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刻薄寡恩性格形成的心理探析_战国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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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刻薄寡恩性格形成的心理探析
一、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汉武帝统治后期,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皇室内部的残杀上,出生仅数月、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宣帝刘病已是戾太子刘据满门被残杀后全家唯一的幸存者,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即位前幼年受过五年牢狱之苦的皇帝。汉宣帝五岁前一直处于真正的无助状态,家与父母对他来说简直是奢谈。此事给宣帝刘询刻薄寡恩的性格形成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是他一生难以出的阴影, 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武帝征和二年(前91 年) ,由于武帝多疑、迷信而由江充推波助澜的巫蛊之祸发生了,前后被杀数万人。武帝下诏派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收回卫皇后玺绶,皇后自杀; 逃亡的太子( 宣帝祖父)在围捕中自缢而亡;太子的三男一女皆同时遇害;太子有妃, 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全部被诛杀;皇孙妻妾无号位, 皆称家人子全部被诛杀; 太子宾客皆诛。太子满门的尸体莫有收葬者杀红了眼的武帝竟动了恻隐之心, 在太子全家的尸堆旁, 留下了一个出生才数月、裹在襁褓中的皇曾孙刘病已, 为冤死的太子全家留下了唯一的一粒种子。祖父戾太子死时年仅三十八岁,由此可知病已的父亲史皇孙刘进、母亲王翁须才二十岁左右。刘病已被关进郡邸狱,廷尉监邴吉重哀曾孙无辜, 派遣两个女囚轮流给他哺乳。没有任何亲情关爱的病已在邴吉的关照下凄苦地在监狱中长到了五岁。由于监狱里恶劣的条件,曾孙病, 几不全者数焉, 欲其速愈, 故起名叫病已。后元二年, 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派遣使者连夜到长安城各个监狱, 无论囚犯犯罪轻重全部诛杀。幸亏邴吉紧闭郡邸狱大门,拒绝说道: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 况亲曾孙乎!一直到天亮拒不接纳使者。使者劾奏邴吉, 武帝才醒悟, 感叹曾孙:天使之也, 因此大赦天下。长安各监狱只有郡邸狱的囚犯侥幸得以保全性命, 并被释放出狱。因病已无家可归, 耿直善良的邴吉派人护送乳母和病已去京兆尹官邸,京兆尹不接纳。邴吉打听到病已祖母史良娣家, 把病已抱上了车, 亲自送到史良娣家, 曾外祖母贞君见到惨死的女儿的小孙子,甚哀之,自养视焉。病已十八岁时,大将军霍光派人迎他进宫。病已入未央宫, 见皇太后,封为阳武候。已而群臣奉上玺绶, 即皇帝位。刘病已成为西汉王朝的第10位皇帝,史称孝宣皇帝。二、天降大任的复杂心理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 长于阿保之手, 民之情伪, 一物不知, 更无从谈起有治国方略。而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勤于察吏,宽于驭民, 是一位励精图治、创立中兴盛世的有为君主。然而, 宣帝又有明显的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寻觅出宣帝的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形成的缘由。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从社会适应观点探讨自我发展的历程,提出心理社会发展论，把人生分为八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对新的主要心理冲突, 冲突得到积极解决,人格中就会获得一种美德, 否则就合产生负面的不健康的人格特征。埃里克森认为第一阶段是信赖与不信赖形成阶段。出生后第一年的发展,此时若儿童的生理与情绪需求皆得到满足, 则可以与人建立信赖感,并且可以保持到成年。如果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常挨饿或被遗弃,儿童将对自己所处环境感到焦虑和没有安全感,将来对他人也难有信赖感。另两位外国心理学家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婴儿的正常心理发展极需要照顾者的关爱, 若严重缺乏母爱刺激( 5 个月以上) ,婴儿会变得过分安静懒散, 不快乐,或表现倔强脾气, 借以引人注意, 使正常心理发展受到阻碍( Casler, 1961)。由数名照顾者轮流照顾的婴儿,其心理健康要比由一名照顾者负责照顾的差(Rheingold,1959)。因此,该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期, 发展幼儿的信任感、自信心、独立性等良好的人格特征,为幼儿将来的健全人格打下坚实基础。参照以上心理学家的观点, 宣帝刘病已在他人生的心理学所探讨的信赖与不信赖形成的幼年阶段, 惨遭身心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和其他亲情关爱。这样的孩子幼年时难以形成信赖他人的心理基础, 成年时很难发自内心地信赖别人。张安世和赵充国是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的直接受害者。车骑将军张安世以谨慎周密著称。在剪除霍氏时, 宣帝首先削除霍氏兵权,更(以张安世) 为卫将军, 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拥立、巩固宣帝的统治地位中,张安世是有功之臣,但宣帝对在民间时张安世对自己的态度心存芥蒂。昭帝时,安世为右将军, 辅政, 听到兄长掖庭令张贺称赞皇曾孙刘病已, 想把孙女嫁给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0[1]3964 于是张贺打消了这个念头。曾孙数有徵怪, 语在5宣纪6。贺闻知, 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 以为少主在上, 不宜称述曾孙。后耿耿于怀的宣帝对安世说:掖庭令平生称我, 将军止之, 是也。宣帝追封已死的张贺为恩德侯,又欲封张安世过继给张贺的儿子、从小和自己一起读书的张彭祖为侯。安世推辞封赏,宣帝毫不客气: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不敢复言。甚至宣帝一度起了杀心:辛武贤在军中时, 与赵昂( 赵充国子) 闲谈。赵昂说, 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 上欲诛之,昂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揭示出宣帝睚眦必报的心胸狭隘的一面。张安世与乃父张汤作风不同,善于尸位保官,班固曰:安世履道, 满而不溢。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得以善终的内因。赵充国智勇双全, 在抗击匈奴、镇抚羌族战争中功勋卓著, 是宣帝倚重的国之柱石。