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已经通过实名认证，所有内容由王晋平大夫本人发表
当前位置：
& 大夫个人网站
& 文章详情
祖国医学好
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 退休中医王教授的反思（8）
这&壳&到&底&卡&在&哪&里&？&[原创&&19:21:39]作者：王教授据《健康报》报道，3月7日上午北京国际饭店会议室，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医卫界联组讨论会议正在进行。两鬓斑白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姚乃礼委员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杨金生委员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意见相似。都说深化医改，中医药可以大有所为，医改配套文件中也有一系列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政策措施。但是，许多中医药从业人员都感觉“有劲没处使”。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壳到底卡在哪里？为什么“大有所为”的事，为之者却“有劲没处使”呢？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委员回应说道：“我既是委员，也是局长，这个问题我来说说吧”，他说，中医药自身的经济学优势，决定了其在医改中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院不姓中”。中医药发展不在于量的增长，而在于疗效、专科专病特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同时，也希望一些地方积极探索，把中医院纳入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大盘子中，与西医院真正实现优势互补。这问题，问也问得玄，答也答得够妙！为什么中医“有劲没处使”？“这壳到底卡在哪里”？王部长答曰：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院不姓中”，中医药发展不在于量的增长，而在于疗效、专科专病特色。“疗效”、“特色”可是中医的关键，这可能才是真正卡壳的地方。中医院明明姓“中”怎么会“不姓中”呢？部长、局长、委员可是睜着眼睛说瞎话。“特色优势”又哪去了？王部长、王局长、王委员说，“特色优势淡化”了！到底是谁淡化了？是问者抑或答者？既然淡化了，大家就得让它浓化起来哦！该怎么浓化呢？可王部长又说了一句王局长不该说的话，“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照此办理，则中医只能淡化难以浓化了。所以，即使再怎么有劲也会“有劲没处使”哦！王局长可没说如何“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到底如何“解放思想”如何“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我想姚乃礼原院长、委员和杨金生副所长、委员乃至王部长、王局长、王委员心中自然都会明白，听者也都会清楚，只是大家口中都不好说白是了。真是“官”字两只口，一只口说其有“自身的经济学优势，决定了其在医改中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只口又说中医要“解放思想”。一只口说中医特色好；一只口又说中医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言下之意，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反正，院长、所长有院长、所长的想法，委员也有委员的问法，部长、局长有部长、局长的看法，委员也有委员的答法。身份、职务不同，观点、立场各异，话说虽可不同，可委员们无论是“问”是“答”，都得讲真话为人民的啊！部长、局长、委员的发言，绕来转去，其本意则是“大有所为”的中医药只有“自身的‘经济学’优势”，决定了其在医改中“广阔的发展前〔钱〕景”，千万不要“有劲没处使”，要“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无论“疗效”、“特色”如何，中医院都“要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大盘子中，与西医院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中、西医联合起来好赚大钱！后面这句话部长、局长虽没说，但虽不说，言亦在其中了。颈不是颈.椎不是椎，可他们所支撑的都是大脑啊。如此解读，大抵不会有错。总之，其论旨不明，有故意遮遮掩掩之嫌，让人琢磨不透。其实，这壳到底卡在哪里？问者、答者心中都清楚明白。问者明知故问，答者含糊其辞。这壳卡就卡在院长、所长、部长、局长、委员们的心中和嘴边。只要大家都讲真话不说假话，就不至于话说两可，矛盾至极，没个准儿。如果大家都讲真话，不说假话，这委员可就好当得多了。有人说，让此等人当委员简直就是糟蹋了这个名额，辜负了百姓大众，浪费了国家的资源！看来，还真得让敢讲真话而不说假话的人来当委员！〔京且〕“内&证&实&验”&[原创&&07:45:01]作者：王教授“内证实验”可是近年来中医界某些人士为反诘现代医学认为中医无“科学实验”而提出来的。认为，“在传统文化里，存在很细微、很精深的内证实验，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个内证实验和理性思考的结合，才产生了传统文化，才构建了中医理论”。并将现代医学的“科学实验”称之谓“外证实验”，只是弄几个大白兔、小白鼠或其他动物的小玩意儿。似乎“内证实验”较之“外证实验”更高出一筹。其实，中医所谓“内证实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心学”、佛家的“禅宗”和道家的“内丹术”，儒、释、道三家合流的大杂烩，是一种所谓心灵的体验、感应。所谓“六通境界”、“六根互用”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的境界，此时即进入了修炼气功的特异功能态。于是乎，出现所谓超视觉、透视、遥视、意识传感、意识致动及其他等等超感觉的功力。如李时珍所说“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察照之”的“内景返观”就是典型的“内证实验”，具有这种所谓“内证实验”能力的人就能看到人体的“经络”、“穴位”、“五脏六腑”等等，而现在的“科学实验”是看不到的。并能通过这种“理性思考”和“精微实验”会产生出所谓系统的“中医理论”来，与现代医学的科学实验方法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仔细琢磨，这“内证实验”不就是古今中外所谓“灵学”的翻版；是“内景反观”的再现；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耳朵识字”、“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所引发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人体科学”、“医学革命”乃至“科学革命”的一场尚未演完的闹剧。一个亘古而神秘的“幽灵”翻来覆去，还在中华大地上排迴游荡！