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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娘在日本：有人日语很好 基本不和中国人来往收藏
中国新娘在日本：有人日语很好 基本不和中国人来往日 2014年8月,日本福岛县须贺川市当地节日牡丹节期间,“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的孩子们在须贺川市牡丹园表演唐诗双语朗诵。原标题：离乡三千里——中国新娘在日本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国际婚姻数，自1996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国际婚姻第一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中日跨国婚姻数量于2000年首次突破万人大关，几乎占日本全国国际婚姻总数的三分之一。1993年，拿“日本人配偶永居”绿卡签证的中国人(多数为女性)尚不足三万人，到2008年已经大大突破10万大军。根据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外事办提供的数据，在2011年前后，每年都有200名以上的该县女性嫁到日本，超过方正县每年登记结婚的新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据统计，方正县每年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侨汇收入可达8000万日元。正是得益于这些远嫁日本的方正姑娘寄回的大把日元，其在当地的亲属迅速脱贫致富。尽管这些中国新娘在日本并未感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然而，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缠绕的民族情感，就像一道看似愈合的伤口，随着阴晴不定的天气变化，仍不时隐隐作痛。跨国婚姻隐患“15年前我一时冲动，给自己的人生下了一次赌注。”方正新娘李爱萍回首15年的婚姻生活后说，“幸好赌赢了。”1999年，24岁的李爱萍和前男友分手，心灰意冷。男友是日本战后遗孤的后代，当时即将要移居日本，男方的母亲认为李爱萍家境贫困，兄弟姐妹多，而且没有日语基础，结婚会给儿子的一生造成负担。陷入失恋的打击，李爱萍却心生一念:“既然日本这么好，那我也要去日本。”于是，李爱萍找到做国际婚介的朋友，支付了4万元人民币中介费，然后，从几个日本男人的照片和简历中选择了现在的日本丈夫。如今，李爱萍已经给父母在方正县买了房，还能让父母在冬天时去海南三亚过冬。日本友人曾告诉李爱萍，一般来说，日本男人娶中国女人，婚姻很难稳定，每三对夫妻中会有一对离婚。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03年以来，中日跨国婚姻的离婚率高达40%。李爱萍庆幸自己属于剩下的两对之一，她现在已经是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婚姻并非一帆风顺，李爱萍笑道自己曾经多次“离家出走”，投靠住在东京的姑姑，她的姑姑在1990年代初就作为战后遗孤回到日本生活。李爱萍刚到日本就怀上第一个孩子，做了七年全职家庭主妇，一直到孩子上小学后才重新找工作，当时她已经32岁，开始在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一些简单的工作。虽然李爱萍到日本后就开始学习日语，还请了台湾人做家教，但她说自己至今未能融入日本社会，只是接受了在日本的生活习惯。随着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和出生率不断下降，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加之很多农村女孩不愿意再嫁给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日本农村男性面临的结婚难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农村家庭的长子又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迎娶一个外国妻子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跨国婚姻应运而生。由于历史原因，方正县的女性外嫁日本有着先天的便利——在日本的方正人为数众多，通过人脉介绍，更容易找到合适的日本男性。“在一些日本人眼里，这些一句日语都不会讲的中国女人之所以要下嫁给一个日本乡下男人，就是因为钱。”一位旅日华人说。在方正县，下嫁日本的行为也被说成“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这一评价未免片面，但这种现象确实存在。”2001年嫁到日本的大连新娘王宏伟说。现年44岁的王宏伟是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登记的翻译志愿者，当地官方部门或医院等机构需要处理一些不懂日语的中国人的问题时，就会请她去做翻译。王宏伟也因此接触到很多中国新娘的人与事。2004年，一名中国籍女性给患有糖尿病的丈夫注射大量胰岛素试图将其谋杀，最终被千叶县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2009年6月，日本高知县中学教师将其中国妻子杀害;2010年5月，日本静冈县又发生中国籍女性用菜刀杀死日本婆婆的惨案......王宏伟认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加之缺乏感情基础，很多家庭矛盾丛生，最终酿成血案。2015年2月，“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对幸福的会员夫妇，中国妻子从2000年就来到日本。当孩子以母亲为耻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后，2011年，王宏伟和同在日本福岛县生活的姐姐王梓创办了“羽翼-日中混血儿支援会”，为当地的中、日跨国婚姻家庭提供支持，为有中国血统的下一代进行汉语普及教育。