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嗡嗡”响是咋回事？
本报记者 王依　　唐山滦南县读者“河边谷”提问：　　我今年72岁，最近几年，越是安静的时候我的头鸣越厉害，有时是“咚、咚、咚”有节奏地头鸣，基本上和我的脉搏同步，有时是“嗡嗡嗡”连续不断地鸣响，着急时更严重。不过，在工作和睡觉时则感觉不到头鸣，当外面的声音大时也觉察不到。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吃什么药能治？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神经内三科主任医师卢海丽回答：　　这位患者所说的情况医学上叫作“头鸣”、“脑鸣”、“颅鸣”等，是一种自觉症状，尚无法用医疗设备检测。头鸣如果发生在年轻人、特别是学生患者身上，多数是由于紧张压力等精神因素引起的，属于功能性疾病。病人会出现焦虑、烦躁不安、心慌、气急、胸闷等症状，有的患者则颈部僵硬不适或肩背部不适。该病多数是缺乏体育锻炼导致的头颈部肌肉痉挛不能放松，压迫颈部的血管，致使脑供血不足，或病人体质差，血压低，导致血液循环不良，影响脑部供血而引起，放松休息可以缓解。　　头鸣如果发生在年龄比较大或有高血压的病人身上，则多数是由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主要表现为脑鸣、头晕和记忆下降，在睡眠不足、情绪紧张、用脑过多及劳累时会诱发。患者需要检查一下引起脑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如血压、血糖、血脂及血液流变功能，也可以检查一下经颅多普勒以了解脑血管状况。平时需经常监测血压、注意休息，保持良好的睡眠状态，劳逸结合。　　这位患者虽然年龄大，但脑鸣的症状在工作和睡觉时感觉不到，只是在着急或安静的情况下能感觉到，说明功能性的可能性大，可能不是器质性的。建议用一些调节神经功能的药物，如谷维素，维生素B1片等，也可加用一些扩血管药物如尼莫地平等。日常生活中，请注意低脂饮食，低胆固醇饮食和戒烟酒，多吃蔬菜水果，保持乐观平和的心态。　　也许你正饱受头晕头痛的困扰却无处觅得良方，也许你有点咳嗽却犹豫是自行吃药还是到医院就诊，也许你的身体正发出某种疾病信号，你却毫不知情……把这些问题都抛给我们的“寻医问药”栏目吧，这是《乐享健康周刊》专为医患一对一交流搭建的平台，对于您的疑问，本栏目将请来自省会各大医院的专家为您解惑，并给出适当的医疗建议。　　您有所问，我们必有所答，欢迎联系乐享健康周刊“寻医问药”栏目。　　乐享健康热线：7　　乐享健康邮箱：　　乐享健康微信：“乐享健康”(lxjk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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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居委会工作感触:头几天脑子一直嗡嗡作响
　　居委干部工作繁琐，负担重，市民都知道，但到底是怎样一份“重”，他们有哪些酸甜苦辣？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大课题，那些“模式”、“经验”，是否能够推而广之？　　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日前，本报记者到杨浦区大桥街道广杭居民区，发扬“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精神，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骑着一辆自行车，揣着一串办公室钥匙，记者把居委会和社区当“单位”，居委干部也把记者看作“自家人”。