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深处消逝中的麻风村：全村仅剩9人与山为伴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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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图片推荐一百年的暗与光——中国麻风病降伏记录（四）
　　在他稍显凌乱的叙述中，我能够深刻体会到他的无奈与流露出来的悲凉。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工作时间，他不得不跟大家一样，穿上防护服，去查房，去跟病人交流&&戴着口罩，又如何能够真切地互相表达呢？愧疚让他常常在下班脱去防护服之后，再去病房走一趟，跟病人聊天，聊家常。偶尔吃他们递过来的东西&&然而，过不了多久，他便感觉出了不妥，先是领导找他谈话，关心他的身体，要他注意跟病人之间保持距离。然后便告诉他，不能再跟病人走得这么近，&这样不好，其他同志感觉不舒服，以后你在院里会很孤独。& 　　事实如此，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孤立，被拒绝。他们几乎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对待他，他开会要坐个椅子，有人会好心地放个白大褂垫在上面，他工作使用过的物品，有人会好心地用酒精擦拭，他经手的看上去有些脏的发票，有人会放在信封里用高压消毒一下。吃饭的时候，大家会示意他把脸和手多洗几遍，免得把麻风菌带下来。&我知道，他们看我的眼神，有明显的嫌弃。我理解他们，我曾经想改变一些什么，却不得不放弃。&早已退休的他，言谈之中依然有深切的遗憾。 　　回不去的故乡 　　在我的俗常的理解里，村庄的概念大约是由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聚集在一起生活的那么一个地方，那里炊烟袅袅，牛羊肥壮，鸡犬之声相闻。小桥流水，庄稼丰硕。而古时文人或仕途坎坷者，大都选择去往乡间隐居，融入山水，抛却俗事，在天地之间尽享与自然的相濡以沫。 　　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长达几千年的时光，有那样一群人，他们被迫离开家人，浪迹天涯，苦苦寻觅栖身之所却总是无果。这时，山峦接受他们，孤岛接纳他们，他们的到来，并未给山川带来多少欢乐，他们哭泣，他们想念家园。然而，他们的病痛和无法见人的容颜，却在时时提醒他们，这里将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树林，山坡，岩石，这些自然之子无声无息地注视他们，它们深表同情却又束手无策，它们能做的，只是默默地与他们为伴。共同迎来日升月落，岁月变迁。 　　刀耕火种，炊烟艰难地升起来，荒野之中，第一个麻风病人在此栖息，他定是被驱赶出了家园，沿途乞讨时，定是被扔了石块；或许在熊熊燃烧的火焰旁边侥幸逃脱，也或许被放逐在野狼出没之处划了界限不准逾越。因为患了麻风病，他在这个社会里，接受的已经不是人的待遇，是腐烂和肮脏，是魔鬼和罪孽。陆续的，有了第二个悲惨病患的到来，第三个，第四个，一个小小的村子，逐渐形成。 　　在我国，麻风村的形成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20世纪50年代，是麻风病肆虐中国南方最为猖獗的日子。中国麻风病患者背负着&风吹来的魔鬼&十字架，被刀砍枪杀，水煮活埋，幸存者或自愿或被迫离开家人，逃入深山，结成村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由于当时医疗水平的相对落后，政府在远离人群的高山寺庙或海岛，建立一个个聚居地，后来被称为麻风村。 　　曾经的&麻风村&&麻风岛&对麻风病人进行的地域上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避免麻风病传播的作用。但是，在麻风病人不再需要进行长期隔离的今天，麻风病人却还在被人们进行着心理上的隔离，这种隔离看似无形，实则影响极大。经年累月与家人隔绝，与社会隔绝，他们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一位曾经在四川某麻风村居住了52年的康复者钱老汉回忆自己当年来到麻风村的情形：家人不要我，赶我走，都怕我，不让我住村里，我只能浪迹天涯，后来寻找到这个村来了。 　　他原本也是一个村民，家有父母，兄妹，只因为患病之后，再也不能跟亲人一起在&村里&住了，只能到这个&村里&来。现在的他，已经在这个特殊的村里住了半个世纪，他可以说出这个村子里每个康复者的姓名，情况，他们也拉家常，聊得最多的是政府的补助是否能提高一些，如今年岁大了，一心想着回家。 　　凤凰卫视记者任韧，有着记者的敏锐与悲悯情怀，他曾只身前往四川某康复村采访，记录下钱老汉的回家之路。钱老汉的哥哥早已去世，嫂子年事已高，瘦弱的她还是到车站去接了这个小叔子。侄儿侄女相继到来，在旅店昏暗的灯光下，家庭会议气氛尴尬，家人建议这位离家五十多年的亲人留在康复村，或者去养老院。亲人不再接受这个陌生人一样的亲人，他的名字曾经被当作耻辱封闭。如今，虽然他已经没有了病菌，但是，被病菌侵蚀的身体，带给家人的是触目惊心的残缺。不能倾心拥抱，不能相拥落泪，有的只是深刻的隔膜。 　　养老院，这个听起来充满夕阳温暖的去所，给钱老汉的却是冰冷的回复：你这个病身上细菌还有吧，还在服药吧&&养老院不能接收。兜兜转转，钱老汉借助假肢，步履艰难，又回到了麻风村。这一次的回来，跟五十多年前是否有一样悲怆的心境？ 　　在浙江武康疗养院，已是八十高龄的翁雪泉老人，1953年发病，1955年进入麻风病院，1980年治愈，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回家的希望随着日复一日的消磨而破碎。有个康复者告诉我，跟其他康复者相比较，他算是比较幸运的，虽然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弟弟对他不错，过年时，他偶尔也回去跟家人一起团聚。只是，总有那么一点不自在。&坐在一桌吃饭，他们总是吃得很少，我夹过的菜碗，他们的筷子就不伸过来。&这样一次两次，他便再也没有回家过年。 　　还有一个康复者看似散淡的闲聊中道出了不为人知的苦楚，他也有兄弟姐妹，除了膝下无子承欢，看起来也是侄儿侄女外孙外孙女绕膝，热闹是热闹，终究还是隔了的。曾有那么些年，他被邀请回家过年，穿了新衣的他，有时坐在堂前，看门口玩耍的亲人，想要招呼他们，他们却一个个惊恐地走开去。每次回家过年，原本热闹的家，因为他的出现，忽然就冷清了。他知道，是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麻风病&这顶帽子在作怪，无论他如何解释，这都是铁定的现实。后来几年，过年时家人再邀他回家过年，他就会推说身体不适，以不想走动回绝。实在拗不过家人，跟着去了，知趣的他也总是把自己关在房间。