辛武贤因破羌政见不同且逊于赵充国, 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宫,深恨, 上书告昂泄省中语。昂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幕) 府司马中乱屯兵, 下吏自杀。赵昂因泄露宣帝对张安世怀私恨欲报复的难见天日的隐私而遭忌恨。宣帝不顾赵充国的卓越功勋和晚年丧子的人生不幸, 使赵昂落此悲惨的下场。三、孝宣酝酿以成之霍氏族诛霍氏之祸,除集中反映了皇权与权臣的矛盾外, 也明显和汉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有关。昭宣时期, 霍光执政二十年, 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促使社会安定, 是把西汉王朝推向鼎盛时代的昭宣中兴的功勋卓著的一代杰出政治家。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 称霍光功如萧相国。然而霍光死后不足三年, 霍氏家族却罹灭族之祸,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夫以显、禹、云、山之罪, 虽应夷灭, 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0[3]621宣帝斩尽杀绝, 使霍家绝祀, 宗庙不得血食。不可否认,霍氏对自己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 宣帝在诛杀其家族时,攻其一点, 不计其余, 毫不顾惜霍去病和霍光的卓越贡献,将其家族全部残忍杀害。司马光认为:岂徒霍氏之自祸哉? 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明确认为霍氏罹祸不仅有其自身的原因, 而且是宣帝酝酿以成之,精心部署的一盘棋。深入分析其根源,还是宣帝以维护自己统治为重, 忌惮功臣、权臣。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难以坦荡地信赖他人, 对霍光为政严酷、铲除异己和霍光夫人显、霍光死后其后继者贵胄子弟霍禹诸人骄奢放纵难以容忍;更无法容忍霍光践踏皇权的行为,自后元以来, 禄去王室,政由家宰, 昭、宣二帝实为形同虚设的傀儡。尤其更为严重的践踏皇权的行为是: 霍光擅废立主, 无人臣礼, 不道。昭帝崩, 无嗣。霍光拥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不愿作傀儡, 欲效法同是外藩入主未央宫的先祖文帝刘恒, 掌握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霍光以昌邑王行昏乱, 恐危社稷的罪名废掉了刘贺, 诛杀昌邑群臣二百余人。霍光把一介布衣的刘病已拥立为帝, 他看重的是刘病已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便于掌控的平民身份。以昌邑王刘贺为戒, 精明的宣帝拱手把权力继续交给霍光,诸事皆先关白光, 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 礼下之已甚。宣帝韬光养晦、隐忍待发。霍光死后, 霍氏已成众矢之的, 故此宣帝不惜一切手段, 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同时,收回的兵权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比起朝臣, 刻薄多疑的宣帝更信任外戚。四、善政之累赵、韩、盖、杨之死赵、韩、盖、杨之死是宣帝中兴盛世不光彩的一大败笔。四人耿直刚烈的品性根本就不容于忌刻少恩的宣帝。司马光说:以孝宣之明, ,而赵、韩、盖、杨之死皆不厌众心,惜哉,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5周官6司寇之法, 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 可不谓能乎! 宽饶、恽之刚直, 可不谓贤乎! 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治民能臣韩延寿延寿为颍川、东郡太守时, 政尚礼义, 喜好古代教化, 对待下属,恩施甚厚而约誓严明,善于治民,因此政绩卓著: 黄霸接替延寿任颍川太守, 霸因其迹而大治：在东郡三年, 令行禁止, 犯罪率大为减少, 为天下最。因功升为左冯诩, 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忌才妒能、不时挥舞棒子打击他人的御史大夫萧望之派人调查韩延寿大赦天下前所犯的已不须追究的过失。师古曰: 望之以延寿代己为冯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 欲陷以罪法。对嫉贤妒能的萧望之,延寿一改能对百姓闭阁思过的博大胸怀, 和萧望之针锋相对。萧望之劾奏延寿僭越逾制。宣帝听信萧望之, 厌恶、忌恨臣子的僭越逾制,延寿竟判狡猾不道罪, 弃市。吏民数千人到刑场送行, 老人、小孩扶着囚车,争着敬献酒肉,延寿不忍距逆, 人人为饮, 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 百姓莫不流涕。临行刑前仍不愿远苦吏民, 这样的官怎不令人感动!韩延寿是一位以推广教化为己任、政绩显著、深得民心的值得肯定的治世能臣,却成了嫉贤妒能的萧望之和忌刻少恩的宣帝的牺牲品。2. 刚直之臣盖宽饶忠直忧国的盖宽饶指刺宣帝崇尚刑法、信用宦官:方今圣道浸微, 儒术不行, 以刑馀为周、召, 以法律为诗书。盖宽饶的政治见识非一般忠直之臣可比, 指出了宣帝朝的弊端所在。难容骨鲠敢谏之士的宣帝下令逮捕宽饶,进有忧国之心, 退有死节之义的盖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众人莫不哀怜他的慷慨悲壮之举。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说:( 宣帝) 其天资近于刻薄, 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鲠之士。其所任者, 若魏相、邴吉, 实皆规模狭隘, 谨饬自守之人; 黄霸伤于巧伪; 陈万年则奸佞之流耳。忠直之臣, 如杨恽、盖宽绕等, 则多不得其死。幼年的惨剧和苦难磨砺出一个刚毅进取、励精图治的中兴英主, 但也使宣帝在心理上形成了不健全的人格缺陷。宣帝天性刻薄寡恩,不信赖、猜忌、甚至诛杀忠直之臣, 信赖规模狭隘, 谨饬自守之臣,甚至巧伪奸佞之流, 刻意粉饰中兴。其实, 昭宣中兴是夕阳西下的落日余晖, 汉家中兴之日, 也是皇权走下坡路之时, 当时已启外戚、宦官弄权之祸,外戚许、史、王氏贵宠 , 信任中尚书宦官,宣帝任用了元帝时乱政的宦官弘恭、石显, 不过此时外戚、宦官还在皇权的掌控之下。中兴之主宣帝其实也是西汉衰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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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薄寡恩？这个词语不太好吧。
把人家老婆给弄了，当然要疯狂报复了。
算是刻薄寡恩的话，刘野猪算什么？丧心病狂？
这家伙发动过两次政变，废了昌邑王，大开杀戒。有着的优良基因和深深的阴影，宣帝登位之时，风光无限的霍家最后的解决已经注定。霍光这家伙是外戚，解决了霍外戚，王外戚又跳出来，难说
活捉战国七雄吧的爆吧狗
祝你早日断子绝孙！
这太偏激了。你怎么不写对那些曾经帮助他的人都一一报答了。再者外戚独大始于高祖好吧。外戚每朝都有，就看在位帝王御人能力。而且“宣帝中心”是两汉最鼎盛时候，不论从领土，军事，经济，还是文化。这样盛世都能被你说成余辉，难道看一个人帝王成就，比的是名气嘛？一国两制（），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平仓制），王道霸道并用，等这些始于宣帝。
