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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情感状态已婚生日1952 年 5 月 17 日精华11居住地上海市 浦东新区 川沙新镇居住县川沙新镇日志相册阅读权限120注册时间最后登录在线时间46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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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石磨 于
20:51 编辑
& & 题记本纪实原名为《天地梦》,小说体裁,写于1985年,为纸质文字。那年,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本人不知天高地厚给巴老写了封信,建议博物馆里应该有“知青”一席之地,并告诉了我的处女作《天地梦》正在写。1986年,我一家回上海,手稿连杂物搬到不设防的厨房间,被拾荒者一古脑儿牵了羊。2005年8月开始用电脑继续完成未完成的处女作,并于2005年12月完稿。& && && && && && && && && && && && && && &1& &&&青年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学知识,学文化,长身体,长才干,以求将来报效国家。然而,我和千千万万个同龄人,在需要学文化的时候,被拒之于校门之外;在需要学知识的时候,接受的是小农经济的愚昧思想;在需要长身体的时候,被扁担压弯了腰;在需要长才干的时候,连自身都难以养活。呜呼,家中学习成绩最好的我,母亲寄希望最大的我,如今却面朝黄土背朝天,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哪有希望去实现母亲大人的愿望,我哪有机会坐写字间,赚大钞票。我能等到有出息的将来吗?我迷茫过,我失望过,我痛苦过,我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生不逢时,我不怪爹不怪娘,只怪自己命不好。五年的插队生涯,在车轮启动的一瞬间,注定了我的命运必将与辛酸为伴,与坎坷为伍,与迷茫随影,与痛苦随身。甚至,在我“鲤鱼跳龙门”——进入大学一年之后,还被梦魇缠身,无数次梦中惊醒,又恶梦难醒,梦到自己还在农村,还在炼狱中沉浮,还在......。 1969年,家中有&老三届&的家庭千方百计通过投亲靠友去了郊县或江苏,浙江,有门路的走后门参军,逃避上山下乡。我家是平头小老百姓,就连一路之隔的川沙县都去不了。& & 到了六月上旬,里弄干部带来好消息,说有一个地方离上海最近,安徽郎溪,在长江南面,属芜湖地区,汽车一天就到,吃米不吃杂粮。讲到芜湖,母亲比较熟悉,母亲的意志开始动摇。一来,从地图上看,郎溪确实是离上海最近的地方;二来,万一再发生战争(1996年的中苏珍宝岛事件),全家可以逃难到郎溪。里弄干部一再强调,名额不多,决定要去,赶快报名。还引用了一句成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其实,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买了本成语词典,差不多背得滚瓜烂熟了,完全理解这句成语的隐意。连月来看到母亲为我的事揪心揪肺,我就毅然决然,抛开儿女情长,投身广阔天地,当一辈子农民。& & 报名后的一个月里,我的姓名从户口簿上被注销,时间好像是1969年8月。原定出发的日期一推再推,有消息传来,朗溪发大水,一直拖到10月28号才正式赴皖。所以,我做了三个月的黑户口;所以,每年的10月28号,成了我今生今世不被遗忘的一天,因为,36年前的这一天,我离开养育我18年的故乡和亲人,离开我神牵梦萦的恋人,我的一身亲情将随着车轮的离去而碾碎,前面等着我的是凶还是吉,我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因为,我是狂飙中的一粒泥沙,一片落叶,我的命运不由我自己主宰。& & 迁了户口,拿了证明,母亲陪我去中百一店“上山下乡专卖柜”,购置了单人蚊帐,单人草席,一只箱子,一条廉价的毛毯,一双防滑雨靴五件规定物品。我至今依稀记得,箱子13元,毛毯7元,还买了草帽,劳动牌球鞋,......。又去了药店,买了季得胜蛇药,驱蚊油,万金油,红药水,紫药水等外用药。祖父为我赶做了两只小木箱,一只装书,一只装药,大姐为我赶织了一件草绿色毛衣,我的恋人送了一本影集和一张玉照,母亲为我赶缝了一只挑担用的肩垫,嘱咐我在外冷热自己当心,时常写信回家,需要什么给你寄去。& & 10月28号一清早,我的几个玩伴和大弟一起送我到在金陵东路的一所学校上车。离家的一刻,祖母流着泪,拉着我的手说:“大块头,阿奶年纪老了,你这次走后,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说完,塞给我两块钱。母亲那两天正在生病,不能起床送我,话也没有多说,只是一味的用手帕擦眼泪。& & 赴皖的大巴将我们一车稚气未脱的知青运到郎溪县城已是午后两点左右。没有夹道欢迎;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彩旗招展;没有......,只有前来接我们的大队干部,每人手拿一根扁担,笑逐颜开地按分配到的知青名单,招呼我们重新编队,和其它公社的知青一起,重新上车,重新一路颠簸,驶向第二站——下湖。& & 一路上,我们知青挤坐在一起,前来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只能手持扁担挤站在车厢的过道间。其中,有一位干部特别显眼,一颗黄灿灿的大金牙,剃着一袭马桶盖的发型,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可能,他是第一次乘坐大巴,满脸荡漾着抑止不住的神情和欣喜。& & 车到下湖,天已擦黑。但是,下湖不是终点站,从下湖到我们的大队还有十五多里地。那个大金牙取过我们的随身行李,挂在扁担的两头,摸黑走在头里,后面还有大队主任和另一个大队干部,他们都挑着我们的行李。我夹在队伍的中间,前后一望,共有十二个知青,其中,四个是女的。我们深一脚,浅一脚,高一脚,低一脚,沿着乡间的小道,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叫东夏的渡口。大队干部告诉我们,河的对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公社,叫幸福公社,这条河叫郎川河。过了河,又摸黑沿着高高宽宽的圩埂走了约二十分钟,经过一处黑黢黢的一片房子时,大队干部告诉我们,这是公社的所在地。又约摸走了二十分钟,来到大队书记的家。& & 这一路上听到最多的声音是狗叫和鹅叫,看到的草屋都是盖在圩埂上,所以,我们几乎一直是沿着屋檐在行走。从每间草屋的窗户里透出的光线是那样的昏暗;从每家厨房飘出的饭汽是那样的诱人;从大队书记家堂屋的摆设来看,又是那样的寒酸。& & 在煤油灯光的映照下,大队书记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梳着倒背头,黝黑的脸盘,讲话时因缺颗门牙而关不着缝,他讲得吃力,我也听得吃力。意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教育知青的重担交给了他们贫下中农,他们不能辜负老人家的希望,要让知青在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所······。接下来,是大金牙代表大队宣读十二个知青的具体安排,我和姓吴的一位男知青分在同一个生产队,十二个知青被分配到六个生产队,我要去的生产队叫下阳前,有两个女知青被分配到下阳后生产队,和我在同一个村庄。& & 分配结束,我想可以到安身之处了,谁料,我的安身之处还不在这里,还要跟着大金牙继续赶路。于是,我们又穿屋檐,下圩埂,走田埂,上圩埂,终于来到一个黑黢黢的村庄。立刻,引来一阵狗吠;立刻,引来一片“上海佬来了,上海佬来了”的喊叫声和串家串户的传话声;立刻,各家原来紧闭的大门洞开,从屋里蹿出一个个人影。大金牙先将我和小吴介绍和安顿在队长家,又带着两个女知青去了她们的生产队。& & 当晚,我和小吴成了动物园供人观赏的“猴子”。先是脏兮兮的堂屋兼吃饭间围坐起许多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再是门口陆陆续续围聚起一圈又一圈的妇女和小孩。在煤油灯光的映照下,我感觉好像来到非洲。队长是个壮实的汉子,约四十出头,笑容满面地对我俩说:“先吃饭,在煮,一会就好,饭后安排你俩睡觉的地方。” 接下来,自称是副队长,比较精瘦的半老头开始和我俩搭话,满嘴喷出酒气,先互道姓名,我说我姓陈,耳东陈的陈,小吴说他姓吴,口天吴的吴,我俩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我问副队长;“您贵姓。”& & “姓......姓王。”王队长是个结巴子。& & “噢——,黄队长。”话音刚落,引来一片笑声。& & “不”,王队长一边摇手,一边纠正道:“不......不是黄,是王。”& & 我知道发生了误会,但是,我确实听不出“黄”“王”有什么区别,为了消除误会,我再一次慎重其事地请教一遍:“请问,是不是草字头的黄。”& & 话音一落,又引来一阵善意得窃笑,副队长这才边做手势,边再一次纠正:“是......是这个王”,边说边用右手的食指在我在面前连划三横。& & “噢——,是这个王。”我总算明白过来,我和副队长无意间的“姓氏小品”,使当晚的气氛融洽了不少,也就此落下了一个笑柄,上海佬“王”“黄”不分。