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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8月，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为361599人，包括艾滋病病人127203例和死亡报告65104例。不过，UNAIDS估算，有20万－56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还未能进入官方统计。
中国艾滋病传播途径和发达国家不同。在中国，异性传播占据艾滋病毒感染首位，占44.3％，其次是吸毒占32.2％，同性传播占14.7％，通过商业捐献和输入受到感染的血液和血制品的占7.08％。异性传播与血液感染这两个指标表明，中国在应对艾滋病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而依据UNAIDS与中国政府联合作出的评估，中国在艾滋病的歧视、艾滋病患者及病毒携带者个人隐私的保护方面，也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遗憾的是，UNAIDS与中国也并不总是步调一致，比如&全球防治艾滋、结核病和疟疾基金& （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Tuberculosis and Malaria）近日就冻结了一笔原准备提供给中国的上亿美元的援助金，并指责中国政府在资金使用中存在管理不当、不透明。
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于日至10日在纽约召开。届时，各国代表将共同审核全球艾滋病应对的进度，并对其未来进程作出规划。会议召开前夕，南方周末就中国防艾现状、UNAIDS与中国合作等问题专访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Michel Sidib&）。
联合国副秘书长、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全球基金&冻结了给予中国上亿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的援助资金一事？
米歇尔&西迪贝（以下称&西迪贝&）：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我对中国政府这十年来为艾滋病所作出的努力深信不疑。中国政府在这十年间建立了亚洲发展最快、受众最多的艾滋病防范治疗体系，艾滋病死亡率也极大地降低&&实际上是降低了64％。当然，吸毒者、男同性恋是高危人群。中国政府与民间组织在此问题上的交流也显著增多。
南方周末：所以你对中国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合作是满意的？
西迪贝：当然满意。我看到中国的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当我们刚开始和中国政府合作时，中国还没有出台&四免一补&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推动了艾滋防范工作的整体进程。中国人民从中受益很多。什么事都不是一天之内就能改变的，中国的艾滋病防范工作也需要时间。
南方周末：那么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政府的合作中还出现过其他的问题或麻烦吗？
西迪贝：你在任何工作中都会遇到困难。比如，为了推动了美国政府完善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相关法律，我们花了整整20年时间。和中国政府的协商也遇到了困难，但相比其他许多国家，和中国的合作还是令人满意的。即使有困难，包括在一些重要意见上有分歧，但重要的是，我们一直是在取得进展。我认为在政策推动方面，中国效率比美国还高。我们和中国合作，并非局限于中国、眼下，而是全球防艾的未来。
南方周末：国际上有人指责中国的政府缺乏实际的基层工作。你怎么看？
西迪贝：工作要一步一步地做。不过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具体服务方面的作用。中国接受治疗的人数这几年增长非常迅速，2002年的时候还是零，现在则超过8.6万人。更好地支持和推进民间组织的工作，这正是我们和中国政府在努力的方向。我们负责与中国磋商保证其向着积极的方向前进，而中国自己掌握具体实施的速度。
南方周末：你希望中国在国际抗艾工作中发挥哪些作用？
西迪贝：首先，我觉得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和非洲的友好关系。有很多中国人在非洲工作，而非洲是艾滋病的&重灾区&：230万感染者，有上百万的人无法接受任何治疗，每年依然有不少新生儿携带艾滋病毒出生。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强化南南合作，在对非投资中将艾滋防范工作纳入考虑范围，因为艾滋病问题是该地区的首要问题。另外中国也能够为非洲提供新的技术方面的支持。
南方周末：对于UNAIDS来说，中国面临艾滋防治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数据表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这几年艾滋病的情况都比较严峻。
西迪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艾滋工作服务提供环节，国家层面的决策需要在地方得到更好的落实。中国还需要更注意性工作者、吸毒者、男同性恋等高危人群的防范工作。去年32％的艾滋新感染病人是男同性恋者。
南方周末：马上就要召开2011年联合国大会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主要想解决哪些问题？
西迪贝：在过去的三十年里，3000万人被艾滋病杀死，现在全世界范围内HIV携带者还有3300万人。过去十年中，超过60个国家新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人数下降&&此前这样的艾滋病防范的&样板国家&只有乌干达、塞内加尔和泰国，而现在我们有了六十多个在减少艾滋病新感染人数的国家。我们期待艾滋病防治工作从危机管理过渡到&变革管理&，即从应对艾滋病为人类带来的危机，转向更加适应世界变化的管理方式。我们期望在2015年能实现没有任何一个儿童携带HIV病毒诞生，希望会议能有力地推动着我们向这个目标迈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想这次会议向人们传达以下信息：我们呼唤科技创新，因为科技的发展能提高人类治愈艾滋的机会并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接受治疗。