性格也反映他治国方针“内法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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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精神、心量和修行 何来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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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无度足以败身 刻薄寡恩足以失人
没有精神、心量和修行 何来福报
浪费无度足以败身 刻薄寡恩足以失人 刻薄：冷酷无情；寡：少。冷酷无情，极少施恩于人。形容极为冷酷。&&&&&&& 一个心胸开阔的人,自己生活的丰足豪爽,对待别人也大方,以至凡事都讲究气派豪华；一个欲望淡薄的人，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对待别人也很淡薄，因此，凡事都表现的很冷漠无情。可见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既不能过分讲究气派以至奢侈，也不能过分吝啬以至刻薄。&&&&&&& 处事待人应该是辨证的。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宽厚与淡泊之间必须拿准尺度，因为宽厚过度就流于奢侈，淡泊过度就流于吝啬。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现实中的是是非非需要我们去判断，待人的“浓艳枯寂”一定要适中，做人也才合群受敬。浪费无度足以败身，刻薄寡恩足以失人，是人们失败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做人待人在自己的心理必须有一把准确的尺子，什么事切忌太过，也不能不足。没有精神、心量和修行 何来福报&观察一些人事,就会感到佛法之妙。人，很难突破自己福报的总量的制约。每个人只要自己扪心问一问自己，能否承受得起大福报，就会在心中有一本帐，对自己的境况基本可判断大概：&&&&& 一、自己精气神足吗？事业成功一般而言必须有过人的精力，才能自己做事超过常人，才能显出不凡业绩；伟人，每天睡眠休息时间都很少，精力过人；秦基伟将军指挥上甘岭战役时七天七夜不休息，一般人谁能扛得住？中国芯片一公司董事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时，晚上十二点休息，早上三点起床读书，不仅读专业书籍，而且读管理书籍，试问有多少学生能有这般精力？一友所识著名医学博士，每天晚上一点休息，凌晨四、五点即起床工作，不仅专业好，而且爱好广泛，摄影、旅游等样样在行；对朋友说：“我让你见识一下中国真正的科学工作者的形象。”许多人每天不睡九、十个小时精力就不够用，甚至睡了那么多时间还是精力不济，那无形之中比有大成就者少做多少事呵？差距怎能不大。&&& 二、自己心量够吗？有福报就必须有心量，相由心生，心量大，则人站立，则有“昂昂千里之资”，举手投足，则气度恢宏大方；若心量小，言谈话语、待人接物、处理事务则处处刻薄、寡恩、计较、算计，久而久之，形象猥琐，令人生厌，如何能承受福报？即使短暂有些福报，也基本处于消耗状态。甚至有些读书人，由于先天和后天熏陶的不足，没有修行的引导，虽有些读书考试才能，但为人历练不足，不知感恩，影响福报；一研究生，毕业后就业，与人出差，人家开车接送，反以为受之安然，不但不感恩，反而言语放肆；一研究生，自以为自己是上层机关，车接车送，视为当然，言语傲慢；一研究生，与人言谈，礼数不足；种种薄福行为，怎能不削弱自己福报？&&& 只要仔细观察世人的精神、气概、行为、言语、度量、待人、心量、面相等，大致就可判断一个人的福报浅厚；为什么要修行呢？就是要修正自己生命行为中的种种薄福之行，积累福报资粮；由于每个人都有其优劣短长，所以每个人都体现了其福报和灾祸的两面性，各有其由，各有其源，各受其福，各受其报；条理清晰，脉络连贯，因果不昧。天生之人，由于习气影响，大致就顺着自己的业力做着好坏参半的事情，承受着好坏参半的命运，过着眼泪和欢笑、成功和失败、沮丧与自豪、耻辱与光荣、自卑和骄傲、条理和混乱的无奈的生活，心，永远随着外境的些微变化而起伏，实在是“众生可怜悯者。”　 &解脫自我的困擾罪由亞當進入了世界，也敗壞人的肉體和心靈。因此人不只有肉體的軟弱，心靈(或心理)也時常有軟弱。肉體和心靈的軟弱，也就是人的軟弱，給與人許多的困擾。這些人的軟弱漸漸在人裡面形成一種“自我”(心理學稱為“老我”)的意識。這“自我”也就是一個人的性格。許多時候，這些是不好的性格，信徒必須學習靠著主解脫自我的困擾。該隱殺弟，雅各欺詐，掃羅嫉妒，亞哈懦弱，約拿逃避神的差遣，彼得的體貼人意，丟特腓的好為人首，都是因為過錯導致的自我困擾。自我中心的表現有：1. 貪生怕死 - 重利輕義，貪愛漂亮，自我陶醉，顯露自己，受挫折時輕生厭世，庸人自擾，潔癖，貪財，媚富欺貧，趨炎附勢。2. 不滿現實 -& 對神、對人、對己，都感不滿。3. 急躁易餒 -& 在神或人面前，輕易發怒，在善事上易灰心，易變節,4. 好勝自高 - 好居人首，好大善功，受稱讚就開心，受批評就懊惱，時常要人關注，看見別人受人關注，或別人的比自己更好，就悶悶不樂。5. 輕諾寡信 -& 對自己的承諾不負責任，對人寡信多疑，不守時間，不守信用。6. 無情多怨 - 無親情，不解怨，只愛一小撮的人，受恩自合理，施恩永誌不忘，生氣時易犯罪(例如咒罵，謗瀆，揭人秘密等)，而且發起怒來，盡夜不寧一刻薄寡恩，克人待己，喜佔便宜。7. 大驚小怪 -& 小事化大，成事不足，敗事有餘。8. 委過籍口 -& 缺少勇於認錯的精神，把一切錯誤歸笞於神、人、撒但、環境。9. 避難就易 -& 缺少犧牲自己的精神，沒有為主為人設想，遇有困難，只想逃避，不敢面對現實。10. 多愁善感 - 喜怒哀樂無常，鬧情緒時有如失去靈魂的人，對他人的行動，態度，言語過分敏感。11. 放縱任性 - 神和人都須遷就於我。多言擇食。好動，不能安靜下來。12. 虛偽掩飾 - 自視過高，要人看我過於我的實情，要面子，重外表，虛張聲勢，裝假作偽。13. 責人恕己 - 對人的要求苛刻，對自己的要求從寬，勇于責人，昧于責己，批評他人不留餘地，自己有錯就自圓其說。14. 重私忘公 -& 缺乏公德，愛惜己物，喜借他人物品，自己的物品卻不肯借人，假公濟私，浪費公物，公帑。操練1.& 向主學習 - 學主榜樣，背負主軛(太11:29)。主所關心的是神言，神旨，神時，神悅，神引，神權，神榮。祂常向父祈求，交託，順服。2.& 攻克己身 - 不容老我得勝，總要勝過老我(林前9:27)3.& 獻己與神 - 為神為義而生活工作，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主，不再自己掙扎苦鬥，全靠主恩，全憑信心(羅6:12-14)4.& 效法先聖 - 雅各(創32:22-32)，彼得(太26:75)，保羅(林前11:1)，約伯(雅5:9-11)靈性上的領導者(來13:7)。5.& 按步就班 - 要立志，要追求，要不住的祈禱，要有安靜的時間來分析一切的重要問題(提後2:7，腓3:15-16)。&&&& &汉宣帝刻薄寡恩性格形成的心理探析&一、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汉武帝统治后期,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集中表现在皇室内部的残杀上,出生仅数月、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宣帝刘病已是戾太子刘据满门被残杀后全家唯一的幸存者,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即位前幼年受过五年牢狱之苦的皇帝。