& & 王队长比较健谈,继续跟我俩拉家常,好像记者招待会,他问,我俩答。正队长姓洪,不善言辞,眨巴着小眼睛,催他的妻子,快把饭菜端来。那时,没有钟,也没有手表,我估计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已经在唱《空城计》。心想,主人家忙活了大半时,肯定会有四菜一汤招待吧。队长老婆先端上来两碗饭,再端上来两碗菜。其中,一碗菜是白生生,切成粗丝状的。心想,肯定是茭白,是我喜欢吃的。一筷下去,夹起几根往嘴里一送,一嚼,觉得不对劲,不是脆脆的,而是酥酥的,辨辨味道,原来,是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怕的红薯;另一碗是什么菜已记不清,总之,味道比红薯丝好,比红薯丝下饭,我就专吃那个菜,偶尔也吃几根红薯丝,装装样子,而且,得装成津津有味的样子,不能让贫下中农留下不好的初觉。& & 饭后,王队长叫了一声:“小老窝子(排行老小),过来。”被唤着小老窝子的是一个长着一双对眼的小青年,个头比我矮。“他”,王队长指着小老窝子继续说:“他在砖窑厂上班,是个光棍,你俩近期住在他那里,待以后盖了新草房再搬出来,”又说:“明天,你俩先安排在我家吃一天,以后,轮流各家吃一天,你俩初来乍到,先不用自己开伙。”然后,在王队长的陪同下,我和小吴各自提着自己的行李袋,跟着小老窝子摸黑拐了几个弯,终于到了插队第一晚可以安身的家了。& & 开锁进门,点燃油灯一瞧,两间屋,空空荡荡,四周的墙壁黑糊糊的,里间靠墙有一张大床,旁边有我和小吴的箱子,一只小台子,两条长板凳,还有一个锅灶。这就是我的安身住处,这就是我青春十八岁时的住家,这就是我五年插队生涯中,几度搬家,共计六处安身住所中的第一个家。& & 从初识小吴到就寝短短几个小时,小吴一直不怎么说话,好像有心思,但比较爱笑,笑起来的声音总是“呵呵呵呵”的。当晚,我俩没过多得攀谈,因为累了,急忙打开铺盖卷,脚也不洗,脸也不洗,倒床就睡,一觉到天亮。& &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敲门声和喊叫声惊醒:“小吴,小陈,起床吃饭啦。”开门一望,是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小伙子,脸相和王队长有点相像,估计是王队长的儿子。我和小吴赶紧洗脸刷牙,尾随在他的身后,穿过两家住房,就到了紧靠村头的王队长家。& & 走进门一打量,堂屋的两边各是一间卧室,厨房和东面卧室的南墙衔接,猪圈又和厨房连接。所以,王队长家的屋型像一把五四式手枪,猪圈的位置正好在枪管顶端的准星部位,恰巧对准了连接外村又连接县城的一条圩埂。& & 早饭比较丰盛,五菜一汤,一碗咸豇豆,一碗咸辣萝卜,一碗黑糊糊的臭咸菜,一碗通红的辣椒酱,一碗青菜,一碗蛋汤。能上桌的都是男性,有王队长和他的父亲,以及王队长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和挺着大肚子的老婆都在厨房用饭.&&王队长他们爱吃臭咸菜和辣椒酱,并推荐我俩尝尝。辣椒酱我是不吃的,看着就嘴里生辣气,生辣火,我想,臭咸菜倒可以尝尝,因为,在家时也吃过臭豆腐,臭冬瓜,臭米笕梗。(当地人称旱菜)所以,用筷头蘸了少许。刚入嘴,我第一感觉是吃了一口烂鸡屎,马上离桌,走到屋外,吐之不及。返桌后,我假装吃了沙子掩饰过去。咸豇豆又是酸得出奇,酸得叫你皱眉,酸得叫你牙齿跟着发酸,酸得叫你不敢用牙去嚼,只能像含话梅一样,先在舌间过渡一下,等酸劲和着口水稀释后,才敢用牙齿去嚼。最后,比较能吃得只剩下青菜,蛋汤和咸辣萝卜。& & 早饭吃干饭,平生第一回,我觉得好奇,王队长说吃稀饭一泡尿一撒,人就没劲,活干不动,只在农闲和上半年缺粮时才吃稀饭。王队长早饭不喝酒,所以,话语明显比昨晚少,两碗干饭下肚后,抹了一把嘴,起身和洪队长一起安排当天的农活去了。临走关照我俩一句:“吃......吃中饭时小懒会叫......叫你俩。”说罢,用手指了指他的大儿子。& & 早饭在臭,辣,酸,咸中结束,等待着我的午饭将是什么,只能任人摆布了。让我觉得放心得是,饭能吃饱,而且,这里的米饭比上海的米饭好吃,香,爽口。饭后,我看见一个妇女在厨房门口与王队长老婆交谈,神神秘秘的,还不时地朝我俩张望。还看见老乡们担筐提锹从王队长家的猪圈对直的圩埂上走过,有男, 有女,有老,有少,有笑,有叫,有打,有闹。还有两头体型高大的水牯牛缓缓地走过,后面的老乡肩上扛着笨重的犁耙,嘴里还不间断地发出“哇——哇——”得吆喝声,又见洪队长臂弯处夹着一把泥锹,赤着脚,蹭蹭地往前直走,好一幅秋耕图。& &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不冷也不热,我和小吴村前村后的溜达了一圈,对整个村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 村前,也就是王队长家屋前有一个大水塘,全村村民的吃用水全靠它。在村庄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流过。全村只有两间瓦房,一间是祠堂,另一间是本村一家财主的,其余的全都是草房。而且,除了村后角上的祠堂是砖墙,其余所有的房子都是泥墙,裸露的墙体间夹杂着小块的石头和小片的碎碗渣,各家的窗户都是用旧塑料薄膜张贴的,有的已经破碎,有的厨房窗户根本不贴,猫直接可以钻进跳出。村上布满了七高八低的明水沟,给人一种凄败的,满目苍痍的感觉。& & 令我欣喜的是,这里居然有喜鹊,扑翅展飞在高大的泡桐树间,还时不时地发出“哇——,哇——”地叫声。我第一次看到喜鹊,第一次听喜鹊叫,觉得叫声没有布谷鸟动听。最讨厌的是狗,我俩走到哪,狗就叫到哪,一两条凶狗还紧随我们,我身子往下一蹲,狗吓得就逃,这个方法是王队长大儿子小懒告诉我的,特灵。& & 在村上兜了一圈,有几个小孩也跟着我们兜了一圈。其中,有一个是王队长家的第二个儿子。绰号叫“大肚子”,他似乎成了我俩的向导。“大肚子”负责生产队的两条大水牛,白天大水牛干活,他就休息,碰到雨天或不干活,“大肚子”就要去放牛。“大肚子”像他父亲,也很健谈,而且,在他家吃过早饭,对我俩像是半个自家人,有种自然熟的感觉。我也趁此机会从他的嘴里套话,向他了解一些民情风俗,知道本村的大姓和我是本家,而且,祖上是地主,村上的两层楼大瓦屋就是地主家的,现在,是生产队的仓库。还知道哪家经济条件较宽裕,哪家人家人好,哪家人家人孬,哪家......。& & “文革”初期,我一度专门潜心拜读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对农村的阶级划分有点了解,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说绷得很紧,起码没有放松。心想,既然陈姓是地主,我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说话做事要留神。但是,奇怪的是,村干部并没有给我们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整个村庄不见一条阶级斗争的标语,也不见早请示,晚汇报,更不见有人跳忠字舞,好像这里远离文化大革命,是个世外桃源,老乡过得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田园生活。& & 逛村结束,回到住处,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家中写信报个平安,给同学写信留个地址,恋人在学农,无法写信,只能用心来写,用歌来唱,用口琴来抒发。那年头,越是禁歌,年轻人唱得越欢,我常唱得歌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红玫花儿开》,《喀秋莎》,都是俄罗斯民歌,情歌,好歌。还有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以及西班牙民歌《鸽子》。我有一只重音口琴和一管笛子,当小懒来叫我俩吃午饭时,我正在吹奏一曲《远飞的大雁》,曲调舒缓悠扬,是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西藏民歌。小懒听得有点入醉,忘了来此的目的,傻瞪瞪地望着口琴,望着我一张一合的手掌,听着小吴变调变词得演唱,就像猴子第一次照镜子——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竟然硬抢我的口琴,也“咪喇咪喇”地吹起来,还边吹边跳,还像我一样的打复音。可能是王队长久等我俩不到,又派了“大肚子”来催,小懒才依依不舍地跟随我俩去了他家。& & 午饭的伙食跟早饭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饭后喝了一碗锅巴汤,样子不耐看,喝进嘴里,比现在的咖啡还爽口。这使我想起母亲曾经讲的一个关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民间老百姓家吃“锅铲汤”的故事。其实,“锅铲汤”就是锅巴汤。皇帝回到皇宫后,命御厨烧“锅铲汤”,御厨在锅里放了十把锅铲,煮了半个小时,皇帝一吃大怒,杀了御厨。& &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老百姓想吃皇帝的御膳,皇帝想吃老百姓的“锅巴汤”,都是人心不足蛇吞像,皇帝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皇宫吃到乡野,怪不得现代人吃了山珍海味还要吃满汉全席,吃了地上跑的还要吃天上飞的,吃了家养的还要吃野生的,吃了传统的还要吃稀奇古怪的蛇虫百脚,吃了熟的还要吃生的,吃了......。