支援会不定期组织“日中妈妈交流会”、“日本文化体验会”、“暑假露营”、“秋季野外活动”、“国际结婚家庭幸福促进会”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希望促进当地的中国新娘能够更好地融入家庭和日本社会。但很多时候，姐妹两人感到力不从心。“开始想得比较单纯，就想教孩子学中文，通过学习中文增强孩子的身份认同。”王梓说，“但是事实上当你开始教孩子学中文的时候，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帮助这些中国人的家庭。”茉莉是其中一例。茉莉嫁到日本后育有一子，起名正男，但因为茉莉在东京“做那种工作”，所以正男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国内，要么在青岛的姨妈家寄养，要么在方正县和姥姥一起生活。虽然缺少母爱，但正男的童年生活起码算得上正常，就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茉莉突然回国将他带到了日本。“我妈把我带来日本的时候，也没跟我说一声，我都没跟我的朋友说声再见。”正男沮丧地对王宏伟说。王宏伟第一次见到正男时，他已经因为拒不上学而几次遭到妈妈的殴打。正男虽然是日本籍，但因为从小到大只在日本生活过半年，所以一句日语也不会讲，在日本上学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在王宏伟的协调之下，国际交流协会、教育委员会、学校和家长坐到一起，针对如何让孩子尽快适应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了座谈，从日语最基本的五十音图开始教正男。有一次，王宏伟去学校看望正男，临走时正男问她:“我能回中国吗?”王宏伟一愣，告诉正男一个残酷的现实:“孩子，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拿的是日本国籍。”正男木然地望着王宏伟，似乎还没有搞懂国籍的概念，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时候，难过得低下了头。在“职业安定所”做翻译时，王宏伟经常会接触到前来求职或领取失业保险的中国人，因为不懂日语，他们往往会让自己的孩子陪同。但王宏伟发现，“孩子因为中文能力有限，翻译出来的东西，跟妈妈说的往往是两回事”，而且写着一脸的不耐烦与嫌恶，好像在说“为什么我的妈妈会是她?”一个母亲，无法与自己的孩子交流，反而成为孩子的耻辱，“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了吧”。一次次目睹这样的场景后，王宏伟就拿这些去“吓唬”身边那些不懂日语的中国妈妈:“你现在不教孩子学中文，自己又不学日语，你可以想想你的将来是什么样。悲惨的结局已经在那儿摆着呢。”“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体重六十公斤。”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与中国新娘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但性格含蓄、内敛的日本人往往不会继续追问，通常会礼貌性地应和几句之后便结束对话。“很多人以为对方听懂了她的日语，但很多时候，她们的理解都是南辕北辙。”王宏伟说。王宏伟接触到的很多中国新娘日语可以做到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需要表达稍微复杂的内容时便力不从心。因为语言障碍，很多中国新娘回家后便直奔电脑，通过网聊排遣内心的孤寂，但与家人的疏离又徒增猜忌。一个日本男生就因为怀疑自己的母亲有外遇而偷偷把她和网友的语音聊天录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中国留学生同学，但中国同学帮他“鉴定”后发现，母亲的聊天对象不是外遇，而是远在中国老家的闺蜜。也有一些中国新娘的日语很好，但基本不和中国人往来，这让王梓感到更加难以接受。王梓用中文跟她打招呼说“你好”，她则用日语“こんにちは(你好)”回应。王梓用中文继续问:“你吃饭了吗?”她继续用日语回答说“また て すよ(还没呢)。”再继续用中文问她“你家孩子今年几岁了?”得到的仍然是日语“もう六歳て すよ(已经六岁了呢)。”总之不管你问什么，她永远用日语回答你。谈起这类中国新娘，王梓有些气愤而担心，“她很努力地学习日语，努力地变成一个日本人，努力地隐蔽自己，生怕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但一个人如果不能正视和接纳自己的身份，迟早会出心理问题的。”政治压力淡漠，战争阴影犹存王梓和王宏伟居住的须贺川市已经是福岛县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整个城市里却没有超过十层的楼房，多是两三层高。以至于让她们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日本后发表结论说:除了东京等几个大城市之外，日本简直就是一个“大农村”。在这个远离东京的“大农村”里，王梓说自己几乎感受不到右翼势力的影响，也从未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但童年时代所接受的对日本人的仇恨教育仍然会像幽灵一般，偶尔飘进她的脑袋里。尽管王梓自认为在80年代“自由化”时读了很多解放思想的外国书籍，已经告别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但直到今天，当她和丈夫吵架吵得厉害时，仍然会不自觉地想:“就他这副嘴脸，要是在侵华战争期间，得杀多少中国人啊。”然后，当年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里日本人杀中国人的场景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太可怕了!”王梓从未将这种感受讲给丈夫听过，因为“说出来太伤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和家人还是和朋友，双方都很少主动提及中日之间的那段敏感往事，但每当与丈夫的同事聚餐喝过酒后，日本人就会“没完没了地道歉”。王宏伟说，一开始还挺感动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一喝多就道歉，而且问题是天天喝。”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发生在家里。