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血管栓塞性脉管炎手术有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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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的故事
口述:朱越锋 陶凡 整理 也斯
血管科医生朱越锋
麻醉师陶凡
看不见刀疤的血管手术 医患之间的信任没了,再要重新建立起来还真的不容易。 2014年,对我来说,这真的是神马年,全年的手术量大约700多台,最多的一天手术达到11台,从早上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每周在家的时间只有二三个晚上。 血管外科手术与普通的手术不一样,血管的手术必须在X线的照射下进行。 手术时,医生必须穿上防X射线的铅衣或围裙,套上铅的围脖,戴上铅的帽子,整套防护装备的重量二三十斤。尤其是夏天,虽然有空调,一台手术下来就和拉大板车的一样,浑身汗湿,衣裤像水里浸过。我通常是每天有几台手术,就准备几套外科洗手衣。 由于在X线照射下工作,手术做得多了,医生多少都会出现职业病,比如放射性皮炎、白内障等,所以同行们经常会自嘲,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在以命搏命!” 血管手术不像一般的外科手术,身体上会留下长长的疤痕,我们的手术相当精细,精细到有时病人都找不到手术疤痕,甚至还闹出笑话来。 有个韦大爷,80多岁,糖尿病足引起下肢动脉闭塞。手术时局部麻醉,那天我边手术还一边和他聊天。从大腿根部打根针,从针眼里放入导丝,沿着导丝导管配合通过血管闭塞的部位,再使用球囊扩张,然后释放支架,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几乎没有痛感。手术是微创的,顺利的话一般半个多钟头就可做好。 手术后第二天,韦大爷要出院了。出院前,护士急匆匆来找我,说大爷要投诉我们。我赶紧过去,大爷正在嚷:“哪有你们这样坑人的,骗人骗到这样的地步?” 我听了一会才明白,原来大爷拆了纱布后,坐床上在大腿上找刀疤,结果没有找到,他越想越不对,哪有手术不留刀疤的?他怀疑压根就没有做手术,是医生护士联合起来骗了他。 幸好我有个习惯,喜欢给手术拍一些照片和视频,有时是为了给家属看,让他们了解手术状况和过程。我马上放给老爷子看,老爷子感慨,“真的是现代化啊,做手术都可以不留刀疤!” 但是说实话,我心里蛮难过的,医患之间的信任没了,再要重新建立起来还真的不容易。有段时间媒体报道说,一个外伤病人做了外科手术,几年之后发现少了一只肾脏,怀疑医生在手术时偷了一个肾脏。这样的报道我觉得有点无知,在医学上这是一个常识,外伤后的肾脏会萎缩,最后缩到很小,在影像上就好像没了一样。何况要取个肾脏供移植用还真是一个高难度的手术哦!只有专业的泌尿外科医生才能做得到。 而那段时间,我正好连续碰到两个病人都是少了一个肾脏的,其中一个是因病取掉了一只肾脏。而另一个则是外伤手术后,引起一侧肾脏萎缩,缩到很小很小,乍一看还以为没了。所以和那个病人沟通时,哪怕刀口小到无法取出一个肾脏,我也特别提到了那只萎缩的肾脏,让病人晓得,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快下班时,钱老太女儿来找我,说是老太太同意手术了。 二十一世纪,虽然科技发达到如此之尖端,但有人还在守着老皇历过日子。萧山钱老太,脚痛了8天来看医生。我问她,为啥痛了嘎长时间才来看医生?老太太说:“老皇历上说,这几天不宜出门看病。”我说,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要尽快手术。 老太太又说,“不来事!不来事!老黄历上说,这两天不易动刀。” 老太有一儿一女,都说服不了她。 这一拖就拖到了第二天,我去看时,发现腿开始发黑,发黑意味着出现坏死了。我再次动员老太太手术,结果老太太就有这个本事,硬是忍着痛,就是不做手术。说:“人可死,腿不能锯。你只要把我的脚弄弄好就是了,不要手术,不要挂盐水,我要手脚齐全的回家。” 这样一撑撑到下午,其实我晓得腿部的坏死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快下班时,钱老太女儿来找我,说是老太太同意手术了。哎,天哪!真的是中国特色啊!