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医大师（七）
十八、张镜人——沪上中医旗帜
　　◆他是上海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家学，医文兼修，18岁悬壶沪上，民国中医考试一榜成名
　　◆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关闭私人诊所，投身中医工作管理公务，为当代上海中医医教研事业“开业奠基”
　　◆他行医60余年，疗效卓然，擅长内科杂病诊治，尤于热病和脾胃病甚有建树，曾获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今年6月24日，87岁的国医大师张镜人溘然长逝，中医界至为惋惜。
　　张镜人毕生悬壶沪上，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苍生大医。在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记叙其事迹的文章说：“老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上海滩名医张骧云的后裔、治疗伤寒的名家；中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中医界的泰斗、治疗疑难病的能手；青年人知道张镜人是沪上名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专家”。这3句话，既褒扬了他的临床证治效验，也勾勒出他的学术成果概图。
　　与一起并称上海中医“三老”的裘沛然、颜德馨相比，同样作为中医临床家和学术大家，张镜人显然还有两点不同之处值得铭记，一个是他系上海张氏内科的第十二代传人，为海派乡土医学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建国后承担中医药工作管理职责，数十年深度介入沪上中医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多半生的中医生涯与上海中医药事业相辉映。有香港报纸赞其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似不为过。
　　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少年时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深得张氏内科家传之秘；青年时参加中国中医考试，一举成名；中年时系统阐述张氏医学，诠释“表”、“透”两字真谛。
　　八十七年前，中医世家子弟张镜人算是“含着银勺”出世的，而且，他命中注定还要被“塞”给一把家族所系的“金钥匙”——继承祖业。
　　300多年前，他的祖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在《上海县志》、《上海续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有张氏一门7代11人以医而名的事迹，可谓门楣光耀，名重一方。
　　因家族中立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张镜人童年时便被长辈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时入家族私塾发蒙，习诵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也夹杂着《汤头歌》、《本草经》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
　　少年的张镜人偏爱文学，诗词歌赋，长卷短篇，爱不释手，也很喜欢挥毫泼墨，行书作画。而对诸多医学典籍，则在最初接触时也感到味同嚼蜡。对此，晚年张镜人还曾不乏怅然之情地说，我自幼爱写诗，热爱旧文学，但家族大，规矩重，我无力反抗。
　　张家培养传人按部就班，颇有章法。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在这一阶段，据说他每晚回家，都要接受父亲对接诊病例的剖析点拨，还要继续温习经典名著，加以印证对照。
　　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民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中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当时考试主要的项目是论文，题目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古文医典烂熟于胸，一看即知语出《内经》，挥笔而就2000余言，条分缕析，议论备至。自此他被视为一代青年才俊，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
　　深得张氏内科真谛的张镜人没有辜负先辈厚望。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外感热病历来有伤寒和温病的争议，对此，张镜人主张：二者宜合不宜分，要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灵活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他撰文说，“叶天士、吴鞠通分别倡导‘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二家的理论和经验，也完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毫无疑问，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才更丰富和扩大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
　　张氏内科临证外感热病，擅用淡豆豉、豆卷、桑叶、牛蒡子之品，尤其是淡豆豉，备受推崇。先辈用之如神，张镜人解其3昧。他总结指出，要以祛邪为要务，注重“表”与“透”：初则疏风解表发汗，进而清泄里热为主，透热转气，兼湿者必佐以化湿之品，热入营血者清营泄热，进一境，立一法，有规有章，“表”与“透”须贯穿始终。由此，张氏内科淡豆豉一味运用之妙“浮出水面”。
　　张镜人的研究推动了张氏医学走出家族范围流传，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名家赋诗称赞：两字（表、透）名言客尽惊。
　　沪上中医的旗帜
　　作为上海市中医工作领导者，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为当代上海中医药事业“开业奠基”，是张镜人人生中的又一个华彩乐章。他长期抓中医工作，为建国后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各级中医机构的建立和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张镜人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他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辞退保姆、司机，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第一人。此后，他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副局长。
　　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中医事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与中医巨匠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丁济民、张赞臣等主持筹建了上海市中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首家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首家中医专科医院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国首批中医高等学校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性医院普遍设立起中医科室。从此，沪上中医走上普及、发展、提高的正常轨道。