汉宣帝五岁前一直处于真正的无助状态,家与父母对他来说简直是奢谈。此事给宣帝刘询刻薄寡恩的性格形成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是他一生难以出的阴影, 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霾。武帝征和二年(前91 年) ,由于武帝多疑、迷信而由江充推波助澜的巫蛊之祸发生了,前后被杀数万人。武帝下诏派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收回卫皇后玺绶,皇后自杀; 逃亡的太子( 宣帝祖父)在围捕中自缢而亡;太子的三男一女皆同时遇害;太子有妃, 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全部被诛杀;皇孙妻妾无号位, 皆称家人子全部被诛杀; 太子宾客皆诛。太子满门的尸体莫有收葬者杀红了眼的武帝竟动了恻隐之心, 在太子全家的尸堆旁, 留下了一个出生才数月、裹在襁褓中的皇曾孙刘病已, 为冤死的太子全家留下了唯一的一粒种子。祖父戾太子死时年仅三十八岁,由此可知病已的父亲史皇孙刘进、母亲王翁须才二十岁左右。刘病已被关进郡邸狱,廷尉监邴吉重哀曾孙无辜, 派遣两个女囚轮流给他哺乳。没有任何亲情关爱的病已在邴吉的关照下凄苦地在监狱中长到了五岁。由于监狱里恶劣的条件,曾孙病, 几不全者数焉, 欲其速愈, 故起名叫病已。后元二年, 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派遣使者连夜到长安城各个监狱, 无论囚犯犯罪轻重全部诛杀。幸亏邴吉紧闭郡邸狱大门,拒绝说道:皇曾孙在。他人亡(无)辜死者犹不可, 况亲曾孙乎!一直到天亮拒不接纳使者。使者劾奏邴吉, 武帝才醒悟, 感叹曾孙:天使之也, 因此大赦天下。长安各监狱只有郡邸狱的囚犯侥幸得以保全性命, 并被释放出狱。因病已无家可归, 耿直善良的邴吉派人护送乳母和病已去京兆尹官邸,京兆尹不接纳。邴吉打听到病已祖母史良娣家, 把病已抱上了车, 亲自送到史良娣家, 曾外祖母贞君见到惨死的女儿的小孙子,甚哀之,自养视焉。病已十八岁时,大将军霍光派人迎他进宫。病已入未央宫, 见皇太后,封为阳武候。已而群臣奉上玺绶, 即皇帝位。刘病已成为西汉王朝的第10位皇帝,史称孝宣皇帝。二、天降大任的复杂心理历代帝王,多生于深宫之中, 长于阿保之手, 民之情伪, 一物不知, 更无从谈起有治国方略。而孝宣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勤于察吏,宽于驭民, 是一位励精图治、创立中兴盛世的有为君主。然而, 宣帝又有明显的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寻觅出宣帝的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形成的缘由。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 从社会适应观点探讨自我发展的历程,提出心理社会发展论，把人生分为八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对新的主要心理冲突, 冲突得到积极解决,人格中就会获得一种美德, 否则就合产生负面的不健康的人格特征。埃里克森认为第一阶段是信赖与不信赖形成阶段。出生后第一年的发展,此时若儿童的生理与情绪需求皆得到满足, 则可以与人建立信赖感,并且可以保持到成年。如果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常挨饿或被遗弃,儿童将对自己所处环境感到焦虑和没有安全感,将来对他人也难有信赖感。另两位外国心理学家的观点也值得注意。婴儿的正常心理发展极需要照顾者的关爱, 若严重缺乏母爱刺激( 5 个月以上) ,婴儿会变得过分安静懒散, 不快乐,或表现倔强脾气, 借以引人注意, 使正常心理发展受到阻碍( Casler, 1961)。由数名照顾者轮流照顾的婴儿,其心理健康要比由一名照顾者负责照顾的差(Rheingold,1959)。因此,该阶段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期, 发展幼儿的信任感、自信心、独立性等良好的人格特征,为幼儿将来的健全人格打下坚实基础。参照以上心理学家的观点, 宣帝刘病已在他人生的心理学所探讨的信赖与不信赖形成的幼年阶段, 惨遭身心难以承受的巨大灾难,没有得到应有的母爱和其他亲情关爱。这样的孩子幼年时难以形成信赖他人的心理基础, 成年时很难发自内心地信赖别人。张安世和赵充国是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的直接受害者。车骑将军张安世以谨慎周密著称。在剪除霍氏时, 宣帝首先削除霍氏兵权,更(以张安世) 为卫将军, 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拥立、巩固宣帝的统治地位中,张安世是有功之臣,但宣帝对在民间时张安世对自己的态度心存芥蒂。昭帝时,安世为右将军, 辅政, 听到兄长掖庭令张贺称赞皇曾孙刘病已, 想把孙女嫁给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0[1]3964 于是张贺打消了这个念头。曾孙数有徵怪, 语在5宣纪6。贺闻知, 为安世道之,称其材美。安世辄绝止, 以为少主在上, 不宜称述曾孙。后耿耿于怀的宣帝对安世说:掖庭令平生称我, 将军止之, 是也。宣帝追封已死的张贺为恩德侯,又欲封张安世过继给张贺的儿子、从小和自己一起读书的张彭祖为侯。安世推辞封赏,宣帝毫不客气: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也。安世不敢复言。甚至宣帝一度起了杀心:辛武贤在军中时, 与赵昂( 赵充国子) 闲谈。赵昂说, 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 上欲诛之,昂家将军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揭示出宣帝睚眦必报的心胸狭隘的一面。张安世与乃父张汤作风不同,善于尸位保官,班固曰:安世履道, 满而不溢。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得以善终的内因。赵充国智勇双全, 在抗击匈奴、镇抚羌族战争中功勋卓著, 是宣帝倚重的国之柱石。辛武贤因破羌政见不同且逊于赵充国, 及充国还言兵事,武贤罢归故宫,深恨, 上书告昂泄省中语。昂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幕) 府司马中乱屯兵, 下吏自杀。赵昂因泄露宣帝对张安世怀私恨欲报复的难见天日的隐私而遭忌恨。宣帝不顾赵充国的卓越功勋和晚年丧子的人生不幸, 使赵昂落此悲惨的下场。三、孝宣酝酿以成之霍氏族诛霍氏之祸,除集中反映了皇权与权臣的矛盾外, 也明显和汉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有关。昭宣时期, 霍光执政二十年, 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 与民休息，促使社会安定, 是把西汉王朝推向鼎盛时代的昭宣中兴的功勋卓著的一代杰出政治家。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 称霍光功如萧相国。然而霍光死后不足三年, 霍氏家族却罹灭族之祸,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宋代史学大家司马光认为:夫以显、禹、云、山之罪, 虽应夷灭, 而光之忠勋不可不祀;遂使家无噍类,孝宣亦少恩哉!0[3]621宣帝斩尽杀绝, 使霍家绝祀, 宗庙不得血食。