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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的建筑学定位
二〇一〇年十月，在山东定陶县马集镇发现一处西汉大型地下墓葬，它的墓室全部由巨大木料砌筑而成，这一些木料事先制成大尺寸的建筑砌块，用它垒成不同的内部建筑空间。对于帝王陵墓的地下宫殿，在《史记》和《汉书》中有大量神奇的描绘，内容大多出自于文人想象、夸张，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以为帝王握有大权，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想搞多大就搞多大。其实都错了，任何时代、任何人，要超越当时工程技术许可的条件，去搞工程建设是绝对行不通的。秦汉帝王陵墓地宫建设，不能跳出“黄肠题凑”建筑结构的限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东汉末年曹操去世后，汉献帝以天子礼仪安葬了他，所以真正曹操“高陵”的地宫，毫无疑问也应该是“黄肠题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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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陈景元与一批考古学家，来到这一座正在发掘中的“黄肠题凑”地下墓室进行实地考察，陈景元此行是为了验证安阳的那一座所谓曹操“高陵”的虚实真伪而来。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他发表了以下一个重要的观点：现在人人都在说，东汉末年那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去世之后，朝廷是以汉天子的礼仪和规格进行隆重安葬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曹操“高陵”，其地宫部分应该采用这种“黄肠题凑”的建筑结构形式，而且“黄肠题凑”的规模及建筑构件的尺寸，应该比定陶这座墓葬更大才对。否则它连汉代一个地方诸侯墓葬规格都赶不上的话，安阳的这座古代“砖室墓”，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去与汉天子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相提并论。
众多史料都能证明，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时期，除了个别“凿山为陵”的工程之外，其他所有帝王陵墓的地宫，都是采用“黄肠题凑”这种建筑结构的。可惜这类帝王陵墓的实物，迄今为止未能找到，所以很难弄清它的真实面目。定陶发现的是全国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构件尺寸最大，最接近帝王葬制的“黄肠题凑”墓。问题是，河南安阳发现了一座四角攒尖砖结构墓，当地一些人立即宣布它是曹操的“高陵”，难道这一种砖结构墓和“黄肠题凑”结构墓，在丧葬级别上，是真正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的吗？这里从建筑学角度，对这两种不同墓室结构的兴衰背景、墓葬形制的重大区别、墓顶施工的难易程度等等，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扫描，目的是为曹操墓的研究另辟新途。
人们可能都还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至理名言，这应该就是很多人，在思考问题和研究问题的一个可靠切入点。比如说：在二〇〇七年十月，陕西省镇坪县一位周姓的农民，发表了一张在深山拍到的野生“华南虎”最新照片，这个特大新闻被国内外各大媒体曝光之后，当地的一些部门和单位，都感到十分的体面和风光，眼看国家用于保护野生动物的专项经费，很快能够争取到手，而拍下“华南虎”的当事人，还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奖金。然而事与愿违，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对于这一张“华南虎”照片真伪的质疑和抨击之声，也就铺天盖地的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中国广大的网民，确实是很厉害，有人还用放大镜去观察照片上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当代的社会生活，总是由多元组成的，无论好事坏事，都会受到公众高度的关注。经过各方人士认真地观察和分析之后，虎照呈现出来的破绽，竟然是越来越多了，虎照作假的嫌疑，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就连那位国际著名的刑侦专家李昌钰先生，也加入到辨别虎照真伪的行列中来。这一下子，陕西的一些人真的是急眼了，于是策划召开一个个高级专家鉴定会，会后宣布“华南虎”的照片完全属实；虎照的作者拍拍胸部，以自己的人头作担保；陕西省林业主管部门的厅级官员，更信誓旦旦地发表讲话：华南虎在陕西地区出现，有着众多不可推翻的“证据”。由此看来，他们确实也是铁了心要这么干，任凭外人暴风雨般的抨击和否定，都绝对不可能使他们，会真正低下自己高昂的头。
值得欣喜庆贺的是，时代在飞速地前进，科技在不断地创新，社会在急剧地变革，公众己经拥有越来越多的、不可剥夺的知情权和话语权。人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无所不能的网络世界之中，不论在任何地方，只要有一台电脑，凡是自己关心的任何事情，拿起鼠标轻轻地一点击，千千万万条最新的动态信息，刹那之间就能够汇集到普通人的手中来。出于一种对行政官员干预虎照辨伪的强烈义愤，一时间网友们的火力全开了，并且没有化费多大力气，就在西部的城镇，发现多张印有“华南虎”的旧年画，不久又在东部的义乌，找到了印制年画的厂家，年画上“华南虎”和周某人照片上的“华南虎”，竟然是一模一样的。直到这一个时候，这一张虎照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有最后的结论了。
“华南虎”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了假，最后终于被公众揭穿了，难道官方的机构，就不应该引以为戒，进行各种必要的反思？非常遗憾的是，过了不长时间，在河南安阳地区，蹦出一件很怪的事情来，有一座并不特别显眼的古墓，突然被宣布是曹操的“高陵”。也是在一夜之间，有关它的虚实真伪问题，立即受到广大网民的质疑，其抗争之势，有如急风暴雨，迅速蔓延开来，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河南一些人真是急火了，也搞了一个个高级专家鉴定会，会后宣布“曹操墓”定性绝对没有错。考古界有一位顶级的人物也发话了：我们与那些不懂考古学的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曹操墓”的论证和鉴定，这是我们考古界内部事务，敬请局外人自尊和自爱，不要前来说三道四。
既然“曹操墓”是考古界内部事务，为什么还要对外宣布？宣布了为什么不容许外界评论？正因为你是内行，就应该有内行的风度，应该有内行的学识，应该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和挑战，是驴是马牵出来遛遛，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鲁迅学的是医学，却是中国近代大文豪；张艺谋学的是摄影，他的电影导演技巧被公认是中国之冠；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钢琴弹得非常好，还有音乐专著，谁敢说他是“乱弹琴”？赵本山是东北农民，后来成了小品王。陈景元研究秦汉时期的陵墓，比一批考古学家要早得多、深入得多，他对秦汉帝王陵墓的建设，就没有一点点发言权？有一些钦定的学术霸主，在搞学问、搞研究过程中，确实是没有什么真本事，而让他去贬人、整人，那就表现得非常“内行”！
公然以所谓的内行、权威、高智商的学者自居，更以官方代言人的姿态和口吻，去排斥、抵制公众的各种批评意见，充分地说明他们也是铁了心要干下去的。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外人要用过去那种常规的办法，和他们去斗去争，那也是绝对不可能会使他们真正低下自己高傲的头。此时人们也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固的“排外主义”，他们为什么总是把公众的真知灼见，都当成是一种耳边风呢？原来过去的几十年以来，在考古界的内部，有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在谁的地盘上发现了文物，谁就是该文物的最后定性者，他们对于考古学的老前辈徐苹芳、宿白等先生的否定意见，都敢置若罔闻，更不用说对倪方六以及广大的网民们，一律都要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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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研究主体是建筑学
人们都知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里指的是军事作战的一种方略，如果没有人发现义乌的那张年画，陕西“华南虎”的这一场恶斗，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只要那几个当事人，一口咬定山上拍的就是真老虎，那么谁都奈何不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当年找到那张年画之后，有人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义乌年画是盗用虎照来印制的。为了不使虎照露馅，黑手们是耍尽花招，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好在义乌年画，在虎照出笼前早就上市，这才断绝了他们最后的退路。在安阳“曹操墓”真伪的学术争论中，如果公众不能找到类似义乌年画那样的杀手锏，不能让认定安阳“曹操墓”为真的考古权威，失任何狡辩、抗争能力的话，要想最终决出这场争辩的谁胜谁负，就变得遥遥无期。
