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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城市规划年会专家观点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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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富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
　　我一直认为没有批判就没有变革，盲目的变革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变革本身更加能找到一些方向。可以说新常态确实是从经济起源。今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头戏，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牵引作用。从经济已经延伸了，这次我们规划界最喜欢用新概念，然后像新常态这样三个主要的特征：调速度、变结构、讲动力，这种对于经济的药方用于我们的城市几乎是差不多的。
　　一、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 城市规划要谋划城市更加好的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这里面包括新型城镇化以及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以及我们城市内部提质增效，这个是我们规划必须要讨论的一件事情。也是从新常态延伸到我们城市发展这一块必要的含义。但是我们规划界尤其愿意把一些名词扩大化，从我们明天开始的各个论坛来讲，对这次主题的呼应是空前高的，其实为什么要设立主题论坛，因为我们感觉每年提这个主题，跟具体的讨论的内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主题论坛。今年主题论坛都不需要在做，因为大家都理解，所探讨的内容，城市发展的模式，包括城镇化、城乡关系、城乡发展的各种要素的探讨，都可以和新常态联系起来。还考虑了规划思想、规划方法、规划机构在新常态下的一些内容。可以说这种扩大化有它的道理。有两条线，一条线是显现的，经济转型导致城市转型，城市的转型就给我们近年来一直作为规划界重要课题的规划转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宣泄口。所以我们这次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另一条线是隐性的，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包括国家治理到城市治理，然后再到规划的作用。到底在我们过去的旧常态的发展过程中，规划起了哪些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探讨的内容当中。其实这样的扩大我挺赞成，我也想扩大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反思旧常态，我们规划当中的问题可能更加重要，更加积极一点。为什么呢?对于旧常态下的规划，我觉得我们对它的判断是两个方面，一是从效果的角度来说，二是从原因的角度去探索。张兵总结的六条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我们为什么主观的诉求在实践当中要出现偏差，这个是我觉得要特别探讨的问题。
　　1.从效果的角度对于旧常态下规划的判断我们的发展动力以工业为主，资金的来源以土地为主，空间的拓展以征地外扩和拆建内扩为主。城乡关系以单项为主，建设的原则以高大上为主，扩地是总规的作用，卖地是控规的作用。
　　2.从原因的角度对于旧常态下规划的判断(1)客观原因，由于大家的各种背景，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叫客观的原因，不是人为可以去主导或者是调整的。(2)被主观，由于我们城市发展确确实实涉及到的是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容易把很多我们决定不了的问题放到了我们自己身上来做。(3)还有一种主观是规划本身的问题。所以我和保军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多年在地方的实践让我感觉到我们规划有一种无限化的情节，我们知道很多东西，我们也会联想到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都是我们规划的内容，都是我们可以去探讨和推动改革的内容。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发现，不该你去管的东西或者你管了之后，你再怎么探讨实际上是没有用。从我们自己主观来讲，我归纳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剪切)：我们对城市认知出了偏差这也是大家纷纷批评的，就是人本和物本。确确实实这三十年，我们是以物本为主。那么包括什么呢?比如我们在把城市功能按照土地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对不对?我觉得实践的效果把土地的分类跟这种功能的分区放到一块，我们所见到的城市在空间上和功能上是隔离的。再有，我们所探讨的城市物的这一块，我们的原则叫秩序至上，因为我们规划实际上你只有规划的秩序，你是一种单一的价值观。那就形成了规划打造的城市更像是一种场景。更突出的是美学的价值，但是真正的市井生活以及社会的秩序和空间的秩序又是一种隔离。我们城市是一种凌架的概念，我们整个城市规划几乎不太管自然，不太管人文，不太管乡村。我就一门心思推动我城市的扩张。所以在物本这个方面我们走得非常远。那么我给它归纳了一个词叫做剪切。我们把城市简化了。我们秩序上推行的是单一价值，还有我们把城市的各种关系都剪除了。