一家人坐在榻榻米上小酌之后，公公就开始向儿媳认真地鞠躬道歉，已经坐得双腿麻木的王宏伟也只能毕恭毕敬地鞠躬回礼。亲家母来日本时，公公也会道歉，“然后我妈就很大度地原谅了他，”王宏伟说，每次，自己的母亲都会像外交官一样告诉对方:“这是过去日本政府的事，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咱们之间还是中日友好。”“其实我公公、婆婆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王宏伟说。婆婆自幼丧父，继父被征兵征走后死在战场，为了能有个顶梁柱撑起家庭，她大姐很快结了婚，但没过多久姐夫同样被征兵后死在外面。因为家境贫寒，学校发的雨鞋她也舍不得穿，光着脚走到学校门口才舍得穿上。家人和朋友的道歉已经让姐妹俩习以为常，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王梓一次面对来自儿子的道歉。有一天，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对王梓说:“妈妈，今天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王梓意外地说:“是吗?你们学这个了吗?”“是的。”儿子从书包中掏出历史教科书，边翻边说:“就这段历史，妈妈你看，那时候日本人对中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真是对不起。”王梓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身上有一半也是中国人，你不用跟我道歉。”回国探亲时，王宏伟会嘱咐两个儿子尽量说中文，让孩子尽量表现得不像日本人，以免被人说成是“小日本鬼子”。她自己除了会会老友，也很少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待着，“我妈做了好吃的我就吃”。故乡，对于这些取得日本国籍的中国新娘而言，有着更为复杂的体验。王梓还记得十九年前第一次回国时，满怀激动地扑下飞机，“以为全国人民都张开怀抱拥抱我这个海外游子的归来”，可海关的小伙子脸色却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翻看着她的护照说:“日本人，那边排队去。”在支援会教孩子们学习中文时，孩子们背的第一首“汉诗”(中国古诗在日本统称为汉诗)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前年中秋节夜晚，全家人在院子里的草坪上赏月时，王梓的女儿突然用中文缓缓地说出一句“低头思故乡”，没有说其他三句，只说了这一句。那一刻，王梓觉得，11岁的女儿似乎理解了自己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感受，顿时热泪盈眶。王宏伟想教孩子们用中文背诵另一首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杜甫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被姐姐王梓制止了，“这个太悲了，还是先放一放吧。”(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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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动画自学!中国花滑于小雨能用日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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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暢な日本語を話す中国の女子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選手、アニメで独学―中国メディア
Record China 12月2日(火)20時30分配信
中国花滑女选手能用流畅日语交流，称通过看动画自学——中国媒体
Record China 12月2日(星期二)20点30分发布
日、NHK杯国際フィギュアスケート競技大会が先月28日に開催され、予想外の能力で注目を集めた選手がいた。ペア競技で3位に入賞した中国の于小雨（ユー・シャオユー）が記者会見会場で日本のメディアを驚かせたのだ。競技について感想を求められた于選手は流暢な日本語で「スロージャンプが成功しなかったのは残念。普段の実力を発揮できなかった」と語った。人民網が伝えた。
日，在上月28日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第六站NHK杯赛事中，出现了因令人意外的能力而备受瞩目的选手。在双人滑比赛中名列第三的中国选手于小雨在记者会上让日本媒体大感惊讶。在被问及比赛感想时，于小雨用流利的日语回答道：“抛跳没有成功很遗憾。没能发挥平时的实力。”人民网报道。
于選手は今年18歳で、ハルビン出身。日本のアニメを通じて日本語を独学したという。笑顔で「（日本の）食べ物や言葉が好き」と語った。
于小雨今年18岁，生于哈尔滨。据称，她通过看日本动画自学日语。她笑着表示“很喜欢(日本的)食物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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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超大网友 还从苍老师的碟片里面自学日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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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我就能听懂那几个词而已，比如一库，亚麻跌，克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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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记得大丈夫，萌大奶的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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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那时候看高达火影什么的一堆日本漫画，那时候看动画能听懂一半多的话.......
