”。坚决克服“左”倾错误，警惕“左”的势力抬头。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对待改革包括特区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改革开放朝着“三个有利”的方向发展。
　　2.学者对邓语录的解读　　? 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提出的重要指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现在读来，更加深刻领悟其中的深邃含义。小平同志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 ”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人民的生活和权利得到不断的改善，成为了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但通过网络我们也看到，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人民继续推进思想解放之机，不少不和谐的声音迸发出来，而这些声音中，最为蛊惑人心的就是“左”的思潮。在这些网络上，公然鼓吹为文化大革命翻案，为“四大”歌功颂德，把朝鲜作为“社会主义” 的偶像。这些言论，包括一些组织，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尚待进一步完善的不足之处，比如：人民民主的实现问题、腐败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劳动保障问题、住房保障问题、干部选用问题等等，片面夸大“文革”时期的民主、平等，不顾事实地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而这些言论，似乎正从某个点上，契合了部分群众的心理。但鼓吹为“文革”复辟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的思想家（某些人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当代思想家”），没有一个可以有系统科学理论的，正好像一些跳梁小丑，用点滴的表面现象、用现实社会的时弊、用不切实际的话语、用假装天真的伪善来吸引、欺骗、裹胁少数群众，其用心险恶，堪比虎豹。这些人中，一般都是无聊之士，无家无业，精神可能还不一定正常，或许是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某些委屈，就借题发挥，造谣生事，鼓动群众闹事，其实是为了达到其个人的名、利之目的。当然，也不排除受雇于敌对势力，以破坏国家安全作为职业的极少数人，那就更是另当别论了。 　　在这些“左派”中，还有少数少不更事的青年、孩子，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容易受人蛊惑，也包含了个别人急功近利的私心，想走捷径，这确实印证了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思想政治薄弱的问题，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小平同志快20年前说的话，确实高瞻远瞩啊！ 　　对于这种言论上的混乱，有关部门确实应当加大管理力度。如果不加以管制，任其胡言乱语、蛊惑人心，是否就应该有正面的强音进行网上的大辩论，搏得他们体无完肤、无地自容，这应该是宣传部门的应尽之责啊！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并以“十七大”写入党章盖棺定论。长期以来，“宁左勿右”成为上上下下趋利避祸的共识和经验之谈，仿佛只要“左”，哪怕出了天大的问题也是能力问题，倘若“右”，即使芝麻绿豆的事情也可能被上纲上线为原则问题、敌我矛盾。30年改革开放，和“左”的思想的斗争始终是最艰巨的思想交锋。在最初的10年里，宁左勿右的惯性仍广有市场，直到“南巡”定调，党章拍板，改革基调，方才成局。然而极左思潮同样与时俱进，并和“民族主义”、“左愤”联姻，以更时尚的面目出现，在年轻人中仍有相当影响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至今仍无过时之虞。　　? 从十四大开始，一直到十六大，新修订的党章中都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又保留了这一重要论断。写入党章的内容是带有法规性质的。那么，为什么历次修改党章都要强调这一论断？怎样准确理解这一论断？今天强调这个论断有什么重要意义？ 　　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党章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 “左”。那么，党章中为什么要这么提？今天我们又该怎样来理解党章中的这个重要论断呢？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1981年，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邓小平文选》二卷379页)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之际的1987年，邓小平指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三卷228－229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讲了振聋发聩的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是还是‘ 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以上表明，邓小平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是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他首先强调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指出着重警惕“左”的危险。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思想遗产。 　　党中央后来以党代会报告和党章的形式充分肯定了邓小平这一思想。比如，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十四大党章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一个规范性的提法:“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要注意，一是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更加明确；二是以党的法规的形式阐述，极大地加重了这个论断的分量。以后十五大、十六大党章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原有党章有所修改，但上述论断一字未改。