于是，家里便又热闹起来了。有时，他一个人在这间陌生的房间，暗想着自己以后的归宿，与其说在一个名义上的&家里&终老，不如在住了五六十年的麻风村故去。但有时，也需要这样虚浮的假象来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没有被亲人抛弃，他依旧有一个家，随时可以回家。 　　渐渐的，他便很少回家了。他告诉我，&我还是一个人在这里过日子好，过年那种热闹，我已经不习惯了，像是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幸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福气享用的。& 　　事实上，现在依然住在麻风村或者康复村的这个群体，都是在几十年之前就已经被治愈了的。只是，这些康复者破碎残缺的面容肢体，依旧在他们与亲人与世人之间矗立起一道厚厚的墙，阻隔着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世人固执的偏见和毫无科学依据的想象，加深了康复者的自卑和封闭。 　　有时候，一个有家人的康复者，还抵不上一个无亲无故的更显得自在，因为在某种程度说，他已经被世界拒绝，不再希冀，所有的念想，只是眼前。康复者孙老汉说，以前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孤儿很可怜，没有人来看我，孤单的时候，觉得一只猫都很亲切。但是，过去这么几十年，我也已经看明白了，我们村里的邻居，你看看，有几个是跟亲人、跟家人热热乎乎的？你千思万想地盼着他们来，结果呢？一样回不去。 　　的确，他们曾经年轻过，曾经也心怀梦想，满腔的热爱，七情六欲与常人无异。然而，漫长的时光，抽丝剥茧，把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人情世故，消磨殆尽。纵有万般不甘，也只能隔着大山遥望外面的世界。 　　在我走访的部分康复者家属中，明确告诉我早已经不把&那个人&算作家庭的一份子的为数不少。也有苦衷，言之凿凿。&我们有什么办法？你是记者，你哪里知道我们这一家的苦啊，他在医院治好了病，我们一家人却被当作麻风病看待了几十年。& 　　还有一个年迈的婆婆，她的弟弟离开家去麻风村后，她一直哭，现在眼睛看不见了。陪同我前去的村支书告诉我，婆婆为了等弟弟回来，终身不嫁。而如今，她已年老，膝下荒凉。弟弟一个人在康复村，也承受着跟姐姐一样的荒凉的煎熬。我没有再见到婆婆的弟弟，婆婆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弟弟我们来过，让弟弟安心地过&&安心地活着，这个微薄的愿望，对麻风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却是多么的不易。 　　刚刚过世的赵老汉是贵州人，年轻时背井离乡，几番生死，最后被人救起送到山巅的麻风村。邻居告诉我，赵老汉真正的美满的日子，是被学生志愿者喊作爷爷之后的这些光景。晚年时，他被巨大的乡愁折磨，在麻防工作者及湖南卫视帮助下，辗转回到了老家，那个魂牵梦萦的故乡。然而，当他在大街上遇见亲妹妹时，妹妹却甩身而去。万般的无奈从言谈中真诚流露：我们这个地方对麻风病很怕的，以前都要被烧死，我不能跟他认，要是我把他带回家去，我孙子孙女上学就麻烦了。 　　赵老汉见到了哥哥，兄弟两个抱头痛哭，妹妹也在几番挣扎之后，来到哥哥家，跟这位相隔几十年的二哥见面。几多泪水，只是流不尽思念，而再浓烈的思念，也被世人依然存在的偏见隔绝，堪比关山阻隔&&我的亲人，多么想拥抱你，多么想和小时候一样，睡在一个被窝，在清晨的鸡啼声中醒来。 　　赵老汉拿出一张照片，告诉哥哥妹妹：&我在那边很好，你们看，我也结婚了，这个是我的孙子，这个是我的孙女&&& 　　终于见到了亲人，赵老汉的心愿达成，在他的同伴们看来，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至于赵老汉跟家人说的，他结婚的事，并且有了孙儿的事，他们都知道，那是赵老汉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两张照片，是志愿者来康复村时跟赵爷爷的合影，而这些年少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天真烂漫，却给赵爷爷带来了无尽的生机&&这也许就是他想要回故乡看一看的最大的原因。 　　在滇西，一名当地司机对前去探访麻风村的记者这样描述他对麻风病的认知：&麻风村？我们这里没有的，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很古老的办法，发现麻风病，就到山上挖个坑，埋了，烧了&&发现一个，消灭一个，所以，就没有了后裔。&尽管那个特殊的村子在山上存在了几十年，然而，地理和人性的隔绝，使其成为一个双重荒岛，几乎无人知晓。即便现在，依然被忽略。有多少康复者回不去故乡，把这里当做了故乡，而他们的魂魄却夜夜归去。 　　忽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份资料，说清王朝大臣李鸿章的嫡孙，是一位著名大夫。一次给一位麻风病患者动手术时，李大夫自己的手不幸被刀所破，那位麻风病患者的血接触了李大夫的创口。然而，李大夫一直安然无恙。之后，李大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麻风病患者向国人大声疾呼：请君真正了解麻风病，请君善待麻风病患者。 　　故乡，是地域，是心理，也是文化意义。麻风受累者，长期在麻风村生活，他们已经与当下社会严重脱节，即便回到那个被称为故乡的地方，也早已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他们的心智依然停留在那些年，时光朝前，他们被甩在了身后。 　　麻风休养员老钱告诉我，他有个侄子，并非亲生，婴儿时被遗弃路边，是老钱母亲捡回来抚养的，后来成为老钱哥哥的儿子，也就是老钱的侄子。患病前，老钱跟这个侄子关系尤为密切，侄子也很喜欢跟他睡一起。患病后，侄子却像躲避瘟神一样，离得远远的。&他完全忘记了我以前对他那么好，不是要他报恩，而是他的行为让我心里很难过。& 　　进了麻风村，母亲来看过他，回去不久便离开人世，哥哥也患病过世。这个世界上，最亲的要数他的侄子了，他曾经写信给侄子，希望他来看看，&我也不要他什么，只想看看他，虽然不是我哥哥亲生的，但他也是个苦命的孩子，被亲生父母遗弃。可是，我写回去的信，他一封也没有回，不知道是没有收到，还是他完全忘记了有我这个叔叔。& 　　中国人素来喜欢口口相传，尤其对于疾病的认识，大都来自于民间的最初认识。无限夸大麻风病的传染性和危害，让病患自己也认为是不洁的、羞耻的，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是不合理的。由此，他们选择远离人群，或者被迫远离亲人，也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老钱说，我没有亲人，只有我一个人，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活着。