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回顾广州非典十年：给全人类都上了一课(图)-中新网
专家回顾广州非典十年：给全人类都上了一课(图)
“抗非”功臣肖正伦细述“非典”首个病例的发现、病原体寻找和命名等细节
　　2003年的“抗非之战”，有一个人，功不可没。
　　他大胆断定首个病例即是“非典型肺炎”；他是最早率队前往河源调查“非典”病例的专家；他在一片争论声中大声喊道：“别争了！别争了！就写‘病毒性感染的可能性大’！”；由他领衔制定的《广东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成为世界上首个将“非典”定义为病毒性传染病的报告，也是日后“非典”预防和诊治的蓝本；当“非典”在广东肆虐时，他跑遍河源、广州、中山、顺德、东莞等省内各大医院进行会诊和调查；当“非典”在其他省市蔓延时，他又受时任副总理吴仪和卫生部委派飞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进行重症病人的救治；他是接触“非典”病例最早的专家，也是接触“非典”病例最多的专家；他坚持将加强各医院ICU的建设写进报告；他坚持在中国第一本“非典”的教材编写中使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命名……
　　他，就是我国危重症医学专业创始人之一DD肖正伦，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防治“非典”专家组副组长。那一年，他59岁。
他是最早介入“抗非之战”的专家之一
他还全程参与救治“非典”病人DD
十年前的“非典”，首个病例究竟是怎样发现的？最初为何只传染医护人员？为何扩散如此迅速？关于“非典”的最早报告是如何出炉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个官方命名是怎样来的？作为我国最早介入这场“抗非之战”的专家之一，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防治“非典”专家组副组长的肖正伦，对那段历史有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
日前，在记者的多方联系和恳切求访下，已退休多年、当年“抗非”的关键专业人士肖正伦终于应允，亲回广州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细述当年“抗非之战”的故事。
即便是十年后的今天，肖正伦说起当年的那场“抗非之战”，仍然记忆犹新。3个多小时里，他娓娓而谈，让人隔着十年的光阴，仍能触摸到当年的那份惊心动魄；忆起当年一起出生入死地并肩战斗的医护人员，他两度泪水盈眶，凝咽失语，让人忍不住透过他迷蒙的泪光，回味当年无数白衣天使的那腔悲壮情怀。
对于当年自己的种种坚持，肖正伦说，他至今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固执”。
首个病例：
大胆断定是种“非典型肺炎”
广州日报：说十年前那场对“非典”的抗击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一点也不为过。作为我国最早介入这场“战斗”的专家之一，您能回忆一下首例报告病例的发现过程吗？
肖正伦：这场“战斗”的确是突如其来的，刚开始，我们也没有预计到它的严重性。在“认识”非典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但我们终究还是用最短的时间认清了这种疾病。
我们呼研所救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是日从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的郭姓病人。刚转来时，医生当他是一般病人安排在普通呼吸内科，而我当时一看这个病人，就觉得跟我诊治过的肺炎病例很不一样。因此我就提出，他应该不是普通的由细菌引起的肺炎，而是一种“非典型肺炎”。
其实，“非典型肺炎”这个概念，在临床上一直都在使用，指的就是非一般细菌导致的，是由当时检查手段较难明确的一些病原体所致的、临床症状不那么典型的肺炎。
27日，这个病人开始出现呼吸衰竭，我们的ICU医生从家属那里也得知，送他来广州的救护车的随行医生、护士和司机回去都发病了。我们立刻警惕起来，12月31日，我们向广州市越秀区疾控中心发出了第一份关于这个病例的报告。
到了日，河源市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已有多人染病。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决定成立专家组到河源进行调查。
河源调查：
坚持认定是肺炎且有传染性
广州日报：到河源会诊、调查后，您是如何确定此病具有传染性的？
肖正伦：日，省卫生厅召集专家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专家组到河源会诊、调查。我作为广东省卫生厅专家组的组长，率队前往河源。