这充分表明，这一论断，不是一般性提法，是党中央对改革开放时期可能出现的错误政治倾向的总体判断和战略估计，它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反映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3.学者对左右的阐述　　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　　思想论争之所以需要超越左右，这首先是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所逼迫出来的思想态度，也就是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需要超越任何不论来自左或是右的理论演绎，需要直接面对中国问题所发生的历史和现实及其逻辑。因此，尽管汪晖的新左派立场带给我们许多有意义的发现，但我更注重他的论述当中那些不能为立场所化约的剩余物，例如他对“帝国”的分析，显然，这一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是不能为任何左派立场所容纳的，但无疑，它却有可能真实地成为新的左派理论生发、成长的历史认知的资源。这其实也就提示我们，在今天思考中国问题，首先需要能够具备真实感受中国问题之压力的能力，要首先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问题的严峻性，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存在本身即是一个需要努力的结果这样一种问题感。因此，无论是左或是右，在思考中国问题时都需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中国历史展开过程的复杂性也需要一种超越左右的态度才能真实面对。在我们目前进行的关于传统复兴现象的调查中就发现，近十年来逐渐形成的这一波草根性的民间的传统复兴热潮，具有非常复杂多样的社会诉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传统复兴的诉求竟然是以一种社会运动的形式在展开，而传统的复兴本身则更具有了寻求民间的社区的公共空间打造的意图。我们知道，中国经过了三十年剧烈社会变动，当前最为迫切地需要大量内在充实的工作。这些内在充实的工作，指向的是基层生活共同体的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重建。正是这些紧迫任务的出现，促使我们能够超越无论是左或右的对中国问题的过度政治化约，而能够从所谓社会建设出发，去重新思考真正的政治性，那种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性问题。谁能说关注当代中国人的幸福美好有尊严的生活不是最高的政治问题呢?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问题放置于所谓全球化问题的视野之下来思考，无论是现代史上的资本主义现代扩张，还是当前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在世界当中，无论其自觉地在场还是不自觉地在场，实际上构成的是世界史的不同内容而已。也无论今天的全球化中中国的在场实际上在要求着对全球化逻辑的中国改造，还是在过去，中国的不在场，实际上同样构成对世界史的另一种影响一样，总的来说，对中国历史自身逻辑的把握，是理解中国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汪晖将现代史理解为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建设，实际上就仅具有局部的解释力，只能局部地解释中国革命，而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史展开提供充分的说明。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展开应该从一个更具历史纵深的视野出发，从所谓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问题出发。我们知道，封建社会后期，明代所继承的元代的“大中国”格局和世界市场，社会动能得到持续的释放。面对此局面，儒学就已经尝试不断改造自己，来谋求导引儒教体制以适应新的历史处境，而中国政治的种种变化也因此可以理解为是对此局面的或正或反的反应。所谓中国的现代展开，应该在这样一种历史逻辑当中获得理解，在此意义上，中国革命也有其出于中国历史发展合理性的理由，而不只是对抗西方现代性扩张并谋求适应现代性挑战的产物，而很可能是在自己的逻辑之下充分利用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对这样一种历史逻辑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上最为直接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形成自我理解，并在这种自我理解当中谋求探索一种新的中国现代主体状态的形成。这就要求我们卷进历史当中，承受历史带给我们的罪与罚，去面对主体的艰难形成。面对历史，应该如鲁迅那样，放低姿态，去谦卑地进入历史，只有这样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戴锦华：应对新格局　　当我们讨论“超越左右”的时候，触及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的问题。所谓左右，首先涉及的，是冷战年代的记忆。冷战时代，左与右直接联系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政党占据了使用左翼称谓的全部“特权”，一边是霍布斯邦所说的“特殊”情形：自称“自由世界”的全球右翼势力第一次“夺得”了“自由”——这一始终由左派执掌的旗帜。在这种历史前提下，80年代，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自觉地选择“右翼”立场，以“右派”为某种光荣称谓。我重复谈到的一个例子是我的亲历。1988年的一次电影的学术会议上，来了一位台湾学者，主持人介绍他是台湾左派，会场上一片静默。主持人立刻补充说明：台湾的左派就是大陆的右派。大家便立刻了然，全场鼓掌。这个当年充满默契的、怪诞的等式，表明了一个有趣的历史情形：两大阵营内部各自对抗强权的斗争;但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将左派等同于右派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思想混淆已经在形成之中了。1995年至1997年，当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分化，“新左派”是一个十足的“脏字”，说你是新左派，是将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这种效果今日犹存。我想，这是中国颇为特殊的冷战遗产或曰债务。　　其中更深远的历史脉络来自于欧洲现代史，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形成的“左”、“右”派别，特指：左派——直面社会苦难、直指社会问题，呼唤激进变革;右派——维护主流秩序、保守温和，强调在体制内部进行微调。