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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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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54 发布在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08970.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私史（一）&&&&文/马继禹&&&&我的苦难史就是共和国苦难史的缩影，国家的兴衰紧系着普通百姓的命运。&&&&&&&&&&&&&&&&&&&&&&&&&&&&&&&&&&&&&&&&&&&&&&&&――题记&&&&一、大跃进中的启蒙时代&&&&1、胆小的男孩&&&&我出生于一个有着姐弟七个的大家庭，连大姐、二姐什么时候出嫁的都不知道。只记得小时候，家里很挤，总共不到80平米的几间房子里，还住着祖父母，二姑奶奶。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的最小的孩子，父母很爱我。受他们的影响，我自幼就善良、胆小、弱势。从懂事开始，父母亲就给我灌输宗教的理念，他们更是身体力行。饭前饭后必须划十字。每晚要跪着念经，礼拜天和重大节日晚上，念的时间更要长。父母亲跪在板凳上，我们站在后边，低着头，双手合十，对着里屋墙上的天主和圣母像念经。父母声音大一些，我们随在后边。开始时，有些听不清，时间长了，就学会了。念完了经，大家划十字，说一声阿门，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孩子们可以出去玩耍。念经以后，每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轻。家里有几本教义的书（母亲称之为“道理书”）：《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天主教道理》等。认识字以后，我常常翻看，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父亲对我要求是严格的，但是从不打骂我，母亲更是连一句脏话都不会说。所以，我们兄妹极少在外边和孩子们骂架。“他家的孩子不会骂人”是乡亲们对我家的评价。也因此，我在外边玩，时而受到小伙伴们欺负，他们觉得“反正你不会骂人，好欺负”。受到欺负，我只会哭。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善良、胆小、弱势，只会笑和哭的孩子。乖巧也远非我所能，特别是走亲戚家，说话声音很小。我常去外婆家，外婆家有舅舅，有好几个远的或近的舅妈，还有大表姐、能说会道的二表姐。去走亲戚以前，母亲总是叮嘱我“要称呼她们”，可是，我去了以后，总是不好意思称呼她们，即使称呼她们，也是声音很小，“像蚊子一样”。越是别人让我叫“舅妈”，我越叫不出声，因此，我常常被认为“不会说话”、“傻”。在母亲面前，她们少不了抱怨我。有一次去外婆家，表哥抓住一只小麻雀给我，我带回家，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小木盒子里养着，每天喂它东西。可是，不出两天，它就死了。我很伤心，就到菜园里挖了个坑，认真地“安葬”了它，还给它做了坟头。&&&&2、我是社办生 &&&&我报名上小学应该是1958年。那时候，学校招收新生，就让原来的老学生回家看看邻居家有是否有可以上学的孩子，给家长说一下，就领着去学校报名。我是邻居家的玉环领我去的。玉环是高年级的学生，是我家对过的李二嫂子家的女儿，个子高高的，记得那时候就像个大姑娘了。正值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学校扩大规模，周围那几个小村子的小学都兼并到我村。校舍分为两个，一个老校，在村子西头，一个叫东学堂，就在我家这条街中心地带。东学堂大概是没收了地主家的房子，是比较好的带有砖瓦沿的房子，两口教室，东侧是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一开始，我在东学堂上课。我们班的同学都是本村的，年龄差别很大，我属于年龄小的。首任老师姓范，是个漂亮的大姑娘，大概是本村小学毕业。同学们挺喜欢她，特别是男孩。但是，没多久，她就走了，进城当工人了。之后，来了一位中年老师，名叫张子元，他大概是正式的老师。张老师比较活泼、开放，但似乎被视为另类。冬天到了，天气非常冷，学校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孩子们冻得直跺脚。张老师就在课间领着同学们蹦跳，一边跳一边唱，“大家来跳舞，大家来跳舞，站成一个圆圈大家来跳舞！”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他还找一些柴草点火，让大家取暖。不过，这个老师没多久也就不教了，大概被打成右派了。&&&&启蒙阶段，几乎没有作业，更没有作业本、练习本。每个学生必备的是一个自制的小黑板，用木板、石板一类的，刮一些用锅底下的“锅门烟”和一和，涂在上边（连学校的黑板也是这样涂黑的），带到学校，用来练习写字，条件更差的就干脆找一块小石板用。粉笔是极少用的，没有钱买，而且不耐用，条件好一点的是买一部分“骨笔”，这种骨笔比铅笔细，有一种骨感，故叫做“骨笔”吧，写字不太白，但是很耐用。更多的学生是家长到东岭上捡一些能在黑板上画出白色的白石头，叫做“石笔”。当然，用这些“笔”写字是很慢的，好在那时的课本很薄。&&&&学校里也没有课桌，都是同学们自备的。自带的课桌高矮不齐，基本上都是高一些的凳子或者过去母亲陪嫁的方板凳，自家缝的书包放在泥土地上，座位就是小板凳甚至砖头。开始时，我用方板凳做课桌，后来方板凳坏了，就把家中一把带扶手的老椅子的后背和扶手锯掉，扛到学校做课桌。那椅子是枣红色的，椅背上雕着龙，是和八仙桌配套的，假如留到现在，说不定有收藏价值呢。&&&&不久以后，我们班级又转到了西校。村里只有两条历史悠久的主要大街，南边的叫做前街，北边的叫做后街，前街和后街之间大部分地方都是菜园。西校历史悠久，就在后街最西头。大门向西，大门上有四个用钢筋做的“杨庄完小”的大字。大门外的路西侧是一片菜园，菜园西边就是河堤了。&&&&<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22271.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小学旧址位置图，1980年代搬走，小学西侧原来没有房子）&&&&校园的北侧一溜有四口教室，都是草房，是一至四年级的教室，教室东侧是办公室，办公室东侧是地基高出地面很多的几间房瓦房，是五、六年级的教室和校领导办公室。这时候，大拆大建，操场变得很大，操场南侧的几户前街的居民被赶走了，堵了前门，开了后门，当成了校舍，我们班就在南边的房子里上课。我们年级分公办班和社办班两种――公办班的老师是国家分配来的，多有正式学历，国家发工资；社办班的老师就是在本村找的有些文化的人，不领工资。我们同村的一年级学生都被划入“社办班”。班主任兼任课教师是本村的郑老师，按辈份我叫他三哥。还有的同学们叫他“三叔”、“三爷爷”。&&&&郑老师个子不高，没经过正式培训，大概就在本村上过学。他祖上是石匠，他很精明。他上课的特点是喜欢讲故事，讲一会课就给我们讲故事，什么“三打祝家庄”了，“无底洞”了，等等，记忆最深的就一个“火龙单”的故事。养成习惯了，同学们听课听腻了，就吆喝起来：“讲故事，讲故事！”郑老师的脾气非常好，很少生气，常常是大家一要求，他就讲故事。讲故事用的时间超过了讲课的时间，文化课对一些学生来说就成了问题。不过，我们班每次考试在全年级都是第一。原因在于老师自有妙计――反正自己监考，考试时，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大家快抄。监考时，老师警惕性很高，不断朝窗户外窥视，看见检查的来了，就马上把答案擦掉。有一次在上演这种“剧”时，郑老师发现检查的老师向我们教室走来，就赶快擦答案，可是有一位很牛的同学还没抄完，不让老师擦，老师坚持擦掉了，结果那同学和老师大闹了一场，大概把问题反映到学校领导那儿了。在社办班里，大部分同学都互相认识，下了课一起玩耍、打闹，非常自由，上课时也常乱哄哄的。教室南侧就是房主的家，前街住的同学下了课常常爬过窗户抄近“道”回家――走房主的院子。为此，时常惹得房主老太太骂，特别是调皮的男孩时而搞点恶作剧，引起校方和房主之间的纠纷。&&&&（待续）&&&&『家史小贴士』&&&&⊙发表家史文章请注明【百姓家史】，为避免遗漏发帖后留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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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3、极端饥饿的童年&&&&启蒙时期，也是最饥饿的年代。我村是个大村，虽然土地不很多，但是自然环境好，河堤以西是滩地，只要不被洪水淹没，长庄稼很好；村东是大片的很好的黄土地，既不贫瘠又易于耕作；岭东一直到东河岸都是黑的粘土地。听老人说，历史上没有许多人吃不饱的事。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村里开始吃公共食堂，生活资料全部上交，任何人家里不准冒烟。同时，大炼钢铁，许多青壮年都被逼着到外地土法炼铁。记得那时大姑娘都很害怕，因为听说“炼钢铁要炼到大姑娘要变成老太太”。我的伯父是个老党员，时任生产队长，大字不识一个，非常积极，挨家挨户查，看见谁家有锅和鏊子就提走。那一年粮食大丰收，记得很多田地里都是黄灿灿的大豆粒子，这是因为收割晚了而豆角干裂所致；地里的地瓜又大又好。