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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群教人预防艾滋病的年轻人 【皮肤及性传播疾病讨论版】
云南：一群教人预防艾滋病的年轻人云南思茅有一群年轻人很喜欢扎酒吧、歌舞 厅，但他们既不喝酒也不跳舞，只跟里面的小姐玩游戏、聊天，还请小姐们吃饭，给她们买水果，送礼品。游戏的名字都很特别：人名马拉松、打结、打破僵局、头脑风暴、同伴压力、野火游戏。气氛非常热烈，但里面的字眼却令人听起来有点不是滋味，艾滋病、安全套、阴道、阴茎、性病、吸毒，其中的一些内容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教小姐们用安全套和清洁注射器，解释何为“肛交”何为“口交”等等。不要以为他们是不三不四的人 资料来源 :医 学 教 育网 。他们全部是经过云南省／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培训的志愿者，隶属于一个名为“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教育培训”的中外合作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同伴教育”）。这些游戏是他们给小姐们办培训班的内容之一，借以传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巧。老师必须给学员买零食的培训班培训班的组织形式与传统的不一样。讲课的人不叫老师叫主持人，清一色的是１５―３５岁的年轻人，学员得由他们自己来找，上课时间和场地由他们自己来定。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每个班的课时必须保证两天，学员人数保证２０―２５人，一个培训班两名主持人，还有两名负责监督教学效果的观察员（由其他的主持人担任），学员用的纸笔由主持人提供，主持人必须给学员提供午饭并和学员一起吃，必须给学员送礼物，还必须给学员买零食和水――――当然，买什么样的零食就由他们自己定了。在曲靖，记者参加过一次在戒毒所里举办的培训班。学员们在操场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主持人在一面墙上贴几张大白纸作黑板用，课堂纪律由学员和主持人协商后写在“黑板”上，比如能不能抽烟，几个人可以同时讲话等等。主持人在上课前先问清楚学员想学什么。没有很机械的上下课时间，主持人时不时坐到学员中间，看见学员累了，就马上进行调整，或者停下来休息１０分钟，吃点零食，或者同大家做个游戏。游戏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根据上课内容临时创作的小品表演、主持人与学员交换角色由学员做示范，也做一些流行在社会上的游戏，主持人给胜出的人发小饼干做奖品。摘自： 医 学教 育网 还有一些是教学大纲里的游戏，像开头提到的那些。每一个游戏结束后，主持人就与学员讨论从游戏中学到了什么。有一个游戏叫“疾病”，１名学员当“健康人体”，７名当艾滋病、肺炎、肝炎、感冒、腹泻、结核等病毒，其他充当人体免疫系统的学员把“健康人体”围在中间，不让“病毒”拍打他的身体。游戏做完以后，学员就对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清清楚楚了。教学大纲要求，在两天的时间内必须完成９个章节的内容：青春期健康、朋友和家庭、艾滋病、吸毒、性病、生殖与避孕、性责任、社会角色与感染艾滋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在一起生活。主持人的由来１９９４年下半年，云南省红十字会（下称云红）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下称澳红）签订合作协议，把一种特别的教学技能传授给一批年轻人，然后再通过他们用这种技能把艾滋病预防知识传授给其他的年轻人。这就是主持人的由来，也是“青年同伴教育”的宗旨。云南省红十字会主管这个项目的专职副会长施路华说，这是一套被国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一直把它用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艾滋病预防。对主持人的选拔只有年龄限制（必须在１５―３５岁之间）而没有职业、学历方面的要求，自愿报名。施路华说，他们一般会选一些思维活跃、口才好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参加由云红与澳红合办的７天培训并通过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书，成为正式的主持人。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云南省共举办主持人培训班１５期，培养主持人２５１名。