到麻风村后，从没回家一次，因为家人从没有希望见到他。他不太爱说话，跟邻居也很少有沟通，每天，他喜欢坐在房间，打开一面窗户，看外面。 　　故乡很近，在交通迅猛发展的今天，回到那个地理意义上的家，并不是难事。然而，留存在心底的故乡却已容颜尽改，一如他们被病菌摧残的身体。而文化认知上的格格不入，使他们左右不适，像个异乡人，在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当年的影子。而影子却早已经散尽，由此，他们再也不能回到故乡，他们已经被隔绝在人性的孤岛。 　　第三章　没有国界，只有慈悲 　　天堂里的梅医生 　　1881年，在清朝重臣李鸿章推动下，天津医学馆成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鲁迅出生在绍兴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也是这一年，梅藤更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 　　这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年轻医生，心怀慈悲。而在他成为医生之前，只是苏格兰一个船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约定，这个英国人，必定得远渡重洋，来到神秘的东方，开始他的医学传教。 　　初来杭州，他的医院简陋之极，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药房，没有手术室。他和新婚妻子不会说汉语，医院只有旧屋四间，冬天房子里没有炭盆，冷风流窜。这是一位曾经生产鸦片的印度商人在良心责备之下，捐了三千英镑给圣公会租来的房屋，免费收治病患，并不以入教作为治疗前提。那个时期，中户之上的人不信任梅藤更，只有穷苦无告、走投无路和身染重疾、生命垂危的人才肯来，来到这所小小的医院。那时，这还只是一处戒烟所。 　　资料显示，杭州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戒烟所&&&帮助戒鸦片的。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麦多医生在1869年创立，成为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起点。戒烟所当时仅有病床16张。 　　1898年春天，67岁的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花6元钱租了一条船，并付了5元5角的拖船费，以两天时间，沿运河，从上海来到了古城杭州。她在书中曾经对梅藤更创建的医院有过描述。 　　交纳24个小钱就可去诊所接受治疗，而付费病房每月则为2至10元。门诊的人群排列得像一支军队，训练有素的助理精明能干，恪尽职守；传道师、病房助理、出纳员、摄影师、厨师、园丁、技工构成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整个上午云集于医院的楼道上，围着大门口。由于皮肤病、表皮的疼痛、深部脓肿盛行，诊所的病人情形可怜，在这里，中医紧贴在他们身上的药膏被取掉。年轻人和老人、残疾人、聋哑人、盲人、令人作呕的丑陋者，会聚在一起，还时常有枪伤、橡皮病和麻风病例&& 　　事实上，杭州当时还没有公共卫生设施可言，街上的粪池不加盖，路上随处可见屎溺。乞讨的人、残疾的人躺卧在脏污中，河中舟辑往来加上阴沟污水，连年疫病流行。来看病的人没有洗澡条件，衣衫破烂，伤口溃烂脓肿，甚至有人把死者抬来，姑且一试。 　　碰到酷暑，气味可想而知。 　　对于这点，梅藤更的准则是，好的医生应该具有3个&H&：Head是知识，Hand是技能，Heart是良心。 　　这三个准则，在梅医生创立的广济医院里，被医生们诚心奉行。梅医生的医院，像花园，伊莎贝拉从上海到杭州，梅藤更医生在一座桥上迎接她，带她穿过人口稠密地段，通过高墙下的一扇门。她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两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梅医生要开办一所麻风病院，是一次偶然的相遇，也许，这一生的这一次偶尔相遇，注定梅医生以后所有的岁月都将跟麻风病相依相随。一个初夏的上午，门诊接待了一位双目失明，全身污秽的麻风病人，类似乞丐。梅医生很震惊，在他的经历里，病人衣衫褴褛的不在少数。而眼前这个病人，是被风雨侵袭一片残叶，极为可怜。梅医生顿生怜悯之心，他知道，这是一个麻风病人，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而他又明白，医学界，目前还没有一种药可以治愈他们，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去处，一个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梅医生创立的麻风门诊，便是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的雏形。 　　这个不被认同的麻风门诊，却给予了麻风病人最强大的福音，他们路远迢迢，拄着拐杖来，爬着来，只求一方晴朗的天。 　　梅医生接待了这个脏兮兮的麻风病人。他打开窗户，通风，外面正是春天，万物生长，而麻风病人却在忍受寒冬煎熬，上帝如此仁慈，一定愿意接收这些可怜的人儿的吧。梅医生走出病房，到花园散步，在花园来回地走，再回到病房时，他便萌发了创立麻风病院的想法。 　　然而，教会却认为，你去那个神秘的东方是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达给他们，不能忽视传教而把钱和主要精力放在麻风上。在当时，梅医生的这个门诊是不被教会认同的。顶住了来自教会的压力，而杭州市民给予梅医生的更大的压力，让这位笃信基督的虔诚的信徒，不得不寻求佛门的庇护。不久，梅医生把医院迁到佛门。杭州人甚至认为，是梅医生把麻风引到了杭州，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梅医生在杭州人的心里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他们一方面竖起大拇指赞叹这个洋大夫的医术，另一方面又心生怨怼。 　　这就是日后漫长的时间里，梅医生为病患带来福音的广济医院。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旅行家伊莎贝拉到了院内，观察记录更为仔细：&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墙、地板和寝具，一尘不染，无可挑剔！&&妇女病院的大病房，有鲜花、油画、桌椅、脚踏式小风琴，看起来像英国大厦内一间舒适的双层客厅，这里由梅藤更夫人管理&&& 　　梅藤更夫人，是一位护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她一生相随丈夫，在中国杭州，度过了他们最为辉煌的人生。