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写“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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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宝祥先生古今谈
诗歌与“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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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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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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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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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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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一气东南王斗牛，祖龙潜为子孙忧。
金陵地脉何曾断？不觉真人已姓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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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扬州大珠和洞庭神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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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嘉祐年间，距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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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了，在扬州府地方，曾经有过一颗巨大的“珠”。这“珠”起初出现在天长县的水域中，继而向东北方向移动，转入甓社湖，又转入新开湖。这可不是一颗普通的珠，而是一颗来历不明的极端神秘的珠。它的存在，持续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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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就是说，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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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当中，它是不时现身，始终不曾消失的。当地居民和路过此地的外乡人，如果运气好的话，就都有可能见上它一面。这珠露面的时候，常常是安静地飘浮在水面上的，像一条船。可是它的形状，却与船形根本不同。它像是一个大蚌。当它的“嘴巴”张开时，里面会有亮光发出，随着嘴巴的越张越大，亮光也会跟着逐渐增强，最后，当嘴巴张到有半张席子那么大的时候，这光便凝聚为一团只有拳头大小的极强光，人的眼睛根本不能正视它。这时候，附近十里以内范围的林木，都会被它的光茫笼罩。在光的边缘部份，还会出现一片红色，远看去就像是一团野火在燃烧。这珠是活的，它能飞翔，从一处水域迁移到另一处水域，对它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 当时把这“珠”的情况记录下来的人，据我所知有二个。一个是邵伯温，另一个是沈括。邵伯温说，孙觉在中进士之前，曾经住在高邮，常在一处郊外别墅讲学。一天拂晓时分，忽然发现有光从窗外射入，他觉得很奇怪，便和同舍的朋友沿光追寻。约摸走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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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路，看见一处湖面上飘浮着一颗其大无比的珠，从珠上发出的强光，竟把远近照得如同白昼。射入他们居室的光，相信就是从这珠发出来的了。一个叫崔伯易的，大概就是孙觉的同行者吧，为此事专门写了一篇《感珠赋》。孙觉中进士之后，任官河南主簿，常对人说起这件怪事。至于沈括，他的记录比邵伯温详细得多，他说，这颗珠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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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现在已经消失无踪了。樊良镇是大珠往来的必经之地，行船的人来到此地，往往维船系缆，逗留它几个日夜，希望一睹这神珠的庐山真面。那地方原有一个无名亭子，由于长期成了水客们候珠的落脚点，因而被人戏称为“观珠亭”
。沈括的话见于《梦溪笔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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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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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珠蚌之类是不能飘浮的，它们的“嘴巴”张开来，也决不至于有半张席子那么大。在黑暗之中，珍珠可能会有微光，但不可能发强光，尤其是决不可能发射出那种可以照亮方圆一二十里的极强光。还有，蚌类动物在水底的移动，其速度可能还远不及陆上的蜗牛，平凡如蚌，供人食用尚且不免，又怎能修成瞬间千里的大神通？真令人百思不解。这珠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它的出现与消失，是有反复性的。它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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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不时地现于人眼，因此，它不同于那种一朝亮相，再永无回头，根本使人无法查证的瞬时现象。从这蚌的状形、运行速度和能发强光这些特点看，这东西颇近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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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那种不明飞行物体——UFO
我不敢说这扬州大珠就是飞碟，但也同样不敢说它就是成精的珠蚌。因为即使真有所谓“日久成精”的事，如昔日雷峰塔所镇压着的青蛇、白蛇一样，也未必可以“成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范致明所著的《岳阳风土记》中，也有一则关于神珠的记载，作者说，从前洞庭湖中有过一个半张席子大小的巨蚌，这蚌在深夜里常采取“侧立”
姿势，“乘风往来烟波间，中吐巨珠，与月相射”，渔夫们以为那是真蚌，千方百计寻取，却始终不能如愿，后来就人间消失了。范氏的记录，与邵、沈二人同出一辙，使人怀疑这神蚌会不会就是扬州大珠。洞庭与扬州，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对于能够“乘风往来”的神物而言，这远距离就决不是问题。廿四桥游罢，再登岳阳楼，想不到蚌呀珠呀这类低等动物，还真晓得风流快活呢。
每逢碰到这种事情，抱正统观念的人，其反应大抵就是摇头，可惜摇头并不总能解决问题，也并不总能证明摇头的人全身都是科学。作为人，邵，范、沈三位，可能都有资格归入“老实人”的行列。邵伯温是理学家邵雍的儿子，理学家传统上不好言怪。范致明曾贬官岳州，如果不是身历目睹，就是从当地父老口中得知此事，谅非虚造。至于沈括，更是公认的古代杰出的科学人材，夸夸其谈不是他的天性。要否定他们记录下来的这桩怪事，必须，一，证明这三个宋代人，从眼睛到耳朵到头脑都不正常；二，证明他们的材料只是先后袭用，属于以讹传讹一类；三，找到同时代的直接的可靠的反证。然而，千年以上的陈事旧闻，真要弄个水落石出又谈何容易？在缺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强辩说此事实有，固然无谓；而轻蔑地嗤之以鼻，亦属非智。“疑则阙之”，老祖宗这态度可能最符合科学精神。
钱塘苏小是乡亲
自古文人多情，诗词当中时常歌咏到一些美丽的女性。其中如杨玉环、王昭君、赵飞燕等人，事迹较为清楚，写起来自然有根有据。但另外有些古代女子，我们连她生活的年代都不能确定，更无庸说她的详细事历了，而诗文作者却一样的舞文弄墨，歌之咏之。苏小小便是这类人物中的一名。苏小小，习惯上也省称“苏小”，有人说她是晋代人，有人说她是南朝的宋代人。她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玉台新咏》中，那里头有一首《钱塘苏小歌》，全诗只有四句，二十个字：
