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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我是新疆工程学院的学生家住玛纳斯今年想回甘肃老家买票能享受优惠吗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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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特稿:你所不知道的乌市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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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你所不知道的乌市众生相
<font color="#FF 人阅读&&日期： 19:55:45&&作者/来源：南方新闻周刊
【大公网讯】毫无疑问，今年以来，最让中国人震惊、刺痛和愤怒的，就是境内外「三股势力」策划的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
在漫长岁月里，新疆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创造了了不起的业绩。民族有别，信仰有别，饮食有别，风俗有别，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融合在一个伟大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边。这是比石油和黄金珍贵百倍的财富。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新疆不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乌鲁木齐这个最遥远的内陆城市，不可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得如此繁华、如此现代。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关爱，更多的互助。
惟有如此，新疆才真正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家园。
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一直保持我们的期待：期待这片神奇的土地开出更美的精神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物质的果实。
二道桥周边众生相
7月11日，下午6点，太阳依然炙烤著二道桥。
解放南路的热比亚商贸大厦对面，11岁的男孩马尔丹正在忙碌。学校6月21日开始放暑假，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在父亲开的巴哈德尔喀什特色冰淇淋店里帮忙。
马尔丹的汉语说得很好，因为他在黑龙江生活过5年。不过，东北话已经忘了大半，因为现在读的是民族学校，平时说维语比较多，只有在店里遇到汉族客人的时候，他才充当起翻译和传话的角色。只是现在特别空闲，更多时候他都在照看小妹妹，因为顾客稀少。
正常状况下，这个时节正是二道桥生意最热闹、游客最多的时候。当地有个说法，不到二道桥子，就不算来过新疆。这里向来是各民族商贾和远方游客云集的地方。
但是这一天我们没有看到游客。虽然二道桥的小店陆续重新开始营业，人气已经开始聚拢起来，但走在街上的，基本上都是维吾尔人，空气里除了打和烤羊肉的香味，还有些许紧张和惊魂未定的气息――现在的二道桥，武警比普通人多。
冷清了几天的街边，摆起一个临时市场，用写著「坚决拥护民族团结，打击分裂主义」的横幅围起来，豆角、茄子、西红柿、西瓜，一堆堆摆在地上。几天没出门的人们，把蔬菜大捆大捆地往家里搬。也有出来透透气的，见到熟人打个招呼相互问候一声，随手接过一张《新疆日报》号外的维文版。
街头照相师艾力：汉人不来，我们没法赚钱啊
在家里待了几天后，艾力也开始回到二道桥摆摊了。
艾力是从南疆来的，家乡在喀什，5年前来到乌鲁木齐，在二道桥市场前面摆了一个小摊，胸前挂著个NIKON D40单反相机，给过往游客拍照，每张5元，即拍即取。如果骑上骆驼拍照的话，每张10元。这只从阿勒泰运来的骆驼，「一天能给我们赚100块」。
艾力的摊位占据著一个很好的地理位置：正对著二道桥市场大门，门前是100年前二道桥的木桥遗址，桥上有个阿凡提雕像，站在桥下，就能把最有符号意义的一切摄入镜头。平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赚400元，除掉每月1200元的管理费，平均每个月能赚四五千块，比起在老家的收入，多得多了。
给我们拍完照后，艾力又在炽热的阳光下，看着周围的人群发呆。
信息服务中心员工亚森：我有很多汉族朋友
同样门可罗雀的，还有阿迪里温暖世界信息服务中心。本来，这里最多一天能有十几个人来寻找招聘信息，现在，山西巷子的早晨静悄悄，乐器厂院子里只听到鸟儿的叫声。服务中心的4个员工，一个回阿克苏老家，两个出去了，只有亚森一个人在看守店面。
亚森的老家也在阿克苏，2000年考上新疆建设学院，来到乌鲁木齐，学的是工程建造。和很多其它地方的大学生一样，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好找，能学以致用的人并不多，只有几个同学回和田老家，才能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亚森先是到了一个计算机培训中心当代课老师，3年后，培训中心倒闭了，正好温暖世界残疾人艺术团招聘电工和计算机工人，便来到了艺术团。这个服务中心也是艺术团开的。
以前，亚森为自己的工作发愁，现在，他的工作就是给别人介绍工作。主要是南疆来的民工，有技术的人可以做电焊工之类的技术工人，没有技术的也可以找找搬运的工作。懂汉语的人，工作好找一些，但不懂汉语的人更多，语言不通。找工作之外，他们还要帮工人们签合同，甚至讨工资。
金融危机的大潮也冲击到这个亚洲最内陆的城市。去年，搬运工每个月能拿到2500元，今年管吃管住有1000元就不错了。建筑工地上，小工的行情也在走低，以前一天能赚100元，现在每天只能拿到50元，因为工地少了。相比之下，从事民族特色工作的，相对好找工作，比如打的，这几天还有餐馆过来招聘，但收入要比小工低，普通的打工作，一个月800元，技术好的每个月拿到1200元。
这家服务中心开业大半年来，只做过两个汉族人的生意，介绍的都是搬运的工作。后来，亚森给他们介绍了一家托运公司的工作。
亚森戴着眼镜，爱笑，话不多，轻声细语。毕业几年，他的心境已经改变很多。大学的时候，他天天泡吧，现在「去了酒吧就头痛，太吵了」，也不喜欢到KTV唱歌。
平时，他更愿意呆在租来的房子里看电视，偶尔去网吧上网，玩玩QQ幻象游戏，看看新闻，「经常上联合早报网，因为新闻多。」还有，和以前的老同学聊聊天，包括很多汉族同学。在成人教育班上，50个人里，包括他在内，只有3个维族同学，「那时候，汉族朋友比维族朋友还多，大家的关系都很好。」工作后接触的多半是维族同胞，和原来的朋友联系就少了。
27岁的亚森，和很多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开始为未来的生活盘算，因为结婚了。买房是最主要的目标，但「房价太贵了」，二道桥周边的二手房，最便宜的均价也要3500元，「买不起」。