到了河源，我们发现，已有8名病人。原来在郭姓病人之前，已有两人发病。此外5名都是医护人员。他们的特点都是发烧、肺炎、白血球不高。经过讨论，我们得出结论：一是这一组病例是肺炎；二是这种病有传染性。
当时，做出这两个判断是需要勇气的，当时专家组中也有不同意见。但我当时诊治的病例全都是肺炎，没有气管炎等，就坚持这组病例是“肺炎”，而且我们确定它有传染性。不过，这种传染性又很奇怪，它更容易传给医护人员。
1月3日，专家组提交了“关于赴河源市人民医院会诊调查初步工作报告。”我们将这种疾病诊断为有传染性的“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原因未明肺炎的局部暴发”，这是我们第一次描述它的特点和制定诊断标准。记得当时我在打印在一张A8处方纸的报告上署上“卫生厅往河源专家组”后，卫生厅又要求我签上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每次想起这个签字，都仍然觉得有些“后怕”，因为那支笔实在是太“重”了，其中的责任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诊断错了，如果并非真的是传染病，不仅会引起社会的波动，而且也会闹成大笑话，后果非常严重。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能不能不写“传染”，可是，如果不写，我们又怎么对得住老百姓？
中山调查：
力排众议确定病原体是病毒
广州日报：确定为“非典”后，病原体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肖正伦：把第一例病人确定为非典型肺炎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查找病原体。当时，有专家提出，病原体应该是流感、衣原体、支原体等，但从临床的角度，我们不太同意。我更倾向于是军团菌，但却找不到传染的环境证据。
从河源带回标本后，我们和省疾控中心分工，呼研所做军团菌的检测，他们做病毒和支原体检测、培养，结果都是阴性。然而，刚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收到了中山市医院院长的电话，中山也有相同病例，而且跟河源一样，只有医护人员被感染。
当时，我一听就觉得不妙。我断定不是军团菌了，而是病毒性感染！因为一个星期不到，能从河源传到300公里外的中山，只有病毒才会这样。于是，我们停止了军团菌的检测并马上向卫生厅作了汇报。
到了1月15日，中山的病人越来越多。19日早上，我们赶到了中山。我看了所有病例，三个医院一共28例，其中医务人员13人，病情特点跟河源的病人是一样的。但这次又有了一个新特点，河源的病例，被传染的全是医务人员，但中山的病例出现了家庭的聚集性，而且比较明显的是在医务人员中越传越轻。这一点也更证实了我的诊断，因为非典型肺炎特别是病毒性肺炎有一个特点就是自限性。
1月21 日中午，省卫生厅又派出了以我为组长的专家组到中山进行第二次调查。当天，我们又得知佛山有一组回顾性病例。卫生厅将情况上报国家疾控中心，很快，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也到了。
在当天的讨论会上，争议最大的就是病原体究竟是什么？有些专家不相信是病毒性感染。大家讨论得很激烈，最后，我大声地说，别争了！别争了！就写“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但究竟是何种病毒，当时还没有明确，我们只能确定它是一种非典型病原体DD病毒。
于是，我们在最后提交的《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里，就把这种疾病定义为“非典型肺炎”。出于稳定的考虑，我们并没有把“传染性”放在定义里，而只是对“传染性”作了一大段描述，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我们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当时是没有确切的微生物报告，只能凭着我们的临床经验和医务人员的责任感。
“非典”报告：
坚持写进加强ICU的建议
广州日报：正是这份报告，成了日后“非典”预防和诊治的蓝本。
肖正伦：对。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将我们在中山调查后提交的报告作为第2号文件转发至全省各地，这是非典期间的第一个正式文件。
根据河源只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特征，我们提出了短距离飞沫传染的观点，这个推论在后来也证明是正确的。
在对症治疗的方案中，因为这种肺炎疾病确实是比常见的“非典型肺炎”的重病比例较大，我粗略估计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病例比例约近20%。我以危重病专业的敏感性，认为这只能用ICU才能同时救治那么多重病人，于是首次提出了以ICU救治重病的意见和制定重症非典诊断的标准。