1628年在英国医生、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哈维〔William&Harvey&〕用科学实验证明动物体内存在血液循环之前，可以说传统医学惯用的方法是从古代自然哲学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医学理论出发，通过类比、猜测、思辨，来研究临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整理所得到的经验，中医也不例外。哈维突破了这种惯例，他用实验来取得知识的方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医学家们所采用。但这一过程的进展十分缓慢,并遇到不少阻力。医学所服务的对象是人,对医学来说,最可靠、最有用的资料理应来自对人的直接研究。但在那个时代人的身体既不能伤害，人的权利也不容侵犯，对人体进行的科学实验，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起初的医学实验，只是以各种化学物质及物理因素在动物、微生物、人的离体组织及各种分泌物、乃至人的尸体上进行研究。而在人体上，实验的方法仅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很谨慎地应用。随后，实验室中取得的许多资料慢慢开始应用于人体，因此实验医学对整个医学才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人的离体的组织器官甚至人的尸体毕竟不等于活着的人体，所以医学的发展固然需要依靠实验室研究，但若不能在临床工作中直接对人体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其发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少数优秀的临床医学家于是开始尝试在病人身上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到了1865年,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Bernard&〕发表了《实验医学导论》，从方法论的高度分析和阐明实验的方法及其对医学的重要性，并提出医学中的知识都应当经过实验的证实。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用实验取得知识的方法，已得到医学界的广泛承认。后来在实验室中研究人的生命与疾病本质以及治疗规律的学科群，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学科及其科学实验方法,迅速地发展起来。可以说这些学科的科学实验才是对人类真正的科学实验的开始。再后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实验方式方法，更趋于完善。上个世纪60年代，临床药理学中的药效动力学首先明确提出药物临床疗效的判断必须作为科学实验对待，强调了随机、双盲、大样本统计的科学实验，这种方法后来已为世界各国所采纳。70年代问世的临床流行病学更把科学实验的思想全面地应用到临床工作各个环节，除疗效观察外还有病因、诊断、预后、临床决策等等的研究中去，使原来只被少数优秀临床医学家掌握的人体科学实验方法系统化，变成广大临床医生通过学习都可以掌握的科学。90年代所兴起的循证医学，是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和必然。它的产生与随机对照试验的问世、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和临床流行病学的产生与应用密切相关。其核心思想是临床医生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应基于当前可得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和专业知识技能，并遵重患者的选择和意愿做出临床诊治决策，从而保证患者获得当前最好的治疗效果。上个世纪未的人类基因组、蛋白组学和干细胞的研究将把医学科学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科学理论的进步推动着实验技术的发展，实验技术的不断更新又推动着科学理论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身及整个自然界的认识将永无止境。而中医所谓“内证实验”只是心灵的体验。是所谓“感觉”加“类比”的认知方法；是“直觉”的顿悟；是主观的冥想；是所谓“内向思维”。即是只有古圣先贤们才能做到的，通过体验、直觉、自我调控和内省来达到对自身的认知，所谓“心明便是天理”。而不是凡夫俗子们对人类实体构成及其功能实质进行“科学实验”的深入研究。这种连提出“内证实验”者本人都认为，具备“内证能力”的人“也许一个也没有”的学术理论，能让天下人信奉？！其指向不明，力所难及，无法把握，缺乏科学的理性。一定要将其套上“科学”、“实验”等等现代的名称，并与之发生瓜葛，不能不说存有几分攀附心理和自我的心虚和不踏实。企图将中医“内证实验”与现代“科学实验”等同，或证明其较之高出一筹，并用人文知识来论证中医“内证实验”的诡秘性、超科学性，完全是对科学和科学实验的嘲弄与无知！敢问，天底下如今到底谁能操弄这种“内证实验”？！如果真如其所言，“具备这种‘内证能力’的人‘也许一个也没有’”的话，后来的人们只能学习这种“理论”，无法掌握运用这种“能力”，那么，这种“神乎神”“玄乎玄”只停留在个人感知之上而无法再回到实践的“医术”能否传承？开办这种“也许一个也没有”能学得到做得到的“中医药大学”又有何用？岂不是误人子弟，荒谬至极吗！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话儿无外乎是在说具备这种“内证能力”的人“也许只有我一个”！纯粹是在为自己造势，企图再弄出个什么“神仙”、“圣人”来胡弄大家，因为世人都不晓得，唯独他自己知道。〔京且〕
“针&灸&万&岁！”&[原创&&18:04:41]作者:王教授中医的疗效如何？中医专家们总爱拿伟人、名人来说事，似乎只有他们认可了的就是科学的。近日所发行的《毛泽东品国学》一书中第十四章“毛泽东与国医”中就有“针灸万岁！”一节。针灸万岁！确是当年主席接见针灸专家朱琏时所喊出来的口号。可如今主席没万岁，朱琏也没万岁。其实，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凡是被喊万岁的或不被喊万岁的都不会万岁！针灸至今也只不过两千多年而已，离万岁还远着呢。据传，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起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主席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朱琏三月二十三日送呈主席的。主席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主席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主席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主席也站起来，举杯沉吟着说：今天，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主席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位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他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主席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不可能不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曾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病。