可是，由于吃大锅饭，“干不干三顿饭，工不工（指工分）稀吊松（指没有用）”，大家都不出力，也没人敢往家里捡，加上青壮年都去炼钢铁了，村里的劳力所剩无几，结果，粮食收上来很少。有许多地瓜在冬天即将来到时还没刨。为了防止地瓜被冻坏，生产队就组织在家的老年人去田里用土埋地瓜，老年人能有多少力气啊？最后，大部分都冻烂在地里了，即使那些被埋上土的，也冻坏了。到第二年春天，人们饿极了，就到地里挖半烂的地瓜吃。加上“浮夸风”、“放卫星”，虚报产量，公粮指标不断攀升，收到生产队的，交完了公粮，剩下一点，存到食堂里，一是铺张浪费，二是食堂管理人员多吃多占，不当自己的日子过，很快就糟蹋没了。我们生产队的食堂一开始是在瘸大爷家的过道里。瘸大爷一条腿有残疾，老伴则满脸长着吓人的大疙瘩，比蛤蟆还厉害，所以外号叫“癞蛤蟆”，这老两口无儿无女。不知什么原因，瘸大爷的妹妹也和他们住在一起。于是，他们家一年到头打架。瘸大爷家有三间正房，过道和南屋连在一起又是三间，院子也比较大，人口有少，所以就被用来做了公共食堂。&&&&&&&&&&&&&&&&&&&&&&&&&&&&<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45465.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食堂刚开办时，吃过几顿白米饭和白菜炖猪肉，吃得又饱又好，而且，小孩子搬着小板凳到一块吃饭，说笑打闹，挺热闹的。可是，好景不长，过了不久，饭菜就差了，只能喝地瓜干稀粥了（我们这儿叫“糊涂”）。到了次年春天，就喝烂的苦地瓜干汤了。&&&&村里的大跃进氛围很浓。临街光滑一些的墙壁上都画上五颜六色的墙画。仅靠大街的本家继祥大哥家的后墙是石灰的，很光滑，墙上就画着一条龙，龙身上骑着一个青年，抓着龙须，画上写着“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还有一幅画的是连着云彩的庄稼垛，上面坐着一伙兴高采烈的社员。<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9864.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网络图片）<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21248.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网络图片）&&&&人怨天怒，大概第二年，就遭受到涝灾。记得那几年的雨季特别长，门前的大街变成了小河，大门口用麻袋装满泥土堵上，以免雨水涌入。村民的房子几乎都是土造的，禁不住雨水泡，经常漏雨。有不少破旧的房子坍塌了，街中间一姓郑的就被坍塌的房子砸死。农民没有凉鞋，夏天大都赤脚。由于长期泡在雨水里，又加上蚊虫叮咬，很多人烂脚丫，奇痒难忍。为了止痒，我常常用草纸夹在脚趾间。田地里则积水成灾。大豆地里，水没过脚踝，水草长得很高，而大豆却不长，地瓜沟里也有很多积水，人一进去就往下陷。本来社员饿得没力气干活，又加上阴雨连绵，不能除草，很多庄稼地都荒芜了。最后，这样的农田庄稼就失收了。到了秋天，即使收到生产队的地瓜干也是黑的。到了冬天，就只能喝很苦的烂地瓜干汤和青菜汤了，窝窝头也主要是地瓜秧蒸到一起的。地瓜干大都是坏的，又苦又黑，搅上一点杂粮面子。“糊涂汤子照人影”是社员们对食堂里吃的饭的真实描述。后来，眼看继续下去，稀饭汤也维持不下去了，就改变方法，按人口分，各家用小盆带回家吃。一队和二队的食堂也合并了，搬到了李家巷子头上的大院里（这里大概是被打成地主的人家的房子）。再后来，生产队里粮食奇缺，又实行饭票制，每人每天定量“三大两”（150克），每月把定量饭票发到各户，各家自己到食堂打饭，要是不省着吃，吃不到月底饿肚皮。其实， “吃饭不要票”的“共产主义”泡影这时已经破灭了。<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45774.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合并后的食堂旧址）（本图片拍摄于2010年拆迁前）&&&&一个冬天的下午，天气非常冷。家里人从食堂打回来渣豆腐。那时的所谓渣豆腐里几乎没有豆子，都是黑地瓜秧子做的，黑乎乎的，大锅做的又粗糙，很难吃。听说离城远一点的村子生活好一些，能吃上干粮、地瓜一类的，我村好多人去那里讨饭。年幼的我不愿吃黑渣豆腐，又别无选择，就要求去邻村沭卜岭讨饭，父母答应了。我就端着一只大黑碗，拿着一根讨饭棍去了沭卜岭。北风把沭卜岭街上吹得光溜溜的，大地冻得硬梆梆的，外面人非常少。那时上门讨饭要喊“大娘，大娘，给点吃的吧”。我走了几个门，就是不好意思开口，盼着有人出来施舍一点地瓜稀饭什么的，可是就是等不来人（其实那时他们也吃不饱，地冻三尺，谁还出门呢？）。眼看天快黑了，衣衫单薄的我冻得坚持不住了，只好转身回家。家人可能估计我讨不到吃的，还给我留了一碗黑乎乎的菜汤，我含着眼泪将就着咽下了。&& 那年月，多亏了三姐。她在大队办的草纸厂上班，这种“村级工人”就特殊一点，每天能发两个粮食、瓜干粉和地瓜秧粉合成的窝头。她自己舍不得吃，带回家，全家六口人匀着吃。两个窝头掰成几半，母亲总是让父亲先吃，父亲吃一点，就假装吃饱了，让我们吃，我最小，就多给我吃一点。那时的粗窝头真好似山珍海味啊！再就是母亲有心数，她不相信公共食堂能办好，就悄悄地藏了一口小铁锅，下地挖点野菜或者捡一点地瓜什么的，偶尔在家关上大门，偷偷煮一点，接济一下。&&&&肚子填不饱，填到肚子里的东西又没营养，小孩消化的又快，每到放学回家就饥肠辘辘。可是，家里连缸、盆一类的炊具都没有了，更别说食物了，只能忍着。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竟然拿出一块煮熟的地瓜，我高兴极了，几口就吃下了，那味道至今还记得。&& 还有一次，回家路上，我捡到一张饭票，象现在中了大奖似的拿回家。见我捡了饭票，母亲知道我饿，就让我去食堂买饭吃。我从食堂买了一个豌豆皮和地瓜面等混合在一起做的窝头，回到家交给母亲，母亲自然不舍得吃，说：“你捡的，你吃了吧。”我狼吞虎咽的吃下了。刚吃完，食堂的司务长来了，他拿着我买窝头的饭票，说：“你这张饭票过期了。”可是窝头已经下肚了，母亲只好又从家里拿了一张珍贵的饭票给他。&& 一年冬天，生产队的驴饿死了，食堂里就煮驴肉，但是，驴肉不分给社员吃，都让干部和食堂的人吃了。那天晚上，我们十几个饥饿的小孩围在食堂的门外，食堂的大门反锁着，我们似乎闻到了里面的驴肉味，馋得淌口水，我们敲门，喊叫，幻想着里面的人发慈悲，能开门出来给我们一点驴肉汤喝。可是，里面就是不开门，砸的重了，来人隔着大门骂几声。我们一直等到夜深才回家，可是连驴骨头也没啃到。后来，大概是在村里有点职务的哥哥拿回家一点驴肉，全家人尝了尝，记得香极了，母亲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啊。”&&&&夜晚，有个勇敢的孩子头常常带着我们饿得不长个的男孩在食堂外玩，一边玩一边喊：“干！干！干！干上三天也吃不上饭！”我们还常常唱一段根据电影插曲改编的歌：“东家在高楼，社员们来秋收，流血流汗当马牛。老人折断腰，儿童筋骨C，这样的苦日子啥是个头？”饿！饿！饿！（网络图片）&&&&做窝头的黑地瓜干、地瓜秧子也不充足了。食堂就“挖潜”，尝试各种东西。我吃过豌豆皮和玉米面在一起做的，感觉挺好吃。一段时间，吃过豆粕（现在用来喂猪或作肥料）做的，口感还可以，就是吃了肚子胀；还有用花生壳粉碎了做过，根本咽不下而且吃了拉不出来。又没有油水，便秘是经常的。那不是普通的便秘，是因为吃了不吸收不消化的东西，在里面结了疙瘩，硬硬的，肚子痛，就是出不来。用手按摩也不行。有时候，拉了一半就出不来了，只好用手抠。长此以往，造成脱肛。不论什么做的，都不够吃。很多人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有一些人饿死。我有个玩伴，乳名叫来运，他家离我家不到一百米。他家人口多，而且都是男孩，分点稀粥不够吃的。有一天，他爷爷饿得撑不住了，就爬到食堂想要点稀饭喝，可是司务长不给，最后就活活饿死了，临死前，他叫着司务长的乳名，嘱咐后代不要忘了他。可怜的老人，他哪里知道祸根是谁啊！（前些日子，我见到来运的四弟，谈起此事，他还记得爷爷咽气前的话呢。）<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7561.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来运家和食堂）&& 饥饿和死亡威胁着人们，上级却还在乐此不疲地鼓吹共产主义，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社员“画饼”。最常听到的就是一个苏联老太太的故事：实现共产主义了，物质极大丰富了，想要多少给多少，老太太就把米面等物资运到家里，直到家里堆满了才发现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永远不会物质缺乏了。可是，这个大“饼子”并不能充饥。谁有本事不吃不喝等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呢？&& 食不果腹，衣也不蔽体。棉花是紧俏物资，不许分给社员。买布要用布票，每个成人一年三尺三。那时的布又不耐磨，只好“新三年旧三年补补缝缝又三年”。谁家儿子要是结婚，需要亲戚好几家凑布票才能做一床被子。夏天好说，男孩子小的光着屁股，大的光着背、穿着裤衩子，大部分人都赤着脚。冬天，天气寒冷，就更难过了。很少有人有袜子和棉鞋。有时候，母亲给做一双新布鞋，穿着出去，就高兴得不得了。手工做鞋很不容易，先要“打炔子”&――用一些废旧补丁、硬纸等弄平整，用浆糊一层层粘好，晒干；然后用线粗粗缝一下，按照鞋底样子切割好。切好了，再用麻绳一针一针地纳鞋底。麻绳是自己捻成的，我小时候常常帮助母亲干这种活，捻的时间久了，手指痛。为了鞋子坚固耐久，纳鞋底的麻绳要密，因此，一双鞋底要纳好几天。鞋帮也是用几层布粘在一起做的，做好鞋帮以后，把鞋帮和鞋底用麻绳缝在一起就行了。