　　当时，他终日奔忙于各大医院之间，为各医院开展中医业务而操劳。在那几年里，他门诊是看得少了一些，但宣传中医药学的文章却写了不少。他还积极组织开设中医学习班，对各大医院的中医师轮换进修培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镜人还与有关处室配合，制订规划，建立机构，引进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在第一批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张镜人还牵头修订了《上海市中医师带徒暂行管理办法》，在固定师徒关系、临证口授的同时，改变过去“分散带”的方式，提倡“个别带，集体教”，要求各区县设立中医带徒班，由带教老师组成教研组，规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按各人所长，分工上课。这个办法既发扬了中医带徒的优良传统，又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1982年退休后，他仍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会诊专家，继续为上海中医药事业贡献才智。
　　五勤治学的内科大家
　　他重视临床实践，治学崇尚“五勤”；他治疗内科杂病，强调脾胃学说和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不为西医病名所限，同时主张“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勤以补拙，谦以代骄，慎以戒言，博以广知”，是张镜人的座右铭。“勤”字当头，一直是被张镜人视为治学者的本分，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
　　他于工作闲暇常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他常言，对经典医著要经常读、反复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用时即如信手拈来。他读书功力之深，在他应诊讲学时大段引用原著原文，就可见一斑。
　　至于勤写，历年来，他主编、参编了近20部学术专著，如《辞海》中医部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症候鉴别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中国中医鉴别》等。同时，他坚持笔耕不辍，每有感悟心得，便及时记录，尽量整理成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100余篇。
　　最关键一点就是勤实践。他自18岁始行医，他从未离开临床，即使担任公职，也要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文革”期间，他也寻找机会为干部群众看病。他在被任命为市卫生局副局长时，向上级提出的请求就是，允许他半天行政办公，半天门诊查房。同事们都知道，在公务繁忙之时，他门诊后往往顾不得吃上一顿正式的午餐。
　　秉承“五勤”的治学精神，张镜人在内科杂病临证，如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治则。
　　张镜人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诊治慢性胃炎，他确立了升降并调、燥湿相适、寒温同用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辨病分阶段，论治有“十法”。“十法”即清热和胃、疏肝和胃、益气养胃、养阴益胃、清化瘀热、调气活血、寒温相配、升降并调、化湿和中、消导悦胃。
　　对脾胃病之外疾病的诊治也有体现，如对慢性肾炎，一般都比较强调治肾，而他在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尤其重视对脾胃的调治，强调健脾以补土、益肾以壮水，二者不可偏废。在论治高脂血症、肥胖等疾病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治疗时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使脂质代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张镜人重视活血化瘀法在内科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体气血，贵在流通，一受病邪，气血必碍。血流泣涩，导致“恶血”、“蓄血”、“干血”等血瘀病变，莫不壅塞气道，阻滞气机。而造成血瘀的病因很多，因此，他主张，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中的“五结合”，一是与行气相结合，二是与补气相结合，三是与散寒相结合，四是与清热相结合，五是与祛痰相结合。
　　此外，他诊病时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细问病情，四诊合参，探求疾病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他也倡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认为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应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比如诊治慢性胃炎时，他主张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黏膜病变情况，指导辨证用药。他认为，将微观所见参于中医辨证之中，可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
　　他历年来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活血化瘀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胃黏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中医药防治胃癌开拓了新思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和分析脉象客观化的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成果，获得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另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红斑狼疮等多项临床和实验成果获奖。
　　厚德仁心的传道人
　　他热忱培养岐黄传人，授之以术，育之以德；流风遗泽，润物无声，“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一生授业解惑，育人无数。他带教出严佩贞、张存钧、石蕴玉、张亚声、徐国缨、王松坡、沈遐君、宋安妮、朱凌云等一大批门人，其中许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专家，活跃在上海、外埠以及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上海市中医工作时，重点抓了全市的中医带徒工作，同时还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高校兼任教职，参与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才。“文革”期间，他无论下放到乡村还是基层单位，都要主动自编教材，带教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1973年起，他受市卫生局委托主持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开始在科室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大家温习经典、医论医著；跨入新世纪，他以八旬高龄担任了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老师。同时，他还作为中国和上海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亲自带教多名学生。
