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1940年伪满新京特别市鼠疫发生经过的一点看法 

 鼠疫（Pestis）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也叫做黑死病。最常见的是淋巴腺鼠疫，淋巴结受染。当感染侵袭肺部，称肺鼠疫。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痛、出血倾向、肺部特殊炎症等。本病远在2000年前即有记载。世界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入欧洲，死亡近1亿人；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波及欧、亚、非；第三次是18世纪，传播32个国家。14世纪大流行时波及我国。

 1910年10月，我国东北就曾爆发肺鼠疫。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鼠疫出现后，清政府下令各处严防。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在这期间，清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整个华北和东北都按伍连德的建议进行防疫，成功地控制鼠疫的扩散。但是这场震惊世界，席卷半个中国，持续6个多月的疫情，还是吞噬了6万多条中国人的生命。

1940年春天，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和位于其附近的农安县突然爆发鼠疫，一时间“黑魔”肆虐，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十室九空。疫病起因源于4个走村串户的鱼贩子。其中两人显然是害了病，他们卖掉鱼货之后就到当地一家小诊所求医。没过两三天这两个人就死了，接着他们的同伴也死亡。这几个病人就诊诊所的一个护士也在几天之后患病而死。这个护士的弟弟和弟媳也在鱼贩子到来的一周之后而死。随后一些接触过那位护士和她的家人的邻居也得了病，几天之中也都相继死去了。从此，鼠疫开始侵袭全县。9月3日，在伪新京三角地附近相继发生了突然死亡者，经检查系鼠疫感染者。为了防止疫区的扩大，关东军和伪民生部立即召集负责卫生工作的首脑研究对策。于是决定，由关东军和伪满政府共同组成成立防卫委员会，作为防疫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在伪新京设立关东军防疫警备队（临时）。伪兴业银行南广场支行地处伪新京原满铁附属地内南广场，在伪新京火车站附近。为了加强这一特殊地区的防疫工作，将本部设在伪兴业银行南广场支行办公楼内。直到12月上旬疫情才结束。此事过后按日方公布的数字，共有300多人染病身亡。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在研究这次鼠疫的发生原因，并搜集证据以证明此次鼠疫的制造者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而非自然发生。

 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是1936年日本天皇的亲自授命下，成立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改称731部队)，总部设于哈尔滨。短短几年时间，731部队疯狂地生产细菌武器，按其生产能力，每月可培养出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据战后的估计，731部队在战争期间所生产的细菌，数量足够杀死全人类。为了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日军很快便将这种罪恶的武器运用到战场上。在抗日战争期间，关内有数十万中国军民遭到了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死伤惨重。1939年，关东军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同苏联红军爆发战争，由于关东军在作战中屡受挫折，731部队便奉命参战。1939年7月13日，石井四郎派出一支22人组成的敢死队，携带装有各种细菌的容器，到达位于中蒙边界的哈拉哈河，在长约1公里的河段上施放了鼻炭疽、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溶液22.5公斤，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大的伤亡。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在极度干渴下偷偷喝了河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因不明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某报曾发表一篇以《日本侵华又一罪证在日被发现》为题的文章，文章中称“臭名昭著的原日本关东军731部队为开发细菌武器而反复使用活人做试验。1940年在中国东北的农安、长春施放鼠疫菌造成大面积瘟疫流行，有关此事的调查报告最近在日本的庆应大学图书馆仓库被发现。这本名为《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的书收录了1942年至1949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27篇。作者高桥正彦当时是该部队细菌研究部鼠疫菌疫菌研究项目负责人，任陆军军医少佐。报告书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昭和15年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和《昭和18.4.12》等6篇文章。文章称‘中国死者有数百人’。报告还就1940年6月－11月左右在两地区发生凶猛的鼠疫进行了说明，对感染途径，不同老鼠身上的跳蚤种类和数量等都有详细的记录，非常系统”。

　　同时对上述这篇综合消息做出结论：“证实了农安县城于1940年6月－11月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

 关于日本关东军“731”部队为开发细菌武器而反复使用活人做试验这一罪证，已是不争的事实，早有定论。但是文中将在日本庆应大学图书馆仓库发现的《高桥正彦鼠疫菌论文集》收录的1942年至1949年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共27篇，作为证据证明发生在长春和农安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论点并不充分，难以服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使我们中国人民从经济上以至生命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种心灵上的创伤是永久也难以弥合的，这笔帐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但我们收集证据时，不能仅凭简单的民族感情去对待事实，取证要真正做到有理有据，所采用证据必须准确，以还清历史真相。高桥正彦是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鼠疫菌疫菌研究项目负责人，对使用活人做试验这一罪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罪行不可饶恕。但是，高桥正彦《关于昭和15年在农安及新京发生的鼠疫》和《昭和18.4.12》等6篇论文，只是事后对1940年6月－11月左右在两地区发生凶猛的鼠疫进行了说明。对鼠疫感染途径，不同老鼠身上的跳蚤种类和数量等详细的记录，并对鼠疫发生的过程进行总结，统计出“中国死者有数百人”。但证明不了农安县城于1940年6月－11月发生的鼠疫大流行，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施放鼠疫菌所造成的。如前所说，此次鼠疫的发生是731故意施放造成的，这一点我认为是不可信的。如故意施放，用于实验，这里边有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一旦实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1940年的伪满洲国国内政治形势已趋稳定，日本帝国主义也早已把伪满洲国视同自己的“本土”，为了长期把伪满洲国作为其殖民地，为其将来迁“都”做准备，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已将大批移民迁入东北，与当地人混散居住。新京（长春）当时是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东军总部所在地，日本人投巨资修建的现代化都市。当时曾经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是中国第一个全部由外国专家规划设计，仿照外国首都建造的城市(巴黎、堪培拉)。“国都新京（长春）”到1934年，整个城市全部掩映在绿海之中，有“城市山林”和“森林之都”之称。到1942年，长春人均占有绿地面积超过华盛顿1倍、日本大城市5倍，为世界大城市绿化之冠。1934年，建成亚洲最大的无线电台——新京无线电台。同时在新城区全面普及抽水马桶也是亚洲第一个；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照明电线和通讯线路采用地下管线入地的城市。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是以占有为目的，并非将其毁灭，将试验场用在自己的“领土”上，而且拿伪国都“新京”做试验，这种情况有悖常理，日本人不可能愚蠢到这种地步。因此，故意施放一说难以成立，至少说上述搜集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证明不了事件发生的真相。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此次鼠疫的发生与关东军驻“新京”100部队有关，并作出如下的推测：认为是100部队实验室排出的废物渗到了地下水里，然后向北扩散到了农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从100部队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老鼠把鼠疫带到了疫区。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农安鼠疫就是100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试验。众所周知，关东军第100部队的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一九三一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三年，病马收容所迁到长春。一九三六年，关东军在长春市郊区十公里外的孟家屯正式建立了“第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尽管有这个堂而皇之的名称，第100部队实际上主要研究生产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细菌武器。据在第100部队服役过的上士试验员三友一男战后在苏联伯力接受审问时供认，在他的操作下，每年可生产一千公斤炭疽菌，或生产鼻疽菌五百公斤。并多次深入前沿阵地，进行细菌攻击武器实验。从中可以看出，关东军第100部队研究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等细菌武器，并不生产鼠疫菌。因此，上述三种观点也难以成。

综上所述，1940年发生在中国农安和长春的鼠疫，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发生的真正原因。由关东军有意施放的证据并不充分，难以服人。如想搞清此次鼠疫发生的原因，还需要我们大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以找出更充分有利的证据来证明那一段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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