记者在那里实地了解基层社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还原一地鸡毛的琐碎，与居委干部们一起体味工作中的喜悦与困惑。　　在这个集商品房小区、售后公房小区、“棚户区”于一体，聚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居民区，各种问题呈现，各类矛盾交织，社区干部解决问题的“智慧”着实令人赞叹，但他们也有困惑与无奈。蹲点一月，记者有了更多深切感触：眼下一般居民对自治的认识并不高，遇到事情习惯到居委会“找政府”，居委干部就想方设法引导，鼓励居民中有威信有能力的人“出山”，在社区建立自治联动机制；居委干部负担重，但上面任务派下来，也会带来资源，如果能在自治活动与行政任务之间找到“平衡”，借力为居民多办实事，任务便成为“甜蜜的负担”；老百姓盼旧区改造，可这得一步步来，当居委干部劝说七八十岁的社区老人“快了快了，再等两年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可他们自己心里也没底――“两年”到底有多久，于是陷入一种希望与无奈交织的感觉……记者将见闻与感悟，写成了《一个真实的社区是如何运转的》。真实，总是富有质感的；真实，也许透着几分锐利；而唯有真实，才能为机制创新和新路探索提供导引。　　一部自行车，一串办公室钥匙，我就这么被“空投”到了杨浦区大桥街道广杭居民区。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创新是否有迹可循，是个未知数；被冠以“模式”、“经验”的东西，其可靠性也不确定。所以我想，去除“小巷总理”的美誉、去除网上对基层干部的污名，首先弄清楚一个真实的社区是如何运作的。　　选择广杭居民区，因为它情况够复杂，既有商品房小区，又有售后公房小区，还有“棚户区”，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人员，各种矛盾凸现。在上海的各类社区中，它还比较有代表性。　　“尊敬的广杭居委会”　　――居民的困惑　　到广杭居民区第一天，就遇到一件事。　　下午，有居民跑进居委会办公室反映，杭州路87号两幢楼后面，化粪池溢出来了，臭气熏天。　　居民区书记毛建芬、居委会主任顾家祥捎带上我，匆忙赶去现场。出事的两幢房子就在居委会所在地广杭苑的对面、红房子医院隔壁。　　3分钟后，我们到了那两幢房子门口。二层楼的红砖房子，墙上爬着爬山虎，墙面多处开裂，在天井里就闻到一股臭味。走上二楼，看到卫生间是公用的。据说，这里曾是国棉二十九厂的职工宿舍。因棉纺厂资不抵债，这块地几经转手，现属红房子医院。很多居民都搬走了，剩下八九户不愿搬。　　在二楼，遇到的居民首先不说化粪池的事，而问“房子什么时候拆”？“我们先来看看，怎么解决眼门前的问题。”居委干部循循善诱。楼上又探出来几个脑袋：“隔壁都提过了，上面都知道的。”“有问题你们领导不去提，谁去提？”　　“我们哪里是领导了，你们把具体意见提出来，我们帮你们跑腿反映上去。”居委干部连忙把自己从“领导”里择出来。毛建芬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但又觉得必须要做点事情。他们努力的方式，就是尽量将居民的急难愁问题和超出此范围的诉求剥离开，先解决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第二天，住在那两幢楼的居民送来一张联名请求书。写得很有意思，它是写给“尊敬的广杭居委会”的，提的不是化粪池问题，而是要求“帮助改善环境，危房变新颜！”下面有8个人署名。　　“居民有事，总是最先想到找居委干部。但‘危房变新颜’真不是居委能做到的。”毛建芬说，“临时处理一下是很简单，关键以后怎么办？”居委干部一方面找物业、环卫部门先处理外溢，一方面希望能找到一个单位或部门，在一段时间里顺带管起这个化粪池。　　沈阳路一段，也有两幢老旧房子，周边都是医院围墙，只有一条狭窄通道连接起居民楼与马路。因动迁停滞，这里没有物业，由居委会代管。36户人家，每户每月收3块钱清洁费，请一名清洁工捎带着进去扫一下地。