诗人萨黛特：儿子最重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艾力和亚森为了生计发愁的时候，不需要为生计发愁的萨黛特?加马力，则在担心自己刚刚留学回来的儿子。
一年前，儿子要上中学，萨黛特和丈夫觉得，美国的教育和中国不一样，对小孩综合能力的提升可能更好一些，就把儿子送到加利福尼亚上中学。这几天，小孩放假回来，变化甚多，「懂的东西多了，见识也广了，他的思想和我们的思想不太一样了，有什麽就说什麽。」但是，萨黛特显得有些担忧，「孩子年纪比较小，还是要尽量少说话，多学点东西。」
回国后，儿子问萨黛特，有没有什麽养老院，他想去做义工，「我说你休息好就行，不让他去，他还是想去。」在父母眼里，15岁的儿子还是小孩子。儿子表示反对：在美国，这个年纪已经是很大很成熟了。「他对科技感兴趣，说毕业后要怎样去发展。」
儿子甚至还会给母亲上课。有一次，儿子跟萨黛特说，「妈妈，你太闲了，你要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看点书什麽的，要有自己的生活。」在儿子看来，母亲的工作太轻松了。
事实上，萨黛特算得上成功人士了。丈夫在央视工作，她在乌鲁木齐的木卡姆艺术团上班，拉大提琴，业余时间写诗。最早是在西安和兰州上学的时候，因为想念家乡，开始写诗，
九叶集的一位老诗人唐曾经悉心指点过她。如今她已经是新疆小有名气的诗人了。
萨黛特是柯尔克孜族，故乡在那拉提草原。现在她每年都会回那拉提，凝望她心爱的群山和草原，周围一片寂静，生活非常悠闲。早年，她在草原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成长的时间，更多是在阿克苏兵团司令部大院。院子里只有3户少数民族人家，从小她就和汉族小孩一起玩，幼儿园就开始学汉语，没有上过民族学校。她的诗歌也是用汉语写的。
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哈萨克族一样，属于游牧民族。在老家，说民族语言、喝奶茶、吃手抓肉。饮食上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没多少区别，信仰也一样，都是伊斯兰教。在乌鲁木齐的家里，她和孩子也说维语，但主要还是以汉语为主，因为爱人是东北的满族，只能说一些简单维语，「也不信仰什麽」。生活上倒是按照萨黛特的习惯来，没有什麽冲突。
儿子从美国回来后，时差还没倒过来，清晨五六点开始睡觉，下午4点钟起来。「这样也好，在家里待著不出去，安全。前两天我们都不敢出门。」萨黛特说。
「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心理上有种无形的压力。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会过去的。」7月5日那天，萨黛特在外面，听说自己住的胜利路那边出事了，「一想儿子还在家里，一下就懵了，满脑子都是儿子。」立刻往家里跑。对她来说，儿子是最重要的。
艺术家普拉提：很多人不了解新疆
在萨黛特的同事、新疆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的维族小伙子普拉提眼里，萨黛特的这种观念，和他父母那一代人比较接近，「他们那代人，光是养孩子，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除了养小孩，还要自己的生活。」
普拉提有3个姐姐3个哥哥，在家里排行老七，只有他一个人从事文艺工作，其它哥哥姐姐都是做小生意的。现在，29岁的他也有了一个一岁半的儿子。他觉得再生一个就够了，不会跟父母一样连生7个，「你要负责任啊，养小孩要成本，以后留学也好，娶老婆也好，不能不管啊。像父母那样有7个孩子，自己的生活就没了。我还想要自己的生活。」
用普拉提的话来说，他属于「见多识广」的人。他在香港生活过半年，在中环的一个新疆餐厅里唱歌。那是2005年，那边的餐厅找人去唱歌，包吃住，收入比在新疆高一半。他们通过新疆外办的特批，办了半年的工作签证。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人一见我们就说英语，我们说不懂，问他们懂不懂国语，把他们吓了一跳。」
「那边生活特别好，我非常喜欢香港，每天都会出去玩，经常泡吧。那里夜生活特别丰富，特别有趣。今年没时间的话，明年一定要再去一趟，自己去旅游。」普拉提至今怀念香港的生活，虽然「那边消费太高了，一般都是跑到深圳买烟和酒」。
因为经常到世界各地演出，普拉提觉得，很多人对新疆并不了解，「太远了，没来过，像你们从广州过来就要5个小时。一般人只通过那些卖羊肉串的、打的来了解新疆人，电视台播到新疆也大多是山、沙漠之类的。我们刚到内地去的时候，好多人都问：你们上街要骑马吗？喝的是山上的矿泉水吗？那边有飞机吗？我说我们新疆比你们这里发展得还快呢。」
比起已经成为驴友眼里的圣地的西藏，新疆在外地人眼里更为神秘。普拉提认为原因在于，「一方面是远。一方面是拉萨有布达拉宫之类的佛教圣地，汉族人里信佛的很多，会到那边拜一拜，说一说心里话。相对来说，宗教亲近感就要比新疆好一点。对于伊斯兰教，他们不是特别了解。」
仅从城市外观上看，乌鲁木齐的南门以北，与内地大城市的区别的确不大。现代化的大商场里，也不乏昂贵的、任何大都市都有的品牌货。像普拉提这样的年轻人，穿著牛仔裤和T恤，开著福特蒙迪欧穿梭在高楼大厦里，说著流利的普通话。平时听的音乐，也有国语和外国流行歌曲。国语歌手里，普拉提最喜欢张信哲；外国歌手，则是「那个刚刚去世的Michael哥哥，从14岁就开始听他的歌」。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里，很多人都会模仿杰克逊最出名的「太空漫步」。
普拉提和所有城市里的年轻人都一样，工作之外就是娱乐，晚上经常会去泡吧。不过，传统的力量还在，比如饮食，也会吃海鲜和西餐，但是「新疆的抓饭、拌面太好吃了，我们还是吃这些比较多」。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有，但是不是很多。「我听说的维族人和汉族人结婚的很少很少，在我周围的圈子里，有一两个吧。」普拉提说，「感情的问题说不定，如果你真的爱上她，或者她特别喜欢你、尊重你的一切，也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
汉族朋友很多，对门的邻居就是汉人。他们过古尔邦节的时候，汉族朋友会过来一起玩；汉族朋友过春节的时候，他们也会给对方小孩压岁钱。普拉提以前上的是民族学校，汉话却说得很标准，「主要是在与汉人的交往里练出来的」。
普拉提跟著木卡姆艺术团一起到世界各地演出，「让他们慢慢了解维吾尔族的文化」。正式职业之外，他还有一个时髦的身份：流行歌手。他和两个维族朋友组了一个流行乐队，叫「清晨组合」，已经出过一张汉语专辑，叫《使者》，是马来西亚一家唱片公司出的。
「他们的乐队现在是很有实力的年轻乐队。」木卡姆艺术团舞蹈组组长艾沙江这样评价普拉提的「清晨组合」。
艾沙江和普拉提一样，也是「见多识广」，而且经历更丰富。他曾在马来西亚生活了6年，学了一年英语和3年酒店管理。因为喜欢跟人打交道，毕业后，在吉隆坡一家五星级酒店上了两年班，也给旅游团当过翻译。除了维语和汉语，他还能说英语、马来语，甚至粤语，发音颇为标准。3年前，他在金银路开了一个双语幼儿园，最初收了50个小孩，现在已经有130个小孩，「各民族的孩子都有」。
对于城市里生长的这一代维族年轻人来说，「现在的生活，可能比内地人还现代」。他们天生地喜欢娱乐，乐观开朗，观念开明，「我们不是那种赚到钱才去玩的，我们是边赚边玩，好多内地朋友是赚够几万几十万才去玩，我们是赚几千块就玩几千块，花完再赚的月光族。」
乾洗店老板韩亚兵：做维吾尔人的生意