&&&&& &&&&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 &&&& &这是一首写男女欢会的诗歌，表现了一种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诗中所说的“西陵”，后人解释说就在钱塘江的西岸。从隋、唐时代开始，歌咏苏小的作品多起来了。张祜《题苏小小墓》、白居易《杨柳枝词》、罗隐《苏小小墓》、以及李贺的《苏小小墓》，就都是佳作。而关于苏小的事迹，在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说得最为详尽。他说，苏小小是钱塘名妓，不但容颜秀美，而且富有诗才。她有一个姐姐，叫做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相好。赵氏家境贫穷，盼奴经常周济她，直到他学有所成，到襄阳去做官为止。由于盼奴名在妓籍，不能跟随他，二人便这样分手了。三年之后，赵不敏死在任上。临终，他把不多的个人物件分为二份，一份给他的弟弟赵某，一份留给盼奴，同时示意他弟弟，盼奴的妹妹是个好女子，有可能就和她交个朋友。赵某去到杭州，找到在当地做官的一个族人，托他寻找盼奴。可惜盼奴这时已经因相思死去，而其妹苏小则为了一桩官司，正在监狱里服刑。赵氏族人把她叫来，说，“你骗取了商人的一百疋绢，现在打算怎样偿还呢？”苏小说，“这事是我姐姐的错，与我无关，如能手下留情，不但我，就是我姐姐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对方本来有心开脱，见苏小出言不俗，更加喜欢，就告诉她：赵不敏已经死了，留下了若干物件，原是准备给她姐姐做纪念的。说完，他把赵某的一封信交给了苏小。拆开信看，却是一首诗，写道：
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
试问钱塘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
是挑情的诗句。所说“大苏”，是指苏小已故的姐姐。一时间，苏小无言以对。催促之下，她和诗一首：
&&&&& && &君住襄阳妾在吴，无情人寄有情书。
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于潜绢事无？
&&&&&&&&&& “绢事”指她现在吃的那桩官司，事情发生在于潜地方，故称“于潜绢事”。据说，苏小最后从良，嫁给了这位赵某人。(故事见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引)
&&&&&&&& 郎瑛这故事究竟从何得来？南朝人有这种和诗的习惯吗？
一翻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就知道他搅错了。在田书中，故事的主人公是赵宋时代的名妓苏小娟，郎瑛把苏小娟错当成南朝名妓苏小小了。或者，这竟是梁绍壬自己的错，也未可知。因手头没有《七修类稿》
可翻，不敢肯定。
关于苏小小，还有同样不可靠的一个传说。说是苏小自幼父母双亡，一直寄居在姨母家中，后来因生活所迫，做了妓女。有一天出游，认识了一个叫做阮郁的青年人，二人一见钟情，苏小小当即吟诗一首，以示爱慕之意。这诗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钱塘苏小歌》。这对恋人后来在无媒无妁的情况下成了夫妇。其后不久，阮郁从父命离杭回京，从此绝了音问。苏小思夫心切，竟然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她叮嘱姨母，一定要把她埋葬在西泠，这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故事是明、清以来才子佳人戏的典型构局，相信也与苏小无甚关系。这样我们说了半天，苏小其人其事还是一个谜，除了”名妓“这身份可以确定之外，其他方面的事迹恐怕都无从钩沉了。
苏小死后埋骨何处，同样众说纷纭。一说在杭州，就在西泠桥畔。一说在嘉庆，位于县署前面。有人猜测，嘉庆的苏小墓，埋葬的其实只是宋妓苏小小(宋代确有名妓苏小小，与我们说的苏小小同名同姓。)，而杭州苏小墓，才是货真价实的南齐苏小芳魂歇息之所。又有人争辩说，苏小墓确在嘉庆，杭州的苏小墓是仅为装点湖山而建立的，是衣冠冢，或者干脆连衣冠都没有。眼下且莫论谁是谁非，只知在今日的杭州，位于西湖的西泠桥畔，建有一个六角形的小亭子，叫做“慕才亭”。人们说，昔日亭内的的确确是有一个苏小墓，亭是为她而建的。此外，我们知道西泠还有秋瑾墓。有人扬言，秋瑾与苏小，一今一古，一刚一柔，凝聚着西湖山水的灵气，把苏小小赶到嘉庆去，有损西湖风物，断断不行。
这样，苏小小由一个或明或暗的传说，变成了一个事实，又由一个事实，变成了一个备受崇拜的对象。后世文士在梦中与苏小相逢者有之，以“苏小”二字指代其所爱者亦有之，和真娘墓、朝云墓一样，苏小墓也早已成了情种们凭吊古今的必临之地。可能受了“小小”一名的影响吧，唐、宋以来的名姬艳妇，取名时均喜复迭一字，如杨爱爱、李师师、关盼盼、陈圆圆、唐安安、杨六六之类，指不胜屈。唐诗人韩君平有一首《送王少府归杭州》诗，其中有这么一联：“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
“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他亮出陆机和苏小，是把两人作为吴地的“招牌菜”来使用的。清代钱塘诗人袁枚，号称风流冠世，也是苏小的大“拥趸”，在一个随身携带、形影不离的印章上面，曾亲手镌刻了七个字。哪七个字呢？就是以下这七个字——钱塘苏小是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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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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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朝人在笔记中说，嘉靖年间，北京城有一个裁缝，手艺十分精湛，所裁衣服，长短阔窄，没有不合人意的。当时有一位御史找上门来，请他缝制一套公服。裁缝朝他下跪，问起这御史的经历，御史很是诧异，说：“你只管裁剪去，问这个来干什么？”裁缝回答说：“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初入官场时候，一定志得意满，人不但站得直，而且头部往往是向后微仰的，这时候给你们做衣服，就得注意前面稍长，后面稍短。等到你们在官场中混过一段日子后，由于碰过不少钉子，锐气受挫，走起路来，自然不及从前的昂首阔步了，很有可能要回复到从前的状态。这时候给你们做衣服，就得注意前后一样长短。最后，在你们官场岁月的晚期，十之八九已养成了唯唯诺诺的习性，同时由于升迁无望而疲沓慵懒，这时候你们的上半身，一定会因为思想的重负而稍稍向前倾斜，这时候给你们做衣服，又得注意要前面短，后面长。现在我不知道大人你的资历长短，又怎能为你裁出合身的衣服呢？”
古代的裁缝可能没有一个是进士或举人出身的，而这位不读书的裁缝对“官场”
的认识，竟能如此深刻，是令人惊讶的。自古及今，我觉得没有哪一个进士级的人物能和他相比。
有朋友告诉我，他学校里有一位科室人员，刚任某某“长”的那年，奉命去巡视考场。一双手交剪在屁股后面，逐层楼逐层楼地“巡”上去。在三楼监考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师，无意之中瞥见了这仁兄的倩影，出于礼貌考虑，他朝对方点了点头。某某长先是一楞，继而板起面孔，命令那教师说：“往里头看!”人家向他打招呼，眼睛势必不能再盯着学生，哪怕几秒钟也罢。他喝令人家“往里头看”，自然是一种最典型不过的官训口吻了。两年后，他再次奉命巡考，又碰上了上次那位老教师，讲到目前的工作，某某长一脸苦相，说：“真是这样。……事情并不需要那么认真，许多人其实只是玩着过日子的。认真也没用。”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部门的“竞选”中失利，于是彻底地看破了红尘，人前人后，上上下下，风凉话说个没完没了，而结尾又总是这么一句：“做人真难，我看透了。”
朋友没有形容到某某长在不同阶段的体态变化，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他要做衣服，最好先联系一下上文提到的那位裁缝，同时请他介绍给其他有此需要的人。有人会问我，刚才说的是官场，怎么一转眼说到学校来了？学校中有无“官场”，我对此素无研究，不过最近听说科学院选院士，都容许候选人通过各种媒体去拉选票了。神圣的科学院似乎也在向官场靠拢啦，学校能自洁其身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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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的权臣和珅，满族人，原来是乾隆皇帝的一名轿夫，有一次乾隆急着外出，忙乱中找不到轿上用的黄伞盖，非常生气，责骂从人不力。和珅在一旁附和着说了一句：“我以为管理者难辞其咎”。就是这么一句“普通话”，引起了乾隆对他的注意。看看他的长相，五官端正，腰板笔直，也还相当顺眼。路上，乾隆问起《四书》《五经》中的一些问题，似乎也难不倒这位官学生出身的轿夫。乾隆大喜，以为发现了不世之才，便提拔他当了仪仗部门的主管，不久擢升为三等侍卫。和珅显赫的一生，由此而迈出关键的一步。
乾隆四十一年后，和珅的官运达到了顶峰，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一连串令人眼花目眩的头衔，接二连三地往他身上挂。以乾隆死去的那年为断，和珅专横跋扈的日子，长达二十多年。其间虽然不无短暂失意之时，但总的说来，是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他儿子丰绅殷德，娶了乾隆的第十六女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君臣关系益加密切。那时和珅地位之崇，气焰之炽，可以用范晔“举动回江海，呼吸变霜露”这十个字来形容他。
和珅文化不高，出言粗鲁，但天生聪慧，记性很好，只是由于心术不正，躁于求进，所以一生树敌甚多。可以说，他的一部发家史，就是朝廷中的一部争斗史。
