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肾卖五万，谁买？”(图)
“一个肾卖五万，谁买？”(图)
.cn 日11:12 南方都市报
“一个肾卖五万，谁买？”
　　卖肾“小广告”频现街头，记者调查地下器官买卖活动，卫生部有关人士表示此类行为虽无法律明文禁止但违背了有关法律精神
　　核心提示
　　最近，在广州一些医院或广场的小角落里，常可见到一些卖肾的“小广告”，声明一只健康的肾脏用数万元就可换取。在某医疗网站的ＢＢＳ上，几个月来有关肾脏买卖的信息竟有100多条。记者颇费周折地和多名四处兜售自己器官的人取得面对面的对话，每一个卖肾人背后都有他辛酸而且鲜为人知的故事，但身体上活生生的器官真的能拿来做交易吗？卫生部门有关负责人指出，器官买卖的行为肯定应受到制止，但国家的有关法规建设还不够健全。资深律师刘涛则说，买卖器官的行为违背了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交易双方都可能遭受法律的严惩。广州华侨医院的肾移植专家认为，医院在进行肾移植手术上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有偿交易的发生。
　　1　现象　卖肾广告像牛皮癣到处贴
　　最近，记者接到读者报料，说在广州一些医院的厕所和公共广场的小角落常可见到一些用价格标签纸书写的“小广告”，声明可以出售自己的肾脏。像牛皮癣一样，这些小广告被撕了又贴，甚至还有人用喷墨笔把内容喷到墙上。
　　7月1日下午，经知情人士指引，记者在广州市中山二路某医院3楼的男厕里就发现了一张这样的小广告，上面写着：“卖健康肾，血型Ａ，5万以内。联系电话3708××××”。在该医院住院部的墙角，记者还发现了多张类似内容的卖肾广告，但联系人各不相同，一些人还表明“中介重酬”。当天傍晚，记者还在广州火车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看到卖肾小广告。随后，记者和发布小广告的人一一取得联系，所有人都在电话中确认了小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并表示合适的话价格问题可以商议。记者还发现，不少人留的手机号码均是外地手机号码，从口音听也大多不是本地人。
　　当天下午，记者上网看到，各个网站上的卖肾信息同样让人眼花缭乱。在某医疗网站的留言板上，最近3个月来有关卖肾的帖子居然有180多条，而且都留下了具体的联系方法。不过，和热闹的“叫卖”声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帖子大多无人回应。
　　昨天下午发稿前，记者还接到一封奇怪的信，一名湖北男子甚至希望通过报社为自己联系到买主。
　　2　个案　“给我五万卖个肾给你”
　　7月2日上午，通过某医院厕所内张贴的小广告提供的电话，记者假称表哥得了尿毒症需要尽快换肾得以和卖肾者“阿力”（化名）取得联系，并在天河某广场边上进行了一次长谈。
　　阿力说他来自陕西，今年34岁。上世纪90年代初在老家的时候，他曾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卖皮衣、皮具赚了不少钱，但由于自己野心比较大，导致在1997年亏得一塌糊涂，还欠下朋友和银行10多万元的债款，多年来一直无法还清。此间，心灰意冷的他怕拖了家人的后腿，就跟妻子离了婚，7岁的男孩随母亲一起生活。2001年，他来到广州期待一切从零开始，但后来的工作一直很不稳定，几乎赚不到什么钱，有时候连吃饭也成问题，让他每次春节回家都觉得没脸见人。
　　在记者面前，阿力说他还有梦想，希望重新做回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但缺少再次创业的“第一桶金”，因为不可能还有人愿意借钱给他，向退休的老父母要又于心不忍。几年前他听朋友讲过一个“传奇”，说有人换肾给别人得到了数十万元的补偿金，于是也就打起了这样的主意。“卖掉一个肾能拿到5万元，我就可以东山再起了。有过失败的经历，我相信自己还是能获得成功的。”阿力颇有信心地告诉记者。
　　从去年开始，阿力就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地的隐秘角落张贴自己的“卖肾广告”，盼望能完成一笔5万元的交易。他说，一年多以来找他的人有数十个，但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谈妥，最让他痛惜的是今年4月和一个香港人说好交订金了，后来那名香港人却因非典事件回港，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消息。此间，记者问到他是否担心换肾后的健康问题，他说自己曾做过医药生意，据他了解一只1／4的正常肾就能维持一个人一生的正常活动，所以不担心会有什么不良后果。阿力说他知道医院是禁止买卖器官的，如果知道其中有交易的话，肯定不会做相关手术，所以他只能以亲属身份履行无偿“捐肾”的手续，“君子协定”私下再收钱。他还表示自己身体相当健康，随时都可进行手术，希望有关买卖的事情能尽快定下来。