与普拉提不同，一些到新疆打工的内地人，在消费观念上更保守。在团结路福寿巷开乾洗店的韩亚兵就觉得，「咱们的传统讲究勤俭节约。」
2000年，过完春节后，韩亚兵和妻子张学峰就来到乌鲁木齐打工。
这座城市给他们的第一印象并不是那麽美好。「刚来的时候，马路路况很差。河滩路那边，还全是土坯房。」张学峰印象最深刻的场景是，刚出火车站的时候，看到雪都是黑的。「很久都没能见到太阳，污染特严重。2002年开始好转，现在比以前好几十倍了，高楼盖了很多。」
到乌鲁木齐之前，夫妻俩在陕西咸阳老家打工，一个是厨师，一个是裁缝，听在新疆的老乡说，这边的活相对多一点，勤快点的话，总比在老家守著几分地好，便把4岁的儿子留在老家让父母带，两口子背起行囊来到新疆。
打了几年工之后，他们把这个乾洗店承包下来，每年交8500元管理费，现在每天能赚一百多块，「比打工好。」这个小区就在二道桥，做的大多是维吾尔人的生意，很多维吾尔人「比汉族人还讲究体面，衣服要穿好的，外表看上去干净」，所以经常光顾他们的洗衣店。
他们至今没有融进这里的环境。还是喜欢吃陕西的羊肉泡馍，偶尔上回族馆子吃一顿。交往的圈子也基本局限在老乡的范围里。
现在，二道桥已经从骚乱回复到平静。采访的时候，就有4个维族老顾客过来，大家平静地交流，交易。
一个维族小伙子见到张学峰就问：「阿姨，你们上午没开门？我过来洗衣服的时候你们不在。我已经几天没出过门了。」小伙子笑著说，他想在胸前和背后分别纹上4个字：民族团结。前面是汉语，后面是维语。
画家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住在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别墅区里，他的房子和大门只隔了一个水池和一棵梧桐。7月7日这一天，小区里外人声鼎沸，他看到小区里的汉人――他们多是事业有成的商人，好像准备和外面的年轻人队伍会合。
他按动一个黑色的遥控器，自家房子一到三层的窗玻璃外，开始缓缓落下铁制的「百叶窗」，「一个月前政府给我装上的，我当时还问干嘛要装，他们说要保护乌市的文化名人。」克里木说。然后他乘坐室内的电梯，到了五楼的露台，吃起烤肉来。
好几天没有出门了，「这些天吃的菜都是汉族朋友送过来的」。这段日子让他想起了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幽暗岁月，那个时候，也是除了作画，别无他事可干。
都没离开专业
克里木是乌鲁木齐人，自小随父母去了南疆的莎车县，并在那里长大。从1953年上小学到1960年初中毕业，他一直疯狂地热爱绘画，业余时间总花在临摹马恩列斯毛这些领袖的肖像上。
不过那只是兴趣而已，在1960年以前，他并不知道绘画可以成为一门专业，甚至有专门的院校来教授。那一年，中央民族学院来南疆招生，喜欢画画的同学们都去考试，「很偶然的机会，考上了民大附中，去了北京，这个对维族人来说很难得的，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机遇。」
13岁，从莎车去北京，几次换乘交通工具，要走上10天时间，到了北京又赶上困难时期的开始，民大的条件比其它高校好一点，总算没饿著。在北京待了8年，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本科，中间回了两次家，「学校出路费，4年可以回一次家」，年纪小，想家想得又哭又闹，但好处在于，「每年寒暑假留在学校，可以画画，每周周末不出去，可以画画，每天下课了，也可以画画……」
1965年中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学生克里木随工作队去了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那个县位于湘粤桂交界的山区，是广西最穷的地方之一。有一点幸运的是，别人都离开业务搞运动，自己搞运动不用脱离业务。他和3个同学3个老师成立了美术宣传队，到农村画斗地主的宣传画，还画组画，有系统地揭露「地富反坏右」。「画的都是真人真事，很生动，哪里个出纳，哪里个会计贪污了，我们画得基本像他。」画得很起劲，到最后不知道是利用运动搞业务，还是利用业务搞运动，但无论如何，跟著老师一块画，「总算锻炼出来了」。
接著就是文革，工作队成了斗争对象，被赶回了柳州。坐火车回北京，出北京站一看，到处都是红袖章，到处都是标语……傻眼了。
系里也分成了两派，「我也加入了派别，但是不参加辩论，不参加游行，只写标语，画宣传画。」
还是画宣传画。姑且，总算，「还是没有离开我的专业」。
1968年大串联，坐免费火车到了上海、南昌、长沙，又从瑞金徒步走到井冈山，被告知当年在这里会师的，不是毛泽东和朱德，而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历史课本上不是这样写的呀？历史写错了！现在我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当时我心里就不服。」克里木说，没办法，就一路画速写吧。
这一年，克里木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在麦盖提县和巴楚县之间，有一片巨大的戈壁，这里有新疆最大的劳改队，离劳改队不远，有一个部队农场，我们就到那里，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一起来的大学生，后来有成为自治区领导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臭老九」，维族解放军战士和他们握手时，是要捂著鼻子的。「军官也知道我们是人才，但他们说，既然政府让你们来，我们也只能好好‘教育’你们。」克里木对往事的叙述，省略了残酷与屈辱，剩下的都是黑色幽默。但他自己从来不笑。
当时睡的是地窝子，早晨起来落了一嘴沙，听到喇叭响，含沙就喊「毛主席万岁」。要知道，毛主席的相片贴满了整个农场的每一间屋子，澡堂和厕所也不例外。大学生调皮得很，总是事无巨细地向排长请示汇报：报告排长，我刚才挖鼻子了！报告排长，我昨天晚上做梦了！大家听了哈哈大笑，排长就骂两句了事。「其实我们都知道上面的政策不对，」克里木记得，后来成为自治区领导的一位同学对他讲，政治就是西瓜嘛，左推一下右推一下的。
文革时新疆的两派斗得挺厉害，但派系从来没有按照民族划分过，「那时候的干部，对于毛主席说的‘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落实得好，出了问题也检讨得好。」
两年间，克里木又画了几百幅毛泽东和林彪像。
不喜欢照顾
1978年，中央美院招研究生，其时克里木在新疆已经颇有名气，「但中国这麽大，不知道别人画得怎麽样呀！」在刘秉江老师的鼓励下，他再次来到北京，准备报考。
在报名处，他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接踵而至，又不免心虚，「当时刚刚兴风衣，他们都穿著黑色的风衣，头发披到肩膀，提著画箱，派头特别足。」可是，在看了他们的作品后，他的信心恢复了。
不计其数的报考者中，超过1000人的作品被留下，这其中的27个人拿到了准考证，最终9个人被录取，克里木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学生，他的同学包括陈丹青、孙景波等，「这是我的又一次机遇，当时还拍了《克里木考上研究生》的纪录片，在全国播放。」
「我们这批人思想特别解放，我记得孙景波、陈丹青他们一边画画，一边聊天，聊的内容我都吃惊。」
「他们都不抽烟，就我抽，孙景波让我戒烟，我说，就这麽点抽烟的自由你们也要干预。结果他们就大为惊讶：哎，克里木这小子竟然也懂得‘自由’！」