现在就知道suode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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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懂非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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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有女杂技演员到日本发展的，现在花滑运动员也要分一杯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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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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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i?Mas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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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子么？据说练杂技的可是女人中的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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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是个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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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这几个都是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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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语穿和服总比学阿拉伯语穿罩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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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千叶附近哪有可以体检的医院，最好有中国人的，想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可惜日语不太好。谢谢
我有更好的答案
医院一般没有会汉语的！还是找个日语好的陪你去吧！
日本体检 认准星游汇 专业PECT体检
找个会日语的同去
想去哪个区？ 请问您是指千叶县还是东京？
周围哪都行，只要有中国语
中国语么，很难…因为答主我基本不看中国语所以也不了解…抱歉本当にすみません。
。哇塞，你在日本哪
在日本？？？
不喜欢日本，我不做回答，可恨的日本人，残害了多少中国人，提起我都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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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临终关怀医院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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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医院其英语为hospice,带有客人（host）的意思。原意是指在欧洲中世纪时一些向贫困的老人、孤儿、旅行者、流浪汉提供住所和食物等的修道院及寺庙。 临终关怀医院与综合医院（hospital）不同，除了对那些即将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医疗外，还包括社会福利和服务性质的帮助的场所。外文名hospice发展前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到临终关怀医院来接受治疗的主要是那些患有的患者，也包括那些即使全力治疗也无法治愈的，已到了疾病晚期，不久将死亡的患者。
这些患晚期疾病的已预感到死亡的临近。无论是由什么人来告诉他患有癌症，患者都遭受到着巨大的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对死亡的恐惧。当然不包括那些对癌症能泰然处之的人。
临终关怀医院不仅要帮助那些遭受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对死亡充满恐惧的患者，也包括那些备受折磨的患者家属。
临终关怀医院的功能