早在乾隆四十一年，正当他大红大紫的时候，就被不怕死的御史曹锡宝参了一本，揭发他的管家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矛头佯指刘全，目标实指他的后台老板和珅。和珅线眼多，得到情报之后，迅速销毁了有关赃证，紧接着耍了一招漂亮的回马枪，摇身一变，从被告变为原告，一口咬定曹锡宝纠察失实，犯有诬蔑罪。结果曹锡宝被乾隆叫到热河行宫，受了一番“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圣训”，最后案件以曹“革职留任”了结。和珅被公开参劾，这是破天荒第一回。和珅死后家产被籍没，刘全作为他的奴仆，个人资产在二十万以上，这说明了曹锡宝当日的弹章，并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和珅的政敌中，有一个叫阿桂的实力派人物，此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本人官居大学士，而且还是首席大学士，地位一度在和珅之上。阿桂与和珅不和，平时借端分开办公不算，入值时也是从不与和珅靠肩并立的。和珅跟他答讪，他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和珅在军机处设了一处私窝，吃饭、办公、休息，都在里面，与别的大臣生死不相往来。这奇特行为可能与阿桂对他的冷落有关。且不管真相如何，只知道此风一开，军机大臣们有样学样，人人仿效和珅自置“办公室”，从前集体议事的旧规，逐渐成了一纸空文。阿桂虽与和珅矛盾重重，恨之入骨，但终其一生，却未能下决心掉这眼中钉、肉中刺。原因大概是他常年带兵，活动场所多在宫廷之外，无
暇顾及太多的“家事”。再说，他也死的不是时候。他死在和珅倒台前的二年，那时和珅的处境已大不如前，皇帝换马，失宠的阴影正笼罩着他。最后一击的机会来了，而阿桂偏在这时候闭上了眼睛。有一种说法，阿桂之所以长期容忍和珅，原因是他必须照顾乾隆皇帝的面子。因为乾隆直到暮年，还依然保持着他盛年时代那种品格，不喜欢别人质疑他用人方面的正确性。排挤和珅显然会伤他的心。
和珅的政敌，除了阿桂外，还有一位地位不低的刘墉，即电视连续剧中所谓的“刘罗锅”。论家庭背景，和珅不如刘墉，因为刘的父亲刘统勋早在乾隆初年，就是颇有名望的大学士了。论个人资历，刘墉则不如和珅，刘是在乾隆退位二年之后才被授予大学士职衔的，比和珅足足晚了十年。说到能力，刘墉其实也是平平。早年较好，晚年则近于庸陋。乾隆曾在上谕中斥责他“不肯认真”、“一味模棱”，又说他“声名亦属平常”，都不像是无的放矢。有时候，刘墉会戏弄一下和珅，用的大抵是搞笑式的手法。例如有一次，他知道和珅要入朝了，就故意穿上一身破烂衣服，在路上等候。和珅的座轿一到，刘墉便迎上前去，纳头下拜。出于官场规矩，和珅当然要回拜了。那时正当一场风雪过后，遍地泥泞，刘墉的衣服湿了一片，和珅新裁的官服也脏得不轻。事后和珅知道上当，在乾隆面前大吐苦水。然而这种案子事实上是审理不清的，故而和其他同类案子一样，也终于没有下文。
当时有心与和珅为难的官员，刘墉之外，还有一个谢振定。谢是御史，在一次巡察中发现了一辆在街上左冲右突、旁若无人的马车，打听之下，知道车主是和珅某妾的兄弟，御史大怒，把那人捉来一阵痛打，跟着下令放火烧车。因为这事他被罢了官，而朝野敬重他，称他为“烧车御史”。
又乾隆末年，和珅派密探四出打听王伦(一个聚众谋反的领袖)的下落，这些人有恃无恐，每到一处，恶事做尽，地方备受滋扰
。他们来到山东博山县时，被性格倔强的县令武亿扣了起来。事情惊动了山东巡抚，一张状纸告到朝廷，
摘去了武亿的乌纱帽。事后该巡抚心有不安，带同武亿上京谋复官职，见到大学士阿桂，阿桂数落他说：“国家法令，禁止侦缉人员到京师之外胡作非为，你当初何以要治县令执法的罪呢？”
毕竟，和珅有乾隆做靠山，中外大小官员对他的打击，对他来说，仅同隔靴搔痒，绝对地无损于皮肉。有心并且也有能力置他于死地的人，那时候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乾隆的第十五子、已经登台为帝的颙琰（即嘉庆帝）。但太上皇尚在，他不便发作。嘉庆四年(公元1799)正月，乾隆归天，和珅跟着倒霉，颙琰在他身上栽了二十大罪，入狱赐死。从查抄清单看，他的家产是以亿计的，委实惊人。有人不无夸大地说，当时中国人的财富，有三分之一是收藏在和珅家里的。
和珅此人能诗。正月十五那天，他写了两首五言诗，其中一首说：
&&&&&&&&&&&&&&&今夕是何夕？元霄又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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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此夜月，分外照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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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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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恩。
临刑时又有一首七言绝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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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远红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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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应泛龙门合，认取香烟是后身。
虽然忏悔得很真实，很到家，但勾魂使者正徘徊在门外，一切都无补于事了。
忽然想起了“贪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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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古代广东地方有二处泉水，喝了它会使人贪得无厌，被称为“贪泉”。这二处怪泉，一在连州，一在南海石门。石门是古时入粤的要道，所以这处“贪泉”尤其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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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广东多贪官，人们认为与“贪泉”有关。最早饮了“贪泉”水而禁不住大贪特贪的是谁呢？据屈大均说，是汉代的陆贾。陆贾在汉代初年，曾奉命出使南方，册封当时的割据者赵陀为南越王。赵陀喜欢陆贾，回程时自然是赏赠丰厚，总值据说有二千金之多。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专政，陆贾无心为官，遂移家于好畤，变卖了赵陀给他的东西，计分五份，分给他的五个儿子，让他们经营取利。同时，陆贾和他们约定，他要轮流到他们家中作客，每家十天，周而复始。作客期间的生活支出，由每家主人负责。代价是什么呢？是他的宝剑、随从和车子。他已经上了年纪，随时会死去，死在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福份，上面的几样东西就全归这家所有。他的宝剑“值百金”，跟着他出游的侍从有十多人，都能歌善奏，大概还是美女。不用说，儿子们对这笔交易都乐于拍板，陆贾于是享
起了晚年福。汉文帝初年，赵陀称帝，屡次派兵侵扰汉境，陆贾为陈平所荐，再次奉命使粤，结果也很成功。考陆贾一生，两使粤东，并无贪黩痕迹，屈大均何以把他算作广东大贪之始祖呢？细心想去，屈氏的说法，其实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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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开发虽然远远落后于中原，但它毗邻大海，得天独厚，除了提供食用的大量鱼类之外，海产的珊瑚、珠蚌、贝壳，更属绝世奇珍，人所艳羡。故自唐宋以来，广东便有“天子南库”之称。于是乎，人人都想去广东做官了。问题是到广东做官的人，相当一部分都不安分守己，把做官等同于做生意，一年到头忙于打秋风，刮地皮。时间一长，成了传统，几乎无官不商，又都几乎无商不官。官、商混一，与民争利，广东这个官场，于是成了养猪场，和养猪场一样的脏和臭。但人再坏，也有所谓“良心发现”的时候。贪官们知道贪赃枉法是不对的，便把责任推到“贪泉”上，说，我本来是不想贪的，只因喝了贪泉水，身不由己了。可恶的贪泉
石门贪泉之所以教人没齿难忘，原因盖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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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贪泉水而变贪，较之于吃猪脑而补人脑的说法更属无稽。近代人挑战贪泉，创造出另一个观念来代替它，那便是“高薪养廉”。据说，贪污是因为穷，钱不够花，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杜绝这丑恶现象了。发明这理论的人，可真的要多吃点猪脑才行。毫无疑问，高薪可以改善生活，有利于促进人的向善之心，但要说它有根除黩念、禁绝贪风的神力，那可是一千个未必然。一个人是廉是贪，其实主要取决于这个人的精神和道德准绳，而当问题涉及这一层面时，银两的作用便非常有限。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足够的金钱”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因为金钱不单止意味着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它在世界上的作用比这复杂得多。比如说，金钱还意味着权力和快乐，而这二样东西却与肚子截然不同，它绝对地是一个无底洞。有了的还想有，富了的还想富。古往今来的大奸大贪，从李林甫、蔡京、严嵩、和珅到成克杰，哪一个的“薪水”不比平民百姓高上百倍、千倍？