这种新鞋子鞋底很硬，不能穿着新鞋子走远路，因为新鞋容易磨破脚，鞋帮容易磨破脚踝。等到新鞋穿起来舒适了，也就不耐磨了。所以，都不舍得穿，一双旧鞋子，往往反复缝补，通常拖拉着就行了。冬天，下了雨雪，天气很冷。雨雪容易弄坏鞋子，人们不舍得穿布鞋，光着脚又受不了。为了御寒，就穿草鞋。厚的草鞋又叫做“草窝子”，都是自己做的，用稻草和芦花做成，里面填上麦草，非常暖和，就是麦草有些扎脚。我家曾有一双高级一些的草窝子，底下带木板，耐磨耐水，缝缝补补，穿了好多年。过了几年，条件稍微好一点了，隔两年能买一双解放牌胶底鞋，穿上觉得特精神。乡亲们说“没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话真是有理。我周围就有不怕冷的孩子，邻居二鸭弟兄几个冬天也光着脚，他家是贫农，解放后一直吃救济，但是一家人都很懒而且不会过日子，还是穷得锅底朝天，他母亲又不会做鞋，所以冬天孩子们也光着脚在外边跑，冻不坏。有时，他家冬天都没有被子盖。普通人家也是只有被子没有褥子，冬天，睡觉前，要好好把被子叠好，把被子两边折叠在底下当褥子，否则，躺在床上，下面的草席凉到骨头里去！被子上边，压上自己的全部衣服。在阴冷的日子里，我常常要先坐在被窝里好久，用体温把窝暖和一些，然后再睡觉。当然，刚躺下时，是不敢伸腿的，要蜷着身体。在极冷的天气里，会一夜都蜷缩着，甚至直到天亮被窝都不暖和。棉袄也一向是被当作被子压在上边的。常言道“庄户人家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可见，棉袄的重要性。那时候，农民做一件棉袄是很不容易的。我的一件棉袄穿了差不多五、六年，为了不弄脏，外面套着母亲破旧的、补丁摞补丁的带大襟的褂子，一直到读初中都这样。没有内衣，棉袄里面就是皮肉，没有可以换洗的，整个冬天就一直穿着，袄领子上的油（庄稼人称为“孬油”）和尘土粘在一起，厚厚的一层，用指甲就能刮下来。乡亲们开玩笑说“XXX袄上的油灰够给二分地庄稼追肥了。”&& 平日里，家长不让我们出去玩，因为到处跑容易饿而且磨衣服。可是，冬天又让我们出去跑跳、打闹。地冻三尺的冬天，破旧的泥土房子里冻得坐不住，小孩子晚上都跑到外面撒野暖和身子。孩子们也有自己取暖的方法，除了“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等，最简单的就是找个避风的旮旯，几个人“挤粘固”――你抗我、我抗他，他抗我，互相用力挤来挤去，就暖和了。有时，一侧的参与者使坏，一下子放松，大家都摔倒在一起，最上边要是个坏孩子，会趁机在上边使劲压一压，压得最低下的直“哎呦”。孩子们大都火大，跑一阵脚底出汗，身上也出汗，和灰土一起和成了臭泥。停下来过一阵，脚底和领子冰凉冰凉的！时间久了，泥灰变的又臭又硬，要用很坚硬的东西才能挖掉。那时候，成年人、老年人喜欢和孩子一块睡。“找个小孩暖暖脚”，是他们常说的话。没有手套，又没有温水洗手，冬天手裂口子是家常便饭，带血的口子痛得钻心。有时候，为了暖手，不干活时，就把手缩进棉袄里面，但是，这样要小心，否则，在外边摔倒了爬不起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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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4、公办班的二等公民 &&&&&&&&&&大概到了升三年级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社办班取消了，老师回家了，我们要被合并到公办班里去。由于学校对我们班的成绩不信任，我们班的同学必须参加一次由公办班老师监考的考试，考不上的要留级。考试的结果，我考上了公办班，而很多同学留了级。进了公办班以后，非常不适应，一是没有了社办班的自由，上学、上课、放学都很严格；二是思想上很压抑，公办班原来的同学都看不起从社办班来的，经常欺负我们。我不记得班主任的名字了，只记得学生送他外号“全占”，因为他不仅脸上有麻子，眼睛有疤，一条腿还瘸着。这个老师和郑老师比起来是天壤之别：他非常严厉，尤其对我们社办班转来的，从没有笑脸，我们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班干部都是原公办班的，公办班的原班学生都是邻村的。后村的张大个是班长，比我大好几岁，他学习并不好，据说他能当班长，就是因为从家里拿窝头给老师吃，因此，外号叫“小窝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老师打小报告。学习委员是前村的巩树林，个子不高，瘦瘦的，但是班里同学都怕他。自习课上，他管纪律，拿着小杆子到处转悠，看见那个同学不顺眼，就用杆子砸头皮。同学们学习上有问题也不敢讨论。这个学习委员的厉害在全校都很有名。这时候，已经有作业了。由于怕老师，上课时听了有时记不住，又不敢问，做作业时又大气不敢喘，作业难免出现错误。作业出现错误，就被叫到办公室，不由分说训一顿，还要拧耳朵，撕本子。我特别怕进办公室，一个是因为我特胆小内向，另一个是因为我大哥那时是村团支书，常和学校打交道，办公室里老师很多老师都认识他，我一进去，他们就议论，使我很丢脸。同学们也害怕老师撕本子，因为买不起本子。那时候的本子纸张都是黑的、黄的，很粗糙，有时候摸上去都磨手，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舍得用，用完了正面，背面还要用来做草稿纸。二哥那时在城里读初中，我还常常使用他用过的本子的背面。后来，条件好一些了，就到供销社买几张大的纸，自己折叠好，让三姐给裁切开（她在造纸厂干过，会裁），用线装订起来使用。买来的纸也是又黑又薄的，一不小心就划个洞，直到五六年级时，才能买到白的纸做本子。&&&&公办班里的班长和其他班干部就是老师安插的耳目，不仅课内而且课外都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而重点是监视从社办班转来的学生（同样的事，原公办班的学生干了就没事）。&&&&尽管我不敢越雷池一部，还是有一次被老师的探子抓着了。有一天，出了校门后，我们几个原社办班的学生在路上追逐打闹着玩，被班长看见了，第二天就汇报了老师。结果，第二天一到学校，我们几个就被叫到门外发罚站，之后又被叫到办公室写检讨，检讨交给老师，他连看都不看就撕了，”不行，重写！“写了一遍又一遍，就是通不过，真不知道该写什么了，当时可真犯愁啊。这次风波过了好久才过去。&&&&另一次风波发生在一个夏天。那时，夏天必须到学校躺在桌子上或者带着草席躺在地上午休，其间有班干部监视着，不准有任何动静。有一次午休，天气很热，大家都躺下了，教室里一片寂静。我躺在桌子上，就是睡不着。我以为班长睡着了，就慢慢睁开了眼睛，并伸了伸手臂，摸了一下头上方墙上的一根钉子，没料想班长根本没睡，正好好监视着大家呢。他看见我的行为了，就把我叫到门口晒了一中午太阳。那时，由于整天被老师吓得心惊胆颤，每一天都过得很慢，好像什么也没学到心里去。&&&&因为离家近，夏天都到学校早读，早读后在回家吃饭。一段时间，班里开展早到校比赛，看谁早读到校早。教室里挂着写好序号的小牌子，第一个到校的就拿走“1”，第二个拿走“2”，前几名的同学受到表彰。于是，到校越来越早，有的同学天不亮就到了，拿着牌子趴在课桌上睡觉，有时候还鸡叫就起床，到学校拿着牌子回家睡一觉再去学校。我也曾经数次拿过第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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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36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5、“前途”同学&&&&刚入校时，我们就开始被洗脑了。课本内容就有刘文学、刘胡兰之类的文章了。不过开始时的洗脑不严重，课本上也有司马光砸缸、曹操称象之类的古代故事。加上郑老师是个很随意的临时老师，他从不给我们灌输“革命”理念。随着“大跃进”的“东风”越来越猛烈，我们上课的时间不断减少，学校组织的劳动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除了暑假、寒假，夏收和秋收都要放假，小孩子在假期里不能干大活，就被安排去捡麦穗、拔草等。“红歌”也越长越响亮，耳熟能详的有“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跃进跃进大跃进，全国人民向前进，十五年要赶上英国，全国人民有信心！”（“有信心”这三个字唱得很用力。）&&&&在课本的熏陶下，地主阶级凶狠、剥削穷人的看法逐渐深入我们的思想。村子中央就有一个曾经的姓郑的地主，虽然从未听说，更没有看见他做过什么坏事，脑子里就把他当成坏人了。上学的路上，有时会遇见那个衣着简朴的老头，觉得他很可怕，不敢抬头看他，会远远地躲开他。后来，听说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我们班里的郑钧，他实际上是个极为普通的老实孩子，但是我们很多同学觉得郑钧越看越不顺眼，甚至不敢接近他。&&&&同学们被教育说“革命”的话而不能说心里话。有一次课外活动，老师提问我们为什么要上学。小孩子那时哪里懂这些啊。郑钧被提问到（或许是他自己自愿回答），他说“为了前途”。他的真诚的回答竟然惹得大家都笑起来，因为他没有回答“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或者“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后，他的“前途”的外号就传来了。后来，大家越来越注意打听谁家是什么成分，越来越注意怎样说话才正确。到了升高小的时候，引进了口试，就有“你为什么学习”的问题，同学们准备的答案大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一类的“革命”答案。