　　临别前，记者表明了身份，阿力没有特别的诧异，只是说不介意自己被写进报道里面，只是要求不要暴露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也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
　　7月2日深夜，记者还在网上接触了一名希望卖肾的女孩。她说自己来自重庆万州，在广州打工3年，感觉前途一片渺茫，父母在老家生活困难对她期待又比较高，所以想卖掉一只肾解决生活问题。通过与多名企图卖肾者交流，记者发现绝大多数人卖肾的理由都是因为一个“钱”字，而且对后果不觉得有什么忧虑。一些希望卖肾的人甚至告诉记者，地下卖肾市场也有“蛇头”，这些人为希望出卖肾脏者寻找买主，事成之后，能依照总成交额提取至少3％―5％的“劳务费”。
　　3　医院　拒做有金钱交易的手术
　　7月2日下午，广州华侨医院肾移植科主任王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发现器官捐赠过程中有金钱交易，医院肯定不会实施相关移植手术。
　　据有关专家介绍，早在1986年，国际移植学会就发布了有关活体捐赠者捐献肾脏的准则，其中指出：只有在找不到合适的尸体捐赠者或有血缘关系的捐赠者时，才可接受无血缘关系者的捐赠。接受者本人或家属，或支持捐赠的机构，不可付钱给捐赠者，以免误导人们器官可以买卖。王平还说，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规定不可进行器官买卖，我国医学界在这方面也有此共识，作为医院肯定不会实施有买卖器官的手术。目前的器官捐赠也只限于亲属之间，由于移植手术不能保证100％成功，如果是有偿交易的话，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理所当然地马上将矛头指向医院和医生，所以医院方面只能“洁身自好”，规避器官买卖的发生。此外他还指出，卖肾者动辄要价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但其实根据医院的正常程序换肾，器官的成本也就一两万元，卖肾者的“期待”还是过高了。据悉，目前在医院做的肾脏移植手术把关相当严，检查捐肾者有无血管歧型、配型是否合理等工作都会做得相当细致，必要时还须通过公证部门公证。
　　记者提出，大多卖肾者都不觉得手术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有什么不良影响。王平指出这种认识相当幼稚可笑，因为肾脏是生命器官，手术完成后捐肾一方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一些医疗专家长期观察的结果表明捐肾者身上的肾小球功能在若干年后都会降低，证明捐肾这一行为确实有潜在性的危险。换句话说，将肾脏出卖的做法确实是对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不负责任。王平说移植手术本身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建议市民不要轻信贴在一些公共场所的卖肾小广告，病人或者家属应该到医院进行检查，积极听取医生的建议。
　　4　卫生部门　器官移植亟须法律指引
　　7月2日中午，记者在中山二路某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门口看到，一块告示牌上满满地挂了几百个姓名卡。医务人员介绍说，这些人都是排期做透析的，每周两次，大概要花上380元。病情严重者，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坏肾换掉。但是，这么多的健康肾从何而来，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7月2日下午，广州市卫生局有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信息：一些一心卖肾的人甚至将电话打到卫生局，结果当然是一一遭到拒绝。该人士指出，器官买卖肯定是受到禁止的，否则很容易导致一种新的犯罪方式――――贩卖别人器官的出现和盛行，目前最合适的移植方式还是亲属捐赠，其他人的捐赠也只能是无偿的。当天下午，记者打电话到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法规处有关人士表示，关于器官买卖的国家立法目前还没有完成，但根据刑法精神有关交易肯定是不被允许的。