平时“清洁家园”义务劳动时，居委干部就带领志愿者去拔草、大扫除。“一个月清扫费才百来块钱，清洁工都提出来不干了，不知道还能找谁来扫地。”居委干部又开始犯愁。　　另一件事加深了我对居民“有事找居委会”的印象。居民区里另一个高档楼盘，居民入住六七年了，业委会还没建立起来。于是，就有居民跟居委会反映，要求筹建业委会。按照现有规定，居委会对业委会筹建有指导义务，一般筹建小组的组长都由居委主任担任。居委会就通过小区公示栏张榜咨询居民参加业委会的意向，却无一人报名候选。　　偶感　　初到居民区就感觉到，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难点：一般居民对“自治”的认识并不高，遇到事情，首先想到是“你们要帮我解决”，不会区分哪些事可以通过自治解决，哪些事明确可以要求职能部门解决。甚至，居民理所当然把居委干部当作“领导”，是帮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　　1423弄里的“五泄景区”　　――居委干部的困惑　　头几天，从广杭苑出来，回家吃过晚饭，脑子里还会嗡嗡作响。　　因为实在太吵了，不停有人进来反映情况，说着东家长、西家短。一会儿一个阿姨抱着条狗进来，说某一个地方下水道堵了；一会儿又有人说，门口布告栏上贴了一张传单：痛诉业委会选举不公。　　居委干部到底要管多少人、管多少地方？他们告诉我的数据是：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有三个商品房小区，两个售后公房小区，以及棚户区，居民一共3180户，8000余人。　　那是什么概念？趁中午休息时间，我骑着自行车转了一圈。这里最明显的坐标是杨浦大桥，不远处可看到杨浦区唯一的一座五星级酒店――荣兴温德姆。出了杭州路，从眉州路一路骑过去，许多小店铺，充斥各种叫卖声，到中医院附近车辆有些拥堵。往南骑到杨树浦路，路南有些地方已拆迁平整，路北还有些小弄堂，里面挨挨挤挤都是人家，还用着马桶。绕过杨树浦港从兰州路回来，绿树葱茏，看得出来整治过，河边还修了亲水步道。再北面，红房子医院和中医院周边，有小片住宅也属于该居民区。　　按照规定，超过2000户的居民区，可配10名居委干部。在这里，我认识了书记和主任，还有副书记徐东，同时兼任妇代主任，青干；副主任杨立谦，兼民政主任；杨琳，治安主任；陈燕萍，老龄主任；竺小燕，计生主任；王寅英，调解主任；陈莉，文教主任；彭明珠，卫生主任。　　他们也有许多困惑。　　4月底，毛建芬接到一张社区民警转来的通知，在杨树浦路一处弄堂里，一名未婚女青年“计划外”生育。后经多方查实，这名女青年户籍在这里，但长期不住此地，居委干部根本不可能掌握她的情况。这次她想把孩子户口报到这里，才引起这一事端。　　“年终考评先进没有了。”居委干部自嘲道。这虽是个简单案例，背后却反映出人口高度流动之后，居委面临人户分离、外来人口增多带来的管理难题。　　老龄化也是令居委干部头痛的问题。这里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30多名。就在前一天，一名独居老人摔倒在自己家里，幸好被居委干部们发现了。　　老人是名退休干部，平时不喜有人上门，总是说“不用你们管”，居委干部又不敢真不管他，经常是热脸贴冷屁股，反正知道他没事就好。这天发现他倒在家里，失禁的粪便弄得身上都是。居委干部们把他送到医院，又花钱请护工帮他清理身体。在民警陪同下，他们又返回老人家里，找到社保卡，帮老人办妥手续。一直忙到下午，几个居委干部来不及吃饭，只好请同事送点包子馒头过来对付一顿。　　“最怕最怕，就是老人在家里出事情。”居委干部们心有不解，什么时候起，老人倒在家里，都成了政府和居委会的责任了？“不少老人有退休工资，他舍不得花。”“有些老人子女住别的地方，平时也不过来看看，出了事就怪我们没照顾好老人。”　　蹲点一星期后，早上正好有空，居委会主任顾家祥带着我去了杨树浦路1423弄。这地方在他口中叫作“五泄风景区”。浙江诸暨“五泄”，瀑布从五泄山巅的崇崖峻壁间飞流而下，折为五级，层层叠叠，风景秀美。