&&&&6、第一位真正的老师&&&&&&&& &&&&在公办班里当二等公民的日子很是难熬。终于，有一天，也许过了不到一年，“全占”老师被调走了。换了一位邻村的陆老师。社办班转来的同学们松了一口气。但是，有些原班的女同学好像对 “全占”老师很留恋，她们都哭，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时间不长，陆老师又调走了，那些女生又哭了。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位女老师，叫杜新民，城里人出身，高高的个子，大眼睛，高颧骨，好像烫了头，显得很洋气。杜老师住在学校，还带着她的一对儿女。她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好像没什么感情，很少深入我们。但是她给我的印象是知识渊博，像个真正的老师。而且她的课讲得好、认真，也比较严厉，对学生没有厚薄之分。记得有一次上课时，她的女儿去了，又哭又闹，杜老师气得一下子把她扔到门外院子里去了。那一段时间，我的学习不断提高。后来才知道，她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是我的第一个真正的老师。杜老师在我们村呆了很多年，听说“文革”中她遭到批斗。&&&&<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7537.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年轻时的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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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07 &&
难忘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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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00 &&
苦难的经历，真实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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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4:55 &&
几个小故事印象深刻，现在的生活水平个人的发展和选择的机会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干部还是在分大家的驴肉，说话依然存在风险....还好这些都在改变，感谢马老师给我们分享的这些经历，感谢互联网让这些改变加速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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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3:43 &&
我的苦难史就是共和国苦难史的缩影!我们的苦难就是这个国家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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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00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8、父亲走了！&&&&<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18917.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父亲遗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与众不同的。他中等以上的个头，不仅长得英俊，而且举止文雅，极少大声训斥孩子，更不会打骂孩子。在外边，他和乡亲们和睦相处，从不会说脏话，连大的玩笑也没开过，总是面带微笑，慈祥且严肃，所以大家送他个外号“大姑娘”，这个外号远近闻名。母亲以父亲为骄傲，尊重父亲，一切都以父亲为中心。村里一向有人因为东西丢失或被盗而骂大街，可是，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家，所以我家的什么东西丢了也就丢了。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父亲也算是思想开明的人，年轻时，除了种田，偶尔做点小生意，还曾在城里教堂打过杂。可能就是在教堂里，他学了些字。虽然识字很少，他也许是我们生产队同辈人中最有“文化”的人了，据说他曾用他那不多的文化在村夜校带过好久的课，据曾和他一起办夜校的范家大爷说，父亲教夜校非常认真。当他有空时，父亲还会把他那不多的文化传授给我们，门板上公公正正地写上“R、牛、羊、大、小、多、少”等字。常言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教育，我想：我一生所走的路都是和儿时父母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大跃进时期，父亲在生产队看场屋。虽然挨饿，他给集体干活，就像他干其他事一样，还是非常认真。1961年初夏，饥饿的人们终于盼到小麦熟了。割了小麦，食堂就赶着磨了麦糊子，贴了饼子分给社员填一下肚子。那天中午，每个成年人分得两个很硬但是很香的麦饼子，母亲只吃了一个，就说饱了，另一个让给父亲吃了。吃饭完后，父亲就匆忙赶回场院去干活。他在整个冬春一直挨饿，肚子太空了！肠壁已经很薄，那死硬的饼子竟然要了他的命！下午，父亲就肚子痛起来，越来越重，很快就被送往城里人民医院。那一夜，恐怖笼罩着全家。起初，传来消息，说父亲开刀了，手术很成功。可是，夜里，又传来父亲症状转移不太好的消息，母亲也匆忙赶去了。我也要求去，可是家人不允许我去，让我在家呆着。尽管我年龄小，也替父亲担心，不能入睡，焦急地等待着。可是，我最终没能等来父亲活着回家，也没能听到父亲给我说一句话。在那个可怕的黎明，哭喊声从大门口传进家中。我惊恐地爬起来，不知所措，家里一时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黑了，母亲、姐姐都象疯了一样大叫着“塌了天了啊！”（写到此处，禁不住泪如泉涌。）在那饥寒交迫的年代里，三姐还未成家，二哥刚上初中，我和四姐刚刚懂事，一个大家庭失去了主心骨，真是无异于天塌了啊！面对如此悲惨的命运，她们能干什么呢？只有呼天喊地！可是，却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那时，父亲年仅49岁。&&&&很久很久，母亲都不能从父亲突然离世的悲痛中解脱出来。面对残酷的命运，面对无情的打击，面对威胁全家人的饥饿和种种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懦弱的、裹着小脚的母亲不知所措，除了痛哭和不停地祈祷。是啊，她怎么能不愁啊――看看泥土屋里，除了几张破旧的家具，连一粒粮食都没有，连老鼠都饿跑了，这一家人该怎么活下去啊！她哭哑了嗓子，流干了眼泪。一次又一次，我放学或割草回家，发现大门里面用棍子顶着――屋里传来母亲 “我的人啊”的抽泣声。我不敢叫门，躲到一边流眼泪。&&&&父亲走后，母亲去外婆家更频繁了。在外婆家，她的老母亲――我的外婆，可以给她一些慰藉，同时，外婆、舅舅让她捎回一点地瓜干接济家人。母亲在家时，我害怕看见她哭。她不在家时，我更感到孤单害怕。她每次去外婆家，我都去她来的路上迎接。路上要经过一座小岭，叫做“小皇山”，小皇山在两个村子之间，山脚下那条弯曲不平的路上行人很少。很多次，我都发现母亲坐在那条路旁，两手抓住脚踝，大声地哭泣――在家里哭，她怕孩子看见，也怕邻居听见，在外边，她可以放声痛哭。有几次，我随母亲一起去外婆家，母亲在前边走，一边低声哭泣，我跟在后边，流着眼泪。路人见了，都投来同情的目光，低声叹息“这么小就穿重孝，可怜啊！”（这一段用泪水写成）&&&&<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31660.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小皇山下的我走过N次、记忆着母亲悲切的泪水和哭声的小道。已远非过去那样崎岖。）&&&&真是祸不单行！过了没有几个月，大姐家已经好几岁的长女病了，大概是肺结核，大姐和姐夫带着她住在我家，去城里医院看过好多次，最后竟然没有医治好。女儿的夭折令本来就为失去父亲而痛苦的大姐更加痛不欲生，她来到我家，和母亲抱头痛哭。两个弱女子怎能承受住如此接二连三的沉痛打击，她们感到真的要走到“世界末日”了。除了眼泪和祈祷，她们还能干什么？亲戚、邻居们都来劝慰。饥饿的威胁、失去亲人的疼痛、走投无路的绝境，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深的烙印。&&&&在那个缺粮少柴的时代，连五尺男子汉都朝不虑夕，一个小脚的女人怎么去拉扯四个孩子啊！可是，在亲友、邻居的劝说下，母亲还是强忍悲痛，拉扯着我们走下去。在好多年里，母亲都不相信，她所依靠的人真的那么快永远地离开了。她下地干活，常常看见一个长得好像父亲的人从坟子里走出来，一会儿又不见了。那些年，我也总觉得父亲还能回来。虽然我年龄小，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对他的感情是非常深的，父亲用粉笔写的“R、牛、羊”等依然在门板上，那是他用来对我进行启蒙教育的，可是，却看不见他那慈祥的面容了！