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治疗最近有没有新的好方法？_百度知道作者：David Agus
来源：TED演讲
这是一场2009年的TED演讲。在演讲中，David Agus博士表达了他对癌症治疗方向的担忧。尽管他的观点并非为当时的所有同仁接受，他却敏锐地指出，癌症治疗的未来在于精准，在于个体化，在于大数据。不到10年的功夫，我们有了全新的癌症治疗技术，更迎来了癌症的免疫疗法与细胞疗法。我们在更好地“认识癌症”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好地“控制癌症”。
目前，在最新疗法的帮助下，一些癌症已逐渐成为了“慢性病”，极大地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因此，我们也决定与诸位读者分享这场演讲，回顾癌症治疗在这几年来取得的长足进步。我们相信，这些进步仅仅是一个开始。再过7年，癌症治疗会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我认为根本问题是我们过去50年一直致力想认识癌症，但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控制癌症。
And I think that's bee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ver the last five decades, is that we have strived to understand cancer. The goal is to control cancer.
演讲实录：
我是个癌症医生，三、四年前的一天我走出办公室经过医院的药房，一本封面为“为何我们被癌症击败”的《财富》杂志摆放在药房的橱窗里。
作为一个癌症医生，你看到这个，会有些沮丧。里面有一篇克里夫的文章，他本人也是癌症幸存者，临床试验性治疗挽救了他的生命。当时他的父母开车从纽约市到纽约州北部接受试验性治疗，他患有霍奇金淋巴瘤，试验性治疗救了他的命。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核心是用简化论者的眼光来看待生物学、看待癌症。这50年里，我们一直关注于个体基因治疗和对癌症的认识，而不是控制癌症。
这是一张让人吃惊的图表,它使我们每天在我们这个领域保持清醒。很明显，我们在心血管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看看癌症呢？50年里癌症死亡率没有改变。我们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象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我们有一种药片可以使100%的病人缓解。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并没有在抗击癌症的战斗中取得进展。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然后走出我自己舒适区，告诉你我认为它会走向哪里，新的方法在哪里——我们希望推进癌症的治疗。因为这样是错的。
所以，首先癌症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血液检测不正常，就会去看医生。医生会给病人扎一针，我们今天诊断癌症的方法是通过型态辨识。它看起来正常吗？还是看起来异常？
病理学家就象这样盯着这个塑料瓶看。这是正常细胞，这是癌细胞。这就是今天最先进的癌症诊断。没有分子检测，没有以前提到的基因测序，也别对染色体有任何幻想。这就是我们用的最先进的技术。
我很清楚作为一名癌症医生，我无法治疗晚期癌症。顺便提一句，我坚信要早期诊断癌症，这是你可以有效抗击癌症的唯一途径，通过早期发现它。我们能够预防很多癌症。前面我们提及预防心脏疾病，对于癌症我们也同样可以这样做。我和别人共同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基因导航公司，如果你把唾液吐到一个试管里，我们可以看到35或40种疾病遗传标记物，在许多癌症中都可以检测得到。如果早期检测到这些标记分子，那么就可以做些工作来预防癌症。因为当前对于晚期癌症我们还做不了很多，并不象某些统计数字所说的那样。
癌症是一种老年人的疾病。为什么是老年人的疾病？因为在我们有了孩子之后，进化不再对我们感兴趣。我们在生育年龄之内时进化保护我们，但在我们35或40或45岁后，进化和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我们已经有后代了。所以如果你注意观察癌症的话，可以看到小孩患癌症非常非常罕见，大约一年几千例。但当年龄大了以后，就非常非常普遍了。
为什么癌症很难治疗？是因为它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对于癌症进化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环境。它挑选出那些坏的有攻击性的细胞，我们叫做克隆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认识到癌症并不只是一个分子的缺陷，其实更复杂，那么我们就会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就象我将向你们展示的那样。
癌症的根本问题之一是我们用一些形容词、它的一些症状来进行描述。我感觉疲倦，我有浮肿，我有疼痛等等。还有一些解剖学描述，你做了CT扫描，肝脏有一个3厘米的异物。然后是身体部位的描述，它在肝脏、在乳房、在前列腺。就是这样。我们用来描述癌症的词语非常非常少，基本上是症状，是疾病的临床表现。
让人兴奋的是在过去2到3年中，政府投入4亿美元，他们还投入了另10亿美元给我们叫做癌症基因组图谱的项目。目的是对癌症的所有基因进行测序，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词汇，用一个新的词汇对癌症进行描述。18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开始用身体部位描述癌症，150年来一直这样。我们把癌症叫做前列腺癌、乳腺癌，这显然太老套了。仔细想想，它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很明显，我们现在拥有的技术，几年以后又会改变。你不用再去乳腺癌诊所，你会去HER2扩增诊所，或EGFR激活诊所，他们会检测一些病理学损害就是引发癌症的独特病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从艺术医学走向科学医学，能象对传染性疾病那样，检查微生物，细菌，然后说这个抗生素有意义，因为细菌对它有反应。如果一个人接触了H1N1,服用达菲，他的症状就会明显减轻，并且会预防许多其它临床症状。因为我们知道你有什么病，我们知道如何进行治疗。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生产疫苗，但那是另一回事。
癌症基因图谱就要问世了。所做的第一个癌症是脑癌。下个月，12月底，就会看到卵巢癌，几个月后是肺癌。另外还有蛋白质组学方面，我要讲几分钟，我认为从对疾病的认识和分类来讲它将提升一个水平。但记住，我不是要推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做一个简化论者。我这样做，我们才能够确定我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要达到什么目标现在还有很大的分歧。
今天的医疗保健，我们在疾病治疗上花了很多钱——大部分钱花在一个人一生中最后两年。而在明确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上我们只花了很少的钱，或者没花。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向这个方向走，确定我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做得好得多。如果我们做得能够再进一步并预防疾病，我们就可以完全朝着另一个方向去做。很明显，那就是我们需要的方向，向前走。
这是国家癌症研究院的网站。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它是错的。国家癌症研究院网站说癌症是遗传性疾病。这个网站说，癌症就是有个体突变，或有第2个，第3个，那就是癌症。但是，作为一个癌症医生，就我所了解的它不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你看那，那是个肝脏，有结肠癌，你从显微镜看，有一个淋巴结，癌症就是从那侵入的。你看CT扫描能知道肿瘤在肝脏的哪个位置。癌症是细胞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使细胞的生长不再受控制。它不是抽象的，它与环境相互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
作为一名癌症医生，我的目标不是去认识癌症。我认为这50年来的根本问题是我们一直致力于去认识癌症，我们的目标是去控制癌症。这是非常不同的优化方案，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是非常不同的策略。
我参加了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一个最大的癌症研究会议，20，000人参加。当时我说，我们犯了个错误，我们都犯了个错误，包括我自己，我们的重点错了，我们成为简化论者。我们需要倒退一步。无论你相信与否，观众中有嘘声。人们感到不安了，但这是我们向前走的唯一一条路。
Danny Hillis是一名数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作家。他帮了David很多（图片来源：intellectualventures）
几年前我非常幸运遇到了Danny Hillis。我们被推到了一起，但最初我们谁也没打算见面。我说：“我真的想见一个从迪斯尼来的家伙吗？一个设计电脑的家伙？”而他说，他真想会见另一个医生。但人们说服了我们，我们凑到了一起，我做了非常具有革新性的，绝对革新的项目。我们一起设计、一起建立模型——许多主意都是来自Danny，来自他的团队——体内癌症模型是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会给你们显示一些数据，我真的认为它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新方法达到目标。
关键是当你看成这些变量、这些数据时，你必须了解数据的输入。如果我给你量体温超过30天，然后我问平均体温是多少，当它回落到37度，我会说太好了。但是如果其中一天有6个小时你的体温峰值达到39度，然后你服用了退烧药。你感觉是变好了，但我却丢失了这个数据。所以医学上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你和我，以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一年看一次医生。我们的数据元素互不关联，我们对此没有时间函数。