　　第二个问题：规划技术的惰性A.规划方法一致 我们三十年来，也许纵向上有一些发展，但是横向比较，这么大的中国，我们的方法是一致的。尽管我们做了很多探讨，但是所有的探讨几乎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改进我们规划的方法。B.规划成果一致我们的成果是一致的。包括我们的大中小城市，成果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再往里面走，我觉得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叫内行区，说CBD大家都做CBD，我现在做一个CBD我拿什么做参考呢?浦东怎么招的，北京怎么做的?已经做过但是没有实践可以反思的规划拿来看，这个里面交通占多少?商业占多少?居住占多少?然后我就开始做我这个CBD、类似的各种园区等。更加广泛的就是我们楼盘的模式。居住有这么丰富的方式，我们这么大的中国，在三十年当中，只推行一种楼盘的模式，我想我们未来三十年以后的人，会笑话我们这一代的人的惰性。C.规划作用一致宏观上我们的作用就是为了城市扩张寻找理由;微观上我们就是为了给规划许可提供条件，但是有一个大前提，我们到今天为止规划许可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新建、改建?核心词必须要建才有规划许可。但是改善呢?没有规划许可。也就是说在城市改善这一块，规划是没有法定工具的。D.规划手法一致我们规划是在做技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规划的成果做出来，让我这个成果更好一些。我们规划工作说白了就是为了做好这个图，这个是规划院的职责，规划管理就是照图来管理。其实规划和城市建设之间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行为，我们基本上没有去做任何的东西。所以我把这一条又归纳了一个词叫做复制。
　　第三个问题：规划定位盲目我们对这个城市负了无限责任。正因为有这样大的出发点，我们就在具体的工作当中什么都想干，就是什么事都想管，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地位。过去经常是我们规划定了以后，实施当中被调整了很多。现在是什么概念?编制当中随时被叫停，随时被要求去修改，一遍一遍改图，就表现出来另外一种情绪叫悲观，我一直觉得从人格上不自信的人，就会表现出自大和自卑，这是我们规划的性格。具体来讲，我们是全覆盖、全要素、全时间。整个制度的设计对于我们城市建设来说，我们规划现在是这样一种概念――无限责任，但是说白了，我们根本做不到。现在导致了什么?由于你什么都想做，所以你什么都不突出，那么你就没有真正的抓手，导致我们现在要求全线溃退。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市场说怎么干我们就得怎么干。所以我把这三个问题用了三个词，分别是剪切、复制、粘贴，我们已经失去了自己，我们只是在理论上以及在业内或这个场合认为我们是高大上的。
　　二、城市规划需要变革的内容
　　对于“传承与变革”，杨保军院长讲到传承是“道”，变革是“术”，我个人认为既有“道”也有“术”，“道”是共识，在“术”方面，可以发掘更多。在“术”的问题，我觉得在我们人地关系上和产权单元上，单一产权建设的模式是可持续的，我们现在房地产模式是共有产权，是不可持续，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我们住宅的需求，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经过调整的内容。还有混合使用问题、多样化的问题等，都是可以发掘出来的一些“术”的方面。规划应该从现在大笔一挥的粗放阶段走到举轻若重的阶段。因为看起来一个小活才20万，但是做完的东西会影响到几百人几千人，所以应该都是举轻若重。有关变革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有三个方面：一是规划体系要变革。我们现有的体系就是为了城市的拓展量身订作。我们另外要探讨一套存量规划，甚至未来有可能存在的减量规划的一个新体系。二是规划作用方式要变革。现在是成果至上，我们要参与过程。我们这个过程要延伸，要延伸到咨询、研究、设计、运营等等，进而强化我们规划的实施效果。三是规划作用范围要变革。说白了，规划最重要的概念是把建设的事情干好。我们在建设之外探讨各种关系都是对的，但是一定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不要把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我认为城市规划当中把城市的结构研究透研究好，动态研究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规划界有几个人在做规划方案的时候对于城市结构有非常好的研究，我看到的非常非常少。还有即便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规划也要把重点的事情办好。然后通过制定规则，进行所谓的监管，能够让市场更多的做文章。这样，规划才能真正把作用发挥好。我觉得我们过去30年自身的问题非常多，不检讨这些我们接下来怎么变革是打问号的。谢谢
　　谭纵波(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城规历史与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1.剖析“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其中不正常的状态包括经济速度发展过快与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贫富的差别化矛盾突出与社会治理问题、生态环境破坏与资源匮乏、砖头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等等。而这些不正常的状态发生的时期正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面对不正常的状态，亟待回归。2. “新常态”方法论“常态”的坐标系与支撑点即历史的维度与空间的维度两个方面。首先，从历史的维度看常态需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深入挖掘得到症结所在，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背离，市场环境与法制社会的不同步建立等，与此同时也要从城乡规划史中发掘线索、寻找借鉴意义。其次，从空间的角度看常态需要在特定的地理范围中寻找“常态”，发掘世界各国“常态”的多样性，将其作为我们所寻找的“常态”的参照物来理解我国的“新常态”。