顾家祥说，广杭也有“五泄”，就在1423弄。进了弄堂，老顾嘱咐我跟上，因为“没人带路，很容易走丢”。曲曲折折的弄堂里，转了三四折，每一折都有一段坡度不小的路，落差最大的一段据说有60公分。走到里面见居民在打水洗衣，旁边一口水井，井台约半米高。居民说，夏天暴雨的时候水从马路上灌进来，急速的水流像瀑布一样，雨大的时候，井台也会被淹没。每年汛期，居委干部都担心居民家中水淹，桌子底下都准备好了一双拖鞋或者高帮胶鞋，下雨天就要来此“拷浜”（舀水）。　　70多岁的张阿姨是此地老住户，一间三四平方米的卧室搭着上下铺，房里冰箱垫高了60公分。张阿姨将自己和房间都拾掇得很干净，厨房搭在一个一米见方的天井里，上面留着天窗，自然采光。　　一边忙活，她一边感慨，外面雨停了三天了，厨房还没干呢。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住上明亮宽敞的房子啊。顾只好安慰她，快了，快了，再等两年吧。保重身体要紧，长命百岁，好日子在后头呢。张阿姨有句没句答着，忽然想起，又追问了一句：你说的两年，今年算不算进去呢？　　听着有点心酸。然而区里二级旧里尚有许多，听说“十二五”期间这里是动不了了。“工作还是要做，只能拜托居民们帮帮忙。”顾家祥私心觉得，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把衣物晾晒在外面再正常不过。尽管生活条件不好，目之所及，弄堂里面干干净净，房前屋角还拿盆种了些花，种了些菜，墙角还放着洗干净的马桶。他们也在努力过好自己的“日脚”。　　偶感　　居委干部们，每做成一件事，他们都很有成就感，让他们难过的是不被理解。新的社会变化，令居委干部感到超出能力范围的事越来越多，要做好事情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我感觉到的涉及基层治理的第二个难点。　　“去街道开会就是领任务”　　――“行政化”的得失　　客观讲，居委会都在做着街道行政职能的延伸臂。在广杭居民区，我细数了一下，一周内书记毛建芬去街道开会3次，主任顾家祥1次。这还是两人商量着“去一个就好”，且其他专职条线干部的会都没算在内。　　“去街道开会就是领任务。”毛建芬说。“以前会议还要多，我们提过意见，街道改进了，各部门把能合并的会放在一起，集中一个时段开完。”这天是市政科召集居委干部开会，一个短会后，组织科等另两个科室也找她谈了谈，正好用了一上午。“街道也没办法，一个科室就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正所谓街道是个筐，各种任务都沉下来，最后抓手在居委会。　　“不得不说，任务派下来的时候，街道也带来很多资源。关键看居民区能不能借上力。”广杭居民区所在的大桥街道，每周会有街道联络员、定点联系的街道干部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也有“一线工作法”要求的区级干部带队下来解决问题。比如红房子医院周边的环境脏乱情况，是区里挂了“牌”的顽症：交通堵塞、机非混行，还有小摊贩乱设摊。有居民反映，“我女儿生孩子那会儿，就从眉州路转弯到大门口那段100多米的路，能开半小时，真真急死人。”后来执法部门、机关干部、居委干部以及志愿者一齐出动持续整治，路段终于通畅了。“这些问题，光凭社区的力量，是做不成的。”　　大多数时候，毛建芬都能把这些“上面派下来的”事情与居民区内部事务处理好。她的手下偶尔也会嘲她：“我们很辛苦，但是毛书记更辛苦，因为毛书记还要忙着‘造假’。”　　确实有不得不造假的时候。街道派下来一活儿，要求居委组织一定数量的失业居民去参加某场招聘会。“主办部门怕冷场，让我们多找些人去。可我们居民区还真没那么多失业人员。”毛建芬手头上正处理一个失业女青年的案例，帮她联系工作单位。“真正需要找工作的，我们也都在帮忙留意。”人找不齐，没办法最后居委干部们勉为其难去现场充人数了。　　配置垃圾管理志愿者也遇到类似尴尬。按照要求，各居民区要安排志愿者做好居民小区垃圾协管工作，建立志愿者值守制度。