研究生毕业的创作，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克里木的《麦喜来甫》最为出众，「打破了那种‘红光亮’的创作模式。」
克里木现在是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院长，事实上，从1981年回到新疆担任新疆画院副院长起，他就一直没脱离管理工作，但这并没影响他的创作。「我画画的时候，他们要是来汇报工作，我就不停笔，让他们说，反正上来废话也多，等到他们说到有用的，我就注意一下，不耽误。」
1992年，他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组织部要求推荐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的业务好，所以取得了这个政治待遇。」他连续5年提出建新疆美术馆，不过愿望至今尚未实现，「团里就我们几个专家，还有大学的教授爱放炮，头两年我还提教育投入、文化投入，后来也不说了。」
他到北京从来不戴帽子，不穿民族服装，「有人要穿是他们的事情，我在民大读书时就是喜欢穿什麽就穿什麽。」
他主持评先进，把民族比例问题放到一边，「维族人画得好，全评维族人，汉族人画得好，全评汉族人。」从新疆画院，到艺术学院，始终如此。他坦言，不喜欢「照顾」，「照顾的应该是妇女儿童老人，应该是残疾人，这个观点我到处讲，特别是在我们维族人的饭桌上，」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愿意‘照顾’，是他们的事情，你努力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只要你的专业水平比他强，就会得到尊重。」
我相信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
7月7日，新疆师范大学校长阿提?苏力坦比克里木紧张得多，因为有传言说外面的抗议人群要冲击学校，1000多名聚集在校园的空地上，准备自卫。
「你想一想，万一有学生冲出去和外面的人冲突被打了，消息再传回学校来，会怎麽样？」阿提穿过这些学生，站到最高处，冲他们喊话，他试图用半开玩笑的口吻，缓解已紧张到极点的气氛，「你们放心，我们会保护你们，你们要是胆子小，就躲在我后面，要打也是先打我这个老人。」
我1950年出生在乌鲁木齐二道桥附近的团结路，小的时候乌鲁木齐冬天比现在冷，吐口唾沫掉下去就是冰，下了雪也没人打扫，在道路上结成冰。那时马路上也没有几辆车，我们好容易看见一辆车都会兴奋地追。因为车少，所以在马路上滑冰也很安全。拿木头板子上面钉铁条，再捆绑在毡筒上，就做成了冰鞋，那是我们小时候最大的乐趣。
现在乌鲁木齐有200万人口，一到冬天就烧锅炉，可是那个时候我父母每到冬天最发愁的就是怎麽搞来几吨煤。你要排队，要找车，要托人，好容易弄来一车煤，又要卸很久，每个人都在搬煤，一直到人人都一身黑黑的，把煤都搬回家才放下心来。
我的父母都是维语学校的领导，我也是「民考民」(从小在维语学校念书)，小时候也有汉族的玩伴，但我不太会说汉语。我从小喜欢读书，特别喜欢文学作品，这是我的第二个乐趣，但维吾尔作家写的书不多。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和乌兹别克斯坦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当时都属于苏联呢)有两个出版社，出版维文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但主要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俄国真正的名著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还是不容易读到。
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维文的也比较少，我记得有《上甘岭》、《保卫延安》、《红岩》、《红旗谱》等等，《红旗谱》还只译了第一部。当时我看了《林海雪原》的电影，就特想看长篇小说，但是没有译成维文，我又不懂汉语。后来我学汉语就是为了看长篇小说。
1964年我初中毕业，预科一年学习汉语，为高中和汉族学生混班做准备。我们那个班集中了全新疆最优秀的孩子，大家都特别努力。当时给我们发的是那种带拼音的儿童读物，还有漫画书，主要是认字用。老师要求我们一个星期认多少多少字，表现好的可以戴红花，还可以去哈密，去兰州，去西安，甚至去北京。我们班其它同学一周就认认真真读书，他们不看内容，只看汉字，看到不认识的字就按要求去查字典，可是我一下子就想读长篇，我就去读《林海雪原》，简直看得入迷了，碰到不认识的字全部跳过。最后老师问起来，人家一星期看5000字，我一星期看20万字，老师一检查生字，我都不认识！结果表现好的同学都去北京了，我还在吐鲁番附近徘徊。
本来我们应该读高中的，但是预科读完后赶上了文革，后来下到哈密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在那里，北京来的、乌市去的汉族知青很多，他们带来了很多书籍。我又读到了《红楼梦》、《水浒传》，哈代、狄更斯、海明威，我也是在那里认识的。
1977年高考恢复时，我在实验中学当语文老师，当时就想考到内地的大学去，不然和我的学生一起上新疆大学，觉得挺没面子。高考我是用民族语言考的，本来南开大学不能收，招生老师看我教语文，又是民族语言的文科状元，虽然口语不好，但阅读理解能力比较强、阅读面比较广，就破格录取了。于是我成了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77级的学生。
那时候唐山大地震过去不太久，学校的主楼被削掉了一块，很多窗户也是破损的，我们住在新开湖边上的一宿舍，条件非常差，可是上大学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且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新疆大学中文系，用维语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后来我第一次开设了《维吾尔当代文学》这门课。
我想，从我的经历说，必须懂得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我认为，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会长期存在，「民考汉」(从小到汉语学校念书)搞理科可以，但搞文科特别是搞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研究就比较难，因为你只会本民族的生活语言，读不了自己民族的文献。
但也要精通汉语，毕竟不可能所有的书都翻译成维文的，我自己初中时就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汉语给我打开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窗户，以前我只懂维语的时候，还以为看到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就能代表世界文学呢。现在国外一些人特别反对双语教学，说中国在新疆搞「同化」，我只能说，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谁逼著你我上汉语学校或者维语学校。问题是，你要发展，要现代化，不能都当农民，都卖羊肉串吧？你要是有条件，不但应该学好汉语，还应该学英语、学俄语呢！