在报告的最后，我们特意加了两个建议：一是建议政府早防早治；第二就是鉴于重症病人的比重较大，广东各地应马上加强各医院ICU的建设，准备救人，降低死亡率。尽管当时有专家认为没有那么严重，但我就是坚持要把这一点写进去。现在看来，这也是正确的。
但这仅仅是开始。广州各大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人逐渐增多。仅在当年除夕那天，省卫生厅就接到了5例发烧病例的报告。卫生厅马上召开广州全市医院院长工作会议，我们广医附一院叶广春院长马上组织了全市第一个隔离病区。这也意味着非典疫情的真正开始。应该说，我们政府的反应还是很快的。
“非典”命名：
建议把“传染性”加入病名
广州日报：这个报告也是首次为这种疾病命名是吗？
肖正伦：准确地说，应该是首次对这个疾病进行定义。直到2月11日，广州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当时发布会公开了“非典型肺炎”的名字，这是我国公开发布的第一个命名，也就是我们之前在中山调查时提交的报告上“定义”的那个名称。但其实，当时使用的名称的真正涵义应该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只是考虑到对社会的影响，将“传染性”放到了后面的描述中。
那段时间，我正在美国参加“美国危重病国际会议”，后来知道发布会上将它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时，就认为有点不科学。直到3月5日，我参加国家疾控中心关于“非典”的第一份教材的编写，我发现用的还是“非典型肺炎”这个命名，便很慎重地向国家疾控中心主任建议恢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个名称。最后，这本教材保留了这个命名。
到现在为止，关于这种疾病的中国官方命名还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当然，这个命名也不够准确，但当时找不到病原体，只好用了一个临时性的名字。
不过，话说回来，“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至少比WHO命名的“SARS”要准确得多。因为“SARS”其实是“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的意思。但事实上，严格地说，这种病并不是“综合征”，它就是一种病。
现在，已经确定这种病是冠状病毒感染，应该可以称之为“流行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请在ICU帮我留一张床”
广州日报：您是到各地会诊“非典”病例最早、最多的专家，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被感染了怎么办？
肖正伦：可以说，当年我国“非典”的第一个病人和最后一个病人，我都参与了治疗。其实，在广州的“抗非”硝烟渐渐平息之时，我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隐患。果然，之后“非典”在山西、香港、北京等地的暴发、流行、蔓延，证实了我当时的担忧。
在那几个月里，我不停地飞赴全国各地参与抢救重症“非典”病人，自己当然会有可能被传染的心理准备。我对所里的护士长说，一定要在ICU帮我留一张床。
广州日报：当时奋战在一线的所有医护人员都让人充满敬意。
肖正伦：如果一定要说我当时是一名指挥员，那我们全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最勇敢的兵。(哽咽)当时，由于全市很多医院的ICU都被关了，几乎所有的重症病人都往我们的ICU里送。很多医生和护士都感染了，所有的主治医生都病倒了。可是，少一个，马上派来一个；倒下一个，很快就有一个自动回来顶上，没有一个退缩。
大家都知道面对的是有传染的病人……(再度哽咽)明知道前面有危险，是敌人的碉堡，他们还是用自己的胸膛去挡敌人的子弹。有的医生本来正在抢救病人，突然发现自己发烧了，赶紧到普通隔离病房将自己隔离起来。
“非典”给全人类
都上了一课
既然“非典”是一种传染病，要它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
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人类更积极地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并大大地提高了人类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广州日报：十年过去了，“非典”还有可能重来吗？