全球仍有1000万人在等待治疗，而最近新的研究发现，HIV感染者在感染初期接受一种治疗，可以将病毒传播风险降低96％，这是一个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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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 实习生 徐丽李克强会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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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会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的摘要: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１日电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１１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李克强说，中国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不断增加政府专项资金，完善工作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目 ...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１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１１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
李克强说，中国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不断增加政府专项资金，完善工作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目前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李克强指出，做好艾滋病防控，要继续坚持“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不仅政府要加大投入，加强工作，而且要鼓励支持社会团体、社区组织、感染者组织等社会组织在监测、防治、普及知识、人文关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创新工作模式，促进防治服务全面可及。加强科技研发，力争在药品方面有新的突破。更好地保障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做到减少新发感染、减少相关死亡、消除歧视。他说，抗艾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中方将继续参与和支持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组织的工作，愿为全球艾滋病防治作出积极贡献。
西迪贝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防控艾滋病的积极成效，表示愿进一步加强与中方的合作。
卫生部部长陈竺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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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专访日08:30　新华网　　　　“我们和他们一起斗争，为他们而战”　　我们刚一见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他就送给我们一样意外的礼物：粉红色带草莓香味的安全套。皮奥特博士此次来华，除了参加于日至16日举行的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还专程赴山西参观，会晤当地领导，并走访了闻喜县的“温馨家园”。　　“这是我的安全套名片，你们可得记着用哦，”他笑着说。作为全球对抗艾滋病斗争的领导者，皮奥特博士不放过任何一个开展大众教育的机会。　　最大的挑战：让市长和党委书记公开谈论艾滋病（新华社记者，下同）问：你在两年后重访中国，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皮奥特博士，下同）答：两年前我来中国，与中央和省级的一些官员交换了看法。但当时的对话比较困难，基本上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这次我感到中国对艾滋病这一问题更加开诚布公，比如这次艾滋病大会的召开，以及昨晚我观看的那场文艺演出（11月13日在京举行的“飘动的红丝带”大型艾滋病公益文艺晚会，笔者注）。演出让我感到惊讶。要知道，举行这种演出在亚洲绝大多数国家还是不可能的，只有印度、泰国和柬埔寨例外。　　问：你对演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是它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例如观众对那位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毒（英文简称HIV，笔者注）感染者和他家人的同情。有些节目很滑稽，但反映的都是事实。比如有人以为握手也会传染艾滋病，所以就做出了种种愚蠢的举动。这说明歧视是来自无知和恐惧的。　　回到开始的问题上。现在中国制定了遏制和预防艾滋病的五年行动计划，国务院不仅成立了艾滋病协调工作会议制度，还有了常设的办公室，妇联、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组织也都启动了一些预防艾滋病的活动。这一切都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够。　　我对这次会议的印象也很深刻，特别是一些会议发言人的题目让我感到惊讶。他们在吸毒者或是男同性恋者当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然后到这儿来交流经验。我认为这些小规模的试点工作应该开始在全国推广了。　　问：目前中央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与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地方政府仍不愿公开谈论本地的艾滋病流行状况，担心这样会影响地方形象和经济发展，甚至吓跑海外投资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在我去过的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一些省级官员也告诉我同样的事情。看来在地方上，最大的挑战是让市长和党委书记们明白，公开谈论艾滋病不是件坏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一定要与领导层谈艾滋病这个问题。　　想想看，商人和投资者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稳定的环境和由此带来的信心。