从历史与空间两个维度来看，对“常态”进行标定即完全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核心的民主社会、生态环境友好与资源有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同时“新常态”的方向极其重要，应避免计划经济下的城乡规划，并且积极落实从理论研究到实际行动的实践。3.“新常态”下的城乡规划走向首先，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这个时代不可能超越，规划应该顺应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体制;其次，明确市场经济的高度与决定性作用;同时将依法治国落实到城乡规划即依法行政。而在以上两个框架下，城乡规划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包括：土地产权问题、城乡规划的社会地位、城乡规划权利等等。4.规划权利首先，城乡规划现实中存在的困惑包括：对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理解;多规合一矛盾与冲突的现象;控规编而不批，参照执行，规划条件取而代之;“通则管理”、“街区控规”、“留白”以及高强度住区开发等现象，通过深入挖掘原因所在，得出政府上下级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公共部门对私人部门、私营部门之间权利的划分、控制存在一定问题。针对问题所在，城乡规划中应明确相应的权利关系。针对公共部门内部需明确上下级之间事权的划分，注重部门之间决策权的统一与执行权的分别行使;针对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需明确公权对私权的优先，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尊重契约精神;针对私有部门之间需对公权管控形成有效补充，并降低阶层分离的风险。5.总结面对新常态，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同时也要进行反思，这也是新常态带给我们的契机。与此同时，在与社会制度、管理体制相吻合的大框架下，确立阶段性目标，明确规划权利，责权利进行统一，落实城乡空间秩序化管控;最终形成在市场经济下城乡空间有效管控，规划法定、无规划不开发成为社会共识为核心目标的新常态下城乡规划。
　　刘奇志(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规划局副局长、教授级高工
　　就“新常态”而言，有两个方面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一，随着城市更新的开展，不要为了调高容积率，把咱们觉得该有的遗产以及城市发展的遗产丢了;第二，借着新型城镇化，咱们要在郊野发展，结果却把生态地区、风景点、历史村落搞成了别墅区。我觉得新常态里这两个方面大家要关注一下、预防一下。
　　接下来传承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我们一定要真正传承下去的：第一，城市规划是做整体，是对整个城市整体考虑;第二，必须要为城市的长远做考虑;第三，要做人居环境、人文环境。
　　从变革方面，我觉得的的确确需要提醒大家在这些方面多一些完善：第一，立体化。咱们规划的城市，咱们生活的城市都是立体的，但是咱们出来的规划是平面的。别人也看不懂咱们的图纸，图纸很难与立体化相对应。而且很多时候，就拿现在所在的贵阳来说，要看贵阳的规划，你还真的看不明白：为什么它是这样，这一块集中，那一块散着。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立体的贵阳，咱们一看就可以看得明白为什么在这里，不在那里。所以第一个是希望我们在立体化方面可以认真考虑。第二，动态化。我们现在说得比较多的“三规合一”、“多规合一”。规划的确需要长远考虑，但是我们的生活及城市建设都是动态的。发改委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每年有一个计划。国土之所以能够管理是每年有一个土地的指标。而咱们的规划是15年、20年把一张图画出来，住宅区建到东面，学校到南面，医院到北面，说实话都是规划做的，但是政府就会说按照规划怎么做出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后要在动态方面好好考虑一下。因此曾经和中科院一起希望能够把咱们每年的建设合理进行规划引导集中，这个方面的的确确需要考虑。第三，区域化。咱们看一个建筑师，他的作品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区域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甲方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用地范围，他就在那个用地范围里面做他的方案，他给你看的效果图也很漂亮。咱们规划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喜欢一说多少平方公里就在这个范围考虑咱们的规划，然后还说取水是上游，排水是下游。问题是我们的下游是下游城市的上游，我们的上游是上游城市的下游。一个城市真正能够发展和区域很有关系。所以希望我们的规划能够真正从区域角度来考虑。第四，公众化。咱们做一个规划，这个规划领导一句话，咱们这个规划做了大家不理解，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只是一个规划师，你画出来这个规划好像你做出来的作品，领导也希望能有他的东西，老百姓也有他的东西，而实际上最后大家想不到规划，因为最后实施的不是咱们，而是方方面面，如果方方面面不了解的话，咱们规划画得再好，那个规划也是实现不了的。什么时候咱们的规划可以调动全社会，大家都理解这个规划，都来做这个规划的话，这个规划真正做得有意思，咱们才会轻松，谁也不敢随便改我们的规划。我们做了武汉的生态体系和框架，靠我们几个规划人是管不住，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到处宣传，然后我们的人大、政协、新闻媒体把这里都弄进去了，于是那个生态就变成了人大法律确定的底线，各个方面都去注意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轻松多了。所以我希望咱们真正能够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变革。谢谢!