《旧唐书》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会给主席留下神秘而深刻的印象。令人奇怪的是主席在这里没有谈到针灸疗效是通过所谓“经络学说”原理而起作用，反而只是提到“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并说“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可见，主席关于“针灸是科学的”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神经学说”的基础上的。朱琏的《新针灸学》于一九五五年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发行，随后经历多次修改再版，深受读者欢迎。作者在书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针灸治病的原理，是通过激发和调整人体神经系统，尤其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机能和管制机能的作用，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书中还强调了针灸治病的适用范畴以及独特的朱氏针灸手法操作要点，并在古人治病心得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三种针灸治疗时出现的“针感”，描述具体生动形象；同时引入现代医学临床操作规范，在实践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书中收录的临证治验的部分医案很有参考价值。我们从朱琏的《新针灸学》中不难看出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理论，积极探寻针灸治病强身之科学原理，率先提出了针灸的“神经学说”解释理论，她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来丰富、完善这一理论，并著成《新针灸学》一书，为针灸在临床上的应用与推广，为弘扬祖国医学精华并造福全人类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效卓著。１９６０年冬天，因其丈夫著名法学家、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陶希晋同志由于在工作上追求真理、坚持法治而得罪了某位中央大领导，夫妻俩即被从北京下放到广西工作，陶希晋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副主任、五塘实验区主任，朱琏同志任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但她仍坚持在南宁市针灸研究所上班工作并带有一批学生。笔者曾有幸与之打过交道，并请教过她老人家。其实她自己也认为针灸的疗效也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针灸治病有其一定的适用范畴，因为她同样有针不好的中风后遗症病人。我相信她是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治不好的道理。五十多年前，就有一位中医针灸专家认为针灸的原理是以现代医学的“神经学说”为基础的，而不是所谓“神秘”的“经络学说”，并得到主席的认可，实属不易。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张扬。较之后来所谓的针灸专家们为了要证明“经络学说”、证明“经络”的实质和存在，几十年来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不知要明智多少！如今，已经有了不少更方便、更实用、更现代，而又不必介入人体的治疗方法，将逐渐替代针灸疗法，并起到了相同的或者更好的作用和效果。针灸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朱琏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京且〕
“禅&宗”&与“&治&未&病”&[原创&&18:58:09]作者：王教授有人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的高度发展，在给西方带来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西方经历着一场所谓精神危机。人把自己变成了物，机器成了一切，人却几乎降到了奴隶的地位，不但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而且失去了生活本身，生活成为财产的附属物，理性主义发展到了完全非理性的地步。人们由此而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紧张，遭受着种种精神痛苦，甚至导致了各种精神疾病的产生。乍听此言，令人难以置信，未免有点危言耸听。其实，重视科学的西方人，运用他们的智慧来发明各种先进装置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省却了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劳动和苦役。努力开发可以得到的各种自然资源，与东方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有什么不好！精神类疾病的致病原因及其治疗迄今还有待于现代医学科学进一步研究探讨，怎能将其完全归罪于现代科学文明？不可否认，精神类疾病在世界范围内最广，精神病学考察着人类一生中体验的所有侧面：情感高涨、悲伤、各种焦虑、浮想联翩、迷乱、绝望、知觉和错觉、记忆和失忆。但是人类在精神类疾病的病因和治疗上的认知水平远不及其他医学分科，在其他专科中，很多以往神秘的东西现在已被揭示，一度令人振奋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已经变成了常规。而只有症状而少体征甚至完全无体征的精神类疾病却成了精神病科难以作出确切诊断、病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的最后的前沿阵地。与其他专科相比较，精神病科的进展殊少可能并不是因为从业人员的意愿不够强烈或智能不足，而是由于问题本身的艰巨性，因此必须加强对人类本身的彻底研究，尤其是对人的大脑和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正是在这种令人迷茫的时代背景之下，各种拯世救人的所谓理论学说应运而生。国际知名的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成员，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旨在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切合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人精神处境的弗洛姆〔Erich&Fromm，&—〕认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犹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首创的精神分析就“是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寻找解决办法的尝试之独特的表达方式”，它“已经超越了‘疾病’与‘治疗’的慨念，它关心的是人的‘拯救’而不仅是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甚至有人为此而改变了对医学科学的看法，产生反精神病学运动，其致命的缺陷是固执己见拒绝科学的实证方法，并与某些半生不熟的所谓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因此，一些所谓目光敏锐、善于思考的聪明人极力追寻着时代病的根源，企图探讨人类自我拯救的途径，于是“佛门”的“禅宗”以及近两年来中医的所谓“治未病”等等东方人的方式方法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禅宗”是以印度佛教为本位又与中国儒、道思想融合为一体的东方宗教；“治未病”则是中国本土医学的防病方式。