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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第一：王国维译、编的《教育学》瞿葆奎内容提要 王国维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引进中国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他于1905年编著了一本《教育学》，这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这两个“第一”，王国维也足以名垂中国教育学史册了。我们把他翻译立花铣三郎的一本与他自己编著的一本，合辑在一起。以后者为正文，以前者为附文。 教育史研究 In 1901,Wang Guo-wei translated the book named Pedagogy written by Sensaburo Tatibana, a Japanese educationalist. It is the first Pedagogy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1905,Wang wrote a book also called Pedagogy. It is the first Pedagogy written by Chinese. The two "firsts" are enough to make Wang Guo-wei long lived in the history of pedagogy of China. Now we compile Wang's Pedagogy as thetext and Sensaburo Tatibana's Pedagogy as the rider.
王国维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这是引进中国的第一本全文翻译的《教育学》。他于1905年编著了一本《教育学》，这是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教育学》。这两个“第一”，王国维也足以名垂中国教育学史册了。
我们把他翻译立花铣三郎的一本与他自己编著的一本，合辑在一起。以后者为正文，以前者为附文。
先说1901年王国维先生翻译的日本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
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在日本藤田剑锋（丰八，）的安排下，王国维于1901年2月上旬赴日留学。6月下旬因病回国，返海宁家中治疗和休养。在这期间，他把日本带回的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译了出来，连载于《教育世界》②第9、10、11号（月）；又载于《教育丛书》③ 初集第3册。
关于立花编著的这本书的原貌，以及立花本人的简历，我们多年来一直想有所了解。承吴遵民教授恳请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名誉教授千野阳一先生查来立花铣三郎的简历：
立花铣三郎（），出生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市的三池地区，是三池藩最后的幕府家臣的三儿子。曾去美国师范学校留学。当时美国教育界深受赫尔巴特学派的影响。其后他成为学习院（当时为皇族和贵族子弟开设的教育机构）最年轻的教授。旋又赴欧洲留学，在归国途中，不幸染病，英年早逝！
千野教授还查示了立花铣三郎著、译的书目：
（1）立花铣三郎讲述：《教育学》（东京专门学校日语文学科第一届一年级讲义录），刊印年月不明。
（2）立花铣三郎讲述：《教育学》（东京专门学校日语文学科第二届一年级讲义录）第2版，内容与　（1）基本相同，刊印年月不明。
（3）芳贺矢一、立花铣三郎编：《国文学读本》（1890）。
（4）海尔曼?劳慈艾④ 著，立花铣三郎译：《伦理学新书》（1891）。
（5）海尔曼?劳慈艾著，立花铣三郎译：《伦理学新书》第2版，内容同（4）（1892）。
（6）海尔曼?凯伦著，泽柳政太郎、立花铣三郎合译：《普通教育学（格氏）》（1892）。
（7）海尔曼?凯伦著，泽柳政太郎、立花铣三郎合译：《特殊教育学（格氏）》（1893）。
（8）查尔斯?达肯⑤ 著，立花铣三郎译：《生物起源――各种原论》⑥ （1896）。
（9）立花铣三郎著：《伦理学》（1897）。
（10）立花铣三郎著：《伦理学讲义》（文学会讲义笔记录），内容与（9）大体相同，刊印年月不明。
而且千野教授又惠印了：立花《教育学》第一版的日文原文，第二版的封面与目录，以及其他著、译的封面和目录。据千野教授来示说，立花“更以最早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而闻名于日本”。我国有些研究者认为：立花是“日本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1]。王国维翻译的立花的《教育学》，“应该是比较确定的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⑦ 云云。不知确凿的依据如何？
立花《教育学》的前面，有一小段“前言”性质的文字。王国维的译文为：
我国古代无固有之教育学，而西洋则学说甚多，颇难取舍。就中，德国教育学略近完全，故此讲义以德国教育学家留额氏所著书为本。氏教育学不但理论而已，于实际亦为有名者，则其书决非纸上空谈可比也。氏之说有不尽之处，间加鄙见，唯勉求不偏而已。
^^而且，在立花《教育学》日文原著中，“留额”之旁原注为“Ruegg”。
我国有些研究者，包括我在内，曾误断立花这一小段“前言”性质的文字是王国维的话，其实是王国维的译文。我深感对读者的歉疚！