这一次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维族是勤劳、善良的，维吾尔文化的自我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以前在不同时期本民族内也出现过一些错误的思潮，但总是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抵制这些东西，比如19世纪初非常封建愚昧，那时就有一些维族先驱站出来说话，提倡进步、科学和学习，提倡改掉自己民族劣根性。我相信，现在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问题是，他们要站出来说话，也应该多给他们提供发挥作用的机会。如果你热爱新疆，你就要始终热爱它，不离不弃。
【大公网讯】很多人把周涛称为新疆的文化名片。在文坛，他的狂傲是出了名的。作家贾平凹曾手书「狂涛」赠与周涛。周涛出生在山西，说自己得太行真朴之气。在北京度过童年，染中华命脉底色。少年时代，他随父母调动迁至新疆，遂成为西北胡儿。
周涛写诗，也写散文。虽然自谓这是雕虫小技，却仍以千古文章持之。文运兴衰，都未曾离弃。
周涛还是一名军人。即使坐在家里，他也要穿著军装。用周涛的话说，文武之道可以互补。人而无文，其志必愚；文而无武，其志必弱。1940年代出生的他，一生处于文武之间。他在喀什下过乡，在伊犁当过兵，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写诗作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涛以他的诗作成为「新边塞诗」的领军人物，而90年代以来，散文又使周涛迈向了另一个高峰。尽管如此，周涛说，无论褒贬都是身外之物。他有更远大的使命感。他神色坚定地说，他要做的是文化上的苏武。
精通维语才能深入了解维族
人物周刊：你是怎麽来到新疆的？
周涛：我小时候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1955年，随父母调动到新疆乌鲁木齐自治区党校，就变成新疆人了。你可以设想，我们这些由于种种因素，命运发生转折的人，来到这里是一个什麽样的心态。这跟你去内地一个地方是完全不同的，是心里最深处的不同。你面对的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生存环境，这是一个挑战和学习的过程。
人物周刊：后来你在新疆上大学，学的是维吾尔语？
周涛：1965年考入了新疆大学，本来报的是中文系，但被分到了维语系。开始心里不平衡，后来才明白去维语系的反而是条件好的，将来可以走仕途的。你在自治区当官就要懂维语嘛。可惜的是，刚上大一就赶上文革，课停了，所以维语没有学完。
人物周刊：当时不能上学了，心里怎麽想的？
周涛：当时很年轻，才十几岁，听到不用上学心里非常高兴，和同学们不断欢呼。当时大家都不担心上学的问题。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本来都不想考大学，为啥？因为那个时代的偶象是董加耕、邢燕子，那才是时代的模范，年轻人的楷模。他们干了什麽？他们不上大学，下农村当农民。
人物周刊：现在看来，没有学成维语遗憾吗？
周涛：如果当年学好了维语，那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喀什，呆了8年。如果大学的时候学好维语，我肯定可以写出一本真正有分量的长篇。我说过，要在新疆这个地方写长篇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是有生活，从城市到乡村，全面而深入了解生活；第二个条件是要精通维语，能和任何维吾尔族人打交道。这个尤其重要。只有精通维语才能深入了解维族，否则你写的长篇文章就不可能深入人心。
南疆是我人生之中最难言的体验
人物周刊：南疆8年的生活在你的记忆中占什麽样的位置？
周涛：我很少写在南疆的经历，因为那是我人生之中最难言的体验。有些人在南疆呆了一年多，就写了大量的文章，但我在南疆呆了8年，还是不知道怎麽去写。
人物周刊：当时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
周涛：乐而忘忧。没有什麽事情做，人也比较懒惰。当时有一个朋友问我，如果可以选择，地委书记和诗人，你选哪里个？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我选地委书记。雄才大略啊。他问我为什麽？我就给他掌讲了一个笑话。皇帝问阿凡提：「一边是真理，一边是金山，你选哪里个？」阿凡提说：「金山」。皇帝嘲笑他说：「如果要我选，我一定选真理。」阿凡提回答：「那是因为你没有真理，我有真理，当然就选金子了。」要金子不要真理，反映了我当时深层的文化心理。我确实喜欢文学，早期想当诗人、作家，但一到现实当中，思想天然地就转变了。我知道生存不能靠写诗。
人物周刊：当时在喀什汉人有多少？
周涛：机关里面汉人比较多，市民里面比较少。
人物周刊：那时候跟少数民族接触多吗？
周涛：喀什地区有12个县市，当时人口有二三百万，我跑遍了下面所有的县市。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
有一次，我和几个汉族朋友在街上走，碰到一个维族人。他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我说干啥？他说我喝多了。我说喝多了回家睡觉去。他就走了，可还没走两步，又回来拉住我，说到我家去。我说到你家干啥？他说喝酒。我说好，去就去。我就跟他七拐八拐进了深巷子里，没想到里面简直如同迷宫一样，更没想到看上去狭窄的巷子里面会有那麽大的院子，花木那麽繁盛，家里也非常漂亮。在他家里，我们俩大吃大喝。临走的时候，维族人抱著我的脑门亲了半天，说「我们团结起来，敌人来了，我们把他枪毙」。我在喀什那麽多年，冒犯过我的少数民族一个都没有。
维族是马性民族
人物周刊：你和维族的知识分子交往深入吗？
周涛：认识很多，但深入不敢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汉族人和汉族人也不容易，更何况和其它民族？我非常遗憾的一点是，这麽多年，我还没有哪里本书被完整地翻译成维语。
人物周刊：维族文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周涛：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维族人唱歌，唱著唱著我听懂了。听懂以后我就大吃一惊，这个民族真是诗性的民族。我觉得，汉民族是牛性民族，维族是马性民族。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具有一种强烈的躁动性，一旦起来之后势不可挡。我觉得汉民族就缺少这种马性，我身为汉人有点惭愧。我们这个民族，不能老是孔孟的那套思想。我一直觉得孔孟的儒教害死人，把中华民族血的历史冲掉了，野性磨灭了，没有了野性怎麽生存？人类社会也是一种野兽丛林，也是非洲草原，人类也是一种所谓披著文明外衣的野生动物。人类总是容易被自己的文明骗了，以为自己有了文明，和动物不一样，但事实上，骨子里和动物没有什麽区别。你照样需要充足的空间，需要像动物一样撒泡尿，宣布那是你的领地。所以一个民族永远不要丧失动物性。
人物周刊：生活在新疆，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麽？
周涛：我们把命运放在这里的人，时刻都在比较。不管汉民族文化多悠久，多深厚，也是有弱点的，而其它民族的文化中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你在寻找别的文化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感受，在碰撞、对比和冲突当中的感受。