&&&&人人也都懂得“蛇打七寸，牛牵鼻子”的这一个道理，因为只有这样去做，才能真正地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才能真正掌握争论的主动权。那么现在有关“曹操墓”争论的要害和症结，又到底都在哪里呢？其实，任何古代的地下遗址、地下陵墓、地下工程，百分之百的都应该是属于古建筑学方面的问题，过去考古学家一直都把建筑界提出的不同意见，完完全全排斥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历朝历代的将作大匠和工部大臣，无一不是古代工程建设的总工程师，然而当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对于古代的建筑设计、建筑结构、建筑技术等工程知识，却是知之甚少的。所以一定要把“曹操墓”问题研究的主导权，真正夺回到建筑学家们的手中来，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为什么要彻底弄清楚，有关“曹操墓”问题的研究主体，应该是建筑学专业、而不是考古学专业呢？人们从《文物保护法》中可以知道：文物的本身就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这两个大类。要去研究各种可移动文物，比如研究古代玉器、兵器、车马、陶俑、陶罐、简册、书画等，无疑是考古学家的内业；而研究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宫殿、陵墓、古代市街、采矿遗址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工程实体时，当然就是建筑学家们的专业特长了。以前，建筑学家去谈论考古问题，经常被斥责是外行的一种胡闹；如今考古学家去谈论建筑问题，难道就不是外行的一种胡闹了？可以不客气地说：一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在建筑学家的面前，侈谈建筑问题，这才真正叫“班门弄斧”呢！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自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它们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式的演变过程。在各个不相同的历史时期，有不相同的建筑理念，有不相同的建筑材料，有不相同的建筑结构，有不相同的施工方法，有不相同的建筑工程技术规范。更具体地说，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相同的建筑发展规律和轨迹。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建筑工程技术，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种“进化论”，有位考古学权威甚至说过，建筑实际上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所以中国建筑本身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自从原始社会开始，历经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它们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有不相同的地域，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分，因此就有各不相同的国家割据，有各不相同的权力地位，有各不相同的信仰习俗，有各不相同的人文价值。所以在各个不相同的时代、国度和地域之中，都会产生不相同的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建筑工程，永远不可能摆脱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建筑工程本身的规划布局和结构形象，无一不是政治、权力、制度、文化和财富的一种象征，因此不论地上的建筑、还是地下的建筑，都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也就是说，中国任何时期的建筑，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社会性。
就“曹操墓”研究工作而言，先去看一看考古学家们，是如何去谈论建筑问题的：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伟斌，在第二四九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八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的最新文章之中，就大谈特谈了安阳所谓“曹操墓”建筑结构方面的问题，他一再强调了以下这一个重要观点：“古代的墓葬等级，主要表现在墓葬平面形状和建筑结构的差别上面。安阳这一座墓葬的形制，完全符合了汉魏时期帝王陵墓的基本特征；由于曹操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作为帝王的所有特权和礼制，安阳的这一座墓中，发现有出行的仪仗，如卤薄、輴车等。这就充分证明，曹操在东汉的末年，是已经完全按照天子的礼仪制度，去进行安葬的。”
人们一定会问，在安阳发现了这一座古墓后，为什么一定就要和曹操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呢？潘伟斌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这一座古墓之中，因为有一个“四角攒尖”结构的顶部，而这一种建筑结构的形式，只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才出涌现出来的，它就具有东汉晚期的基本特征；二是，在东汉前期诸侯王的墓葬之中，是题凑石墙的回廊多室墓，然而发展到了东汉的晚期，诸侯王与魏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则变成为一种有单墓道、有前后室以及四侧室、穹窿顶(或者是四角攒尖顶)的砖结构墓室了；三是，用东汉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这种砖结构的墓室，去认定安阳被发现的这座古墓，应该属于东汉末年的曹操墓葬，是绝对没有任何一点疑问的。
由此可见，潘伟斌是将东汉前期、晚期的墓室平面组成和建筑结构，进行了这样一种极其简单的对比分析和研究之后，就轻而易举地得出了安阳这座古墓，一定就是“曹操墓”这样的一个考古结论的。应该说，他这是把东汉晚期才出现的这一种砖结构墓葬，立即就和东汉时期高等级的墓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和当时天子最高等级的墓葬礼仪，紧紧捆绑在一起了，和当时帝王最高等级的建筑结构，完全混淆在一起了。非常可惜的是，他所进行的这一番“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竟然百分之百都是错误的，他不是一直都在责难“反曹派的人士”，对于东汉时期的墓葬特征，是缺乏最基本了解的吗？这里想要告诉人们的是：真正对于东汉时期的墓葬特征，最缺乏了解的恰恰是潘伟斌自己。
&&&&曹操以汉天子礼仪安葬
&&&&难道潘伟斌敢直截了当地说，这一种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四角攒尖”砖结构墓，立即就成为东汉末年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了？难道潘伟斌有不可辩驳的材料能够证明，这一种东汉晚期才出现的“四角攒尖”砖结构墓，一定就是东汉末年的帝王和其他王室成员，肯定都要采用的一种地宫建筑的结构形式了吗？潘伟斌凭什么一口就咬定，东汉前期帝王们的墓葬，仍然是题凑石墙和回廊的多室墓的，而一进入到东汉的末年，帝王们的墓葬，突然就变成一种单墓道、有前后室及四侧室的“四角攒尖”的砖结构墓了？在此，人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请潘伟斌，都要用极其确凿可靠的材料，向公众们讲讲清楚：在东汉的末年，究竟有哪位皇帝老爷，真正是葬在这一种“四角攒尖”砖结构墓之中的？
考古学论证，必须要有可靠的材料依据。为什么一定要把曹操墓与“四角攒尖”砖建筑结构，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潘伟斌早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的《报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题为《这儿就是曹操墓》的重要论文之中，是做过以下一番所谓考古学论证的：一是，他认为曹丕在《为武帝哀策文》之中，有“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元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这样的描述，这说明了曹操墓的地宫，距离地面非常的深，还带有长长的墓道。二是，因为曹植在《武帝诔文》之中，有“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潜闼一扃，尊灵永蛰”这样的描述，这一些都说明了曹操墓的地宫，不仅仅埋藏得非常之深，在地宫里面，还有用石料砌成的墓门，地宫顶部就是采用砖结构来建造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潘伟斌在“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了。但是问题恰恰就都出在这些文字上：这一些文字的证据力，倒底会有多大，它到底有多少是可以让人们信服的成分？难道从曹丕和曹植两个人所说的那么多华丽词藻，真的就能够充分地说明在“曹操墓”中，一定是有石门、有长长墓道的“四角攒尖”砖结构的地宫了？在《汉书·王莽传》中，有“斧敬法闼”的记载，“闼”只是小门的意思；在李白《诗》中，有“牛羊散阡陌，夜寝不扃户”的诗句，“扃”只是关上门的意思；在《淮南子·坠形训》中，有“熊罴蛰藏，飞乌时移”的描述，“蛰”只是一种深藏的意思。人们从哪里能够看得出来，这些文字描写，和砖结构的曹操墓，会有任何一点粘连关系？
难道潘伟斌这番论证，真的就一点依据都没有吗？经过人们不断的努力，终于找到他另外一个论证依据了。原来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刘庆柱对《青年周末》记者李佳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谈话。他说：“我们都知道，帝王陵寝在西汉时的风格，是‘黄肠题凑’，到了东汉时是‘黄肠石’，而东汉的晚期，就改变成‘砖室墓’了。而曹操所处的时代，就是在东汉的晚期，所以在安阳这一座有前后室的大型砖结构墓，一看就是帝王陵、或者是高等级的贵族墓，这样一来，时代有了，级别身份也有了。”人们也一看就全都知道了，潘伟斌之所以敢于把砖结构“四角攒尖”墓和曹操墓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原来在其身后是有刘庆柱院士的这个考古论述，作为自己对外发言的立论基础的。
刘庆柱是考古界唯一的院士，担任过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是考古领域具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如果刘庆柱对砖结构墓与曹操墓的关系有科学论证，当然是一件好事。很可惜所谓西汉帝陵的风格是“黄肠题凑”、东汉前期帝陵的风格是“黄肠石”，东汉晚期帝陵的风格是“砖室墓”。刘庆柱的话是有头无尾的，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猜想。什么是“风格”？“风格”是指潜在的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的衡量鉴标准，属于人文科学范畴；而“黄肠题凑”是木结构，“黄肠石”是石结构，“砖室墓”是砖结构，属于工程技术范畴，它们的存在与“风格”实际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看砖结构墓，就知道它是帝王陵”，这一种论证竟然出自这位高智商院士之口，实在是一件让人错颚的事情。