后来，有些研究者正确地指出，这一小段“前言”性质的文字是“该书［按：指立花的《教育学》］的小序”；是立花“《教育学》开篇”的话。这就纠正了我们这些曾误断王国维的译文为王国维的话的错误。可是上述的研究者，却又接着说：“此处所说‘留额’，即德国教育学家戚勒（T.Ziller）；‘所著书’，即戚勒所著之《普通教育学概论》。”[2] “其中提到的‘留额氏’应是今译戚勒（Tuiskon Ziller），其‘所著书’则应是《普通教育学概论》。”⑦ 这就误断了“留额”即戚勒（T.ZiIIer）；而且误断了立花参考留额的书，就是戚勒的《普通教育学概论》了。主观的推衍愈“深入”，却离确切就愈遥远！从而我更体验到：真是学到老，学不了！大胆假设的同时，小心求证是何等的重要！
王国维先生由罗振玉推荐或延聘，先后在通州师范学堂（南通）、江苏师范学堂（苏州，当年江苏省会）任教⑧。
王国维编著的我国学人自编的第一本《教育学》，封面直行，中间是：“教育学”三字；右上是：“江苏师范学堂讲授”八字；左下是：“教育世界社印行”七字。看来，似为王国维的手书。未署印行年月。《教育学》本文第一页，有“海宁王国维述”。
在这本书的尾页，有教育世界社的《本社特别告白》（大号字）：
本社去年之报（按：指《教育世界》），因社中编纂者有他事故，是以欠至七期之多，无以餍海内阅者之意，深为歉仄！今年陆续补出，尚欠三期，因尚须办本年之报，恐补印更迟，为戾滋甚。今承江苏师范学堂教习王君，以《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法》三种讲义之版权见畀。此三种，皆讲求教育者必读之书，特为印行，以补三期之报。愿海内阅报诸君鉴焉！本社谨白。
查阅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4―178页）《教育世界》栏，其中缺：第52号和第54、55号；又缺：第90、91、92号。
在国家图书馆（文津馆），赵成亮同志查到了《教育世界》的第52号和第54、55号。因此，只是《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中缺了第52号和第54、55号。真正缺的，是第90、91、92号⑨。《本社特别告白》中的“尚欠三期”，是指第90、91、92号；“江苏师范学堂教习王君”，乃王国维；以王国维的“三种讲义”，“补三期之报”。“去年”，指光绪三十年（甲辰）；“今年”、“本年”，指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赵成亮查了：光绪三十一年的正月初一是日，十二月三十是日。因此，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编著的这本《教育学》的刊印，当在1905年2月至1906年1月期间。最可能为1905年。
关于王国维先生在《教育世界》上署名的教育译、著，我们查核得恐还不够仔细。
在《教育世界》上署名的教育译文，约有：
（1）（日）立花铣三郎讲述：《教育学》（《教育世界》第9、10、11号，月）；
（2）（日）藤泽利喜太郎著：《算术条目及教授法》（《教育世界》第14、15、16、17、18号，1901年12月―1902年2月）；
（3）（日）牧濑五一郎著《教育学教科书》（《教育世界》第29、30号，1902年7月）；⑩
在《教育世界》上署名的教育论文，约有：
（1）《哲学辨惑》（《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7月）；
（2）《论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8月）(11)；
（3）《孔子之美育主义》（《教育世界》第69号，1904年2月）；
（4）《教育偶感二则》（《教育世界》第73号，1904年4月）(12)；
（5）《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教育世界》第75、77号，月）(13)；
（6）《教育偶感》（二则）（《教育世界》第81号，1904年8月）(12)；
（7）《论平凡之教育主义》（《教育世界》第97号，1905年4月）；
（8）《教育小言十二则》（《教育世界》第117号，1906年1月）；
（9）《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世界》第118、119号，1906年2月）；
（10）《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教育世界》第129号，1906年7月）；
（11）《纪言》（《教育世界》第135号，1906年10月）；
（12）《教育普及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教育世界》第136号，1906年11月）；
（13）《教育小言十则》（《教育世界》第137号，1906年11月）；
（14）《教育小言十三则》（《教育世界》第143号，1907年2月）；
（15）《论小学唱歌科之材料》（《教育世界》第148号，1907年5月）；
（16）《教育小言十则》（《教育世界》第150号，1907年6月）。(14)
（陈鸿祥：《王国维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陈鸿祥：《王国维全传》）
在王国维主编《教育世界》以前，在《教育世界》第55号（1903年7月）《国家图书馆（文津馆）有藏》上发表了署名文章《哲学辨惑》。这篇文章说：
夫既言教育，则不得不言教育学。教育学者，实不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过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
接着，在《教育世界》第56号（1903年8月）《国家图书馆（文津馆）有藏》上又发表了署名文章：《论教育之宗旨》。这篇文章说：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