他们会认为，如果连艾滋病的情况你们都要隐瞒，那你们也会隐瞒别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会对生意非常重要。而如果政府在控制艾滋病方面做得很好，说明这个政府是愿意解决问题的。我们在南部非洲进行的调查显示，最让外国投资者感到不安的不是艾滋病本身，而是当地缺乏应对艾滋病的愿望和民主的措施。我想，到非洲投资的和来中国投资的商人们所想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吧。　　问：现实问题是，现在中央制定了防治艾滋病战略规划的行动计划，需要地方各级政府真正来落实和执行防治艾滋病的计划，而一些基层政府仍然回避本地区的艾滋病流行情况，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答：这需要高层和下面的领导人共同参与。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最高层的领导人能够把艾滋病这个问题摆在关系国家利益的层面上，并且把这样的信号传达下去，下面的官员们就能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媒体可以做很多工作。控制艾滋病的工作有很多目标人群，最重要的是政治家。每个省长都应该知道艾滋病这一问题对我这个省的人民是很重要的。　　通过教育转变观念，这种做法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很成功，为什么不可以用在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上呢？　　记者可以比医生拯救更多的生命　　问：你如何看待媒体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　　答：非常重要。作为记者，你们可以比医生拯救更多的生命。因为你们可以告诉公众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包括如何保护自己，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你们的角色太重要了。所以我说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预防工作上，你们能比医生做得更好。　　问：你曾说过，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渠道最终还是性行为。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思想开放的年轻人，这个问题看来很棘手。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答：教育。的确，现在中国的HIV感染者的主体是那些共用针头的吸毒者，但从长远来看，通过性行为感染HIV的人数将大大超过吸毒者，因为社会经济在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在增强，贫穷也导致了卖淫的存在。　　我们应该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要告诉人们性行为是可能导致感染的。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性行为会传播艾滋病就摒弃性生活，就像你害怕得结核病，但也不能不呼吸一样。应该通过教育让人们知道，发生性行为时应采取保护措施，比如安全套，就应该是买得起并且容易得到的。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问：听一些在中国基层从事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人士说，他们尝试在像吸毒者和暗娼这样的高危人群中开展工作，但这些人因为害怕遭公安机关诱捕而拒绝合作。因此有人提出使色情业合法化以加强卫生教育和管理的建议。你认为这在中国可能吗？　　答：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当然我们必须清楚，无论是对身体健康还是对整个社会，商业性性交易不是好事，吸毒就更糟糕。我们要保护全体人民的健康，所以要尽量保证不要有人陷入性交易中。但别忘了，正是因为有嫖客的存在才有妓女，市场和需求是互为依存的。　　如何能有效地开展工作？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有多种方式，关押和惩罚不是唯一的方式。比如在妓女中开展教育，告诉她们要使用安全套，而且能为她们提供安全的地方进行身体检查。如果她们躲起来，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工作就会变得很困难。　　此外，在防治艾滋病的斗争中，由于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工作，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很重要，例如在男同性恋者当中，最好的宣传教育者就是他们自己。在妓女和吸毒者中开展工作都离不开NGO（非政府组织），它对大多数年轻人的作用也很大。NGO在中国方兴未艾。在与中国相似的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NGO的数量已经成百上千，活跃在各种领域。我希望在未来也能看见中国涌现更多的NGO。　　问：请你谈谈在山西访问的印象。　　答：看到“温馨家园”这样的机构在闻喜县建立起来，我感到非常高兴。在那里，感染HIV的人们不仅得到医治，还得到心理上的支持，这非常重要。但现在这样的机构还远远不够。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些HIV感染者告诉我，由于害怕受到歧视和遭到排斥，他们都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因为穷困而卖过血。一方面，隐私权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大多数HIV感染者也不会急于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别人或者在媒体上曝光。但如果他们决定要公开自己的情况，就应该得到支持，绝对不能被歧视。　　对抗艾滋病的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卧室里所做的决定。　　问：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状况？尽管媒体对此的报道已有很长时间，但很多人还是怀疑：“问题真有那么严重吗？”你怎么解答他们的疑问？　　答：每一个艾滋病病例都足以说明问题。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只要有艾滋病出现，就说明问题已经存在，因为它是可以在人群中传播的。　　我认为，当今中国（在艾滋病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和人们的观念、行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使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险特别大。