肖正伦：这个很难说。既然它是一种传染病，要它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它是一种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事实上，冠状病毒现在到处都有，它在发展中，也会不断发生变种。因此，到一定时候，“非典”再次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
广州日报：您认为“非典”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您认为广东目前已经具备对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抵御能力了吗？
肖正伦：“非典”对广州、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影响都是深远的。它给全人类都上了一课，提出了一个警示。它迫使人类更积极地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并大大地提高了人类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从当年的抗击非典到之后的抗击禽流感、甲流，广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无论是在公共卫生设施的建设，还是在预案机制方面，都在不断完善。以前只有三级甲等大医院才拥有的ICU，现在珠三角各城市的医院ICU已经普及，连基层的二级医院也有了自己的ICU。
更难能可贵的是，广东每个城市都配备了一辆负压救护车，在救治和转运传染病等特殊病人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医务人员交叉感染的几率。
【编辑:王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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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11专家入选省“三区”科技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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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讯（通讯员 宋园亮）近日，接湖北省科技厅通知，我校谭艳、周明华、杜士明、杨光义、李鹏、李飞、叶方、邓雪华、王振忠、胡杨根、姜燕11名专家被确定为年度湖北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选派对象。
根据科技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国科农发〔号）文件要求，科技处6月份积极组织专家填表报名，推荐13名科技人员，最终11名专家成功入选。评谣言专家大骗子戴煌
一个时期以来,文坛上杀出了一个叫戴煌的人,50年代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在监狱和劳改中度过了20多年。现在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据说有80几岁了。按说这个年龄应该是非常矜持和稳重的,肯定是备受大家尊敬的长者。然而结论是否定的,据网友观察,不管网友愿意不愿意看,不管网友有意或无意看, 互联网上戴煌那缺少理性的癫狂之作充斥文坛,象地毯式的轰炸,象漫天的飞雪,让网友无奈。
戴煌的文章多以至于和满街的牛皮癣小广告媲美。戴煌的文章大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高声骂街的；第二类是阿谀奉承献媚拍马屁的；第三类是给别人抹黑谣言惑众的。网友发现,戴煌不像80几岁深沉持重的长者,戴煌爱管闲事,爱激动,喜欢出风头和高谈阔论,喜欢位居高位对他人说三道四,哪怕是虚幻地过过瘾。最大的特点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撒泼耍赖。戴煌的偏激狂妄给网友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戴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和方法与众不同,他评判事物的标准和方法是以自己的好恶以自己的喜怒哀乐划线打格,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评判事物的正确与否, 不是以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问题的内在本质做依据。而是以个人的意志或同伙意志做半径,对他个人有利的或是对同伙有利的他就认为正确。哪怕事情本身人性缺失良心丧失殆尽,他也会昧着良心说好话说奉承的话把他说成是鼎好绝伦。