把泱泱大国吃成了殃殃大国,吃出了糖尿病,吃出了“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吃出了肥胖病,吃出了......。& & 村也兜了,信也写了,衣服也洗了,觉也睡了,下午后半晌开始觉得有点无聊,开始和小吴拉拉家常。得知他的父亲是长江“东方红”客轮上的厨师,他的母亲有轻微的精神病,他本人在学校将同学误伤致死,才从拘留所出来不久,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弟妹仨,所以,小吴有思想包袱,所以,沉默寡言,所以,给人一种老实的外表。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再说,来到农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劳动的,是来谋生的,不是来做客的,不是来旅游的,不是来吃饭的。我俩决定第二天就下地劳动,争取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好的印像。& & 晚饭,应王队长盛情款待,我俩喝了酒,酒是白酒,是红薯酿造的,我喝得晕晕乎乎的。王队长的大女儿还特地给我夹了一块肉,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肉是白煮的,老乡一年四季不买酱油,吃不起。我俩管王队长的父亲叫爷爷,爷爷是个捕鱼高手,饭桌上的一碗鲫鱼炖毛豆就是爷爷的杰作,爷爷还是个喝酒能手,左手抓着酒瓶,右手不离酒杯。王队长三盅白酒下肚,话匣子又打开了,以父辈的身份和情分说了一大堆体贴关心的话语:“你......你俩这......这次下来,你......你们的父......父母怎么舍得。”酒后,王队长结巴的更厉害了,但是,越是结巴,王队长越是说得起劲。“可......可是,不下来又......又不行,这......这好比是被......被绑着跪地砍头,是犟......犟不掉的。”猛然,我从晕晕乎乎中吓醒,这分明是现行反革命的话,竟然从队长口中吐出来,我担心这样的“再教育”会不会出问题。心想,这个王队长觉悟太低,怪不得做副职,难道他不懂祸从口中起这个理吗?难道他喝了酒就可以随便乱说吗?难道他就不怕被人检举揭发吗?难道......。为此,我还为他担忧了好一阵子。因为,那天他家里到了不少老乡。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 & 当晚,我和小吴被应邀参加每晚的生产队例会,每家派一个代表。会议室是在一个姓夏的老光蛋家里,老夏为生产队放鸭子,四处游放,所以,常年不在家。进入会场,先看到桌旁坐着一个脸色忧郁的中年瘌痢头,洪队长招手示意我俩坐到桌前。会场的气氛有点沉闷,心想,好家伙,到队第二天,贫下中农就要给我俩上阶级斗争第一课了,这个瘌痢头肯定是“四类分子”,要不就是“黑五类”,队长让我俩坐在前面,无非是想让我俩能更清楚地看清阶级敌人的嘴脸,以便我俩今后能更擦亮眼睛,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正当我聚精会神考虑可能让我俩发言的演说词时,洪队长开口道:“老少爷们,上面分给我们生产队两个知青,这是......。”洪队长将我俩作了一番简单的介绍后说:“从今晚起,开会读报这件鸟妈事就交给小陈,小吴你们俩,你俩自己定,谁来读。”说完,递过一份过期的报纸.小吴不愿读,只好我读,我问洪队长读哪一篇,洪队长说,你喜欢读哪一篇就读哪一篇。我在头版找了一篇关于“斗,批,改”方面的文章,清了清嗓子,学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腔调,铿锵有力地读了起来。& & 接下来,洪队长就开始布置第二天的农活。我心里在急,心想,先要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你洪队长把秩序弄颠倒了。看来农民老大粗比工人老大哥的思想觉悟就是慢一拍,低一度,差一点。要使是我主持会议,我肯定先要读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呼上几声口号,刹刹阶级敌人的威风,长长贫下中农的志气,将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叫他······。正当我在游神走思中,洪队长的一句话把我从梦中惊醒。“下面请民兵排长老扬布置下一阶段民兵的工作”。&&我的妈呀,原来瘌痢头是民兵排长,我的脸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发红,发亮,发光,我的心在发怯,发慌,发颤。& & 那一刻,我的内心自我表现,自我独白,是学习“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还是狂热的革命幼稚病发作了;是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还是小时候看电影反面人物看多了;是我的神经思维发生错乱了,还是“人祸”的毒中得太深了。说是也是,说不是也是;说对也对,说不对也对。所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思想搞乱了。那年,我正好处在世界观还没有定型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看法全来自于人云亦云,全来自于宣传说教,全来自于对领袖的无限敬仰和崇拜,全来自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无限信赖和忠诚。
&欣赏朋友佳作!祝朋友永远健康、幸福、美好!天天开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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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女情感状态已婚生日1947 年 10 月 30 日精华2居住地陕西省 西安市日志相册阅读权限180注册时间最后登录在线时间193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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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香茶 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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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2
& && && &第二天,我俩跟随丫头和奶奶们(当地人对姑娘和妇女的称呼)去摘棉花。
我很想表现一番,手脚格外麻利,一人赶在头里,将丫头奶奶们甩下一大截。那些丫头奶奶们边干活,边“唧唧喳喳”。好像没干多少时间,远远听到几声叫唤:“小陈——歇畔喽——。”(当地方言即休息)
随即,家有婴儿的奶奶们蹭蹭地跑回家给孩子喂奶,谈了婆家的丫头们忙里偷闲地纳鞋底,锈鞋垫,没谈婆家的丫头们互相嬉戏打闹,无忧无虑。几个年轻的奶奶们喜欢跟我俩拉呱,问我们在家有没有对像,问我们是常住还是临时住,还问我们家里有什么人,像是查户口的,打破沙锅纹(问)到底。
丫头们穿得衣裤缀满了层层叠叠的补丁,有的还打着赤脚,脸皮和手背看上去都很粗糙,看看这些丫头,再比比自己的恋人,真是一个天,一个地。乍一看小队会计的老婆,连眉毛眼睛都分不清,细一看眼眵糊满了眼眶,加上满脸的雀斑,整个一个大花脸。还有一个丫头是瘌痢,她的哥哥也是瘌痢头。瘌痢是地方病,全村合计有十几个瘌痢。
摘棉花是最轻巧的活,让我们做,自己感觉好像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而且,工分低,和丫头一样,5分,男劳力是10分,特别吃力的活要算夹塘泥,是12分。这些情况,是妇女队长给我俩介绍的。
& & 妇女队长叫小冬子,是小队会计的妹妹,长的又矮又粗,脖子几乎看不见,左脸颊上有一块黑疤。由于长得困难,岁数已到二十三,还东挑西拣,所以,还没有谈成合适的婆家。其实,在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姑娘长得再丑,都会有人要。邻队有一个已婚妇女,既是瘌痢,又是瞎子,而她的老公既不瘌也不瞎,既不残也不缺。
& & 瘌痢丫头就住在我俩后面, 她家屋前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一条看家大黄狗和它家的主人一样友善。一家四口,三人干活,一人吃闲饭。所以,派饭时,他家的伙食最好,还能用腌肉腌鹅招待我俩。社员称男主人叫二老,矮矮的个子,壮壮的身板。
小队会计的父亲叫三老,三老已当爷爷,蓄了一撮山羊胡子。二老还是光下巴,急等讨媳妇,抱孙子,当爷爷。所以,从胡子可以判断当地男人的辈分。遗憾的是,儿子是个瘌痢,说亲有困难,急得两老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二老的腰带上,随身挂着一副旱烟袋,就像军官的皮带上挂着一把盒子枪。吸烟时,左手握一根烟竿,右手拿一根火捻,火捻不用时,像一根点燃的烟香,用时,嘴对着火捻“噗”一下吹燃火捻,点燃烟窝,再晃灭火捻,一股浓烟从嘴间喷出。我觉得吸旱烟比吸纸烟有趣,于是,我试着吸了一口,呛得我眼泪鼻涕一起出来,胸口有一股闷闷得发胀。引的二老裂开掉牙的大嘴“哈哈”大笑,边笑边帮我捶背。等我呛停后,二老才倚老卖老开腔道:“叫你不吸,你不听,你们小娃子肺嫩,比不上我们老家伙.”