她是梅医生深爱的伴侣，是知己，是助手。她和&提灯女神&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有着一样闪光的名字，因为她的母亲也是护士，感动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拿来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希望她也能像南丁格尔一样，为人类救死扶伤。 　　1881年9月，这对小夫妻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即于9月28日起航，离开祖国，前往中国。她没有辜负母亲的重托，也没有辜负&南丁格尔&的重托。 　　这对医生伴侣，幽默，有趣，友爱，慈善，在杭州，他们一度成为病患的福音。 　　1882年，梅医生在年度书信汇报里写道：&&&除了我提过的这些工作之外，还要访视和救济两个分局的很多病人，其中一个在十公里之外，另外一个是在钱塘江上游三十公里。此外，我还每周都去这个有着五十万人口之城的郊区，有时也去访视周边的乡村。1883年，3019个病人被诊治，其中还不包括很多再诊的患者。小戒烟所扩建了两三间屋，共护理了259个住院病人，现在已经像一所通科医院了。& 　　这已经是他来到杭州一年以后的事了。 　　在另一封信里，梅医生报告说，医院不仅解除病人的苦痛，更能使其得到心灵的安慰。 　　美国人鲍金美因父亲在杭谋事，跟随父亲在杭州生活了十年，在她眼里，梅医生大部分时间更像一个身着便装的快乐的圣诞老人，说话幽默，风趣。她在《杭州，我的家》中这样描述梅医生：当梅医生于1881年偕新婚妻子从苏格兰来杭州时，他被一位资深的传教士带领着在该市到处察看，还去了最糟的地区。街道向他展示的是拥挤的人群，浓重的气味和景象。人们肩上挑着从住户取来的污水，街上的污水池不加盖。患麻风和身罹各种烂疮和残疾的乞丐与人群擦肩而过&&那位资深传教士向年轻的梅医生瞅了一眼，以为他会显出厌恶的神情。可是，只见梅医生愉快地眨了下眼，并&紧抿着嘴&。年轻的医生自问：&难道这就是&人间天堂&？这个天堂也太大了！& 　　鲍金美跟着父亲住在皮市街，跟梅医生成了邻居，她回忆：梅医生成了杭州卫生事业的主要动力。他治愈了无数患者，还创建了医院、医学院、药学院、（男女）护士学校、儿童之家、疗养院、肺结核病院、肺康复之家、济贫院、贫民免费学校&&以上所列，仅仅是长长的目录的一部分。他一直十分关注稠密的人口以及严重缺乏卫生设施对这个城市的威胁。 　　学者沈弘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两百多张关于梅医生的照片以及信件。他称，在三年多时间中，梅藤更坚持不懈地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写信，试图争取一笔赞助经费，让他得以在杭州办学堂。每周手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总共有两百余封。那是梅医生特殊的&杭州日记&。 　　然而，少有人知道，十七岁那年，他还在苏格兰一家船务公司工作，也曾立志在商业领域有一番作为。而一次偶尔的谈话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与中国结下了难解之缘。这一天，同事忽然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按理，这不是一个难题。的确，他念书，去教堂，可却从未深入想过其他。终于有一天，他决定要成为主的最忠实的追随者。那一刻，他跪在十字架前，虔诚祷告，由此，灵魂得到洗礼。他感觉到，通过医治人的身体，能够更进一步地与灵魂交流。他越来越被这个神圣的使命所吸引，最终他决定放弃他蒸蒸日上的经商事业，全身心投入医疗传教事业。 　　勤勉的付出，让他终于在1877年通过了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预科考试。之后，他搬到了爱丁堡，在爱丁堡医学传教团接受专门训练。 　　四年后的1881年，梅藤更终于取得了他的医学学历。年轻的他始终保持着那种对医疗传教事业不渝的热情，也正是这份热情，把他带到了一片遥远的土地&&中国杭州，并一步一步建立起了广济医院，用他所学的西方医术，连着他的崇高信仰一起，为中国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治疗身体与灵魂。 　　一个女病人脚掌溃疡，散发出的气息熏跑了病友，她们哇哇地在门口干呕。尽管她们俩也是麻风病人，但是她们初来乍到，这种陌生的气息，让她们难以忍受，简直要了她们的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人类能辨别一万种不同的气味，陌生气息的刺激，会让人觉得不安。梅医生蹲下身子，替女病人的脚底做清理。女病人闭着眼睛，她不敢看那个大窟窿，如果那气味不是从自己的脚底散发出来，她必定也是要逃避的。 　　梅医生跟女病人闲聊，聊乡村田野的趣事，等女病人把她认为最好笑的部分说完，梅医生已经结束了手头的工作。 　　梅医生，你是外国人。 　　梅医生点头笑笑，我也是杭州人。 　　可是，女病人疑惑道，你一个外国人为什么对我们杭州人这么好，外国人把大烟卖给我们，换我们的茶叶&& 　　不知从哪来听来的这些，女病人担忧的似乎不是自己即将要被截肢的腿，而是作为外国人的梅医生，是否也要卖大烟给中国人。 　　这样的问题梅医生看起来难以回答，他只能再一次笑着对病人说，上帝，是上帝让我来看你。后来，那个女病人便笃信基督，祷告，做礼拜。 　　&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是当时杭城到处流传的一句惊讶话语。一位妇女，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百年前的截肢手术，那是巨大的工程、巨大的挑战。梅藤更是主刀医生，梅夫人做洗手护士，医校的一位助教过来当助手。 　　杭州作家徐迅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浙医二院院史书《百年名院 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它是梅藤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 　　西医进入中国之前，谁见过这种医术？出院时，梅藤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从此站起来了，竟能走路了。 　　在这里，没有国籍，只有爱。 　　刚到杭州的那段时间，对梅藤更医生和他的两个帮手&&他的妻子和一个中国助手来说，那真是繁忙的日子。梅医生亲自诊察每一位患者。他下诊断、开处方、指导包扎，他的两个员工则忙于执行他的医嘱。麻风病院最早建在宝云山上，但它作为麻风病院的时间并不长。当年梅医生跟圆通寺的方丈交好，向他购买土地建了麻风病院，医院只收挂号费，提供免费医疗。