相反对他个人没有利的或是对他同伙没有利的,令他沮丧的事情,他就认为是谬误,他就拒绝排斥以至于丧失理智,他就昧着良心说假话说瞎话,哪怕是人间正义众所周知,他也敢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加上文学诽谤的功夫颠倒是非,不惜坑人害人。戴煌做过新华社记者有一定的文学写作水平,所以他认为好或是他认为坏的事情,不用多长时间,很快就变成洋洋洒洒的成篇巨著,成为欺世盗名混淆视听的骗子集谣言书。历史证明就是戴煌的偏激狂妄,给他带来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戴煌20多年的牢狱之灾,固然有国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但主要原因还是戴煌本人的癫狂和口无遮拦的本性决定的,如果戴煌认识不到这一点,总是怨天尤人,天天辱骂毛泽东,或是埋怨这个人埋怨那个人,那就应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乌鸦落在猪身上,只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更黑,这就是戴煌人生修养的悲剧。
戴煌过去受过20多年的人间苦难,确实值得大家同情。但是夹着尾巴低调做人的道理,哪怕是三岁的孩子都懂. 新华社的记者有成百上千,为什么就戴煌出类拔萃,以至于搞出那么多荒诞离奇的故事来。网友说这些绝非开脱国家反右扩大化运动的错误。直到今天戴煌还在洋洋洒洒,无休无止,翻腾那些50多年前的陈年旧事,并把它便溺到互联网上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网友认为, 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或是一个个人,只有向前看,寻找自己发展奋斗的目标,脚踏实地的工作,才有前途,才能发展。否则老是向后看, 寻找仇恨,今天骂张三,明天骂王二,小肚鸡肠,偏激癫狂,那将永远是个人无宁日国家无宁日,这种人肯定会堕落成一个满街打滚泼妇骂街的街头无赖。网友看今天的台湾的社会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台湾由发达的亚洲四小龙之首,远远地被别人抛到了后边。戴煌也是这样! 整天高谈阔论飞机眼,把自己标榜成“民族的良心”，办“忠奸大案”的“民族的脊梁”。戴煌敲一敲自己的脑壳,拍一拍自己的良心够格吗? 戴煌又疯了! 如果真是民族的良心办忠奸大案的民族脊梁,肯定不是自己苍白的表述,也不会做出后面那些网友披露的只有街头瘪三才干得出来桩桩劣迹。别人对戴煌那些癫狂缺少理性又臭又长的烂书提出异议,戴煌就攻击当事人, 把人家告上法庭。状纸写的网上到处都是,又搞的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戴煌总干那些掩耳盗铃的无赖事, 读者谁不知道戴煌葫芦里卖的是砒霜和蒙汗药,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愣说别人或政府干涉了他的言论自由。网友看政府现在也学乖了,或是说人性化尊重人权了,哪怕他是土匪但也是生命啊,更何况80几岁的风烛残年,也就不和戴煌一般见识了。但知趣好自为之是做人的美德,老了也不能总是撒泼耍赖。说实话戴煌的所谓《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网上多处爆料戴煌有抄袭谢日新的《我的右派故事》之嫌。网友不反对戴煌写自己的那些历史,也不反对戴煌拿到网上发表,但是搞的太多了渲染的太过分了,一个戏演的太过头了,必然走向事情的反面,不说别有用心,肯定也是没安好心。
右派问题已经50多年了,这个问题对年轻人来说太遥远了。除戴煌一个老古董到处纠缠这个问题外,网友几乎很少看到其他人无休止的理论这个问题。网友似乎知道国家已经做了妥善处理,有意见恐怕还可以和国家或有关机构探讨解决。网友不反对戴煌要求解决问题,也会用平静的心看待和支持解决问题。但网友质疑戴煌5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无休止地挑动这件事情, 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今天,戴煌仍然用扭曲的右派思维,挑动事端,制造仇恨,散布流言蜚语。戴煌的这些特定的文章除极小的人群外年轻的网友并不喜欢,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年轻人讨厌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或许这也是国家新闻出版署不戴敬你文章的原因。或许网友不该这么说,因为戴煌一生沦落,至今还囊中羞涩住着蜗牛居,这可能是戴煌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癫狂冲动昧着良心做事。