分别是东方人所提出的所谓“佛门”与“医门”两种养生保健、防治慢性疾病和精神类疾患的不同方式方法。二者相比较，虽说都是养生保健防病的方式方法，但“佛门”的“禅宗”较之“医门”的“治未病”似乎更高一筹！因为“佛门”的“禅宗”其门坎较低，不花一分钱，也无需断文识字，只稍跟随着禅师们学着去修行、或听着禅师们说教去修持就行了，只要入了门，即可自悟矣。但如今“佛门”的“禅宗”与昔日已大不相同，那“少林寺”的一柱高香也要卖上千元了。门坎越来越高，完全“市场化”、“商业化”了，可见“佛门也并不清净”哦！但“佛门”的信众们聪明得很，大都学会了自家打坐入定，开坛坐禅只念个“南无阿弥陀佛”千万遍或者上个“大悲寺”、“法鼓山”不需破费什么的。“禅宗”的这个“禅”字是由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它是指经由精神的集中〔奢摩他，Samadhi，又译为止、定、禅定、心一境性〕，以进入有层次的冥想〔即毗婆舍那〕过程。它是佛门中极其重要而且最基本的修行方式，被称为三无漏学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但是“禅宗”所谓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禅宗”是无意识的冥想之极，一种“六根清静”的状态，以“无念为宗”。概括地说，“禅宗”所要求的是：为自己寻求开悟，并帮助他人也得到它。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即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因此，其目标就是要拯救人类自身，最终目标是悟性的体验。总之，万事皆空，心无所欲，清无杂念，则无七情所累，故而无病可生。所以，“禅宗”是自我的、主观的、精神的、形而上、形而内的，其重在于“防”。“治未病”则是出自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原文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其主要意思是圣人不治疗已发生的疾病，只治疗未发生的疾病，如果等疾病发作了再治疗就太晚了，是防病于未然的预防思想理念。所以，所谓“治未病”只是一种意想。因为“治未病”其指向不明，力所难及。如何真正具体实现这一思想理念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西医的祖师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也非常重视“防未病”。在其成书时间比《黄帝内经》还早了三、四百年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他就曾说道：“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疾病的医生”。“如果我们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营养和锻炼，不太少也不太多，那么我们就发现了最保险的健康方法”。“走路是最好的药”。“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他还注意到气候、食物、职业等外界因素能引起疾病，因此提倡通过恰当的饮食、休息和锻炼让疾病自然痊愈并保持健康，尽量少用药物等等这些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感悟出来带哲理性的论述，虽不算太准确，但不少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毫无疑问，当下科学权威的预防疾病的具体措施和方法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急切需要的。现代医学具有系统、全面、有效的疾病预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且还在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讨。比至于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观点要进步科学得多了。也绝不是“禅宗”的冥想默念；传统中医学简单的一句“治未病”或几句空泛的论述所能相提并论的。慢性疾病，尤其是精神类疾病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困难，但医学科学家们，尤其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家们仍然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之中。“治未病”做为一种治疗思想理念虽然可取，但是有这样的思想理念是一回事，能否具体做到又是另一回事。首先对每一种疾病，要知道其真正的病因是什么，才能真正去预防，而只有现代医学才能做到这一点。传统医学对各种疾病真正的病因几乎都一无所知，如何能够做到“治未病”？不了解疾病的病因、病理，不经过科学的检验，不掌握防治疾病的原理，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而且还可能把“未病”给治成“已病”，圣人毛公不是把“未乱”治成了“十年大乱”吗？所以中医的所谓“治未病”的思想理念只能使中医药向所谓养生保健品的食物而不是向治病救人的真正药物方向发展。中医的“治未病”，是通过医生们他动的，借助于身体外的所谓力量，而不是人本的主观、主动，应当说是典型的形而下、形而外，犹如中国古代道教外丹术中的所谓“金液、草木还丹”，其重点在于“治”。门坎高、消费贵，忙于两餐的人家都难以承受！老百姓可不是白痴。与其花上几十上百元现大洋挂中医教授、专家的号，去看那目前尚不知道的未来病，用几百上千元现大洋买“治未病”的药，以养生保健，益寿延年。不如求助于“佛门”高僧大德。所谓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药，污染心是杂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无时而损也。学习效法“禅宗”之法，悟“公案”、念“佛号语录”，来个自我拯救，意守丹田稳，打坐入定勤，疾病离尔去。加上现代医学的“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减压”和“预防接种、定期体检、了解自身、讲究科学”的养生保健模式，较之中医的所谓“治未病”不是更加实惠、更人本、更有效得多？如是，“佛门”与“医门”，“禅宗”与“治未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和差异。“禅宗”在于“防”；“治未病”却在于“治”。一为“防”；一为“治”，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孰功孰利，孰是孰非，到底应当听谁信谁，不是十分明白清楚了吗？但是二者在科学理性面前，毕竟还是大同小异。有道是：佛救芸芸众生，却与医门差小异！