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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商起始C河流域刍议
<font color="#12/8/19 11:55:00&&商河县情网&&供稿：
先商起始C河流域刍议
陈丽梅&&&李忠湖&
(该论文被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山东省地方志学会评为山东省首届齐鲁新方志论坛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C河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祥地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C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C”的河名。卜辞所见C水是指古C河的下游、卜辞所见C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后经黄泛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然而，这条历尽沧桑的古C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关键词】古C河&&封於商&&求年於C&&求禾於C&&C河县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由于司马迁只是提到了契被“封于商”，而没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学者便各抒己见，为“商”定位，导致商族起源问题自古至今，诸说搅绕、莫衷一是。较大的学说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江浙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等。所以出现如此诸说纷争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就有许多歧义之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结果又使得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论者各取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记载，又局部地看重某些考古文化因素的类似和传承，使其成为一个聚讼千古、纷纭难决的历史学悬案。
&&&&笔者非从事专业研究，更加之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自知没有驾驭此等重大历史课题研究的能力。只是依据手中掌握的些许资料，在博采群书，荟萃众说，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揣浅陋、不避讥嫌，仅就此课题涉及C河流域这一特定方面的论证粗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权作为商族起源诸说添一话题，并以此求教于诸方家。&&&&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C河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祥地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甲骨文中有一C字，是水名。C水在卜辞中屡见：“王其侑於C，在有石燎有雨”、“王其寻舟於C，亡灾”、“&涉C，至磬，射左豕，擒？”、“求年於C，求禾於C”，可见C河在商代是一条重要河流。“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墟卜辞曾多次记载殷人祭祀C水。我国史界曾有学者对C水这样比黄河小得多的河流被神化感到大惑不解。余方平先生在《殷人神化C洹二水之原因浅析》一文中指出，其实，将卜辞记载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音韵学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看出：C水流域曾是商族的起源地，是商文化的“老家”。殷人自然要奉为神灵，世代祭祀，以示永志不忘祖先发祥之地，同时亦祈求C之神灵永远福佑殷人及其后嗣。
商之名当源于C水，既为昭明居地之名，又演变为商族的族名。[1]《史记?殷本纪》云：契因辅助大禹治理洪水有功而“封于商”。先商活动中心在C河流域，《夏商史稿》云：“契封于商，这个‘商’，就是‘C’的同音字。按着音同通用的规律，可以说，作为契所居住的这个‘商’，其地就是C水流域。从字形上看，‘C’是水名，故从水，商声。此字去‘水’，则为‘商’，因此，如称水之名则为‘C’水，称族之名则为‘商’族或‘商’人。商族之名，由‘C’而起，这就是商族的来源。”[2]&&&&
曾经有人称商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早在商汤灭夏以前，商便已是一个兴起于渤海西岸的强大诸侯国。那时商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商河流域，所以商的名称也就出自于商河的商字。而当时这条赋予了商名字的商河，是一条直接流入大海的河流。所以从很早以前开始，商的买卖人就已经顺流而下，把生意做到了海上。[3]&&&&&&&&&&&&&&&&