全世界看病,病人都是听医生的,唯独在中国,医生看病得听病人或家属的。 说来也很有意思,这钱老太太好像真有老天保佑,发黑的腿,经手术后竟然也保住了,虽然过了最佳手术期,恢复得比常人要慢,但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奇迹。 还有个病人也很搞笑,60来岁的老许是杭州人,髂动脉闭塞,毛病初发时走路走得多了腿会痛,到后来,不走路腿也痛。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又能走了,很开心。让他三个月后来复查,并告诫他要戒烟。来复查时,我看到他满口黄牙比以前更黄更黑,于是问他,戒烟了吗?老许答:“人生嘎短,戒他干啥?”我说,吸烟会导致复发的。他说,“我会按时吃药的。”我说,严重起来要截肢的。他答:“我有医保,还办了大病保险。嫑担心费用。” 我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晓得,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和他重逢在手术室的。 在同事的配合下,5分钟后,我已经完成了取栓,并补好了血管,急速下掉的血压开始稳住。 医生重视病人的感受很重要,尤其在手术台上,我对病人的微小感觉都很当事情,这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老郎因为腹主动脉瘤住院手术,手术时病人的神志是灵清的,当时做的是局麻。从大腿根部插进一根小拇指粗细的导管,送支架时,我感觉他的血管比较硬,结果支架还没有送到位,老郎开始叫痛。 我立马意识到出问题了,可能髂动脉已经破裂,腹腔内有出血,病人才会有这么明显的痛感。我马上让麻醉师改上全麻。此时是分秒必争,如果稍有迟疑,可能就会失去抢救时机。从老郎叫痛,到我们打开腹腔,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甚至连和家属沟通都来不及。 出现在我眼前的状态还是让我一惊,腹膜后已经充满血液,我伸手就捏住腹主动脉,掐在动脉瘤的上端,像喷一样的血,一下子好像水龙头关上。 快速下降的血压得到了控制。 这一招,是我在德国进修时学到的,当时德国医生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不用止血钳乱夹,用手捏更为安全,不会伤着其他的血管和脏器。等分清楚血管结构以后才能上血管阻断钳。而且,我在后来的一次重大手术中,也是这么应对大出血的。 两年前,一台肝癌手术,这个病人做的是右半肝切除,手术由四个科室的医生联手协作,肝胆外科、心胸外科、血管外科和泌尿外科。手术做过精心的术前讨论和准备,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做了多种设想和应对。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做右半肝切除时,发现癌栓已经长到下腔静脉去了。这个栓子一旦脱落,就会跟着血流走,栓塞主要脏器,病人就会没命。因此取栓的时候,必须果断谨慎,不能有半点的拖泥带水。 更要命的是病人在切除了右半肝后,血压一直不停地往下掉。麻醉师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血压还是稳不住,眼看着病人已接近休克,心脏几乎要停跳。如果这时停做手术,那等于是放弃了,病人想活着下手术台都不太可能。如果做,说不定还有一救,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台,这真的是赌博啊! 当我准备取栓时,更可怕的事发生了,下腔静脉破裂,本来往下掉的血压掉得更快。在场的人的心一下子都拎到嗓子眼里。我和主刀医生各占台子的一边,我们不约而同对视了一下,几乎是不加思索的我又伸出手去捏住那个正在往外喷血的像自来水管那么粗的血管,我的同事立刻开始分离血管,取出癌栓,缝合止血。所有的操作默契得天衣无缝,好像是一个脑子在支配一样。 在同事的配合下,5分钟后,我已经完成了取栓,并补好了血管,急速下掉的血压开始稳住。 那天走下手术台,偌大的一个手术室满地一片血红,一片片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沾满了鲜血的纱布,无声地诉说着刚才一场恶战有多险! 我特意拍下了这个场景,发到了微信上,也算是对这次手术的另类记录。 走钢丝一样的麻醉师 陶凡:没想到麻醉刚上去,还没有给足量,病人就口喷鲜血,像喷泉一样! 