&&&&人们搞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说过头话，不然后果是会很难堪的。其实刘庆柱和潘伟斌等人，对曹操墓的考古学论证中，都将曹操生前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完全定格在“天子”这两个字上了，所以一切都应该在这两个字上做文章才对！潘伟斌不是说过：当年的曹操，入朝去见汉献帝，可以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权位均在诸侯王之上，又被授于金玺、赤绂；曹操进爵为魏王后，又备有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冠之上，更加有十二条玉旒；可见在曹操的生前，已经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出行，可以乘坐金根车，还可驾驭六马，凡此种种，无一不与当时天子的最高礼仪，完全等同起来。看看这个时期的曹操，是那样的威风凛凛和霸气冲天！
人们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下，刘庆柱和潘伟斌两人，对于“曹操是以天子礼仪安葬”的有关论述，如果是正确无误的话，按照古代“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牢固理念，那么东汉末年的汉献帝，在曹操去世之后，当然会以汉代天子的规格和礼仪，去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会为他建造最高等级的陵墓。比如，曹操当年有六马驾驭的金根车，有象征最高权力的金玺，有他头戴的金冠，如果都能将它放进地宫之中，这才符合曹操的真实身份。在洛阳的地区，过去发现“一车六马”作为陪葬的天子陵墓，一直就很多。既然曹操在生前已经具有的天子地位，是那样的不可动摇，可惜所有这一些与天子葬礼直接有关的器物，竟然没有任何一件被放进安阳这座应该具有天子规格的曹操“高陵”之中来。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在他们生前就留下“丧事俭约”遗言的，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在他们去世之后，有的埋进地宫的珍宝就会减少，有的还以瓦器去替代，有的也不搞地面上大规模的寝殿，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于陵墓地宫建设的规格和规模，从来都没有降低过。曹操在生前只是强调了，在自己的陵墓中“不埋金玉、不封不树”，从来没有说过地宫的建设，可以从简进行。总而言之。曹操墓的地上建筑以及地下建筑，百分之百都与东汉的天子墓葬，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人们从工程技术这个角度去看，安阳的这座以砖结构建造的所谓“曹操墓”，根本就不具有东汉末年天子墓葬的任何特征，也根本就不具有东汉末年天子墓葬最高等级建筑结构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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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
曹操要取代汉室的狼子野心，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但是他在表面上对于东汉末年的汉献帝，还不得不装出一付恭敬谦让的态度，当自己被朝廷封为魏王时，甚至还是经过三诏三让的过程之后，才“勉强地”应允下来的；曹操的儿子曹丕，在汉献帝正式禅让之前，也是反复地辞让，最后才登上皇帝魏帝的宝座。曹操父子两人，全都是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他们的如意盘算都是，在条件不完全成熟之时，必须尊奉汉献帝为当朝天子，目的是尽量掩饰自己篡位的图谋。谁人不知，窃国大盗袁世凯做梦都想当皇帝，但在称帝之前，也有一番万般推托的拙劣表演。曹操对自己后事安排，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试探，目的在于摸清汉献帝对于曹家，是否还存有微微的抵触情绪。
决定以“天子礼仪”安葬曹操的，是汉献帝本人的主张，所以在有关曹操的墓址、地宫、黄肠题凑等后事的具体安排上，都必须按照汉献帝的旨意去办理。曹操在生前，对于军政大权和财富的追求和攫取，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迫于曹操的欺世淫威和霸道作风，汉献帝也一直是唯唯诺诺、百般顺从、不敢有半点的不恭之举。为了能够保住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汉室江山，他就不得不将曹操的丧事，按照当时汉代天子的最高礼仪和规格办理，办得要让任何人都挑不出一丝的瑕疵来。曹操过去是说过一些要“葬高岗、不埋金玉、不封不树”的话，汉献帝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然知晓曹操此时所说的那一番话，只不过是一种“伟大的谦虚”而已，他哪里真正有胆量，去草草地安葬曹操。
不可一世的曹操真的去世了，汉献帝当时确实以汉代最高等级的天子礼仪，隆重地安葬了曹操，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曹操去世九个月时间之后，汉献帝又屈从于来自各方的压力，干脆就将自己的帝位，禅让给本来就掌握了朝廷实权的丞相曹丕。曹丕当上了大魏王朝的皇帝，也以相应的礼仪进行了回报，他尊奉汉献帝为山阳公，让他的身份和地位，均在所有诸侯王之上：山阳公上朝奏事，不必称臣，受魏帝的诏令，可以不拜，他的出行车服，郊祀天地，依然如故，往日的一切待遇，悉数加以保留。汉献帝在逊位之后十四年也去世了，魏明帝曹叡，同样以天子最高礼仪，隆重地安葬了他。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曹操和汉献帝两个人的墓葬是一样的，都属于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
有些人以为，是魏文帝按照曹操节丧的遗令，去建造了操的“高陵”，所以他们只将曹操“高陵”，看成是魏国的事情、而不是属于东汉时期的墓葬，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觉，是时空关系的颠倒。曹操明明死在东汉，此时还没有魏国，尚未称帝的曹丕，哪有资格下令以天子礼仪安葬曹操？有人也一定会问：东汉时期天子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后汉书·献帝纪·注》中，明确地记载说：当时的“天子葬，太仆驾四轮辀为殡车，中黄门、虎贲，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将作作黄腸题凑。执事，下明器，太祝进醴献，司空将校复土。”由此可见，一直到了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去世之后，仍然是采用这一种叫做“黄肠题凑”的方式，去进行陵墓地下宫殿建设的。
将这种结构称为“黄肠题凑”，确实让人感到陌生和别扭，一般的人仅从字面上去看，也很难弄清它的真实含义。“黄肠题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与地下墓室结构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内在关系呢？为什么要说它就是秦汉以前的一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呢？原来它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南史·周弘正传》中，有“刚肠似直”的记载，所谓的“黄肠”，只是一种剥了的柏木木心，它木质刚直、色泽呈黄。“题”的本义，是额头（从页的汉字都与头有关，如颅、颈、项）。“凑”就是凑集，“题凑”又作“题辏”，凑辏同源，像车轮的辐条那样“凑合”一起。“题凑”是一种按标准尺寸制成木砌块堆成椁室，所有方木的端头，一律朝向内侧，使整个椁室墙体，具有足够的承载力。
这种在棺木之外，堆砌成木质墙体，成为地下椁室的方式，始见于春秋的时期，一直到战国及秦汉时期，在各种竖穴土圹的木椁墓葬之中，已经得到普遍地采用。由于木质的砌块，尺寸很大、很规则，墙体能够垒得非常整齐，使椁室高度的相同，能够形成各种不同用途的空间。横木上铺以蓆垫，然后堆以木炭和膏泥，最后将土坑夯实。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有“吴王女自杀，阖闾痛之，葬于国西阊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的记载。在《文选·谢庄》中，有“题凑既肃，龟筮既辰”的记载；《中文大辞典·题凑》中，有“柏椁以端长六尺，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椁材皆从下累至上，始为题凑”的解释。这种地下椁室，非常坚固，非常平整，也非常密封。
“黄肠题凑”是帝王陵墓施工建设中，最被推崇、最有身份、最有尊严的一种地宫。历代帝王凡是采用竖穴土圹进行埋葬的，都是与这一种最高等级的“黄肠题凑”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从众多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来看，陕西凤翔秦景公陵的地宫，就是“黄肠题凑”的；在《史记·优孟列传》中，有楚国大臣上奏“请以人君礼葬之：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幼负土”的记载。在《吕氏春秋·节丧》中，有“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的记载。在《秦会要订补·厚葬》上，也有“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的记载。袁仲一在《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也说：“秦始皇的棺椁是木质的，并有黄肠题凑。”