人物周刊：能具体说说吗？
周涛：我以前写过一本关于长城的书，讲了各民族文化和汉文化对长城的理解。可以说，长城是解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钥匙。从我的经历和角度看，为什麽中华民族的封建文明几千年，向资本主义转变不了？我认为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以长城为标志，长城以内是农业民族，以外是游牧民族。当中央汉民族过于羸弱的时候，游牧民族就会突破长城，带来野蛮的文化和生命，甚至统治。梁启超说，中华民族70%的时间是由异族统治的。当野蛮民族统治时，先进的文明又被拉回去，这种异族的入侵为中国长期的封建文明提供了一个保鲜的条件。中国如此频繁的野蛮统治先进文明，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保持。
人物周刊：是什麽力量让你在新疆呆了这麽多年？听说山西曾经想请你过去当作协主席，被你拒绝了。
周涛：我经常感觉我是文化上的苏武，立足在新疆，代表著汉民族的文化。我的一生就在自觉地做这个事。艾青、王蒙他们也在新疆呆过，写了很多说新疆好的文章。可既然说它这麽好那麽好，为什麽要离开？我终身不会离开新疆，死了也会埋在这儿。如果你热爱新疆，你就要始终热爱它，不离不弃。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麽意义的话，到现在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在这样一个边远的地方，我让汉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传播。
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大部被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覆盖。在沙漠的南缘，玛纳斯河静静地流淌，一个叫做黄沙梁的村子就坐落玛纳斯河畔、靠近沙漠的地方。
在这个看着太阳生活的村庄，高秉义家墙上的挂钟已经停摆多年了。
如今，高秉义已至耄耋之年，对自己的一生仍不无恍惚之感。3年自然灾害时，他从河南老家逃荒到新疆。同行的3个老乡都客死路上，只有他活了下来。
年轻时，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建国后回老家务农。1963年，青黄不接的生活使一家人四散逃荒。在外游荡了4年后，高秉义来到了这个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挖了地窝铺子」，定居下来。
几十年的日子宛如一梦，直到最近几年，高秉义才说服自己：把这把老骨头留在新疆的土地上。不过在生长于斯的高真真看来，偏僻的黄沙梁却早已比千里之外的中原更象是故乡了。
与高秉义一样，如今黄沙梁的大部分村民都是3年自然灾害时逃荒到这里的。1961年秋天，刘亮程的父母从甘肃金塔来到乌鲁木齐。
那时的乌鲁木齐正在修建中，没有多少城市的样子。在河边拉了一冬天石头，刘亮程的父亲对这个遍地芨芨草的首府城市有点失望，他们在老家饿坏了，想找的是一个有粮有地的地方。第二年开春，天寒地冻的1月，刘亮程的父亲拖家带口往前走，最终在黄沙梁停了下来。
「那时，黄沙梁有公社大食堂，有白面大米，能吃到肉，」刘亮程说，「最主要的是，村子四周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有一条在蒙语中意为‘巡逻兵’的玛纳斯河。」
另一位老人李翠珍，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仍然健在的「老新疆人」。早在清末，她的爷爷就骑著骆驼带著一家人从甘肃酒泉经过这里，在戈壁滩遇见了土匪，东西被洗劫一空，人便依河而居下来。
年轻时，李翠珍也曾回过甘肃老家。虽然环境气候并无大异，可还是感到不习惯。除了两次短暂的「回乡」之旅，李翠珍的一生都在黄沙梁度过。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熟悉，以至过了30岁就可以闭着眼睛活。如果你不放心，过上七八年睁眼一看，也不会有让你新奇的事情。
如今，刘亮程还记得父亲形容自己初到黄沙梁时的情景：玛纳斯河畔长满了红柳榆树和沙枣树。那时盖个房子也很困难，先要砍树，把密麻麻的树砍倒腾出地方来。河水在几步远的地方喧腾，可树挡著就是找不见。
「我们在黄沙梁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刘亮程说，「一个偏僻的村落，突然变得热火朝天。」
作为一个汉族移民自然形成的村落，黄沙梁除了荒滩上哈萨克族的羊群，看不出太多少数民族的痕迹。刚解放不久，政府曾把少数民族划分到黄沙梁等各个村落，不过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的维族人很快就进城经商了，而游牧的哈萨克族依然骑著骏马、赶著羊群，逐水草而居。
黄沙梁的主体是甘肃人和河南人。如同山西人之「走西口」，甘肃人自古把新疆作为移民之地，而进入1960年代，逃荒而来的河南人也越来越多。河南多涝，甘肃多旱，忧心忡忡的河南人往往择高而居，甘肃人则选择玛纳斯河湿润的谷地架梁建屋。
一高一低，形成均势。尽管同来自汉文明地区，黄沙梁的甘肃人与河南人却有著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在高秉义的印象中，「甘肃人散漫，河南人抱团」。甘肃人一般是举家搬迁，而河南人基本只身前来。
「虽然都是逃荒来的，但河南来的多是穷光棍，」高秉义说，「甘肃人瞧不上俺们。」
在一个只有200人的村子里，两者的博弈也体现在村长选举上。在任命村长的年代，荣膺的都是甘肃人，可改革开放，改为选举制后，河南人便垄断了村长的位置。
尽管如此，融合和遗忘依然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并行不悖地进行。仅举生活琐事为例，甘肃人家里坐的竹凳就是河南人的款式和手艺，而河南人喜吃的大盘鸡则要归功于甘肃人的发明。不过，某些传统两者却都已不在讲究。房屋不再有堂屋了，更无人再去记录族谱。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黄沙梁并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更没有人在意7月5日2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发生了什麽。至今，黄沙梁还没有一家商店，也没有饭馆。每逢农闲，村里人会骑上摩托车，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农垦兵团商店打醋打酱油，添置日用品。
黄沙梁的文化生活单调贫乏。直到1987年，村里才有了第一盏电灯，而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亦很少有露天电影放映队下到这里。
那时的娱乐是，村里人聚到刘亮程家，听他父亲说书。一盏煤油灯照著刘亮程的父亲，人们围坐在暗处，听著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话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部《三国》已不知讲了多少遍，却常常说乱，到后来变成了《杨家将演义》。