&&&&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谓之清水，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所见C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商之为商，得名於C。”王玉哲先生指出：&“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C水名字相应。”“这商地之水名之为C水，就使我们推想，商地最早的发祥地”就在这里。[4]&&那么，这条以“C”字为名的河流在哪里呢？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归纳以下几种说法：
一、“C河即漳河”说。杨树达、丁山、于省吾、葛毅卿、钱穆等先生，从音韵学角度，提出古代“C”、“漳”二字互通，C河即漳河。白寿彝、王玉哲认定“商漳相通，商人所以称商，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就叫C水的缘故。”葛毅卿《说C》中以“C”读为“漳”，杨树达《释C》也是以“C”为漳水，他认为：“古章商音同。《说文?三篇上?&撞俊吩疲骸蹋油庵谝玻祝率∩！端ず铀吩疲骸侄惫钚橄囟毯映鲅伞！蹲吩疲骸辉恍≌暮印！私怨耪律掏僦ひ病！[5]&&
二、“C河改名漳河”说。此说可以白寿彝先生为代表，此说的主要论据为“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可是周公旦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C河改名为漳河。”
三、“上游与下游”说。王玉哲先生说：“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C水名字相应。”丁山先生在《商周史料考证》中指出：“此河（商河），俗名小漳河，世又谓之清水，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诸如此类观点，论述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我们先看第一种观点，即“C河即漳河”说。综合此说的主要依据，不外乎两点，一是音韵学，以为“C漳音近”。二是C漳古可通假。从文字学、音韵学的角度，我们承认它的合理性。按照这一理论，那么，章亥也可以是商亥，章丘也可以是商丘，C河被黄河腰截后又重源潜发处的杨墟就可以是商墟，因为与“C”字音近的、可通的字不止于仅仅一个“漳”字。这一理论，在古文字研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许多古地名认证上的混乱，例如，在先商地名中出现的“亳”字，利用这一理论就可以引出“蕃”、“博”、“薄”、“勃”、“鹁”等等一大串，从而成为各说各有理的依据。然而，近则近矣，通则通也，毕竟不是本字。舍其主而寻其邻、弃本体而求通假，就有点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此说究其实只不过是因为甲骨卜辞里有“C”而没有“漳”，又在没有积极探寻“C”所在地的情况下，只能用“音近”、“通假”的“释说”而已。
第二种“C河改名漳河”说，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臆断。如果周公旦真的“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C河改名为漳河”，还不如改一个与“C”毫无相干的远音字，那样“商朝的历史痕迹”不就“消除”的更“干净”吗？
第三种“上游与下游”说，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张京华先生在《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化特点》中说：“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C河入海，后改道滹沱。”[6]&&也正如丁山先生所说“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所见C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C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这里明确认定了卜辞所见C水是指古C河的下游、卜辞所见C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
这条直接入海的、上游被后世讹曰“漳河”的C河，因黄河改道被拦腰截断，其水不可能继续穿过黄河而东去，从此便与其下游失去了联系。先秦典籍《山海经》之“精卫”篇中记载“……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西来之水先是注入了黄河，后因黄河水道淤积河床增高等诸多因素，致使此水难以入黄而被迫窜入卫河。被隔断了的C河下游已成了无源之水，后借河漯交汇之处积潭涌出，方使C河得以重流。正如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说：“商河首授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而北，俗谓之落里c……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此后的C河因没有了自己的源头，其水势受制于漯黄交汇处落里c涌量的大小，时急时缓、或显或微、亦断亦续；更甚者时遭黄河决堤之累，几番沦为黄河的附庸；又经黄泛在此地域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