有２０２８７人接受了这些主持人的培训，按一个学员向２０名家人、朋友、同伴转授所学知识计算，云南的间接受益人数超过４０万。这些主持人分布在各行各业，也有社会待业青年。施路华说，主持人基本上是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开展培训，给什么人做，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由主持人自己做主，云红提供后勤支持和协助，比如时间协调，财务管理，组织月度业务讨论，把国外最新的培训技术告诉主持人，资料存档，等等。澳红则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一个培训班的费用是有标准的，最高不能超过１０７０元人民币，它包括场地费、食品茶水费、学员餐费和补贴。主持人没有工资，每开一个培训班可以得到１００元的补贴。在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月能开一到两个班。一个没有名利之争的群体曲靖的喻秀华原本是出租车司机。在２０００年举行“青年同伴教育”表彰大会（惟一一次）上，她代表１３个获得最佳奉献奖的主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有一次她的好朋友拉她去听了培训班，听完以后她拿着调查是否愿意参加主持人培训班的咨询表，对红会干部马佩芳说，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马佩芳说，有能力就行。喻秀华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做主持人以后不但胆子大了，学会了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而且个性也变得开朗了，不再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只要看见别人需要帮助，很自然地就会主动向前。喻秀华现在不开出租车了，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餐厅，她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专职主持人，有空时才回餐厅帮帮忙。她说，这种培训应该成为婚前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喻秀华在各种人群里开过培训班，包括戒毒人员和火车上的乘客。记者在曲靖那个戒毒所听的就是她的班。与戒毒人员在一起，她非常地自信和自然，就像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一样，没有一点隔阂，班上的气氛被她调节得非常活跃。戒毒所有一条规矩，不准靠近大门，否则受罚，她走的时候，有的学员一直把她和其他主持人送到大门口，问什么时候再来。在曲靖时，记者召集了７名主持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们都说，主持人的工作，个人的收获最大，性格开朗了，变得更有爱心，对人对事都更宽容，做事更有毅力，敢于面对困难，最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做人的价值。他们还说，在主持人这个群体里面，目标很清楚，由于不存在名利之争，大家非常团结，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谁做得不好，就主动说出来，不用担心对方高不高兴，因为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比在单位里舒服多了。由于资金的限制，云南至今共培训了２５１名主持人。据云红介绍，主持人的流失很少，除了第一批由于经验不足流失了个别人，其他的基本上都留下来了，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教小姐预防艾滋病“青年同伴教育”主要在昆明、版纳、思茅、保山、曲靖五地开展。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重点培训人群，比如昆明与曲靖主要在戒毒所里，版纳的重点是导游，保山是一般人群，如学生、企事业单位员工，而思茅是惟一能在酒吧及歌舞厅全面铺开的地区。思茅有４６名主持人，从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共举办了２１５期培训班，使４３００多名１５―２５岁的青年男女接受了培训，其中有１７９期的学员是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思茅红十字会项目负责人包正国说，一开始时，培训班在大中专院校开办，进展非常顺利。但主持人们在月度业务讨论会中提出，这种培训更应该进入高危人群，因为高危人群才是艾滋病真正的传播源。