精神类疾病的形成，有其多种外在的诱发原因。属于国家的、政府的、社会的、环保部门的责任，应由各自相关部门的职能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方式方法去解决。不能无所作为，推卸各自的责任，医学可是不能包揽一切的。精神类疾病的内在原因要真正解决，最终还得靠科学的方式方法，尤其是脑科学的研究，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可能目前精神科医生还不能直接彻底地去检查大脑，也可能还不能了解精神类疾病病人的基因组有何异同。但现代医学科学科研人员确实在关注着健康与疾病状况下脑的功能、基因组的异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应当审视我们自身的精神疾患意味着什么，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揭示其疾病背后我们还不懂的东西。除了外在的原因之外，是否存在着人类自身生物学上的某些因素和缺陷、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和基因的自私？反思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来科学地描绘这一学科，而绝不是靠所谓“禅宗”与“治未病”所能解决得了的！〔京且〕
堪&舆&之&术&[原创&&16:31:18]作者:王教授前不久，从网上看到一名叫胡一鸣的风水师却大大方方地进了北大，走上讲台，作了题为“从科学视角解读风水学”的演讲。胡一鸣是谁？其搜狐博客的介绍是：国际建筑风水研究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易学社专家顾问。同时博客备注文字写道，“网络上说：胡一鸣老师是许多命理学家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命理专家，最精准的台湾八字命理大师。”&网上同时也有人称，胡“根本就是一个穷光蛋，其实是在台湾混不下去才来大陆的”骗子。果不其然，不论在胡一鸣当天的报告中，还是在其博客上，从SARS的原因到甲型H1N1疫情的发展，从“害羞宅男易死于心脏疾病”到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家庭命运，从中国国家队跳水事业到央视大楼着火，胡的理论差不多可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事物理。胡一鸣还告诉北大学子，现在的教育是错误的，现在崇尚西方，&完全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认为西方科学非常先进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科学是最先进的，西方毫无科学可言”。胡一鸣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西方是科技很发达，但他们没有科学，他们讲的是日新月异，他们一直推翻已有的错误的结论才取得进步。“他们不断在推翻，他们天天都是错的嘛”。胡一鸣宣称，中国的科学是发明以后就不用再有任何的变动，像中医、风水。“所有的癌症在风水师来讲，解决也是易如反掌”。有学生竟然当场请他帮北大看看风水！据说跟北大许多著名教授的讲座一样，胡一鸣的讲座尚未开始就已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坐在地板上，或者挤在角落里。这一现象倒是在告诉人们，中国的改革从“五四”开始，本来就是有理想的，那时的北大师生是把“科学”与“民主”看得很重，而现在看来似乎是失落了。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从有关史实看，堪舆之术在汉代甚为流行，占卜日辰吉凶是其主要内容，多属无稽迷信。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曾予非议或批判。昔日连孔夫子都“子不语乱神怪力”；司马迁也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尝窈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王充、吕才就曾尖锐批判说，事属无稽拘忌，纯系迷信之事；明人罗虞臣也在其《辨惑论下》中指出“风水之说”乃“邪术惑世以愚民也”。可如今却沉渣泛起，现代人又开始迷信了起来，这看风水的事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糟粕。据传北大、武科大等等高等院校现在都“兼容并包”的开设了“风水课”，连中央党校的学员都开“易经课”了。官员、富豪们都迷信风水，香港的风水师还可骗色骗财。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其实，老百姓所说的看风水就是中国古代“术数”中的一种，是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所论说的六种“术数”中的第六种“形法”，其中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又叫做“堪舆术”、“风水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即所谓“阳宅”与“阴宅”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一致。风水师根据所掌握的日月星辰变化，了解天地之气运行的原理，从而布局阳宅、阴宅所处地势方位，使人居其中而能趋吉避凶，所谓天地之间交互感应以定人之吉凶祸福、生老病死，如人死之后若能葬块风水宝地，就可荫庇后代子孙，而福、禄、寿齐全。所以人的一切都在风水预测掌控之中。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刚到教务处工作，一天，处里来了个中年人，说是姓黄，本地人，介绍其看风水如何灵验，择地，看阳宅、阴宅以及择时，选良辰、吉日的决窍。并出示国家某著名大科学家的秘书代科学家给其复信的复印件。信中将这门所谓学问命名为“古择地学”和“古择时学”。他说曾在广州某中医院校讲过三天课，很受欢迎。曾到该校某中层领导干部家中看其房间、床铺布局，按河图、洛书、九宫数一算，说此人花心好色，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都点头称是。还说如果能按照他的择地方案来设计房子则最少可减少一半以上的医疗费用。按他的择时方法，选择吉日良时则不但可福禄双全，还可消灾避邪，逢凶化吉。我因文革中曾见过类似的情况，校领导因选送教师到桂林花桥边找仙姑桂兰英拜师学咒语、画符治病，而遭批判的事，始终不敢遽信！因而没有答应他来开讲的请求。其实早在1982年，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就指出：“对于一切以看相、算命、看风水等为业的人员，应当教育、规劝和帮助他们劳动谋生、自食其力，不要再从事这类利用迷信骗人的活动，如不遵守，也应当依法取缔。”我之所以不信，还因为那年我中学同学的丈夫，市里某局刚提拔的副局长，得了后期，医院宣告已无法治疗，只好将垂死之人当活人医了。请到我去，看了所有检查报告，只好实话实说，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后来据他们的同事我那夜大的学生介绍，请来了也是夜大学生的所谓风水师来，说是床铺、厨房、灶台的方位不对，因而东挪西移，故弄玄虚地弄作了一番，但人最终还是没了！还有一位夜大的学生通晓周易八卦，笃信此术，连其所睡的床铺都装上滑轮，每天按时辰转动，罗盘以定方位，说是犹如《论》中东、南、西、北、中，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理中也，以求消灾避邪。