戴煌为什么不学习一下著名的黄克诚将军, 50年代反右黄克诚将军也受到了巨大冤屈.他平反后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出奇的客观和超人的平静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文章,在全国的老百姓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正确对待国家、社会和自己,并特别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作用。黄克诚将军的宽广胸怀和大度, 令无数国人赞叹和肃然起敬，黄克诚将军确实是一个被冤枉了的好人。
网友反观戴煌,戴煌把反右的仇恨,第一记到了毛泽东的头上,网友不知道多少次在网上看到戴煌咒骂毛泽东的文章。戴煌骂毛泽东以至于骂到昏天黑地的地步,他骂毛泽东是大流氓大骗子。他骂毛泽东是一位最不讲诚信,最善于与时俱进的特大政治骗子。 戴煌说,毛泽东自称自己是马克思＋秦始皇。戴煌说我看毛泽东,是没有了马克思,而只有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毛泽东是与马克思主义彻底背道而驰的。网友认为如此评价毛泽东的可能有两种人,一种人可能是被国家镇压的颠覆国家罪大恶极的坏蛋,另一种人可能是极具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领袖。网友断定戴煌肯定不是后者,那注定就是前者。 毛泽东是有错误,但是他真心为中国95%的老百姓做事,他的功绩是巨大的,连他的敌人都承认就是戴煌不承认。他清廉,他不象他之后的那些大人物,搞裙带关系捞钱捞官,骂他的人是中国的极少数,戴煌骂毛泽东在中国算是登峰造极的了,戴煌如此的癫狂和缺少理性,反而让人们明白了戴煌20多年的牢狱之灾并不冤枉,窥一斑可见全豹,由此可知戴煌50年前那场事件中的出色表演绝不会比今天逊色,所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谁都清楚戴煌悲剧是咎由自取。
戴煌被打成右派,怨天尤人,一会埋怨彭真,一会埋怨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总之就是不反省一下自己爱出风头哗众取宠的虚荣心,不反省一下自己经常口无遮拦信口雌黄以至于癫狂发疯的狂人本性。
戴煌缺少平和低调做人的基本素养,对自己不利痛恨的他骂人骂到极致。而对自己有利高兴事情他献媚拍马屁以至于令人肉麻，如：胡耀帮平反了右派和其他案件千千万,而拍马屁山呼胡耀邦几乎到喊爹叫娘的只有戴煌。并且拉着胡耀邦的大旗披着胡耀邦的羊皮,到处招摇撞骗，让老百姓觉得攀龙附凤的戴煌是那么的俗不可耐。
戴煌更荒唐的事情是丧失理智扭曲的右派思维妖言惑众。按说戴煌遭受政治运动折磨是
最严酷的,反而他好了疮疤忘了痛,刚刚出狱就变成了一个千百倍疯狂的政治打手。
如：著名农民劳模王国藩与作家古鉴兹打官司的事情。王国藩赢了古鉴兹,戴煌则患了狂犬病,狗眼看人低,一会儿骂王国藩”罪恶累累”,一会儿骂法院”混账”用”两个凡是”办案。这里网友根据知情者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是非曲直,让大家看个究竟。
★ 1978年有人掀起了颠覆诽谤毛泽东的运动,紧接着毛泽东树立的几个农民劳模一个接一个的陆续被整倒。他们包括王国藩、吕玉兰、郭凤连、陈永贵、邢燕子、吴仁宝等所有著名农民劳模无一例外。 清算的办法是搞突然的集中整风批斗学习班,不容辩解,不容分说一个”不”字。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揭发批斗大约几个月的时间,批斗会上横加莫须有的罪名,然后撤职罢官回家或到农场劳动。挨批挨斗最重的劳模是吕玉兰、王国藩、郭凤连、陈永贵等,其他几个轻一些,但也都撤职降职回家或到农场劳动。特别是劳模吕玉兰由于不堪忍受无端的抹黑横加莫须有的罪名含恨得病后来去世。所有劳模显然是遭到了有组织政治运动的株连,否则不可能所有农民劳模都同时犯错误。整倒了所有劳模并没有任何结论。上层的政治斗争无辜地牵扯了所有为国家农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劳模这是不公平的,戴煌古鉴兹把反右的仇恨昧着良心发泄到劳模身上是极不道德的。
★古鉴兹,河北省滦县人,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的干部,50年代反右运动,和戴煌一样,被打成右派,中国作家协会宣布把古鉴兹遣返回他老家河北省滦县劳动改造。古鉴兹感到回家太丢人现眼,于是古鉴兹想出一个绝妙主意,哀求组织允许他到河北名人王国藩故乡劳改。接着古鉴兹从北京跑到河北遵化哀求同是河北同乡的王国藩出手相救。王国藩人也厚道,居然顶着反右的巨大压力答应救下了古鉴兹。并给他在当地安排了工作,给他盖了住房,帮他娶妻成家,也没有把古鉴兹当右派看待,上级组织明确古鉴兹是戴帽子的右派,指示遵化强制古鉴兹到林场或山场接受劳动改造。但是王国藩心软却改变了上级的决定,让他到环境比较好的公社和工委工作,使古鉴兹躲过了对右派的强制劳动改造,过上了正常人日子。仅凭这一点, 王国藩不能不被称为顶天立地的男人让人佩服。然而古鉴兹是江山易改惹事生非的本性难移,他爱散布流言蜚语拉帮结伙,为此多次挨过王国藩及组织批评。起初安排古鉴兹住在西铺王荣家里,但古鉴兹乱搞女人惹事生非,让王荣把古鉴兹轰出家门,为此古鉴兹受到王荣和王国藩的严厉批评,但古鉴兹不思悔改,心中总是愤愤不平。古鉴兹人性差和戴煌同类到哪里都是搬弄是非的人。