多少次梦里，我看见父亲回来了，我高兴地流着泪。可是，梦醒了，我看不见父亲，但是我还是相信梦是真的。&&&&母亲是懦弱的，又是坚强的！面对沉痛的打击，面对悲惨的命运，面对 “苦世界”，看着四个需要照顾的孩子，她坚信“万能的上帝”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她坚信苦难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她一边流泪，一边强打起精神，领着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在风雨中步履蹒跚地前行。她经常用来安慰和鼓励看不到希望的孩子们的“格言”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和“老天饿不死瞎鹰”。在她的带领下，她的儿女们经受住了人间的冷眼，经受住了天灾人祸的打击，经受住了数不尽的磨难，在漫漫长夜中坚强地前行。&&&&失去了父亲，我觉得自己就成了半个孤儿，更加胆小、木讷了，一个人时，常常皱紧了眉头。小孩子没有爹是受歧视的，父亲的死成了一些玩伴笑话我的由头。在外边玩耍，我和哥哥时常受到小伙伴的欺负。二哥好胜心强，时常和那些男孩发生吵闹，每当此时，就把我吓得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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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36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9、外婆家的小路&&&&母亲也常打发我自己在假期中或礼拜天去外婆家。外婆住的村子叫后朱汪。去外婆家的路弯弯曲曲，有的近道很窄，途经好几个村子：巩家村、指挥庄、埠前店，还要经过成片的庄稼地和树林。那时的路好像很远。从外婆家回家，一般都要走“家后”―村子后边的一条路，那儿人都称之为“家后”。从外婆家出来，先要经过一条通往“家后”的长长的巷子，再顺着“家后”的小路向西。常常有人把我送到“家后”的路上，因为“家后”那地方有些令人害怕，一是可能遇上村东的哑巴，小时候，我特害怕哑巴，也许因为那个哑巴喜欢吓唬小孩，我听见她 “啊、啊”的声音就害怕，还可能是因为那时大人常用“哑巴来了”来吓唬小孩；二是“家后”有一些树林。村子的西头也是令孩子胆怯的地方，夏天有茂密的高粱或玉米地，一个人在其中的小道上行走难免有些恐惧，特别是当时有些狼啊、鬼啊的传说。途中经过的村子指挥庄也有一个聋哑人，我也害怕看见他，有时尽量躲着走。过了指挥庄，走一段路，就到了小皇山了。在小皇山下，时常会坐下歇歇脚。那时候，小皇山下也是行人稀少，那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也曾留下我的胆怯和忧伤。&&&&外婆也是一个苦命的老太太，外公早就去世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很小的时候，我有点不解：我有大舅、三舅，怎么只有二舅妈而没有二舅啊？但是，我“懒语”，从来不问。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二舅早就牺牲了。从母亲的话里，我得知，二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外婆最疼爱的人。可是，我的二舅，外婆的二儿子，年纪轻轻就被汉奸杀害了，因为在城里参加地下抗日，连尸体都没找到。这在外婆的心中始终是一个痛。二舅妈年轻就守寡，靠外婆帮助她拉扯着幼小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命运悲惨的外婆，没想到她的女儿，我的母亲，也如此苦命，年龄不大就又丧夫。所以，每当母亲去看她，这老娘俩除了叹气、流泪，就是靠旱烟袋里一锅又一锅的旱烟来解愁了。吃食堂期间，是没有烟叶可抽的，只能用干的地瓜叶子当替代品。食堂解散，分了菜园以后，她才能在菜园里种点烟叶。人们都说抽烟是因为犯愁，不知道外婆什么时间学会抽烟的，也许是二舅牺牲以后，她太悲伤才抽的。她有一个不小的木头盒子，分成两个格子，一个格子里放着不太碎的烟叶，另一个里放着搓碎的。我在那儿时，有时候会帮她搓烟叶来打发时光，烟叶的味道挺呛人。父亲走后，母亲也学着外婆用旱烟来打发漫长的冬夜。&&&&无情的打击逼迫外婆成了一个在村里有名的坚强的老太太。她和二舅妈以及我的大表哥一起生活。二舅妈没有多少能耐，理家全靠外婆，她不仅能干还非常节俭。加之她是烈属，政府每月给一点抚恤金。所以，她家生活要好一点。从食堂解散、粮食分到户，一直到文革期间，外婆都经常接济我家。每次我去，外婆就会摇晃着头，颤颤巍巍地从她那黑古隆冬的里屋里拿出几个熟地瓜干、胡萝卜干给我吃，还给我一些生地瓜干带回家。那儿的土地是沙窝地，长的地瓜都是红皮的，吃起来很面。地瓜干也是面的，容易熟，这也正是我所喜欢吃的。&&&&我也喜欢去外婆家。在外婆家，除了可以吃到熟地瓜干，秋天还会吃到栗子、柿子，更会有几个表哥带我玩。三舅家有四个表哥。我总是跟着和我年龄接近的三表哥和四表哥玩。和他们一起，没有人敢欺负我。他们带我下地割草、捡拾庄稼、捉蚂蚱。村子东边有个大汪，大汪周围有一些大树。夏天，他们带我去这些大树上抓知了，去树底下挖知了猴。最常去的地方是家后的树林。那片树林不小，都是长了很多年的栗子树和柿子树，是好多人家的。食堂解散、分了自留地以后，树又分到了各家（大概顶替了自留地），外婆家、舅舅家原先的栗子树又回来了。外婆家的那棵栗子树很大，树枝遮天蔽日，树干上有好多洞。夏天，树底下有好多人编织草席或者干别的活。小孩则在那儿乘凉、追逐打闹。他们还时常爬到树上去。有一次，四表哥就从树上摔下来，伤了胳臂。表哥们还会带我去远一点的地方洗澡，那地方叫“沙埠”，一大片白色的细沙，往下深挖，也是沙子，春秋季节，大风会把沙子吹到很远的地方甚至村子里。沙埠中间是一个汪塘，里面长了很多菱角，所以叫做“菱角汪”。这儿的菱角和集市上卖的那种不一样，很小，它的角可以扎破脚，皮薄，扒开就可以吃。我们去那儿既可以洗澡又可以捡菱角。&&&&（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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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53 &&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10、病怏怏&&&&伴随着饥饿和贫穷的是极差的卫生条件。为了充饥，什么东西都吃。在生产队里挖地瓜，休息时，一片啃生地瓜的声音，尽管要挨队长骂。割豆子，捡了干豆粒就往嘴里扔。小孩子在地里割草，遇见叫做“酸柳子”一类的草，在地里挖出白茅根的根，也往嘴里放。有大胆的孩子在地里捉到白色的小蠕虫、老鼠，就用草烧了吃，甚至有的孩子因为争食烧熟的老鼠而打架。吃的饭是地瓜干为主，蛋白质极其缺乏，很多孩子营养不良。&&&&饮水呢？我们村子东半截几十户人家使用一口古老的水井，一直到改革开放。这口水井就紧靠牛棚，是人畜共用的。水井壁是石块砌成的，井口也是石块砌成，叫做“井台”。“井台”高出地面一些，“井台”石块的光滑足以说明这口水井古老的历史。打水人一般用钩担（两头带钩子的扁担）担着两个容器，带着粗粗的“井绳”，用井绳把水从深深的井里提出来。提水的时候，要十分小心，特别在井台上结冰的冬天，否则会掉进很深的井里。有的人自己不会提水，因为从井里提水要有一定的技能，要先把水桶放到水面上，放松一点系着水桶的井绳，轻轻晃动几下，然后猛地从一边向下送，水桶才能歪倒并进水，水灌满了容器，再一下一下地提上来。提水的人常常把水罐或水桶掉进井里，要捞上来很不容易，都要到附近的瘸大爷家借专用的钩子才行，有时候，用钩子捞很久，把井水都搅浑了，也捞不出来。我也多次把水桶掉进井里，嫌老去人家借钩子不方便，后来就用铁筋自己弯了两个土的，结果也能使用。早上和傍晚，打水的人要排队。打水用铁桶，更多的是用瓦罐，每个水桶和水罐底下都有会沾上泥土甚至鸡屎。水井没有盖子，夏天下大雨时，街上的水位超过“井台”，井里的水就满了，和外边的雨水、牛棚里流出的污水混为一体，要多脏有多脏。所以，刚下过大雨，井水十分浑浊，就不能饮用。有时，还会有轻生者选择这口水井。为此，每年春天井水少时，都要淘一次井：抽干水，下去人把脏泥挖出，也顺便把丢在井里没能捞出来的水桶、水罐捞出来，当然，里面也少不了破鞋头子一类的。水井也常是一些轻生者选择的地方，也有打水者失足落入水中的。这种水喝了怎么能健康呢？但是，在夏天，有许多人家为了节约柴草，竟然直接饮用生水，甚至有人从井里打出来就趴在桶上豪饮！&&&&<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9569.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水井位置图）&&&&夏天，赤脚裸背，水里泥里。不论水多脏，东大汪都是孩子们纳凉嬉水的乐园。割草、干活，手破了，就找点叫做“血鳝头”的草砸碎，涂上，有时甚至用石头面。大便以后，没有手纸，连用过的废纸也没有，最常用的是干坷垃。我家的厕所在南边的菜园里，和所有人家的一样，是土垒的，中间一个用废砖头砌的方池子（有的人家则用一个瓦缸），叫做“粪缸”，就是方便的地方。夏天，里面水满了，使用时，要很小心，否则，脏水会溅到屁股上。便前，在外边捡两块滑一点的土坷垃，便后就用来擦屁股。有时，捡不到干净的坷垃，就二次利用厕所内用过的坷垃的另一边。雨季，没有干坷垃，就扯几片蓖麻叶、茄子叶来用，甚至揪一把青草用。在田野里，需要大便时，就用大豆叶、地瓜叶、高粱叶等这些“环保”的东西。连女人都不知道卫生纸，女孩子来了例假，条件好一点用草纸（用来做冥纸的那种），条件差的就用破布片等，还有用草木灰的。&&&&夏天，我们可以讲讲“卫生”，可以到河里、汪里甚至公路沟里洗澡。