伊莎贝拉称梅医生很多时候给病人开出的方子，是&将病人送到山上去呼吸新鲜空气&。 　　一百多年后，梅医生的曾外孙女前来杭州，寻访曾外祖父的足迹。对于曾外祖父在杭州的经历，她只在传记及网络中看到过。她提到一张照片上，一个高大的西方人在操作一台机器，那个西方人是她外祖父，他帮曾外祖父梅藤更弄到一台X光机&&那是杭州拥有的第一台X光机。 　　当年梅医生管理广济医院，可以用呕心沥血来形容，医院装备了全国最早的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和杭州第一辆自行车；医院还有自己的药房，自制针用葡萄糖、百日咳药水等。药房还提供炼乳、肉汁和肥皂，这些日用品很快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从1881年到1926年，经营广济45年，梅藤更作为广济医院的奠基人，历经百年沧桑巨变，其留下的印记清晰而不可磨灭。 　　1884年，广济医院开张。 　　1885年，广济医校建成并正式招收刘铭之、张葆庆等10名医科学生（第一届）。 　　1889年，广济医院开设男麻风病院。 　　1892年，广济医院女医院落成，妇女疗养院成立。 　　1899年，广济医院西湖肺痨病院成立。 　　1901年，广济医院产科病房成立。 　　1905年，广济医校新校舍开工，次年落成。同年，协和讲堂落成。 　　1906年，梅藤更将广济医院与广济医校划分为两部，以大方伯屋舍为医校校址，并正式定名为广济学堂（内分医学堂、药学堂和产科学堂，三学堂后又分别改称医学专门学校、药学专门学校和产科专门学校）。 　　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成立。设有男、女肺痨病院；男、女麻风病院以及男、女清气院等。 　　1924年，飞檐翘角、三层12开间的医院病房大楼落成。 　　退休后的梅藤更常常坐在英国爱丁堡宽大的书房内，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和翠绿欲滴的花园，让悠悠思绪飞回到遥远的中国杭州。当往事一幕幕地从他眼前闪过时，他深情地落笔道：&要是返老还童有可能，而我还能有第二个青年精壮的时期，我梦想还要居留在中国。& 　　当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当下中国像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它活着，但是没有自身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它在风浪里漂浮，由附着其上的东西驱使。&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1926年12月，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去年，浙医二院的门口多了一尊雕塑作品：一位穿着长衫的外国人正与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相互鞠躬行礼。路人大约不会知道，这位外国人，便是英国传教士梅藤更医师。一天，梅藤更在查房时，一位小患者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深谙中国礼数的他也深深鞠躬回礼。&这组老少鞠躬的雕像，是对不远万里来自英国的梅藤更医生的最好怀念。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作家徐迅雷写道。 　　而杭州，给这对以医学传教为己任的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离开杭州前，梅夫人在致友人信中这样描述西湖：&难怪中国人这么喜爱这美丽又悠久的湖。在人们还没有苏醒的最安静时刻，从山顶上看到它，会让我永远记得它，热爱它。& 　　梅藤更将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于1934年8月去世。 　　他从苏格兰出发，来到古老的中国，在西子湖畔奉献了他毕生的精力之后，又回到了苏格兰，从此安睡。仿佛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中国。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而他过世之后，在中国杭州，有两场追思会为他举行，在广济医院、在宝石山麓麻风病院的圣约翰小教堂，所有的麻风病人为他鞠躬。 　　我来自遥远的国度 　　采访中，有一个名字，一直被惦记，被传颂，被敬仰。无论病人，还是医生，抑或是医院周边的群众，都跟我说起他。这个名字如此普通，却是那么的深入人心。是什么样的人格力量，让人们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呢？ 　　马海德，一个普通的地道的中国名字，来自美国。 　　日，是中国医学界一个特殊的日子，首届马海德奖在首都北京颁奖。这个以马海德命名的奖项，是由马海德基金会设立的，旨在表彰和奖励中国麻风防治、研究和管理的优秀工作者，以后每年将颁发一次，是我国医学界最高荣誉之一。 　　谁是马海德？ 　　在中国，也许除了医学界，鲜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他的事迹同样鲜为人知。 　　一百多年前，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的一个钢铁工人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是这个家里的小儿子，乔治&海德姆（在延安时期，乔治&海德姆改名&马海德&，下文全以马海德为名）。 　　23岁那年，马海德在日内瓦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抱着对神秘而古老的中国的向往，他和他的两个美国同学克士、雷文森，经过长时间的海上颠簸之后，来到上海。 　　那是1933年的秋天。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三个年轻医学博士在上海街头，兴奋地沐浴在东方的阳光下，一切都那么新鲜，好奇。 　　随后，三个年轻的美国青年，分别服务于上海广慈医院和路加医院，这两家医院都是慈善医院，到这里来求医的大都是穷人。马海德他们更像是志愿者，拿着最低廉的工资，做着最繁琐的事。而他们来到中国的初衷，是进行热带病的考察。他们希望有更大的空间，来实现抱负。 　　在上海，他们三个开了一家诊所，收费很低，希望能为更多的贫穷者提供医疗服务。然而，即便如此，诊所依然清冷。一年之后，雷文森和克士相继回国，因为他们觉得待在上海，处境实在糟糕透了。 　　马海德留了下来。上海九江路上，他的诊所依然门可罗雀。这期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会在霞飞路上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里，每天按时来，准时离开。