手术台上,人的生命比平常更脆弱。在公众的眼里,麻醉可能只是医师打一针麻醉药的事,其实当开刀医生全神贯注在做手术时,病人的呼吸、心跳、全部的生命体征就交给麻醉医生了,只要其中一项出了问题,病人就可能一下子走掉。 麻醉的风险,有些是麻醉前能预测的,有些是意想不到的。当我们把麻醉风险告知家属时,家属不理解,甚至不接受。 事情通常出在那些没有预测到的风险,就好像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一下子把原来的预案全部打乱。 韦强1米80的个子,180多斤的体重,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帅小伙,根本就看不出是个结核病人。 当他大口大口咯血时,正和同学在打篮球,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 我见到韦强时,他已经做过两次DSA下的介入治疗,但咯血还是不止,而且每次咯血量都很大,医生决定做开胸手术。 手术那天,他喘得厉害,呼吸困难,不时地口吐鲜血。我们之前地麻醉方案是准备插双腔管,双腔管的好处是有利于判断哪侧肺出血。但双腔管插入时存在定位困难,而且口径较小,容易血块堵塞。 没想到麻醉刚上去,还没有给足量,病人就口喷鲜血,像喷泉一样! 学医的都晓得,人体自身有保护机制,当出血时,人体本能地会紧缩肌肉和血管,以减慢出血的速度。但是当麻药进入体内,人的意识渐渐消失,人体的肌肉血管都处在放松状态,原本紧缩的血管松懈下来,鲜血就会毫无阻挡地喷出来了。 这个突发事件把我们原先的方案打乱了,除下病人面罩,赶紧把口腔中的血液吸出来,接着是选择放双腔管,还是单腔管,这让我很纠结。而时间对病人来说,是分秒必争的,转念之间我就决定改变方案,用单腔管以确保气道畅通,保住性命,争取时间。 后来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第一关闯过之后,后面的手术相当顺利。如医生所料,那个原发病灶很小,因为侵犯了血管,所以才导致一次次的大咯血。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紧急情况,一旦碰上那就是硬仗,凭的是扎实的功底和快速正确的思路了。 多年前,一个摔伤的老太太上肢骨折需要急诊手术。没有想到,一个小手术,竟然差点要了老太太的命。 当时做的是神经阻滞麻醉,因为效果不好,临时改为全麻。但是老太太人胖,脖子短,嘴的张口不足三指,输送氧气的管子插不进,面罩扣不上,气道无法建立。而这时老太太的自主呼吸已经停止,完全靠外部供氧才能维持生命。 眼看老太太不行了,氧饱和度快速下降,心跳下跌,要请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来做气管切开根本来不及! 老太口唇发紫,心跳低到极限,命悬一线,我果断拿起手术刀,在老太太脖子的正中位切了下去! 一刀之后,后怕了。做医生的都晓得,超越职责范围的操作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按程序,老太太肯定是没命了。我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做过三年的外科医生,如若换了一个没有外科经历的麻醉医师,老太太的性命真的就过去了。 这次教训对我来说,像天一样大。我经常会和年轻同事强调,术前评估一定要仔细再仔细。对麻醉医师来说,手术无大小,任何一次麻醉只有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其结果是活或死。 事后,我特地去向老太太道歉。老太太很和善,她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谢你都来不及呢! 有个老阿爹79岁,摔伤,脚趾骨折,要做一个内固定手术,手术很小,做好后只要几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如果不做的话,就要躺三个月。 去和家属沟通的小医生回来和我说,和家属无法沟通,手术不做了。我说,一起去试试吧。到了床边,女儿陪着。女儿和我说,她父亲身体很好的,生活自理,能买菜烧饭,还每天出去活动,因为摔伤了脚,来做个小手术,你们怎么就说出那么多的风险,故意夸大风险,是不是想推卸责任? 我说:你父亲安装过心脏支架,还有糖尿病和肾功能不全,每一种疾病在手术时都有可能造成大风险。