我们小孩子最常去的是东大汪，村子西头的人离河近，他们大概去河里洗澡。夏天，暴雨之后，大汪里的水非常浑浊，但是，这挡不住农村的孩子们。在炎热的夏天，一天去大汪洗好几次。男孩们，甚至劳作回来的成年男人，常常在东大汪里洗澡、游泳，有时顺便摸一块莲藕吃。洗完了就站在汪边的路旁晾干，顶着黑毛大扎枪，也不避讳路人，女人路过时，都是掩面而过。（那时，连沂河的桥上傍晚也常有这种景象。）在太阳不好的时候，孩子们从水里上岸，光着屁股在岸边跑来跑去，边跑边拍屁股，嘴里念着“天拜拜，地拜拜，出来个太阳我晒晒；天不拜，地不拜，出来个太阳我不晒”。还有一种煽情的“跑跑，晾晾，狗耪钦恰！迸茏排茏牛硖寰透闪耍泻⒌男〖σ餐ζ鹄戳耍π叩哪泻⒒崮闷鸲敷艺谝幌拢蟮ǖ脑虿还苋叨唬踔琳驹诎侗弑热此哪蛏涞迷丁０侗叩哪嗤恋夭⒉黄秸虼耍３；岜凰槭平虐濉&&&&晚上，那儿更是男孩子们的乐园。我们在里面洗澡、打水仗，并且在打水仗中学会了游泳。我们也跳水，有时会呛水。小时候，都是二哥领着我去嬉水。很多成年人也到大汪洗澡、游泳，或者在大汪北侧的石桥上乘凉。男人的领地一般在大汪西侧，女孩则在大汪东岸边洗一洗。在水特浑浊时，洗完以后，身上的泥比没洗的时候还多。有些爱干净的人，即使在秋风萧瑟的时候，也会在劳动之后，到汪里或者路边的水沟里洗一洗，洗完了，一边打着寒颤一边穿衣服。&&&&寒冷的冬天，农村人就不能“讲卫生”了。我们村虽然离城里很近，步行十几里路进城洗澡也不容易。洗一次澡要花两毛钱，这对村民们来说是不小的开支。更何况，城里就那么几个澡堂子，去洗澡要天不亮就起床。否则，去晚了，半天可能都排不上号呢。所以，每个冬天能进城洗一次澡的是少数穷讲究的人，能洗两次就算得上奢侈了。很小的时候，哥哥曾带我进城洗过澡。上高小以后，我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进城洗澡了。一般都是快过年的时候去。三五个男孩，有时甚至十几个，前一天晚上约好。第二天，鸡叫头遍就起床，一起又跑又跳地进城洗澡，黎明的冬天往往很冷，但是跑跳一会就不冷了。一个多小时后，赶到城里往往天还不亮。城里的公共澡堂大概就两家――一个叫“红星池塘”，另一个叫“工农兵池塘”，都在解放路上。澡塘大概半夜就开门营业了。我们去的早的时候，到了就可以洗；若是晚了，就要排队等着早进去的顾客出来，有了放衣服的床位才行。在热气腾腾的澡塘子里烫一个多小时以后，出来，穿好衣服，吃点自带的干粮，然后回家。要是去的晚了，加上排队等候的时间，可能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有一次，去澡堂洗澡，看见里面那么暖和，我就有些羡慕地说“在这里当个工人不错啊。又能洗澡，又暖和。”结果，和我一起的玩伴刘中把我笑话了一顿，说那是下贱活。理发也是奢侈的事。我大多数是留光头，是母亲用刀子给剃的。三舅家的二表哥买了一把推子以后，我就去他家让他给我理“洋头”了。&&&&生存（那不叫生活，只能称之为“生存”或者“活着”）条件近乎原始，又缺医少药，生病是家常便饭。肚子疼是经常发生的事，一般都是母亲熬点生姜水给我喝。肚子里的蛔虫很多，活的、死的蛔虫经常随着大便排出。蛔虫多了，结成疙瘩，就疼得厉害，有时候疼得在地上打滚。再一个就是因为便秘导致的脱肛（村子里人叫做“掉叠肚”），那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大便时，肛门掉出来，大便结束，肛门不能复位，有时候只好用手指推回去。&&&&夏秋季节，胳膊上、脸上、头上生疮（也叫做“疖子”）也是孩子们难以摆脱的疾病，最常发生的地方是腿上。我的腿上就生过好几次疮（现在还能看见留下的痕迹），生了疮也很少去找医生医治，很多情况是在地里采些大豆叶捣烂后敷在上面。一年秋天，我的腿上长了好几个疮，越长越大。疖子在快要化脓的时候最痛了，连周围的肌肉都疼得不断跳动，严重的时候，感觉骨头都在痛以至于不能出门，在家里直哼哼。化了脓以后，一般就慢慢好了，庄稼人说是出了毒了。&&&&嘴角也容易生疮。有时候，嘴角周围都长了疮，不敢吃饭。母亲说那是火气，就让我一大早用门框上用来锁门的铁链放在嘴唇上冰镇，这个办法还真管用，几次就能治愈。&&&&“害眼”也常常光顾农家的孩子们――早上起来，发觉眼睛睁不开了，被“眼屎”糊住了。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到外边采几个带露水的蓖麻叶，用叶子上的水洗眼睛，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到了上中学以后，经过检查，才知道那是因为有沙眼，校医室的医生给了眼药水，以后犯了眼病就用药水了。&&&&夏天，蚊子奇多。傍晚的时候，门前成群的蚊子嗡嗡响，就像唱大戏一样。天热在家里睡不着，很多人带着草席到大街上露宿，更多的人去打谷场上。打谷场上是孩子们最愿意去的地方，他们可以借机在那里疯跑。在外边，蚊子也很多，就用被单盖着脸睡觉。很多孩子整个夏天都在外露宿。不过，露宿不解乏，早上起来浑身不舒服。那会儿，身上有虱子、跳蚤是平常事，特别是冬天，穿着棉衣，更容易生害虫。有的老人晴天找个避风的太阳地，脱下棉袄，就捉虱子，甚至有的捉了虱子，放在嘴里咬得啪啪地响。&&&&父亲去世后的一年春天，我觉得身上很多地方起了疙瘩，奇痒难忍，起初以为是生虱子了。我是很不耐虱子叮咬的，就自己并且发动家人，在被上和棉衣上搜寻，结果没有找到虱子，而且发现身上的疙瘩不像是被虱子叮咬的。用了好多土办法，甚至用唾液搓，没有效果。这时候，村里已经有了卫生室，家人就去找宋医生看，他说是“斑疹”，给开了些药，同时还打了针，过了几天，不见好转。后来，又去邻村找了一个著名的老医生―钱先生。钱先生给了另个名字，并给我扎针。几天过去了，仍然不见效果。病情还有加重的趋势，那些疙瘩已经连成片了。最后，听说，东乡（现在的开发区）的洪家湖有一位老中医专门看疹痘，就去那儿看。第一次，是二哥用地排车拉着我去的，洪家湖在被我村的人们称作“湖地”（就是粘土地）的地方，周围有“一溜湖子”――张家湖，潘家湖、大王湖等等。二哥拉着我走了很长时间才进入“湖地”。那儿的路都是疙疙瘩瘩的，路上、地里，有很多黄色的，长满麻点的不规则石块，我们称之为“娘娘石”，一路上颠簸着。途中，遇见一人，二哥就向他问路，不曾想那人是哑巴，咿咿呀呀了半天。二哥说：“真晦气，大早上遇见哑巴。”最后，终于找到了洪家湖。又一打听，人家说“洪家湖有好几个行医的，你找哪个啊？”又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了专看疹痘的先生。原来这位先生姓连，不是本村人，而是住在亲戚家。老连先生大概不在家，是他的儿子给我看的，诊断结果是“荨麻疹”。他给开了几副中药，价格挺高的。二哥拿了中药，就拉着我回家了。回家服了这几副很难喝的中药，病情好转。于是，大哥又带我去看了一次，又买回几副中药，才治好了病。&&&&接近60年代中期的时候，疟疾流行，村里很多人得了此病，村里人叫做“发疟子”。因为这种病有发病周期，有每天发病的，有隔日发病的，不发病的时候很正常，每到了发病时间，就开始发病，每一秒钟都在加重，一会冷一会热，浑身疼痛、颤抖，甚至发高烧、胡言乱语。过了高峰期，又逐渐退走。那时候，人们把“疟”读成“yue”，所以对发病者开玩笑说“你坐月子了。”疟疾主要在夏秋发病。那几年，我每年都发病。一犯病，一会儿冷得浑身颤抖，上牙和下牙打架，没有办法；一会儿又发烧，烧得稀里糊涂，吃不下饭，难受极了。土法、洋法都用了，也不管用，近乎绝望。有道是“无病不信神，有病乱求医”，一次，母亲听人说夜里到牛棚给牛磕头能把疟疾磕走，赶到牛身上。我就试了几次：半夜里起来，跑到牛棚，跪下磕两个头，起来转身就走（据说不能回头）。回到家里，心还咚咚跳。半夜里，一个小孩子自己出来，很害怕的，特别是那时常听一些鬼怪的传说。那几年，真是让疟疾折腾得够呛。直到连续几年服用防止疟疾的药，才根治。记得最后一次患疟疾是1965年。&&&&那时候，新生儿的夭亡率也很高。村外东边不远的地方有个汪塘，叫“小鬼汪”，那是个令孩子们恐怖的地方，因为传说有人在里面洗澡感觉到下边有鬼拉。“小鬼汪”紧靠着一片长着杂乱树木的乱坟地，这些低矮的小坟子里埋的都是早亡的孩子，还有被直接扔到里面的“小死孩”，村子里把此地叫做“舍林子”，文雅一点的就叫做“少亡林”。“舍林子”里时常有啃食扔在外边的死尸的野狗，这些野狗眼睛红红的，很是吓人。“舍林子”南侧就是通往公路的大路，小孩子单独路过此地时，都是匆匆而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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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52886.gif"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11、农民的孩子早干活&&&&大概是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李家巷子口，也就是大食堂外边，召开了社员会。社员们都在墙角坐着或者蹲着。我和一些玩伴也在那里旁听。会上，有人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宣布解散食堂，交公的没被破坏的生活资料退回。政策放松了一点，可以自家开火做饭了。实行工分制，在生产队劳动记工分，分粮食时，人口和工分各占一定比例，秋后决算时，粮食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折算成钱，工分按生产队全年收入的钱（主要是交公粮的钱和副业收入）计算出每个工分值多少钱，如果全家挣得工分折算成钱不够口粮钱，就要向生产队交“缺粮款”，反之，分“余粮款”。交公粮的价格极低，所以即使大丰收，多交很多也不会换多少钱。没有任何副业的生产队每个工值也就一两毛钱，有副业的就好一些。村西头四队1970年代有铁匠副业，最多到过四毛多，令别的队的社员眼红。&&&&常言道“积重难返”。经过吃食堂的折腾，各家各户都是家徒四壁，交公的炊具能完整归还的不多，连购买锅碗瓢勺的钱也没有。