两文思想一致，脉络贯通，实为王国维著述知名，的“姐妹篇”[3]117，阐述了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
对“精神”或“心意”的三分，可以说，始于德国启蒙学者之一的提顿斯（J. N. Tetens, ），他把人的心能分为三种：理解、意志和感情。开创了心能三分的先河。但真正使心能三分流行的则是康德。主要由于康德的三部著作：《纯粹理性批判》研究认知的功能；《实践理性批判》研究意志的功能；《判断力批判》的后半部，研究了情感的功能[4-6]。由于康德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到18世纪末，公认的心能就被概括为知、意、情三种。王国维知意情、真善美的思想，体育心育、体智德美育的思想，“完全之人物”、“真善美之人物”的思想，远源于康德，近承于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和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7]。
王国维对哲学家与教育学家的关系，百年以前的话，说得既有启迪，也具鞭策。例如，他说：
试读西洋之哲学史、教育学史，哲学者而非教育学者有之矣，未有教育学者而不通哲学者也。不通哲学而言教育学，与不通物理学、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物学、解剖学而言医学，何以异？[8]
自十九世纪以降，教育学蔚然成一科之学。溯其原始，则由德意志哲学之发达是已。当十八世纪之末叶，汗德［康德］始由其严肃论之伦理学而说教育学，然尚未有完全之系统，厥后海尔巴德［赫尔巴特］始由自己之哲学而组织完全之教育学。同时德国有名之哲学家，往往就教育学有所研究，而各由其哲学系统以创立自己之教育学，裴奈楷［贝内克］然也，海额尔［黑格尔］派之左右翼亦然也。此外，专门之教育学家，其窃取希哀林［谢林］及休来哀尔马赫尔［施莱尔马赫］之说，以构其学说者亦不少。[9]
尤其是《教育世界》1904年2月“改章”，他主编《教育世界》以后，介绍西方哲学家、教育学家近六十人；介绍域外教育达三十余国。这种在20世纪初属首创范围和性质的译介，《教育世界》的功绩，可以说是彪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的。
有的研究者曾认为《教育世界》“改章”后的诸多介绍中、西思想家、教育学家的未署名文章，皆出诸王国维的著、译、编[10]。但又有研究者指出：这些未署名的文章实际上多数都有其原据的著作存在。有些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解释，或进行缩写的，而几乎是忠实翻译的也不少。这位研究者列举了事例，并说：“由此可见，这些未署名文章其实是有原著存在的，决不能一概判定王氏之作。当然，原著的翻译与改写也许有王国维的手笔。但也应该考虑到出版自其他中国人或日本人之手的可能性（《教育世界》里不乏日本中译的例子）。”[11]
当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文章规范未严；于是不少文章是著、译、编未明确，而且又未署名，情况又有多样，比如《孔子之学说》有两文，前文刊于81―83、86―89号，写明“节译日本文学博士蟹江义丸氏之《孔子研究》”，但未署译者；后文刊于第161―165号，既未明为著、为译或为编，又未署著者、译者或编者(15)。然而在《教育世界》第72号上的《叔本华氏之遗传说》未署名，在王国维自辑《静安文集》时，把它作为他的《书叔本华遗传说后》的附录辑入了。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是最早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的作者（清华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出版），在他辑的《静安文集续编》中，把《教育世界》第81号上未署名的《汗德［康德］像赞》纳入，这是会有所据的。不仅如此，如《教育世界》第77号上未署名的《叔本华像赞》，在当年似也不会另有作者。两篇《像赞》，“成为又一互联的姐妹篇”[3]127。我们认为是可信的。
然而，确实也不宜如有的研究者遽断这些未署名文章皆王国维著作。王国维当年深入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想，但并非《教育世界》上发表的有关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文章，皆王国维的著作。正如有的研究者已指出，如《汗德之哲学说》（第74号）、《汗德之知识论》（第74号）、《德国文化大改革家尼采传》（第76号）、《德国哲学大家叔本华传》（第84号）等，皆日本学者的著作，或又由日本学者中译的。从而也不宜如有的研究者在未确定为王国维的著作时，当作他的著作大量引证和论述。
在当年，是王国维几乎独自支撑着《教育世界》的编务，而且关注教育，拎得起教育学的几乎只他一人。如未署名的《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第128―129号）、《论教育上之二主义》（第146号）等，我们疑亦王国维之作，不过还得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原则需要坚持才是。
有研究王国维的专家说，当时“实际上仅有王国维一人总揽着整本杂志的全部编辑工作；而那时一直在上海的罗振常，则在总管着‘教育世界社’的书刊印发事务，故他能以当事者的身份确指‘其哲学各书，均观堂（按：王国维号）译述’。所谓‘译述’，包括了由原著进行的直译、意译和改写这样几种不同情况，并由此可以推定：那些未署名文稿虽不是王国维本人‘创作’，却是经他的手，或译，或编，或改写润色后刊发。”[3]215 看来，这个概括较为平允。