值守时间段7时30分至8时30分，晚18时30分至19时30分。志愿者要采取巡逻方式，针对乱扔垃圾、垃圾袋不入箱，垃圾箱满溢、大件垃圾未及时清运或管理不规范、垃圾房不及时清运、垃圾桶及箱房不及时保洁等现象，及时发现、劝阻、宣传、通报物业居委等相关管理部门。通知还具体要求小区要配备“2名/小时/500户”，一人多岗、多人轮岗。　　每天安排志愿者去守垃圾房，按照3000户来算，广杭居民区每天早晚至少要出动12名志愿者去巡逻，若早晚替换，则需要24人。这24人每天志愿巡逻1小时，还要求他们劝阻不文明行为，居委干部们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一种算法，如果志愿者出勤的频率为每月1次，那么基数就需要720人，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思来想去，每天能在小区垃圾箱周围出现的，也就只有保洁人员了。他们决定说服物业，让保洁人员担任志愿者，一边扫地，一边戴着志愿者袖箍。除了监督居民，还要监督自己有没有不及时保洁。　　偶感　　一些行政指令的初衷是好的，但若不符合社区的实际，那么下面会以超出想象的做法演绎这种不切实际。这里面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少些行政干预，基层组织才能更好地内生性地成长。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骏 选稿：张海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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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验居委会工作感触:头几天脑子一直嗡嗡作响
　　居委干部工作繁琐，负担重，市民都知道，但到底是怎样一份“重”，他们有哪些酸甜苦辣？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大课题，那些“模式”、“经验”，是否能够推而广之？　　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日前，本报记者到杨浦区大桥街道广杭居民区，发扬“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精神，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蹲点调查。骑着一辆自行车，揣着一串办公室钥匙，记者把居委会和社区当“单位”，居委干部也把记者看作“自家人”。记者在那里实地了解基层社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还原一地鸡毛的琐碎，与居委干部们一起体味工作中的喜悦与困惑。　　在这个集商品房小区、售后公房小区、“棚户区”于一体，聚集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居民区，各种问题呈现，各类矛盾交织，社区干部解决问题的“智慧”着实令人赞叹，但他们也有困惑与无奈。蹲点一月，记者有了更多深切感触：眼下一般居民对自治的认识并不高，遇到事情习惯到居委会“找政府”，居委干部就想方设法引导，鼓励居民中有威信有能力的人“出山”，在社区建立自治联动机制；居委干部负担重，但上面任务派下来，也会带来资源，如果能在自治活动与行政任务之间找到“平衡”，借力为居民多办实事，任务便成为“甜蜜的负担”；老百姓盼旧区改造，可这得一步步来，当居委干部劝说七八十岁的社区老人“快了快了，再等两年吧，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可他们自己心里也没底――“两年”到底有多久，于是陷入一种希望与无奈交织的感觉……记者将见闻与感悟，写成了《一个真实的社区是如何运转的》。