　　张尚武(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新一轮总规的规划年限是到2040年，这是因为国务院针对上海提出的用地零增长做出了同意修编的批准。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务院第一个批准的规划年限到204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很多问题，今天我将结合在这个过程中规划研究的一些思考，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讨论上海新一轮总规面对的城市发展环境。上海已经进入新的发展周期，在过去的发展中土地持续扩张，从90年代浦东开发以后快速扩张，目前矛盾越来越突出，下面是上海当前面临的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方面从社会经济运行来看，十一五后期开始，上海整个产业结构在变化，服务化明显开始了，制造业其实是在下降了。目前上海整体的产业结构突破了在2000年以后的二三产业焦灼状态，二三产业比重到了最近五年的时间拉开了，目前上海面临很多突出的问题，面临整个产业结构大的调整。过去上海提出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都是以制造业为主的，而当前制造业增速不足，是上海面临的很突出的一个矛盾。另一方面是空间资源问题。过去十多年里，上海人口增加了超过700万人，年均新增建设用地约60平方千米，目前全市建设用地超过3100平方千米，大概接近上海全域面积的50%，可用土地资源已趋近极限，还有大量的制造业面临转型的要求。所以在去年规划土地工作会议上，当时就提到上海接下来的空间发展必须考虑几个关系：经济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的关系调整。可以看到过去是一种增量的发展模式，接下来面临结构性的调整。当然上海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密度的人居环境。我们对比相同尺度上的国际上的大都市，如果按照一个都市区的范围来看人口密度，上海比它们高很多，比如像美国的这样一些城市，上海要比它们高出七到八倍的密度，但是同时，上海是集约化和高密度并存的，上海的郊区土地利用率很低，人均用地是三百平方米左右，但是中心城区内人均仅有三十平方米左右，差异性很大。针对这一轮规划编制中上海市提出的两个基本目标：一个是在2020年基本实现四个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基础上，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这个目标面临很多功能的升级;另一个就是上海市明确表态的，到2040年不会突破2020年的3226平方公里用地规模的上限目标，锁定总量并逐步缩减，这就是倒逼模式转型。过去上海的总体规划战略性和实施的指导性不足也是当前规划体系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上海同样面临着总规失效的矛盾。对此，上海在完善城乡规划体系，尤其是在“两规合一”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在上海国土部门和规划部门就是合一的，这解决了在实施层面上土地和规划的矛盾问题，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但是我们也看到城市规划缺乏战略性指导，也面临城乡开发建设缺乏战略性规划指导的局面。针对这些问题，上海对这一轮总规必须要实现四大转变，一是价值取向，突出了以人为本，二是发展模式，三是管理方式，四是规划内涵，强调空间政策，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规划。总结起来，这一轮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工作面对的挑战包括：空间管理模式转变以有效控制城市绵延，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如何实现对空间的有效管理，如何引领战略升级。虽然说用地不增长，但是目标是好的，所以一定要发挥这样的作用。这一轮无论是从总规来讲，还是国土来讲，我们都要适应新常态，结构性调整替代扩张型增长模式。同时强化两个维度，一是基于长远目标导向的结构优化，二是基于现实矛盾出发的城市更新。接下来讨论在这轮总规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心城和外围的关系是二元划分还是整体规划?总体规划就是中心城区规划+成长体系规划，虽然说上海整个规划管理，应该讲在国内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实际上空间上也依然是蔓延的，在中心城区以外用地扩张失控，非建设区的建设用地失控和农村地区发展矛盾是最为突出的。结合这个特点，那么类似像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中中心城和空间外围是什么样的关系?郊区无疑是本轮规划调整的战略重点，中心城与郊区应体现的是空间发展的政策差异之分，而不是主次之分。我们认为发改委提出的主体功能区的概念，比过去的规划体系更加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这次总规里面也希望强调，在市域整个实现差异化的管理，而不是中心城和外围存在主次关系，规划覆盖整个市域范围。