年轻的时候，我也曾朦胧地跟着痛快地说：中国的教育学，是“先抄日本，后搬美国，再翻版苏联”。俟后，作为一个读读书的人，逐渐读的书多了一些的时候；作为一个教教书的人，逐渐教书的年份长了一些的时候；作为一个编编书的人，逐渐编的书广了一些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准确的，是自己缺乏、至少是自己缺少知识的言辞。正如王国维文中说的：“少年习气，殊堪自哂。”也正如王国维诗中说的：“知识增时祗益疑。”
在中国教育学史的有关时期，是受到日本、美国，尤其苏联教育学的重大影响。本来，中国的教育学，是以从日本引进的、深受赫尔巴特及其学派影响的教育学为其起始的。其后又从美国引进杜威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和杜威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其影响是有国际性的。孟宪承先生当年曾对我说：“两个学派，一个世纪。”意思是在国际的教育领域，这两个学派的影响差不多是各领“风骚”五十年左右的样子。
对中国来说，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的影响，大致最盛的时间在20世纪第一个、第二个十年，而杜威及其学派的影响，大致最盛的时间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末和第三个十年。但这并不是说，杜威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只是到第二个十年末和第三个十年才在中国传播，也不是说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在第一个、第二个十年以后就在中国完全没有影响了。而且，当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和杜威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影响中国时，也并不是“只此一家”。只是它们的影响是主流的。
在这两个时期，我们大概很难找到中国学人编著的教育学，是货真价实地“照抄”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是货真价实地“照搬”杜威及其学派的教育学的。
建国以后，引进了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当其时也，上边大力提倡，下边积极响应，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它成为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甚至是唯一标尺。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尤其是杜威及其学派的教育学是全面批判的对象。“楚河汉界”一清二楚。
曾几何时，1956年以后，开始反对现代修正主义。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所谓“老本”）和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1956年版，所谓“新本”），开始受到内部公开的“口诛”，1964年起，受到不指名的公开“笔伐”。说它是社会主义其名，资本主义其实的教育学。也就是说它是修正主义的教育学。
中国教育学要走自己的道路。当时走上的是一条政策法令汇编的道路，成为所谓政策法令教育学。
60年代初，提出教育学要讲理论和规律，要讲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要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统一，要史论结合，要正面的叙述为主结合分析批判，等等。教育学界还在消化、实践的过程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当年，梁漱溟先生在《咏臭老九》的打油诗中，有“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的话(16)，岂不入木三分！既往批判的“被告”，加上批判被告的“原告”，统统成了封、资、修的货色，统统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当时啊，除了教育学异化为独家的“语录教育学”之外，在教育学领域，有似“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了。建国这二三十年，中国教育学的曲折、坎坷、灾难，犹如一幅悲壮的画卷。
即使在50年代上半期这个时期，您去查查中国学人编著的教育学，可以看到受影响之大，但也大概很难找到完全“照抄”、“照搬”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和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的实例。我们既不应讳过，也不可苛责。
说“照抄”、“照搬”、“翻版”大概一般是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材料、从理论到实践……为衡量、评价、鉴定的标准。编写教育学总是有所借鉴，有所熔裁，有所吸纳。借鉴、熔裁与吸纳的认识有精粗，水平有高低，广度有宽窄，深度有沉浮，速度有疾徐，技巧有长短，如此等等。大概一定的本土化是普遍的必然逻辑。