我曾问过他，按六壬课计算，好日子有坏时辰，坏日子有好时辰，时辰之后有刻，刻之后有分，分之后有秒，秒之后又有毫秒……，你来得急吗？孰好孰坏、孰是孰非如何能说得准讲得清？真能避邪消灾！他却不同意，说中医的“正邪之说”指的就是方位，一方不“正”就会有叧一方“太过”，一方“太过”即至另一方不“正”，不“正”即是“邪”了，因而会招来六淫邪气，而至招来灾祸。不信你去看看《灵枢·贼风》、《灵枢·邪客》等篇去！还说这看风水的事大有学问，是在帮人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操控自己的命运。他还说，曾到过奉化溪口、湘潭韶山，分别看过两位大人物的祖坟，都是“乾”卦的“九五之尊”的吉爻之象，所谓“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也！我反诘道，葬于“九五”的人多着呢，怎么不见个个都是帝王家！可惜这位学生尽管才华出众，但还是英年早逝了。这“堪舆之术”看风水的事一直在社会上只是偷偷摸摸的活动着，可如今却堂而皇之，进了中国“211”、“985”一流名牌大学的讲坛，不仅成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成了中国传统科学重要组成部分，岂不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笑柄和耻辱！真不知当年主张“兼容并包”、“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蔡元培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北大后人竟将“风水学”囊括进北大来了，该有何等感受！简直是“北大精神”的沦丧，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德先生”、“赛先生”今何在？！〔京且〕
“形&而&上”&与&“形&而&下”&[原创&&08:22:35]作者：王教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其专讲本原、神灵、意志、精神等著作编在物理之后，叫做《物理学以后诸篇》，实际上讲的就是后来意义上的所谓古希腊的古典哲学。大学问家严复先生把《物理学之后》翻译为“形而上学”，&所根据的就是《周易·&系辞》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用来指无形或未成形体的东西，是“道”，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精神”；“形而下”，用来指有形或已成形体的东西，只是“器”，&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物质”。《周易·系辞》里还有一句“一阴一阳之謂道”。所以后来的乃至现在的阴阳家和中医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学说理论称为“形而上”，是为“道”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是现代医学所完全没有也不可比拟的。中国古代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争论，一直是当时的所谓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它们决定了“形而下”的东西；因此他们乐于谈论“形而上”的“道”，而不屑于谈论“形而下”的“器”。&“道”可以居庙堂之高，“器”却只能处江湖之远。这样，几千年来，“形而上”之“道”决定“形而下”之器的观点一直是古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群众的信条。于是人们都乐于“坐而论道”，甚少“起而行之”！中国人经常所谈论的“形而上”之“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从理论上说，“道”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法则，是指自然规律，也是用来指宇宙万物的本原。由于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所以中国人研究自然规律，研究治国安邦的方略乃至治人与治疗人的疾病等等问题时，往往是要将之推导为人类社会的规律，变成“道”的主要内容。也就基本上是局限于现在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范围里，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了。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是个“笃好儒学，兼占侯方术”的人，他博学多才，善为文辞，有数千宾客方术之士集聚在他门下，刘安及其门客形成一个淮南学派。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做实验最多的学派，但其中很多是为了乞求神仙幻术，长生不死。故在人们眼中，“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但道术在历史上时显时隐，终究不能成为气候，不能成为正统的“形而上”之“道”。中国古代的所谓能工巧匠，很多都不是士大夫，他们只是在民间浪迹江湖，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并不高，因为他们从事的只是“形而下”的所谓“器”用的东西，因而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曹操算是一个很爱惜人才的人了，但所谓“形而上”的神医华佗在他的眼中，却不是人才，只是低贱的人，下九流之谓也。以致他和家人还需要医病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华佗杀了。在曹操心目中的人才，是那些高谈阔论“形而上”之“道”的人物，至于从事“形而下”之“器”用的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才。可见，这“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没个淮儿，凭的是统治者的好恶，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不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后来的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所以必须读四书五经，必须学习所谓“形而上”的“道”；不屑于学习“形而下”之“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到了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用他们“形而下”的“器”猛烈轰击天朝所谓“形而上”之“道”。历史的发展使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象潮水般涌进来，在所有领域几乎都占了统治地位。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实用效果的显著，文化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中国遭遇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人开始改变了对“道”与“器”的看法。