由此可见，在整个秦国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几乎所有国君及大臣们的墓葬，如秦景公、秦昭王，秦始皇以及丞相吕不韦等人陵墓的地宫，一律都是采用“黄肠题凑”结构建成的。无论是谁，都不能超越这种建筑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搞出其它任何不切合实际的地宫结构来。这种结构直到两汉时期，仍然延续下来，成了一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成了一种陵墓建筑技术最高发展水平的标志。“黄肠题凑”本身，标准化、系列化程度高，施工工期很短，结构安全可靠，所以深得历代君王的青睐。加上这一种结构有良好的密封性，很多在“黄肠题凑”墓中发现的古尸，做到了千年不腐，甚至还能保持“面色如生”。
&&&&&“黄肠题凑”就是“紧箍咒”
“黄肠题凑”是帝王特有的最高等级的墓葬，但是其他的大臣去世之后，如果得到帝王特别恩准，也是照样能够采用的。吕不韦是被免职的，但仍准许葬在“黄肠题凑”墓室中。在《汉书·霍光传》中，就有“光薨，皇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黄肠题凑一具”的记载；在《汉书·董贤传》中，有汉哀帝“令将作为贤起冢塋义陵旁，刚柏题凑”的记载。完全可以断言：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所有帝王（包括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以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管他手中权力有多大，不管史书对他们的陵墓地宫，有过超越时空的文字描述，但科学技术是硬道理，建筑工程许可的物质条件，对任何人都有无法抗拒的约束力。“黄肠题凑”像一道“紧箍咒”，牢牢控制着秦汉帝王陵墓建设的方向。
“黄肠题凑”结构的采用，与棺木下葬的方式有直接的关系。《后汉书·王符传》中说：两汉时期，棺木所用的木料，如“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东汉的《潜夫论·浮葬侈》中，也说“京师贵戚，计一棺之成，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当时有传言说：“黄金万两送地府，换来乌木祭天灵”，历代帝王棺木制作的首选木料，更是一种埋在地下几万年之久的阴沉木，它色彩华贵，柔滑细腻，具有浓香，由于木质特别坚实，重量也就特别大。安阳这一座古墓的主人是不是曹操，只要去看一看棺木材料的等级，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如何将这万斤重的棺木放进陵墓主室之中，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对于棺木的安置方法，历来就有非常严格的章法规定。这在《礼记·曲礼》中，就有“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绋”的记载。它的意思就是，在丧葬的最后阶段，外人是不能够登上墓室顶部的，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实际的操作问题：天子下葬时的巨大棺木，怎样才能放进“黄肠题凑”的主室之中？原来在《释名·释丧制》中，有“悬下圹曰繂，繂，将也，徐徐将下之”的记载；在《礼记·檀弓下》中，有“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的记载；在《尔雅·释水》中，有“绋，繂也”的记载。繂就是绋，又称为綍，在《周礼·地官·注》中，有“綍，举棺索”的记载。古代就将牵引大索工作称为执绋。
在《礼记·丧大纪》中，有“天子六繂四碑，君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无碑，庶人至卑，不得引绋下棺”的记载；在《吕氏春秋·节丧》中，有为天子丧葬“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的记载、由此可见，墓圹越大、越深，棺木越重，用来执绋的人数就越多。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产生了一种叫“机窆”的下葬方法，在《礼记·檀弓下》中，有“公输般请以机封”的记载。机封又称悬封，它借助辘轳机械原理，可以将棺木徐徐地放入墓中。所谓“碑”是以巨木为柱，形如石碑，立于墓圹一侧，在《封氏闻见记·碑碣》中，有“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繂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的记载，这里说的就是古代墓葬下棺的这种“机封”方法。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在孔颖达的《疏》中，有“以繂绕者，繂即绋。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辘轳”的记载。所谓“天子六繂”，就是天子的棺木，要有六条大索来牵引，经过六个辘轳的启动，才能自上而下，将它平稳地放进墓室。显而易见，在帝王的棺木尚未真正入葬地宫之前，在“黄肠题凑”的上空，还没有进行最后的封顶之前，为了能够使棺木顺利下葬，事先就必须“预留”棺木的入口之处。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有“使悬棺下葬”的记载；在《后汉书·周磐列传》中，有汉安帝“建光元年，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的记载，《注》说“悬封，谓直下棺，不为埏道”，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直到东汉的晚期，还仍然盛行着这一种下棺的方式。
根据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一书的材料，可知古代丧葬过程是这样的：人死之后，给尸体裹上衣衾称为“小殓”，举行入棺的仪式，把尸体放入棺内称为“大殓”，盛殓尸体的棺木称为“柩”，而停柩则称为“殡”，从入殓到入葬称为殡期，殡期长短按照死者的身份等级而有所不同。柩车出发前要将各种陪葬品逐一陈列，并且对着灵柩诵读遗册----即全部陪葬品的清单。柩车出发后，由众人执绋，到达了墓地，抬下灵柩，再次进行祭奠，然后用绳索缓慢地、平稳地将灵柩放入墓圹后，再把明旌放在柩上，将各种陪葬品放在棺旁，此后用棺衣将棺和陪葬品覆盖，棺衣上铺席，加上坑木后用土掩圹，这就是复土工作。这里充分地说明：由于存在执绋下棺方式，它的墓顶在入葬前是畅开的。
在《资治通鉴·汉纪·注》之中，对于汉代帝王灵柩的下葬方式，也有以下非常明确的记载：“延平元年九月，葬殇皇帝于康陵。凡天子之葬，掘地为方圹，汉书谓之方中。方中之内，先累椁于其中，南面为羡道，以蜃车载柩至圹，说而载以龙輴，从羡道而入至方中，乃属绋于棺之缄，从上而下棺，入于椁之中。方上，谓复坑方石上。”什么叫做蜃车呢？蜃车就是在平地上运送灵柩的四轮大车，车体非常低矮，有似于龟蜃。什么叫做龙輴呢？龙輴是将灵柩运到土圹的辁车，橇行如箕。柩车不能经由羡道直接进入墓室，只有将柩车，从墓口进入墓道，来到“黄肠题凑”的上方，撤去车体，以众多大索紧紧拽住灵柩，将其慢慢运送到地宫。这就是很多陵墓墓道不直接通到墓底的原因。
为了挖掘土圹的需要，有的土方出入口是需要挖到墓底的。但是供灵柩通行的墓道并不需要挖到墓底。有学者提出：帝王的棺椁难道不可以由墓道，直接推进“黄肠题凑”中去吗？由于葬到“黄肠题凑”去的，既有内棺、还有多重外棺，层层相套而形成完整的套棺，无论是内棺、外棺，不仅重量很大，还有很好的密封性，这不是靠现场拼装所能完成的，它们都要以整体安装悬封的方式，一次性放到指定的位置上。如果先横向推进外棺，最后再横向推进内棺，要将万斤重、装有帝王遗体的内棺，高高举到外棺上空，并让它装进外棺内部，这时“黄肠题凑”的主室，哪里还有这么大的多余空间，在已经被严格密封的“黄肠题凑”内，是不能再安装几个提升棺木所必需的这种辘轳装置的。
&&&&&&&&&&&&&&&&&&&&&预修陵墓的核心工程
另外，帝王所用的棺木，不仅木质最优，还有万斤之重，而且尺寸都大得惊人。从刘德增发表在1987年第4期《考古》杂志上的《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这一篇论文中，人们就可以知道：根据《汉旧仪》的记载，天子丧葬的梓棺，素木长丈三尺，崇广四尺。以汉代一尺等于0.23米进行计算，天子棺木长3米，宽和高各0.9米，这只是内棺的尺寸。以北京大葆台一号墓的五重梓棺尺寸，去进行推算，其它四重外棺的尺寸，分别是：第二重棺长3.3米，宽1.2米，高1.2米；第三重棺长3.72米，宽1.6米，高1.6米；第四重棺长4.7米，宽2.54米，高2.26米；第五重棺长5.88米，宽3.64米，高2.9米。汉武帝的地宫的高度只有一丈七尺（3.91米），除去外棺2.9米之后，已经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了。
《后汉书·献帝纪·注》中，“司空择土造穿”的意思，帝王去世之后，首先就要按照帝王陵墓前期的规划建设方案，立即到现场去进行墓址最后的准确定位工作，然后根据帝王陵墓地宫建设的工程设计方案，以最快捷的速度，进行竖穴土方的大开挖，迅速调拨各种建筑材料，去建造“黄肠题凑”的地宫，一直等到帝王灵柩的到来，将它自上而下，徐徐入圹，在主室的基座上就位，然后再用整条的大尺寸横木，将墓顶进行严密地覆盖，在横木上面加蓆，蓆上铺以石灰、木炭和膏泥，使其与外界的水份和空气尽量隔绝，以求尸体能够长期地、有效地保存，经过将校们指挥的回填复土，地宫的工程随即宣告结束，还要将封土堆成山形，如果还要搞地面的建筑工程，可以在后期继续地进行。
从整个丧葬过程可以知道，“黄肠题凑”的地宫，只有在执绋者们顺利完成牵引天子的棺木，从顶部由上而下，准确安置到“黄肠题凑”底部之后，才能进行最后的封顶工作。而其它结构的墓室，如拱顶、攒尖顶、穹窿顶，在它们的上空，是不能够“预留”入口的。万斤重的棺木，要进入地宫中心位置，如果从墓道，以横向方式推进，那就不存在棺木执绋下葬的过程了。应该说，安阳这座墓的主人，是不是曹操，是不是汉献帝下令建造的高陵，唯一的办法，就是看看这座墓，是不是属于汉天子特有的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如果像潘伟斌等人坚持的那样，曹操是以天子最高礼仪和规格进行安葬的话，那么曹操墓的地宫结构，毫无疑问也是“黄肠题凑”的，而不可能是其它的建筑结构。
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大丧，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治黄腸题凑，便房如礼”的明确记载。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天子即位---择土造穿----治黄肠题凑”，是指刚刚即位的新皇帝，给刚刚去世的老皇帝，去建造“黄肠题凑”的陵墓。而不是指新的皇帝在即位之后，立即就要为自己去“预修”陵墓。老皇帝去世了，这是举国上下的“大丧”，而其中最为紧迫的事情，就是立即动员人力，去“穿土”即开挖土圹，运来储备的“黄肠木”，尽快建成“黄肠题凑”地宫，以便尽早让先帝“入土为安”。由此可见，一直到秦汉时期，属于天子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有与“黄肠题凑”的建筑结构，牢牢地联系在一起，两者是永远都不可分离的。