　　对于读书之道，张镜人常教导学生：“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他组织的“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专题讨论，形式活泼，气氛活跃，他所作的专题发言，从理论到临床体会，使大家获益良多。几年前，他因年老体衰，把“读书会”活动转移到自己家中进行，一直坚持到他住进医院。
　　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
　　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学生所高山仰止。他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须有视亲之想，把病人当亲人，这样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
　　弟子们回忆，跟师多年，他从未在门诊时间里稍事休息，哪怕上一次厕所，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是如此。老师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位病人，在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政策需要照顾。为了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1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同志诊疗。老师病后在家休息，仍有不知情的老病人找上家门去，他从不拒绝。
　　张镜人的国学功底深厚，也让弟子们追慕不已。他青少年即秉承中医讲求儒医相通、注重文化的传统，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日趋精进，尤其是古诗词造诣颇深。他每有感而发，思绪如潮，涌向笔端，佳篇天成，2006年结集出版有《张镜人诗集》。他40岁时，裘沛然赠诗《庆张镜人医师四秩寿辰》七律，其中写到：“借问江东吟咏者，风流人物属张生。”赞他能诗之名。
　　昔日的江东张生已远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家子弟，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卫生官员、一个国医大师，一个智慧老人叠加的背影。他在晚年曾作《醉花阴》一首，述及平生情怀，值得后人吟咏，其中写道：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小传
　　1923年，出生于上海中医世家，为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
　　1945年，独立挂牌应诊；
　　1954年，出任上海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
　　1990年，成为中国首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1年，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上海市名中医”；
　　2004年，成立“张镜人首席名老中医工作室；
　　2009年，荣获中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十九、张灿玾——学贯古今 儒雅大医
　　张灿玾的治学思想：
　　◆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
　　◆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
　　◆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
　　◆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
　　◆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齐鲁之邦，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浸润着山东的每一寸土壤。
　　济南市历下区的一栋住宅楼里有一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居室，名曰“琴石书屋”。屋内藏书充栋，奇石林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抚琴，琴声铮铮，如高山流水。弹到兴高之处，老人和声吟唱，时而婉转，时而高亢，时而悲怆，时而悠扬……一曲奏罢，余音绕梁。
　　这位浑身透着儒雅之气、从容而潇洒的耄耋老人，就是国医大师张灿玾。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
　　十三逢乱世，弱冠始行仁
　　“我的学历仅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张灿玾1928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的一个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一生为医，德高望重，享誉一方。
　　1936年春，张灿玾始入小学读书。1939年冬，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0年初，日寇铁蹄踏进荣成，家乡沦陷，被迫辍学。
　　1941年，家乡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在下回头村办起了完小（即高等小学），张灿玾入校继续学习。他学习勤奋，在两年多完小学习期间，不仅在学业方面每登榜首，还在课余时间自学了多种乐器演奏，参加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为张灿玾日后广泛涉猎，各科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迫于环境，他结束学校生活，回家跟随祖父与父亲学习中医。父亲教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要求张灿玾熟练背诵。对《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亦选出部分重要条文，让他熟读，并参阅明、清以来重要医籍加以理解。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需掌握。此外，张灿玾还对本地所产中草药之俗名及植物形态等都很熟知，经常介绍给病家自采自用。这些都为张灿玾后来独立应诊和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几年，由于抗战的需要，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了多部大型话剧、歌剧、京剧，颇受村民欢迎。他还当过一年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仍继续坚持阅读了《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医宗必读》、《石室秘录》、《医方集解》、《本草备要》、《陈修园医书》、《外科正宗》等医学书籍及文史方面有关著作，学业大进。
　　尽管后来张灿玾成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说，“我的学历很低，仅仅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
　　足以扶困厄，犹可疗斯民
　　“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多年行医经历为我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学习，张灿玾已掌握了中医最基本的诊疗技能。1948年，他开始独立应诊。此后数年，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阅览历代医籍，学习现代医学，常常深夜才睡，鸡鸣即起。