由于几年来严重饥饿，人们到生产队干活，也没力气，常常是出工不出力。再加上粮食品种要按上级的计划种，既缺肥料又缺农具等原因，刚刚实行工分制的生产队生产力还是非常低下，从生产队分到家的粮食还是远远不能填饱肚子，而且那时人们的肚皮都饿得很薄了，容量特别大，都很能吃。我家的情况更是令头发花白的母亲长吁短叹――三姐已经出嫁，二哥大一点，但也还是未成年人，力气不足，四姐还小，我还在上小学，全家就靠小脚的母亲和未成年的四姐挣公分（二哥初中毕业后，年幼的他又成了挣工分的主力），怎么能挣上吃的啊？怎么不令人发愁啊？但是，还是要活下去，日子还要过下去，总比吃大食堂要好啊。那几年，母亲都是吃糠咽菜、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野菜、南瓜、地瓜秧甚至树叶掺着粮食吃；中午吃干的，晚上喝稀的；晴天下地干活吃干的，阴雨天不能干活，就喝稀粥，阴雨天、冬天午饭和晚饭合成一顿吃。二哥在城里上学时，春天，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到路边的杨树林里采集嫩的杨树叶和柳树芽，带回家，用来和地瓜掺在一起烙煎饼。他的一个姓孙的同学，更是每天下课后，到市民家门口讨饭。虽然仍然艰难，但是不至于饿死人了。后来，生产队又给各家又分了一点自留地和菜园地(承蒙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政策。这一点自留地和菜园真是社员的救命地啊!)，大家都起早贪黑地种些瓜菜，接济一下，日子慢慢有了一点起色。&&&&多少个夜晚，当人们应该已经进入梦乡时，母亲愁得不能入睡，和年幼的哥哥姐姐反复盘算着生计，在豆粒大灯头的油灯为我们缝补衣服……多少个黎明，当公鸡刚鸣第一遍时，她就已经起床，推磨、烙煎饼、浇菜园……为了挣几个工分和几角油盐钱，她起早贪黑地为生产队砸石子。多少个热得让人喘不开气的盛夏，她劳作在田野里、鏊子旁；多少个北风刺骨的冬日，她的身影在田野里、河沟边、公路旁晃动，去拣那少得可怜的杂草和树叶，以应付那即将断炊的锅灶……那时的主食是地瓜干，而且时常是坏的，为了调节口味，母亲尽可能粗粮细做。她曾经把地瓜干面搓成小粒，用蒸笼蒸发糕，还把黑的地瓜干面外面用玉米面包起来蒸馒头，里面放点糖精调味（食糖是供应品，极少卖给农民）。&&&&麦收季节，学校放麦假，学校组织小学生，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地里去拣掉下的麦穗，捡了无偿交给生产队。后来，学校不组织了，生产队有时就组织儿童拣麦穗，并为我们记工分。生产队拣过以后，还可能有很少剩下的麦穗，人们就可以拣了归自己。一度，城里人也吃不饱，在小麦收获的日子里，连城里人都成群结队到乡下拣麦穗，麦田里拾麦穗的人往往比收割小麦的人还要多。人们把拣到的麦穗，一棵棵捋整齐，捆成把，带回家里，用棍子敲一敲，得到一些麦粒，就可以接济一下。&&&&更多的时间，我和小伙伴们一起下地搞“小夏收”和“小秋收”，就是捡拾生产队收获时剩下的麦穗、稻穗、豆粒、地瓜等等。&&&&那时候，生产队种地瓜多，地瓜是主粮，所以捡地瓜的时间特别多。秋假里，我们去挖生产队刨地瓜时因为长得深而落下的地瓜，俗称“倒地瓜”。不论是捡拾麦穗、豆粒、稻穗，还是“倒地瓜”，都要等生产队把收获的拉走，宣布“放茬子”以后才能进入，否则被抓住就要扣留捡到的东西。听说那儿“放茬子”了，小伙伴们，甚至成年人，就成群结队地涌向那儿。有时候，听说一块地快收获完了，好多人就在那里等着。等着一宣布“放茬子”，人们就蜂拥而上，抢先占领好地方。有时候，一小块地里涌进很多人，大家都弯着腰不停地用镢头刨或者用铁锨挖，别人把泥土带到自己头上也顾不得。&&&&最早的“倒地瓜”记忆是在和九曲村接壤的一块地里。那天下午，我带了一把“粪叉子”（ 一种小铁叉，因为多用来捡粪而得名），和很多人一起在一块放茬子的地里“倒地瓜”，但是落下的地瓜非常少，我挖了很久，只挖到一点“毛缨子”（细的地瓜根，如果粗一些，也可以剁碎晒干烙煎饼）。由于只顾低头挖，不知不觉就进入了紧邻的九曲村还没放茬子的地里。还没等我明白怎么回事，就有一个老头夺去了我的粪叉子。我哭了，但是那人还是拿着我的粪叉子，头也不回的走了。粪叉子、铁锨一类的东西是庄稼人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买一个很不容易。回家后，母亲见我没拣到地瓜，倒把粪叉子丢了，就赶快出去打听哪里的人给没收的，但是无功而返，全家人念叨了好久。&&&&我村所在的位置村子密集，人多地少，收获以后，“倒地瓜”的人很多。因此，我们就到远的地方去，甚至还有人到几十里外的茅河边去，搭个棚子，住在那里“倒地瓜”、“倒花生”。“倒地瓜”不光要花力气，还要善于观察，地下有地瓜的地方往往凸起来，还有裂缝。&&&&一段时间，自由市场很活跃。村里很多人到远处集市上贩羊到城里卖了赚钱，也有些人家自己养羊。已经下学的二哥和一些人一起去重沟等地买羊。重沟有三十多里远，他们都是步行去。那年冬天，每当重沟逢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村东的大路上，就有很多人赶着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山羊、绵羊归来。放学后或者星期天，我和伙伴们就成了放羊娃。我们蹦跳着，一起赶着羊去放羊。那一年，村子东边修了一道水渠。我们常常去水渠两边的坡地上放羊。那年冬天，麦苗长得非常好，我们时而让羊群去吃麦苗，据说过年以前，旺长的麦苗被羊群吃一吃没有害处。太阳落山时，羊儿的肚子吃的圆溜溜的，一大群孩子就赶着羊回家。路上，羊群咩咩地叫着、跑着，我们追逐着。我家留了一只母羊，自己养着。第二年，母羊生了小羊，非常可爱。羊乳很充足，家里就挤了一些羊奶，用来熬粥，羊奶和米熬的粥，尽管有些膻气，味道可香了。感谢“三自一包”、“四大自由” 的政策，那一段，我们的生活露出了一缕希望之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自由市场又受到批判。我们村的这些“羊贩子”就又消停了。&&&&可是，“倒地瓜”、捡麦穗这样的“小秋收”、“小夏收”还是阻挡不住的。人们要吃饭，生产队分的粮食毕竟不足，而且又要等到交完公粮以后，孩子们甚至下工后的成人还是要起早贪黑地去捡拾一点补充一下。当然，有时候忙活半天，也不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队里收获的干净，还有不善于找有地瓜的地方。我就很少挖到大的地瓜，时常捡一些“毛樱子”回家。胆子大的孩子，看看没人，就到没有收获的地里偷挖几块地瓜，拔几棵豆子。偷来的地瓜和千辛万苦捡拾的看起来不一样，为了防止在村口被人看出（有时队长会在村口检查），就把好的放在筐子底层。有时候，我们下地为生产队割草，也趁机弄点豆子或地瓜，藏在草底下。不过，我一向胆小，不大敢干这种事。玩伴刘中胆子大。有一次，我和刘中、墩子一起到岭南头倒地瓜，去了不久，下起大雨来，我们就往家赶。路过一块地瓜田时，他们看见露出土层的地瓜，看看周围没有人看管，就跑过去挖。我也随着跑过去，我挖了几块就害怕了，心通通地跳，怕被人抓住，叫他们走。他们不走，说“下这么大的雨，谁能看见啊！”他们每人挖了一筐，我挖了半框。地瓜带着泥水，沉甸甸的。我们在上边盖上一些草，背着跑回家，弄得满身泥水，整个一个落汤鸡。&&&&后来，上级又鼓励农民养猪，养了猪上交，交了猪以后，根据猪的重量卖给农民饲料粮，猪圈里的肥料由生产队挖，生产队给记工分。因此，家家户户都养猪，有的劳动力少的户就靠养猪挣工分。当然，也不敢多养，别说精饲料了，就是干地瓜秧这样的粗饲料也不够吃的啊。所以，那时的猪长得很慢。秋收季节，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下地去放猪。把猪赶到放了茬子的地瓜地里、大豆地里，让猪自己觅食。猪到处嗅着，捡拾豆粒、好吃的野菜、地瓜。如果地下有地瓜，猪会嗅到，就用它那坚硬的嘴唇去拱，有时候拱得很深。如果拱出大的地瓜，可怜的猪们就不一定能享用，我们看见会跟在后边把地瓜打掉，放进筐子里带回家，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时就和猪赛跑――猪叼着地瓜在前边跑，我们拿着铁锨跟在后边追。猪的劳动果实被夺走了以后，气得咴咴地叫。在猪觅食期间，我们这些放猪娃会割草或者捡拾地瓜，有时候还背个粪筐，看见猪拉了屎就捡着。晴朗温暖的日子里，当猪在悠闲地觅食时，我们也会躺在破蓑衣上美美地晒着太阳、打个盹。猪吃饱了，也会找个土质松软的地方，用肚皮磨个坑，躺下睡一觉。这个时候，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要防止猪溜掉。一天，我放的猪吃饱了，睡觉去了，我就没注意。后来，发觉猪不见了，到处找也找不到，心里很害怕，一是害怕丢了猪，这可是我家的家底子啊！二是怕猪跑到那里侵犯了生产队的庄稼―猪喜欢拱，没有人管时，看见没收获的地瓜就会去拱食，会把地瓜地弄得很乱，要是这样，让看地瓜的人逮着，就糟了。我跑了好几块地，找了很久也没找到，我急的满身大汗。最后，急急火火地跑回家，往猪圈里一看，发觉它跑回家了，正在它的窝里睡大觉呢。我又好气又好笑，抽了它好几树条子。即使在来回的路上，有时候猪“撒欢”了，飞快地跑，我们追不上，也很着急，生怕它们跑丢了或者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惹事。&&&&成熟的庄稼总是被盗，所以每到庄稼快成熟的时候，队里总是要派人去看庄稼，不分昼夜。用几根木棍、一些麦草在田头上搭个小棚子，里面平一平，垫上一些草，就睡在里面。有一年，西河边的沙土地里种了花生，长得很好。我们这地方很少种花生，也极少吃到花生，花生就成了非常诱人的好东西。花生一结果，生产队就派人去看着了。二哥和李家的一个大爷爷一起在那里看。在收花生的日子里，有一次，二哥让我去替他。大爷爷从摘完花生的花生秧子上捡了几个漏掉的和不成实的花生，用花生秧子烧熟了，然后我们分享，你说那个香啊！留着花白长须的大爷爷连连说“奶奶，宁吃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要说干的最多的活，还是割草。