不久前，我们使用了这个叫做第一手生命的设备。我已用了2个半月。它真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装置，不是因为它告诉我每天我有多少卡路里，而是因为它24小时监测我一天中做了什么。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桌子前已经坐了3小时，没有一点活动。这个类似输入系统中有许多功能与我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因为我们不是动态地进行测定。
你可以把癌症想象为一个系统，它有输入、输出和中间状态。状态相当于病史、癌症病人；输入就是环境、饮食、治疗、遗传变异；输出就是症状：有疼痛吗？肿瘤在发展吗？有浮肿吗等等。许多情况是隐藏的。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我们要改变输入，我们给与积极的化疗。然后我们说输出好些吗？疼痛有所改善吗？等等。
所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系统，它是多维度上的多个系统，是多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在你观察新出现的系统时，你在显微镜下看到神经细胞。镜下的神经细胞非常漂亮，有些小的突起，当你把它们放到一起，放到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时，你看到它变成了大脑，大脑可以产生智慧。我们谈论的是机体内的事，癌症就是这样模仿它的，象个复杂的系统。坏消息是这些旺盛——旺盛是一个关键词——系统要详细了解它们是很困难的。好消息是你可以操纵它们，也可以努力控制它们即使你并不是完全了解其每个元素。
二月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癌症的最基本的临床试验，对象是停经前患乳腺癌的妇女。这里有最糟糕的乳腺癌病例。他们都接受化疗，然后把他们随机分成2组，1组用安慰剂，另1组用唑来磷酸，一种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它过去一直用于治疗骨质疏松，一年用2次。他们观察到每年给这1800名妇女用2次药，癌症的复发率减少了35%。降低癌症复发率所用的药物根本就没有接触到癌症。它的概念是土地改变了，种子也就不生长了。你改变了癌症系统，对癌症有明显成效。
从没有人展示过——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从没有人展示过大多数化疗实际上触及了癌细胞。从未展示过。在组织培养皿中做了所有这些工作，如果给肿瘤药物，那么对细胞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培养皿所用剂量与机体所用剂量是不同的。
如果我给乳腺癌妇女使用紫杉醇这种药物，每三周使用一次，这是标准剂量，大约40%转移癌患者对这个药都有很大的反应。一种反应是50%人的肿瘤缩小了。记住，这不是一个数量级，它是另一回事。有人复发了，我每周给他们相同的药物，又有30%的人有反应。又复发了，我还是给他们同样的药物96小时以上连续输注，又20或30%的人有反应。这样，你不能说对这三批病人我采用了同样的治疗机制。它不是。我们对此机制也没有什么概念。可能是化疗破坏了那个复杂的系统，就像骨代谢药破坏了那个系统而减少了复发一样，化疗可能也是完全同样的作用。关于这项试验还有一件离奇的事情，它减少了新的原发癌，新的癌症，也是30%。
所以问题是，包括你的和我的问题，我们所有的系统都在变化，它们是动态的。这是一张可怕的幻灯片，没把它拿掉，它展示的是世界上的肥胖人口。我很遗憾，如果你读不到这些数字，有些小。但如果你仔细看，红色和黑色的，那些国家75%以上的人口肥胖。看看10年前，20年前，非常不同。所以今天我们的系统与10年、20年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的疾病所反应的是过去几十年里的系统模式，而在以后10年里或在这个基础上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这张照片，看起来挺漂亮，是整个蛋白质组400亿字节的一张照片。它只用一滴血经过超导磁，我们就能够得出结论：我们从哪可以开始看到机体所有蛋白质。我们可以看整个系统了。每个红点就是蛋白质被鉴定的地方。这些磁力，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是用这个技术我们能看到个体的中子。这就是我们与Danny Hillis和一个叫做应用蛋白组学的团队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中子的差异，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用后退一步取代了从简化论者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妇女，46岁，肺癌复发。她的脑部、肺脏、肝脏都有癌细胞。她接受了紫杉醇卡铂、卡铂泰索帝、Gemcitabene和诺维本。我们有的每一种药她都用了，但是癌症继续发展。她的三个孩子都在12岁以下，这是她的CAT扫描。这是什么？是我们为她做的横截面图。中间是她的心脏，心脏左边有一个很大的肿瘤，如果不治疗，几周内肿瘤就会侵犯她并杀死她。她每天服用一片药，药物目标是影响代谢过程的途径，我也不确定在这个系统中，在这个癌症里，这个途径是否存在但药物起效了，一个月后，肿瘤消失了。六个月后，仍然没有复发。3年后，癌症又复发了，她死于肺癌，但是她通过服药又活了3年，主要症状是痤疮。就是这样。
临床试验已经做了，我们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在基本的临床试验中，关键的一个试验我们叫它第三阶段，我们拒绝使用安慰剂。如果你的母亲、兄弟、姐妹是晚期肺癌，生命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了，你愿意让他们使用安慰剂吗？很明显，答案是不。所以这一组病人是这样做的。试验中10%的病人有明显的反应，正如这里显示的，然后我们把药物送到FDA，FDA说没有安慰剂，我怎么知道病人是真正从这个药物获益的？所以这天早上FDA开会，这是华尔街杂志的编辑部。（笑声）你知道，那个药物被批准了。
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是另一个公司也恰好做了这项科学试验，他们用一半安慰剂，一半药物。我们从那也听说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是他们在南美和加拿大做的，在那些地方“给予安慰剂更道德一些”。这个药物在美国也要得到批准，我想在纽约州北部有3个美国病人参与了试验。试验发现70%的无反应病人比使用安慰剂的病人生存时间更长、生活质量更高。它对我们所了解的癌症提出了挑战，那就是你不需要有什么反应，你不需要在疾病面前退缩。如果我们能够延缓疾病的发展，比我们在疾病面前退缩，对于病人的存活、病人的后果及病人的感受会有更多好处。
问题是，如果我就是这个医生，今天我拿到你的CAT扫描，你的肝脏有个2厘米的东西，3个月后你回来找我，那个东西3厘米了，那么那个药物对你是否有帮助？我怎么知道呢？它可能原本会长到10厘米，或我给你的药没有任何作用而且非常昂贵？所以这是根本问题。也就是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原因。
所以很明显你进医生办公室的目标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对。最终目标是防止疾病发生。这是我们今天能做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做法。但如果你不幸患病了，你就会去看医生，医生就会为你抽点血，然后就知道如何治疗你的疾病。我们的方法还是蛋白组学方面的，就是这个系统，一张大图。
这种技术的问题是如果观察机体的蛋白质，在高丰度蛋白和低丰度蛋白之间有11个数量级的差异。世界上没有一种技术能够跨越11个数量级。所以我们与Danny Hillis和其他人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想引进工程原理，引进软件。我们就可以看到频谱间的不同组分。
前面谈论过跨学科，谈论了合作。我认为一个令人激动的事情是其它领域的人们已开始介入。昨天，国家癌症研究所公布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物理科学和肿瘤学，物理学家、数学家都介入研究癌症，而这些人以前从未接触过。Danny和我拿到了1600万美元，他们昨天公布了，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全新的方法，不是给予高剂量的化疗药物，而是通过不同的机制能够有一种技术可以得到一张照片告诉我们机体内究竟发生了什么。
所以，用2秒钟，这些技术是如何工作的——因为我认为了解它是重要的。它是怎么回事呢？你身体里的每个蛋白都是带电的，磁性物质围绕蛋白质旋转，最后有一个检测器，它何时能碰到那个检测器要根据它的质量和电荷。所以很精确地，如果它磁性很强，你的分辨率也很高，你就可以检测机体内所有的蛋白质，就可以了解这个个体系统。
作为一名癌症医生，你、我都不需要这么厚的纸质文件，可以用办公室的数据流代替，就象这样，一滴血产生千兆字节的数据。电子数据可以描述疾病的每一个方面。当然目标是我们可以从每一个问题中了解问题，就能够前进一步，而不仅仅是反复遇到问题而没有根本的了解。
结论是我们需要远离简化论的思想。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想法。所以我请求在座的每一位，用不同的方法去思考，提出新的思路。去告诉我们这个领域里的每一个人，因为在过去59年里，什么也没改变。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
当Andy Grove辞去英特尔董事会主席时——他是我的顾问之一，很强硬的一个人。当他辞职时，他说“没有任何技术能够赢，技术本身才会赢”。我坚信在医学领域，特别是癌症领域，有一个广阔的技术平台可以帮助我们前进，也有希望在近期内帮助病人。
非常感谢。