　　1949年，张灿玾参加了区医药联合会。1952年春，他奉调参加县防疫队，承担反细菌战任务，时值俚岛区峨石山村麻疹流行，县防疫队派张灿玾等两人前往救治。经调查，全村约百名儿童患麻疹，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患者无一例死亡。
　　张灿玾临证系继承祖业，不分内、外、妇、儿，皆能应诊。他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因此，“中医大夫最好是全科医生，各科是一个整体，要用中医整体观去辨证。”
　　曾有一患者皮肤瘙痒难耐，找皮肤科医生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张灿玾为其诊病时发现该患者不仅皮肤痒，还有口大渴、面红等症状，再结合舌苔脉象，他认为患者应属阳明气分之热，遂依法而治，患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用内科方法治疗皮肤病，中医注重整体！”
　　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张灿玾很快闻名乡里。但他仍精勤不倦，常常挑灯夜读。
　　张灿玾认为，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同时中医又是应用科学，理论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医生在诊疗中要注意辨证多面化、个性化，要标本兼顾，对待病人要认真、要有同情心。此外，学术可以分派，但医生不能守派，要根据病情选方，不能拘泥。
　　悬壶乡里，十年临床，使张灿玾认识到实践对从医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到大学以后，也不放弃任何应诊的机会，数十年来，他治好了很少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尽管后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医文献研究，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搞文献既要懂医理又要懂文理。多年的行医经历为我后来在文献上的研究打下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
　　执鞭杏林下，桃李几度春
　　“我给学生制定的习业训词是：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并茂，理用兼优。”
　　1958年，山东省荣成县卫生局选送张灿玾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同年又派其赴南京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学习。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张灿玾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他还是古旧书店、旧书摊的常客，曾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下了《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伤寒论直解》等一批古籍。
　　张灿玾后来每谈及此事时，常说去南京学习是他医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让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行价值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
　　1959年7月，张灿玾回到山东，同年9月，调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执教生涯。
　　自调入山东中医学院任教以来，张灿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灿玾总结出了6点治学思想：即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去教育影响他的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谭奇纹是张灿玾2000年招的博士生。她进入师门后，老师对她的每一步都很关注，给她重新讲解“四大经典”，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新的认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记忆最深。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她准确理解《灵枢》中的一句话，查找了汉代以前的所有关于针灸的论述供她参考。“这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使我终生受益。”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李玉清1995年跟随张灿玾读博士。“老师在治学上追求极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张灿玾除了教授中医学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次他运用古人印刻知识对一册古籍善本进行准确断代后，让李玉清也开始迷上了传统文化。“毕业已经10余年了，老师身上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多年来，张灿玾已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4名。他们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架上书万卷，窗前月一轮
　　龙虫雕作事，乐道不染尘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了，就给我准备后事吧。”
　　张灿玾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00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64年3月，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古籍的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带头人，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出版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石室秘录》校点等10多部中医古籍。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张灿玾对中医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条文释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一书。
　　1994年，张灿玾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每天平均工作10多个小时，历时3年完成，全书100多万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国籍该专业的最高水平。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自己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复发胃肠病和颈椎病。
　　张灿玾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研究文献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张灿玾深厚的古文修养来自于他平时的大量阅读。他的儿子张增敏说，父亲爱书如命，经常买书，而且坚持每天读书。家里藏书5000余种，有上万册，其中医书3000多种。记者看到，张灿玾家中的客厅被改成了书房，四壁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卧室床头枕边也都是书。