他们为什么还要不知厌足地贪呀？唐代元载被抄家，单是胡椒一项就起出八百石；宋代太监童贯籍没时，家中藏有理中丸几千斤。这巨量胡椒和理中丸，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权力和快乐的化身，能吃不能吃，能治病不能治病，倒还在其次。现代社会的巨贾豪商、超星政要，存在银行里的票子，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相形之下，胡椒和理中丸早已入了“小儿科”。一个人有了巨款，就等同于有了“富贵”，有了“特权”，成了“人上人”。发财念头之难舍在此，贪欲之难除亦在此，“高薪”不一定能“养廉”，道理也即在此。但请别误会，笔者不是加薪的反对派，和一切“打工仔”一样，我也时刻盼望加薪，最好是每月一次，只是不能保证在加薪之后，永远都和“高薪养廉”的发明者和鼓吹者那样圣洁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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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归正传，在别的官员喝了贪泉水，正在昏昏然贪个不休的时候，晋代的吴隐之作出了相反的一个举动。隆安年中，朝廷整饬吏治，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他专程道经贪泉，品尝其水，饮后，作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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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歃”的意思是吮吸。伯夷、叔齐是殷纣的臣子，周武王灭殷，他们发誓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直到饿死。面对这种道义高于生命的人，事实上即使遍地都是贪泉，又能奈其何？吴隐之用这个典故，来表明自己入污泥而不染的决心。他在广州，常膳是青菜干鱼，部属照顾他，进鱼时剔去骨头，只留鱼肉，他表示不高兴。任满回乡之日，吴刺史不用说是两袖清风、囊橐萧然了。老婆身上带有一片沉香，被他搜出扔入河里，那地方后来被称为“沉香浦”。他晚年嫁女，还得牵狗卖钱备酒席。到广东做官做成这副寒酸相，可说是自古罕见，不但可敬，抑亦可怜，与宋代包拯在肇庆做太守时不取一砚，同为封建官场上的千古美谈。戒除贪欲，关键在个人的自觉自警。吴隐之和包拯荷包不厚，而皆能见利思义，足证高境界与高薪完全是二码事。清代胡林翼说，刮取百姓一文，自己不值一文。有一首签诗写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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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万物各有主，一丝一毫莫乱取。&英雄豪杰本天生，也应步步寻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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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论观骨、看相、论八字，都与“英雄豪杰”这四字无缘，所以步步留神，循规蹈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话说回来，虽然吴隐之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贪泉的水和其他泉水一样，饮了都不会使人变贪。但贪泉的存在，仍有它的价值。
因为对贪官而言，贪泉既是罪魁祸首，又是理想的遮羞布。留着贪泉，可以培养更多有良心的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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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过去了，石门贪泉不知仍在否？然而我想，即使它依样流水汩汩，经过多元进化的现代人类，对它恐怕也难有亲热感了。毕竟只是一块遮羞布。何况并非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需要遮羞布。
&&&&&&&&&& “贪泉”之外，传说东莞黄岭地方，古时还有一处“廉泉”。饮“廉泉”水会变成好官，不知道粤官们为何不去饮这“廉泉”水，反省来反省去，只到“我本来不想贪，只因喝了贪泉水，欲罢不能”为止。不说还好，说了更觉他们无药可救。
“煤驼御史”和“鹅鸭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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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元、明以来，城中居民多烧煤炭。煤主要产自西山。每年九月间，煤炭贩子开始 驾着牛车或驼车前往西山取煤，然后把煤运入城中，卖给需要的人家。
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初年，锐志革新，要求大臣们就国家大事积极发表意见，规定：如有身为言官而沉默不语者，有罪。那时有一个满洲籍御史，本属庸碌之辈，但因为身在“言官”之列，不敢不发言，便开动脑筋上了一道奏章，内容是请皇帝严禁卖煤的人横骑骆驼，以免从驼背上
摔下来受伤或死掉。在御史本人，当然是把“横骑骆驼”一事当作重要的军国大事来说了，可惜雍正皇帝并不这样看，所以本子一上，这御史马上便被“炒”了
“鱿鱼”。更为不幸的是，他从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煤驼御史”。时间一长，竟连真名实姓都被人遗忘了。
无独有偶，也是这位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一个叫钱以瑛的知县，被“行取”(清代提拔地方官员的一种方式)进京，也当上了御史。为感谢天恩，兼且显示才华，他迫不及待地也上了一本，谈到目前国家必须紧急办理的三件事：一、请各省赶紧勒令尼姑还俗；二、如果民间女子有年过二十岁不嫁的，请地方官催促其父母，尽早替她物色夫婿；三、贫苦民众常常为了几文钱大打出手，请诏令地方官统计缺钱人数，每人赏他几十文钱，以便于根除这种打斗恶习。没想到雍正皇帝这回脾气同样不好，大骂钱某所言“甚属鄙琐不通”，并且喝令他收拾行李，滚出京城，回家养老去。这钱御史的品性与“煤驼御史”相类，故而结果也相同。此外南宋时代，一个叫赵霈言的谏官，曾奏请皇帝禁止民间屠宰鹅鸭，被同僚戏称为“鹅鸭谏议”。他上言之后，恰逢金国龙虎大王将兵入寇，于是有人开玩笑说：你有龙虎大王，我有鹅鸭谏议，鹅鸭对龙虎，旗鼓相当，足以抵敌，无须恐慌，云云。“鹅鸭谏议”早生了四百来年，从思想渊源看，似是“煤驼御史”的祖宗
后世那些专写应景文章，出言不关痛痒的人，虽无“煤驼御史”或“鹅鸭谏议”之名，照理却也可以归入“煤驼御史”或“鹅鸭谏议”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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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大都知道“模棱两可”这个成语，但“模棱”的意思和这成语的出处，却不是人人都知道。
话要往古时候说。唐代女皇武则天在位期间，有一个文章写得很好的官员，叫做苏味道。此人做过几年宰相，但无甚政绩可言，只有一句话，当时人所皆知，而且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名言是：“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持两端可矣。”这话的精绝处，在于告诫人们说话须不偏不倚，表态须不明不白。这样，不管往后事态如何发展，如何变化，有心人都将抓他辫子不着。相反，如果你把话说绝了，遭人“咎谴”的机会就大了。这无疑是苏某为官多年的经验之谈。因为“发明”名言有功，人们赠给他一个外号，叫“苏摸棱”，或叫他“摸棱手”，因为他是宰相，有的人私底下就叫他“摸棱宰相”。日常生活中，苏味道的确有时“摸棱”得很到家，例如他的弟弟因请托上的问题，常常对他大发脾气，甚至肆口谩骂，他都不怎样生气。然而政治上，尽管他满肚子都是“摸棱”学问，最终却不很成功。他曾经因犯事蹲过牢房，又曾经因为毁坏别人的墓田和非法役使劳力而被御史弹劾，贬官坊州。在武则天时代，他过分靠拢她的亲信张易之、张宗昌等人，致使当时在野的中宗李显深为不满，李显复辟之后，就把他外放到郿州去做刺史了。虽然后来还是被召回长安，但为时不久也就呜呼哀哉了。在死与不死之间，他的“摸棱”技巧当然更是无用武之地。
“摸棱”一词，似乎未见古人解释过。文字学者蒋鸿礼怀疑它是古人口语“无虑”、“孟浪”、“摹略”的声转，其原始意义略约与今天所说的“大概”、“概略”相近。我们说某人办事从来只是大大概概，不肯认真，这“大大概概”的含义，就很有点接近“摸棱”的意思了。曾经有一个时期，报纸上常有“某人就某事表态，旗帜不够鲜明”之类的句子，这“旗帜不够鲜明”，便同样有一种“摸棱”的神味存在。文献上于“摸棱”二字，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解释，说是苏味道当初拜相的时候，有门生问他：“现在国事繁剧，你准备怎样着手处理呢？”苏味道沉默不语，只管用手在那床棱上摸过来摸过去，大概就算是回答了吧。大凡物件上呈条状突起的部位，均可以称为“棱”。摸床棱而不及两面，就是典型的“不偏不倚”的意思了。这个解释很有趣，然而因为是明显的望文生义，所以颇不足征信。
自古官场中深谙“摸棱”之道的人是相当多的，晚清礼部尚书奎润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也有“摸棱宰相”之目。取笑他的人说，天下的浊气共有十斗，他一个人就占去了八斗。这八斗浊气，固然包含了他外貌上的丑陋（奎润麻面）和举止上的猥琐在内，但更大的部分，应是指他那浓重的“摸棱”味而言。不过有一件事情，似乎可以说明他并非时时刻刻都那么“摸棱”、那么是非不分的。有一年乡试，他担任浙江主考，试后上榜的举子中有一个叫陆寿恬的，某监考官认为“恬”字触犯圣讳（光绪皇帝名“湉”，与“恬”字同音)，应该取消他的举人资格。奎润反驳说：“为了一个字而取消人家的资格，不好。倒是地方送考生名单时，应该替他改改名字的。”说完，他提笔把“恬”字抹去，同时在旁边加上一个和“恬”字同音的“田”字。问题于是乎解决。陆寿田还是举人，后来更高中进士，在这件事上他是应该感谢奎润的。