于是思茅的主持人把目标瞄准了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这是一件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为了第一个酒吧班能办起来，４９岁的包正国带着主持人们天天晚上往酒吧钻。主持人王晓龙说，为了说服一家叫绿橄榄酒吧的老板娘，他们跑了十几次，低声下气地求情行不通，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老板娘不同意，他们就假装泡吧，做小姐的工作，“小姐一知道我们不是来玩的，理都不理我们”。王晓龙说，他们不敢一个人上酒吧，通常是两三个人一起去，还要有女的。有一次包正国和王晓龙碰到了朋友，朋友死也不相信他们到酒吧是为了工作，“后来一看见熟悉的身影，就赶快躲”。可是，两个多月下来，一个班也没开成。后来有一个主持人出了一个主意，请工商局出面把全市２８０多家酒吧歌舞厅的老板请来，做一次培训给他们看，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就放弃。包正国说：“培训一结束，一些老板娘就激动得直发抖，冲上来拉着我们，巴不得我们马上就给她们的小姐讲。”真正打开僵局的是小姐自己。三四个班以后，培训班办得好的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小姐中间传开了，小姐们主动打电话给主持人，请他们来开班。２４岁的王晓龙也得了最佳奉献奖，他在思茅地区九县一市的娱乐场所为里面的服务小姐开过七八十个班。从１９９９年７月拿到主持人证以后，他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这事上了。他现在在广告公司搞平面设计，此前在一家酒店当了３年的娱乐部经理。他觉得在小姐里面搞培训特别重要。传播爱王晓龙说，大部分出来做小姐的人文化程度都很低，不是初中就是小学，她们都是因为家穷读不起书才出外打工的，学历低找不到工作，只好以出卖自己为生，虽然她们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者，但也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人。记者在思茅采访过一些酒吧老板娘，她们都说，以前嫖客们不想戴安全套，就给小姐加钱，培训以后，小姐们是无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了，因为她们知道，万一染上艾滋病，是多少钱也治不好的。老板娘们说，培训班在思茅娱乐业铺开以后，酒吧的生意越来越差，因为嫖客也少了，进过思茅每一间酒吧的包正国说，１９９９年时，思茅有２８０多家酒吧，现在至少比两年前少了一半。很多他们以前去过的酒吧或歌舞厅，都关了门或转了行。王晓龙说，给小姐培训一定要注意三点，一是多跟她们聊天，开玩笑；二是要微笑，眼神要温和，别人对她们的歧视往往是从眼神上表示出来的，所以她们对眼神特别敏感；三是说话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用卖淫、娼妓这样的字眼。做戴安全套示范时，有两个女孩子就是不愿意做，脸都红了。王晓龙说，别看小姐们陪客人时都大大方方的，实际上她们大多很害羞，她们最怕白天上街，买东西也经常托人买，没事宁愿躲在家里跟其他的姐妹打麻将。讲毒品时，王晓龙从毒品特性和药用价值讲起，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戒毒难，然后讲一些诸如吸毒过量死亡那样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最后才把话题回到艾滋病预防上来：“最好的办法是不吸毒，已经上了瘾又一时戒不掉的，最好不要跟别人共用针具，自己用自己的针筒，不要给别人用，我知道毒瘾发作时人是很难受的，假如这时自己又没带针具怎么办？一定要对针具进行消毒，如果连消毒液都没有，用自来水也行，因为自来水一般都有漂白剂，是可以杀死病毒的，多冲洗几次，一分钟就行了。毒是可以戒的，戒了毒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但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毒就死定了，所以不管你多么难受，都一定要坚持一分钟，一分钟就可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了。”讲性病时，王晓龙的重点不讲其成因，而是讲症状，比如哪儿会痛哪儿会痒；讲防止性病的方法，比如注意公共马桶的卫生、不与他人共用内衣裤；讲性病的治疗，讲为什么要去正规医院治疗，讲谁谁谁在不正规的医院花了５万块钱都治不好这样的例子。他讲性病症状时，听得连记者也毛骨悚然，小姐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地听着。从她们专注而震惊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更为人性的表达，正震动她们的心灵，与说教式的宣传或阶段性的“严打”相比，它所产生的威慑力，肯定大得多。