教育学中国化是教育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具体体现。一百多年来，在教育学领域，学人们不懈地为此努力。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赋予学人建构中国教育理论时，总是要走“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道路。
至于王国维的这本《教育学》，我们也不能证明是照抄、照搬赫尔巴特及其学派教育学的。它倒还反映了一定的多元化。请您阅读后作评定吧。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是由中而西，又由西返中。他先后从事哲学、文学、国学研究。他在研究西方哲学时，认定“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17)，于是同时研究了教育学。他早年醉心西方哲学，转而研究文学，最后专攻经史。尤其在国学上，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享有国际盛誉。
1901年，罗振玉创办了我国第一本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月出两册，称为“旬报”，上、下旬出版，实为半月刊。从1901年5月至1904年1月，由罗振玉主编。自1904年2月至1908年2月停刊，则为王国维主编(18)。在年，他曾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年，曾在学部工作，先任图书局编译，后委为馆名词协修。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1925年应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不幸1927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1929年，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在清华园内，树立《王静安先生纪念碑》。20世纪80年代住清华园开会三五天，屡读碑文，感想联翩。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碑文253个字，说在学术上，王国维先生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则陈寅恪先生在学术上也终身实践这一宗旨。这也正是中国众多学人在学术上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在教育学领域来说，如果没有或缺乏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就难成为一个教育学家，只能是一个教育学工作者。我就是忝位于这样的教育学工作者之一。
王国维编著这本《教育学》，是2004年赵成亮同志在上海图书馆查到的。我们曾将整理稿递交参加《王国维全集》编辑工作的房鑫亮老师参考。我们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发表在《教育世界》1901年第9、10、11号上立花铣三郎编著、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房老师曾把1901年《教育丛书》初集第三册的立花铣三郎编著、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的复印件交下，我们正好以此与《教育世界》第9、10、11号上的文字校核。继又在国家图书馆（文津馆）见到了王国维译的立花的《教育学》。其后，房老师又把他标点和校刊王国维编著的《教育学》的复印件惠来；我们则把我们标点和校刊的情况函达。房鑫亮老师的关心和帮助，感甚！
我一直设想以王国维编著的《教育学》为正文，以王国维翻译的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为附文，合辑于一本。本来，这个本子委请赵成亮担任“特约编辑”。他做了许多编务，如初步标点这两册书，并初步校刊了这两册书。程亮同志也曾阅核了标点和校刊。后来，赵成亮到北京工作，于是由我接替“特编”任务，一校、二校、三校标点和刊误，并增添了注释；并多次上校图书馆摘录有关材料。又三番五次地函、电赵成亮，要求去国家图书馆查核材料。他在双休日耐心地努力检阅，解决了不少疑难。更承刘荣飞同志为我在校图书馆多次检索、复印材料，借还书籍、购买书籍，且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打印和校对两册《教育学》。他们劳心劳力，在熙来攘往的今天，实在是应该记述的。
这本王国维编、译合辑的本子，得到国内外、校内外许多朋、友的赐助。古人云：“同门日朋，同志为友。”没有他们，难于粗成。从而我国教育界可以普遍地看到在中国教育学史上第一本全文引进的《教育学》和第一本国人自己编著的《教育学》，并予以评说。前者距今一百又七年了；后者距今也一百又三年了。去年十月，突然左目失明。老再加残，这个合辑的本子，在编辑上必有错误、缺点，敬请读者指点，当在再印时改正。
收稿日期：
① 经福建教育出版社主动策划，由我们主持选编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教育学科领域国人编著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50本著作，称为《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王国维先生编著的《教育学》是其第一本。他所译立花铣三郎编著的《教育学》为该书附文殿后。
② 《教育世界》自1901年5月创刊，至1908年2月停刊，共出版166号（期）。其中，前期（1901年5月―1904年2月）68号（期），罗振玉主编。自第1号至18号，木刻；第9号至68号，石印线装。后期（1904年2月―1908年2月）98号（期），王国维主编。自第69号至166号，铅印洋装。