旁的不说，单就文化教育而言，就摒弃了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废除了科举制，兴起新式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学习理科知识，传统的重文轻理观念开始转变。科学救国的思想激励着许多中国人向理科、自然科学进军。后来，世界闻名的自然科学家队伍，开始有了中国人。这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从轻视理科转向重视理科。但是仍有不少国人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正宗，盲目排外，主张“用夏变夷”。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过是“工匠技艺之事”，“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见刘锡鸿：《私记·观格致书院后》〕，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看成是普通的工匠技艺，并认为士大夫不应从事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只要指挥工匠们去做就行了，表现出典型的中国封建时代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的无知和傲慢。他们根本不懂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内容、实质、作用与能量，不懂得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更不懂得科学技术和中国传统的“圣人之道”的本质差异。因此妄图釆取“用夏变夷”的策略来抵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与影响，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其实，“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乃至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地位，赋予不同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永远不会一成不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紧接着的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谓仁，智者見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显诸仁，藏诸用，故万物而不与圣人同憂，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來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測之谓神。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而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说的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所谓“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归根结底还是“生生之谓易”也。所以一种文化的存在，在某一时空里，它不能够与時偕行，因时而谋，随时而动，与时俱进，就一定会被抛进历史。“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跟自然的这种契合的关系，一定要顺从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通”、“同源”的医学难道不应这样吗？当下，由于国家经济建设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人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结果，但并没有带来科学理性的张扬。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之中，“形而上”应当理解为科学的理性，是为“道”，而“形而下”则是技术的理性，是为“器”。因为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科学技术代表着人们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的实际能力，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功利和实用价值，而科学理性则代表着人们对于纯粹真理的执着追求，它没有直接的功利指向，不为短期的功利目标所束缚。因此，如果从理性层面分析，仅仅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理性，而只是具有工具性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只是“形而下”的“器”。所以，“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的“器”的区别，来到读书人读书这个层面，就体现为重文轻理。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严重的重文轻理的倾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盛行辩证思维以及在整体观基础上重视内省的直觉顿悟，形式逻辑、科学实验、科学思维却是中国人的薄弱环节。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缺乏数理科学的基因，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重文轻理的历史沉淀。而今尽管在学子们的学习层面上重视了科学实验、科学思维，但社会风气由于人文素质的缺失，又稍稍恢复了重文轻理，希冀通过重视并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缓解和纠正技术理性之偏颇、弥补科学理性的缺失。但所谓人文素质其指向不准、力所难及，也有可能蜕变为非理性的冲动，成为无逻辑的观念堆积或无尺度、不客观的大杂烩。甚至还会使传统文化中早已被否定的历史糟粕又重新沉滓泛起。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理性教育相融合，否则，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理性的进一步肆虐，也很难造就出真正的科学大师来。科学理性教育不仅仅是使受教育者获得工作、学习、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时下不少中医专家又将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推演为“形而内”与“形而外”，继续着漫无边际的空谈。但在现实之中，尤其是在临床医疗实践一线工作的人们，在所谓“上”与“下”，“道”与“器”乃至“内”与“外”的问题上，早已不尚空谈，只期许能解决所面临的更为实际的临床问题和困难。那些虚无飘渺的问题，就留让伟大的思想家、现圣后贤们去思考吧！如今，人们已不再跟古圣先贤一样，把“形而上”的“道”放在第一位，“形而下”的“器”放在第二位；或者说，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物质”&放在第二位。而是更现实地将二者并列混为一体，不分彼此，随时随地的既精神又物质，既物质又精神了，将科学理性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时世在变，人的思想观念也应隨之而变哦！〔京且〕