　　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主任委员陈忠华教授指出：由于没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亲属器官捐赠数量极少，许多急需通过器官移植挽救生命的病人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因此，应加快制定《脑死亡法》、《器官移植法》、《器官捐献法》和《亲属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等器官移植和捐赠相关法规，以促进中国器官移植实现正规化、合法化、公开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陈忠华说，以脑干死亡作为人体死亡的标准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所采用。但由于中国没有执行这一标准，临床医疗中耗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费用来“抢救＂和为那些实际上已经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安慰性、仪式性的治疗。据估计，每年为此支出的医疗费用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今年5月初，来自深圳的消息说，该市人大审议了《人体器官捐赠移植条例》，该条例将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与国际先进国家相应法律接轨的地方法规，将对我国器官捐献移植专项立法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该条例明确指出将重罚人体器官买卖行为：以任何方式买卖人体器官的，将没收其非法所得，同时处违法所得（购）1―2倍的罚款，特别是对于门诊部、诊所及其医师违规实施人体器官的摘取或者植入手术的，将处以30―50万元左右的罚款，并吊销其执业许可证及医师的执业证。这，也许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5　律师　器官买卖双方都可能受罚
　　7月2日晚上，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刘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我国的法律层面上看，对器官买卖确实还没有明确规定。不过，根据有关立法精神，人体器官属于法律禁止的流通物，相关交易肯定也是违法的。此外，根据我国的红十字会法和医疗方面的法律法规，处理原则首先是禁止买卖，其次是提倡和鼓励无偿的捐献。刘涛律师指出，如果有证据表明器官买卖交易成功，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卖肾者所得的收入可认定为非法所得予以没收，购买者也可实施相同金额的罚款。
　　此外，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现行的立法中虽没明确规定器官能不能买卖，法律无明文规定可以被视为允许，但根本前提是不与社会公共道德相违背，如果违背了就是法律禁止的行为，按照《民法通则》规定，这种法律行为无效。目前我国基本的道德要求还没有认同买卖器官的行为，从各国惯例来说也不允许人体器官的买卖，所以器官买卖不存在合法的前提，应该被禁止。
　　记者从广州红十字会了解到，目前还未开展“器官捐赠”申请的项目，但“遗体捐赠”的申请已启动。市民可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暨大医学院、军医大等3所学院办理登记、申请手续，遗体的接收工作也是由这3所学院直接办理。亲属活体器官捐赠无需到政府部门申请，亲属之间达成共识便可直接进行器官移植。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荣
　　（报料人：刘先生　报料奖：200元）图：
　　贴在广州市中山二路某医院三楼男厕所里的卖肾“小广告”，然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样的“买卖”。　本报记者　刘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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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浙江买卖人体器官案：9名被告6人卖掉自己的肾