临终关怀医院是以缓解患者身体上的痛苦为主要目的一种医院。因其大多数患者在普通医院中都已接受了最为先进的治疗，所以，临终关怀医院中无需用于大型手术等大型医疗的设备和专业治疗科。除了设立内科、外科以外，还必须设立类似麻醉科那样可以缓解患者疼痛的相关科室。晚期癌症的患者多受到疼痛的困扰，因此，临终关怀医院中，止痛门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临终关怀团队对临终病人实施心理关怀，帮助患者接受自己、明白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正确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适应角色的转换，满足病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需要，使病人能在有限的日子里，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中，在充满人性温情的氛围中，安祥、宁静、无痛苦、舒适且有尊严地离开人世，达到更理性，更平静地接受死亡。目的在于减轻临终病人的心理负担，其中尤其是解除病人对疼痛及死亡的恐惧和不安。同时，医护人员指导家属积极配合医生，在生理、心理及社会需要各方面给予病人帮助和关怀，达到逝者死而无撼，生者问心无愧的目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日为，全球人口达到60亿，大约5.9亿是60岁以上的人。到2025年，几乎14%的人口将是老年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是增长非常快的一个群体。迅速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策各方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使得全世界的政府、社区和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的深刻影响之一是卫生。卫生保健产业要为这一老龄化的人口提供必要的资源。例如，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1992年60岁以上老人中重病患者占3%，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加上老年痴呆患者，预计6.3%（12万人）需要照料，其中一部分是临终病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80%左右依靠家属照料，家属面临困难极大，众多垂危老人呼唤临终关怀。同时，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临终老年人来说，传统的、机构化的卫生保健形式可能并不是帮助他们和提供爱心的最有效的途径。对于一些临终的人来说，尽管卫生保健系统不断有技术革新，却没有强调减轻病人的痛苦和提供尊严。每一个社会对待死亡有其不同的习惯和态度，然而人们一致赞同：临终的人，应该以舒适和尊严的方式度过他们最后的日子。临终关怀正是在人口与文化的变迁中产生了。
“临终关怀”一词回朔到几百年以前，那时用于描述给虚弱或生病的旅行者以庇护。该词首次在当代意义上使用，表示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给予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使其安然故去。最早对临终病人的照料是在1967年，在由桑德斯首创的圣克里斯多费临终关怀医院。迄今为止，临终关怀机构已在不少国家得到发展和推广。支持减少
在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已经有临终关怀计划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妨碍最大限度地发挥临终关怀效益的障碍。例如，在许多，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大家庭支持的减少使得临终关怀照料对于许多在家中接受照料的个人变得更加困难。
在美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障碍是谈论死亡的困难。许多个人不愿意承认医生对他们达到临终状态的诊断，他们坚持接受通常被证明是无效的多余治疗。许多家庭成员也对讨论濒死持犹豫态度。国家临终关怀组织在1999年4月发现，4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1/4的人说他们不愿提出与他们的父母死亡有关的问题，甚至如果父亲或母亲已经得了不治之症并且活不到6个月了。尽管社会上有一些人忌讳讨论临终问题，但是研究发现当面临不治之症时美国人很清楚他们希望什么。美国人最主要的倾向是：（1）有一个获得服务的选择；（2）对病人和家属情感的和精神的支持；（3）根据病人的意愿控制疼痛；（4）病人在自己家中或其一个家庭成员的家中死亡的选择。
在美国，因为临终关怀的条件包含在医疗保险之中，需要由医院来评估一个病人对临终关怀服务的需要并通知病人获得临终关怀服务。许多医生在需要通知他们的晚期病人的病情时也很犹豫，因为他们不愿打击病人继续治疗的希望。除此之外，要准确预测一个病人的余寿时间事实上并不容易。1974年，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1982年，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这为病人提供了享受临终关怀服务的财政支持，同时也为美国临终关怀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政策的变化使得各地立即出现临终关怀浪潮。十多年来，美国的临终关怀服务在处理复合性疼痛和症状方面的能力逐步增加，服务机构从小的、自愿组织发展到各种正规的非赢利和赢利机构。
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因素促使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大大增长，如人口老龄化、人们对有尊严地死亡的关注以及各种机构在临终方面费用的增加。美国的临终关怀产业迅速发展，临终关怀计划数量每年以将近17%的速度递增。如今，美国国家临终关怀组织（NHO）在50个州正在运行和计划之中的临终关怀计划超过3100个。仅1998年，美国约有54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接受了这种服务。日本的临终关怀医院中比较有名的是淀川基督教医院（大阪）、圣兰三方原医院（浜松）、圣约翰会 @町医院（东京）等，临终关怀医院的数量在不断增多。