二老的老婆却在一旁“死老头子,死老头子”地连声埋怨,还连连向我打招呼。
& &&&生产队有一十五户人家,派饭一圈下来,我发现轮到下一家派饭之前,这家女主人总要先到上一家去打探一下,看看别人家招待我俩吃什么,吃几碗菜。怪不得,到治保主任家吃饭,我发现女主人就是和王队长老婆神神秘秘讲话的那个人,她家的伙食和王队长家差不多。原来,她们是在合计派饭的规格和档次,不能显得太差,也不能显得太好。
但是,在以后一个月的派饭期间,各家的伙食越来越好,洪队长家里还杀鸡慰劳我俩。其实,洪队长家是全村生活最苦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娘,常年生病,卧床不起,家里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一二岁,帮生产队看牛,做点工分。生活好一点的多半是孩子少的人家,或者,孩子已长大,成了劳力。
& &派饭期间,我发现家家人家对着大门的一面墙上,都用土砖砌了一个像神坛一样的半高架子, 上面都摆放着一尊毛主席的石膏站像或半身座像,上面布满了灰尘。家家人家的堂屋靠墙一遛还都摆放着十几只泡坛,里面净是各种各样的腌菜。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坛,是粗陶瓷做的,坛口的四周有一圈注水漕,坛口上倒扣着一只陶碗。每次取食时,将陶碗从注水漕中提起,掏出腌菜后,再将陶碗倒扣着盖好即可,既方便,又可以断绝空气,比上海的腌菜坛科学。据老乡介绍,腌菜是当地住家一年四季的看家菜,而且,大部分腌菜都是辣的。
我还发现,家家都养了鸡鸭猪,个别人家还养了几只鹅,房前屋后遍地点缀着鸡鸭鹅屎,还有狗屎,牛屎。但是,狗屎都被拣屎的人拣去肥田了,牛屎不在地上,而在墙上,是当地一道特有的风景线。晒干后可以当柴烧。小孩随地拉屎,屎一落地就被狗吃掉了,所以,就有“狗改不了吃屎”这句带有哲理的民谚。
& & 老乡家养得一般都是看家狗,见到生人打老远就开始“汪汪”叫,我俩派饭一圈下来,与各家的主人打交道的同时,也和各家的狗打了一回交道。按理说,在牠家吃过饭,第二次照面不会见生。但是,有一条狗却与众不同,我每次远远走过去,它不叫,等我走到它旁边,突然蹿起来就咬,吓得我魂灵出窍,吓得我以后不敢打这家老乡门前过。但是,不过又不行,因为,去生产队晒稻场,或去县城都是必经之路.
俗话说“叫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俗话还说“狗通人性,狗随人性”,有这样的恶狗,也有这样的主人,这家男主人长着一副刀条脸,嘴角两边的咬肌特别的发达,老是阴沉着脸,偶然一笑,比哭还难看,比不笑还怕人,话音和笑声也特别碜人,像母鸭叫。我怀疑他不是贫下中农,我怀疑他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匪特,我怀疑......。
虽然他和我同姓,我却产生不出五百年前的好感。年轻时,包括现在,我对相貌奸相的人都有一种本能的心理防范。林彪大红大紫时,老百姓照样议论此人的奸相,毛主席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自己却没把眼擦亮。所以,人夸毛主席高瞻远瞩,其实不然,其实也有鼠目寸光的时候。
& &大金牙和我同队,是大队会计,姓朱,毕业于芜湖农机学校,在本大队算学历最高。平时,他不常在队里干活,轮到他家派饭时,我就顺便向他了解农村的现状,大队的概况,本队的情况,还顺便能看到《安徽日报》。
他的老婆是民办教师,小学四年级文化,学校就在祠堂里,还有一个男民办教师,二间教室,一间是低年级,一间是高年级。
朱会计两杯酒下肚,脸红脖子粗,粗话也开始溜出来,“妈的”,这是他的口头禅,“什么鸟东西,人口每年增加,粮食产量没增加,再过十来二十年,吃个鸟,哪有粮食吃?”
朱会计显然对按人头分口粮的政策不满意,壮劳力的口粮和刚出生的小孩是一样的,每人每年700斤稻谷,小农经济只图眼前,为了700斤口粮,拼命生小孩,以至于婆婆和媳妇同坐月子,舅舅岁数比外甥小,生了丫头必须要生个儿子,一,为了养儿防老,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绝后,不能断了香火。
& & “妈的”,朱会计又开始发牢骚:“一到冬天就要开河,上面只管派工,不管发工资,全大队每年新增加无效工分近万分,今年的分配值肯定要低于往年。就好比一锅饭,原来五个人吃,现在要六个人吃,自然就吃得少了。就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去年,一个劳力一天可以分到一元二角,今年肯定不行,我大致估算了一下,不会超过一元一角五分。上面要求搞科学种田,老百姓不愿意,死抱老黄历,插秧还是一尺挂两头,亩产四五百斤,又不肯用化肥,又不肯用新品种,又不肯用薄膜育秧种双季稻,妈的,自然,每年的分配就越来越低;自然,日子就过得越来越差;自然,社员的干劲就越来越低。”
& & 我觉得朱会计的牢骚蛮有逻辑性,三个“又不肯”和三个“自然”排比句更增添了他对事物看法的规律性,正确性和前瞻性,我觉得有文化的农民就是不一样。朱会计的一番话给我俩上了一堂实实在在的农村现状课,激起了我对插队意义的历史使命感,我觉得肩头的担子沉甸甸的。首先,科学种田肯定是好事,我们知青一定要积极响应,做个科学种田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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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了摘棉花,开始学割稻。
第一天割稻还没过半小时,我就“杀鸡”了,左手小指的外侧,沿指甲绽开了一条约五厘米长的血口,身后的丫头急忙从衣服上撕下一条补丁替我包扎,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急忙跑回家里,打开医药箱,用红汞洗伤口,再用纱布重新包扎,用橡皮膏粘牢。痛定思痛,心想,当时,如果没有身后丫头从自己的衣服上撕下一片补丁替我包扎,血肯定会流得更多。又心想,丫头们衣服上的补丁这么多,想必,就是专为“杀鸡”时派用处的。
& & 当地农民用得镰刀和上海的不同,是锯齿型的,不用磨,而且,越割越快。割稻的手势也和上海不同,左手不是反握,而是正握,所以,才会割到小指头。直到现在,我的左手小指还留有一条明显的疤痕。老乡说要学会割稻,“杀鸡”是免不了了,就像要学会游泳,就要喝几口水,要学会骑自行车,就不能怕摔交。
& & 几天后,伤口不疼了,又去割稻。清早,来到田头一望,稻叶上铺了一层白白的霜,原来,已经到了霜降的季节。男劳力负责掼稻,一只四四方方的大木桶配四个男劳力,整个田间的上空响起“扑通,扑通”的惯稻声。然后,将稻谷装进箩筐,挑到生产队的场地上,由几个年老和残疾的社员负责翻晒入库。按照先缴公粮,后卖余粮,再分口粮,也就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政策,雷打不动,不折不扣地执行。
& & 卖余粮要到离生产队六里路外的东夏。我和小吴也跃跃欲试,挑了五十多斤稻谷,跟随老乡去交公粮。但是,和我俩同岁的小老乡都挑一百五六十斤,有的还挑一百八十多斤,而他们的体重才一百出头,个子比我矮一个头。心想,农民在发育长身体的时候,被沉重的担子长年累月的压,压,压,是长不高了。
老乡说我挑担的样子丑,腰弯的像一只大公虾,小吴样子好看,腰挺得起。老乡挑担靠换肩,我和小吴不会,但,必须要学会,因为,六里路程,只在中途休息一次。我俩就试着换肩,由于不得要领,行走中换肩一时半刻学不会,只能停下来换肩,而左肩又经不住压,又要停下来换右肩。如此,反反复复,我俩被拉在队伍后面一大截。老乡告诉我俩,夏天赤膊挑担换肩最方便,扁担一抹就过来了。
& & 社员都喜欢参加卖余粮,一,可以趁此机会到镇上玩一玩,顺便买点东西;二,可以在饭馆喝酒吃饭,不用当场埋单,年底分红时扣除;三,可以到澡堂洗个澡,搓个背,修个脚;四,丫头们可以在照相馆照个相,待相亲时派用处;五,年长的可以顺便走走亲戚,谈谈儿女婚事。