本期讲者David Agus博士是一名知名医生，他一直在寻找治疗癌症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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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癌症＝绝症＝死亡和恐惧。然而，凌志军从死亡线上活下来，并写下了重生笔记。这是一个奇迹！他曾被中国的医学专家诊断为&脑瘤&&肺癌晚期&，活不到三个月了。可是五年过去了，他依然健康地活着。这无疑是癌症患者的福音。他的向死而生和他的&手记&，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一个人患了癌症并不可怕，癌症是有可能治愈和自愈的，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信心的崩溃。要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癌症不是绝症，它只是一种慢性疾病，我们应该与它和平共处。不要恐惧和过度治疗。面对疾病，我们不应束手就擒，而是要做一个聪明的病人；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了一些切身体验，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做参照，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已经活不过三个月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蒙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我一向敬仰视死如归的人。那些勇敢从容地走向死亡的癌症患者，曾深深打动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努力说服自己，像他们那样平静地迎接死神的降临。可是说老实话，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是生。因为死毕竟不是我们的追求。
我不断地追问自己：
难道癌症真的就是绝症？
难道癌症病人真的就没有生路？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康复之路。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这些方法也许在医生看来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上的治疗，却寄托着我生的希望。
令人惊讶的是，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事实上，我能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远。如今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仍然活着，而且越来越像个健康人。我甚至有余力去关注癌症治疗领域里的是非成败，结果竟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不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癌症的了解，却能印证我个人的体验。
尽管大多数人都相信只有早期癌症患者才有可能治愈，我却始终期待有一种途径能给所有癌症患者带来希望。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治疗前景感到很绝望，因为我了解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况。过去30年，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着。&癌症就是绝症&&确诊癌症等于宣判死刑&，已是民众中普遍的看法。专家们不断地警告我们，&癌症成为人类第一位的致死原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癌症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度增加。
这局面对于我的信心是个相当大的打击。但也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癌症不是绝症，而只是一种慢性病。他们说，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
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于是试图考证它是否有根据。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现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更短。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公开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一些研究机构还进一步证明，癌症患者中有一部分人能够不治而愈。
即便我们对&不治而愈&的观点持有最谨慎的态度，仅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也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癌症患者都是有希望的。
我们要么根本就不会患上癌症，要么可以治愈，要么可以长时间地与癌共处。
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与我自己对癌症的认识是如此不同，与我们国家的癌症治疗现状也是大相径庭。我似乎看到大洋彼岸出现的一线曙光，然而它距离我们那么遥远，就像在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尽头的一盏灯烛。
在我们的国家，癌症患者面临的情况相当糟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症治疗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自己的求生机会不敢有更多奢望，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呢？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间，每五人中就会有一人不至于死去。进而设想，如果我们的&五年存活率&达到美国的平均水平，那么每五个死去的人中间，就会有三人活下来。
用已经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做参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们国家每年死去的大约200万癌症患者中，有30万～100万人本来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长些。
可惜他们最终没能做到！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给我带来困惑。我仔细揣摩这种情形，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会更少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讳疾忌医吗？或者是特别舍不得花钱？是我们国家癌症治疗技术特别落后吗？是我们缺少好医生吗？是我们没有特效药吗？是我们独有的中西医结合彻底失败，因而让患者更短命吗？是种族遗传基因让我们中国人特别禁不起癌细胞的折腾吗？
我在困惑中仔细询问身边的病友，也悉心体会自己病情的变化。我无数次地置身于医院的拥挤、混乱和繁忙中，观察病人，观察医生，也观察医院的环境和设施。一些现象很快展现在我面前。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个个拥有一大堆头衔的专家，他们在收取病人几百元的挂号费之后只不过付出几分钟时间；我看到锃光瓦亮的医疗设备摆满楼上楼下，还被告知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当多，总是宣布又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了这些&福音&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他们每年花在治疗上的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我的困惑在继续，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癌症患者康复的机会更少，死亡的人数更多。
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脑瘤的症状减轻了。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复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看来那个迫不及待的手术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想到当初被医生的话吓得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和家人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把脑袋锯开。
这种体验比其他任何尝试都更明显地暴露出一些不寻常的因素：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存在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我们生的希望变得格外渺茫。
不过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是模模糊糊，更因为我对医学的无知而显得不那么可靠。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搜集有关癌症治疗的资料，并且把这些信息与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资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这一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医学专家。这表明它不是圈里人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外行们的以讹传讹。