真实，总是富有质感的；真实，也许透着几分锐利；而唯有真实，才能为机制创新和新路探索提供导引。　　一部自行车，一串办公室钥匙，我就这么被“空投”到了杨浦区大桥街道广杭居民区。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创新是否有迹可循，是个未知数；被冠以“模式”、“经验”的东西，其可靠性也不确定。所以我想，去除“小巷总理”的美誉、去除网上对基层干部的污名，首先弄清楚一个真实的社区是如何运作的。　　选择广杭居民区，因为它情况够复杂，既有商品房小区，又有售后公房小区，还有“棚户区”，既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人员，各种矛盾凸现。在上海的各类社区中，它还比较有代表性。　　“尊敬的广杭居委会”　　――居民的困惑　　到广杭居民区第一天，就遇到一件事。　　下午，有居民跑进居委会办公室反映，杭州路87号两幢楼后面，化粪池溢出来了，臭气熏天。　　居民区书记毛建芬、居委会主任顾家祥捎带上我，匆忙赶去现场。出事的两幢房子就在居委会所在地广杭苑的对面、红房子医院隔壁。　　3分钟后，我们到了那两幢房子门口。二层楼的红砖房子，墙上爬着爬山虎，墙面多处开裂，在天井里就闻到一股臭味。走上二楼，看到卫生间是公用的。据说，这里曾是国棉二十九厂的职工宿舍。因棉纺厂资不抵债，这块地几经转手，现属红房子医院。很多居民都搬走了，剩下八九户不愿搬。　　在二楼，遇到的居民首先不说化粪池的事，而问“房子什么时候拆”？“我们先来看看，怎么解决眼门前的问题。”居委干部循循善诱。楼上又探出来几个脑袋：“隔壁都提过了，上面都知道的。”“有问题你们领导不去提，谁去提？”　　“我们哪里是领导了，你们把具体意见提出来，我们帮你们跑腿反映上去。”居委干部连忙把自己从“领导”里择出来。毛建芬时常感到无能为力，但又觉得必须要做点事情。他们努力的方式，就是尽量将居民的急难愁问题和超出此范围的诉求剥离开，先解决基本生活保障问题。　　第二天，住在那两幢楼的居民送来一张联名请求书。写得很有意思，它是写给“尊敬的广杭居委会”的，提的不是化粪池问题，而是要求“帮助改善环境，危房变新颜！”下面有8个人署名。　　“居民有事，总是最先想到找居委干部。但‘危房变新颜’真不是居委能做到的。”毛建芬说，“临时处理一下是很简单，关键以后怎么办？”居委干部一方面找物业、环卫部门先处理外溢，一方面希望能找到一个单位或部门，在一段时间里顺带管起这个化粪池。　　沈阳路一段，也有两幢老旧房子，周边都是医院围墙，只有一条狭窄通道连接起居民楼与马路。因动迁停滞，这里没有物业，由居委会代管。36户人家，每户每月收3块钱清洁费，请一名清洁工捎带着进去扫一下地。平时“清洁家园”义务劳动时，居委干部就带领志愿者去拔草、大扫除。“一个月清扫费才百来块钱，清洁工都提出来不干了，不知道还能找谁来扫地。”居委干部又开始犯愁。　　另一件事加深了我对居民“有事找居委会”的印象。居民区里另一个高档楼盘，居民入住六七年了，业委会还没建立起来。于是，就有居民跟居委会反映，要求筹建业委会。按照现有规定，居委会对业委会筹建有指导义务，一般筹建小组的组长都由居委主任担任。居委会就通过小区公示栏张榜咨询居民参加业委会的意向，却无一人报名候选。　　偶感　　初到居民区就感觉到，基层社区治理的一个难点：一般居民对“自治”的认识并不高，遇到事情，首先想到是“你们要帮我解决”，不会区分哪些事可以通过自治解决，哪些事明确可以要求职能部门解决。甚至，居民理所当然把居委干部当作“领导”，是帮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　　1423弄里的“五泄景区”　　――居委干部的困惑　　头几天，从广杭苑出来，回家吃过晚饭，脑子里还会嗡嗡作响。　　因为实在太吵了，不停有人进来反映情况，说着东家长、西家短。一会儿一个阿姨抱着条狗进来，说某一个地方下水道堵了；一会儿又有人说，门口布告栏上贴了一张传单：痛诉业委会选举不公。　　居委干部到底要管多少人、管多少地方？