　　一名供体已摘除了一个肾脏。腾讯新闻拍客“山姆哥”于去年5月卧底暗访时所拍。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庭审现场　　一批肾源供体在长睦锦苑被集中供养起来。腾讯新闻拍客“山姆哥”于去年5月卧底暗访时所拍。　　“以前自己是受害者，现在成了害人者。”法庭上，年仅26岁的叶翔承认自己帮吕卿跟过两次单，但供体的肾都因体检或配对通不过而没有交易成功。　　在加入吕卿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犯罪团伙之前，叶翔以3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一个肾脏。和叶翔一样，昨日上午，在江干区法院受审的包括吕卿在内的9名被告中，8人有自己卖肾经历(其中6人卖掉了自己一个肾)。　　更为恶劣的是，在供体的得到与受体的付出之间，巨额的利益都流入了非法中介的手中。本案中被告的行为使得原本分散、零星的出卖人体器官行为，变为有序并且大规模。由此，便形成了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交易链。　　9名被告6人卖了肾　　在庭审讯问过程中，检察官和法官会问每位被告人是否卖过自己的肾，原因是什么？9名被告8人有卖肾经历，其中6人卖掉了自己一个肾。原因包括要还债、找不到好工作、家人生病急需钱，听上去似乎有理，其实很荒唐。　　吕卿(1986年出生，浙江新昌人)：我因为欠债，2011年5月与中间人通过网络联系将自己的肾卖了，手术是在长沙做的，手术时蒙着头蒙着眼睛进去。原本中间人承诺卖一个肾可以拿到4万，后来只拿到3万。我觉得中间人有利可图，于是开始组织人卖肾。　　向府成(1991年出生，湖北巴东人，吕卿成功交易的第一个供体)：我来杭州卖肾是2011年7月，之前在老家和人合伙开网络工作室亏了钱，欠了债，当时只想弄钱还债，通过网络联系到吕卿，最后以4万元的价格把一个肾卖了，还了1.7万元的外债。　　沈佳(1985年出生，浙江海盐人)：我因为欠债，一时想不开来杭州卖肾，后来在景德镇做的手术，卖肾获得4万元。之后来杭州养伤，并负责供体的接送和日常生活(注：一开始是向府成负责其他供体的日常生活，后来沈佳接手)，卖肾的4万元被吕卿借走1.8万，后来还了5千元。　　白洋(1984年出生，吉林白城人)：我是2004年卖肾的，中间人承诺一个肾8万元，但自己卖肾之后没拿到钱，后来听说中间人在杭州出现，于是来找人，认识了吕卿。帮忙跟过四个单(检察官纠正是五个单)，其中两个交易成功。　　叶翔(1987年出生，杭州富阳人)：我以前犯过罪，工作不好找，无意中看到网上卖肾的信息，联系吕卿后，手术是在江西景德镇做的，卖了一个肾拿到3万元。之后，帮吕卿跟过两个单，带供体去江西和云南，但都未配对成功。　　顾小磊(1991年出生，四川梓潼县人)：家里生活困难，工作又找不到合适的，2012年5月通过吕卿把一个肾在山东卖了，拿到3万元。　　此外，同案的被告人中，殷伟(1977年出生，四川南充人)和陈宇(1987年出生，吉林双辽人)都表示自己因体检没通过或配对没成功，没把自己的肾卖掉。殷伟解释，自己卖肾是因为母亲做手术要钱。　　庭审揭开地下非法人体器官交易链　　根据吕卿和沈佳等人的说法，贩卖供体的肾脏主要经过以下流程：网上发帖找肾源(供体)，供体人到杭州后先去体检(地点在杭州笕桥附近一家医院)，体检合格再配型(一开始在杭州庆春路附近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后来这家医院配型时间长，就找了长沙一家医院)，将配型数据发在网上，通过网络联系受体中介，配型成功后将供体送往受体所在地手术。　　吕卿和沈佳等自己卖过肾的人都提到，他们被带去手术的地方都是很小的诊所或者药房临时搭设的手术室，手术完后在当地休息几天，便回到杭州养伤。　　手术前，供体来杭州的交通住宿和伙食费由吕卿提供，去外地手术(卖肾)时的车票也由吕卿负责，手术后的车票则由受体中介承担，回杭州养伤期间的一切费用则由卖肾者本人负责。　　吕卿一开始是网上发布寻找肾源信息，来联系卖肾的人多了，于是建了QQ群，起先是在乔司，后因住的地方太小，便在江干区丁桥附近的长睦锦苑和银鼎商贸城两处租房，集中供养大量卖肾者。　　向府成、殷伟、顾小磊等人在等待卖肾或自己卖完肾之后，加入吕卿团伙负责招募供体。他们的收入靠提成：招募到一个供体来杭，体检合格，可以拿到500元；另一种是供体招募到后先不拿提成，等配对并且卖肾手术成功后，可以拿到最高3000元的提成。　　每个供体成功手术卖肾后，吕卿一般可以拿到1万元的中介费(其中两例分别拿到2万元)。　　