不可否认,霍氏对自己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 宣帝在诛杀其家族时,攻其一点, 不计其余, 毫不顾惜霍去病和霍光的卓越贡献,将其家族全部残忍杀害。司马光认为:岂徒霍氏之自祸哉? 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明确认为霍氏罹祸不仅有其自身的原因, 而且是宣帝酝酿以成之,精心部署的一盘棋。深入分析其根源,还是宣帝以维护自己统治为重, 忌惮功臣、权臣。宣帝刻薄寡恩的性格缺陷难以坦荡地信赖他人, 对霍光为政严酷、铲除异己和霍光夫人显、霍光死后其后继者贵胄子弟霍禹诸人骄奢放纵难以容忍;更无法容忍霍光践踏皇权的行为,自后元以来, 禄去王室,政由家宰, 昭、宣二帝实为形同虚设的傀儡。尤其更为严重的践踏皇权的行为是: 霍光擅废立主, 无人臣礼, 不道。昭帝崩, 无嗣。霍光拥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不愿作傀儡, 欲效法同是外藩入主未央宫的先祖文帝刘恒, 掌握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霍光以昌邑王行昏乱, 恐危社稷的罪名废掉了刘贺, 诛杀昌邑群臣二百余人。霍光把一介布衣的刘病已拥立为帝, 他看重的是刘病已没有任何政治根基的便于掌控的平民身份。以昌邑王刘贺为戒, 精明的宣帝拱手把权力继续交给霍光,诸事皆先关白光, 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 礼下之已甚。宣帝韬光养晦、隐忍待发。霍光死后, 霍氏已成众矢之的, 故此宣帝不惜一切手段, 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同时,收回的兵权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比起朝臣, 刻薄多疑的宣帝更信任外戚。四、善政之累赵、韩、盖、杨之死赵、韩、盖、杨之死是宣帝中兴盛世不光彩的一大败笔。四人耿直刚烈的品性根本就不容于忌刻少恩的宣帝。司马光说:以孝宣之明, ,而赵、韩、盖、杨之死皆不厌众心,惜哉,其为善政之累大矣! 5周官6司寇之法, 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 可不谓能乎! 宽饶、恽之刚直, 可不谓贤乎! 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治民能臣韩延寿延寿为颍川、东郡太守时, 政尚礼义, 喜好古代教化, 对待下属,恩施甚厚而约誓严明,善于治民,因此政绩卓著: 黄霸接替延寿任颍川太守, 霸因其迹而大治：在东郡三年, 令行禁止, 犯罪率大为减少, 为天下最。因功升为左冯诩, 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忌才妒能、不时挥舞棒子打击他人的御史大夫萧望之派人调查韩延寿大赦天下前所犯的已不须追究的过失。师古曰: 望之以延寿代己为冯翊,而有能名出己之上,故忌害之, 欲陷以罪法。对嫉贤妒能的萧望之,延寿一改能对百姓闭阁思过的博大胸怀, 和萧望之针锋相对。萧望之劾奏延寿僭越逾制。宣帝听信萧望之, 厌恶、忌恨臣子的僭越逾制,延寿竟判狡猾不道罪, 弃市。吏民数千人到刑场送行, 老人、小孩扶着囚车,争着敬献酒肉,延寿不忍距逆, 人人为饮, 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 百姓莫不流涕。临行刑前仍不愿远苦吏民, 这样的官怎不令人感动!韩延寿是一位以推广教化为己任、政绩显著、深得民心的值得肯定的治世能臣,却成了嫉贤妒能的萧望之和忌刻少恩的宣帝的牺牲品。2. 刚直之臣盖宽饶忠直忧国的盖宽饶指刺宣帝崇尚刑法、信用宦官:方今圣道浸微, 儒术不行, 以刑馀为周、召, 以法律为诗书。盖宽饶的政治见识非一般忠直之臣可比, 指出了宣帝朝的弊端所在。难容骨鲠敢谏之士的宣帝下令逮捕宽饶,进有忧国之心, 退有死节之义的盖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 众人莫不哀怜他的慷慨悲壮之举。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说:( 宣帝) 其天资近于刻薄, 故喜柔媚之人,而不能容骨鲠之士。其所任者, 若魏相、邴吉, 实皆规模狭隘, 谨饬自守之人; 黄霸伤于巧伪; 陈万年则奸佞之流耳。忠直之臣, 如杨恽、盖宽绕等, 则多不得其死。幼年的惨剧和苦难磨砺出一个刚毅进取、励精图治的中兴英主, 但也使宣帝在心理上形成了不健全的人格缺陷。宣帝天性刻薄寡恩,不信赖、猜忌、甚至诛杀忠直之臣, 信赖规模狭隘, 谨饬自守之臣,甚至巧伪奸佞之流, 刻意粉饰中兴。其实, 昭宣中兴是夕阳西下的落日余晖, 汉家中兴之日, 也是皇权走下坡路之时, 当时已启外戚、宦官弄权之祸,外戚许、史、王氏贵宠 , 信任中尚书宦官,宣帝任用了元帝时乱政的宦官弘恭、石显, 不过此时外戚、宦官还在皇权的掌控之下。中兴之主宣帝其实也是西汉衰乱的滥觞。“刻薄寡恩”的韩非子　　(上)　　我们要佩服司马迁的言简意赅和某种超然的语言风度，他评论韩非子很凝炼的一句话是：　　“其极惨礉少恩。”　　但我们知道，司马迁这句话是在客观评述了韩非子的学说，给予恰如其份的理解之后，对其思想特色还有这么一点的一个评论。这一点的这一揭示，进一步昭现着韩非子的尖锐泼辣毫不留情，说明着韩非子有一种如庖丁手中利刃一般所向披靡的思想风格。这种思想风格，也生动表现在韩非子的语言风格上，就是极其明快犀利，毫不吞吞吐吐或有所隐晦曲折，千载而下，快人直语，莫过于此。　　我们已经知道，在韩非子去世后的第三年，他的国家，“三晋”之一的韩国，就被秦国所灭，这在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之中是第一个，这提供了我们理解韩非子其人其文最重要的历史现实基础，就是说，韩非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文章，是在这样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现实基础里面产生的，我们对他的领会理解，也就要相应地立足于这样的基础，才能切中肯綮。　　这一点，司马迁凭着他的纯净深邃之心，是做到了，他写在“其极惨礉少恩”这句话之前的一大段话，显得那样难能可贵：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　　概括得多么精粹!　　苏东坡、王船山对韩非子的评论，都完全离开了韩非子的历史“语境”谈韩非子，从而发出了愤慨的讨伐之声，就是说，他们好像都只记住或同意司马迁后面的一句话，而忘记或不顾前面的这么一大段话。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方法，把韩非子抽象为“其极惨礉少恩”的代表，而与儒仁所崇扬的“温良恭俭让”相对立，成为“酷法”的历史象征而加以声讨笔伐。韩非子就这样被他们这类的人们永远“定格”了似的。其实，打开《韩非子集》，读其原著，却不是这么回事，而如实地是司马迁上述一大段所说的那么回事。　　当然，若离开具体语境，“其极惨礉少恩”则可以视为韩非子的一般思想特色，韩非子亦正以这一持色而闪耀于历史，任人评说千秋功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引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观点说：　　“商、韩法家的特点是：排斥道德文化，不认识文化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法制。齐国法家的思想特点是：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兼重礼与法。”　　然而，“其极惨礉少恩”不是韩非子，他只不过是面对他所知道的历史的与当下的事实罢了。他面对那无数残酷无情的事实，决不回避，直指出来，并且替“人主”与国家着想，而提出该当如何应对。