他们告诉我的数据是：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有三个商品房小区，两个售后公房小区，以及棚户区，居民一共3180户，8000余人。　　那是什么概念？趁中午休息时间，我骑着自行车转了一圈。这里最明显的坐标是杨浦大桥，不远处可看到杨浦区唯一的一座五星级酒店――荣兴温德姆。出了杭州路，从眉州路一路骑过去，许多小店铺，充斥各种叫卖声，到中医院附近车辆有些拥堵。往南骑到杨树浦路，路南有些地方已拆迁平整，路北还有些小弄堂，里面挨挨挤挤都是人家，还用着马桶。绕过杨树浦港从兰州路回来，绿树葱茏，看得出来整治过，河边还修了亲水步道。再北面，红房子医院和中医院周边，有小片住宅也属于该居民区。　　按照规定，超过2000户的居民区，可配10名居委干部。在这里，我认识了书记和主任，还有副书记徐东，同时兼任妇代主任，青干；副主任杨立谦，兼民政主任；杨琳，治安主任；陈燕萍，老龄主任；竺小燕，计生主任；王寅英，调解主任；陈莉，文教主任；彭明珠，卫生主任。　　他们也有许多困惑。　　4月底，毛建芬接到一张社区民警转来的通知，在杨树浦路一处弄堂里，一名未婚女青年“计划外”生育。后经多方查实，这名女青年户籍在这里，但长期不住此地，居委干部根本不可能掌握她的情况。这次她想把孩子户口报到这里，才引起这一事端。　　“年终考评先进没有了。”居委干部自嘲道。这虽是个简单案例，背后却反映出人口高度流动之后，居委面临人户分离、外来人口增多带来的管理难题。　　老龄化也是令居委干部头痛的问题。这里60岁以上老年人口1730多名。就在前一天，一名独居老人摔倒在自己家里，幸好被居委干部们发现了。　　老人是名退休干部，平时不喜有人上门，总是说“不用你们管”，居委干部又不敢真不管他，经常是热脸贴冷屁股，反正知道他没事就好。这天发现他倒在家里，失禁的粪便弄得身上都是。居委干部们把他送到医院，又花钱请护工帮他清理身体。在民警陪同下，他们又返回老人家里，找到社保卡，帮老人办妥手续。一直忙到下午，几个居委干部来不及吃饭，只好请同事送点包子馒头过来对付一顿。　　“最怕最怕，就是老人在家里出事情。”居委干部们心有不解，什么时候起，老人倒在家里，都成了政府和居委会的责任了？“不少老人有退休工资，他舍不得花。”“有些老人子女住别的地方，平时也不过来看看，出了事就怪我们没照顾好老人。”　　蹲点一星期后，早上正好有空，居委会主任顾家祥带着我去了杨树浦路1423弄。这地方在他口中叫作“五泄风景区”。浙江诸暨“五泄”，瀑布从五泄山巅的崇崖峻壁间飞流而下，折为五级，层层叠叠，风景秀美。顾家祥说，广杭也有“五泄”，就在1423弄。进了弄堂，老顾嘱咐我跟上，因为“没人带路，很容易走丢”。曲曲折折的弄堂里，转了三四折，每一折都有一段坡度不小的路，落差最大的一段据说有60公分。走到里面见居民在打水洗衣，旁边一口水井，井台约半米高。居民说，夏天暴雨的时候水从马路上灌进来，急速的水流像瀑布一样，雨大的时候，井台也会被淹没。每年汛期，居委干部都担心居民家中水淹，桌子底下都准备好了一双拖鞋或者高帮胶鞋，下雨天就要来此“拷浜”（舀水）。　　70多岁的张阿姨是此地老住户，一间三四平方米的卧室搭着上下铺，房里冰箱垫高了60公分。张阿姨将自己和房间都拾掇得很干净，厨房搭在一个一米见方的天井里，上面留着天窗，自然采光。　　一边忙活，她一边感慨，外面雨停了三天了，厨房还没干呢。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住上明亮宽敞的房子啊。顾只好安慰她，快了，快了，再等两年吧。保重身体要紧，长命百岁，好日子在后头呢。张阿姨有句没句答着，忽然想起，又追问了一句：你说的两年，今年算不算进去呢？　　听着有点心酸。然而区里二级旧里尚有许多，听说“十二五”期间这里是动不了了。“工作还是要做，只能拜托居民们帮帮忙。”顾家祥私心觉得，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把衣物晾晒在外面再正常不过。尽管生活条件不好，目之所及，弄堂里面干干净净，房前屋角还拿盆种了些花，种了些菜，墙角还放着洗干净的马桶。他们也在努力过好自己的“日脚”。　　