有人说，做人不妨多点儿“摸棱”气，做官可是绝对“摸棱”不得。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做人万万不可有半分“摸棱”气。因为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至于做官，如果不是终身制，那么多半只是一生中的某段时间而已。当然了，人在江湖，其“心”往往不由自己，当官岁月适时适地地“摸棱”一下，也并不就罪大如天。官场毕竟是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在，如果事事与它的“传统”倒着干，人家恐怕会说你是疯子。
末了有一事提醒，假如你还是学生，考试时候千万记得别把“模棱两可”写成了“摸棱两可”，否则，老师手上的那些“标准答案”绝不会迁就你，因为“摸棱”一语中的“摸”字，后来都习惯写成“模”字了，你再顽固地“摸”下去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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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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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奕劻，是清朝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光绪29年(1903)起任军机大臣，宣统三年(1911)初撤销军机处，成立内阁，改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此人知书识字，做过教书先生，在满人贵族中算是一名读书种子。后来入继为贝勒，又晋爵为亲王。清代封亲王的素来只有两种人，一是皇子，二是八大功臣的世袭子孙，像他这样以贝勒身份而进封亲王的，有清一代似乎只他一人。
奕劻其人昏庸腐朽，让他参与朝政，已十分不妥；再让他负责外交，那危害会更大。偏偏，慈禧太后正是把外交大权交与他。光绪26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临行任命奕劻为全权议和大臣，“留守”京师，与另一议和大臣李鸿章一起，负责与联军谈判讲和。议和其间，奕劻一如往日般的昏昧庸懦，发言放屁均大失水准。第二年三月，在他们主持下，清政府与联军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共12
款，其中一款是赔偿联军军费，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本带息(年息四厘)，合共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单此一项，已足使当时的中国元气大伤了。还有，光绪31年(1905)7月，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双方和议，俄国把旅顺和大连港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俄国在光绪24年“租借”了这两个地方，租期为25年)。11月，奕劻、瞿鸿禨和袁世凯等人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满洲协约》，无条件承认日本从俄方所得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
由于奕劻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视土地如礼物，随意转卖赠送，他荣膺了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叫做“庆以地”。他所主持的军机处，被谑称为“庆记地皮公司”。有人说，栾劻也割让了台湾，这倒不一定。清政府割让台湾是在光绪21年，那时候奕劻尚未进入军机，把这罪名硬栽到他头上去，恐怕是有点冤枉。
奕劻在当时，名声的确很臭，前后计有三位御史上章弹劾过他。这三位御史，一个叫江春霖，一个叫赵启霖，还有一个叫赵炳麟，时称“台谏三霖”或“三菱公司”，皆因“麟”、“霖”二字同音，“菱”字则与上二字音近。其中江春霖上疏之后，清政府仍一味为奕劻辩护，以至于激怒了整个御史台，有58名御史联名上疏，演出了一幕自古罕见的集体抗议行动。江疏指斥奕劻结党营私，凡其姻亲子侄，密友死党，不论贤愚清浊，一概官袍加身，素餐尸位。事实虽然与御史们所说的相去不远，但最后败诉的，竟然还是那些自以为满肚子正气的御史们，而非奕劻这位皇亲国戚。
他照样威风下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主张起用袁世凯。民国成立后，他避居天津，直到1918年82岁时病死。
慧远法师和庐山东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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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正觉法师慧远，俗姓贾，江西雁门人。他原来读的是儒家书，也留心黄、老之学。二十一岁出家，师事释道安，是道安门下的首座弟子。公元377年，住在襄阳的道安被军阀苻坚劫往北方，门徒星散。慧远弃师南奔，原想前往罗浮，行到浔阳时，被庐山美景所吸引，于是决计入山，暂时落脚于龙泉精舍。他有一个同门师兄弟叫慧永，在庐山已修行多时。通过慧永，说服了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给慧远建了一处新的道场，位置就在慧永西林寺之东，故称东林寺。自此之后，慧远一心在庐山讲论佛法，三十年间，足迹没有出过山门一步。相传，即便贵客到访离去，他送人也只送到虎溪为止，绝不过界。只有一次例外。那年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到东林寺拜访他，三人由于臭味相投，在送别的路上依然你说我说，不知不觉地竟走过了虎溪。据说虎溪是确有老虎的，虎啸声惊动慧远，才知道自己破了规矩，连忙止步。三人于是乎在笑声中道别。后人为了纪念这桩趣事，曾在这个地方建造过一个“三笑亭”。还有人为此事画过一幅图画，名为“三笑图”，图的主人公当然也是以上这三位先生了。
慧远在东林寺，山又好，人又有名气，碰上当时南北对立，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做官和致富的兴趣都淡薄了许多，于是各行各界的人物纷纷弃世遗荣，跑上庐山，寻求宗教上的慰籍。那时候追随慧远问学的，有千人之多。其中123人，可能是属于最纯品、最有佛性的一类吧，慧远和他们结成社团，日以继夜地在无量寿佛像前苦修净土业。寺里原有二个水池，一东一西，池中种着白莲，这社团就以白莲为名，雅称为“白莲社”，简称“莲社”。莲社中人，有18人德业最优，与慧远过从也最密。他们中有来自国外的名僧，如陀跋陀罗、佛陀耶舍；有道行极高的和尚，如道生、慧持、慧睿；另外还有当地著名的隐士，如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诸人。所谓“莲社十八贤”，指的就是这18位高人了。他们的人生取向以及对于佛
的理念，最能代表白莲社的宗旨。
白莲社中人追求些什么呢？他们追求来世永生净土。净土又称“佛国”、“佛土”“净国”。顾名思义，那是一片绝对永恒、清静、不带任何污垢的世外乐土。晋代以来，以北魏昙鸾法师、隋代道绰禅师、唐代善导大师和宋代省常和尚为代表的的中国佛子，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追求着这样一片乐土。后来甚至连一些读儒书的士大夫，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兄弟，也在为净土论大力鼓吹，推波助澜，成为最热衷于此道的俗家人物。那么，怎样去修炼净土法门呢？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只举一个例子。唐代有一个叫僧衒的和尚，他96岁那年，从道绰禅师处接受了“净土”观念。为了能在弃世之前证悟净土，他每天礼拜一千次，念阿弥陀佛八百万次，这样实践了五年，没有一天间断。在阳寿告终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呀!阿弥陀佛给我送来香衣了；观音和势至菩萨来到我的面前了；跟着他们向前去，那一片就都是净土了。”僧衒是否真的荣践净土，成了净土生灵中的一员，我们就不能确知了。
白莲社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的宗教组织，但是，也不是随便那个人都可以加入的。你想入社，得符合它所开列的条件，所以很难。举例说，谢灵运是当时名震天下的贵族兼诗人，也是官吏，他极想加入莲社，也提出过“申请”，却被慧远拒诸门外，理由是谢灵运“心杂”。心杂的人本来就很难事业有成，而佛门修炼，更忌心杂。谢灵运官瘾十足，为了官的大小老是跟人斗过来斗过去，一辈子不知歇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游山玩水，借山水洗涤怨气，不过很难说他的内心曾经有过一时半刻的平静。就算他入了社，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社员”。慧远不认同他，不是没有道理的。白莲池的修凿，本来以谢灵运的功劳为最大，就这点而言，他可谓劳而无功。