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而非自由主义，成了左派的旗帜和乌托邦理念。　　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当中，这多重线索仍然纠缠在一起。在我看来，今天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的确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分歧关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问题和解决方案。　　今天我们在这儿讨论“超越左右”的时候，强调的是如何应对一个全新的格局：冷战终结、西方世界不战而胜，世界一极化，美国帝国似乎坐稳了天下;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向西欧开放了尚未被资本化的实物经济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造成了欧盟(以欧元为其关键)出现。但是接下来“9?11”、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海啸，美国帝国陷入了二战以后空前的危机。此时出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全球化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整个世界格局进入到资本主义再度逐鹿环球的时代。但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显现了资本主义“无穷发展”之梦的绝对瓶颈。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才提出如何重新定义、超越左右问题，当每个人自称左派、右派的时候，他们也许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但是你是否需要回答：无论你自认是左或右，你的社会诉求是什么?你的未来想象是什么?你对中国问题、全球危机的思考和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自己认为，汪晖的工作是对这样一种超越性努力的开启。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超越“左右”并不是要消灭“左右”　　毛泽东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所以即便我们超越了当下的左右，再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左右。所以我想“超越”并不是要“消灭”左右区分，而是说，怎么样把现在左右的辩论品质提升上去，使这个左右辩论不至于沦为国际左派或者国际右派在中国搞的 “代理人战争”，而是成为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根植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情境，能够对中国起到建设性作用的辩论。　　我就大会给定的第三个主题(思想论争与超越左右)谈点自己的简单想法，这个问题实际困扰着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因为我们都反对一种简单的贴标签式的左右之分。我觉得我们现在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思想论争，应该既在左右之中，又要超越左右。既在左右之中是强调一个根本的立场以及某种抽象的思想原则，比如说，如果我们依然坚持《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就是让一切劳动和劳动者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把这一核心思想作为左翼的根本立场的话，那么，左右之间根本无法调和，因为它事关我们对未来的争夺，也包括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在这点上，我觉得，彼此的立场在思想论争中会进一步的坚定和强化。
　　六延伸阅读部分书目　　思想的谱系 : 西方思潮左与右　　书籍作者：[英] 佩里?安德森　　图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　　内容简介　?　?　?　?　?　?　　　佩里?安德森在这本书里全面考察了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从极右派、自由主义中间派到马克思主义左派，从保守思想、自由思想到激进思想，其独特的视角至今罕见。　　20世纪的主要思想家和他们的贡献一一进入安德森的视野，包括著名右翼思想家施米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自由派哲学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以及左翼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如历史学家汤普森、布伦纳和霍布斯鲍姆，古典学者廷帕纳罗、社会学家瑟伯恩和小说家马尔克斯等。　　本书以英美两大主要知识分子刊物《伦敦书评》和《纽约书评》的比较及作者本人的家族史片段作为结尾，为我们了解两大期刊和作者打开了又一扇窗户。　　作者简介　?　?　?　?　?　?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年生于伦敦。英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和社会学教授，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翼评论》的主编和灵魂人物。发表大量著述，如《后现代性的起源》、《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等，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理论遗产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文化批评家泰勒?伊格尔顿称他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　　目录　??????　　　前言　　第一部　政治学　　第一章　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与哈耶克　　第二章　宪政舞台：费迪南德?芒特　　第三章　中欧之梦：蒂莫西?加顿?阿什　　第二部　哲学 　　关于西方思潮的左与右 　　评《思想的谱系》 　　对于西方国家的思想现状，也许我们了解更多的只是新闻中的一些片段：总统大选、美国出兵伊拉克、联合国制裁等等；思想决定行动，新闻的背后则是西方关于民主、自由等的思想。