“法于阴阳”尚可&如何“和于术数”&[原创&&07:05:47]&&&&作者:王教授&《黄帝内经》开篇《上古天真论第一》采用了黄帝和当时的医学家岐伯的对话。黄帝向岐伯请教人体衰老的原因，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用现在的话通俗解释是“我听说远古时代的人，大都能活到百岁以上，而且动作灵活而不显得衰老，而现在的人刚到五十岁就出现衰老之象，这种差别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变迁所造成的，还是由于人们自己违背了养生之道而造成的呢？”天师岐伯回答：“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通俗的解释是岐伯回答道：“远古时代能够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会效法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而起居生活，会遵照正确的养生方法来调养锻炼，饮食有节制，起居有规律，不过度操劳，所以才能身心健康，从而活到人类自然寿命的期限，即百岁以上。现在的人则不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办事，把酒当作饮料来喝，酒醉后行房事，纵情色欲而耗竭肾精、耗散真气，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正气强盛，不知道调养自己的精神，只图眼前的快乐，违背了养生之道，所以五十岁就已经衰老了。”后世注家和医家们多以“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作为岐伯提出中医传统养生方法的总原则，其实不尽然。仔细琢磨岐伯这段话，“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与后面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等句是并列的、连贯的，不能舍弃。所谓“法于阴阳”，按注家和医家们所说，就是按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而起居生活，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四季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养生保健，适当增减衣被、注意保暖等等一般的规律。但也有个毛老人家“日落而作，日出而息”，逆阴阳而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不照样活了个八十三。多于“孔子之寿”的七十三，略少于“孟子之寿”八十四的特殊例子。其实，世上此类不“法于阴阳”的“夜猫子”还真不少呢！如何“和于术数”？注家和医家们或者只言“和”，将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佛家的念“和谐”以及道家的讲“中和”，儒、释、道三家所谓人与自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内心的和谐相处等等作为诠释。或者将后面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及今时之人不当之处等句一起扯进来，作现代版的解释。说是要根据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进行调养锻炼，如心理平衡、生活规律、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不过度劳累等等。对“和于术数”之“术数”二字就是避而不谈，令今人后人始终不得要领。“术数”，又称为“方术”。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生活中的时尚，但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尚不清晰，在学术界并没有确切的划分。可以说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曾经盛行的巫术即是术数的起源，华夏民族也不例外。诸如中国天文、历法、数学、星占、六壬、太乙、奇门、运气、占候、卜筮、命理、相法、堪舆、符咒、择吉、杂占、养生术、房中术、杂术等等都属于术数的范畴。一般地说，狭义的术数，是专指预测吉凶的法术；广义的术数就包括天文、历法等了。现在，通常所指的术数多是狭义的术数。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四库术数类丛书》的“出版说明”中说得很清楚：“术数为道家之术〔所谓阴阳家皆出自道家〕而阴阳五行理论也一直为道教为推行〔儒家、佛教都没其理论。儒家所谓‘子不语乱神怪力’，故不提倡〕，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来推断人事吉凶；即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用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对我国古代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曾产生过广泛影响”。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二章中则将中国古代的“术数”分为天文、历谱、五行、杂占、形法等六种。此外《汉书》与《后汉书》中都有《方术列传》可备查。张仲景在其《论·序》中就曾以“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为结尾。既然要崇尚方术“和于术数”，毫无疑问，总得用上“术数”之具体方式方法，否则“形与神俱”，“终其天年”，就是空话一句，始终无法操作。夫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后世注家和医家们在“法于阴阳，和于术数”的解读上，完全忽视“术数”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和广泛影响，只论“阴阳”不谈“术数”，对“和于术数”一带而过，泛而谈之，不作详细说明或评议。企图隐去，避而不说，似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意，但作为经典著作的注释和翻译，有悖于对古文翻译“信、雅、达”的基本要求。其实，用今人的好恶去涂抹历史，既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也有损于经典，无助于后人正确完整地认识经旨。只会引起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给人留下诸多无端的遐想空间，让历史的糟粕有机可乘，以致日后沉渣泛起。实属不当之举，有混淆视听之嫌，贻误后生矣！〔京且〕
网上免费问医生
看更多新文章>>
1.扫码下载好大夫App
2.在知识中添加您关注的疾病
3.添加成功后，最新的医生文章，每天推送给您。
发表于： 23:10
王晋平大夫的信息
网上咨询王晋平大夫
在此简单描述病情，向王晋平大夫提问
王晋平的咨询范围：
风湿免疫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临床内科疾病，医学科普
王晋平主治疾病知识介绍
热点问题推荐
风湿免疫科好评科室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