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C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C”的河名。“C”字的出现，除了甲骨卜辞的记载，历代史志文献都证实着它的存在。汉成帝时桑钦著《水经》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隋开皇十六年，於C水流域置C河县，因县南C河而得名，此即明确地为C河的地望定了位。《水经》及《水经注》几经传抄翻刻，其中记载的“商河”水名，原版用字是“C”还是“商”，笔者限于自身的条件已不可知晓。“魏晋以来总地志中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唐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凡写至这条河时则皆是用“C”做河名记载的，正如杨守敬所说：“《元和志》、《寰宇记》作C。《集韵》，C，尸羊切，水名。”明《商河县志》有“考商河旧名C水镇”的记载，《重修商河县志》论及此云：“C河县置於隋，治C水镇”。“C水镇之名由於C河之水”。以“C”为河流名称的，只有流经商河县境的这条“C河”；&曾以“C”字为地名的，历史上除了现在的商河县，其他任何地方至今未见有记载。
《水经》及《水经注》中描述的商河流经，在某某县下都没有标明所距里程，往往容易使人联想到指的是离其最近的笃马河故道（亦称“马颊枯河，即今大沙河）。《山东通志》对大沙河是这样记载的：“自德平朱家庄汇流，东入商河县界。经左家庄、沙河镇，至杨家庵入惠民县界。又东经梨行、郭家庄、申家庄，至前屯入阳信界，东北至钦丰镇、岳家湾复入惠民境内，由落桑墅新河东入徒骇河。”这里明显看出，这条河虽与《水经》、《水经注》叙述的商河的流域位置似乎一样，但它是大沙河，而不是商河。《寰宇记》在《水经》记述的商河流经的东西两个县下作了注明，安德县下：“C水在县西南八十里”、厌次县下：“C河在县南四十里”。（《元和志》与此同。唐、宋厌次在今惠民县东南四十里。）由此可见，《水经》及《水经注》记载的商河流经某某县故城南只不过指了个大体方位，并非紧临彼县故城，虽然古今所计里数不尽相同，但从例举距离却亦可见所指不是今大沙河了。《水经》中叙述商河流经的平昌、般县、乐陵等故县，在《元和志》、《寰宇记》中均没有C河的记载。《寰宇记》对德平县的记述是：“本汉平昌县，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即汉理所”。由此可知汉时的平昌故城位置在南，后至宋时县城早已北移、县域变迁，C河则已不在彼县的范围了。《寰宇记》记C河县，“隋开皇十六年，於A故城置C河县，以县南C河为名。……马颊枯河，在县北二十里。C河，在县北十五里。”这里可看出明显的矛盾：先是“以县南C河为名”，后又说“C河，在县北十五里”。此矛盾只能解释为将县南的“C河”与县北的“马颊枯河”相混了，若县“北”为“南”之误，则与C河所在的位置基本相符。
C河是流经商河境内最长的河流，《商河县志》载：“小支河（俗名古C河），自济阳温家桥入县境，行一百一十里，至瞻圣桥入惠民界，通志作商河，即古C河误。”《惠民县志》载：[商河]河即古C河，上源久无考。今从济阳县温家桥来，入商河县界，经安子庄、太平桥、邴家桥至瞻圣桥入县（惠民）界。东经杨家堰为龙踪河，又经歇马亭、碱场店、永利镇入滨州界。[7]&&禹贡锥指》曰，C河行大河（指黄河）之南，漯水（今徒骇河故道）之北。《太平寰宇记》曰：黄河在商河城南十八里。由此可明确认定C河在今商河境内的具体位置。关于C河的大小，很少有资料记载，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有“商河，在州（武定）南四十里，亦从商河县流入境，……俗谓之大河，方十余顷，其北有堤横亘，州人赖之。”的记述，知其“俗谓之大河”。甲骨卜辞中有“C南”、“C北”的刻辞，证明C河是东西流向。商河县境内有史可考的东西流向的河道有四条，“漯水南驶，笃马北流”，中间两条商河，古C河於黄泛时曾一度成为漯水的支流，所以当地有“小支河”之名；另一条则是河道变迁所致的“商河古迹”。[8]此均在《水经》叙述的商河流经的位置，虽然河道时有变更，但始终没离开此地理区域。关于C河的许多论者，虽然多引用郦氏《水经注》中的记载，但只是各取所需，一涉及到商河的地望，则就对郦氏叙述的商河流经视而不见、只字不提了，并别出心裁地引向别处。此种做法如果不是人为的故意，则是不知道商是一个兴起于渤海西岸、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是习惯带着“商”的名字不断迁徙而后进入中原一带的。所谓先商文化漳河型以及中原一带发现的遗迹，只不过是迁徙过程中或迁徙之后的遗留。有诗曰：玄鸟携名徙四方，行踪遗迹统称商。卜辞有幸雕龟甲，可晓C河是故乡。