& & 我和小吴纯粹是为了挣工分,争取自己养活自己。每天晚上,看着工分册上5分,5分的添加,就像股民看着飘红的股市,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也像农民工月月盼工资,甭提心里有多滋润;更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睡前不看一下积攒的金银财宝,甭提心里有多痒痒。
& & 学了割稻又学挑稻草,脱粒后的稻草在田间堆成一垛一垛,像一个一个碉堡,洪队长派我和小吴,跟一个绰号叫筛子的社员一起,一天内,将几十亩田的稻草,挑到生产队的晒谷场上。
& & 挑稻草是门技术活。筛子的身高在全队数一数二,约一米八左右。矮个子不适合挑草。筛子教了我俩捆草的方法后,我俩再看他捆一遍,就开始各管各忙起来。
& & 一根扁担两根绳,就是挑稻草的工具。先将绳子挽成U字型摆在地上,再将稻草两把一字型对排,一层一层往上叠。叠到齐胸高时,将绳子从地上拉起来,再将两根绳头穿过绳套,然后,用力将绳子抽紧。同时,两臂用力将稻草往下压,边压边抽绳,边抽边压草,直到稻草不散架。再将扁担的一头用力插进绳套,再捆另一头稻草,两头捆好后,就可以挑走了。
& & 筛子捆得稻草形状像元宝,我和小吴还没捆好,他已挑走了。远远看过去,只见两垛稻草墙在移动,却不见人影。我第一担稻草挑到半路就散了架,只好重新捆扎,心不能急,越急越捆不好。几次下来,才悟出一点门道。一天挑下来,胸口有点发胀,发闷,隐隐作痛。
& & 挑稻草不仅要有技术,还要有胆量。当我将第二堆稻草最下面的一把稻草掀开时,吓得我倒退了好几步,全身的汗毛根根竖起。只见五六条水蛇交叉盘绕成一团,好像在开蛇会。听筛子说,到了夏天,水田里多得是水蛇。还说,水蛇不毒,不用怕。由于当地人不伤害水蛇,所以,当地就盛产水蛇。
& & 来年的夏天,我就被水蛇咬了一口,虽然毒不死,却也疼痛难忍。老乡说,蛇咬你,你也可以咬它,蛇也会肿起来;还说,人的牙齿也有毒;还说,只要抓着蛇的尾巴,倒提起来,两下一抖,蛇的骨头就全断了。
& & 小时候,在书本上学到“打蛇要打七寸”,心想,这“七寸”之处应是蛇的要害部位,相当于人的心脏,为了验正此话的效果,我特地做了一回实验,用锹把对准蛇的“七寸”砸下去。实验失败,蛇非但不死,还能继续游动,直到将“七寸”之处砸扁了,砸烂了,蛇还是没死,还能继续游。我就请教筛子,这是怎么回事?筛子说这不可能,问我打在蛇的哪个部位,我说打在“七寸”,从蛇头往下,大概有七寸长短。我边说,边两手比划了约七寸长短的距离。筛子没等我说完,就仰起脖子哈哈大笑,“小鬼,”筛子比我俩大不了几岁,却喜欢卖老,“城里佬什么都不懂,怪不得老毛派你们下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这七寸不是距离,是穴位的名称,就在蛇头的下端,相当于人的脖子这个地方。”
说完,抓过我的手掌,在食指和拇指的连接处掐了一下,感觉一阵酸胀,“这就是‘虎口’,是穴名,还有‘人中’。”说完,筛子用食指点了一下自己鼻子的下方。人中,我知道,在书上看到过,在电影里也见到过。当一个人昏迷不醒时,掐一下人中,就会醒过来。筛子的父亲是个郎中,能治他人的病,却治不了自己的肺病。第二年,筛子去了大队合作医疗所,当了一名赤脚医生,一直和我关系很好。
& & 学了挑稻草,再学种小麦和油菜。种小麦是点播,和上海不一样,上海是撒播。点播的方法很原始,用八字型的树杈,一头包上铁皮,点播时,树杈成V字状,双手握着上端的两头,用力往下一杵,砸出一个浅坑,后面人往坑里丢入数十粒麦种,再后面的人往坑里放入一把稻草灰,这叫种麦“三步曲”。种油菜的方法好像与上海差不多。
& & 小麦,油菜种完后,全年的农事基本结束,所以,感觉这里的农活并不苦。可是,老乡说来年春上挑塘泥,大伏天“双抢”,会把你俩累得脱了皮,到时候不要哭鼻子。
& & 当时,我想像不出这两样活艰苦,艰难和艰辛的程度,以为老乡是在吓唬我俩。谁知,第二年,等待我俩的竟是如同炼狱般的脱胎换骨,是我一生中所经受的最惨烈,最痛苦,最伤心的体力劳动。
& & 派饭一圈下来,队里的小伙子跟我俩混熟了,每晚都到我家来串门,听我俩讲上海的风俗人情,吃我俩带去的高级奶糖,吹我的重音口琴,看我恋人的照片,翻小吴的大箱子,还要......。每晚“折腾”的我俩既乐不思蜀,又玩性大发;既兴高采烈,又筋疲力尽。
记分员叫“来宝”,是“恶狗”家的独生儿,自恃有点文化,喜欢卖弄才华,讲话时喜欢拿腔拿调,还能娘声娘气地唱《孟姜女》等几首“湖南花鼓调”,但,比他老子随和,喜欢和我们“文化人”相处。同村邻队的小伙子也喜欢来我们住处串门,尤其是一个满头瘌痢,小名叫“辣宝”的,年已三十,是个光蛋,会拉一手二胡,非要和我的口琴配器,由于我俩都是“三脚猫”,不懂乐理知识,配了半天,不是南腔北调,就是东拉西扯。
& & 女知青小朱,小钱和“辣宝”在同一个队,她俩偶尔也来串门,由于长得不好看,我俩很少去回访。再说,每到晚上,她俩的住处也是宾客如云,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光蛋。所以,她俩的水缸总是满满的,光蛋们抢着愿效犬马之劳。
& & 我俩用普通话和老乡进行语言沟通,基本没问题,偶尔,也有一两句方言听不懂。譬如,“走快点”,他们说“走稍”,肥肉吃多了,他们说“挠人”,“青春痘”,他们说“酒刺”。我用上海方言骂小懒“小赤佬”,小懒就学上海话:“阿拉是小赤佬,”边说边摇头晃脑,边手舞足蹈。老乡最先学会的一句上海话就是,“阿拉是上海人”。
& & 由于听不懂方言,尤其听不懂损人的方言,我俩闹了一个哭笑不得,又无地自容的天大笑话。
& & 一天,我和小吴去东夏玩,路过小懒家门口,队里有个从江北讨饭过来,嫁给本村的一个年轻媳妇,和王队长老婆关系热络,正在小懒家串门。江北媳妇叫停我俩,让我们给她带样东西回来。这样东西的名称是三个字,很绕口,很难记,于是,我俩一路走,一路反复念诵这三个字。开始还能记住,在街上三个圈子一兜,全然把那三个字忘得精光。心想,糟糕,第一次为老乡办件小事就吹了,都没面子,真是“托人托了王(忘)伯伯”。我的想像力比较丰富,推测这三个字肯定是女人用品,而且,没给我俩钱,估计价钱不会高。然后,再回忆这三个字,好像有一个“带”字的,小吴说:“对对,我也记得有一个‘带’字。”
& & 于是,走进供销社,营业员是个女的,我俩说明来意,这位营业员很热情,服务很周到,想像力也和我一样很丰富,从身后的货架上取下一条散装的月经带。我一见这件粉红色的东西,腾一下脸涨得通红。首先,第一个反应是,这个江北媳妇太开放了,如此隐私的东西怎么可以叫我们男知青来买,第二个反应是,营业员会不会搞错,是不是固意叫我们难堪。正当我俩在发急,发窘,发懵的时候,营业员也面露羞色地开导我俩:“反正女人总要用这个东西的,买错了也没关系。”
& & 回生产队的一路上,我的心还是忐忑不安,还是七上八下,还是犹豫不决。是给她,还是不给她,就像古代欧洲一位哲学家说得一句话“是生存还是死亡”,真叫我俩进退两难。来时一路上在背那三个字,回时一路上在念这三个字,像念“三字经”一样,苦不堪言。最后,我俩决定,她不来要,我们不给她,她来要,我们只能给她。没想到,她是如此的执着,如此的认真,如此的欣欣然。一见我俩就迫不及待地追问:“买到了没有?”还是那三个绕口的字,我俩只好给她。当她一见这粉红色的东西,她的脸却成了紫红色,马上把“三个字”——月经带揣进口袋里,马上吱吱唔唔地解释:“你们——这两个小死鬼哎——,我——叫你俩买‘满街爬’,其实——是小狗,就是你俩呗。”
& & 这个江北媳妇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此,她再也不敢跟我俩乱开玩笑了。但是,邻村的一个男知青却和本村的奶奶们开了一个国际玩笑。插队第二年,在田头拔稻秧时,由于嘴损,被本队奶奶们摁在水田里,扒下内裤。从此,他再也不敢和奶奶们多嘴,顶嘴,犟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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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吴轮流在各家派饭两圈后,一个月的派饭结束了,我们的好日子也就随之结束了。