1987年，日本首先建立了国立疗养所松户医院，以后又建立了国立癌症中心东医院。列入规划
按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国家。据统计，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45亿，占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在以3.3%的速度增加。到2050年，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 　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说，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会是世界第一，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养老无疑将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其中，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
不久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透露，中国的全国失能老人940万，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他表示，由于缺乏社会护理，一个失能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所以有很多家庭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
事实上，在松堂起步发展的时候，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养老问题。早在199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就说过：卫生部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列入事业发展规划，促使其健康发展。2004年，国内有的地区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了临终关怀的内容，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
上述事实在朱林看来，意味着松堂的事业前景是无限的。工业化的车轮隆隆而过，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终追远、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国及东亚国家，也抵制不住这个时代公式化的死亡处理程序。正如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罗斯在她的《死亡与临终》中说的：“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就是说，更加孤独，机械化及非人化……死亡的过程变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匆匆忙忙送到医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能做的是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
美国的临终关怀现状是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从美国的临终关怀中获得许多启示。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在各国是相通的，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对临终关怀的需求。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美国的经验表明，临终关怀是一个节省费用的有效照料方法，是解决濒危病人家庭照料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鉴于计划生育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社会在提倡优生优育的同时，也要注重临终关怀，使濒危老人尽量获得善终的条件，有尊严和安详地告别人生。
（2）美国的临终关怀医院尽管有不同的类型，但大多数属于非赢利机构，具有明显的福利性。这也是对中国发展临终关怀机构的一个启示：在发展临终关怀机构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多渠道，又要注意其福利性，更多需要由政府出面组织发展。
（3）濒危病人需要多方面的服务，临终关怀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实质上是将家庭责任转由社会来承担。社会承担离不开经济条件，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必须从国情国力出发，中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不能一哄而起，应该循序渐进，逐步扩大。当前的工作是：社会需要重新认识帮助面临生命终结的个人有尊严和舒适地死亡，强调家庭成员或照料者对濒死者提供富有爱心的帮助。
（4）美国的临终关怀已经走上制度化道路，临终关怀服务大部分纳入到医疗保险之中，从而扩大临终关怀服务的覆盖面，使得更多的病人享受这一福利。在具体操作中，美国又制定出一整套严密的规章制度，既通过全方位的服务保证该制度的享受者收益，又完全从现实的财力出发，将提供的服务仅限于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确保临终关怀服务健康、有序、持久地运转。
