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　他的名字召喚我考進北大--傳媒--人民網
我心目中的季羨林先生　他的名字召喚我考進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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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聽到季羨林先生的名字，是在遙遠的1962年。那一年，我即將高中畢業，面臨著高考升學還是回鄉務農的兩難選擇。我從心眼裡是想上大學的，家裡雖然很窮，但父母還是願意讓我繼續讀書，特別是一向十分開通的爺爺，更支持我上大學。但當時我所在的中學建校才五年，剛剛從一個小學附屬中學班轉為正式中學。校領導和老師都缺乏指導學生高考的經驗。而我們這批從農村出來的學生幾乎從來沒進過城，更不知大學為何物，對高考非常茫然。幸好我們的俄語老師邵文秀畢業於北京大學俄語系，她也是當時在校老師中畢業於名牌大學、學歷最高的老師。於是我們便都去請教邵老師。我告訴邵老師想學外語，於是她建議說：那你就報考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吧！東語系系主任季羨林懂九種語言（后來才知道，季先生精通英語、德語、梵語、吠陀語、巴利語、吐火羅語，可以閱讀法語、俄語）。他學貫中西，非常有學問，做他的學生，你一定能學到很多東西。於是乎，我和我們文科班的大部分同學第一志願都報了北大東語系。　　我僥幸被北大東語系錄取了。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我簡直是“漫卷詩書喜欲狂”。夢寐以求的大學夢實現了！我即將成為季羨林先生學生。　　第一次見到季先生　　我是懷著對季先生的尊敬、仰慕之情走進北大的。日，開學第一天，我們幾個剛入學的女生正在學生宿舍二十七齋收拾東西，整理床鋪，記得我被分配到133號房間。忽然聽見有人喊了一聲：季先生來了！我們急忙放下手裡的東西，跑到門口。隻見季先生已經走到二十七齋門前。他中等身材，穿一身褪了色的藍色中山裝，步履矯健，面帶微笑地向我們走來。大家圍上去不約而同地說：季先生好，季先生好。先生含笑點頭示意，笑得那麼燦爛，沒有一點大教授的架子。先生走進我們新生的宿舍，親切地詢問我們是從哪裡來的，生活習慣不習慣，有什麼困難，語速不疾不徐，態度和藹可親，我們一開始的拘謹也就一掃而光了。其實那年東語系招收的41名新生中，女生隻有11人，系主任還是親自來看我們，而且是在開學的第一天。這怎能不讓我們這些剛剛邁進大學門的大孩子感動呢？於是我把這一激動的場面寫進了《踏進北大第一天》——我在北大的第一篇命題作文裡，更把它定格在我的腦海裡，銘刻在我的記憶中。　　吾生也晚！可惜當年梵文、巴利文專業不招生，使我無緣一睹先生講課的風採。要是早兩年考進北大，我一定會申請學梵文、巴利文，親耳聆聽先生授課，也許我的人生道路會是另一種走法。在校園裡每次遇見他，我們都會走上前去，叫一聲季先生。先生照例微笑著點頭示意，表示知道我們是他的學生。而每當看到在圖書館前草地上在未名湖畔坐椅上讀書的我們，他總是投以贊許的目光。我們心裡明白：先生對我們寄予厚望，他希望我們早日成才。　　“文革”中的季先生　　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北大校園的寧靜，攪亂了北大師生的正常生活。剛剛從農村“四清”回來的我對眼前發生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在所謂“池淺王八多”的北大，一批批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牛鬼蛇神”被揪上了“斗鬼台”。這期間的季先生安然無事，因為他“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但是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一切教學活動都被停止。成千上萬的學生從全國各地潮水般涌進北大，據說那時每天北大要接待四萬人，而我們這些在校的學生又都紛紛跑到外地去“煽風點火”，繁重的接待任務自然就落在了北大教職員工的身上了，作為系主任的季先生也不能例外。據說他用自己的錢給來串聯的學生買了幾百個臉盆和其他日用品，而季先生本人的生活一向是非常簡朴的，正如后來一位台灣學者在一首詩中描繪的那樣，先生經常是：“池塘看老蓮，午夜抱書眠，虛名滿天下，袋中常無錢。”　　