面对着充满危险而“其极惨礉少恩”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抱着任何“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了。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不能装作不知道，不能知而不言的。于是，对于韩非子，一切就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关系到他的祖国生死存亡的问题。　　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大忧愁，除了宇宙事件有可能毁灭地球，“杞人忧天”之外，另一个最大可忧的，莫过于亡国亡族。人类在其中已经折腾和痛苦了千年万载，诗人哲人们只不过见其万分之一而已。韩非子对“人主”尽量说老实话，尽量说真话，尽量说得多而深刻警醒，尽量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设想出最为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　　《三守》篇，说“人主”当有三守，一是心里要藏得住事，不随便漏给“近习能人”，以至为其所用，造成“忠直日疏”;二是不可凭毁誉决定爱憎，这就容易被人利用，而发展到“无威，重在左右”。三是不可以不辛劳治国，事情都让下面去做，结果只能是大权旁落。“三守不完，劫杀之征也”。　　而“劫”也有三种，一是明劫，大臣操国柄，群臣“持禄养交”，人主无能为力。二为事劫，骗得人主信托谋事，事成是他的功，事败人主有份，力能让下面都说他的好话，欺负“人主”。三为刑劫，就是“守司囹圄，禁制刑罚”要害部门，被人臣操纵。　　这样看来，当个“人主”，一点也松懈马虎不得，挺累的。　　韩非子把这些关系给“人主”捅破，提醒“人主”要有相应的预防和制裁措施，也就是要有“三守”，在有关人臣，就可以说韩非子“其极惨礉少恩”，而认为“人主”不能听韩非子的话，而应当行“仁义”。试问，这种对立如何处理呢?看来，只有走到“外儒内法”的路上去。　　《备内》篇，是说如何“备内”，是有备，而不是不备。为何对内也要有防备?说来真是可怕得很。这种对君臣与骨肉有离间之嫌的老实话，自古以来，也未见得只有韩非子才第一次说，但随着韩非子文章的流传并产生极大影响，就归结于韩非子了。　　先说君与臣，韩非子说：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　　这样的一句话，就把君与臣分开了，既把君对臣的盲目信任打破，也把臣对君的复杂关系点破。然后说：　　“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试问，哪个窃国弄权的“人臣”愿意听到这样真相的揭示?韩非子指出这种可怕的现实，你应对的方法，也只有预防与对付，如真的只持一片纯然“仁心”，也就只有被“劫君弑主”了，所以，要说到驾驭人臣，做得最好的，还是只有走到“外儒内法”的路上去，仁义二字一定要放在嘴上和脸上，心里却一定要对内外臣下严加提防。这是封建君臣关系的一种“宿命”。因此，东坡船山对韩非子的指责，只能算是一种愤懑情绪的表达，而在道理上是偏颇的，对韩非子是不公正的。　　所谓“外……内……”，作为颇有政治经验的治人者的曾国藩的一段话颇有意思：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　　这段话，竟是“外儒内老”。但此处之“儒”，却是“有为”之意，包括了行政的法制的国家内外方方面面的工作，而其“内”，却对事物抱无为自化的态度。说穿了也就是凡事尽力而为，却知万事也只得顺其自然。一般所说的“外儒内法”，这“儒”意指“仁义”的宣称，内里仍须“刑政”的贯彻。在曾国藩这里，“外儒”却就包括了一般所说的“内法”，有时不免是绷得很紧的，而“内老”只是执政者某种宽松的心态。曾国藩没有把“儒”理解为只是宣称爱心空谈仁义，他理解的“儒”，直截地是原旨意义上的“儒”，是包括了“刑政”这些内容的。　　韩非子进而分析并举例说明人臣是怎么做的：　　“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　　“主父”是赫赫有名“胡服骑射”图强，灭了中山国的赵武灵王，传位给庶子，自称“主父”，引起内乱，大臣李兑投机其间，终将其围困饿死而操赵国之政。(见史记《赵世家》)　　“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骊姬杀申生而立奚齐。”　　韩非子这是叫国君连妻室也不要过于信任。举的例子是晋献公信任后妻骊姬，优施趁机帮助骊姬致使原配姜氏之子申生自杀，重耳与夷吾出逃，骊姬之子奚齐登位，阴谋得逞。　　申生自杀，《春秋左传》僖公五年《经》记载为“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这是说晋献公杀了世子，而不说申生自杀。假如拿通讯报导的“客观性”要求来看，这一条报导就歪曲了事实。可是儒家的《谷梁传》还要进一步阐释说，这段《经》虽有责献公之意，却也揭示了申生是考虑父亲年老，不能再失去后妻，遂自杀而不自辩，于是将真相隐去，让骊姬得逞，从而维护了忠孝仁义以及国家大局，《经》这样记载，是显恶(骊姬)不如扬善(申生)。于是，骊姬之“恶”就隐去，申生之善就扬了出来。　　《春秋经》作为史书，以其简短一言，记载这么复杂的事，已经让真相不清，而《谷梁传》却阐释出这么一番“礼”的大道理来，似乎只是叫人如何歪曲事实大说谎言。如果照着这样弄下去，谎言的重复就成了历史的“真相”。　　对于申生自杀一事，《礼记》的《檀弓》篇亦有叙述：　　晋献公将杀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如行之?……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设想，如果换了重耳，他的行事就将与申生完全两样，要么去责问父亲，要么就自行出走，结果就会彰显后母的邪恶，就会让身为国君的父亲伤心和难堪。然而，《礼记》的意思却并不是为了表彰申生，而是以申生为鉴，说明一个人在“孝”上如果做得不够，就会言行不当，坠入可悲处境。申生被“谥”为“恭”而不是“孝”，因为他的自杀毕竟“陷父于不义，不得为孝”。谁谥申生?是晋国掌“礼”的部门，他们在晋献公仍在位的情况下，面对世子申生这样死了，难道能表扬申生吗?就连“客观评价”也做不到，因为会有碍晋公，不合爱君敬君之“礼”。但世子死了，就要有“谥”，也不能“谥”得不好看，所以选来选去，选了一个“恭”字。这个“恭”字选得好，字面上看，也沾着些“孝”，但又不是“孝”，另外，“恭”者，从命也，依晋公与骊姬，申生犯了过错，不但废其世子，而且要处死，现在申生自尽，而没有抗命，是“恭”敬的，当然也是应该自己去死的。这个“恭”就有这么多的含义，这种“礼”的学问确实深奥复杂。申生做人做到这地步，还要说他不好，而又要对晋公与骊姬以及国人都说得过去，在“礼”上，就用谥给他一个“恭”字，而“圆满”地办到了。这种“学问”，真是韩非子望尘莫及，不过，靠这个治理国家社会，以至应对春秋战国的天下，能有啥用处呢?只不过大家都糊涂和黑暗下去。　　东坡船山大骂韩非子，也许，他们实际上骂的是“酷吏、酷法”之类，要求君主于“圣、王”二道上能掌握分寸平衡，于“法”不要太酷，这些，却也不能算错，只是不当归恶于韩非子而大加挞伐。或者，他们批韩，亦只是借辞发挥，以他们的学问见识，怎会对韩非子不了解、不公正呢?　　但韩非子在思想史上的印象，就这样苏东坡式地“定型”了似的，鲁迅先生也曾幽默地说(《写在〈坟〉后面》)：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很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　　品味鲁迅的话，表面上所说“中毒”者，其实倒有些赞成之意的，而对孔孟的一套不以为然。　　