“野火游戏”是最后一个游戏。所有的学员围成一个圈，闭着眼睛拍手，“携带着艾滋病病毒”的王晓龙在圈外，拍了一下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表示与这个人进行了一次高危性行为（即最容易传染艾滋病的性行为），随后，学员们互相握手，被拍了肩膀的那个人在与别人握手时悄悄地抠一下对方的手心，被抠的人与第三者握手时又悄悄地抠一下对方的手心，每抠一次也代表一次高危性行为。５轮握手后，１７名学员中只有３名没有被抠过手心，也就是说：另外的１４名都可能“感染了病毒”。王晓龙把一沓“检测结果”发到１４名学员手中，然后坐到茶几上解释游戏：艾滋病的感染是看不见的，而且传染速度非常快，传染面很广，预防艾滋病，只能依靠自己来拒绝高危行为。他问那些“检测结果阳性”的学员，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你会不会报复别人，有几个学员说“不会”。他又问，如果你因为得了艾滋病，不但工作没了，也没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父母不准你回家，走在街上被人吐口水，连上厕所都被人赶出来，你会不会报复社会？有几名学员同时说“会”，“狗急也会跳墙嘛！”有一个人还加了一句。他又问，如果你得了艾滋病，你最想得到什么？“爱。”一个小姐轻轻地说。王晓龙顺着这个“爱”字讲了一个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人的小故事，他说，思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个姑娘，她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自己的男朋友，那个男孩没有离开她，依然和她生活在一起，后来姑娘死了，曾经强奸过那个姑娘的生产队长也死了，但男孩检测了几次都没有问题。王晓龙说，假如人得了艾滋病，他们最需要的应该是社会的关怀。在小姐群体中开培训班，使主持人们学会了用平等的心态去面对那些被称为“堕落”的人群。主持人苏亚菊说，对服务小姐进行培训，改变了她自己对小姐群体的看法，以前她对她们敬而远之，现在觉得她们和自己是一样的，只是谋生方式不同。王晓龙和苏亚菊都说，在街上遇上一些小姐叫他们老师，心里就会觉得很高兴，也很自豪。两天的培训结束后，还要求学员们对培训班进行评估，其中一条是，对提高培训班，你有些什么建议？在思茅，记者翻阅了很多的评估表，很多的人写的是这４个字：“只有感谢。”一个这样的培训班为期两天，费用最高标准是１０７０元，其中：场租费１００元，两名主持人补贴每人每天５０元，两名观察员补贴每人每天３０元，一名红十字会干部补贴每天５０元，培训用品包括纸、笔、安全套等１００元，学员午餐费３５０元，食品、茶水１００元。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向云南这个项目投入的资金约３００万元人民币，共培养主持人２５１人，办班９８０个，受训学员２０２８７人，间接受益人数超过４０万。按此标准算，人均培训费为２?３元（包括间接受益者），其投入之少和收效之大是不言而喻的。艾滋病入侵中国腹地　　〖 大官最后的日子 〗　　虚弱的大官淡淡地靠在木门边，望着黄昏时渐渐暗下去的院子。院子里有颓败了的猪圈，有搁置已久的农具和满地的玉米棒子。晚归的鸡伸长了脖子在地上寂寞地走过。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大官不敢走出家门，去看看他曾经耕种过的田野，看看那个零乱污浊然而被绿树围绕的水潭，还有从村里的小路上走过的老人和小孩。　　他身后的门框上是一幅残缺的对联，对联的横批写着：美满幸福。　　大官“美满幸福”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一儿一女，还有的就是那褪了色的砖房和屋里的一架黑白小电视。　　“已经有半个月没给他吃药了。”大官也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说起来就发愁，“家里没钱，再说，医生一听说你得的是这个病，连看都不给看，叫你赶紧走。到医院去只敢说是感冒了，开点发烧药。现在，连发烧药也买不起，随他去吧，反正也不管用。”　　大官一家的生活，从91年到96年靠卖血，96年以后靠卖豆腐，从今年年初，大官发病以后，没人再敢买他做的豆腐，一家人就靠借钱过日子。　　大官被这个村子遗弃了，被还活着和看上去还健康的村民们遗弃了。他的妻子说：人家在路上看到他，就用手捂着鼻子，有的小孩害怕了，就大声哭叫。将来，他死了，还不知有没有人肯来埋他？上个月，想送他到医院，踩三轮车的人怎么都不肯来，给多少钱都不来。　　“村里种的西瓜卖不出去，粮食也很久没有人来收了。”大官的妻子说。　　6年前，艾滋病已经在河南被发现，到现在，6年过去了，这个村子还没有等来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是医疗人员，位于一公里之外的人民医院也没有教会村民蚊子是否会传染艾滋病。　　