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认为它只是一个大致估计，并非严谨的临床检验统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所谓&治死&之说，于是我看到了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些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起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专家说的&三个三分之一&，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三个三分之一&。它们符合我个人的体验，也解释了我对周围那些癌症患者的观察结果。
让我和家人吃惊的是，原来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我们就已经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一、别让医生吓死你
死到临头的感觉
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就像晴天霹雳，让我和家人措手不及。我对自己的身体一向自信。这不仅因为每年一次的体检指标都正常，还因为我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比如从不抽烟、酗酒。而且我还是个喜欢运动的人，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所以，当医生宣布在我的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恶性肿瘤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与死亡如此接近！
那一天是日。当时我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看着我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荧光灯的光线从胶片背面透过来，苍白凄厉，有点刺眼。确切地说，胶片上还显示出腹部造影。
&这里有，这里有，啊&&肝上也有。&医生一边在胶片上面指指点点，一边说，&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是吗？&我下意识地追问一句。停了一下，他又补充道：&不说百分之百吧，也差不多了。&
先是颅内，然后是左肺，现在又是肝&&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脑癌、肺癌，再加上肝癌。这不就是恶性肿瘤、全身转移吗！
晓东被击垮了。她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哭泣。马晓先陪着她默默掉泪。我的眼睛无法睁开，但我能够感受到她正在用一种悲恸欲绝的眼光看着我。
那天回家的路上，车里气氛低沉。晓东紧紧拉着我的手，似乎担心我突然消失，却又一言不发。她本来是个喋喋不休的人，可现在，所有生机灵动的声音全都消失了，她整个人沉浸在巨大的惊骇中，剩下的只有沉默。
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绝望&。
在北京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单上写着：
左侧桥臂异常信号，占位？
左侧桥臂占位及脑膜增厚和右额后部脑膜结节。
考虑转移瘤可能。
以我浅薄的医学常识，也能明白，在医生用语里，&占位&就是&肿瘤&。更糟的是，增强扫描的胶片进一步显示，不仅是&占位&，而且是多处&占位&。很显然，我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核磁共振胶片上显示出来的影像，都是&脑瘤&不容置疑的证据。
&转移瘤&三个字让我们更加紧张：这意味着我脑子里的肿物不是&独有&，那么它是从哪里转移过来的呢？那原发的肿瘤藏在我体内的什么地方？还有，既然已经到了&转移&的地步，那就更有可能是个&恶性肿瘤&，而且已是&晚期&？
中国式的&专家门诊&
周围的朋友纷纷建议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大家都说，对付我这种病，这家医院是最好的。我们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料&&新闻、研究报告和网上信息，也都显示它的神经外科是&全国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拥有一大堆耀眼的头衔。还有人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神经外科专家、手术台上操刀开颅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靠着晓东的搀扶，我摇摇晃晃走出家门，就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样，开始了慕名投医的漫漫路程。
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又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我们终于获得机会面见这位专家。尽管是个&特需门诊&，却没有谁来给我们约定一个准确时间，所以还要经过一番漫长的等待。四周全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这也显示出此人的确享有盛名，肩负着如此众多的期待。我好不容易找个座位坐下了。由于眩晕和畏光，几天来我一直半闭着双眼，还戴着一副墨镜用来遮光，即使在屋里也不敢摘下。
我们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见到&主任&。我不知道这位&主任&和那位&主任&究竟哪个才是神经外科主任，反正听到别人都叫他&主任&，我们进门也就忙着叫&主任&。他不动声色，只微微点一下头算是作答。
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赶忙摘下墨镜，努力睁开双眼，尽力传递我的尊敬，同时想要看清楚这位能够救我性命的人。
于是我看到一个保养很好的中年男人。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胶片上。我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可以感觉到，他认为我脑袋里的病灶是恶性肿瘤，并且列举胶片上呈现的种种特征加以证明。
我努力提高声音，希望他的注意力能转移到我身上来。他看我一眼，因为我打扰了他而显得很不高兴。
&突然发作的？&这是他第一次对我问话，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得出了结论，&不会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发&这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在转瞬间就被他否定了。看来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胶片。也许他认为我的脑子已受损害，必定思维混乱，所以根本不相信我还能讲清楚事情经过。不久之后我就知道，头部疼痛眩晕的症状是&突发&还是&渐进&，对其病灶性质的临床诊断是个关键依据。由于&恶性肿瘤&的生长是个渐变过程，所以伴随而来的症状通常也会由弱到强，而不会像&脑炎&或者&脑出血&那样&突然暴发&。可当时我还完全不知道这中间的区别。我由衷地觉得自己是那么无知、那么渺小，而面前这位专家是那么博学、那么伟大。
&主任&延续着自己的思维，对我依然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还在他的学生身上。他从喉咙深处缓慢地发出一种坚定不移的声音，像讲课，又像训话。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他伸出一根手指，用力地在我的胶片上指指点点。这样的过程持续了几分钟，他一直在对他的学生高谈阔论，就像在发表演讲而不是在为病人治病。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来，做了他的教学标本。
这种感觉很快影响了我的心情，让我疑惑。我能理解由于病人太多，所以医生只能让病人排很长时间的队，看很短时间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医生因为见多不怪而产生的不耐烦和冷漠，但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那些仪器、胶片和检查报告，而完全不顾及病人自己的身体症状；德高望重的医生门下理应高徒满座，他们利用临床病例来教导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很难想象，他们既然已经与病人&特约&自己的时间，并且为此收费，竟又不肯把时间专注在病人身上。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期待已久的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脸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
晓东和我一样，急于把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我们身上。在经过两小时的路途劳顿和三小时的等待之后，这种心情着实难免；更何况她还急切地想要弄清楚我脑子里的东西和肺上的病灶是否有关，因为这关系着她丈夫是有救还是没救。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专家的演讲，把这问题再次提出来。
&你想让它有联系？&他朝这边斜了一眼，不肯回答问题却刻薄地反问一句，嘴角带着明显的嘲弄和不屑，&是吗？&
我们慑于&主任&的威严，不再作声，只敢在心里嘀咕。尽管我并不指望能在这里得到明确结论，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用如此盛气凌人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他说不清楚的问题。
然而让我意外的还不只这一个&问号&。在向他的学生展示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之后，&主任&在我的诊疗本上写下他的高见。他记录了左脑的&占位性病变&，还写了右小脑和右脑顶部都有&异常信号&，结论是：
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
&左脑&&右脑&，还有&右顶&，这表明至少有三处病变！
&胶质瘤&&占位&，还有&多发转移&，这表明它们都属于&恶性&！