尤其是安装了支架的病人,平时必须服用抗凝药物,以防止血栓形成。而抗凝药物对手术来说是犯大忌的,一旦出血,流血就会不止,危及性命。 那个女儿到最后也没有接受我们所说的手术风险,她和老阿爹说,不做不会死的,做做要死的,不如不做。第二天他们就执意把老阿爹抬回了家。 陆凡:子宫切除,出血停止,产妇的性命保住了。 去年,北京的一个产妇因产后大出血,家属不肯签字切子宫,就在主刀医生和家属反复沟通时,失去抢救机会,产妇走了,喜事变成了丧事。 前置胎盘最大的风险是产后子宫不收缩,引起大出血,危及生命。前置胎盘一般在产前通过B超检查就可以晓得。因此在告知家属时一定要说得灵灵清清,一旦出血必须切除子宫来保命。通常家属会难以接受这样的后果,他们总感觉医生把风险夸大了。 就在北京的事情发生之后两个月,我们这里也来了一个前置胎盘的产妇,B超检查,发现不仅是前置胎盘,还是中央型的,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就是说胎盘盖住了宫颈,分娩时很容易导致大出血。 我们在告知时,把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家属做了详细的沟通。丈夫是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人,看得出尽管他们接受了谈话,但是内心还是没有把实情告知当回事。 那天产妇上了手术台,和我说话时还带着笑容。 半身麻醉,拉开切口,小孩子很好。但接下来的情况却不好,一般孩子生出几分钟内子宫就会收缩。她的子宫没有收缩,而且胎盘一直生殖到宫颈里面,医生一遍遍地缝子宫,希望通过外力让子宫收缩,最后整个子宫缝得像麻花一样,仍然没有用。半小时过去了,血还像打开的自来水龙头,不断地涌出来! 产妇的血压下降,氧饱和度下降!心跳变慢! 应急性预案在子宫不收缩时我们就开始了,开通了几路输液通道!这下派上了用场。 输血!输液!维持血容量……给升压药物! 这时的产妇是有意识的,晓得我们在抢救,无助和恐惧使得产妇非常烦躁,手脚不配合地乱动,为了保证手术进行,我们将半身麻醉改为全麻。 主刀医生立即和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沟通,因为事先和家属交过底,家属很配合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子宫切除,出血停止,产妇的性命保住了。 这个产妇和北京那个产妇的情况是一样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很多时候,医生需要家属的理解,做医生的比病人和家属更懂得每一个器官对生命的重要性,只要能够保的,医生哪里肯随便切除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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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的故事
口述:朱越锋 陶凡 整理 也斯
血管科医生朱越锋
麻醉师陶凡
看不见刀疤的血管手术 医患之间的信任没了,再要重新建立起来还真的不容易。 2014年,对我来说,这真的是神马年,全年的手术量大约700多台,最多的一天手术达到11台,从早上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每周在家的时间只有二三个晚上。 血管外科手术与普通的手术不一样,血管的手术必须在X线的照射下进行。 手术时,医生必须穿上防X射线的铅衣或围裙,套上铅的围脖,戴上铅的帽子,整套防护装备的重量二三十斤。尤其是夏天,虽然有空调,一台手术下来就和拉大板车的一样,浑身汗湿,衣裤像水里浸过。我通常是每天有几台手术,就准备几套外科洗手衣。 由于在X线照射下工作,手术做得多了,医生多少都会出现职业病,比如放射性皮炎、白内障等,所以同行们经常会自嘲,干我们这一行的,“是在以命搏命!” 血管手术不像一般的外科手术,身体上会留下长长的疤痕,我们的手术相当精细,精细到有时病人都找不到手术疤痕,甚至还闹出笑话来。 有个韦大爷,80多岁,糖尿病足引起下肢动脉闭塞。手术时局部麻醉,那天我边手术还一边和他聊天。从大腿根部打根针,从针眼里放入导丝,沿着导丝导管配合通过血管闭塞的部位,再使用球囊扩张,然后释放支架,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几乎没有痛感。