隨著“文革”的逐步升級，本來還平安無事的季先生卻因反對“老佛爺”聶元梓（當時北大一派的頭頭）而慘遭厄運，被抄家、批斗、關進了“牛棚”。　　離校前的最后一次見到先生，大約是在1967年的初冬。運動正“如火如荼”，畢業分配又遙遙無期。一天下午，百無聊賴的我正在大飯廳前閑逛，突然一輛大卡車自北向南呼嘯而至，停在了我的眼前。抬頭一看，車上被批斗的對象竟然是季先生，隻見他低著頭，彎著腰，身上的衣服很單薄，身后是兩個身強力壯的學生。我沒顧得聽他們羅列先生什麼罪名，便迅速逃離了現場，逃回了我的宿舍二十七齋。心中充滿了惶惑和不安：季先生怎麼了？我一向敬仰的先生怎麼落到了這般田地？我欲哭無淚。九十年代后期讀到先生的《牛棚雜憶》，才知道那一天是日，是在先生被抄家之后的一天。　　在逆境中堅持翻譯　　1968年1月，我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因為當時正陪團在外地做翻譯，所以直到4月初才報到。就在北大爆發大規模武斗的第二天，我離開了兩派高音喇叭震耳欲聾、遍地磚頭瓦礫的北大校園——我心目中曾經無比聖潔的學術殿堂。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對先生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從后來讀到的他的文章中，才知道后來他作為“不可接觸者”被安排在學生宿舍四十齋傳達室收發報紙。他於是利用空余時間，悄悄地開始了他的翻譯計劃。這就是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洋洋二萬頌二百萬言的印度古代文學史詩、皇皇巨著《羅摩衍那》，填補了我國梵文文學翻譯的一項空白。　　否極泰來&煥發青春　　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以后，年過六旬的季先生煥發了青春。從1978年開始，先生任北大副校長兼東語系系主任。繁忙的行政事務、社會活動、學術研究之余，先生仍筆耕不輟、“舞筆弄墨”，創作了大量的散文。每當在報刊上讀到他的散文新作，我都感到既親切又激動。最喜歡的一篇是《春歸燕園》，那雋永的詩一般的語言令我愛不釋手，它正好與先生1962年寫的《春滿燕園》遙相呼應，把我帶回了魂牽夢縈的母校校園。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懷念母親的文章《賦得永久的悔》和回憶胡適的文章《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至今我還保存著這兩篇文章的剪報，因為我喜歡先生的文章特別是他的散文。讀先生的散文，就好像在聽老者述說歷史，聽智者講幽默故事，聽學者談論學問，聽大師論述人生，娓娓動人，如沐春風。　　關於先生的故事也不時有所耳聞。一年九月，學校剛剛開學，一個新生站在路邊對著一堆行李發愁，他要去吃飯，而行李卻沒人照看。這時一位老先生走過來，學生一見喜出望外，急忙求老先生幫忙。先生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老老實實地看著行李，直到學生吃完飯回來。迎新大會上，先生坐在主席台上，這時那位新生才知道為他看行李的“老頭兒”原來是德高望重的北大副校長季羨林。　　不解的“書緣”　　2000年，外文局提出三項改革措施，其中一項是“整合出版社”，局領導多次囑我要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搜羅人才，組織選題做好准備。因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將由原來出版外宣圖書為主轉變為以出版社科類中文書為主。　　2000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張世林同志來到季先生在北大朗潤園的家。先生家門前的池塘裡，大片的“季荷”開得正旺，正是滿塘荷花“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時候。我們小心地敲門，門開處，隻見季先生已經站起來迎候。落座后，世林是不用介紹了，因為他在編《學林春秋》、《學林往事》的時候跟先生打過交道，而且已經很熟識了。而我雖然是先生早年的學生，卻必須先作自我介紹。我雙手遞上自己的名片，嘴裡喃喃著：“季老，我是您的學生，1962年入學，越南語專業的。”