此外还有一个&？&和一个&待除外&，表明这是一个既明确而又大有回旋余地的诊断结论！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医生下班了，病人也散了，刚才拥挤不堪的医院走廊现在空荡荡的。我倚着晓东，两人并肩，蹒跚而行，感觉又冷又无助。在经过令人难以承受的路上颠簸、漫长等候和期待之后，我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我们沮丧地发现还是在原来的起点上踏步，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
要不要接受手术成了家里最紧迫的话题。像所有遭遇癌症袭击的家庭一样，我们心情急迫，度日如年。甚至不能等到春节结束，晓东便匆匆赶往上海，随身带着我在北京的全部会诊记录和胶片。一想到要切开脑袋，我们就倾向于到上海去。不仅因为那里的华山医院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神经外科，还因为我在那里工作多年，知道上海人秉性精细做事严谨，不像北京人那样大而化之，做朋友让你畅快淋漓，做事情却总让你不能放心。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都抱着一点侥幸心理，希望上海的专家能够否定北京的诊断。因为在这个国家，要论医院的医疗水准，上海是唯一能和北京媲美的了。
就像几天前北京的朋友刻不容缓地把我送进医院一样，我在上海的朋友们已经行动起来。其中有一位名叫曹焕荣，是人民日报华东分社社长，和我同龄，由官场序列来说，他是我的上级，但是我们之间保持着很深的朋友式的友谊和关切。他比我更执着地相信，上海才是能够拯救我的地方，所以分秒必争地为我寻找最好的医生。接下来的24小时，对我的会诊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安排妥当，就连春节长假也没有耽搁它的节奏。
晓东到达上海那天是大年初四。走进华山医院会诊室的时候，屋里已经有一群人，围着大会议桌坐了满满一圈，都是上海脑癌和肺癌治疗领域里最好的专家。大家彼此拜年，互道珍重。可惜这种轻松气氛很快就被我的胶片给打断了。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边倒的，几乎是在重复北京专家的诊断。肺叶上的病灶不算大，不能有定论，也还有时间继续观察，可是&脑瘤&这个结论看不到任何翻案的希望。
北京造就的绝望气氛，在上海被进一步强化了。专家们甚至还有更大的担忧：由于颅内肿瘤靠近脑干&&生命中枢，所以手术过程很容易伤及脑干，危害生命。要想避免意外，就只能切除肿瘤三分之二的部分，因而剩余部分仍会继续生长。如果不手术，脑瘤的生长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照样危及生命，所以我的死期更加紧迫&&可能&只有三个月&。
专家们的陈述大致上勾画出我的未来之路：
1．尽快实施开颅手术。然后&&
2．手术后的继续治疗，也就是化疗和放疗。然后&&
3．密切观察肺部病灶的变化。准备实施第二次手术，打开胸腔，切除肺叶。然后&&
4．继续化疗，继续放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所有人&&晓东、我，还有医生们&&都已不作他念。一切具备，就差把我推进手术室里了。
在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所有恐惧中，没有什么比预知死期将至更加恐怖了。晓东打来的电话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象手术台上的情形。我可以选择去医院切开脑袋，也可以选择呆在家里。这可真应了癌症患者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治，是找死；不治，是等死。
中外医生之对比
上海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对脑部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必须加上&波谱&。这是国外的一项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是否有关。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妹妹本来就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专家，她的专业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她在比利时供职的研究室，是全世界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评判神经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包括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VUB）医院的Johan de Mey先生、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e libre de Bruxelles，ULB）医院的Danielle Baleriaux女士。
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
1．单从胶片所显示出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进&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将其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医生。一问，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北京的那位神经外科专家。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她把自己对Jacques Brotchi先生的信任毫无保留地转移到这位从未谋面的中国专家身上。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我本想让她先回家休息一下，可是她不同意。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位中国专家。
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会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妹妹的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几位国外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
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
&很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这次会诊刚刚开始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在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九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之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最重要的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医生们一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妹妹和专家们又有过几次论辩，可惜没人认真理睬她。我们依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笼罩着，而所有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来自医生对手术的预期：为了避免手术伤及脑干神经而使我当场死在手术台上，只能切除颅内肿块大约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对付剩余的肿瘤，就只能靠化疗和放疗了。
现在到了我生病以来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最难过的关口：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走医生给我们指明的路。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我对自己说，也许我的死期没有那样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之机。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运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
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了？
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医生们可以解释为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他们行医凭借的是专业技能、机器和经验，可是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况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同一种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可惜的是，当医生们看到的胶片影像和病人叙述不能吻合时，他们宁愿相信机器也不相信人。所以，当疾病猝然而至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迷信医生的滔滔不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作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选择治疗方向比选择治疗方法更重要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下榻在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他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波谱扫描&后，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会诊。
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脑转移瘤&的诊断。他在仔细分析了&波谱扫描&胶片之后，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