书店的主人艾琳&魏德迈注意到了这个孤独的年轻人，他跟马海德攀谈，时间一长，他们也会彼此交流一些对当时中国的看法。 　　那时的上海，大批的西方有识之士入驻上海，他们希望从上海了解中国。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丽丝&史沫莱特、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进步的外国人士也在这个书店，他们结识于此。在这之前，马海德读过史沫莱特的文章，交谈时，马海德觉得史沫莱特对中国社会的了解非常深刻。她对马海德说，要想帮助中国人民医治社会弊病，必须掌握马克思理论。 　　不久，马海德被邀请参加一个小型派对，在书店工作的美国伙计派尔介绍下，马海德认识了路易&艾黎。这一次偶然相识，使马海德和艾黎成为肝胆相照的终身朋友。艾黎知识渊博，喜欢讲一些中国历史故事，还带马海德去农村，使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普通农民，了解他们的疾苦&&艾黎成为马海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常跟马海德说，干革命就是要置生死于度外。 　　这一天，马海德收到一封同学凯泽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问马海德什么时候回国。马海德给他回了一封信。 　　&我家里也来信催我回国开诊所，说行医能挣大钱，可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家人知道后很生气，已经不再和我通信了，这样也好，我感到自由了，还少了后顾之忧。我现在很关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对人生和世界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不打算回国了，我想留在中国。& 　　来到中国的第二年秋天，在艾黎的引荐下，马海德与宋庆龄相识。这是他真正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开端。上世纪30年代，中国笼罩在国民党政府及各种势力的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一直寻求多方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马海德多次接到过宋的指示，利用他独特的身份和场所，帮助上海地下党做一些工作。 　　马海德后来跟妻子苏菲回忆：&我当时常常接到类似这样的通知，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两点你不要去诊所，借你的诊所用一用&&&然后，许多&病人&便会在那个时间里，&登门问诊&，实际上是利用这种方式开会。上海的特务机关，对这家美国人开的诊所并不在意，30年代的上海九江路上，那个简易的诊所，常常有新的革命的火花绽放。 　　当时，红军根据地医疗条件非常差，缺医少药，马海德经常接到这样的任务，帮助购买一些必要的医疗器材和药品，这些急需的物品，经过马海德的手，送往革命根据地。 　　苏菲女士在回忆录《我的丈夫马海德》里深情回忆：&马当年在上海有一部私人汽车，牌照注册到1934年年底，为了能做更多的工作，他把牌照又续了一年。1935年9月的一个傍晚，宋庆龄把马约到她的寓所，严肃地对他说：&明天晚上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去莫斯科，麻烦你亲自开车送他们上船。&随后又反复叮嘱，一定要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 　　很多年后，马海德才知道，他当年送走的那位非常重要的客人，就是受命前往苏联跟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陈云同志。 　　1936年，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艾黎和美国人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日的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鲁迅和全国的进步人士也都积极为这份刊物撰写文章。 　　马海德曾经跟妻子回忆：&就是那个时代，艾黎约我为《中国呼声》写稿，他希望我这个医学博士不但能拿手术刀，还能拿起笔杆子，向世界介绍中国&，&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在一天里医好一个病人，但那个社会制度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开始同情共产党，特别想了解红色中国。很想去陕北红色根据地，想去看看红军&&我想更多地了解苏维埃，了解共产主义。&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艾黎的支持。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宋庆龄把马海德约到寓所，告诉他，最近将安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红色根据地考察，希望马海德一起前往。 　　马海德带着半张五英镑的钞票作为跟斯诺的接头暗号，先从上海到南京，从南京坐火车北上，转道西安，从西安进入陕北苏区。而斯诺则从北京出发，在郑州跟马海德会面。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行程，那次考察之后，斯诺完成传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而马海德却留在了延安。还把自己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 　　日，是马海德终身难忘的日子，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党员身份在当年是完全保密的，每个党员的身份也只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和上级党组织知道，就算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单位中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 　　马海德终于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征程。从此，这个祖籍黎巴嫩，出生在美国的年轻人，改变了人生轨迹，他的一生与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日，马海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见证新中国的成立。