与此相反，另外有二个人，慧远极想他们加入莲社，却总不能如愿。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陶渊明，那时他居住在粟里山，与庐山非常接近；另一个也是上面提到过的陆修静。这二个都属于那种不识抬举的人物。陶渊明说：你山上有酒我就入社(当年他所以愿到彭泽做县令，原因之一就是那地方有公田，可以种秫酿酒。)。慧远说：可以嘛。等到陶渊明一肚子兴奋跑上山去时，不但无酒，甚至连酒味都闻不着，知道上了慧远的当，禁不住颦眉蹙额，拂袖而返。至于陆修静，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加入莲社。有可能因为他本身是道士，念得佛来，则炼不得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然以不入为妙了。有一种说法，陶渊明其实是入了社的，元散曲中不是有“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的句子吗？也对。不过唐诗中“陶令醉多招不得，谢公心乱入无方”之说，却也明摆着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哩。大概，陶渊明之是否加入过白莲社，很早以来就已经是一件浑沌不清的事清了，相信或不相信双方，都有他的理由。千古谜团，这里难于考究。但有一点，入社与不入社，归根结底都只是一种形式，并无碍于三人之间的友谊。不像时下的一些人，动辄喜欢把诸如此类的事情与“面子”问题挂钩，终日芥蒂于心，严重的甚至反目成仇，不象他们，始终还是朋友。
东晋义熙12年，即公元416年，慧远正觉法师圆寂于庐山东林寺，享年83岁。他毕生所致力的净土法门，一直以爝火微光的姿态，坚守地盘，自强不息。它在邻邦日本，或被称为“莲宗”
，拥有大量信徒，为日本佛界二十宗之一。明、清时代，面对禅宗一统天下的强大压力，净土宗依然在顽强求生，且代有传人。虽然它在中土始终不成气候，但其坚持不懈的自尊自立的精神，却也可歌可泣。慧远法师泉下有知，当可瞑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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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和龚鼎孳是明末清初名声显赫的诗人，他们除了都能作文写诗之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主动投降给清朝的明朝官吏；其次，他们各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妾，钱的叫柳如是，龚的叫顾眉。再次，明末国难当头时，对于丈夫的去从，二位女子都曾经有所表示。清兵围城，柳劝钱蹈水殉国，钱说水太冷了，不敢跳下去。李自成陷北京，龚说，他本人原想一死了之，无奈小妾(指顾)不肯。最后一点，钱谦益和龚鼎孳因降清一事名节扫地，却又都各各借助于身边的宠妾而有所补救。
&&&& 柳如是人人皆知，这里只说顾眉。说顾眉不能不说几句秦淮河。
古代南京号称“六朝金粉地”，秦淮河两岸则是它最繁华的地带。明、清之交，风气未改，河两岸河房林立，无数娇娃艳女出没于其间，那称为“南曲”的一区，更是名妓荟聚之地。顾眉原名顾媚，字眉生，是“南曲”中一员，生得娇小玲珑，
艳若桃花，能歌善画不算，文史方面的知识也相当不弱。当时的评分，称为“南曲第一”。
顾眉的居所取名“眉楼”。眉楼环境清幽，陈设雅致，香烟缭绕、檐马叮当。来往于南京的骚人墨客，慕名而访眉楼的络绎不绝，可以说是天天筵宴，日日笙歌，没有间断的时候。顾眉作为居停主人，从容周旋于才子堆里，
调谐笑谑，诗酒唱酬，极得客人欢心。顾眉在席，人人笑逐颜开；顾眉不在，则人皆闷闷不乐。多事者于是把这眉楼改称为“迷楼”。当年隋炀帝曾在扬州起“迷楼”，用作藏娇之所，此用其意。
那时被“迷”的人当中，便包括了大才子龚鼎孳。龚氏在明朝末年，已经做着兵科给事中的官。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投降给了李自成。南明末期，豫亲王多铎带领清兵渡江，包围了南京城，龚鼎孳跟着钱谦益等人出城“慰劳”清军。因为迎降有功，他在清朝继续做他的官，历任刑、礼等部尚书，二品大员。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后人都骂他没有骨气。有一段时间，他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他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一面，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自然，龚鼎孳刚被顾眉“迷”上的时候，并不如此落魄可怜。当时他三十未届，风流年少，满腹诗书。对于顾眉般的才女来说，无疑是有相当吸引力的。长话短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恋爱”之后，25岁的顾眉成了龚的第二夫人。龚的原配姓董，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她曾对丈夫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但作为一个人来说，龚氏则自有他的优点。他乐于助人，爱才如命，落难的文士都喜欢向他寻求帮助。在顾眉身上，恰好有着同样的一种好品质。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似乎在龚鼎孳方面受到的影响更深。他的“视金钱如粪土”的习性，籍着顾眉的推波助澜，在不断地花样翻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妖”形像多少被其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给冲淡了。龚鼎孳长于诗，上门求诗的人不少；顾眉善画，尤其善于画兰，请她画兰的人也多。她画的兰花，下款多署“横波夫人”四字。“横波”是她的号，和她的姓“顾”字意义上有关联。当时人也习惯称她“顾横波”，或“横波夫人”。
顾眉跳出了火炕，对秦淮依然一往情深。顺治14年，她和丈夫重游南京，在下榻处接受龚氏弟子的隆重跪拜。其间，她把还留在南曲的姊妹们召来，和她们畅叙别情。
康熙三年，顾眉去世，享年46岁。她死在龚鼎孳之前，当时来吊唁的人非常之多，车水马龙，连门口都堵住了。吊客之中，少不了有看在“尚书夫人”面上例行公事的人，但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真的是崇敬她，喜欢她在龚府中所扮演的那种贤妻角色，而特意前来送她一程的。
顾眉有一个女儿，孩提时死于痘症。其后她盼望有一个儿子，曾经叫人用香木做过一个手脚会动的木人儿，让乳母抱着它喂奶，让保姆抱着它催它大小便，像是照顾一个真的有血有肉的婴儿一样。龚府上下人等跟着她一齐傻，管叫这木头人做“小相公”。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直到弥留一刻，并没有任何儿女在旁为她送终。
&&& 民国初年，南京有一条“顾楼街”，在传说是眉楼故地的一间茶馆上，挂着一副对联，写道：
&&& 泪海成桑，如此江山奈何帝；
&&& 眉楼话茗，无多风月可怜人。
&&& 联子本身并不特别好，但由此可知那时的民间社会，对顾眉其人还留有印象。
&&& 顾眉的词集叫《柳花阁集》，笔者未见。叶恭绰《全清词钞》中录有顾词一首，调名《千秋岁 送远山李夫人南归》，全词如下：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有资料说，顾眉原来姓徐，嫁给龚鼎孳之后，就恢复徐姓了，人称徐夫人。她还有一个比较生的名字叫“智珠”。在龚鼎孳的诗文中，则多数称她为“善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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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颠和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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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从自称吴王到定都南京，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前后只用了短短几年工夫。他所以能够迅速地消灭群雄，平定天下，原因很多，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但首先总与天时、地利、人和这几项客观条件有关，其次，则与人才的多寡、人才质量的高低有关。朱元璋手下的谋臣勇将，相当之多，如刘基，如徐达，如常遇春。他们或运筹于帷幄之中，或驰驱于疆场之上，都建有殊勋，是朱元璋的大功臣。不过，在朱元璋的心目中，还有两个特别一点的功臣，是他认为必须致以谢意的，一个是铁冠道人张中，另一个是姓周的不知名号的疯子，人称“周颠”。这里且说说周颠其人。
相传周颠是南昌地方人，14岁时出现疯态，他的父母也不大管他，或者是管他不了吧，因此他一直以乞讨为生。从30岁那年开始，周颠经常无缘无故地闯入官府，声称要向当官的“告太平”。“告太平”者，告知太平盛世即将来临的消息也。对于这疯子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个个感到莫名奇妙。朱元璋第一次碰到周颠，是在他攻陷陈友谅所盘踞的南昌城后，有一次外出，看见一个满脸傻态的男子跪在路旁，他问左右：这疯子是谁？回答说是“颠人”。当时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从南昌回到南京之后不久，朱元璋再一次在路上碰到这位颠人，后者固执地表示要向朱元璋“告太平”。和上次一样，朱元璋没有理睬他。然而麻烦的是，从这以后，每逢朱元璋外出，周颠几乎都会在路上现身，而且都不忘向他“告太平”。这无时无刻的纠缠使朱元璋十分恼火，他下令捉拿周颠，把这个傻子倒扣在瓮缸底下，周围堆起炭火，发力狂烧，一连烧了三次，换了三种烧法，却竟然无损周颠分毫。最后
没有办法，来了一着“矛盾下放”，把这怪人打发到当时有名的的蒋山寺去，交由寺僧严加管束。在寺里，这周颠不改其颠，常常和寺里的僧人吵架，争饭吃。
有时争不到饭，发起脾气来，却又半月不食。虽然不食，却是精神如常，面上并无饥色。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到寺察看，又被周颠缠住，向他说些谜语般的猜不透的话，如“你打破一个桶，再造一个桶”“山东只好立一个省”之类。