手术是微创的,顺利的话一般半个多钟头就可做好。 手术后第二天,韦大爷要出院了。出院前,护士急匆匆来找我,说大爷要投诉我们。我赶紧过去,大爷正在嚷:“哪有你们这样坑人的,骗人骗到这样的地步?” 我听了一会才明白,原来大爷拆了纱布后,坐床上在大腿上找刀疤,结果没有找到,他越想越不对,哪有手术不留刀疤的?他怀疑压根就没有做手术,是医生护士联合起来骗了他。 幸好我有个习惯,喜欢给手术拍一些照片和视频,有时是为了给家属看,让他们了解手术状况和过程。我马上放给老爷子看,老爷子感慨,“真的是现代化啊,做手术都可以不留刀疤!” 但是说实话,我心里蛮难过的,医患之间的信任没了,再要重新建立起来还真的不容易。有段时间媒体报道说,一个外伤病人做了外科手术,几年之后发现少了一只肾脏,怀疑医生在手术时偷了一个肾脏。这样的报道我觉得有点无知,在医学上这是一个常识,外伤后的肾脏会萎缩,最后缩到很小,在影像上就好像没了一样。何况要取个肾脏供移植用还真是一个高难度的手术哦!只有专业的泌尿外科医生才能做得到。 而那段时间,我正好连续碰到两个病人都是少了一个肾脏的,其中一个是因病取掉了一只肾脏。而另一个则是外伤手术后,引起一侧肾脏萎缩,缩到很小很小,乍一看还以为没了。所以和那个病人沟通时,哪怕刀口小到无法取出一个肾脏,我也特别提到了那只萎缩的肾脏,让病人晓得,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快下班时,钱老太女儿来找我,说是老太太同意手术了。 二十一世纪,虽然科技发达到如此之尖端,但有人还在守着老皇历过日子。萧山钱老太,脚痛了8天来看医生。我问她,为啥痛了嘎长时间才来看医生?老太太说:“老皇历上说,这几天不宜出门看病。”我说,再拖下去腿就保不住了,要尽快手术。 老太太又说,“不来事!不来事!老黄历上说,这两天不易动刀。” 老太有一儿一女,都说服不了她。 这一拖就拖到了第二天,我去看时,发现腿开始发黑,发黑意味着出现坏死了。我再次动员老太太手术,结果老太太就有这个本事,硬是忍着痛,就是不做手术。说:“人可死,腿不能锯。你只要把我的脚弄弄好就是了,不要手术,不要挂盐水,我要手脚齐全的回家。” 这样一撑撑到下午,其实我晓得腿部的坏死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快下班时,钱老太女儿来找我,说是老太太同意手术了。哎,天哪!真的是中国特色啊!全世界看病,病人都是听医生的,唯独在中国,医生看病得听病人或家属的。 说来也很有意思,这钱老太太好像真有老天保佑,发黑的腿,经手术后竟然也保住了,虽然过了最佳手术期,恢复得比常人要慢,但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奇迹。 还有个病人也很搞笑,60来岁的老许是杭州人,髂动脉闭塞,毛病初发时走路走得多了腿会痛,到后来,不走路腿也痛。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又能走了,很开心。让他三个月后来复查,并告诫他要戒烟。来复查时,我看到他满口黄牙比以前更黄更黑,于是问他,戒烟了吗?老许答:“人生嘎短,戒他干啥?”我说,吸烟会导致复发的。他说,“我会按时吃药的。”我说,严重起来要截肢的。他答:“我有医保,还办了大病保险。嫑担心费用。” 我说不出话来了,但是我晓得,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和他重逢在手术室的。 在同事的配合下,5分钟后,我已经完成了取栓,并补好了血管,急速下掉的血压开始稳住。 医生重视病人的感受很重要,尤其在手术台上,我对病人的微小感觉都很当事情,这可以避免重大失误。 老郎因为腹主动脉瘤住院手术,手术时病人的神志是灵清的,当时做的是局麻。从大腿根部插进一根小拇指粗细的导管,送支架时,我感觉他的血管比较硬,结果支架还没有送到位,老郎开始叫痛。 我立马意识到出问题了,可能髂动脉已经破裂,腹腔内有出血,病人才会有这么明显的痛感。我马上让麻醉师改上全麻。此时是分秒必争,如果稍有迟疑,可能就会失去抢救时机。从老郎叫痛,到我们打开腹腔,不过几分钟的时间,甚至连和家属沟通都来不及。 出现在我眼前的状态还是让我一惊,腹膜后已经充满血液,我伸手就捏住腹主动脉,掐在动脉瘤的上端,像喷一样的血,一下子好像水龙头关上。 快速下降的血压得到了控制。 这一招,是我在德国进修时学到的,当时德国医生告诉我,遇到这种情况最好不用止血钳乱夹,用手捏更为安全,不会伤着其他的血管和脏器。等分清楚血管结构以后才能上血管阻断钳。而且,我在后来的一次重大手术中,也是这么应对大出血的。 