　　张灿玾爱书，他上街不是去书店，就是逛旧书摊。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张灿玾上市集，卖染料商贩董某摊上的一集书函吸引了他，经检视知其系中国学会辑印《周秦诸子校注十种》，遂欲高价购买，摊主本欲用来包颜料，见张灿玾如此识货，将书相赠，让张灿玾喜出望外。该书对张灿玾后来进行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在文字通借的辨认方面提供很大帮助。
　　总结张灿玾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学习了，你们给我准备后事吧！”这是张灿玾时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吟诵诗古韵，琴石亦悟真
　　春秋八十载，沧桑岁月新
　　“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灿玾给自己书房起名“琴石书屋”，不难看出他兴趣爱好之广。
　　他少年时逢乱世，虽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的教育，但他善于钻研，自学能力极强，写诗填词、抚琴弄笙、书法篆刻、吟唱赏石……凡此种种，皆自学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培养和激发了他多种兴趣与爱好，一方面对文献研究帮助很大，另一方面生活更加丰富，尽管清贫，但精神愉悦。同时，这些兴趣爱好让他在工作压力、病伤困扰下，更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调节生活，保养形神，以享天年。
　　张灿玾从少年习读《千家诗》到青年研读《白香词谱》，从中渐悟诗词韵律，开始写诗填词，以抒情怀。他的作品题材不限，既有对中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有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情。他常与中医界的前辈们诗词往来，作品受到同行好评，并被多家“诗集”采用。曾出版《医余吟草》诗词集。因其诗词格律工整，立意高远，张灿玾还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不仅会吟诗作词，张灿玾还会吹拉弹唱。青年时期，他在本村剧团就已学会笙、管、笛、箫、唢呐、二胡等民乐，还在友人指点下学会了西乐小提琴，晚年又习古琴。他的家中时常飘出悠扬的乐声。此外，他还写歌来歌颂岐黄大业，如“杏林习业歌”、“医圣赞”、“杏林颂歌”、“杏林春”、“医学经典赞”等，以示其对中国医学之热爱。而张灿玾对国粹京剧也十分热爱，常常与票友一起唱念交流。
　　古人云，字者，文人之门面。张灿玾曾无论备课、临诊或办公，尽用毛笔，暇时或操管临仿，或依案读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苍劲有力，浑然大气。学习书法之余他研究篆刻，从中学到很多对于文献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同时他也操刀治印，自言其志。
　　张灿玾喜欢石头，家中大小奇石百余件。他说，这些石头极尽大自然之工力，鬼斧神凿，浑然天成。或似物，或寓意，或出景，或寄情，不一而足。他爱石，意在以石喻人，遣兴抒怀也。所撰“石论”一文，尤为爱石者青睐。
　　年过八旬的张灿玾自治一印“穷莫坠青云志，老当怀骐骥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回首80多年历程，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党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只有读过六年小学的文化水平，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生财致富之道；公私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
　　“乐群敬业，医文并茂，厚德怀仁，继承发扬……杏林宝库，永放光芒！”悠悠琴声中，张灿玾抑扬顿挫吟唱显得分外高亢……
　　（注：文中小标题引自张灿玾诗作《八旬诞辰自咏》。）
　　张灿玾小传
　　1928年7月，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下回头村；
　　1943年起，随祖父与父亲学医；
　　1948年，独立应诊；
　　1955年，创办荣成县崂山区联合诊所，并任所长；
　　1958年，被选送至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及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开办的教学研究班学习；
　　1959年起，在山东中医学院工作，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
　　2006年，中共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十、张琪——肾病大家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中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中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8月底，记者在哈尔滨张琪的新家采访了他。相比几年前，老人家身体和精神更佳，言语更见率性和哲理。“外化而内不化”，张琪像是一本耐读的书，越读越生感慨，医之大者当如是。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肾病是“穷病”、重病，西医没有好办法，张琪意识到这是中医的机会和责任。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张琪抓住肾病方向，带动一批人持续地研究几十年，这在中医界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机缘，让他下决心选择攻克肾病顽疾呢？
　　张琪说，和冠心病、糖尿病不同，肾病不是什么“富贵病”，越是生活在寒冷潮湿、贫困劳累的人越可能患病。上世纪60年代初，张琪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内科研究室主任。当时他原本想研究冠心病，但那时人们生活困难，一年下来才有4个病例，倒是收治了不少慢性肾炎患者。病人周身浮肿，颜面口唇发白，衰弱无力，病情反复发作，最后肾功能衰竭，因尿毒症而死，为此张琪心急如焚。
　　面对肾病顽症，国际上许多医学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但治疗效果不尽人意。透析只能维持生命，有依赖性，肾移植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排斥现象难以解决，激素疗法副作用明显，易复发。正因西医对肾病没什么好办法，张琪确信这是中医发挥作用的“突破口”。
　　1962年，张琪与西学中的主治医师单翠华开始研究慢性肾炎的治疗。中医西结合治疗慢性肾炎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先例，要闯出一条路子谈何容易！张琪古方新用，摸索出治疗慢性肾炎的良方“加味清心莲子饮”，单翠华则协助他监测病人，科学分析。1964年去重庆参加中国肾病学术会议，他的大会发言“慢性肾小球肾炎证治”获得岳美中老中医等一致好评。十年动乱期间他们被迫止步。1981年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达到中国先进水平。
　　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中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中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中国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中国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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