&当然，一切仍是判断。&他说。也许是想尽量减少自己结论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释&波谱&（MRS）在&鉴别恶性肿瘤&方面的独特功能。他继续说：&这个检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晓东说。
&那就到上海来检查。&周笑着解释，这是种新技术，的确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最后，他非常肯定地说：&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再观察一个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我们都大松一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告诉自己，千万不可过分乐观，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同时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临之时，不恐惧、不惊慌、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
有一句话在癌症病人中间相当流行：西医是让人明明白白地死去，中医是让人稀里糊涂地活着。可现在我发现，西医要是让病人稀里糊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们继续奔波，恨不得遍访天下所有名医。有一天我们听说一个故事：香港凤凰电视台有位节目主持人，在英国惨遭车祸，当地医生都认为这女人没救了。就在这时，有位中国医生从北京飞到伦敦，试图让这个昏迷不醒的&植物人&苏醒过来。她的不少中国同行都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行为，然而她成功了。这成为神经介入治疗领域的一个奇特案例，也在我们心里燃起希望。我们决心找到那位创造奇迹的医生。
一番周折之后，妹妹见到了她。她叫凌锋，是北京宣武医院神经介入中心的主任。看上去，她并不在意那个让她成名的故事。她说：&大家都认为我是神经介入的专家，其实我对脑瘤也是很有研究的。&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凌锋大夫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她态度和蔼，神情专注，脸上挂着从容和善解人意的神情，这使她面对病人时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也许是为了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她在我的那些胶片上花的时间特别长。她有时会瞥一眼面前的人，但大部分时间盯着胶片，仿佛一头钻进了那个如梦如幻的黑白世界。当她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时，声音轻柔而又坚定，条分缕析，听不出一丝专横和居高临下的味道。她有本事抓住胶片明暗之间传递出来的哪怕最细微的信息，为那些截然对立的可能性寻找证据，却并不自以为是。
这是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尽管我已病入膏肓，耳不聪，目不明，但在几周的来往奔波之后，也能感到这类品质在那些成名的医生身上极为少见。说实话，有才华的医生当然可敬可佩，但我更相信富有同情心、敢于担当而又不那么自以为是的人。
在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她的目光终于从胶片上移过来。她说，在&波谱扫描&的所有胶片中，只有两张可以和早先的胶片加以对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还是有细小差异。所以，不能据此判断病灶部分缩小了，&但至少可以说没有长大&。
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结论。清晰，而且有说服力。
然后她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像是占位性病变。&她单刀直入，一点也不含糊。
她试图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代替&占位性病变&这个医学术语。&如果是肿瘤，不管是原发的，还是转移的，它都会把别人的位置占据了，把正常的脑组织挤压到一边去。但是&&&她停下来，用手指点胶片，&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小脑的纹路正常。挤压不明显。这是不像&占位性病变&的理由。&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病人，开始仔细询问头部和全身的症状，当她知道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周没有更加严重，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明显减轻了，就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关注。这些情况我们曾对见到的每一个医生叙述过，但他们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计。只有她，把这些作为诊断的重要参照。
&如果是&占位性病变&，不会不经治疗就越来越好转。&她总结道，&从片子和本人症状来看，不支持&占位性病变&。&
她说完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一番话清晰和精确，而且证据确凿。然而好消息来得过于突然，叫人有些难以置信。我们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谨慎。这是一个可以让我死而复生的转折点吗？可是所有那些悲观主义者的结论，不也是斩钉截铁的吗？胶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个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么解释呢？
凌锋大夫又开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着那个&乒乓球&，就像看穿了病人的疑虑：不过，更可能是职业天性驱使她在为对立观点寻找理由。我完全可以想象，这时候她的脑子里一定有一大群威严的专家，指着她的鼻子大加批驳，所以，她转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继续分析。她说：从形态上看，病灶部位比较圆，特别规则；经过增强扫描之后，边缘有增强反应。这些都可以成为判定&肿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肿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样，我很在乎诊断结论，但是，在听了那么多完全对立而又不由分说的结论之后，我现在更感兴趣的是导致结论的理由。凌锋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确有让人很难质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期待的那样，她还能为不同的观点寻找依据，这反而让我对她的为人更加信任。
最后，她建议我们把观察时间延长至三个月。
&观察。观察很重要。&她说。
因为支持我们的医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过得更有信心。就这样又挺了两周，国外几位专家第二次会诊的结果传到北京。他们把最新的&波谱扫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胶片加以对照，结论如下：
1．脑病灶是原发肿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为50％。
2．在临床中，酷似肿瘤而实际上是炎症的病例，可能性低于20%。
然而，比影像诊断更重要的是他们传递过来的专业经验。他们说：
看片予是重要参考，但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炎症往往是突然发作，又渐渐好转。而肿瘤的症状是身体渐进式地出现不适，并且越来越厉害，不会自行好转。
我本人从没有出国就诊，也没见过那些外国医生。我整天都在中国医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讲述我的病情！可是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医生那里都不能得到回应？我苦思数日，终于有了答案。原来医生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医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种医生也相信病人；一种医生只把病人当病例，另外一种医生把病人当人。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我更全面地理解了&观察&的含义。根据凌锋大夫的说法，不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觉，还要依靠医生的临床检查。不久之后，我便意识到这个建议的价值：这不是简单的治疗方法，而是为我们选择治疗方向。
因为，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选择治疗方向要比选择治疗方法更加重要。
二、癌症不是绝症
医疗领地上的&割据&与&门户&
每天拎着一口袋胶片，满世界东奔西跑，同时还能感到胶片数量迅速增加，袋子也越来越沉。这时候你自然会奇怪，如今这世界电子技术无孔不入&&从电脑到电视，从手机到录音笔，从数码相机到网络传输，而且计算机里储存着每一次电子扫描的数码文本，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把它制成胶片拎来拎去呢？