第二个问题，我们规划管控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技术逻辑上是有很多缺陷的，比如说规模的刚性现在碰到了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对上海来讲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上海用地是不增长的，那么要控制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摆在了前面。我们认为土地具体使用的控制，当然这是规划管理的核心，在总规层面上应该用结构来引导下一个的土地控制，而不是就是要控制具体的使用，否则的话总规的战略性其实就没有了。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控制上，我们给自己下了一个套，土地使用性质不可能在20年里一成不变，如果偏要把这个变成刚性的东西，是无法成立的。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土地的更加核心的东西，即结构控制。结构控制什么呢?从城市总体规划来看，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宏观的，这一轮规划编制首先面临的就是宏观战略空间上的调整;二是中观的，三是微观的，我们比较忽略的就是中观和微观的控制。我们一直讲新加坡的规划概念中的结构，就是土地和空间的结构关系，这是上海这一轮总体规划关注的核心。国内大部分总体规划，对这个结构的关注没有上升到非常核心的层面，而更多关注了宏观的、大的战略调整，缺少中间层面的调整。以巴黎为例，从90年代开始，所有大城市都在关注空间规划，它的这一轮空间战略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思想，其实是我们规划里面缺少的。这是巴黎的一张结构分析图，里面体现3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都市化地区和非都市化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哪里发展，哪里不能发展;第二个要素是交通;第三个要素是中心，用一张图表达整个城市的结构关系。但是在我们包括上海现有的管控里面没有强调层次，这个结构控制偏微观，其实土地使用不会直接涉及，但是要做好框架的引导。这里也面临一个很具体的矛盾，就是过去的土地分类是按照功能分类，而且固化成20年不变的一种分类，但上海在更新的过程中，土地开发面临不确定性，所以有刚性的东西，比如说公共服务，但是即使是公共服务规模也是不好确定的。针对可预见的这样一种需求，可以变成刚性的，特别是对上海大规模的工业用地，大概有八百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的分类一定是要增加政策的分类，就是给所有的工业用地的转型留有充分的弹性，然后再来总体的调整。结构控制上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空间系统的结构关系。比如说我们讲的生态保护空间，中心体系，多中心这样一种体系网络，廊道、以及我们所有的生活圈，这样的一些要素构成空间的一个体系，明确这些要素的关系。第二个是围绕政策区的设置，差异化的指导。第三个在微观层面对土地开发政策性的分类管理。如果谈到结构控制，这三个层面是需要强调的。第三个问题应该讨论总体规划到底是部门规划、还是政府纲领?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内容可以探讨，比如说国外的规划里面强调的是政策区和区域规划，比如说大伦敦的空间发展非常明确，有一个结构性发展的蓝图，然后后面是通过这个区域来做，你看它的规划内容非常明确，要求地方在下一级的地方政府做什么、市级政府做什么。两种事权，通过政策区的这样一种界定来明确。在我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面临一个多规统筹的问题，城市总体规划到底是政府规划还是部门规划，是值得探讨的，比如说规划编制范围内容与行政边界和事权不对应，那么将难以走出部门规划的困境。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也是这一轮规划里面最值得反思的，怎么来界定我们的事权，包括几个关系怎么来看，总规与下一个层次的规划什么关系，专业规划和专项规划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值得考虑的，以及还有总体规划和多规统筹的一个关系。第四个问题，就是总体规划作为战略性规划和实施维度的关系?规划实施维度是规划体系的操作维度。下面这张表里面是纽约总体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编制规划的原因，现状分析，规划对策谁来负责，所有推进的财政怎么来解决，行动节点是什么?我们总规体系对这些关注不够，比如说上海上一版规划里面都提出了发展新城，过去这个十几年里面，上海七个新城，总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万，但新城区远远没有达到提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评估的东西。其实在国外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有情景分析的方法，是非常好的工具，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做了简单的分析，比如说人口规模、人口分布密度、就业分布、交通策略、空间政策导向，如果大量把人口引导到郊区去其实会产生矛盾，所以需要有时间维度来推动政策的发展，而不仅仅提出一个4新城的发展目标，需要分析现状分布、边缘承载、外围承载、定向承载。这一次上海规划提出了“1+3”的结构。第一个层面作为上海的总体规划，是战略性和结构性层面，所以叫做是拉开都市地区空间规划。