这样一个远离尘嚣的村落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它完全疏离于时代风潮。
问问黄沙梁的老人，你就会发现，这里不缺少历史上任何一次狂热的激情。文革期间，一个原来开煤矿的甘肃人为了躲避批斗，投奔黄沙梁的亲戚李翠珍。来到这里却发现，黄沙梁家家挂著毛主席像，泥墙上贴著大字报。工作队骑著马来来往往，在村里展开文斗、武斗。
村里的小学老师被打跑了，孩子们也就停止了教育。不过幸好，他们还可以在自然中学习本领。夏天，孩子们在玛纳斯河游泳钓鱼，冬天就扛著猎枪，去覆盖著厚厚积雪的荒滩打兔子。
拣柴也是孩子们的任务。夏天拔河边郁郁生长的红柳草，冬天则要赶著牛车去被冰冻住的沙漠，砍硬如木炭的梭梭柴。孩子们半夜出发，天亮时候到达。先把吃的烤在火上，然后挥刀砍柴，砍一车柴就可以维持一周的用度。等到砍完柴，赶车回去，天又已黑了下来。
1981年，刘亮程突然发现曾经的垦荒时代结束了。人们开始走上回城的道路。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曾经路过的城市变得遥远无比，而且已经不是那麽轻易地让人居住了。
黄沙梁的故事并不稀罕，在漫长的汉族移民史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历史上，新疆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等新疆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均是历史上的政治、军事重镇。由于天山南北交通阻隔，南疆很少有汉族人进入。直到现在，汉族人口仍然主要分布在这些地方。
如今，汉族中如李翠珍那样的「老新疆人」，大部分是在清康熙以后陆续进疆的。当时清政府仿效汉唐时期的作法，在新疆实行屯垦戍边政策，最初是清康熙、乾隆两代的驻疆部队，而后是屯田的垦民。屯田的劳动力主要是从内地来的汉族人，分为兵屯、民屯、犯屯三种形式。这三种屯田者就是汉族来新疆的主流。他们在新疆繁衍生息，成为汉族人在新疆的先民。
民国时期，新疆先后被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杨增新统治时期，社会比较稳定，而甘肃、陕西、河南几省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人们结伴来到新疆。其后是金树仁统治，因他是甘肃人，而陕甘两省与新疆有临近之便，所以在他统治时期，陕西、甘肃来疆汉族人较多。而盛世才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内地一些地区又屡遭灾荒，许多人举家逃难来疆。到了国民党时期，为了加强对新疆的统治，在呼图壁、奇台两县都驻有重兵。
建国以来，大批解放军转业到地方进行生产建设，并相继有许多内地青年来疆工作，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3年自然灾害，难民开始逃荒至新疆落户。
黄沙梁作为新疆移民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恰在于它完整展示了百年来中原与新疆难分难解的联系。
黄沙梁隶属沙湾县，属于塔城地区，最早从唐朝开始开挖渠道。《新疆图志?古迹》记载，该唐朝渠「阔约丈余，长数十里。」1950年解放军军垦战士在那里屯垦时，遗迹仍依稀可辨。
大规模的开渠垦田始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东起玛纳斯河、西止巴音沟河，修建有皇渠、上岔渠、永胜渠、太平渠、凉州户渠、安集海渠、三道河子渠等9条干支渠，全长200多公里，灌田360公顷。
民国初期，沙湾沿用清朝时期旧渠。沙湾建县后，兴修水利，许多旧渠被修复使用，还修建了不少新渠。
黄沙梁的出现与太平渠息息相关。太平渠开挖于清乾隆年间，从渠的名字便知道，是官银修建。同治年间，阿古柏入侵，战乱长达13年，渠道废弃。
如今，在黄沙梁背后的沙沟沿上，由东向西散布著一片破庄子，全是干打垒的厚实土墙，多半墙圈屋形完整，门窗和烟道清晰可辨。那就是黄沙梁的旧庄子，废弃已有六七十年了。刘亮程回忆，在他童年的时候，还有两户人家住在里面，一家只有一个老妇人，儿子常年在外地，没能力在新庄子盖房。另一家是新来的河南人，把一个废弃的破墙圈拾掇了一番，搭了个顶，就在里面生活了。
三区革命时，全村人赶车骑马，昴伤购佣惚苷铰摇Ｒ彩窃谡庖荒辏比紊惩逑爻ば刂咎永胂爻牵诠昴伤购邮保刂镜艚永铮凰遄摺Ｄ潜炯窃刂瞥⑿率⑶⒒是吞角返氖分荆还榛垢撕铀
1950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9军25师进入沙湾一带垦荒，一些荒弃的老渠道被修复利用。兵团人在沙湾土地上开凿了一条大渠，渠首在沙湾商户地乡，堰坝取玛纳斯河水，宽数十米，深数米，横穿商户地、老沙湾、四道河子，进入下野地垦区。这是沙湾境内最大的一条渠，水流浩荡，有河的气派，人们习惯叫运河。也是这一年的秋天，驻县部队帮助地方开挖了8条渠道，总长180公里。到了1953年，全县「组织民工3044人，开新渠31条，修复旧渠85条，挖泉眼投工194899个。」
一个新的拓荒时代到来了。逃难在外的沙湾居民开始陆续回来。他们的房子已被烧成一片废墟，人们只好在废庄子前面，重新建造家园。这个家园就是现在的黄沙梁村。在这片旧址西北几公里处，还有一片破房子，现在已经埋没在连片的棉花地里。那是最早的屯垦者居住的庄子。
太平渠像一条纽带，连著3个庄子。从那个已经消失的老庄子，到沙沟沿上的旧庄子，再到现在的黄沙梁，这个村庄在百年时间里，朝前走了3步。旧庄子像它扔在荒草中的两只鞋子。人们住旧一个庄子就往前移一两里，盖起一个新庄子。天高地广，谁愿意在老地方再盖新房呢？
1978年，刘亮程考到了石河子农机学校。3年后被分配到沙湾县城，成为一名专业农机管理员和一位业余诗人。那一年，刘亮程把一家人搬到了县城。
那时候村里陆续有人搬走。去县城，去乌鲁木齐，因为2000块钱就能买到城市户口，就能在供销社、粮油加工站这样的国有单位找到工作。
和很多人一样，刘亮程并没在拿到城市户口后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因为国有单位很快就纷纷倒闭，不用城市户口也可以找到工作。1993年，刘亮程辞去农机管理员，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当时正是下海潮，刘亮程就到《工人时报》做了一名副刊编辑。乌鲁木齐的生活充实而稳定。在那段时间，他开笔写成了那本名噪一时的《一个人的村庄》。
「不知为什麽，突然间就开始想念黄沙梁，想念那里的树、草和沙漠，」刘亮程说，「仿佛把目光留在了那里，它就夜夜从我不知道的某个视角，看着我和我正经历的一切。」
如今，李翠珍一家仍然生活在黄沙梁，但黄沙梁的生活也不同于往日。
1992年，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垦荒打井，远在边疆的农民发现自己有了用武之地。如今黄沙梁每户人家都有五六百亩地，农忙时要去石河子劳务市场，雇十几人摘棉花。短工60元一天、长工1200元一月，价格甚至不低于东部沿海城市的水平。如今，李翠珍家有700亩地，用她的话说，「比以前的地主还地主了」。
年纪大了，她早已不再下地干活，而是每天坐在阴凉的土坯房里。但生活并没有杜绝烦恼。她开始抱怨，刚来这里时打3、4米就有淡水，现在却要打60米，而能喝的水要打到100米以下了。她的儿子就要结婚，却发现黄沙梁找不到一块象样的木材。她感叹，那些曾经密麻麻的红柳榆和沙枣树呢？它们现在在哪里里？
年初，儿子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回来告诉她，老家的生态已经被破坏殆尽，她担心这里，担心她最后的家园，再过二十年会不会也要重蹈覆辙？