吕卿说，每个供体卖肾都是自愿的，到后来他还与每位供体签订了自愿捐肾协议，一来证明自己没有强迫，二来防止卖肾者反悔。　　根据检察官当庭提交的证据，2011年11月至去年5月半年左右时间里，这个团伙至少成功卖了11个人的肾(吕卿和白洋两人除外)，吕卿获得中介费16万余元，而沈佳和向府成等人卖肾的钱也大部分被吕卿借走用于继续组织“肾源”。　　供体来杭的接送以及体检，都由郝士兵(1975年出生，河南邓州人)负责，案发前他是杭州某公司的修理工，自己平时开黄鱼车。他还送吕卿和卖肾的供体去过上海和湖南长沙。　　卖一个肾得2万元　　却要付出一生代价　　检察官说，在整个办案过程中心情一直非常沉重，有个问题值得关注，“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愿意成为出卖器官的‘供体’？”　　检察官分析，卖肾者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认为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二是认为割掉一个肾对身体健康并不会造成很大影响。　　“除去各项费用，卖肾者最终只能获得2万元左右，而付出的却是一生的代价！”检察官说，卖肾者卖一个肾获得3.5万元加一个红包，而此后还要担负自身康复所需要一切费用，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庭审过程中，各被告都说到，卖肾后，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从前，不能干重活，容易出现疲劳等等，况且这还是在年轻的时候。　　此外，检察官指出，吕卿等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和类似手术是被我国法律禁止的，不可能在各大正规医疗机构内进行，都是在一些地下的小诊所实施手术，完全得不到应有的安全和医疗保障。　　同时，在等待配型的过程中，往往又经不起诱惑，加入到团伙中，最终触犯法律，从一个受害者变成害人者。　　检察官认为，吕卿是整个犯罪的发起者，主要负责掌控全局及与其他中介的联系，被告人沈佳负责供体的招募以及供体的日常生活起居，被告人向府成、殷伟、顾小磊负责招募供体和跟单，被告人白洋、叶翔、陈宇负责跟单，被告人郝士兵负责开车接送。上述各被告人共同合作完成了整个组织他人出卖肾脏的行为，均具有一定的作用，是整个犯罪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案的各被告人均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其中，被告人吕卿、沈佳情节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庭审从上午9点15分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半结束，法庭将择日宣判。　　-新闻延深　　法律严厉禁止非血亲之间的活体器官移植　　早在2007年，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特别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摘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而且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　　不过，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对“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没有明确范围，曾导致非法组织出卖的人体器官进入正规医院。2009年，卫生部专门出台《关于印发规范活体器官移植若干规定的通知》将“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仅限于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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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16:54:26
舒镇 资料图
舒丰义神情沮丧地坐在医院过道上。黄平 摄
　　“肾是我自愿卖的，得了两万块钱。”昨天，当着（广东）东莞警方的面，舒镇对前去探望他的父亲如是说。面对为何卖肾，当初为何撒谎等诸多追问，他则避而不谈，让本已真相大白的案情，一时间又变得扑朔迷离。