应该说，历代帝王是否“预修”陵墓，如何“预修”陵墓，一直是建筑学专业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在《后汉书·礼仪志》里面，确实有一段“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内梓棺，柏黄腸题凑，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的文字记载，于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把它当作是新的君王在即位之后不久，立即就要为自己去“预修”陵墓的史料依据了。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们，都十分坚定地、自信地说：西汉时期的帝王，如汉景帝、汉武帝、汉成帝等，都有在即位不久，就下令去为自己建造“寿陵”的史料记载，难道这一些都不是帝王们在生前进行“预修”陵墓的有力凭证吗？所有这一些白纸黑字的文字，难道是可以被人否认和推翻的吗？
下面还有说得更确切的史料呢！在《晋书·索綝传》之中，就有“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的记载。有人更有把握地说：汉代皇帝，从即位的第二年起，每一年都要拨出国家税收的三分之一，去为自己营建巨大的陵墓，谁能说这一史料不对？只有南京一个学者出来说“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晋书》的说法，是脱离实际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国家的税赋收入，全部用在三件事情上，汉代哪里还有财力，去修建未央宫、长乐宫、上林苑，哪里还有财力，去治理黄河连年的水患，哪里还有财力，去整顿军务抗击北方匈奴的入侵。国家的财政收入，真的被这三项支出消耗殆尽，汉代还拿什么去发展经济，求得社会的繁荣和稳定？
更有甚者，如果历朝历代的皇帝，从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把全国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一个人都独吞了，都拿去建造自己的陵墓了，那么他的皇伯、皇弟、皇后、太后、皇儿、皇孙，以及数以百计的王室成员，在他们去世之后所需的建陵墓造费用，难道都要由自己来负担不成？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王室陵墓的总预算，而不是建造皇帝个人陵墓的开销，按照朝廷规定的制度和等级，凡是墓葬经费由朝廷负担的，都要从这三分之一财政税收中支出。如果全国稅收三分之一，只供皇帝一个人建造陵墓，不许别人沾边，那么天下就要大乱了。有的皇帝才即位三天便去世，有的皇帝即位半年就死掉，新即位的皇帝应该怎么办？建造这一些陵墓的钱，又该从哪里出？
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任何时侯“黄肠题凑”地宫，是绝对不能在生前就“预修”起来的。因为新的帝王即位不久，就要去建造“黄肠题凑”地宫，如果他几十年不死的话，这里岂不变成一个大水塘、大水库了？《后汉书·礼仪志》中，只是说“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的话，一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总是忽略、或者有意、无意抹去其中的这个“地”字。其实，这里的“营陵地”和“营陵”，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营陵地”只是“营陵”中的一部分前期、预备性工作，目的是给帝王去寻找几处陵址方案，提出日后陵邑的建设规模，拟定富豪商贾的迁徙步骤，对各个陵址的地形、地质、风向、日照、进行调查，以供工程最后决策之用，而这正是一项无形的工作。
“营陵地”和“营陵”的区别
据《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可知，汉景帝即位五年之后，下令建造阳陵，而建造阳陵的第一件事，是去建造阳陵邑，又过了七年，才开始修建陵上的寝殿建筑；再过五年，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即位两年后，下令建造茂陵，而建造茂陵的第一件事，是去建造茂陵邑，过了十二年，茂陵邑初具规模，朝廷召募十万民众居住，又过三十一年，再次迁进商贾富豪，形成一座几十万人生活的大城市。茂陵邑，虽然是茂陵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它毕竟是茂陵外围工程，虽然在茂陵地面上建造了部分寝庙建筑、但是它还不是茂陵的主体工程。真正茂陵的主体，茂陵的核心，就是茂陵“黄肠题凑”的地宫，虽然只能在汉武帝去世之后才能去动工兴建，但是它的各种前期工作一直没有停顿下来。
历朝历代所有帝王陵墓的建设，是一项很复杂、很巨大的系统工程。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墓工程，既包括立项、选址、定位、规划、设计、备料等的前期性工作，又有后期的现场施工建设的过程。就陵墓建设的本身而言，它又可以分为地上工程和地下工程两个大类。地上的工程，主要包括建有建设陵邑、建造寝庙、堆起坟丘。地下的工程，主要包括陵墓竖穴土圹的挖掘、“黄肠题凑”的施工。有的帝王死后，是建造“黄肠题凑”先入葬，再建地上的寝庙；有的帝王在生前，是先建地上的寝庙，死后再建“黄肠题凑”的地宫。不管怎么样，陵墓“黄肠题凑”的地宫，都是帝王“临危时刻”、或者去世之后才开始建造的，等到大跨度拱顶技术成熟之后，地上地下工程才有条件同步进行。
其实“营陵地”和“营陵”，虽然都有“营陵”这两个字，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恰恰就在这个“地”字上。所谓“营陵地”的工作，把话说穿了，就是只和“地”打交道。李华在《含元殿赋》中说得好：“夫先王建都营室，必相地形，询卜筮，考以农隙，……虞人献山林之干，太史占日月之吉”。它的意思就是，朝廷如果要进行任何一项重大的建设工程，事先一定要做好大量的前期性工作；对于帝王陵墓这样的重大建设工程，自然也不可能有例外，也必须要做各种“相地形”的工作。历代帝王的陵墓的选定，是特别讲究风水的，风水又和地形、地貌有着密切的关系。帝王所居之处，都称之为吉地，帝王所葬之地，也称之为吉壤，而要真正得到一块风水宝地，那是要经过千挑万选的。
帝王陵墓选址工作是很难、很费周折的。在《献征录》中，有“成祖择寿陵，久未得吉壤。礼部尚书、江西术士廖均卿，至昌平县，遍阅诸山，得县东黄土山，……成祖即日临视，封天寿山”的记载。在《历代陵寝备考》中，有“宏治十八年六月，营泰陵。初建泰陵，盛传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杨子器直言其事，遂下杨锦衣狱”的记载。朝廷大臣“遍阅诸山”，为什么会“久未得吉壤”？因为“吉壤”实在太难找了，“吉壤”不仅要地势雄伟，而且还要确保地宫位置，地下不得见水涌水。要使两者兼得，就必须反复寻找、反复探测，一旦出现异常，必须立即重新选址，陵址变更是经常发生的，“营陵地”过程需要耗用相当长时间，只有方案完全落实后，最后的“营陵”就能一气呵成。
汉成帝刘骜，本来已经耗用十年的时间，在扶风县造了一座“延陵”，由于他好大喜功，嫌地面上的宫殿建筑，还不特别有气派，总想将它放弃，于是下定决心到“背山面水”的骊山北麓，另外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去建造一座新的“昌陵”。在昌陵建造过程中，等到地面的工程，建造了一半，却发现地宫所在的位置上，地下水位，高得出奇，无奈之下，只得宣布放弃昌陵的建设工程。在《汉书·成帝纪》中，有“将作大匠万年，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奏请营作，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的记载。古代的将作大匠，类似于现在的“建设部长”，由于墓地选择不当，产生严重的工程责任事故，当然要受到朝廷的严肃追究。将作大匠万年遭到革职的处分，最后被放逐到遥远的敦煌郡。
众多的史料告诉人们，两汉帝陵地宫部分的建造时间，一直都是非常短暂的，殡期最长都没有超过七个月的。比如：西汉的刘邦死后二十三天，惠帝死后二十四天，武帝死后十八天，昭帝死后四十九天，元帝死后五十五天，成帝死后五十四天，哀帝死后一百零五天，各自都依照礼仪制度下葬了；东汉的光武死后一个月，和帝死后四个月，桓帝死后三个月，灵帝死后三个月，献帝死后六个月，各自也都依照礼仪制度下葬了。如果现场的运输条件非常好，木料储备充足，木料尺寸越大，施工速度越快，就像当代城市的大型砌块建筑一样，一座高楼大厦，几天之内，就能将它们建造起来。有的帝王在病危之际，就下令准备后事，尽快到墓地开挖竖穴，那么地宫建造的时间，就可以大大提前。
《后汉书·梁商列传》之中，还有“商薨，帝亲临丧，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赐谥忠侯”的记载，这里说的是，有位叫梁商的大臣，生前立有大功，在他去世以后，东汉顺帝也特别赐给他一具“黄肠题凑”，并且追封他为忠侯。在《续后汉书·卷87》之中，更“汉兴，凡诸帝崩，缠以缇缯，以玉为衣，上襦下札，缀以金缕，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记载。从这些史料记载之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一直了到东汉晚期，以黄肠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黄肠题凑”，始终与当时最高等级的墓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众多事实说明，魏明帝时期给汉献帝建造的地宫，也属于最高等级的“黄肠题凑”结构，这是当时天子墓葬的最高规格，更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有人会问：曹操以汉天子礼仪制度被汉献帝安葬，虽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安葬他的“高陵”地宫，是否也采用“黄肠题凑”这一种结构，似乎没有确切的史料凭证。现在告诉大家：在《历代陵寝备考》一书收录的周厚堉《拟陆机弔魏武帝文并序》里面，就有魏武帝高陵的地宫是“启方中之题凑，封秘器于黄肠”的文字描述。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曹操“高陵”的方中(地宫)，确实也是以“黄肠题凑”这种结构建造的，而且在地宫中心位置的顶部，还是能够垂直开启的。在东汉年间，有位叫桓宽的学者在《盐铁论·散不足》中，就有“今富者绣牆题凑，中者梓棺楩椁，贫者画荒衣袍”的记载，说明有钱人也可以建造“题凑”，富人都尚且如此，何愁东汉高官不能享受此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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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是“黄肠题凑”的标志