小村里，这一年来已经死了二十多位青壮年。早先死去的那些人并不知道为什么死去。那时候，这种病在村里被称为“怪病”或者是“无名热”。村里的人们到今年才知道这叫“艾滋病”。　　而等待死亡的大官小声而怯懦地问：跟孩子一桌吃饭会不会传给他？　　大官已经数不清他卖过几次血，他一共有三本《供血证》，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名字，为的是能一天多卖。“父亲得肺病的那年，赶得早的话，一天就跑三个地方，带着孩子他妈。”大官说。　　大官的《供血证》是红色的，像政府部门用的奖励证书，封面印着：卫生部监制。里面的签发单位处盖着红印章，红印章的字迹是：睢县红十字血站。 大官卖过血的地方有：XX人民医院，XX防疫站，XX县医院，XX市医院……。　　大官每次卖血得40块钱，血站的人从他的身上抽走800CC，通过分浆机将血浆分离出来，剩下的红细胞又回输给他，这回输的血就带着病毒流进他的血管里，当然，也流进其他卖血人的血管里。　　在只剩下回忆的生活里，大官还依稀记得那些阳光明媚的早晨。他说：太阳一出来，我们就动身，马路上都是人，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也有，都到马路上去等班车，去晚了就挤不上。　　那条两旁布满防风林的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通向更大的城市，通向商丘，开封，郑州。那也是一条通向富裕生活的道路，那几年，那个县城的宣传口号是：要致富，“献”血去。　　比起大官，妻子的回忆令人心酸，她说：婆婆死的时候，没有钱办丧事，他们几个兄弟就赶去开封卖血，连出嫁了的姐姐也帮着去卖，他们现在查出来都有病。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已经没有了眼泪，就像断流了的母亲河？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心灵已经疲惫而且荒芜如沙漠？仿佛再也盼不到一滴雨水，只求在更广阔的沙漠里死去，就像已经干涸了的河床，年复一年，它所能期望的除了上天还是上天。　　天晚了，大官的孩子还没有回来，妻子把他送到很远的学校去读书。“原来是在村里读的，听说他爸爸得病了，老师就不让他再去，邻村的学校知道的也不收，只好把他送远点，那里没人知道。”大官的妻子只剩下忧愁。“将来他长大了，娶媳妇都难。现在，谁家得这个病都不敢往外说。”　　就在大官家院墙外的那个幼儿园，已经有五位孩子被赶回家了。从北京读书回来，想为家乡的教育做点事的园长底华内疚地说：我也没有办法，其他的家长有意见，我留他们，这个幼儿园就办不下去。我也同情他们，他们的父母到我跟前来哭：我们已经得病了，都要死了，就指望孩子能读点书，将来能混口饭吃。可是，我也没有办法。　　大官已经时日无多，他已经有了晚期的症状，在他死之前，这个世界对他已经关闭了。在灯光下，在他能去的屋子里，大官安静地坐在床边，一个人偷偷地翻起高耀洁编写的那本《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也许，他想从那里找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声音和这个世界所能给予他的最后的关心和安慰。――高耀洁是一名郑州的退休老医生，她于五年前发现了河南农村的艾滋病，她多年来帮助那些无助的病人，她用今年获得的国际上用来奖励那些对艾滋病工作贡献杰出者的奖金出版了十二万册她编写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全部免费赠阅。　　半个月后，我给东关村的大官打去电话。他的精神仿佛比我见他的时候好，他在电话里感谢我给他带的书和药。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有什么能帮上的，尽管说。一直很平静的大官突然在电话里哭了，他说：兄弟，你看我还能活吗？这病还能治好吗？他姐姐抢过电话说：兄弟，你有文化，帮我们打听打听，有什么药能治啊？我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哪怕能活一个也好，要不这一家可咋办啊？要是能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去给你磕头。　　大官最后对我说的话平静而且黯淡：你看，我们都这样了，还有人会管我们吗？将来我们的孩子还能有出路吗？　　〖 孤儿建龙 〗　　9岁的建龙不久前刚刚被改了名字，他现在叫“建设”。原因是村里的人都认为他名字中的“龙”字是条毒龙，将他的父母都克死了。　　建龙的父亲死于去年年底，母亲在今年的五月初也死了。　　当小建龙的母亲被埋葬之后，他就成为村里众多的孤儿之一。他现在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和奶奶过。　　“当初想来想去没有办法，我们去打听哪儿有孤儿院，想送他去，那里好歹有口饭吃，他死活也不肯去，看他哭得可怜，我们也不忍心……。”奶奶一说话就用多皱的手捂住了双眼。　　建龙正当壮年的父母并不是被他克死的。