　　天刚亮 父亲动身去病房
　　昨日凌晨零时左右，舒丰义抵达东莞市麻涌镇时，风雨交加，他徒步来到麻涌医院前面的广场，抬头仰望着儿子房间的灯光，任凭雨水淋湿头发。
　　寒风吹来，他打了个冷战，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但他丝毫没有退缩。房间里的灯亮着，这似乎给了他探子的勇气。
　　他久久地凝望着，阵阵寒风夹杂着冰冷的雨水浸入他的衣襟，他冷得发抖。在记者的催促下，他才慢慢离去。
　　天蒙蒙亮，舒丰义就已翻身起床，在房间里伸腰活动一番后，他掏出一根烟，拉开窗帘，坐在窗前，紧皱着眉头。“头好痛，没睡好。”他朝记者点了点头。
　　早上8时，他朝一公里之外的麻涌镇人民医院走去。左手粉红色的布袋里，装着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那是他当初临行前，专门从涪陵给儿子带来的。
　　雨后的麻涌医院，空气格外清新。“请问那个丢肾的重庆人，住在哪里？”舒丰义来到医院一楼大厅，向一名导医询问道。得到答案后，他忐忑不安地跨进了开往五楼的电梯。
　　警戒严 民警们24小时值守
　　出电梯后，舒丰义神情沮丧地向右拐，30米左右的走廊尽头，站着一名面对着他的保安。
　　保安左边有三个房间，身边拉着一道警戒线，四个铁栅栏将通往房间的过道截断，只留有一个能侧身通行的口子。最靠窗的那个房间里，住着舒丰义日思夜念的儿子舒镇。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在门口把守着，透过尚未全部关严的房门，记者看到几名警察正在里面忙碌着。
　　“晚上这里把守特别严，警察24小时在警戒，陌生人一律要遭盘问。”在麻涌镇经营水电安装工程的荣昌人朱先生告诉记者，他妻子前晚也在这家医院医治，当时那里就聚集着很多警察。
　　现场一名警察告诉记者，因丢肾一案案情特殊而且重大，他们必须这样做。
　　道真相 2万元卖掉左肾
　　舒丰义被喝住盘问时，主动拿出前天下午在涪陵当地居委会和警方开具的介绍信，信中证实他和舒镇是父子关系。一名警察看了介绍信，又反复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后，称要向上级请示。
　　漫长的等待中，舒丰义不时摸着头说，“头痛得好厉害。”
　　舒丰义此行的最终目的是，想早点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他要当面质问儿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午9：30左右，东莞警方一负责人赶到现场，再次核查证件后，舒丰义被允许进入病房。
　　门被轻轻推开，里面4名警察“呼”地一声，警觉地站了起来。
　　“爸爸，我对不起你。”舒镇挣扎着坐起来说道。他是几分钟前，才从警察那里得知父亲要进去看望他的。舒丰义嗫嚅着嘴唇，双眼通红，望着儿子那消瘦的脸庞，一时间竟然失语。
　　舒丰义走过去，紧紧地拉着儿子的双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先前准备好的一大筐话，此时竟无语凝噎。
　　“你一定要说真话，要好好配合警察，把事情调查清楚。”舒丰义平复了情绪之后，给儿子拭了拭泪珠，轻声说道。
　　舒镇抬头看了看父亲，然后很快避开眼神。
　　此时，病房的气氛有些压抑，安静得可以听到窗外传来的车流声。
　　“今天的温度很低，你冷不哦？”舒丰义率先打破短暂的沉默，边询问边给儿子理被子。
　　舒镇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双目紧闭。几秒钟后，他微微睁开眼，头转向父亲，低沉而自责地说：“那个左肾是我自愿卖掉的，我得了两万块钱。”
　　真相大白，尽管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但舒丰义还是不敢相信儿子说的是真的，他扯大嗓门吼了起来，“你啷个要这样做哦？”这样的话，他一连问了三遍，但每一遍儿子都用摇头或叹息来回答他。
　　“你卖肾究竟是为了啥子？”片刻的平静之后，舒丰义又对儿子吼了起来。“你莫要问了。”面对父亲的质疑，舒镇突然显得有些不耐烦，情绪也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想到舒镇每次癫痫病发作，都是因为感冒或情绪激动引发的，舒丰义不敢再刺激儿子，仅探视了5分20秒就退出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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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镇 资料图