(中)　　韩非子《备内》篇下面说的话，不免也叫人吃惊，其接着晋献公的事往下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并且，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有的：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　　这说来虽不好听，却也是一种事实，于是韩非子又来了一句，说：　　“妻者，非有骨肉之亲也。”　　这就从根本上让“人主”要“备内”了。因为据古史《檮杌春秋》统计：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　　就是说，做了人主，属于正常病死的不足一半，其余除了死于战争或真正的意外，那就是被臣下左右乃至自己妻妃儿子之类的害死了，总数上要占到一半以上。这就不能不得出一个该可恐怖的结论：　　“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　　真想不到还会有希望“人主”早点死的人。在“利”的驱动下，情况会有这样的严重性。韩非子只不过面对事实讲老实话，并不是他要主张“刻薄寡恩”。因为即使“人主”愿意对臣下、对自家后宫里的所有亲人多么地好，也不能避免这些算计与危险，对一切是不得不防，有防为好。　　我们设身处地为“人主”这样尊贵而可怜的人着想，他们在脸上当然不必摆出“我知道这一切”来。脸上大可示以“儒仁儒爱”，用“仁义”教育内外，还可以扬言我是最提倡“仁义道德礼爱廉耻”这些的，但在如此积极以儒为表的同时，暗中要紧的却是以法为里，要不然掉了脑袋还不晓得怎么掉的。　　韩非子还怕言之不狠不足，甚至举例说：　　“匠人成棺，欲人之夭死。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多么可怕的“利益催动法则”!说得真是“极惨礉少恩”，然而他指出的仍不过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已。　　那怎么办呢?韩非子为“人主”设想了一些办法，除了吃东西都要注意之外，主要还是要以“法，术，势”执政，比如：　　“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　　另外，在百姓方面，他认为，还应当看到：　　“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这是从如何安民这一头来考虑制约臣下弄权自重的问题，虽然距离“依靠群众”还差着老远老远，有着本质的不同，毕竟已很可贵，二千多年前，亏他怎么能想到民众力量的这一头能起到由下而上的制约作用的呢?　　韩非子认为，这样上下两头着手，治国必定有望。　　韩非子从古之《传》、《春秋》古书所记看出，成大奸的都是“尊贵之臣”，而法令之所备，刑罚之所诛，却常常用在卑贱的这一头，“是以其民绝望”。这样的情况需要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臣专法而行”，而“人主”有名无实，那就会像东周以来的可怜的“周天子”，只能困守宫中坐以待亡了。　　(残周于公元前249年为秦所灭，而韩非子遇害是公元前233年，是在周灭后16年，而他没说到周亡，而只举周天子之窘境，可见，作此文时，残周仍在。)　　总之，从《备内》篇看，并不是韩非子“极惨礉少恩”，恰恰相反，他极爱其国、极爱其君、极爱其民，千方百计为国、为君、为民着想，充满着为公的热情，沸腾着忘我的热血，真乃把心都掏出来了，是有大爱之人。　　他说了老实话，把“极惨礉少恩”的现实指了出来，针锋相对提出预防和解决的办法，毫不留情，不容马虎，所以，反倒说他是“极惨礉少恩”，这就站到那些奸臣恶人的立场上去了。　　韩非子的风格确如鲁迅所说是“峻急”的，然而他能不峻不急么?他倒是应该慢慢腾腾以至模模糊糊的么?　　(下)　　在《奸劫弑臣》篇，韩非子给“奸臣”的特点，作出揭示：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　　我们分析，如果“奸臣”一味顺着，一顺到底，一合到底，无有私权私利，则何以为奸?而应当说就是“忠”。问题在于，“奸臣”终究会拿出自己那一套来的，这行为，韩非子称为：　　“欺主成私”。　　这样“欺主”成功了，就成了“擅主之臣”，国事他说了算，他作了主。那么，人们不觉要问，这时还有那么多“群臣”呢?他们是何态度?韩非子描绘出的情况是可悲可叹的：　　“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　　两个“不得”，说明着在奸臣“欺主成私”的情况下，群下百官都不得不跟着跑，也就是，“都被绑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奸臣会有相应的手段来对待群臣。你如果不跟着跑，那么等着你的是：　　“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　　你如果跟着跑，那么有好处等着你：　　“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　　这样下去的结果，就会出现“田成之所以弑简公”一类的事情。　　“奸臣”，也称“重人”，要防止这样严重的事情产生，韩非子当时别的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还是只有要求“人主”能够真正“明于圣人之术”，不能凭着认为“意气投、人爱我、取舍合”，那是靠不住的，要系于法度才是：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不可以得安也”。　　韩非子说，他的这一主张是有成功的历史经验的：　　“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韩非子又一次摆出他的说到底的话：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安，则臣尽力以事主;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　　“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袤，而国已治矣。”　　这就达到老子所谓“无为而治”理想境界了，实际上也是在解释老子。韩非子与老子的关系在此，以老子之道为自己的哲学基础。　　韩非子这样治国，要把国治成什么样儿呢?他说：　　“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其极惨礉少恩”的韩非子，在这里竟然追求这样的“功之至厚”，其与“大仁大义”实在是有些接通了。上面一段话，直接从《礼记》“大同”之说化来：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可见，韩非子也是信仰《礼记》里记载的古代社会理想的。苏东坡王船山为何没有看到这样的韩非子呢?　　还是司马迁公允，他在《自序》中说：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其实，韩非子确实也是从《礼记》里出来的，因为《礼记》中的“小康”说得很明白：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这样往下演变的情况是很不美好、很自私的。　　怎么办呢，那就要想办法应对，儒家认为要“礼义以为纪”，要以“礼义”为纲纪来加以管束：“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但这求治之路并不平坦，“礼义”管不住天下：“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于是儒家也要借用刑法了：“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　　是说，对于不顺着“礼义”之治而有相反之势的，就要坚决去除之，使众人引以为鉴，只有这样坚决，才能保住小康之世。　　这岂不是要动用严刑峭法?　　