这种情形如同一个吸烟的人，现在可能没事，但10年后他可能会得癌症或者心血管病。如果我们仅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问题，我们似乎不必有太强的责任感。但是以后呢？　　（说到这里皮奥特用手把眼睛两侧遮住，说：“我们不应该如此狭隘地看问题。”）　　（记者注：也许以下的事实能说明中国目前的艾滋病状况：　　每天，全球有15000例新的HIV感染者，8000人因艾滋病死亡。　　亚洲正在赶上世界上HIV感染数量最多的非洲地区。　　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HIV总感染率相对较低，然而感染者的绝对数量很大。而且目前，病毒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危险增加了。官方估计中国HIV感染者数量在60万到80万之间，联合国则估计已超过100万。专家警告，如果防控措施不得力，到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人感染HIV。也就是说，差不多每130人里就有1人是感染者。）　　问：艾滋病病人的治疗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病人用不起价格昂贵的抗艾滋病药物。听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的政府正在强行打破对一些跨国医药公司产品的专利保护而在本国仿制抗艾滋病药物。中国应该效仿他们吗？　　答：的确，对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更多的病人出现。这应该成为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像山西闻喜县那样的中心应该越多越好。　　对于昂贵药物的问题，应该有多种渠道来解决。事实上，巴西不是破坏了专利保护，而是通过对医药公司（罗氏公司）施加压力，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巴西本国生产抗艾滋病药物。印度的情况更不一样，因为印度不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有不同的专利法。还有一个办法是与西方医药公司达成协议以降低药品价格，我们与中国政府就此进行过讨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也许会有所帮助。其次，像古巴就在生产由印度研制成功的药物，这需要政府做出政治上的决定。大多数国家是选择不这样做的。第三，就是在得到医药公司许可后在本国生产药物。中国的医药工业绝对有能力生产这种药物。　　此外，还应重视对医务人员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如何诊断和治疗艾滋病病人。　　问：UNAIDS如何与中国政府联手共同对付艾滋病？　　答：我们在中国开展工作已经差不多6年时间了，同中国的合作正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作就是推进，推进，再推进。我们明白中国政府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面临众多的变化和挑战。今后我们的合作将不仅限于同中央政府，还包括同省级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活动者的合作。我对目前的进展感到高兴。对你们来说这种感受也许不是很强烈，毕竟离开两、三年的时间与每天在这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要想成功，我们必须与每个人合作，提供支持。解决问题的任务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国家和个人的肩上。我们不能替中国政府解决问题，同样，中央政府不能替各省、各省也不能替每个人解决问题。从这个道理上讲，对抗艾滋病的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人们在卧室里所做的决定。　　问：你对中国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上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答：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行动计划，我希望它能够得到实施。其次，我希望中央和省级的高层官员能够公开地向公众表达遏制艾滋病的决心和承诺。如果这样做，我相信中国将在全球预防控制艾滋病的这场战役里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场斗争，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全世界，都至关重要。　　问：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主任，在这场全球性的对抗艾滋病的斗争中，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答：（身处这个位置）这是我的荣幸。在当今世界，没有几件事情能比抗击艾滋病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与艾滋病做斗争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不能随便就放弃。如果想迅速取得成功，你可以去当一名外科医生，但如果要从事这项事业，你就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问：你所处的职位很高，那么你在日常工作里能接触到HIV感染者并和他们交流呢？　　答：正是因为有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才有UNAIDS的存在。他们是对抗艾滋病斗争的先锋人物。我每到一处访问都要去见一些感染者，这次在中国一个叫小李的年轻的感染者也送给我一首诗（注：26岁的中国HIV感染者小李向皮奥特博士赠送了他手书的诗：一种声音）。在UNAIDS，我们和HIV感染者并肩工作。在UNAIDS的项目协调理事会中，有5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其中3人就是公开的ＨＩＶ感染者。　　我们和他们一起斗争，为他们而战。（We fight with them, and for them.）　　附：　　＊彼得·皮奥特博士简历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简介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中国的合作情况（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提供）（记者 袁晔 林谷）&相关专题: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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