&&&&考古学的新发现，也为C河流域是商族的起始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朱继平先生在《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中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山东商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鲁北、鲁西南和鲁中南的冲积平原和山前丘陵，尤以鲁北最为集中”。&据陈淑卿先生《山东商文化发掘遗址编年表》可知，鲁西北和鲁西南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最早，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从第一期直到第六期。此地域也正是古C河的流经区域。王铁军在《夏商时期城子崖之居民考辨》中说：“商朝的济南境况与夏朝不同，先民的聚居地零星散布在今槐荫、历城、章丘、长清、平阴、商河等广袤的原野上。”蔡凤书在《甲骨文字的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什么》中指出：“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不但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黄铜金属制品，建造了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这些城址在山东省已经发现几十处，尤以鲁西北最多。”历代学者对“蒲姑”、“商奄”、“章亥”、“女郎山”等大量的研究论证,探讨了商族先人部落活动的区域，亦印证了C河流域是商族起始地。
商河县境内，存在着先商时期的许多遗址。现存东温桥、卢坊等多处先商遗址及出土的商代文物,更为商族先人在C河流域的活动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地与实物的证明。
东温桥村遗址位于今商河县玉皇庙镇东温桥村，距县城30公里，为C河入境处。六十年代在水利基本建设中，距地面深三米处出土一批青铜器皿、陶器和豆鬲，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细泥红陶；纹饰有绳纹、蓝纹和附加堆纹，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普查组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
芦坊村遗址位于今郑路镇东南卢坊村，距县城30公里。遗址低于地面5米以下，1958年河道清理时，出土大批青铜器、陶器、部分石器。陶器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纹饰有粗细不一的绳纹、蓝纹及大型器物的附加堆纹。断面文化层十分清晰，文物普查时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命名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器商代纺轮，於日在怀仁镇东信遗址发掘。
纺轮呈圆壁型，灰泥陶质，中间有一小直孔，上下圆棱，立面饰有三道压印纹玄纹。东信村遗址位于商河县怀仁镇东信村南200米处，距商河县城20公里，周边面积200×100米，现有遗址高出地面4.9米，南北长30米，东西宽27米。土质呈浅灰色，自1958年以来地、县多次组织有关人员考察，先后从遗址上选检出土的器物有青铜器、石器、蚌器、陶器等，其中较完整的有青铜剑一把，剑身长34厘米，宽4厘米，剑把残有3.7厘米；残双翼式铜剑镞一个；残石刀一把，通体磨光呈椭圆形，刃部锋利；残蚌刀一把；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和灰陶，火候较好，纹饰分粗细绳纹两种，可辨认的器物有豆柄、鬲足高低不等。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遗址文化层堆积情况为：底层为商代文化，厚1.8米，中层为春秋战国文化，上层为汉唐文化。该遗址为自商延缓至秦汉时期的村落遗址。&&&&&梁王冢村遗址位于郑路镇梁王冢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0公里。遗址高出地面4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40米。遗址顶部和边沿断面处，均有古建筑遗址、遗物暴露，多为鬲足、鬲沿、瓦片等。专家初步鉴定此冢系春秋以前遗址。&&&&耿家村大王墓遗址位于怀仁镇耿家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5公里，墓高五米，呈圆锥形。墓区范围50×50米，墓上布满松柏、杂树，郁郁葱葱。民间传说为大王墓，因无详细资料记载，具体姓名不详，经省地专家考证，确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遗址考古受诸多因素所制约，许多遗迹深埋于地下不得挖掘，导致认证上的困难重重。然而，仅从皮毛所得之遗存，商族先人於C河流域的活动印记亦已历历在目。
&&&&这条历尽沧桑的古C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商河县及邻县曾称“小支河”、“土马河”），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1]&&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2]&&孙淼著《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3]&&据CCTV《走近科学》2008第10期&
&&&&[4]&《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积微居甲文说》卷下
&&&&[6]&《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惠民县志》（倭什布&刘长灵纂修）地理志四河渠&&
&&&&[8]&&见《商河县志》河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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