这一点，所有的村里人都明白。在村里，还有许许多多名字里没有“龙”的孩子也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像建龙一样的孤儿。　　从去年开始，他们的父母都陆续死于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熟悉的“艾滋病”。　　这个离开封市不到40公里的村庄就是王茂生（系化名）1961年从部队转业时为了响应“建设共产主义新农村”的号召而回到的屈楼村。在那里，有点文化的王茂生一直都认为他有责任带领村民走出困境。　　当年他转业的时候，“原本可以留在城市里，做一名干部，吃国家粮。”后来，他“发现农村苦，就自己要求回来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说“毛主席不是教导过我们：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当年“最困难的地方”如今也还是个最困难的地方。在这个主要靠种植小麦和玉米的村庄里，人均只有一亩二分地。王茂生坐在他既是厅堂也是睡房也是粮仓的平房里说：地少，土质也不好，如果种小麦，亩产只有500斤，每斤卖0.5元，收成就是250元，玉米的亩产是600斤，每斤也卖0.5元，也有300多块的收入，这一亩地一年下来也就收个五百多块钱。每人每年除了交240斤的公粮外，还得交其他的费用，像今年，村里集资修路，每人又交了170元，这样下来，每人每年也就得个两百多块钱。”　　贫穷使村民低下了头，贫穷使一向传统的人们也纷纷地伸出胳膊，不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从91年开始到96年，村里“除了老人和小孩，年轻人95%都去卖血。”王茂生淡淡地说着，“不卖血，连买种子，买化肥，买水浇地的钱都没有。”　　二儿子刚刚死去七天的王茂生，还剩下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然而，他说：除了大女儿在县里上班，没有卖过血，其他的孩子那几年也都跟着去卖血。　　而这些活着的儿女们都跟刚刚死去的老二一样，各有两个孩子。　　二媳妇刚刚到坟地里哭了一场，被婆婆拖了回来。王茂生劝她说：“你就想宽一点，看看孩子吧，还有孩子呢。”34岁的安小凤没有回答公公的话，她默默地走到煤炉边去生火，给刚刚放学回来的儿子盼盼做午饭。她心里也明白，当年，她也跟着丈夫一起去卖血。她说：大家都去卖，电视，报纸上都说“献”血光荣，对身体也好，还能致富，哪知道就得上这个病。　　生命和死亡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诠释，在贫瘠无望的村庄里，或许人们也只是不得不接受这另一种诠释，另一种命运。　　小“建龙”是死去的爸爸和妈妈留给老俩口的唯一的纪念，是他们从昏花的双眼里还能望到的一点微弱之光，那也许就是全部的未来，如果生活本身还没有成为一种负担的话。　　死去的父母留下的还有院子里只剩下断壁残垣的猪圈。当年，他们也曾满怀希望，后来，养猪养赔了，他们就跟人到新疆去摘棉花，再后来，他们就在郑州和开封一带卖血。“俩口子好歹挣了点钱，托人送回来一千块钱。后来，不能卖了，也不回家，在城里做生意，说是把养猪欠的贷款还清了再回来。”老奶奶的话语总是被泪水冲涮着。“去年，听村里的人说儿子病了，我就到郑州去接他回来，回来不到两个月，就死了，他一死，媳妇也开始病了……。”　　年轻的夫妇在村头的坟地里，再也看不到这日夜流淌着的泪水了。他们也无法知道为了能让年仅9岁的建龙继续上学，老母亲让老伴到学校去磕头，而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从160元的学费里减免40元。　　老奶奶一遍又一遍地擦干她的眼泪，最后，她两眼空空地对着屋子说：要不打着精神往前过，咋办？我俩一伤心死了，这孩子可咋办？　　〖 迷雾中的文楼村 〗　　日，中新社报道：8月4日，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赶赴河南上蔡县芦岗乡的文楼村。此次由卫生部、民政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的率领下，会同河南省副省长李志斌等地方党政领导一同入村，开展慰问及医疗救治工作。　　这一行动确认了艾滋病在河南农村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把这一蔓延的灾难浓缩到了文楼这个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被海内外媒体披露的小小的村庄里。　　一年以前，在我去文楼村的时候，高耀洁嘱咐我：去看看吴笼，看看她的病情怎么样了，给她的孩子威威带点吃的。这孩子可怜，才两岁半，也感染了艾滋病。　　到了村里，路边的村民告诉我，吴笼已经在头一晚死了，在她家的院子里，小威威被奶奶抱在手上，身上还穿着白色的孝服，那些刚刚送葬回来的男人们一个个沉默地蹲在墙角边或者屋檐下。　　