自己开伙后,我们再也吃不到五菜一汤了,我们再也吃不到嫩炒仔鸡,我们再也喝不到辣辣的白酒了,我们再也......。但是,我们却吃到了从未吃过的新大米。
老乡不爱吃大米,原因有三,第一,大米不出饭,一斤大米煮成饭只能盛一碗;第二,大米饭上火;第三,大米饭太粘,胀胃。果然,我们的第一锅大米饭,两斤米一餐吃光,还没吃饱,锅巴却牢牢地粘在锅底上,铲了半天铲不下来。这餐饭,要不是小懒事先端来一碗腌菜,我俩注定要吃白饭。
从第二天起,各家开始不间断地送来各种腌菜和蔬菜,有的还送来鸡蛋。
& & 为了改善伙食,我和小吴在房东小老窝子的带领下,带上当地特制的舀水工具,采用我小时候在河中筑霸逮鱼的方式,抓了约二十几斤大小各样的鱼,仨人三一添着五平分了,我们自己留下一部分,其余的都分给了左邻右舍。这一招还真灵,母亲常说的“行的春风必有夏雨”应验了,我俩不仅得到了美誉,还得到实惠,左邻右舍随即投桃报李,送来的不仅有蔬菜,还有荤菜。相比之下,邻村的两位男知青就惨了,他们的住屋远离老乡,做人的方法也不懂,来我们住处串门时叹苦经,说没菜吃,只能靠酱油伴饭。我插队五年没吃过酱油伴饭,真是我的造化。
& & 为了改善伙食,我俩赶在下雨天生产队不出工,穿上雨衣,踩着泥泞的田间小道,一滑一弛,一步三摇,步行三里多路,到一个叫大王村的供销社去买猪肉。由于老乡家的猪都还未出栏,供销社就收不到猪,所以,肉没买到,就买了两只母鸡,0,68元一斤,再买了五斤萝卜干。
到家不久,其中一只母鸡满脸通红,发出“咯咯咯”的叫声。老乡说鸡要下蛋,我俩赶紧把鸡抓到柴草堆上,几分钟后,一只暖乎乎的鸡蛋从我的手中传到了小吴的手中,我俩如获珠宝。老乡说这只鸡不能杀,是你俩的恩鸡,好好养着。
几天后,另一只母鸡也开始下蛋了,老乡调侃我俩,说我俩一人有了一个鸡老婆。由于是自己开伙食过日子,临离上海时母亲给我的20元眼看就要用光了。我就打个借条,向生产队预支了5元。
& & 为了改善伙食,有一天晚上,我和小吴俩一起去抓鱼,我们用的是三角拉网,小吴负责拉,我负责从网里拣。由于是晚上,看不清网里的鱼,就不分青红皂白,乱拣乱抓一气。突然,我右手的中指一阵钻心的刺疼,疼的我一下跳起来,随即,中指开始肿胀起来。我担心是被蛇咬了,赶紧逃回家里,从小药箱里取去季德胜蛇药,将黑糊糊的药片碾碎调成糊状,将整个中指涂得像一根黑烟囱。
老乡知道后告诉我说,不会是蛇,肯定是黄道士,是背上长刺的一种鱼,会发出“咕咕”的叫声。还说有人被刺坏了神经,手指都不能弯,成了残疾。我心想,这下完了,刚到农村,就成了残疾,将来怎么劳动。那几天,我心里特别紧张,总算谢天谢地,三天后,肿胀消退,手指也可以弯曲了。
& & 插队一个月后,朱会计通知我俩去公社开会。老乡提醒说,去公社要路过东埂生产队,那里,有个芜湖知青,叫小王,说他喜欢打架,身上整天带着一把小攮子,(即小刀)叫我俩留神,不要被他捅了,划不来。原来,在我俩下放之前,我们公社已安排过一批芜湖知青,有的已招工走了,他们中只剩一个男知青,还有两个女知青。老乡对小王印像极差,说他整天不干活,整天偷鸡摸狗。
& & 我俩是第一次去公社,见到了本大队其他几位插兄插妹,在上海时,我们互相之间不认识,所以,见面只是点个头。那个小王经人指点,发觉,此人确实有点匪气,个子不高,留着八子胡,嘴上叼着一支烟。
& & 管我们的“五,七”干部姓沈,椐说是个高中生,在全公社干部中,学历是最高的,我们叫他沈干事。沈干事剃个板刷头,三角眼,结婚好几年,膝下无子。老婆特肥,在那个年代是少见的。老乡说,女人和母鸡一样,太肥了,就油结了,所以,就不用吃避孕药,就等于结扎了。
会上,芜湖知青姓马的代表老知青发言。然后,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作报告,主任是个转业军人,说话声音沙沙的,说话时喜欢用手势,当讲到“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毛主席语录时,两手掌张开,手心相对,慢慢朝前呈八字型伸开,然后,再重复二遍刚才的动作;当讲到扎根农村这句话时,他用右掌尖对着桌面,一上一下,这个动作也重复了好几遍,虽然有点夸张,但很形像,很生动,很有感召力。
& & 发言的还有另一个大队的上海女知青,由于水土不复,全身溃烂起泡,她挽起袖管,向我们展示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这位女知青本来就长的天生丽质,如此一来,更让人怜香惜玉,更让人扼腕叹惜。也奇怪,水土不复的大红块,只发在肢体,不发在脸部,否则,这位女知青要像中东伊斯兰教国家的妇女一样,外出要用一块黑纱遮面了。
& & 下放一周后,我和小吴开始手忙脚乱起来,奇痒先从裤带部位开始,再到大腿内侧,然后,再到全身。我的皮肤性好,抓不破,两周后就开始慢慢消退。但是,一个月后,在脖子后部的发际处,长出了一排凸起的硬块,手指一按就疼,而且,浑身有发烧的感觉。我带的药治不好,没有对症下药。去大队合作医疗看医生。医生是一个回乡知青,态度和气,说这是毛囊炎,是一种病菌,他用一种像烂鸡屎样的药膏给我俩敷上。两次敷后,我就好了,但小吴人胖,发得比我厉害,好得比我慢,而且,硬块始终不愈。我觉得这种烂鸡屎药膏很神奇,尽管不中看,却中用,于是,我特意记下了它的药名,叫鱼石脂软膏。
& & 时间如梭,光阴似箭,农民一年辛苦劳作换来的收获——年终分配就要开始。小队会计的算盘“噼噼啪啪”拨得飞响,再经过大队会计“噼噼啪啪”一番核算过后,我们生产队这年的分配工分值是1,15元,也就是一个男劳力一天的收入。假如一个男老力一年做了3000工分,他全年的收入就是3450元。劳力最强的一家有10000多工分,全家的收入就是11150多元,但是,扣除口粮钱,稻草钱,预支款,以及杂七杂八的收费,能分到1000元是天大的喜事,个别农家不仅分不到钱,还要透支,洪队长家就透支了几百元。
所以,每到年终分配,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人家有了讨媳妇或为女儿置办嫁妆的钱款,愁的人家还要继续卯吃寅粮,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摘掉贫困帽,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
& & 我和小吴干了两个多月的活,竟然也分到了80多元,真让我俩喜出望外,老乡也为我俩高兴。因为,全大队12个知青,就数我俩分得最多,劳动表现最好,听朱会计说,假如我俩分在富村小队,(大队书记所在的生产队)我俩的收入还要高,这个队这年的工分值是1,30元。
& & 有了钱,我俩就开始采办年货。母亲来信说腌七八只“风鸡”带回家,信中还告诉我腌“风鸡”的方法,开肚掏净内赃,不用拔毛不用洗,用盐把鸡内肚和鸡外身擦遍,再用绳子将鸡周身捆扎,再挂在屋檐下的寒风中吹即可。花生在当时的上海属精品,谁家在过年的饭桌上有一碟油氽花生米待客,会引来无限的赞美和恭维。我俩就拜托小懒家一个在山区的亲戚帮忙,搞到了二十斤干花生,好像是0,25元一斤,我和小吴一人一半。
& & 老乡也开始筹备年货。磨黄豆做豆腐,蒸糯米做糍巴,扯新布做新衣,宰鹅杀猪腌咸肉。
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家杀猪要请吃杀猪饭。于是,那几天,我和小吴又成了各家的桌上客,吃了东家吃西家,有时一天吃几家,肥肥的肉剽,咬在嘴里“吱吱”响。
我喜欢看杀猪,雪亮的尖刀,一刀下去,血喷涌而出。我对杀猪佬极其佩服,一,用根竹筒插入刀口,嘴对着竹筒的一头用劲吹,吹得猪身鼓起来,就像吹气球一样,再将洞口堵死,然后,烫猪拔毛和刮毛。二,开膛破肚,取出白花花的猪油,老乡叫板油,装满一大碗,撒上白糖就吃个精光。
那几天,满村都是猪的嚎叫声,听上去既热闹又凄惨,既兴奋又恐怖。听人说,牛被杀前会淌眼泪,不知是真是假,但是,猪肯定没有淌眼泪。我在农村五年,没有看到杀牛,也没有吃到一片牛肉,老乡说耕牛受法律的保护,除非是病死和老死。
& & “大肚子”是牛倌,骑牛本领高超,赤脚站在牛背上,让牛狂奔却不掉下来。
插队不久,村上来了一个开照相馆的人,是小队会计家的亲戚,我让“大肚子”牵来一头大水牛,带上一根笛子,坐在牛背上,照了一张牧童吹笛,没曾想,此照竟在东夏照相馆的橱窗里摆了出来。我问“大肚子”,牛这么大,你怕不怕?&
“大肚子”说:&不怕,牛的眼睛是放大镜,在牛的眼里,我比它大.”