★ 1978年遵化县委有组织的整风批判劳模王国藩开始后,古鉴兹勾结遵化罪大恶极的打砸抢分子杜XX,此人因为盗窃和严重打砸抢多次判刑,文革中迫害王国藩,逼死了王国藩母亲。整风中两人上窜下跳,到处煽风点火,抹黑王国藩。甚至监狱里放出来的强奸犯、劫持外国领导人车队的刑事犯等等都来浑水摸鱼。几个月的整风,从中央到河北省到唐山地区到遵化县, 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给王国藩做出过任何正式的错误结论,就连到河北遵化主持整风批判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XXX整风没结束奉召回京后也免了职, 王国藩的事情从此就不了了之了。后来王国藩从在家劳动,改任为遵化县水利局顾问,过了一段时间,河北省委有一书记王XX找王国藩谈话,要求王国藩到别的地方任职, 因为无缘无故被整倒,也没有一个正式结论, 王国藩没有同意。又过了一些时间,胡耀邦到河北遵化专门谈王国藩的事情,胡耀邦说：“王国藩问题不要纠缠了, 1978年的遵化县委整风是左的一套”。他要求遵化县委县政府保护好王国藩,照顾好王国藩的身体和生活。1978年遵化县委整风结束,当时的河北省遵化县委曾经专门召开过县委扩大会议并作出决议：有关遵化县委整风揭发的问题,是有闻必录式,是党委内部的,是不允许外传的,只是调查问题的线索,不是结论,更不是处理问题依据。并签名中共河北省遵化县委第19次扩大会议和盖章。
★ 古鉴兹法律意识淡薄,他名誉是作家但一生沦落,没曾写过一本象点样子的书,于是古鉴兹趁诽谤毛泽东的浪潮,打起了杜撰王国藩诽谤毛泽东,搞一部所谓的纪实小说歪主意,翻右派的案报反右的仇,借王国藩名人效应出书发财, 一箭双雕想好事。古鉴兹又勾结遵化那个罪大恶极的打砸抢分子杜XX负责为他提供文革中打砸抢造反王国藩的黑材料,两人又纠集在一起,做起了出书发财梦。于是就有了古鉴兹的所谓的纪实小说《穷棒子王国》。戴煌根本不知道事情原委就在那里扯谎,胡说王国藩仅凭1988年新华书店《社科新书目》的简介,就和古鉴兹打起了官司。这里揭穿戴煌的谎言, 具体经过是1988年新华书店《社科新书目》刊登了古鉴兹小说的简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告诉了王国藩。于是王国藩和代理人,到作家出版社与社长和总编辑房树民、章仲鄂说明了情况,他们态度非常好,保证一定妥善处理。然而1989年古鉴兹把小说中使用王国藩事迹最具特征的标志稍加改动, 把”三条馿腿”改成”三条半馿腿”,把23户贫农改成27户贫农,于是小说就出版了。小说出版后由于明显侵权,引起很多律师和高级律师的关注,他们纷纷写信给王国藩愿意无偿协助为本案提起诉讼,于是律师在王国藩家人的帮助下,根据纪实小说侵权状况,整理出古鉴兹侵权事实约500多条,计算机A4打印纸打印约20页,分两册装订。侵权事实列举的极为详尽,每条证据包括：编号、时间、地点、人物、真实的事情经过、古鉴兹是如何歪曲的、证明人姓名。证据材料呈交法院时,院长十分感叹,他说他办案很多年第一次见这么完整清晰的证据材料。1989年初官司进入了法律程序,国家最高法院指导,相继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和北京市中级法院历时5-6年在河北遵化市几十万人口各个社会阶层调查取证,获得了众口一词古鉴兹侵权的证据。法院试图在中央、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获得王国藩所犯错误的结论,但在各级政府都没有。调查古鉴兹所提供的材料不具有真实性,特别是古鉴兹违反遵化县委规定,把整风批判的材料外传当成证据控告王国藩是不合适的。所以法院对古鉴兹提供的材料不予采信。所以于1994年各级法院两审也是终审判决古鉴兹有诽谤罪：1、古鉴兹的小说撤销版权;2、没卖出的小说全部销毁;3、赔偿原告全部侵权所得约8000左右人民币;4、在一全国性刊物上赔礼道歉。
★ 戴煌无辜诽谤王国藩的另外“两条证据”是：1、戴煌胡说在中国八届人大常委会两次全体会议上,陈源斌等32位作家拍案而起,两次联名提案,以古鉴兹的小说被判侵权为例,呼吁保护公民创作的权力。难道人大常委会按陈源斌等32位作家的提案立法了吗? 根本没有! 戴煌知道为什么吗? 这里告诉你,事实是原告方把古鉴兹其人其事和古鉴兹行贿王国藩哀求官司私了的具体材料递交到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后,就再没有听见32位所谓作家提案的声音了。戴煌扑风捉影谣言惑众,网友真为你这80几岁的老人还做这等下流事羞愧不已。2、在那个诽谤毛泽东的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有些作家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和墙头草懦夫,包括冰心和冯立三之流,更不用说戴煌了。