随后，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 　　新中国成立了，中国社会向前迈了历史性的一大步。然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疾病，却依然折磨着中国人民。性病、麻风病成为解放初期困扰中国人民的两大传染性疾病。1953年，在马海德的鼎力协助下，组建了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当他得知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患此恶疾时，立即率医疗队奔赴这些地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走访少数民族的山寨，走访无边无际的草原，向他们传授防治性病的知识，为他们抽血试验。在边疆，老百姓还不知道抽血是怎么回事，都不敢捋起袖子，为了消除他们的疑惑，马海德捋起袖子，微笑着让护士给他抽血示范。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为成千上万患者治病。 　　随后他又率领医疗队，深入广州、福建、江西、江苏和海南地区，有意识地开展对麻风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 　　旧时代，麻风病患者的境遇悲惨，一个家庭只要一个人得了麻风病，这个家庭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有时，发现一个麻风病人，整个村庄都会陷入恐慌之中，有的人宁愿出去要饭，也不愿跟麻风病人住一个村子，怕被传染。这些都是因为麻风病患者在进入晚期之后，人会变得非常难看，十分恐怖。因此，麻风病在解放初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医学难题。 　　谁都知道生病后要去找医生，只有麻风病，是医生去寻找病人。因为这个病的可怖，有人就算得了麻风病，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上门去诊治的医生常常被拒之门外。 　　而马海德深知这些病人的痛苦，为了让社会消除对麻风病的歧视，改变麻风病人的社会处境，他千方百计跟麻风病人多接触，跟他们近距离接触。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相关医疗书籍对于麻风病防治的普及知识，有这样的要求：医务人员必须进行全面隔离，以防止传染。当时的医生，在进入麻风病房前，可谓&全副武装&，消毒帽，隔离服，连裤袜，隔离靴，乳胶手套。在麻风医院，这样的装备是必须的。 　　日，一份《关于抽调医师进修麻风防治的通知》的报到须知写着：1. 隔离衣3件，帽子3顶，口罩3个，胶鞋一对，胶手套2对&& 　　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称得上是&超级隔离&。而马海德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只穿一身白大褂进入病房，有医生好意提醒：马大夫，您穿上隔离服吧&&每到这时，马海德总是笑笑，他理解医务人员，在麻风科学知识完全普及之前，他们不了解，不了解便害怕。这也没什么错，只是苦了那些体质瘦弱的护士。有时，马海德看到护士被裹得严严实实，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眨巴，汗水挂在睫毛上，虽然他讨厌这套防护服，却总是不忍心去批评他们。他只是默默地用行动来告诉他们，麻风病不可怕。 　　那个年代，连武康疗养院也不例外，也是超级隔离状态。1986年，马海德医生第二次来到浙江。 　　休养员徐小童跟我描述马海德医生来到上柏的情景：那一天，马海德医生紧紧握着我的手，一直握着，足足五分钟，一边还跟我聊天，跟我说了很多话。他没有戴手套，也没有穿白大褂，就像一个温和的老人，就像我家的邻居一样，亲切。站在一边的医生护士还是戴着手套，穿得严严实实的。马海德医生严肃地跟他们说，现在这个天气，你们还冷吗？戴着手套，穿得这么厚。我们一直都在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医生这样全副武装，让病人怎么想，我们怎么跟群众宣传？明天开始，脱了隔离服吧。 　　他又进到病房，搬个椅子坐下来，把病人溃疡的脚放到自己腿上，细心检查，跟病人说话。站在一边的医生护士见此情景，慢慢地也减轻了对麻风病传染的恐惧。 　　渐渐的，在全国，无论是偏远的辽阔的北疆，还是西南，甚至是海南，医务人员都脱下了隔离服&&脱去的是隔离服，卸下的是医生病人内心的包袱。拉近的不仅是一双手的距离，还有心理距离。 　　时任湖南张家界永定区疾控中心主任的侯启年，回忆起一件有趣的事。 　　在马海德博士的影响下，中国麻风防治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位医生感叹，马大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消除了世人对于麻风病的恐惧，他的身教胜于言传。以后，我们，医生和病人，都以人的身份面对，我们是平等的了。 　　有个医生回忆道，自从脱下隔离服之后，便觉得病人不那么可怕了，他们在这里是病人，但我常常想到他是某个母亲的儿子，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只是他不幸染病而已。 　　有个病人也回忆说，那个时候，看到医生护士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心里是很难过的，就觉得自己不行了，全身都是病菌，没有希望了。 　　另一个病人，解放前患的病，如今依然健在，他回忆起当年马海德去河北麻风病院看望他们的情景。那是大年初一，马海德到达之后，马上进了病房，向病人问候，他伸出手来，要跟病人握手，而病人却不自觉地把手缩了回去。一边的麻风病院负责人说，马大夫跟你握手呢，你倒是伸手啊！ 　　这名病人哆哆嗦嗦地将自己的手伸出来，跟马大夫的手握在了一起，就在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时，那位病人顿时泪流满面，他说，马大夫呀！自打我得了这个病，25年了，没有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个啊。 　　为了进一步落实各国麻风基金会给中国的援助，马海德先后出访十几个国家，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使西方各国的麻风基金会，分别同中国有麻风防治任务的省份建立对口联系，提供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那是1986年。 　　