偶感　　居委干部们，每做成一件事，他们都很有成就感，让他们难过的是不被理解。新的社会变化，令居委干部感到超出能力范围的事越来越多，要做好事情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我感觉到的涉及基层治理的第二个难点。　　“去街道开会就是领任务”　　――“行政化”的得失　　客观讲，居委会都在做着街道行政职能的延伸臂。在广杭居民区，我细数了一下，一周内书记毛建芬去街道开会3次，主任顾家祥1次。这还是两人商量着“去一个就好”，且其他专职条线干部的会都没算在内。　　“去街道开会就是领任务。”毛建芬说。“以前会议还要多，我们提过意见，街道改进了，各部门把能合并的会放在一起，集中一个时段开完。”这天是市政科召集居委干部开会，一个短会后，组织科等另两个科室也找她谈了谈，正好用了一上午。“街道也没办法，一个科室就几个人，根本管不过来。”正所谓街道是个筐，各种任务都沉下来，最后抓手在居委会。　　“不得不说，任务派下来的时候，街道也带来很多资源。关键看居民区能不能借上力。”广杭居民区所在的大桥街道，每周会有街道联络员、定点联系的街道干部来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也有“一线工作法”要求的区级干部带队下来解决问题。比如红房子医院周边的环境脏乱情况，是区里挂了“牌”的顽症：交通堵塞、机非混行，还有小摊贩乱设摊。有居民反映，“我女儿生孩子那会儿，就从眉州路转弯到大门口那段100多米的路，能开半小时，真真急死人。”后来执法部门、机关干部、居委干部以及志愿者一齐出动持续整治，路段终于通畅了。“这些问题，光凭社区的力量，是做不成的。”　　大多数时候，毛建芬都能把这些“上面派下来的”事情与居民区内部事务处理好。她的手下偶尔也会嘲她：“我们很辛苦，但是毛书记更辛苦，因为毛书记还要忙着‘造假’。”　　确实有不得不造假的时候。街道派下来一活儿，要求居委组织一定数量的失业居民去参加某场招聘会。“主办部门怕冷场，让我们多找些人去。可我们居民区还真没那么多失业人员。”毛建芬手头上正处理一个失业女青年的案例，帮她联系工作单位。“真正需要找工作的，我们也都在帮忙留意。”人找不齐，没办法最后居委干部们勉为其难去现场充人数了。　　配置垃圾管理志愿者也遇到类似尴尬。按照要求，各居民区要安排志愿者做好居民小区垃圾协管工作，建立志愿者值守制度。值守时间段7时30分至8时30分，晚18时30分至19时30分。志愿者要采取巡逻方式，针对乱扔垃圾、垃圾袋不入箱，垃圾箱满溢、大件垃圾未及时清运或管理不规范、垃圾房不及时清运、垃圾桶及箱房不及时保洁等现象，及时发现、劝阻、宣传、通报物业居委等相关管理部门。通知还具体要求小区要配备“2名/小时/500户”，一人多岗、多人轮岗。　　每天安排志愿者去守垃圾房，按照3000户来算，广杭居民区每天早晚至少要出动12名志愿者去巡逻，若早晚替换，则需要24人。这24人每天志愿巡逻1小时，还要求他们劝阻不文明行为，居委干部们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一种算法，如果志愿者出勤的频率为每月1次，那么基数就需要720人，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思来想去，每天能在小区垃圾箱周围出现的，也就只有保洁人员了。他们决定说服物业，让保洁人员担任志愿者，一边扫地，一边戴着志愿者袖箍。除了监督居民，还要监督自己有没有不及时保洁。　　偶感　　一些行政指令的初衷是好的，但若不符合社区的实际，那么下面会以超出想象的做法演绎这种不切实际。这里面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少些行政干预，基层组织才能更好地内生性地成长。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张骏 选稿：张海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