鹅见到生人会追啄,我想,鹅的眼睛可能是收小镜,在鹅的眼里,人比它小。我就被鹅追啄过,我把身子蹲下来,用吓狗的方法对付它们,鹅不吃这一套,照样啄我。所以,我到陌生的地方去不怕狗,就怕鹅,看到一群鹅摇摇摆摆过来,我就采取敬而远之的方法,远远地躲开,心想,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怕鹅,却喜欢吃鹅,特别喜欢吃鹅肫,因为,鹅吃青草,吃稻谷,是正宗的绿色食品。
& & 刚到农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生产队有条小木船,是用竹篙撑的。收工后,我和小吴就去学撑船,可是,船不听我俩使唤,叫它朝前,它却原地打转,叫它往左,它却往右。撑了半个小时之后,才慢慢悟出一点技巧,船不再原地打转了,再撑半个小时后,船能左右摇摆地向前行了。我俩一直玩到天擦黑,要不是老乡来叫我俩吃饭,我俩还要玩下去。
& & 玩了撑船,我俩还玩腰子盆。腰子盆是小懒爷爷抓鱼的工具,腰子盆是平底,小懒说不会坐得人,上去就翻。我不信,抢在小吴的前面,先在浅滩边坐进去,感觉屁股在盆的中间了,叫小吴把盆推出去。当盆离开河滩,一进入水面,盆就把我掀翻了,再试一次,还是翻。小吴说让他来试试,结果也和我一样。
小懒在菜园里浇水,我把他叫过来,叫他坐一遍给我俩看看。怪了,同样坐在盆里,他却四平八稳,还游刃有余。原来,这里面有技巧,仅仅屁股坐在中间是不够的,还必须将两腿的膝盖牢牢地抵着盆的两边,如此,身体的重心才能不偏不移。技巧掌握后,盆就不翻了,但是,还要划浆,盆才会行进.
刚开始,双臂轻轻地划,身体根本不敢动,连头也不敢转,像城隍庙里的泥菩萨,就担心一用力,盆会翻。感觉划了很长时间,腰子盆才出去十来米远,耳边却传来小吴的喊声:“快回来,让我划,老子等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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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石磨 于
16:40 编辑
& & 分红过后,全生产队除老弱病残,全部到远离生产队十五里开外的工地去开河。
为此,生产队特意为我俩买了两把泥锹,在寒风凛冽中,全队大部分人马挑着被褥,扛着农具,担着柴草和粮食,开赴到治理新郎川河的工地。留下王队长,继续催促不愿上工地的老乡,将他们一个个赶上工地。
& & 一到工地,彩旗飘扬,大幅标语高高挂起,这边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那边是“治理郎川河,造福子孙万代”。东边是“为有牺牲多壮志”,西边是“敢叫日月换新天”。高音喇叭正在播放公社革命委员会通知,催促还未到工地的大队务必连夜赶到工地,否则,大队干部将以纪律论处。治河小组的工作人员正在河堤上丈量土方,计算当天完成的进度。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战天斗地的气氛,一派催人奋进的场面,一派气吞山河的壮丽景观。
& & 听老乡说,1957年破圩,全公社所有的庄稼全部淹掉,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不算,还淹死饿死了很多人,个别年头遇到干旱,庄稼又全部枯死。所以,当地老百姓完全是靠天吃饭。
& & 分配给我们生产队的任务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完成不许回家过年。我和小吴的工作就是掘土,我想,掘土好,我就怕挑。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被一阵急促的哨音惊醒,我赶紧摸黑穿上衣裤,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袜子,只能赤脚穿球鞋,迷糊着双眼,踩着冻土,随着一排黑黢黢的人影,来到离临时住地半里远的工地。
& & 到了工地,我就开始后悔。坚硬的冻土像铁板,举锹奋力砸下,虎口震得生疼,冻土才裂开一条浅浅的口子。老乡挥舞着像猪八戒样式的钉耙,一耙下去,冻土的表面仅留下几个浅浅的小坑。
洪队长看了发急,夺下我手中的铁锹,将锹把顶着小腹,两腿一蹲,像只蛤蟆,身体腾空跳起,锹口对准一条泥缝,依靠全身的重量,奋力插进去。但是,泥块太大,太硬,纹丝不动,再奋力拔出泥锹,再来一次蛤蟆跳,如此几下,总算撬下来一大块冻土,倒在地上,发出“轰隆”一声闷响。
& & 我在边上看的目瞪口呆,这哪叫挖土,这简直是在玩命。玩命就玩命,年轻人血气方刚,看我的。我模仿洪队长的架势,也来个蛤蟆跳,“哎哟”一声,我和泥锹同时倒在地上,疼得我手捂小腹直哼哼,老乡在一旁个个笑弯了腰。
“不对,不对”小懒在一旁为我指导,&要屏着呼吸,锹把要紧贴肚皮,像我这样。”小懒也来了个蛤蟆跳,其他几个小伙子也跳了几下给我看,小吴也跳了一次,感觉可以。然后,我根据要领,试跳了一下,奇怪,感觉不到肚疼,心想,这大概就是气功吧。原来,气功人人都有。
& & 确实,人人都有气功,有事实为证:有那么一大家人,开车途经山腰,碰到塌方,一块巨石压着小孩的双腿,父亲奋力抬起石块,母亲才将小孩拖出来。事后,这位父亲无论如何也抬不起这块巨石。为此,科学家定论,当千钧一发的时候,人得意念会集中到一点,就会产生几倍的能量,气功就是这个原理。
& & 一上午,我和小吴都在挖土,都在练蛤蟆跳,挖下的土块堆了一地,害得挑土的丫头累弯了腰,直骂我俩在发疯。
到了下午,我俩用的锹已变形,到收工时,我的锹把断了。回到住地,向房东借了把斧头,重新把锹接好。我想,锹用坏了,要自己掏钱去买,犯不着再玩命,而且,蛤蟆跳跳久了,肚皮开始隐隐作痛。十天之后,我上午挑土,下午挖土。因为,上午是冻土,老乡都不愿挖土,我也不愿做冲头,这是祖父教我的,要“看风水”。
& & 但是,风水没有看准。十天之后,河堤越来越高,先是三十度坡度,二十天后,成了四十五度坡度,完工时,成了六十度坡度。每天挑着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天下来,来回约一百趟,土的重量合计约四吨,路程约十公里,遇到下雨天,尤其是冻土融化后的酥泥,路难走不说,光是鞋底上的粘土就有一二斤。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上午是冻土,便于挑土,下午解冻,便于挖土。
& & 治河劳动强度太大,吃得又苦,生产队只管煮饭,不管菜。我和小吴俩像要饭的,只能向老乡讨菜吃,而且,都是腌菜,而且,都是辣的,而且,都是冷的。
俗话说:“辣椒不补两头吃苦”。三天下来,感觉目赤唇焦,屎硬难屙。遇到下雨天,虽然可以不出工,但是,被困在住地也难受,既冷又不能外出。为了打发时光,买了一包0,14元的大铁桥烟,抽得嘴苦,鼻臭,气呛,胸闷。老乡情愿冒雨逃回家,搞点好的吃吃,再带回几罐腌菜。
& & 一项大工程,难免要死人。上一年,邻村一个大队的几个丫头,歇畔时,为了躲避寒风,坐在掏空的泥墙边休息,被倒下的泥墙当场压死一个,压伤三个。听老乡说,几乎每年要压死一两个。按祖父的“风水论”,那些被压死的人就是不懂风水,不看风水。按母亲的老古话,就是“不看三四,(即风水)苦头吃煞”。
& & 已近腊月十五,下起鹅毛大雪,整个工地白茫茫一片。我队的土方任务还没完成,急得洪队长连夜赶回生产队调兵谴将,把奶奶们全部赶上工地,采取早出工,晚收工,取消歇畔的强硬措施,务必在腊月二十之前完工。
老乡都盼着过年,都等着合家团圆,谁都不再偷懒。我和小吴也坚持到底,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保尔,坚决不当逃兵。在整个治河工地上,只有我和小吴俩在和贫下中农并肩奋战,既为了图表扬,又为了来年多攒工分,一举两得。果然,大队书记特地来工地看望我俩,称赞了我俩几句。老乡都夸我俩干活过劲。
& & 先完工的生产队可以先回家。因此,有的生产队就偷工减料,高度宽度不达标,两队之间,故意留下一个大豁口,挖土不在指定的位置,故意缩短路程。洪队长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不会偷懒,不会耍滑头,每年都被评为“治河先进”,成了预备党员。个别社员在背地嘀咕,“自己光鲜,害大伙遭秧”。
& & 我和小吴卖命干活,也换来了风言风语。老乡说,本大队的两个海佬知青,自己整天不干活,打麻雀,掏鸟窝,还见不的我俩,说我俩假积极,还说要教训我俩。老乡关照我俩要留点神。
来插队前,我的一个玩伴跟我提起过,家住在136弄的一个小J,也到郎溪插队,说小J是出名的打群架头头,叫我当心点,不要去招惹他。这个小J就是老乡提到的两个海佬中的一个。
小时候,我天不怕地不怕,还故意找外地帮打架,自从懂事后,就不想惹事,小吴也曾经将人误伤致死,所以,更不想惹事。为了预防万一,我俩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洪队长,洪队长一听,开口就骂:“鸟毛灰,他敢,我叫民兵排长把他抓起来,送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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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腊月二十,我们生产队干到天黑才完成任务,连夜赶回生产队。第二天,生产队把养鱼塘车干,我和小吴分到不少鱼。晚上,开每年一次的评工分大会,小吴7分,我才6分,比奶奶们还低。本来。我也应该是7分,就是恶狗家的男主人,说我身材比小吴单薄,说小吴身大力不亏,还说来年挑塘泥,我肯定挑不过小吴,还说......。说完,还母鸭叫似地干笑了几声。
“他妈的”我在心里狠狠地骂,“我和小吴干得是一样的活,凭什么一个工分高一个工分低”,凭什么......,”我在心里恨恨地想。