舒丰义神情沮丧地坐在医院过道上。黄平 摄
麻涌医院 黄平 摄
舒丰义给儿子买衣服 黄平 摄
　　“肾是我自愿卖的，得了两万块钱。”昨天，当着（广东）东莞警方的面，舒镇对前去探望他的父亲如是说。面对为何卖肾，当初为何撒谎等诸多追问，他则避而不谈，让本已真相大白的案情，一时间又变得扑朔迷离。
　　天刚亮 父亲动身去病房
　　昨日凌晨零时左右，舒丰义抵达东莞市麻涌镇时，风雨交加，他徒步来到麻涌医院前面的广场，抬头仰望着儿子房间的灯光，任凭雨水淋湿头发。
　　寒风吹来，他打了个冷战，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但他丝毫没有退缩。房间里的灯亮着，这似乎给了他探子的勇气。
　　他久久地凝望着，阵阵寒风夹杂着冰冷的雨水浸入他的衣襟，他冷得发抖。在记者的催促下，他才慢慢离去。
　　天蒙蒙亮，舒丰义就已翻身起床，在房间里伸腰活动一番后，他掏出一根烟，拉开窗帘，坐在窗前，紧皱着眉头。“头好痛，没睡好。”他朝记者点了点头。
　　早上8时，他朝一公里之外的麻涌镇人民医院走去。左手粉红色的布袋里，装着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那是他当初临行前，专门从涪陵给儿子带来的。
　　雨后的麻涌医院，空气格外清新。“请问那个丢肾的重庆人，住在哪里？”舒丰义来到医院一楼大厅，向一名导医询问道。得到答案后，他忐忑不安地跨进了开往五楼的电梯。
　　警戒严 民警们24小时值守
　　出电梯后，舒丰义神情沮丧地向右拐，30米左右的走廊尽头，站着一名面对着他的保安。
　　保安左边有三个房间，身边拉着一道警戒线，四个铁栅栏将通往房间的过道截断，只留有一个能侧身通行的口子。最靠窗的那个房间里，住着舒丰义日思夜念的儿子舒镇。一名穿制服的警察在门口把守着，透过尚未全部关严的房门，记者看到几名警察正在里面忙碌着。
　　“晚上这里把守特别严，警察24小时在警戒，陌生人一律要遭盘问。”在麻涌镇经营水电安装工程的荣昌人朱先生告诉记者，他妻子前晚也在这家医院医治，当时那里就聚集着很多警察。
　　现场一名警察告诉记者，因丢肾一案案情特殊而且重大，他们必须这样做。
　　道真相 2万元卖掉左肾
　　舒丰义被喝住盘问时，主动拿出前天下午在涪陵当地居委会和警方开具的介绍信，信中证实他和舒镇是父子关系。一名警察看了介绍信，又反复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后，称要向上级请示。
　　漫长的等待中，舒丰义不时摸着头说，“头痛得好厉害。”
　　舒丰义此行的最终目的是，想早点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他要当面质问儿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午9：30左右，东莞警方一负责人赶到现场，再次核查证件后，舒丰义被允许进入病房。
　　门被轻轻推开，里面4名警察“呼”地一声，警觉地站了起来。
　　“爸爸，我对不起你。”舒镇挣扎着坐起来说道。他是几分钟前，才从警察那里得知父亲要进去看望他的。舒丰义嗫嚅着嘴唇，双眼通红，望着儿子那消瘦的脸庞，一时间竟然失语。
　　舒丰义走过去，紧紧地拉着儿子的双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先前准备好的一大筐话，此时竟无语凝噎。
　　“你一定要说真话，要好好配合警察，把事情调查清楚。”舒丰义平复了情绪之后，给儿子拭了拭泪珠，轻声说道。
　　舒镇抬头看了看父亲，然后很快避开眼神。
　　此时，病房的气氛有些压抑，安静得可以听到窗外传来的车流声。
　　“今天的温度很低，你冷不哦？”舒丰义率先打破短暂的沉默，边询问边给儿子理被子。
　　舒镇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双目紧闭。几秒钟后，他微微睁开眼，头转向父亲，低沉而自责地说：“那个左肾是我自愿卖掉的，我得了两万块钱。”
　　真相大白，尽管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但舒丰义还是不敢相信儿子说的是真的，他扯大嗓门吼了起来，“你啷个要这样做哦？”这样的话，他一连问了三遍，但每一遍儿子都用摇头或叹息来回答他。
　　“你卖肾究竟是为了啥子？”片刻的平静之后，舒丰义又对儿子吼了起来。“你莫要问了。”面对父亲的质疑，舒镇突然显得有些不耐烦，情绪也开始变得激动起来。
　　想到舒镇每次癫痫病发作，都是因为感冒或情绪激动引发的，舒丰义不敢再刺激儿子，仅探视了5分20秒就退出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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