而且冰心本身就是个嫉贤妒能的家伙,在舒乙等向她谈及古鉴兹诽谤案,鼓动她表态声援时,不知她哪根神经错乱,脱口就说出自己也曾写书诽谤比她更有才的才女林徽因。 这些人日本鬼子来了他们当汉奸,国民党来了他们当叛徒带着狗腿子进村抓八路。这样说绝没有冤枉戴煌这类人,冰心之流只听信自己单位所谓作家古鉴兹的一面之词,他们全然不知道古鉴兹是个不仁不义忘恩负义,人家王国藩反右中救他的命,他回过头来就当了一个与东郭先生和狼寓言中的豺狼毫无二至的恶人。堂堂的中国作家协会护狼犊子，真给中国文坛抹黑。难怪德国的文人是那么瞧不起中国这类垃圾作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解放深入敌人心脏的孤胆英雄,著名的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熊向辉先生就看不起这样一帮断了脊梁的垃圾文人,他痛斥他们跟风炒作,给著名的农民劳模王国藩泼脏水,他用他当年亲眼所见为王国藩说公道话, 王国藩在大跃进搞浮夸放卫星的年代,敢于顶住歪风邪气实事求是,令熊向辉先生十分感动。在很多网站都能看见熊向辉先生以亲眼所见赞扬王国藩的铮铮铁骨,痛斥戴煌等一帮泼脏水的垃圾文人。
★ 国家和河北省及唐山市遵化市等各级政府,他们充分肯定著名劳模王国藩为共和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把王国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穷棒子精神”作为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等各级政府发扬奋斗的精神。在王国藩老家河北遵化建明地区正在建设王国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穷棒子精神”主题公园和雕塑。王国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穷棒子精神”,是王国藩和当地人民创造的,毛泽东曾经用那么美好的语言赞美王国藩和遵化人民的创造,而且几十年共和国的建设就是执行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国策,他说：”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麽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
★ 50-60年代王国藩和遵化人民创造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穷棒子精神”,奠定了遵化的农业,影响了全国,使中国老百姓摆脱了吃不上饭的苦日子。70年代王国藩和遵化人民率先发展五小工业,深刻地影响了全国,迈开了中国广泛走向工业化步伐。后来遵化又发展一些较大的工业,如：钢铁、采矿、机械制造和农产品加工等等,也倾注着王国藩的心血,筹划工业用地搞来亿万资金他不拿分文的好处,他当名誉董事长不取一分报酬和工资。他顾全大局高风亮节,在权力利益面前从不伸手, 74年毛泽东周恩来安排王国藩出任国务院主管农业副总理,但后来周总理认为山西比河北要穷的多,考虑发展山西经济,和毛泽东商量是否把陈永贵也作为副总理人选,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举棋不定时候,毛泽东提议把王国藩叫来商量, 王国藩非常支持周总理想法,于是就有了劳模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历史。王国藩的高尚品格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感动不已,中央档案馆有清楚的史料记载。王国藩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他一生的积蓄也就几万人民币,但是2003年抗击非典时还献给了政府,当后来遵化政府要求返还给他时,他摆手说捐出去的钱哪有要回来的道理。王国藩后来退休在家里,为发展遵化经济,许多大事需要他出面才能办成,他从来没有推脱过,这里不一一赘述。
戴煌先生应该反省一下,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靠那些认真钻研科学谋划不为名利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流血流汗干出来的,然而在别人日以继夜艰苦奋斗时候,你戴煌（包括你的同类古鉴兹）只会躲在屋子里神经发狂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天天挑别人毛病,不错,挑毛病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象得了癫痫狂犬病一样到处乱咬谣言惑众,请您珍重自己尚存的一点点生命, 做一点于人于己于社会实实际际的好事,不要天天空想信口雌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