第二个是面向实施性操作性层面，包括三方面，分区指引、专项规划大纲、行动规划大纲，大都市地区空间规划对应市级政府事权;对应区县政府和部门事权的是分区指引和专项规划大纲，分区指引就是针对区县政府明确的;专项规划大纲是针对部门事权。我们过去的总体规划，希望把很多的专业覆盖掉，但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部门管理一定是以专业规划为主，专项规划和专业规划之间一定要区分好内容上面的关系，所以上海总规提出了专项规划大纲，而且是要确定在2040年这样一个时间维度里面要跟部门专业协调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叫大纲，哪些内容必须要达到共识，具体的一些内容在专业规划里面体现;关于行动规划大纲，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规划，是来界定比如说我们近期规划怎么做?与近期建设规划关系及动态维护问题，通过分区指引、专项规划大纲、行动规划大纲等内容，加强总体规划在实施维度上的指导作用。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做实近期建设规划、形成“战略性总体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模式，在保证总体规划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动态维护重心下移，降低总体规划修编的时间成本。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做实分区规划，推进多规统筹的平台，加强与实施性规划的衔接和过渡。以总体规划来推进部门之间的协调，建立“战略性规划+实施性规划+行动规划”三个层次的规划运行体系。第五个问题，就是弹性应对和动态适应，就是规划控制体系和重心突破转变。上海人口规模一定是增长的，但是用地肯定是可以控制的，基本的思想是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应该脱钩。没有必要用人均指标控制建设，比如谈公共服务，肯定不是考察人均各类服务用地，而是以一些绩效指标来控制，增加一些弹性。所以在这一轮规划里面，需要仔细的设计那套指标体系，过去总规的指标体系，大部分就是在第一个层面对目标的描述，其实对应到总规里面是目标的描述，那么我们更加需要关注是一套规划控制的指标体系，这一套指标体系不仅仅是实施规划管控的一个手段。另外就是在整体规划评估过程中，这套指标可能是需要参照的，比如说公共服务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近期规划怎么做一些调整，用这一套指标来做控制评估，是会发生转变的，另外也是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外部运行机制造成的一个矛盾，这个不是总规能够解决的，但是总规在中间应该发挥很重要平台的作用。比如说上海大型住区的选址，新增了那么多用地，整个希望控制的一些地区是失控的，所以这里面也谈到了总规作用的发挥，是跟整个大都市治理模式相关的，决策机制相关的。结论与总结以上初步讨论了这些问题，其实上海总规还是在探讨当中，有几点讨论：一是对规划体系变革的思考。这是内部技术体系与外部运行环境的双向创新，空间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针对高密度人居环境的空间规划理论体系。美国人提出了TOD模式，我们要创立适合中国的一些理念，我们怎么来从新城规划理论转变到结构更新的理论，以及关于空间结构效能评估方法和空间结构效能优化方法，这是值得探讨的。第二个是控制内容体系和控制方法要变。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规划作用机制，这是一个前提，然后要建立一个评估动态的政策研究体系，作为空间政策，必须不断的评估调整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有一些新的方法必须确立，同时要建立更有效的部门合作、协同机制，然后通过动态检测反馈去不断适应新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规划运行机制，第一是社会价值取向，第二是决策治理模式和决策机制，第三是总体规划的定位和机制。其实总规是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战略蓝图，第二个是城市行动的共同纲领，第三个是城市政策整合的空间平台，空间是总规的核心，发挥平台作用，但是这个建立形成共同纲领，我们研究也希望明确在城市层面总规为纲，多规融合这样一个体系。总体上来看，上海这一轮规划，宏观环境和现实需求要求编制创新。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型，第二个是适应大都市地区空间管理需求，第三个是衔接并完善现行开发控制体系。需要体现一些新的发展环境、新的要求，必然是带来转型的要求，当然所有的转型并不是技术的运行的内部，其实也跟外部体系相关，上海总体上看先碰到了很多问题，对上海这样一个规划体系探讨，不见得具有推广价值，可能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来源：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专家审阅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特别报道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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