如果去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的法治部份，而以为单靠“行仁义”能解决问题，韩非子就要称之为“愚学”，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欲治，而恶其所以治。”分歧之处就在这里，被韩非子一言道破。　　儒们有为《礼记》作注的说，“如有不由此者，在执(势)者去，众以为殃”这句话，说的是如果执政者“不谨于礼”，就是“殃民之主，而共废黜之”，这个理解倒是敢于“犯上”。看来“礼义”的内部调节功能，竟然能将废黜之事也包括在内，并不是一味“温良恭俭让”，简直比韩非子还要厉害，韩非子讲来讲去，没有讲到臣下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废黜君主的。　　难怪曾国藩以“外儒内老”来讲为政，不取“外儒内法”之陈言，他实际上认为所谓对立着的“法”与“儒”，本是一个总店开出的两个各有侧重的分店，至于“无为自化”的老子，才算得是另一路，可以取来作为内在心情的一种把握。曾国藩比苏东坡王船山见解要正确一些。　　韩非子认为，求治之路是不平坦的，阻力有两方面，其一，来自世俗保守的习惯势力：　　“圣人为法者，必逆于世”。　　“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几不难哉!”　　其二，阻力还来自上层：“群臣之毁言”。于是，结果竟然会产生“贤圣戮死”的荒谬结果：　　“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肢解于楚”。　　尽管如此，韩非子认为，他主张的这条积极有为的求治之路是对的：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牵于世俗之言。”　　而王船山在这方面是有些消极无奈的“顺受、不抵抗”的思想的，他在《君相可以造命论》中说：　　“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顺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要想凭人力做到)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纷更之事起矣。”　　可能，这是船山经历了明亡于清的惨变，又纵观历史上多少次朝代的更叠，而得出结论只有这“顺受”二字。试想，若韩非子持此论，那么他写的这些都大可不必去写，一切“顺受”就是了。可是韩非子表现出的是要千方百计挽救国运颓势，即“造命”。这并非“意欲之私”，而是存国之责、爱国之情。曾经奋起抗清的船山当能理解。船山认为：　　“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乱臣。子以意欲造父命者，胁父之逆子。至于天而徒怀干胁之情，犹以羽扣钟，以指移山，求其济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为君，天命之为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与哉!”　　船山将其“顺受”的道理释为顺从“天命”，于是一切也就没啥可说的，“顺受”就是了。这正是明亡以后，遗民们可奈何的心情和自慰心理。而处在国之危亡关头的韩非子的态度，恰正相当于王船山奋起抗清的时期，是积极有为的，是要抵抗“天命”而“意欲造命”的。因此，王船山于韩非子有过相同相似的处境，对韩非子应当有相当的理解，而不当指责如此之深：“损其心以任气，贼天下以立权，明与圣人之道背驰而毒及万世”。　　曾经抗清的王船山，激烈持这样“顺受”的主张，这一矛盾值得寻味。中国人在某种关头多出汉奸，其思想根源，或与数千年不断改朝换代有关。彼时儒士如不想饿死，也不想隐居，更不想冒死抵抗，就只得转而“顺”着新朝求得仕途，而新朝也每每能立住脚，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都有。看来，儒家既有坚决“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的立场，也有王船山这样的“顺受”的思想，到时是用哪种思想主张，各人自己看着办吧。明成祖灭了方孝孺十族以巩固其夺位，这惨烈的教训，从明朝走来王船山们是深知的，其实，几千年来异姓王朝还不断更替呢，何况同姓内部的争夺?基于这样的事实，王船山的“顺受”思想，就有其合理性，也是在《论语》的思想范围之内。　　通观《奸劫弑臣》篇，前面讲“奸臣”，末尾讲“劫弑”，在别处多有，而当中讲变法求治之艰难，涉及“为法”之道与“礼义”之道的异同，最有价值。　　《南面》篇对于“人臣”一般心理与行为的揭示，也是“其极惨礉少恩”，颇为尖刻，他说：　　“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　　一个“名誉请谒”，一个“背法专制”，一个“假于忠信”，当时之“人臣”，有这样又狡猾又强干的，“人主”之应对，只能是“明法”：　　“使人臣虽有智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另外，“人主”还要有本领使人臣“有必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莫敢妄言，又不敢默然”。　　韩非子为“人主”之术的设计，可算是无微不至。在人臣这一面看来，网眼这样细密，岂不是“其极惨礉少恩”?　　但既然人臣会那样，“人主”也就不得不这样，总不能束手无策，任凭“人臣”得寸进尺弄权欺君，所以，韩非子要求君主“明法”，我们不能说他不对。　　《南面》篇另一有价值的议论，是论“治”与“变”的关系。知“治”者必“变”，求“治”而不“变”是不可能的。只有“不知治者”，才“必曰无变古，毋易常”。但是，“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不是哪个人一说“变”，就绝对是好的，一切要看是否有利于“治”，要看“可与不可”，不可的就不变，可的就一定得变，总要有所权衡利弊。　　“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　　该变革而不变革，就要生乱，而利用落后社会习惯势力阻挡变革，是“恣奸之行”。变革就这样往往在某种尖锐的对立中进行，所以要有备：　　“铁殳重盾而预戒”，　　“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库”。　　这两条正与孔子“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意思相同。韩非子真是思想缜密，面对这些严重的情况，他的主张不能不是“极惨礉少恩”，很明确，很坚的。　　《韩非子集》中也有讲“亲民”的，如《饰邪》篇说，不要相信龟筮鬼神，而要学：　　“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　　他明确认为，秦国治，而东方六国不治：　　“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　　如果东方六国亡了也是活该：　　“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　　韩非子虽讲严刑峭法，却也看到：　　“用刑过者民不畏”。　　韩非子也不是认为人臣就天生暗怀奸心，而是看到人臣有两大类：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　　“污行纵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针对这情况，“明主”就要设法让人臣“去私心，行公义”。总之，在韩非子眼中，君与臣是一对矛盾，国家的治与乱也是一对矛盾，要往好的方面引导，而预防和惩治不好的方面。这些，苏东坡王船山为何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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