沉默的村民对于外界的来访也保持着沉默，也许是因为还未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原因，但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因为担忧，有些欲言又止的村民总是抬起头来，怯生生地望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他严肃的表情下，村民们始终不敢提一句村里艾滋病的情况。　　那位表情严肃的年轻人叫孔XX。据到过文楼村多次的高耀洁介绍：他是村里读过书的一位热血青年，曾经不断地给她写信，汇报村里的疫情。在他的一封信里，他也谈到了他对于这个即将被艾滋病摧毁的村子的担忧，他甚至提到，等他攒够了钱，他要上北京，到国务院信访办去上访。　　这样的一个青年，在我们提及艾滋病的时候，却矢口否认，说“那是谣传”。身边另外一位愤怒的中年人指天咒骂前一阵报道了文楼艾滋病情况的记者，说他是“丧心病狂，为了挣稿费，把整个村子的名声都搞脏了”。他说：“现在，村里的人到外面卖菜都没人要。”　　后来，高耀洁对我说：孔XX也是没办法，是村干部，乡里、县里给他压力。再说，他怕这事传出去了，村里的人无法生活，人们都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　　文楼村仅仅是河南上蔡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它最早被外界知道的原因是：武汉的桂希恩教授数次到村里义务为村民检测，向外界公布了他的结果：第一次从村里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出呈阳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多例呈阳性。再后来，他第三次去的时候，他所提取的血样被当地的政府部门没收，结果是当然不被外界所知。　　五年来，一直为帮助艾滋病人而来往于各个村庄的高耀洁估计：从90年代初开始，河南大兴“血浆经济”，全省卖血人口（包括98年《献血法》实施前和实施后）达到100万。　　一年多来，在中原的这片土地上，我已经到过开封、商丘和驻马店一带的一些村庄。在任何一个村庄里，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生活在一种无知无望而又无助的黑夜里。　　病人没有钱看病也没有艾滋病的知识，而去村里送药送书的人一旦遇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往往被扣押。　　村里卖过血而还未发病的人总是不去检查，理由也总是：检查太贵，要100多块钱，还要加上到城里的路费。而像桂希恩教授这样到村里义务检查的医务人员又总是被赶出去，他在文楼村的最后结局是：被打，被罚跪。　　我曾经在一个正在死人的村庄里打电话给上蔡县防疫站，询问防疫站掌握的艾滋病情况，接电话的人厉声地说：什么艾滋病？这里没有艾滋病。谁批准你来的？通过卫生部门了吗？　　高耀洁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如果再不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那将有可能成为国难。　　中科院院士曾毅也一再警告：中国能用于截制艾滋病的时间和机遇已经不多，若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小小的文楼村，在被“轰炸”过一阵之后，又归于它死一般的寂静和绝望。政府新开设的艾滋病诊所也仅仅像一块高大的牌匾，上面写着“文楼艾滋病村”，将即将死去的人们挡在里面，也将关心或者是恐惧它的人挡在了外面。曾经轰动一时的村庄又开始渐渐地被遗忘了，那里的灾难也不再被别人谈起。　　“中国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北京的代表说: “中国的艾滋病已经走上了它的‘高速轨道’，政府部门所公布的60万人数仅仅只是这个轨道上的起点。”　　而联合国的发言人在去年的国际艾滋病日上就呼吁：除非立即采取行动，否则到2010年，中国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将至少达到一千万。　　应该有某些人来承担起责任！为人类历史上这一最大的“血”案付出应有的代价！为死去和即将死去的几十万，上百万的生命忏悔！　　高耀洁一针见血地说：在河南，艾滋病不是什么其他的问题，是腐败的问题。 在中原的大地上，始终折磨我的问题是: 当年，那些血站的血都流到哪儿去了？而用他们的血浆制作出来的血制品又都卖到哪儿去了？　　文楼村在我的印象里总是烟雾弥漫，也许是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的时分，而下了一整天的雨也刚刚停止。我惊异地发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圆的月亮，我在想，文楼村村头的那棵高高的杨树上，是否也有这么一轮圆月，安祥地照着这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