这些胶片形体巨大，上面挤满了黑白交错的影像，如梦如幻。我每做一次脑部核磁共振，就会得到5张这样的胶片，做一次肺部CT，至少有4张。如果我遵照医嘱再加上&增强扫描&，那就会使胶片数量再增加一倍。在我长期就医的那家肿瘤医院，每天做CT扫描检查的患者大约200人。照这样算来，每年从这一家医院的CT室里出来的胶片恐怕有几十万张，全国所有医院出来的胶片数以亿计。如此数量庞大的胶片都汇集到病人手上，满大街拎来拎去。相形之下，我手上的那点东西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以胶片的形态来演绎人类身体器官的病变，可能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我的爷爷就是拎着胶片去看病的，父亲也是。而现在，我，还有我的儿子，也在经历同样的事。我每次看病都会牢牢记住医生的提醒，不仅带上最新的胶片，还要把以前的胶片都带在身边。我能理解，医生这样要求是为了便于他们在新旧对比中发现问题所在，所以我以一种虔诚的心情把那些胶片随身携带。不仅如此，我还为每张胶片贴上标签，以尽量明显的方式注明日期。这是因为，我看到胶片已经多得连医生也难以应付：当它们横七竖八地平摊在诊台上时，医生为了找到他们想要的那一张，总是显得颇为吃力。
直到有一天，妹妹打电话来，要求我送给她一套资料，以便她能在欧洲请专家会诊。于是我请医院复制一套胶片，又通过国际特快专递公司送往欧洲。快递公司收取邮资800多元，然后以一个专用的硬纸筒将胶片妥善包装，航空传递，大约花了两天时间终于送达。
这在我看来已算相当快捷，可是妹妹再次来电，表达她的疑惑不解。她说，医院的计算机里应该有电子数码文本啊！为什么要制成胶片邮寄呢？通过互联网传输，她在一秒钟之内就能收到，还不用花一分钱。更重要的是，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影像，可以调节黑白反差和色调，还能局部放大，能够比胶片更清晰、更精确地反映细节变化。
她还告诉我，在欧洲，你随便在哪一家医院做了透视扫描，医生都会把电子文本备份储存在电脑里，此后你到别的医院会诊&&任何一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调取过来供你使用，这叫资源共享。鉴于电子文本的好处是如此多，所以她收到我寄去的胶片后，又不得不把它们一张一张在电脑上重新扫描存储。可惜的是，经此扫描复制得到的电子文本，比起原始数据已损失了一些细节。
国外医生们对待胶片的方式，让我第一次对自己手里的大袋子感到困惑。
我们再次去医院，询问是否有原始的电子文本存在计算机里。不错，还真有！但是医院从来不向病人提供，病人也极少索求。幸运的是，医院工作人员通情达理，懂得变通，最终同意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在交了200元钱之后，终于如愿得到两张光盘，上面存储着我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结果。我按照妹妹的要求，通过互联网将这电子文本传到欧洲。至于胶片，我们每次求医问诊时还得照样拎在手里，因为国内的医生一律要看实实在在的胶片，而不是什么电脑显示屏上的图像。
由于平生第一次给自己的体内器官拍下这么多胶片，并且经历了那么多的会诊，我开始对医生们的一个怪癖感到惊异，惊异于他们对一堆堆胶片的忠诚。尽管电脑屏幕能够更便捷、更清晰地把影像世界展示出来，尽管医生们都会熟练地使用电脑，但他们还是要把电脑里的数字文本制作成胶片，而且一再叮嘱病人带齐所有胶片。即使是年轻一些的医生也不例外。他们可以对你谈论世界医学的最新成果，可以告诉你他们在国外是如何求学如何行医的，可以告诉你他们日程中的某一天将在某个国家讲学，而他们讲学时一定会熟练地使用手提电脑来显示演讲提要，他们下班之后会在电脑上打发很多闲暇时间，甚至他们行医的诊台上就放着一台电脑。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顽强地依靠面前那个古老的灯箱来阅读胶片。
然而医生们还不只是忠实于胶片。我们沮丧地发现，他们其实只忠实于自己医院里扫描的胶片。倘若你拎着一家医院的胶片到另一家医院会诊，通常会遭到冷遇。当然医生的口气很委婉，理由也很充分。他们会告诉你，这片子拍得不好，所以你还得在这家医院里重新来过，结果你很快又得到一大堆新胶片。我一直都搞不明白，这种局面究竟是不是出于治病救人的真诚追求？
起初，我努力克服内心深处的焦虑，试图在我们遇到的医生中发现一个可以把性命相托的人，因为在我眼里，医生都是救星，能够对我身体的所有问题应付自如。可是，我不久便沮丧地注意到，这种期望如同望梅止渴。值得信赖的医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都恪守自己的专业范围，决不会逾越哪怕很小的一步。就像中国民间一句俗语说的：敲锣卖糖，各管一行。
医生们总是告诫我，癌症本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人体是地球上最博大也最精微最严谨也最没有一定之规的系统。同样都是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是不同的；同样一种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进程和结局。因此，我经常猜测，一个医生，只有掌握了最完整的信息，调集了最全面的技能、经验和智慧，才有可能少犯错误。
可是，现代医学不是按照这种逻辑设计的。&完整&&全面&&全身性&之类的概念，显然也不太可能由一个医生来实现。事情也许正相反，在医学体系里，人被分解成好多部分，比如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系统&&每个系统中又有很多部分，比如消化系统里的胃、肝、胆、胰&&你走进任何一家医院，又会看到无数的&科&，比如内科和外科、放射科和影像科&&由于这种叠加起来的划分数不胜数，一个医生即使拥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也只是专注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当我的颅内和左肺同时发现病变，甚至腹部也出现值得怀疑的迹象时，却没有一个医生能够为我的所有问题提供帮助&&神经科的问题、胸科的问题、肝胆科的问题、外科的问题、内科的问题、西医的问题、中医的问题。一个最优秀的胸科医生也不会管我的脑袋。他会说：&我只管你的肺，不解决你脑子里的病变。&反过来，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也是如此。在内科医生面前，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这问题你应该去看外科。&当我在外科医生那里完成手术之后，又会听到医生说：&出院一个月后到内科去会诊。&
就这样，我们除了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医院的所有科室里到处乱闯，别无他法。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这种局面。老实说，出现这局面还不算太糟，因为医生们尽管各自为政，毕竟还在相互配合。对我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医疗领域里盛行的互相贬损之风。你去看内科，他们会嘲笑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你去看外科，他们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内科的&放疗&和&化疗&。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癌症病人对西医和中医并无成见，如果可能，他们很愿意两种疗法都试试。可是你去看西医，他们会告诉你，中医根本不能消除肿瘤。你去看中医，他们会或明或暗地提醒你，西医如何草菅人命。
每次我们离开一位医生时，总会想：嗯，他说得有道理，的确应当如何如何。可是当我们走进另外一间诊室时，刚刚形成的治疗计划立即就被新的医嘱颠覆了。有一次我们问一位西医，中药有没有可能治疗肿瘤？他断然说：&不可能。你就是泡在中药里，也不会让肿瘤缩小。&又有一次晓东询问一位中医，能不能去做开颅手术？他当即喝道：&去吧，去吧。你要是想当寡妇，就去吧。&最后我们发现，大多数医生&&不论西医还是中医&&除了让你感到他们自己无所不能，以及别人什么都不能之外，几乎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经得起挑战的意见。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猜想也许是有关系的。设想一下，如果医生们能够共享那些最简单的信息&&不仅共享胶片，而且共享所有电子数据；如果医院能够避免&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如果医生之间能够共享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贬损，揭短拆台；最后，如果医生和他选择的治疗方案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指望医生在面对癌症时少犯一些错误？
过度反应：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治
几乎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亲属都会这样想：&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治病&&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
其实，过度治疗正是目前癌症治疗领域里最严重的弊端之一。有无数证据证明，过度治疗会破坏人的基本生理平衡，颠覆人体的免疫系统，致使患者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说明）。
过度治疗是建立在患者过度反应的基础之上的。它不仅让你倾家荡产，还让你减少了康复的机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度治疗正随着所谓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商业逻辑的拓展而日益严重。
很多病人会对医生说：&我有钱。请给我最好的治疗、最好的药。&可惜的是，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不是有钱就能救命。
我相信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疗最后归于失败，不是具体的治疗措施失当，不是药效不灵，不是医生不尽心尽力，甚至也不是&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正确的药物。
在选择医生、药品和治疗手段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不惜一切代价&的冲动常常诱使我们犯错误，而冷静和理智是我们不犯错误的前提。