不久，朱元璋西征九江，派人询问周颠此行可否，得到的回答是“可”。于是集合战船，千帆齐发，浩浩荡荡沿大江杀向九江。可惜一路上风平浪静，部队欲速不达。询问随军的周颠，是该进还是该退？周颠嘴吐奇语，说：“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把他这句仙话通俗一下，就是“继续前进便有风，胆小退缩便无风。”结果真如周颠所料，前进路上，微风渐起，越刮越猛，一路顺风，很快地就把船队吹送到了小孤。这时候，一阵莫名的疑忌使朱元璋坐立不安，他意识到了，在凡人世界中，是不应该有周颠这样的人物存在的，而他这位真命天子，有责任中止此人的生命。于是，他命人把周颠带到江边，密嘱他们找个机会，把周颠推入江心喂王八。过了一会，使者和周颠一前一后又走了回来，朱元璋质问使者，何以不把周疯子“置之死地”？“我们无法把他置之死地呀。”使者回答，显得百般无奈。对于朱某人，周颠大概也终于丧失兴趣了。他默默收拾行装
，要了些干粮和水，籍口漫游天下，便悄然离开了朱元璋和他的部队，从此没有再回来。
在这之后，平湖南，入浙江，下两广，朱元璋的统一大业，势如破竹，一帆风顺。洪武16年(1383)，京师来了一个叫觉显的赤脚僧人，给朱元璋带来了一位住在庐山的“老人”的口讯。僧人在南京逗留了4年，朱元璋因为担心受骗，始终没有接见过他，“老人”口讯的内容，后人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又过了4年
，朱元璋身患重病，已近弥留，先前那个赤脚僧人这时再次出现在南京，并带来了周颠的神方和两首似乎是歌功颂德的诗。服药当晚，朱元璋病态大减，精神一日好于一日。根据线索，他派人到庐山宣召周颠，但使者空手而回。
洪武26年，即朱元璋死前六年，他亲自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由中书舍人詹希庾书字，勒石于庐山，以表示对周颠的感念之情。今存庐山御碑亭，位于庐山仙人洞旁边的锦绣峰上。碑上所刻的，就是那篇《传》和对周颠诗的和章。当年运碑上山，颇为艰苦，沿山崖开有山路，后世称之为“运碑路”。&&&
曾经真的有过周颠其人其事吗？从身为一国之君的朱元璋乐意为其树碑立传这点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过由于事涉荒唐，许多人却又不同程度上怀疑这事的可靠性。有些人则认为是朱元璋故弄玄虚，捏造故事，借一个子虚乌有的傻子来神化自己。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就说过，铁冠道人和周颠对国家其实“无毫发之益”，充其量只是“神道设教”的一个把戏罢了。也许如此。然而我们读朱元璋的颠仙传时，却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皇帝的文章其实是在自揭其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送周颠上西天，火烧不死，又图水浸，用心卑鄙，手段凶残，而其杀机之萌发有时候干脆就是睁着眼睛恩将仇报，与其平生多疑好杀的性格如出一辙。如果说，他所写的一切，目的是要神化自己，那么，他可就是一个道地的钝根人了。难道他会不知道，像他自我描绘出来的的那样一种形象，是无论如何“神化”不起来的吗？他往自己身上猛泼脏水，究竟有何好处？他真的不怕后人耻笑吗？
在另一篇祭告周颠等人的祭文中，朱元璋说过这样一句话：“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鲜矣!”或者，幽明之理真的是深不可测，凡庸如我辈，也只好到此打住。劝告到庐山读《周颠传》的读者，到时记得要预先深刻地“唯物”一下，以免上当受骗。
有感于岳飞和文天祥不再是“民族英雄”&&&&&&&&&&&&&&&&&&&&&&&
我对“大纲”之类从来没有兴趣，完全照它说吧，你会变成录放二用机，不照它说吧，它又像春时林下的的“游丝”，不时碰你一下，使你无法潇洒得来。世俗所谓“高考指挥捧”，其捧何来？盖即来源于高度统一之大纲，所以，对于被称为“大纲”的东西，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敬而远之也不对，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执行，至少在目前，它还是教育界的圣牌，时有参拜和学习的必要。
但是，看到报道，说是余桂元等人编写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决定把戴在岳飞和文天祥头上的“民族英雄”的桂寇给摘了，改称以“杰出人物”，心里有些话，却觉得不能不说。要说的话很多，总括起来是这么一句：他们肆意打扮历史，是不对的。至于他们以什么理由来打扮历史？《大纲》上有明白交代：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原来，是因为宋、金战争属于“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岳飞和文天祥置身其中，不去劝架却要在火上浇油，加剧对立，涉嫌有“历史问题”，需要降格一等。如果“英雄人物”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长，那么岳飞和文天祥从此以后就只能当当县长，或镇长、乡长，远不如从前那么过瘾了。《大纲》说到上述理由的来源，亦即理由之理由，是主编者所标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编还说到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还说，他们是经过了“分析”的。总之，在“主义”指导之下，经过“科学分析”，确定岳飞和文天祥已不够资格做“民族英雄”了，于是将结论付梓问世，用以教育对于那段历史还不很清楚的的年青学人。
我想，“兄弟阋墙，家里打架”，的确是经常见到的事，你一拳，我一脚，事后有点痛，有点痒，流点血，也属正常，外人说几句，调和一下，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其中一方把对方的鼻子割了下来，对方还以颜色，砍下他整个脑袋，继而追斩他的妻子儿女，这时候，我不知道这对兄弟之间的打架，究竟是不是还只是“家里”的“阋墙”？甚至当公安干警来了，还要骂他狗捉老鼠，多管闲事？我认为，有兄弟在杀人，有兄弟在自卫，这其中必定有是有非，如说这只是兄弟之间的混战，没是没非，那真是对社会公义的无耻亵渎。当然，一千年后，割下的鼻子补上了，砍下的脑袋重生了，兄弟和好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即便如此，也总不能说，当初你是不应该自卫的，你因自卫而得到赞扬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免大伤我心，你不检讨，也得更名。
我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来就是定局。后人怎样解释这个定局，有他的自由，但籍以解释的事实，却是不能由后人随意改造的。试问，否定了岳飞和文天祥之为民族英雄，辽、金侵占宋朝土地，屠杀宋朝百姓的事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况，是否就会永沉沧海了？不见得吧？既然不会，哪又何必？民族团结是靠遗忘往事换来的吗？历史教训能从遗忘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吗？对此我深表怀疑，并且以为效果会恰好相反。记得曾有人写王昭君和番的剧本，奉指示要写出豪情，写出民族团结。晃眼几十年过去，不知道成就如何？而据我所知，作者对此事是痛悔不已的，因为他后来明白了，他昔日写下的并非历史，而是改头换面的现代戏。
对岳飞的意见，其实多年前早已出现。有人提议今后要少提岳飞，免得伤了某些少数民族的心；也要少提《满江红》，不要到处唱“踏破贺兰山阙”。似乎如果一唱起“踏破贺兰山阙”，贺兰山就真的有塌成平地之虞。我说，果真照此办理，那中国就将不再有可述的历史了。辛亥革命以前的二百六十多年，雄踞治人宝座的不也是少数民族吗？是不是说了爱新觉罗氏，就会伤及某些少数民族的心了？元代近百年，是不是照理也得少说？还有西晋时的北方，南北对峙时期的北朝……都要少说，那么搞中国历史的不知还有什么好说!其实，这种心态，说穿了也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把少数民族仍然视作蒙昧群体，认为非得施舍仁慈，不能挽留其心。这观念真是最最糊涂不过。中国所有民族早就已经长大成人，每个民族都有义务、有责任去了解自己国家的全部历史，他们会为一千年前一个叫做岳飞的将军发誓“
直捣黄龙”而伤心落泪吗？会上街抗议吗？也许有，但不会是多数。害怕他们伤心落泪的人，我想他不是有了严重神经衰弱，就是患了某种不治的过敏症。他们好像认为某些少族民族压根儿就不需要知道事实，也不可能接受和分析事实，只要给他一点词汇上的甜头，便能哄他安然睡去一样。
岳飞当年抗金，是以战易战，如果岳飞的理想得以实现，受益的不但是宋室君民，也将包括金人统治区内的广大百姓。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
打仗要死上百万的人，死的首先是百姓而不是官。结束战争对双方的百姓都有利，岳飞力挽狂澜，且试图乘胜挥戈北伐，其根本目的，不管他自己怎样说，收复失地也好，迎还二圣也好，客观效果都是结束杀戮。谁会因为结束杀戮而不高兴？如说有，那必定是发动战争的人，诸如元颜亮、龙虎大王、兀术四太子之流，要不然，就是借了战争而平步青云、大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如秦桧家族，以及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
说到秦桧，又想起一个问题，岳飞不再是英难，哪么秦桧呢？照此逻辑，是不是从今以后，秦桧也不再是狗熊？他竭尽绵力，为民族间的和平奔走，最后东窗事发，蒙冤受屈。听说自宋朝以后，没有一个人敢用“桧”字来取名的。贬岳飞等于昭雪秦桧，《大纲》对于这老大乾坤的老案子，可说是功同再造了，今后用“桧”字命名，相信不应再有禁忌。西湖边的秦氏夫妇，膝头早已跪损，如其有灵，他必定会站起来，说，好，我清白了，从此不再跪了。或者有人质疑，岳飞和秦桧不是双胞胎，贬岳不一定要扯到秦桧身上嘛，岳、秦二人不妨各存其真，各显其美嘛。也对。但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后辈，从此要走上历史“戏说”之路，说：什么爱国不爱国，岳飞、秦桧，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说岳飞爱国，明天就说他只知爱国，不知照顾兄弟手足了。什么真理不真理？真理是由人说的，谁的嘴大
，谁就有真理。什么客观不客观？现在的你就是客观，客观产自主观，谁最多主观，谁就最能创造客观。唉!