&&&&《历代陵寝备考》一书说：“古者不封墓室，汉而下帝王陵皆立庙，大祥谒庙，以明孝思行”。人们由此可知，如果是按照汉天子丧葬制度建造的曹操“高陵”，那么和汉代其他帝王陵墓一样，除了封土底下建有“黄肠题凑”之外，在地面上，还应该建有规模宏大的寝庙建筑。《晋书·礼志》中也明确记载：“古者天子诸侯葬礼粗备，汉世又多变革，魏晋以下，世有改变，大体同汉之制，而魏武以礼送终之。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人们看到了吧，尽管曹操自己在生前确实留下了“不封不树”的遗言，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被汉献帝正式采纳，安葬曹操的“高陵”，地面上确实有大规模寝殿建筑和其他陵邑建筑，曹丕后来能够到“高陵”祭墓，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可以肯定地说，曹操“高陵”的工程，至少表面上是与两汉时期所有的帝王墓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论是地上的建筑、还是地下的建筑，汉代其他帝王陵有的，曹操的“高陵”也完全都应该有。可是在整个三国时期，诸侯鼎立，社会动荡，帝王陵墓往往会首先遭到各种冲击和毁坏。于是曹丕就对墓葬进行了如下改革：“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同时下令毁掉“高陵”地面原有的寝庙，使地面上不再留有任何的一点痕迹。在《晋书·礼志》之中，就有“至文帝黄初三年，高陵上殿皆毁，自后园邑、寝殿遂绝”的记载，从此以后，曹操的“高陵”、以及后来的魏国帝王的陵墓，地面不再出现有任何一点标志性的物体，这就是它们很难被后人发现的真实原因。
毫无疑问，“黄肠题凑”尤其是特大尺寸木料建造的“黄肠题凑”，肯定是当时的帝王、诸侯王在去世之后，按照规定礼仪采用的一种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人，才有资格享用的。既然它的使用范围，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那么朝廷文武大臣和其他非王族成员的墓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开始，他们也只能采取建造木椁的方式，使用小尺寸木料建造墙体和木顶盖，支撑来自墓顶及四周土体的压力。等到实心砖用来砌筑墙体之后，仍然只能在砖墙上，铺设木材顶盖，当大尺寸的砖用来砌墙之后，就出现了各种砖室墓，一直到汉魏时期，在王公贵族的墓葬中，出现一些砖结构墓，正如刘庆柱、潘伟斌自己所说的那样，它只是当时的一种“高等级”的墓葬而已。
不知人们注意到没有，刘潘两位先生一直都不敢明确地说，最新出现的砖结构、或者砖拱结构墓室，就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地宫结构形式。原来，高等级的墓葬和最高等级的墓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大鸿沟”：而最高等级的、以“黄肠题凑”为主要标志的地宫建筑结构，只是帝王们才真正有资格去享用；至于其它高等级的，尤其以砖结构为主要标志的墓室建筑结构，只与其他“二等公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有充分材料说明，属于“一等公民”的皇帝老爷，绝对不可能屈尊于与自己身份不相符合的砖结构墓中去；而那些只具有“二等公民”地位和身份的人，也不可能僭越朝廷正式礼仪制度，而葬到那种最高等级的“黄肠题凑”墓室中。
应该说，“黄肠题凑”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建筑结构，在它的八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为什么它一直被历朝历代帝王、国君、诸侯所青睐，这是有其独特的背景条件和突出优点为前提的。远古时候的中国，气候湿润，遍布森林，无论是地上的宫殿建筑、还是地下的陵墓建筑，可以源源不断地使用众多优质的、巨大的木材。由于取材十分方便，加工技术不复杂，随着钢锯、钢刨、钢凿等工具的出现，平时就可以将采伐下来的木料，制成尺寸不同的大小砌块，进行贮存和备用。这一种建筑砌块材料，能够大批量生产加工，遇有帝王、诸侯紧急的丧事，可以随时去统一调配使用。用大尺寸砌块砌成的墙体，空间的组合十分灵活，就像人们做模型、搭积木一样，可以组装成不同的建筑空间。
那么“黄肠题凑”的地宫结构，又是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呢？由于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在历代的政治大变革之中，总要被大量地烧毁，后继者们又大量重新去建造，所以木材的消耗量也实在太大了。帝王“黄肠题凑”的地宫，需要木材的数量，一直是大得惊人。比如，北京大葆台汉墓的“黄腸题凑”，是用15880根大条木，堆积起来的；山东定陶汉墓的“黄腸题凑”结构地宫，最大的木料尺寸，有长达4米、宽0.8米、厚0.5米的，根据初步的测算结果，它所耗用的木材，就有3000立方米之多。长久以往，木材也就越来越少，矛盾自然也就越来越突出了。如果当朝的君王、后宫、大臣，要建造的这类墓葬数量很多，平时没有足够储备的话，要临时供给这么多的木材，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黄肠题凑”的木材供应缺口，有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致使朝廷不得不采取各种节省木材的对策和措施：它首先是要严格地限制优质、高档木料的使用范围。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将“黄肠题凑”按照木质优劣情况，分为柏木黄肠、松木黄肠、杂木黄肠这样的三个大类，除去必须确保重中之重的帝王墓葬，可以采用大尺寸的柏木之外，凡是需要由国家提供黄肠木建造墓室的其他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级别，只能去选用一些如松木、甚至是杂木材料了。在《后汉书·中山简王列传》里面，就有东汉时期的中山简王刘焉去世后，下令紧急征调木材的记载：“征发常山、巨鹿、涿郡……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
节省木材使用的第二个办法是，在木材供需矛盾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必须尽量控制、减小黄肠木使用的尺寸。王国维在《南越黄肠木刻字》文章中说过：“甲寅、乙卯间，粤东南海人治地，得南越文王故冢，有大木数十章，皆长丈余，方尺余。……《水经·湘水注》引郭颁《世语》，魏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中木可作庙材，其巨可知。南越墓中皆巨材，可见当时制度皆如此。”南越王和长沙王，都是西汉早期的地方诸侯王，从他们的墓室之中取出来的大尺寸黄肠木，竟然可以作为后世建造地上寝庙建筑的木料，恰好说明后世陵墓建设中，能够使用的巨木是越来越少了。由此可见，当年“黄肠题凑”按照所用木材尺寸规格的不同，还应该有不同的等级之分。
&&&&&&&&&&&&&砖结构墓与两汉帝陵无缘
眼看上等的木料、大尺寸的木料，越来越供不应求，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替代品，东汉末年仍然保证帝王能够采用“黄肠题凑”的前提下，一些王侯陵墓，以及一些畗人墓葬，以黄肠石去取代黄肠木，成了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黄肠石的优点是，取材方便，加工简单；缺点是，重量太大，搬运困难，尺寸有限，跨度很小。虽然黄肠石出现了，但是“题凑”结构的形式、砌筑的方法，大致是相同的。过去用黄肠木砌墙，用长条木盖顶，后来用黄肠石砌墙，用长条石盖顶。所以选择黄肠木、或者黄肠石建造的“题凑之室”，只能是平顶的，不可能是拱顶的。“题凑之室”与平顶的结构，始终联系在一起。在东汉的末年，砖结构墓室虽然已经问世，但与“题凑之室”根本就不在一个挡次上。
潘伟斌在其《曹操墓的考古学证明》这篇文章中，宣称的“东汉前期帝王、诸侯王墓葬是“题凑”石墙，到了东汉晚期帝王、诸侯王的高等级墓葬，则为穹隆顶砖结构墓”的这种说法，本身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难道他敢于断言，在东汉晚期的所有帝王陵墓之中，就只有“四角攒尖”、或者“穹窿顶”砖结构的墓室，而不再存在任何“黄肠题凑”的地宫结构了？请人们充分地注意以下的一些事实：当代在洛阳的北邙广大地区，发现属于东汉晚期帝王陵墓的中使用过的黄肠石，实际上是多得不胜枚举的。根据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一书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看：“东汉黄肠石，刻永建、阳嘉的年号，出土处在洛阳城东北三十里的邙山岭上的耀店村、后沟村、三十里铺、象庄村一带。”
在赵振华所著的《洛阳东汉黄肠石题名研究》一书之中，系统地、全面地介绍了洛阳地区出土的众多黄肠石上，刻有“元嘉二年、永兴二年、元和六年、嘉平元年”等字样的铭文。这“永建、阳嘉”，就是东汉顺帝的年号，这“元嘉、永兴”，就是东汉桓帝的年号，这“元和、嘉平”，就是东汉章帝、灵帝的年号。所有这些铭刻，都充分地说明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也就是说“题凑之室”，即使在东汉的晚期，根本就没有退出历史的大舞台。在徐吉军撰写的《中国墓葬史》一书中，也说“在河南孟津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的黄肠石墓，黄肠石上刻有姓氏文字。徐州土山一带东汉晚期王室墓葬中，也发现众多的黄肠石。”人们都知道，在安阳的这一座古墓之中，竟然没有发现任何一块黄肠石。
远离京城的广州，在后期的南越王陵墓建设之中，首先就开始进行了这一种新的尝试，它以大尺寸的黄肠石砌墙，在墓的顶部，覆盖着大尺寸的石板，整个墓室以方石和石板垒成；在山东巨野的刘髆墓葬，是“凿山为穴，以横木为墓顶”的；在河南省永城的梁国王陵中，也是垒石为壁，以长条石为盖顶的。人们也都知道，秦汉以前所有的城门和桥梁的桥洞，都是梁式而没有拱式的。“拱”表示人两臂合抱，而拱的建筑本意，就是在柱与柱之间，形成弧形的窗壁或门洞，后来又在墙与墙之间，形成弧形的顶部。从平顶发展成为拱顶，是建筑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但有一个缓慢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砖拱结构墓室的逐渐普及，是石拱墓产生的先决条件，但它们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结构体系。
在现实的生活中，要以人工支护的方法，完成地上建筑的屋顶，完成地下陵墓的墓顶，历来都是空间组合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工程建设。比如：北京故宫“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角楼，没有鲁班那样的绝招，肯定是建造不起来的。陵墓墓顶，承受封土巨大荷载，不采用特别坚固的结构，永远不能成为帝王陵墓工程的首选。凤翔秦公大墓的“黄肠题凑”，主室顶部叠放三层巨木；山东定陶汉墓的“黄肠题凑”，以多达五层的纵横巨木，将墓室顶部严密覆盖，来自上方的任何外力都难以将它压垮。大型的石拱结构，虽然能够取得更大的墓室空间，抗压性也更好，但那都是一些后话了。相比之下，以砖石为建筑材料的拱形墓顶，自始至终都不能够登上两汉帝王陵墓的大雅之堂。