生产队养了一些耕牛，要有人割草交给生产队喂牛，按重量计工分。大部分小孩子都割草，有些妇女和老人也割草，从青草萌芽的春天到青草枯萎的晚秋。春天，我们拿着镰刀头到田边地头，去挖嫩绿的野草，也顺便挖可以食用的野菜，什么马齿苋、荠菜、苋菜、蒿子、车前草、蒲公英、地瓜秧子草、麻雀头等等，都要；但是，有的草不能要，如蛤蟆头、猫儿眼一类，据说这些草有毒，牲口不吃。牛喜欢吃青草，可是，春天青草又少又小，近的地方的草都被割光了，我们走好几里路，一直到飞机场那儿，半天还割不到几斤草，所以春天的草就“贵”一些。夏天，特别是到了雨季，连大豆地里的野草都长得非常旺盛，草就便宜了。草多的季节，我们找到嫩草茂密的地方，放下草筐，弯下腰或者蹲着，就刷刷地割起来，割了一些以后，就装到筐里。我割草技术不高，一上午也就割一大筐，有的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是割草能手，一上午都能割两大筐，背不动就用车拉。装筐也要有技巧，会装的，一筐能装接近100斤，把一个柳条筐装成圆形，人在中间，都看不见，叫做“大圆筐”。大筐的草，用镰刀把背着起不来，需要两个人互相帮助才能起来，一路上背回家，压得筐梁都吱呀吱呀的。割草的镰刀要锋利，否者，割不快的，可是，锋利的镰刀也要小心。割草不小心，割了手指、脚踝的事是常有的。一次，我和几个伙伴在割草，叫大耐的男孩一下子割了脚脖子，鲜血流了出来，正巧我带了一块比较新的手绢，就掏出来，帮他扎上，他至今还记着呢。有时，镰刀割草不锋利，割人可到很锋利。一天中午，我们几个孩子都割了一筐草，背着回家，走到村口的小矮墙处，大家想把草筐放到矮墙上歇歇肩膀。谁知道，我没注意，把镰刀刃的一侧对着自己了，本来抓着镰刀柄的右手向下落，一下子落到了刀刃上，这把割草不锋利的镰刀把手背割了一道口子，抬起手一看，白骨头都露着了，鲜血直往外涌，我吓的哭了。同伴们赶快帮我放好草筐。我用左手按着，跑向大队卫生所，在那里包扎了。结果，消炎不好，过了两天，发现伤口感染，钻心疼，换了好几次药，歇了十几天才能干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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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级小学遇贵人&&&&1、升高小&&&&那时的小学分为初级小学（简称“初小”）――一至四年级、高级小学（简称“高小”――五至六年级）、完全小学（简称完小）――初小、高小都有。我们村古老的小学是一所完小，但是高小有专门的领导管理，进入高小要经过严格考试。读完初小就叫“初小毕业”，读完高小叫做“高小毕业”。1962年，我初小毕业了，参加了有关部门组织的“升学”考试。考试也有很大的竟争――只召两个班，考生除了本校的，还有远一些的村小学的：九曲小学的，褚庄小学的等，所以要有一部分落榜。考试除了笔试，还有面试（面试大概做参考分）。记得面试的题目有“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回答的是“建设社会主义”一类的。经过考试，我顺利地考取了高小。令人奇怪的是：原公办班里的那些平时学习很好的同学却有很多落榜了！和我一个队的玩伴们也有好几个“落榜”。“落榜”者要么辍学，要么复读，复读的学生叫做“砸班生”，当个“砸班生”是很不光彩的。&&&& 2、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五年级有两个班，我分在一班。五年级一班和六年级在北侧最东头的高级教室里上课。说它高级，是因为房子好。砖瓦房，房内的空间比其他教室要高得多，门口还有高出地面不少的台阶。这里过去是天主教堂的房子，当时房子外的东墙上还刻有十字架。二班则在我班对过的草房里。我们班西侧是六年级的教室，六年级西侧就是校领导王主任的办公室兼宿舍了。我们班门外就是面向西的校厨房和工具间。老师们都在厨房里就餐，那里有一个炊事员。&&&&能分到一班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好运。因为我遇到了我一生中的贵人――郁家相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的家是不远的郁九曲村。比起杜老师来，郁老师就更有老师的风度了，他长得比较英俊，说话声音不高，和蔼中透着严肃，教学经验丰富，做起事来一丝不苟，由于老实认真，30多岁的他显得比较老成。至今郁老师当年的样子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如果没有郁老师，我可能连高小都不能读完。那时，高小毕业就务农，似乎上学没有什么用处。乡亲们编着顺口溜说“高小毕业生，白搭六年工；回家去种地，锄头拿不动；回家当会计，算盘还不中；回家抱孩子，老婆还没生。”“读书无用论”已经有一定市场了。我自己家里就有例子――二哥当年在小学的同学有好几个当了工人，而他多上了三年，在城里一中初中毕业后，报考师范失败，就回家务农了。那年夏天，看到一块玩的伙伴有好几个退学在家帮忙割草、放羊、和伙伴们玩耍，非常自由快活，我很羡慕。我就和母亲商议退学参加劳动，正巧家里挣工分的人少，母亲就同意了。于是，我就托同学给老师捎信说我要退学。接着，就下地去割草了。第三天早上，我下地割草回来，看到郁老师正坐在漆黑的、又热又闷、冒着烟的灶房里，正在和烙煎饼的母亲谈话，原来是老师亲自登门来动员我复学了。在老师的动员下，母亲又让我回去读书，这才使我没有辍学。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后怕：要是郁老师不登门动员，我的后半生就是另一个样子了，我就会成为一个无知的人（虽然我那些中途辍学的伙伴们现在并不一定比我穷）。&&&&在学业上，郁老师不仅非常敬业，诲人不倦，更是时时给我鼓励，给我上进的动力。学了《任弼时同志的二三事》一课后，老师让我们仿写一篇作文。当时，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是我家附近的张永一。他是和我伯父同时入党的老党员。虽然没有很大能耐，但是是个老实人。大家都叫他“知道员”，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因为他说起话来一口一个“知道”、“知道”的吧。我就写了篇《张永一同志的二三事》。可是，写他就要写他的闪光点，而对他的事，我就仅知道这些而已，也没听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先进事迹。我就发挥想象力，编造了他的故事：他曾在部队当过指导员，当队长后被社员演绎为“知道员”，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多。他的“二三事”也都是我望风扑影编造的，又是大公无私啊，又是先人后己的。作文交上去以后，郁老师对我的作文很感兴趣，特别是开头“指导员”变成“知道员”，加上老师的解释，就成了妙笔。老师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在班里读了，大加赞扬，给我划了许多红线。这无疑使我非常自豪，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我的算术作业本是二次利用了二哥的作文本（是别人给他的记账本，没有方格的那种），有时候写作文我就参考二哥写的。有一次，我写下地干活的作文，就抄了二哥对庄稼的描写“谷穗像狼尾巴一样”等几个优美的句子，插在作文里，这也受到了老师的赞扬。这些事情，尽管点点滴滴，却给我巨大的鼓励，使我不敢不用功读书。以后，老师读我的作文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作文越来越认真，学习也突飞猛进。以至于我的学习在班里名列前茅，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戴上了两道杠的肩牌。在以后的岁月里，在学业荒废、失去方向的文革中，我非常想念这位亲切的老师，想起他给我的鼓励。&&&& 3、表扬“错”了的老师&&&&&&&&&&大概在六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的音乐老师――林秀英老师，一个年轻漂亮的大姑娘。不知是不把这位年轻老师放在眼里还是因为经常受到郁老师表扬而翘尾巴，在一次上她的课时，跑到后边座位上的我竟然在班长喊起立时没站起来。不知道林老师注意到我的行为没有，她没有批评我，还是只管正常上课。&&&&过了几天，我生病了，就请假在家休息一天。第二天，我第一个到校，没有事，就拿起粉笔照黑板上留下的数学题乱画。正巧被在窗外的林老师看见了。上课时，她首先表扬了我，赞扬我生病刚回来就自觉学习。我觉得有点惭愧，因为其实我并不是在学习，不知她是故意激励我呢还是误会呢？不过，从那以后，上她的课时，我都非常认真，而且学习也更加自觉，这件表扬“错”了我的小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鞭策我努力，鞭策我自省。（自从离开小学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林老师。前些年打听她，想给她讲讲她和我的故事。听说她在某剧团工作，就特地去找她，想向她表示感谢，但是无功而返。）&&&& 4、王主任&&&&我们学校没有校长，主持工作的是教导主任。大概是从我升入高小以后，主任就是王立德老师。王主任兼任我班的历史课。他给我们上课不多，但是他给了我博学、和蔼而又严肃的印象。他工作很忙，而又很认真。他是我一生中的另一位贵人，因为是他，在十几年后我复习应考的关键时刻，给我弄到一本重要的复习提纲。（详见《推着粪车去赶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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