③ 《教育丛书》共七集。初集至三集，罗振玉辑；四集至七集，王国维辑。初集木刻，二、三集石印线装，四至七集铅印洋装（陈鸿祥：《王国维全传》，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62页）。
④ 海尔曼?劳慈艾（Lotze Rudolf Herman），今通译洛策?赫尔曼。
⑤　查尔斯?达肯，即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⑥ The Origin of Species（《物种起源》；1859）。
⑦ 张小丽：《赫尔巴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教育学报，2006年第5期，第37页。至于戚勒［齐勒］有关教育学的著作，查有两本：（1）Einlgitung in die Allgemein Pdagogik（《普通教育学引论》），1856;(2) Allgemein Pdagogik（《普通教育学》），1886。
⑧ 王国维在1903年4月至1904年1月任教于通州师范学堂（南通）；在1904年10月至1906年1月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苏州）。说1904年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是全国最早的官办师范”（陈鸿祥：《王国维全传》，第203―204页），误。1902年，就建立了“官办”的如湖北武昌师范学堂、直隶保定师范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四川成都师范学堂、福建全闽师范学堂等（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988―995页）。
⑨ 真正缺的：第90号，应为甲辰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下旬（1904年12月）；第91号，应为甲辰第二十三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上旬（1905年1月）；第92号，应为甲辰第二十四期，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下旬（1905年1月）。光绪三十年为“甲辰”，光绪三十一年为“乙巳”。
⑩ 其后，他在《学部官报》上署名的译文，约有：（1）《欧洲大学小史》（译自《英国百科全书》，1907年《学部官报》第15～34期）；（2）《论幼稚园之原理》（译自美国文部省《教育报告》，1909年《学部官报》第90期）；（3）《法国之小学校制度》（同上，1909年《学部官报》第93―95期）；（4）《法兰西之教育》（同上，1911年《学部官报》）。
(11) 在《教育世界》第56号的目录《论教育之宗旨》下面，有“（未完）”字样，经在国家图书馆（文津馆）查《教育世界》第56号，“（未完）”系误刊。该文不长，为一次刊完。“（未完）”应在《论教育之宗旨》下面一篇《北欧学事视察记》之下，因此《北欧》一文之“张冠”，却由《宗旨》一文“李戴”了。
(12) 《教育偶感二则》、《教育偶感》（二则），辑入《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王国维遗书》系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时，合为《教育杂感四则》。
(13) 辑入《静安文集》时，目录中的篇名为：《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本文的篇名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14) 另有《〈崇正讲舍碑〉记略》，见《静安文集续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
(15) 这篇钱鸥在《王国维与〈教育世界〉未署名文章》一文中，考订为日本松村正一：《孔子之学说》，载《东洋哲学》第八编第9-12号，明治三十四年。
(16) 李中洲：《梁漱溟咏“臭老九”》：“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载《咬文嚼字》第10期，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10月出版，第33页。
(17) 《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在主编《教育世界》时，王国维自称为“哲学专攻者”。《教育世界》第129号（1906年7月），有“哲学专攻者社员王国维君”肖像。
(18) 我在《教育学的探究?中国教育学百年》（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2006年2月第2次印刷，第477页）中说，“王国维主编了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又在其注(16)中，说“罗振玉创办，王国维主编”、“初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我在《劳动教育与体育、智育、美育并列？――答黄济教授》一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5页）中说，王国维“在1901年主编了中国第一本教育专业刊物：《教育世界》”，都是不正确的。这种错误的说法，还颇不乏人！
原载：教育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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