尽管如此，在黄沙梁，生活仍旧像普通的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著。早上凉爽的晨风吹拂著出工的拖拉机手，羊群像一支军队被赶往沙漠边缘的牧场，而无所事事的人们坐在屋里，坐在树下，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棉花地直接天边，一面是广阔的沙漠，一面是积雪覆盖的天山。
7月11日。街上可以看到行人了。小摊贩出来了。搅拌机吱呀吱呀，冷饮机哗啦哗啦，一盒冰淇淋、一杯石榴汁就端到你面前。然后是小一点的商铺。还谈不上太多生意，但卷闸门好歹拉起来了。早晨10点多，篱笆里面有吃鸡蛋面的客人，一旁的维族小伙儿往大锅里倒著粘稠的油脂。手抓饭回来了。生活的气息，回到了二道桥。
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清代贬谪新疆的大文豪纪晓岚说它「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很长一段时间，迪化城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形基础上向南北伸展。
今天的南门，是迪化城的南端。出了南门，朝著天山的方向，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乾隆年间，城里人与游牧的哈萨克人在南门附近以茶易马，可算集市在城市边缘的发端，而「马市巷」的名字也延续至今。《乌鲁木齐事宜》记载：1762年，「由城南北商贩，市肆繁华，俨然成都会。」民族商贩从那时起就开始在南门外云集，从南疆来的褡裢布、白大布、和田地毯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和农副产品，翻越天山，源源不断进入这个市场。
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签订不平等的《伊犁条约》，新疆的乌鲁木齐、奇台、哈密、吐鲁番被确定为俄商贸易区，1895年，又在乌鲁木齐南门外给俄商划出了专门的贸易圈，到1907年，乌市的俄商超过800人，他们开设的洋行八大家名盛一时。
「外资企业」的兴盛带动了民族商贸的发展，《乌鲁木齐风物录》说，俄国的商家、德国的货主、天津的商人、陕西的千里挑担货郎、喀什的商贾、伊犁的老板云集于此，「请进、请坐」之声不绝于耳，算盘称重之声日夜不停。当年这里有丝绸市场、地毯市场、棉花市场、羊毛市场、土特产市场等，商谈结算有规，市场调节有序。市场的辅助设施，大饭馆、小吃店、车马房、乡会馆应有尽有，扫苗(剃头)坊、成相馆、洗澡池、钱庄子、制衣铺一应俱全。1896年，一座宽一丈一尺八、高六尺的木桥在此间的水渠上建成，它被命名为「二道桥」。随洋行进驻于此的是外国领事馆，如果说二道桥成为影响政治的一个因素，这或许就是开始。
辛亥革命后，洋行走向衰落，地方政府在南门外搭起12米宽、两层楼高的「天棚」，各族商人在棚下摆摊营业，其中主体是维吾尔族。渐渐地，有了民居和巷道，清真寺也建造起来了，维吾尔人的社区慢慢形成。
今天，城墙、城门都已不复存在，但南门仍然是一道人文地理上的分界线，熟悉术语的人会说，这是「大杂居、小聚居」中「小聚居」的代表。
南门以北的城区，与内地发展较好的中等城市并无大的差别，这里有麦当劳，有茶餐厅，有百盛，有王府井百货，市民讲著带有西北口音的普通话，音像店里传出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到了南门以南的二道桥和山西巷子，街上高鼻深目的行人多了起来，商铺前的招牌上多半都是书写得很大的维文，有些大到占据了大半个招牌。店名充满地方情调：阿穆瑞诺餐厅、依布拉蜂蜜店、夏帕艾提门诊、阿米娜乐器店，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古典的维吾尔音乐木卡姆，也可以听到来自中亚或者西亚的流行歌曲。民间都说，不到二道桥，等于没到乌鲁木齐。
在维语里，「巴」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可以指集市，也可以指赶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道桥自然形成的巴很是兴旺了一阵，直到1950年代前期，这里还是乌市最喧闹的地方。1957年，由国家投资，自治区商业厅在此兴建半弧形三层营业楼，取名二道桥百货商店，1959年1月正式开业。国营商店取代了个体商户。
整个年代，二道桥暂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最有影响力的是3家单位，一个是外贸局(现在的经贸厅)，一个是苏联领事馆，再一个就是国营百货商店。「外贸局从解放路一直到新华路，大得很，苏联领事馆斜对面有个店，专卖皮制品，一件水獭皮的大衣当时就卖几千块，不知道是不是外贸局开的。」在二道桥生活了30年的作家何树林对当年的光景记忆犹新。
「文革」期间物质短缺，百货商店里的「商品」仅供摆放，并不出售，到处都是排队的长龙。民间流传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南北」，意指「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尽管如此，仍有民众在二道桥悄悄地「巴」，「资本主义尾巴」没能全部割掉。
维吾尔是重商的民族，1980年，二道桥团结剧场门前悄然出现卖烤羊肉串，卖面肺子、羊头羊蹄的摊位，乌鲁木齐人成群涌来，把这里吃成了有名的「夜巴」。
夜市一火就是20多年，一位记者几年前这样写道：你知道乌鲁木齐的冬天有多冷吗？大雪铺天盖地，摄氏零下30多度，会有人冻死，但就是在这样寒冷的夜里，这些小商贩也不会散去，一个摊位守著一盏灯一盆炉火，「一个商贩曾告诉我，商业守的就是信誉，这个夜市就是不论什麽情况下，都会开著，都会有吃的。没有生意不要紧，不能坏了信誉。」
不要小瞧二道桥的人，那些在街头烤著羊肉串的小贩，也许就在两侧幽深的小巷里拥有丰厚的家底。商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出发和到达：向东，他们前往内地；向西，他们走入中亚、抵达欧洲，没准下一个奇迹就在这跋涉中诞生。
1999年起，乌鲁木齐对二道桥进行大规模改造。国际大巴、新疆民街等旅游商贸点依次出现，多数店铺被归置到几个庞大的建筑物里，和现在北京的秀水一样。对于多数外地人来说，乌鲁木齐的二道桥，就好比北京的王府井、天津的滨江道和上海的南京路，然而你只需离开路面整洁的步行街，往纵横交错的巷子稍稍移步，就能发现一些不同――二道桥并不仅仅是「汇聚我国新疆和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吸引著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光购物的‘金商圈’」，它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深层内涵需要我们去认知和了解。
7月11日下午，武警整齐的口号声中，又一家街边小店重新开业。维族汉子端出盛满酸奶的保温桶，桶中央浮著巨大的冰块，几乎占据了保温桶三分之二的容积。汉子不停地搅拌著，冰块缓缓打著旋儿。很快它就会融化。(参考资料：《天山区文史》、《乌鲁木齐风物录》、《乌鲁木齐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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