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在《秦俑专题研究》一书中，说过“尽管秦砖的烧造是如此标准化，但在实际使用上，还未掌握以砖砌墙的技术。……根据陕西扶风黄堆的发现，西周的砖，还只能用来铺地。秦俑坑质地细密、火候较高的条砖，但并没有用以砌墙。足见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砖在砌筑中的重要作用。”王学理在书中还特别强调地说：“在秦俑一号坑东南角的东壁上，有一段条砖包帮的边墙，高65厘米、宽85厘米、厚50厘米。但砖相互叠垒，既不错缝、也不压茬，对口不齐，内敷草拌泥一层，垂直通缝，砌法原始，彼此结合不紧，容易松动，当然这还不算是真正的砖墙。只有到了西汉中晚期以后，砖砌墙的技术，才臻于成熟。”可见用砖块砌筑墙体的技术，发展也是十分缓慢的。
从刘庆柱早年公开发表的《秦都咸阳第一号、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的材料中，也可看出：“秦咸阳宫的墙体，都是以土坯来垒砌的，当时的秦砖，也只能是用来铺地。”著名的学者张卓远、王伟先生在《中国砖石建筑溯源》一文中，也说过“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我国在战国末年，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形状的实心砖，但是它们还主要用于重要建筑的地面、廊道、高大台基的边沿、墙体收头等部位。只有进入到东汉时期，条砖在地上、地下建筑的墙体上，才逐渐普及和推广开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秦代以及西汉时期，条砖还没有从地面移到真正的墙面、或者墙体上来，这就揭开一个历史上的大谜团，包括秦始皇陵地宫、两汉时期的帝陵地宫，怎么有可能产生拱形的结构。
到了东汉时期，条形砖才真正上了墙，但是要让条形砖再由墙体，向上用到屋顶、或者用到墓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必须要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原地区先是出现了大空心砖相互扣成的坡形墓顶，随后小跨度的砖拱结构，从地上建筑逐渐运用到地下墓室来。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书中说：“穹窿顶，始于三国的东吴时期，长江下游的地区，已经有了这种结构。比如，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朱然墓，就是采用穹窿顶的。”砖穹窿顶，是一种有自身推力的结构，它的突出优点是，可以使上部封土的荷载，均匀地传向四壁；其致命缺点是，施工难度太大，一旦顶部遭受破坏、或者未竣工前，在上空出现缺口，墓顶就会塌落。这就是帝王陵墓不敢贸然采用的原因。
&&&&&&&&&&&&&&地宫结构以安全为首务
与穹窿的墓顶相比，“四角攒尖”墓顶的施工难度更大了，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更差了。“四角攒尖”的墓顶，用一块块松散的砖块，以层层相叠收缩方式进行搭砌，砖缝之间又无强力的粘结材料，所有砖块的重心，都各自垂直向下，一旦某个区域身失去有效地支撑，向下坍塌的机率也就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施工工期，偏偏又长得惊人。比如：山西省有一座北魏时期建造的“四角攒尖”砖室墓，总共用去了24万块散砖，而且人们根据《大同府志》的有关记载可知：它从“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建造这种“四角攒尖”砖结构的墓室，既耗工耗时、又很不稳定坚固，因此普及率很不高。在当代很多考古发掘现场，人们看到的砖穹窿顶、砖“四角攒尖”顶，绝大多数都是坍塌的。
从建筑学角度看，坚固、实用、经济、美观，一直是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的基本原则，而其中的“坚固”两个字，又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离开“坚固”这样两个字，建筑就完全失去它存在的任何价值和意义了。所以，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建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一定要以建筑理念的不断更新为前提，一定要以建筑材料的不断变革为基础，一定要以建筑结构的不断完善为依据，一定要以建筑构造的不断成熟为标志，一定要以建筑的坚固性和安全性，作为建筑存在的根本保证。任何由于结构设计错误、技术操作不当而造成的工程貭量事故，都将依法律受到严厉的惩罚，任何不能够保证绝对坚固、绝对安全的结构，绝对不容许出现在天子最高等级的宫殿和陵墓建设中。
只有采用强力的粘接材料之后，砖砌体才具有真正的坚固性，才能真正用于砖拱结构的施工建设中来。随着工具的改进和操作技术的进步，在总结砖拱结构施工经验的基础上，负责陵墓建设的工匠，开始将砖拱结构墓顶的施工方法，引进、移植到黄肠石的墙体上面来，又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石拱墓顶结构，当这种石拱技术完全成熟之后，便成为帝王陵墓地宫结构的一种首选了。砌拱所用的石料，体积和自重都很大，只要在墓室顶部“空其一石以待合龙，一石紧而全瓮之石皆紧”，这种建筑结构，施工工期很短。根据《宋史·礼志》有关史料可以知道：宋代帝王，生前都没有建造寿陵，而等帝王到驾崩后，再下令建造帝王陵，限定七个月之内葬入其中，他们的地宫也都是石拱结构的。
刘庆柱和潘伟斌及其支持者，一方面说当年的曹操，是以汉天子的礼仪制度去建造“高陵”，并且进行安葬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安阳这一座所谓的“曹操墓”，只是一个“高等级”的砖结构墓而已。于是就有人开始设想，如果能够将这种砖结构墓的身份和地位，再向上提高几个挡次的话，如果也能使砖结构墓和“黄肠题凑”的墓室，沾上一点边，甚至也划上一个等号，应该是一件多好的事情！在这方面郑州大学的韩国河是费尽心机的。他在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文章说：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的遗物证明，西汉帝陵多用“黄肠题凑”形制，东汉帝陵的建筑材料多用“黄肠石”，当然一些高级大墓，往往用特制的砖替代黄肠石垒砌墓室，可以称为“黄肠砖”。
安阳这座所谓曹操墓的考古学证中，一种奇特的“黄肠砖”概念，就这样被轻松地杜撰出来了。在他的眼睛里，什么黄肠木、黄肠石、黄肠砖，大家都姓黄，都属于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制，都是“黄肠题凑”家族的一员。应该说，他的这番“曹操墓的考古证明”，与严格意义上的考古论证，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既然“黄肠砖”的新概念，已经被这位考古权威正式提了出来，也不应该不加思索地将它拒之于门外，人们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以这一种特制的“黄肠砖”，去垒砌最高等级的墓室，是不是也能够形成有如“黄肠石”或者“黄肠木”那样的地宫结构来。如果从当时建筑技术的角度看，采用各种砖砌筑墙体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用它来砌筑“黄肠题凑”的平顶墓室则是不行的。
所有“黄肠题凑”墓室的顶部，都用长长的整根木料，或者用长长的整块石料，去进行整体式覆盖的，在尚未真正能够形成砖拱、石拱建筑结构的情况下，任何众多松散的砖块，不能成为一种坚固的砌体，无论如何都不能抗拒上部巨大的荷载。即使后来产生了砖拱结构了，产生了石拱结构了，它们都是一种新型的墓室结构了，那么它们就与“黄肠题凑”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了，还有必要使用“黄肠砖”的概念吗？看来刘庆柱、潘伟斌如果拿不出可靠材料证明，汉魏时期帝王陵已经不存在“黄肠题凑”；如果拿不出确凿材料证明，汉魏时期的砖结构墓，就是当时天子最高等级墓葬形制的话，那么人们更有充分理由，对他们在想象猜测基础上，提出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彻底地否定。
为什么说，秦始皇一即位就“预修”陵墓的传言，是不可信的呢？这是因为历代帝王陵的工程主持者，毫无例外都是当朝宰相，而当年秦国宰相吕不韦，一直是公开主张节丧、反对厚葬的。他在《吕氏春秋·安死》中，告诫世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无不抇之墓。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它的意思是，任何的国家，都是要消亡的；任何的国君的大墓，都要被后人挖掘的。他在《吕氏春秋·节丧》中，一再提醒世人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鉴，不可胜其数，题凑之室，棺椁数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
君主的墓葬，珠玉珍宝，充满题凑，奸贼闻知，传遍各地，朝廷虽然严禁侵犯，总是难以制止。墓葬越是久远，后人越是疏离，守护之心就越淡薄，所以陵墓越大，危机就越大，陵墓越奢华，越吸引奸人眼球，越是后世当权者、贪婪者紧盯的目标。在《史记·郭解传》中，有“铸钱掘冢”的记载；在《史记·南越王赵陀传》中，有“掘烧先人冢”的记载；在《汉书·陆贾传》中，有“掘烧君主先人冢，夷种宗族”的记载。为了复仇、为了敛财，后世奸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不管怎么说，挖掘前人陵墓，对前人是一种坑害，是一种侮辱，所以在《三国志》中，就有“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的记载。对付盗墓的有效办法：一是提倡薄葬，反对厚葬；二是深埋潜葬、或者建造假墓。
&&&&&&&&&&&&&&“长眠地下”的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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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实行潜葬、建造假墓的现象，早在春秋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在《茶香室丛钞》中，说当年的孔子死后，就建造了五座假坟，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的真坟被后人捣毁：由于孔子的儒家学术，反对者一直就很多，弟子为他建造几个假坟，以此扰乱对手的视线。北方少数民族也盛行这种习俗。在《宋书·索虏传》中，有古代一支鲜卑族实行“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的记载。根据《晋书·石勒载记》的记载，后赵皇帝石勒母亲去世，石勒将她“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牢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她名义上被葬在襄国城南的陵墓中，举行过隆重的“九牢大礼”，但是她真正的葬地，却在不为人知的深山之中。