两年前,一台肝癌手术,这个病人做的是右半肝切除,手术由四个科室的医生联手协作,肝胆外科、心胸外科、血管外科和泌尿外科。手术做过精心的术前讨论和准备,对可能出现的意外做了多种设想和应对。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在做右半肝切除时,发现癌栓已经长到下腔静脉去了。这个栓子一旦脱落,就会跟着血流走,栓塞主要脏器,病人就会没命。因此取栓的时候,必须果断谨慎,不能有半点的拖泥带水。 更要命的是病人在切除了右半肝后,血压一直不停地往下掉。麻醉师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血压还是稳不住,眼看着病人已接近休克,心脏几乎要停跳。如果这时停做手术,那等于是放弃了,病人想活着下手术台都不太可能。如果做,说不定还有一救,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台,这真的是赌博啊! 当我准备取栓时,更可怕的事发生了,下腔静脉破裂,本来往下掉的血压掉得更快。在场的人的心一下子都拎到嗓子眼里。我和主刀医生各占台子的一边,我们不约而同对视了一下,几乎是不加思索的我又伸出手去捏住那个正在往外喷血的像自来水管那么粗的血管,我的同事立刻开始分离血管,取出癌栓,缝合止血。所有的操作默契得天衣无缝,好像是一个脑子在支配一样。 在同事的配合下,5分钟后,我已经完成了取栓,并补好了血管,急速下掉的血压开始稳住。 那天走下手术台,偌大的一个手术室满地一片血红,一片片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沾满了鲜血的纱布,无声地诉说着刚才一场恶战有多险! 我特意拍下了这个场景,发到了微信上,也算是对这次手术的另类记录。 走钢丝一样的麻醉师 陶凡:没想到麻醉刚上去,还没有给足量,病人就口喷鲜血,像喷泉一样! 手术台上,人的生命比平常更脆弱。在公众的眼里,麻醉可能只是医师打一针麻醉药的事,其实当开刀医生全神贯注在做手术时,病人的呼吸、心跳、全部的生命体征就交给麻醉医生了,只要其中一项出了问题,病人就可能一下子走掉。 麻醉的风险,有些是麻醉前能预测的,有些是意想不到的。当我们把麻醉风险告知家属时,家属不理解,甚至不接受。 事情通常出在那些没有预测到的风险,就好像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一下子把原来的预案全部打乱。 韦强1米80的个子,180多斤的体重,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帅小伙,根本就看不出是个结核病人。 当他大口大口咯血时,正和同学在打篮球,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 我见到韦强时,他已经做过两次DSA下的介入治疗,但咯血还是不止,而且每次咯血量都很大,医生决定做开胸手术。 手术那天,他喘得厉害,呼吸困难,不时地口吐鲜血。我们之前地麻醉方案是准备插双腔管,双腔管的好处是有利于判断哪侧肺出血。但双腔管插入时存在定位困难,而且口径较小,容易血块堵塞。 没想到麻醉刚上去,还没有给足量,病人就口喷鲜血,像喷泉一样! 学医的都晓得,人体自身有保护机制,当出血时,人体本能地会紧缩肌肉和血管,以减慢出血的速度。但是当麻药进入体内,人的意识渐渐消失,人体的肌肉血管都处在放松状态,原本紧缩的血管松懈下来,鲜血就会毫无阻挡地喷出来了。 这个突发事件把我们原先的方案打乱了,除下病人面罩,赶紧把口腔中的血液吸出来,接着是选择放双腔管,还是单腔管,这让我很纠结。而时间对病人来说,是分秒必争的,转念之间我就决定改变方案,用单腔管以确保气道畅通,保住性命,争取时间。 后来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第一关闯过之后,后面的手术相当顺利。如医生所料,那个原发病灶很小,因为侵犯了血管,所以才导致一次次的大咯血。 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紧急情况,一旦碰上那就是硬仗,凭的是扎实的功底和快速正确的思路了。 多年前,一个摔伤的老太太上肢骨折需要急诊手术。没有想到,一个小手术,竟然差点要了老太太的命。 当时做的是神经阻滞麻醉,因为效果不好,临时改为全麻。但是老太太人胖,脖子短,嘴的张口不足三指,输送氧气的管子插不进,面罩扣不上,气道无法建立。而这时老太太的自主呼吸已经停止,完全靠外部供氧才能维持生命。 