季老仔細看著名片上的名字，又看了看我，肯定地說：“我記得，記得你，有印象，有印象。”先生執教五十余年，可謂桃李滿天下，怎麼能記得我這個普普通通的學生呢？可我從心裡願意相信先生真的記得我。　　我們來訪的目的，世林在電話裡都說了，先生自然清楚。李玉潔老師拿出一大摞先生的書讓我們看。我見有幾本書是外地的出版社出版的，便趁便說:“季老，讓您的學生給您出一本書吧，我們保証能出好。”好心的李老師見我們態度誠懇，也在一旁敲邊鼓。先生果然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於是商定把先生在2000年所寫的除《龜茲焉耆佛教史》以外的全部散文、雜文、序等等文章收集在一起，出一個集子。2001年春節剛過，李老師便把季老的文章整理好交給我們，這就是2001年4月份出版的《千禧文存》。在日為本書寫的自序中，先生是這樣說的：“雖然增長了一歲，卻覺得身心兩健。希望在今年結束時，在舞筆弄墨方面能夠有更大更好的成績，庶不致辜負這個新千年的第一年。”當時年屆九旬的季先生對新千年充滿希望和信心。　　2002年，我們又把先生在2001年寫的文章結成一個集子，名之曰《新紀元文存》。在《新紀元文存》自序中，先生稱出版《千禧文存》“是一次新的嘗試。以后的實踐証明了，這一次嘗試是異常成功的。春末交稿，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刷、發行。初版六千冊，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即銷售一空，立即加印了五千冊。這在我一生出版的書中，除了《牛棚雜憶》以外，是絕無僅有的”&。先生的夸贊和鼓勵大大激發了世林和我的積極性，於是商定出版一個系列叢書，並請先生作序。先生慨然應允。先生在叢書總序中說：“拙著《千禧文存》問世后，蒙讀者垂青，銷路廣通。具有出版工作‘特異功能’的周奎杰女士和張世林先生，慧眼如炬，看出了讀者是歡迎這一類文章的。於是別出心裁，以拙作為濫觴，擴大作者范圍，編成了一套叢書，名之曰《名家心語》。”在這裡先生仍不忘獎掖后學，鼓勵我們繼續努力。　　因為“名家心語”的作者大都是耄耋老人，所以先生在序言中專門談到老年人。他反對老年人“一是倚老賣老，二是無所事事，‘坐以待斃’”，認為“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於己有損，於人無利”&。先生也不贊成“硬是以六十歲為界，把人類切成兩半”，認為“六十歲以上的所謂‘老齡’，實際上是被打入另冊的”&。對於“余熱”的說法，先生尤為反感。他說：“我絕不是由於自己年老才為老年人辯護的。我也反對現在非常流行的‘余熱’這樣的詞兒，不管年老年青，熱都是熱，難道老年人的熱是涼的嗎？”九十高齡的季先生，其思想之敏銳、思路之敏捷、文筆之犀利，由此可見一斑。　　此后，我們又先后聘請季老為《中國文化與文明》叢書（中美合作項目）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編輯顧問委員會成員、《二十世紀經典作家傳記》叢書特邀顧問，先生都欣然接受並在一次談話中幽默地說：“不顧不問，不顧不問。”其實，他對於這兩套書的編寫計劃和作者情況都是了解的，在看了我們帶去的材料，聽了我們的詳細說明之后他才說這番話的。記得2002年我們把《中國古代建筑》送去的時候，先生還手捧這本書，跟我們合了影。2004年9月，我陪中國外文局周明偉、郭曉勇兩位常務副局長把《中國文明的形成》和《二十世紀經典作家傳記》（第一批共6冊）送到301&醫院時，先生還清楚地記得他受聘顧問的事。這一次，先生把他的《新紀元文存》分贈給同去的幾個人，在送給我的書的扉頁上，先生端端正正地寫著：奎杰校友小友。先生把我看成是他的校友，其實我永遠永遠是先生的學生。　　就這樣，我和季先生結下了不解的“書緣”。　　在先生的新著《病榻雜記》即將問世的時候，作為先生的學生和一個普通編輯，寫下了如上的話，以表達我對先生發自肺腑的仰慕之情。無論在做人和為文方面，先生都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效法的楷模。我由衷地祝願先生健康長壽，不斷有新作問世，並期待著在先生壽登期頤和年屆茶壽的時候，再次參加先生的壽辰慶典。
（責任編輯：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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