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最激进、最先进、最昂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我母亲患胃癌后，医生曾悲观地预估她活不过一年。她在手术后又服用一种化疗药物，竟奇迹般痊愈了，到现在已经11年了，还好好地活着。母亲长时间服用这种药，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每天照吃照睡。我一度对此药大为叹服，每遇有人患了胃癌，便极力推荐。直到一位朋友的父亲也患了胃癌，我才看到这种药可怕的另一面。他父亲服药后，立刻出现强烈反应，呕吐不止，滴水难进，只好停用。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有些药，用在这个人身上是良药，换一个人也许就是毒药。
几年来，我面前聚集着各种各样的&特效药&。有熟人推荐的，有医生建议的，有广告上极力宣扬的。有些来自国外，价格昂贵，也有些可以免费试用。有一次，我得到这样一种新药，据说治疗肿瘤有奇效，而且不用我花一分钱就能长期使用。可是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还有一次更加富有戏剧性。那是在肺癌切除手术之后，我连续两天高烧不退。一位年轻的值班医生说，这是术后的正常反应。可是我很快发现情况不对头，因为只要护士把一种药嘀嘀嗒嗒地输入静脉，我就烧得特别难以忍受。我问医生，给我弄了什么药？他说是一种抗癌新药，还让我&别紧张&。我问，发高烧和这药有没有关系？他含糊其词。我就说，不管它抗癌不抗癌，我要求立即把药停掉。
结果呢？药停了，烧退了，我也很快恢复了。
三、做一个聪明的患者
我为什么不化疗
做完肺叶切除手术，出院前，刘向阳大夫曾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不建议你去做化疗&。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点也不掩饰对化疗的反感，让我感到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反对&，仅仅由于医生的职业戒律，才使用了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我当时就想，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换作他，他恐怕是不会去做化疗的。
那位曾经给我开过&牛筋汤&的&刘太医&坚定地认为，&化疗是把杀人刀&。这话的意思是，化疗无异于医生在谋杀病人。
我想，这种评价过于极端，对化疗来说也不公平。的确有很多癌症病人在化疗之后迅速衰竭乃至死亡，令人对化疗生疑。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经过化疗的病人延续了生命，甚至痊愈，让人相信是化疗之功。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证。她77岁那年得了胃癌，在实施胃切除手术之后辅之以化疔药物。手术大夫当时对我说，她活不过一年了，可是到现在已经过去11年，她仍好好地活着。我在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值得尊敬的上级，也有大体类似的经验。她在十年前患卵巢癌，手术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转移，可以说癌细胞在她全身到处乱跑，每一次转移便进行一轮化疗，她经历着&转移&化疗&再转移&再化疗&的巨大痛苦，但是到现在仍然从容不迫地活着。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4倍，而没有经过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详见《研究显示：乳腺癌化疗副作用严重程度超出预想》，日搜狐网）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化疗或者放疗甚至还在导致癌细胞的加速扩散转移。（详见日《深圳特区报》，A14版）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 （详见《业内人士披露：化疗可能诱发新的癌症》，日搜狐网，据《金陵晚报》记者陈艳萍报道）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过去几十年，他以外科手术加上化疗、放疗的方式治疗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发现，尽管他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十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穿刺，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
朋友带来一份礼物，令我又惊又喜。它不是任何灵丹妙药，而是一个消息，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信念。
&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这位朋友说。
他告诉我，这不是他在忽悠，而是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研究结论。这项研究结果在2006年末公布，里面有数据：平均每100位癌症患者中间，至少有10个人，在不接受任何治疗或者仅仅接受少量治疗的情况下便能够痊愈。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把这种现象叫做&自愈&，或者&自然消退&。
我们最自然也最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就是过高地估计医生的力量和药物的作用，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力量。
人体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有一套自我修复系统。
为什么有一部分癌症患者能够不治而愈呢？医学科学家们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研究。结果证明，人体免疫系统的和谐是促使癌细胞自然消退的主要原因。
人体内有一套完整的防卫机构&&免疫系统。人体的免疫机能主要依靠白细胞。白细胞有很多种，其中T细胞、B细胞和K细胞具有一种特殊能力：杀灭自身的癌细胞。
正常人体内的细胞日夜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每天新生的大量细胞中，可能会出现两三个异常细胞。这两三个&不良分子&如果不能被消灭，在外因和内因的配合下，就有可能发展为癌细胞。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免疫系统随时都在监视这些&不良分子&，一旦发现被致癌物接触过的细胞要&投敌叛变&，成为癌细胞，就会立即动员&正规部队&将其歼灭，这在医学上称为&免疫监视功能&。
这情形看来很像一场纳米世界里的战争。身体内部的免疫细胞能否协调一致地发挥作用，是制胜的关键。对抗过程大致是，发现癌细胞的异常信息后，T细胞首先出击，与癌细胞接触并牢牢地将其粘住，用它的酶迫使癌细胞膜的通透性发生改变，于是癌细胞内部的钾离子大量流出，同时又有钠、钙离子及水分大量注入。如此一来，癌细胞便失去了渗透的平衡，很快就呜呼哀哉。
B细胞依仗着另一种能力投入这场战斗。它能立即合成特异的抗体&&免疫球蛋白，分布到全身体液中，形成&体液免疫&的战场。B细胞杀灭癌细胞的威力甚大，可惜&寿命&不长，数天即会消失。同时它还能产生一种叫&细胞毒&的物质，也可起到破坏癌细胞的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人体的免疫功能被抑制，甚至被破坏，以致免疫系统紊乱、懈怠、虚弱不堪，就会让癌细胞逃避免疫监视和免疫防御。（详见《6招教您提高免疫力》，日新华网）
这样看来，作为癌症患者，我们和健康人的最大区别，不是我们的身上有癌细胞而人家没有&&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产生癌细胞，而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够强大不够活跃不够和谐，因而被癌细胞钻了空子。
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新奇的&特效药&。癌症患者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找到一条正确途径，促使自身的免疫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就像美国癌症研究协会的预言：人类最终消灭恶性肿瘤不是依赖化学药物和放射线，而是依靠肌体内的免疫和谐。
但是很可惜，迄今为止治疗癌症的许多手段和药物，有一个先天弊端，就是一边杀死癌细胞，一边颠覆患者的免疫系统。这种治疗的潜在逻辑，是以药物或者身体之外的力量来取代体内的免疫系统。
&照你说，我们就不用治疗，只要等着自愈就行了？&有位癌症患者这样问我。
我想这问题还是应当和医生讨论。你要是一定要我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让我告诉你：我们既有&不治而愈&的病例，也有&放弃治疗&以致死亡的病例；既有&积极治疗&最终康复的病例，也有&过度治疗&更快死亡的病例。所以，我只会对你说：对于治疗，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盲目地全盘拒绝，都会铸成大错。
作为癌症患者，我们应当&&
有足够的坚强，去接受那些你应当接受的治疗；
有足够的勇气，去拒绝那些你不应当接受的治疗；
有足够的智慧，去分清哪些治疗是你应当接受的，哪些治疗是你不应当接受的。
因此，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
摘自《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原著责编 胡如虹
本刊责编 黑丰
作者简介： 凌志军，男，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长在北京。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也是畅销书作家。
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陆续出版9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罹患癌症，以积极的心态和正确的思路应对治疗，逐步康复，并以亲身经历写下《重生手记》。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3年出版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原名《成长》），9年来先后7次再版，38次印刷，直到今天仍然深受读者喜爱。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