（5）尽管临终关怀需要社会支付较多的服务费用，但对于那些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来说，接受临终关怀服务可以减少大量的甚至是巨额的医疗费用。如果将少数人的高额无效的费用转移到其他多数人有结果的治疗上，医疗保险费用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益。由此认识到，适度发展临终关怀对于中国的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6）美国的临终关怀发展过程还表明，仅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临终关怀的推广需要人们在观念上进行一场革命。一是要改变死亡的传统观念。每一个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有所不同。在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中，是无法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濒死病人、家属及医生都要坚持，当死亡来临时，应该面对现实，承认死亡，承认进一步的治疗无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临终关怀才能具体实施。二是要改变使用卫生资源的传统观念。临终关怀一改过去对任何病人无例外一律实施医治的做法，承认医治对某些濒死病人来说是无效的客观现实，通过对他们提供舒适的照料来替代卫生资源的无谓消耗，它实质上体现了对病人及大多数人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临终关怀不仅是社会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中国第一家“松堂”
中国首家医院“松堂”已经成立23年了，但中国人对“临终”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还很难平静接受。
下午2点，北京通州区，松堂关怀医院。庭院内正在进行每日例行的户外课：传球、聊天、晒太阳。“学员”是两排坐着轮椅穿着统一的果绿、果红色罩衣的白发老人，彼此扔着彩色气球，各自兴致盎然地聊着对方未必听得懂的话题。他们平均80岁了，是这里的“中班”成员(松堂的老人按照年龄分为大中小班)。“教员”则是陪在一旁身着护士服或员工服的护士和护工，他们陪着捡球，或随时因为一个眼神马上半蹲下，问话或者系鞋带。两小时后，老人们分别被推着进楼内。有的理发，有的唱歌，有的发脾气，有的找个对眼的病友聊天，有的和“御用护工”做游戏，有的追着护士长给自己儿女挂个电话。
“松堂”是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23年前刚成立时，中国人对“临终”这两个敏感的字眼还很难平静接受，甚至有人戏称松堂医院是晦气的“八宝山的前一站”。医院从1987年的1位老人到2位、7位、20位、50位，逐年增长到稳定的近400位，23年来总共送走了3万多位老人。“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终结的，我们社会太注重优生，而忽略优死。临终关怀医院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让临终者带着遗憾离去。”副院长王国意说道。
为了医院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为同名的创办人、院长黄子齐认为：其实人们的生命没有终结就要参与社会，人们不能过早地在水泥棺材里。除了为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护理、关爱，不只是亲情提供的，还需要全社会营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美好的生活环境，这就是临终人的基本需求。“临终期大约会持续280天，这是个微妙的数字。”每个人在子宫里也是280多天，十月怀胎，经过一生的成长，最后成了“老小孩”，需要社会像松堂关怀医院这样的“社会子宫”提供最后的关怀，让老人真正带着尊严，甚至愉快地完成生命的最后成长，类似一种——缓安乐死。
有点意外的是，走进松堂医院的感受和站在医院外的想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弥漫死亡的可怕，反而是一种坦然的接受。也许这些被三甲医院定性为生命不可逆转的老人，当拔下身上插满的各种管道，放弃掉各种跟病魔抗争的冒险措施后，只是在这个一切以“生理心理关怀”为主的医院，反而坦然了。这里的每位大夫、护士甚至护工都是最乐观的心理医生，他们不会小心翼翼地避死亡不谈，也不会诚惶诚恐地随着老人的病情被带进情绪低谷，他们是用人性关爱和心理术在为每位老人的“临终280天”取暖。84岁的脑梗老人被喊做“珍珍美女”，卧床50多年的近七旬老人被称为“张小姐”，还有近90岁的日语男歌星，80岁的大才子……近乎绝望的医患关系，在这里变成了类似老小孩乐园的气氛。病痛、恐惧、孤单、负气、烦躁、绝望被唤起的温情，暂时的希望，偶尔的兴奋取代。
由于“松堂”的临终关怀并未局限在人，也有很多病患弃婴被送来，生命两极的人群在松堂同时呈现。于是，最温馨的画面莫过于在病房门口，看到一个耄耋老人的轮椅边，还紧紧躺着一个在摇篮里咿呀作声的婴儿，过往的其他老人都会驻足来逗一下婴儿。虽然是无法对话、即将都走向人生另一端的生命，但绝望和希望交织的感觉，让这些老人临终的日子更踏实一些。
北京临终关怀医院地址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西红门北路红华大院
交通：地铁4号线到“新宫站”下地铁后，转乘474公交车到福利农场，下车.或者崇文门地铁站转乘610公交车，北京站转乘827公交车，都转到“福利农场”下车“福利农场”往西20米，十字路往北，400米，即到万明医院。
地铁公主坟站，转乘631公交车，地铁长椿街站，转676路公交车。地铁公益西桥站，转377公交车，均转到“九龙山庄”下车，下车后过天桥到路东来，见西红门一村牌坊向东100米，向南100米，向东100米，即到万明医院。
上海临终关怀医院地址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松花江路127号（近延吉东路）
交通：轨交：8号线延吉中路站或黄兴公园站。
公交：118、145、863、220、115、874、135、868、103、142、137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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