& & 说起这个恶狗家的刀条脸,我刚到生产队时,见他称洪队长左一个亲家,右一个亲家。一开始我搞不懂,他家一个儿子年龄和我一般大,洪队长家又没有女儿,两家根本凑不拢,怎么会是亲家?还是小懒告诉我的,说刀条脸是外乡人,为了想在这里站住脚,故意巴结洪队长,认洪队长的大儿子为干儿子,所以,老在洪队长面前出奸捣鬼,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想挤掉他父亲,自己当副队长。还说,家里养了个童养媳,既可以为他家干活,讨媳妇又可以不花钱,还想叫他家的童养媳当妇女队长。这是小懒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 & 其实,在派饭的一个月中,凭我的观察,我就认定这个刀条脸不是个好东西,狗恶,人也恶。先不说我的工分被他撬掉1分。有一回,洪队长派我和他去十几里开外的飞鲤公社去买一百斤可做绿肥的草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份轻巧活,按理说,派他一个人去即可。到了那里,草籽没买到,只能挑着空担回家。为此,我就实话实说,今天空走一趟,工分赚了,人也轻松。没想,他却讨巧还卖乖,“哪是,挑空担走路不舒服,挑上五六十斤才舒服。”
一句话,直呛的我差点噎不过气来。心想,这个伪君子,狗嘴里吐不出像牙,以后跟他说话要留点神,不能信口开河。
& & 同样姓陈的地主后代,却心慈面善。干最累最重的活,穿最破最旧的衣服。都是成年劳力,说话还带脸红。要不是已知他们的成分,我还误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再说,凭他们家住的破墙瓦屋,哪像书本上说的四川大地主刘文采。难道,他们是故意伪装,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难道,他们藏了“变天帐”,有朝一日,卷土重来;难道,他们是笑里藏刀,暗地里在磨刀霍霍;难道,他们......。
& & 听人说,解放初,农村划成分时,那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被划了雇农或贫下中农的好成分。反之,那些被划地主富农的,倒是勤劳持家的人家,安分守己的人家,祖上是积阴积德的人家。
& & 通过下乡两个月的观察,我们生产队,没有早请示,没有晚汇报,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标语口号,没有火热的阶级斗争,更没有批判会,批斗会。整个村庄,是那样的风平浪静,是那样的与世隔绝。和我以前所接受的教育相比,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是那样的大相径庭。又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号召相比,是那样的本末倒置,是那样的南辕北辙。
& & 我试探着将我的疑惑告诉朱会计,朱会计出口,不是政治领先,依然是粗话领先:“妈的,搞那鸟东西(即阶级斗争)干吗?又不能当饭吃。”
可能,他觉得面对知青说这样话太露骨,于是,改口道:“上面没让搞,自然,我们底下就没法搞,你说是不是?”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 & 然而,我心中的疑惑却越来越浓,心中的疙瘩越来越紧。感觉自己像一只脱了缆绳,坏了马达,丢了罗盘,随波逐流的弃船,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没有方向,没有动力,没有目标。
& & 我清晰地记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作中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觉得这句话太精辟,太伟大,太了不起。连大队干部,预备党员的思想觉悟都这么低,何况,普通的贫下中农。看来,是要好好地对农民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养,提高他们阶级斗争的意识和热情,提高他们政治领先,思想领先,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的意识,用毛泽东思想领导一切,统帅一切,指挥一切,打倒一切,让农村变成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大学。
& & 但是,转念一想,觉得不对。既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干吗,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哪?干吗,又叫我们来接受“再教育”哪?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再说,农民能教育好我们吗?我们又能从农民那里学到什么好的教育哪?再说,当时,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近六亿,再加上近千万的知青从事农业,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这不是倒退吗?中国何时才能成为工业大国哪?再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照此下去,共产主义何时才能在中国实现哪?我心中的疑惑变成了迷茫,我心中的疙瘩变成了乱麻。
& & 而且,当时的报刊文章连篇累牍地号召各地农村同志,要抓紧农闲时机,对知识青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进行世界观教育。尽快让知识青年投身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做一个合格的,有知识的,有文化的,新时代的新农民。
& & 贫下中农是给我们忆了苦,思了甜。但是,忆的是解放后的苦,思的是解放前的甜,简直把我搞糊涂了。他们说,1958年没饭吃,饿死了许多人。近些年,一到冬天,就要挖河,累死了。解放前,干半年,歇半年,粮食吃不掉,也不用挖河,家家老早开始过年,杀猪,打糍粑,......。
& & 贫下中农根本顾不上给我们任何内容,任何形式的教育。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抢做轻巧的活,出工不出力,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分东西斤斤计较,对挖河怨声载道,对知青下放到农村,嘴上不说不欢迎,心里却在担心抢了他们的口粮,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希望我们早点离开农村。小队会计担心知青会不会挤掉他的位子。大队干部担忧知青会不会抢占他们的宝座。光蛋们更忧心忡忡,担心男知青会不会夺走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调的农村姑娘。最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倒是女知青,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可以为解放光蛋作出贡献。
& & 为了顺利安置大批接踵而来的城市知青,我们公社不得不采用按地亩均摊的形式,农村似乎成了“收容站”。如此,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已不复存在。显然,运动的组织者与选择知青安置走向的问题上陷入了颇为尴尬的处境,而这种处境的形成,与运动所牵扯到的国家利益,知青利益,农民利益的矛盾纠葛又是分不开的。
& &关于城市知识青年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在我看了《全国知青总纪实》这部文献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其中的内幕。原来是转嫁危机,所谓“接受再教育”,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
& & 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状下,知识青年所能接受的“再教育”就可想而知了。绝大部分生产队不管知青的生活,劳动和学习,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给知青定的工分很低,都在四五分左右,同工不同酬,严重挫伤了这些知青的劳动积极性。由此,一群群的知青开始游手好闲,整日跑东跑西,蹿南蹿北,不是偷东西,就是打架,引发了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像我和小吴这样的知青,一到农村就放下架子,每天出工,不惹是生非,自食其力,不给生产队添麻烦,挖河治水,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上述知青相比,按现在的标准,我俩就是社会的精英了。
& & 邻村一个和我同一天下来的知青,长得白白胖胖,老乡称他为“小白牛”。小白牛临下放前,刚从拘留所出来,犯得是盗窃罪。到了农村就如鱼得水,想偷什么就偷什么,偷了地里的偷窝(鸡窝)里的,偷了窝里的偷房里的。原来,村上家家户户白天是不关门的,现在,像防日本鬼子一样,坚壁清野,严阵以待。
& & 贫下中农开始不满意,开始发牢骚,开始有抵触,不愿接受知识青年。相比而言,他们比较愿意接受本县下放的知识青年,最不愿意接受的是芜湖知青,既穷又爱闹事,按当地的土话来说,就是“脑袋钻进裤档里——一头不头”。上海知青比较有钱,上海日用品比较充裕,质量全国第一。所以,从私利的角度来讲,老乡比较愿意和上海知青打交道。
& & 这不,临离开生产队回家过年前两天,同村隔队的一位大队妇女主任,平时根本和我们不来往,却叫我俩帮她带些上海的针头针脑,肥皂火柴。其实,她的生产队就有两位上海女知青。可想而知,农村的日用品是多么的匮乏,这个大队妇女主任的活动能量是多么的强。碍于面子,凡是本村的老乡前来相托购物,我俩一概承接下来,不打回票。为此,这次回家探亲,我和小吴当起了义务采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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