眼看老太太不行了,氧饱和度快速下降,心跳下跌,要请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来做气管切开根本来不及! 老太口唇发紫,心跳低到极限,命悬一线,我果断拿起手术刀,在老太太脖子的正中位切了下去! 一刀之后,后怕了。做医生的都晓得,超越职责范围的操作意味着什么?但如果按程序,老太太肯定是没命了。我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做过三年的外科医生,如若换了一个没有外科经历的麻醉医师,老太太的性命真的就过去了。 这次教训对我来说,像天一样大。我经常会和年轻同事强调,术前评估一定要仔细再仔细。对麻醉医师来说,手术无大小,任何一次麻醉只有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其结果是活或死。 事后,我特地去向老太太道歉。老太太很和善,她说,你救了我的命,我谢你都来不及呢! 有个老阿爹79岁,摔伤,脚趾骨折,要做一个内固定手术,手术很小,做好后只要几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如果不做的话,就要躺三个月。 去和家属沟通的小医生回来和我说,和家属无法沟通,手术不做了。我说,一起去试试吧。到了床边,女儿陪着。女儿和我说,她父亲身体很好的,生活自理,能买菜烧饭,还每天出去活动,因为摔伤了脚,来做个小手术,你们怎么就说出那么多的风险,故意夸大风险,是不是想推卸责任? 我说:你父亲安装过心脏支架,还有糖尿病和肾功能不全,每一种疾病在手术时都有可能造成大风险。尤其是安装了支架的病人,平时必须服用抗凝药物,以防止血栓形成。而抗凝药物对手术来说是犯大忌的,一旦出血,流血就会不止,危及性命。 那个女儿到最后也没有接受我们所说的手术风险,她和老阿爹说,不做不会死的,做做要死的,不如不做。第二天他们就执意把老阿爹抬回了家。 陆凡:子宫切除,出血停止,产妇的性命保住了。 去年,北京的一个产妇因产后大出血,家属不肯签字切子宫,就在主刀医生和家属反复沟通时,失去抢救机会,产妇走了,喜事变成了丧事。 前置胎盘最大的风险是产后子宫不收缩,引起大出血,危及生命。前置胎盘一般在产前通过B超检查就可以晓得。因此在告知家属时一定要说得灵灵清清,一旦出血必须切除子宫来保命。通常家属会难以接受这样的后果,他们总感觉医生把风险夸大了。 就在北京的事情发生之后两个月,我们这里也来了一个前置胎盘的产妇,B超检查,发现不仅是前置胎盘,还是中央型的,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就是说胎盘盖住了宫颈,分娩时很容易导致大出血。 我们在告知时,把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家属做了详细的沟通。丈夫是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人,看得出尽管他们接受了谈话,但是内心还是没有把实情告知当回事。 那天产妇上了手术台,和我说话时还带着笑容。 半身麻醉,拉开切口,小孩子很好。但接下来的情况却不好,一般孩子生出几分钟内子宫就会收缩。她的子宫没有收缩,而且胎盘一直生殖到宫颈里面,医生一遍遍地缝子宫,希望通过外力让子宫收缩,最后整个子宫缝得像麻花一样,仍然没有用。半小时过去了,血还像打开的自来水龙头,不断地涌出来! 产妇的血压下降,氧饱和度下降!心跳变慢! 应急性预案在子宫不收缩时我们就开始了,开通了几路输液通道!这下派上了用场。 输血!输液!维持血容量……给升压药物! 这时的产妇是有意识的,晓得我们在抢救,无助和恐惧使得产妇非常烦躁,手脚不配合地乱动,为了保证手术进行,我们将半身麻醉改为全麻。 主刀医生立即和等在手术室外的家属沟通,因为事先和家属交过底,家属很配合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子宫切除,出血停止,产妇的性命保住了。 这个产妇和北京那个产妇的情况是一样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很多时候,医生需要家属的理解,做医生的比病人和家属更懂得每一个器官对生命的重要性,只要能够保的,医生哪里肯随便切除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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