&&&&石勒、石虎本人，就是臭名昭著的盜墓皇帝，由于害怕自己的陵墓被后人捣毁，也不得不采取一种“潜葬”的方法。根据《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可知，石勒死后是“夜瘗山谷，莫知其所，已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为挽，歌郎引锦一匹，备文物仪卫，虚葬于高平陵。”在《太平寰宇记》书中，也有石虎去世之后，以“潜埋虚葬”进行埋葬的记载，官方对外宣称他是葬在正式的“显原陵”中，后人将它打开发现只是一座空陵。在《资治通鉴》中，有梁武帝太清元年“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的记载。又如元代大汗埋葬完毕，“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所以元代人的葬地，历来都是一个不解之谜。
作为堂堂的一国之君，死后总要有个正式的陵寝才对。人们要知道，这是虚荣心在作祟。它也不是“长眠地下”的万全之策。要真正“躲避劫难”，就得下决心实行“秘葬”。《晋书》记载说，南燕皇帝慕容德死后，以“为十余棺，夜分出四门，潜瘞山谷，莫知其尸所在，虚葬于东阳陵”。它的意思是，慕容德被秘密葬在不为人知的深山，对外则说葬在东阳陵，此处或许真有他的遗物，但那是一种障眼法。至于他的真墓在哪里？连直接参加治丧、抬棺的人都说不清楚。将帝王葬在深山，似乎不够排场、不够体面，但它却很难被后人发现，所以是一种最安全、可靠的做法。明设“虚冢”，暗地“潜葬”，虽然欺骗了世人，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正是古代一些皇帝最明智、最正确的选择。
无数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包括历代帝王在内的任何人，尽管他们生前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如果一定要指望后朝后代的人，都永远不去挖掘他们的坟墓，那是一件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尤其是那一些在生前，就曾经穷凶极恶地盗掘过帝王陵的人，看看自己是如何肆无忌惮地挖坟取宝的种种经历，用它当作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也一定能够真正地感觉到，如果自己死后的陵墓，也搞得非常宏大，地宫所藏珠玉珍宝，多得不知其数，并且在地面之上，还堆起高大的坟丘、建起富丽堂皇的寝庙，甚至又竖起刻有“&&皇帝陵”字样的大石碑，看一看过去就知道现在，看一看现在就知道将来，如果他不是一个痴呆，也一定知道自己的陵墓，日后不可避免也会遭遇被掘的下场。
如果曹操去世之后，确实是按照汉天子的礼仪制度，被官方安葬在最高等级的陵墓之中，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不是“黄肠题凑”的墓室，也就是安阳那一座砖结构墓，与曹操正式的“高陵”没有任何的一点关系。那么真正的曹操墓又在哪里呢？曹操本人是很讲究面子的，他估计汉献帝一定会以最高的礼仪来安葬自已，所以“黄肠题凑”的丧葬规格，确实很难回避；另外，曹操生前下令“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丧心病狂地掘过前代帝王陵，深知自己“黄肠题凑”的陵墓，日后也难逃此种厄运。既然自己是一个盗墓贼，所以对自己的墓葬，如何才能不被盗掘，应该有所考虑、有所防范、有所对策。别人顾及不到这些，或许有情可原，但对曹操来说，盗墓的阴影一直是驱之不散的。
根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曹操“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二十五年正月薨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在邺之西冈，又称西陵，文帝受禅追尊”的文字记载来看，曹操在东汉的建安二十三年六月，就开始考虑自己的后事安排了。他对外确实声称：要在西门豹祠的西侧，建造自己的寿陵。仅仅过了一年半时间，他在洛阳去世，官方就宣布将他安葬在磁州附近的“高陵”。此时曹操的遗体，要从洛阳运到邺城，千军万马要来横渡黄河，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路上要耽误很长时间，在邺城要公开建造“黄肠题凑”是可能的，但同时要在其它的地方搞“秘葬”，也是有足够回旋余地的。
其实，曹操这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死后建造起来的陵墓，如果不实行“双轨制”，而是大操大办，不避禁忌，大张旗鼓，去建造豪华陵寝，又正式公布埋葬的地点，这样的一种极端做法，岂不就是要告诉后世的盗墓者们，我曹操死后的真正墓地，就在这一个树碑的地方。尽管自己在生前就立下遗言：“我的墓中不埋珍宝”，但是后世的盗墓贼，绝对不会因此而轻易放过他的。曹操老谋深算作、刚腹自用，他不能容忍自己的陵墓，日后也会被别人发掘和毁坏。所以对他来说，在生前一定要做出各种可靠的安排，虽然官方宣布的“高陵”不能不搞，表面上的文章不得不做，但有一点是绝对的、不能含糊的：他肯定要实行“秘葬、潜葬”，而绝对不能够暴露自己真实墓地的痕迹。
曹操对自己生前盗掘他人陵墓，是没有丝毫反省和愧疚之心的；曹操本人对于自己的陵墓，日后可能遭到别人盗掘的后果，并不是一直都抱无所谓态度的；曹操又认为自己的面子最重要，虚荣心最重要，正式的“高陵”一定要搞；曹操当然也认为自己的“高陵”，是没有办法制止后人前来侵扰和毁坏的。如果只认一条路走下去，硬着头皮葬在“高陵”，只好等待日后任人宰割。当他经过权衡利弊，寻求各种出路之后，真的就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计策和办法来了。这个办法，就是明修“高陵”，暗地“潜葬”，混淆外界的视线，以求得一种最理想的效果。果然在《河南通志》之中，真的就出现曹操“有疑冢七十二处，森森弥望，高者如小山，列布直至磁州而止”这样的一种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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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句老实话，为什么作者要撰写这样一篇文章，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悟出一点更深层次的意义来了。还是俗话说得好“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里将两汉时期最高等级的天子墓葬形制，从建筑学、建筑工程的角度，将它们牢牢地定格在“竖穴十黄肠题凑”这一个时空的坐标点上，显而易见，作者的学术矛头，不仅仅指向安阳曹操墓的真伪之争，也指向刘庆柱院士的言论，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用衡量和判断曹操墓是非标准的工程技术手段，去进一步审视和鉴别陕西临潼那一座秦始皇陵的地宫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袁仲一在表面上，也承认秦始皇陵地宫是“竖穴十黄肠题凑”的，但是在他所有学术论著之中，仍然还是以那些“天方夜谭”式的失实史料，作为秦始皇陵研究的基础。
当前现实的情况就是，对秦始皇陵和曹操“高陵”的历史真相研究中，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平心而论，争论的双方，不管会有多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他们在学术上应该是完全平等的。更重要的是，学术不分国界，不分地域，不分业内业外，不分权威非权威，谁都不能剥夺谁的话语权。当年毛泽东提倡学术争呜，还有“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于光远也有“学术问题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的论断，都代表中央学术争鸣的正确方针。学术争鸣，靠材料说话；学术争鸣，是只认文、不认人。现在不少大学者，拒绝与对方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这只能说明是他们自己的理亏心虚。
学术争鸣是一件好事，拒绝争鸣是错误的。对同一史料，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有不同的见解，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学术多元化、多样化的表现。但它有一个前提，或者学术的底线，这就是不得私自杜撰，篡改史料。任何人做学问，不能想当然，各种说法要有证据，要经过严格论证，不能凭空想像，不能信口开河！不要因为你有一流专家头衔，又是考古界学术权威，就自以为是、耍起大腕架子，对各种不同声音，就肆意歪曲，甚至带上叽讽语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不事事讲理、处处讲理，总是不行的，一定要坚持这样做，不是强化自己“权威地位”，而是让你“作茧自缚”，以致最后东窗事发，不但“权威头衔”难保了，甚至还要为天下所不齿！
考古定性，考古论证，本身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不牵涉时政大局，不牵涉敏感问题，有必要一直关上学术争鸣的大门，有必要独霸学术的讲坛吗？我国著名政论家邓伟志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多少年来，我国不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能够被称之为学说、学派的，实在是太少了。中国无学派，不是中国的学者无创见，而是有人采取一种不承认主义，不承认别人会有什么创见，否则他的学霸地位、他的权威形象，就要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动摇了。”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创造。一个国家、只有尽一切可能，避免摧折贤良，才会收获科学的秋天。”这应该是学人的福音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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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第187次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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