佩里 安德森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涉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并在每个学科上都有精辟的见解，在《思想的谱系》中，作者借用对西方现有主要思想家的论著进行评论，同时对他们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从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当今世界西方思潮左、中、右三个方面的全面介绍，该书是一本我们了解当今西方政治、哲学和历史思潮的好书。 　　本书本质上是一本书评文集，按照评论的主要专业类别分为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评论的对象则是当今西方国家最具权威性的大家，从政治学上的奥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政治哲学上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历史学上的汤普森、布伦纳等人。一直以来左、中、右三派之间的定位和边界比较模糊，但他们显然仍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左、中、右三派就构成了思想上的谱系。因为涉及到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了解不多，特别是对作者所述对象及其著作不了解的读者，本书读起来十分费解。第四部分按照作者的说法叫做“文债”，一篇是关于《伦敦书评》的（主要是作者个人的一些经历和对《伦敦书评》的一些见解），另一篇是作者记录其父在中国的经历（主要是记录民国时期作者父亲在动荡中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文债的文章应该归入作者的个人作品集中更为合适，而放在和政治、哲学、历史学等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这两篇文章显得和前几章内容没有任何联系，和全书的主题也没有任何关系，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出现，显得有些突兀。 　　从前三部分的内容来看，第一、二部分内容涉及到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作者的写作口气会相对严肃和庄重，同时引用了很多的专业知识，对欧洲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了解越多的，会在书中获得更多的体会，引发与作者更多的共鸣；相对来说，第三部分关于历史学方面的书评显得比较亲和，也容易为读者接受和理解。作者本人作为左翼思想家，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很深的研究和探索，本书也是我国政党理论研究可以参考的一本书。作者在书评上的写法，旁征博引，同时通过对比研究不断提出问题和新颖的观点，是为读书写评的一个很好典范。　　书名:左与右-政治区分的意义　　原价：17.00元　　作者:博比奥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历史上“左”和右问题的基本内涵及其根源　　张凯
山东平邑实验中学，273300 《历史学习》2001年 第11期　　摘要：教材《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下册)中曾提到“左”和右的问题，这个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始终。并且由于“左”和右的问题富有极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因而这一问题对于当代的中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但是课本并未从理论上给予详尽的论述。因此，有必要从多角度给学生讲清这个问题。　　好了，今天就贴这么多吧，感谢万能的网络给了我这么多深刻的认识，所有产权归网络各路作者，我仅保留整理权和使用权。
　　听感谢的
　　兔子最厉害的就是：　　承认自己不行，　　别人什么厉害，就山寨过来，　　利用规模优势，很快就把别人挤垮了。　　　　《左派和右派——国家的左腿和右腿》：　　　　　　垄断专制压迫是剥削阶级的挚爱，　　平等自由民主是劳动人民的向往，　　公平自由竞争是效率提高的秘诀，　　宪政法制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根基。　　封建等级社会是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　　民主自由文明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的。　　资本主义创造国家财富, 社会主义分配财富 , 左与右的配合, 现在欧美政府都是在左与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如税收及福利分配, 因此才出现政党间的争议, 他们有着代表的利益阶层! 只要政策偏向任何一方, 都会让国家经济失去平衡, 税收太高,福利太好, 可导致国家破产,资金外逃, 人民受剥削则会带来国家动乱, 政府只能在政策上平衡相方的利益才能够长治久安! 国家政策，就和骑自行车一样，不可能走直线，只能在直线的两边，不停地摇摆，偏左就往右打一下，偏右就往左打一下，这样才能保持平衡，才能前进。　　左派仇为富不仁，为官不清，为民不悟；右派仇天下为公。　　左派类似食草动物，大地是他们生存的根本，所以他们必须爱护这片大地，这就是为什么左派更爱国；　　右派类似食肉动物，剥削压迫是他们盈利的方式，逐肥美的剥削压迫对象而游走是其特点，这就是右派为什么常卖国。　　效率往往需要通过竞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来提高；这会导致不平等，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垄断，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平等可以调节和纠正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过度的平均主义，会遏制人们创造和劳动的积极性。　　成熟和发达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常见对外战斗力不足，甚至常常被落后文明消灭的现象。　　其原因一般是：内部形成了完善垄断利益集团和社会秩序，封杀了不利于剥削阶级们垄断利益集团的思想和言论，不愿或者掩盖了看到或听到此类的现象。丧失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谦卑认真地遵循圣洁、公义和慈爱原则的态度；从而阻断了底层人民上升的通道，遏制了自我反省和进步发展的能力；因而导致内部的阶级矛盾尖锐，以至于向心力不足，战斗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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