根据中国国情，马海德将麻风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办法改为社会防治，并于1980年把国外治疗麻风的新技术&&联合化疗药物引进到中国，大大提高了疗效。联合化疗这一新技术，于1986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大大加快了消灭麻风病的进程。 　　统计记载，中国麻风病人已从1949年的50万人，减少到7万人。 　　联想到中国20多万麻风病致残者的康复问题，以及麻风防治人员的培训、提高问题，马海德为成立中国麻风康复中心和麻风医务人员的培训基地而忙碌。他先后担任过许多我国重要的职务，中国麻风防治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理事长和中国麻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等。 　　马海德在中国整整度过了55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赢得了人们深深地钦佩。 　　1979年，为了表彰马海德&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授予他&突出服务奖&。 　　1982年，他被授予美国达米恩&杜顿（Damien-Dutton）麻风奖。 　　1985年，被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颁发的国际公共卫生及麻风病防治成就证书。 　　1986年，黎巴嫩总统授予他德科芒德尔国家勋章。 　　1986年，被授予美国艾伯特&腊斯克（Albert-Lasker）医学奖。 　　1988年，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同一年，马海德荣获印度甘地国际麻风奖。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马海德被评为&一百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10年，在马海德诞辰100周年之际，苏菲女士深情回忆丈夫的点滴：&他走了，离开曾为之倾注毕生精力和满腔热忱的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在麻风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实在太辛苦了，很想成立一个奖励、表彰先进的机构，推动在20世纪末我国基本消灭麻风病的进程。&但还没来得及成立，他就离我而去。为了完成他的夙愿，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在全国麻防机构和麻防工作者的关怀帮助下，日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至今在全国麻防范围内表彰312名优秀工作者，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并作出突出贡献的。& 　　国际麻风最高奖甘地奖获得者、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所张国成教授，回忆那一次去北京医科院整形外科进修的情景，依然激动：&1982年中秋节，我来到北京后海北沿24号马海德马老的家。当我谈到此行是去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进修时，他老人家突然站了起来，激动地对我讲述了联系并接受我进修的曲折过程。原来，因为我与广东一位大夫都是搞麻风的，他们不愿意接受。马老得知此事十分气愤，特地去整形医院为全体医务人员上了一堂麻风课。& 　　这一堂课，消除了整形外科医院医务人员对麻风的歧视，接受了张国成的本次进修。马老勉励张国成一定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学好本领，为麻风残疾人的康复做出贡献。 　　日，马海德在北京去世。遵照马老的遗愿，经卫生部及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多次协调，终于在&十五&和&十一五&中国残疾人康复规划中把麻风残疾人纳入，麻风残疾者获得了应有的待遇和关照。 　　让我们回到四十年前的1972年，马海德率领中国医疗队远赴瑞士为他的终身好友斯诺治疗时，斯诺曾对这位同在延安沐浴战火的好友说，我很羡慕你所走过的道路。 　　1983年，在北京为马海德在华工作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庆祝集会上，马海德提到了斯诺的羡慕与崇敬。他说：&是的，能够为这样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的理想而献身，的确是值得羡慕的，因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才是充满阳光的大道。& 　　我们再一次倾听他发自肺腑的心声，以表达我们对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的敬仰。 　　我只是一个医生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前一年的日，山东乡村一户农家，新添了一个小生命&&他就是高鲁。 　　在我整理有关高鲁医生的有关资料时，高鲁女儿高锦伦的声音常常回响在我耳边。伴随着的，是她满眼眶的热泪。在高锦伦饱含深情的叙述中，流露出的是满腔的对父亲的怀念，她以父亲为傲。只是，任凭她多么的热爱，父女俩终是不能紧紧相拥了。 　　我常常想，要有什么样的家庭滋养，才有高鲁医生那样良善的心地，满怀的慈悲和他无怨无悔的奉献呢？ 　　让我们顺着时间轴线，重温高鲁的童年生活，去看一看，他有怎样的生活背景。 　　1932年，济南，二七大罢工前夕，那一年，高鲁刚8岁。父亲很忙碌，出门总要戴着礼帽，每次出门前，还一遍遍地嘱咐他，别忘了今天爸爸叫什么名字。年幼的高鲁不明就里，缠着母亲问，母亲告诉他，爸爸在做一件伟大的事，要把天地都变一变样，每天都要是新的。高鲁不懂，在他看来，每天本来就是新的，蛛网中每天都有不同的虫子被网住。 　　&你只要记住，要是有人来问，别忘了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不是昨天那个，是今天这个。& 　　父亲在济南邮局当邮递员，是地下党，高鲁一直不知道。父亲过世后，母亲带着高鲁投奔青岛的干爹，也就是父亲的拜把子兄弟。干爹敬佩这位结拜兄弟，对高鲁说，你父亲了不起，是地下党，为了不让老百姓受苦，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你父亲是个了不起的男人。这是高鲁一直记着的一句好话，母亲说过，干爹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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