《大纲》说到郑成功和戚继光，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我不敢说不是。不过我也清楚知道，郑成功的军事生涯，开始也是属于“兄弟阋墙”性质的，他硬是不服气另一个东北兄弟进来坐庄，由于没能力制止他，才赌气跑到台湾去的，在台湾恰好碰上了“外来民族”
荷兰鬼，于是把他们打了个屁滚屎流，赶出大海，自己则取其位而代之。郑成功之收台，是顺便式的收台，如同搬新家不能不先打扫房子一样，有功，但如果和他的另一名异姓“兄弟”比较，则还略嫌逊色。康熙皇帝玄烨于公元1683年(康熙22
年)一举把郑氏后人和朱氏后人收拾干净，正式把台湾纳入了大清版图，从此台湾孤儿得以脚踏实地，“不再流浪”，其功之巨，似乎更在郑氏父子之上。而且我敢说，如果不是这位有权势的兄弟发了牛脾气的话，郑氏后人很可能会在岛上一直呆到现在，他们的国旗说不定还有些异样，看着不顺眼。但从来没有人承认过这位跟郑氏顶撞了多年的兄弟是“民族英雄”。也许他排行老三，不能和郑老大斗。也许那时还强调阶级分析，他出身不好，轮不上，但现在转而重视“兄弟”情谊了，恐怕不久对玄烨又有新说法了吧？至于戚继光，我知道他除了和“日本仔”打过好几场硬仗之外，还和类似“兄弟”的人驳过火。岳飞扫荡过杨幺，是污点；但戚继光守蓟门，也不无擦枪走火，误伤“兄弟”之嫌。我不明白，戚继光可以做“民族英雄”，岳飞为什么不能？
虽然，《大纲》已经点出了关键所在，那就是内外有别。然而我始终认为，事情可以有内外之别，真理却应是内外如一的。如果一种真理只有极短的时效性和有限的地域性，那它就不是普遍真理，而是执政者临时制定的政策之类。德国纳粹杀害犹太人，日本兽军杀害南京同胞，恐怖分子撞毁世贸大楼，对于各国人民来说，都是痛心疾首的人间惨剧。如果稍为改动一下说法，例如说德国纳粹杀害德国人，日本兽军杀害日本人，恐怖分子撞击自己国内的大楼，是不是就可以罪减一等，因而必须严其扃，固其钥，将事情尽早遗忘大吉呢？未必吧？杀害无辜，人神共愤，本于人的天性和理智，原不须分内别外。“9.11”事件在我国，有些政治教师，在有关部门未明确表态之前，曾启导学生：他们撞得好，如果我在那时，也会参加进去，帝国主义就是坏，该撞。好像只要是美国人，就是什么主义，就理该去死。这情形用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兄弟”间的杀戮，虽弃尸塞道，河水为之不流，也还有亲情在，最好别说，最好忘记。万不得已要说，则百计改变说法，用一些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美化之，揉合之，必至两造乐融融，笑眯眯，确信中国自尧、舜、周、孔以来，域内的人民没有一天不共度密月而后快。这样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难道是正确和有用的吗？岳飞和文天祥是连骨灰都不存在了的古人，现在封给他哪个衔头，对他本人来说，都已毫无意义，有意义的只是活着的人。让活着的年青人去学习那种似是而非的历史，上而欺天，外而欺人，内而欺心，究竟为了什么？
讲到这里，才发觉这问题是讲不完的。我是希望只要西湖水一日不干，岳王坟仍在。也希望不要因了岳飞声誉之贬，引来骨牌效应，对李纲、宗泽、史可法、袁崇焕……以及一系列在改朝换代期间活动过的顽固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乃至大大得罪过清室“兄弟”的国父孙中山，都拿岳飞做个标准，来一回重新评价。更不希望岳王坟前，从此失去了秦桧夫妇跪像的踪影。最后希望搞历史和写历史的人，不要太受时行“戏说”剧目的影响，把历史误作婴儿，随意抱过来乔装打扮，今天红，明日绿，二天后又变成粉蓝，而美其名曰：我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历史，我是在试图用历史来为现实服务，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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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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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制造的大炮(精确点说，应是“在中国土地上制造的大炮”)，从元军灭宋时开始发威。那时候的炮还很苗条，只有150多斤重，但威力据说还算可以，“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见《元史
阿老瓦丁传》)潭江、静州等地的陷落，就是拜它所赐的。吕文焕死守襄阳，本是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末后也终于不敌炮威，举城投降。元军杀入中国腹地时，刀光到处，炮声亦轰隆不绝，挡者身首异处，遍体开花。遇上这号神话中的强敌，宋朝的“舆图”也只好换一换稿了。我们祖传的“四大发明”中，其中一味是火药，但我们一直只懂得制造炮竹，用来点缀节日气氛，至于它那种索命伸冤的功能，则是爱和平的先人们始终未曾梦见的。及至明代，大概知道这东西有点用了，于是大量堆积，但又不会管理，火药库失控事件层出不穷，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五月的著名的王恭厂大爆炸，还差点要了正在进餐的天启皇帝的小命。爆炸中出现的各种怪异现象，直到今天也还是不解之谜。平心而论，明朝人也有过不少关于“炮”的设想和制作，如开花炮、霹雳炮之类，名堂不下二三十种，不过那都是些“温柔敦厚”的玩具或准玩具，至于制人死命的能力，它是不具备的。
明朝人轻视能杀人的大炮，清人却否。天聪五年(1631)，他们造出了第一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同年八月，炮攻明人控制下的大凌河城，首立奇勋。后来造出来的其他大炮，清人都管叫它什么什么“将军”，拿它当人一样，到处逞威施暴，明朝的江山于是乎被它轰的晃个不停。稍后，俗称为“红衣大炮”的炮口瞄准了山海关，多亏吴三桂微笑功夫了得，山海关“和平解放”。不久，清军的炮口瞄向了咽喉之地扬州，守将史可法微笑不来，只能一死了事。清军飞渡长江，江南江北大片明土，便相继被清军的大炮所征服。
清人抢江山时无比凶狠，坐江山时也绝不手软。在它接近三百年的统治中，今天这个什么“狱”，明天那个什么“案”，此起彼落，不绝如缕，汉族读书人被逼退入书斋，一生只为考据着忙。而八旗子弟据说上了陈名夏、金之俊等汉人的当，也渐渐地变得不能打仗，不会经商，甚至也不会写文章了。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八旗官兵不但对于他们祖先“助威将军”和“红衣大炮”的光荣传统，早已不甚了了，而且连点火发炮这一两下子功夫，也早已丢光，且讶为高深学问，怎学也学不来。其实，那时候清朝政府所拥有的大炮，为数并不少，质量也不差，只是不中用。道光年间曾经五任浙江巡抚的福建人梁章钜，有一篇名为《炮说》的文章，说英兵进犯广州时，他奉朝命到广西选送大炮，运往广东。这些炮轻则八百斤，重则三千斤，个头不小，说定仗打完后，要原封不动运回广西的。但可惜这批大炮不争气，或者做了俘虏，或者移民大海，最后没有一座能够衣锦还乡。梁章钜在上海，亲自检阅过临海阵地的大炮，新炮旧炮，大炮小炮，不下二百座，然而洋鬼子一到，一下子竟像变成了蜡造炮，又哑又软，硝烟过后，检点残骸，人人伤心落泪。作者还说，当时的清军，其实是有炮也没用，因为他们听不得炮声。对方“桅顶上之飞炮”一响，统军们便如惊奔之马，士兵们跟着乱跑乱钻，接二连三的惨败，便是这样来的。战争期间，清廷先后铸造出来的各种大炮，总数超过二千座，如果一齐准确地轰隆起来，满可以把百万英军化为粉末的
。无奈清军打出去的炮弹，并不想寻找目标。厦门之战，命中率只有二百分之一。定海之战，葛云飞指挥清军“开炮数日”，仅一发命中，而且还只是轻吻了一下人家船上的桅杆!回想那时候，“天时”未必不利于中国；“地利”则无疑是被中国人占尽了的；夷人登岸，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似乎“人和”上也不成问题。但只是“似乎”而已。听说那时候的炮，有时炮口会无端被堵塞，弹药会无端变成泥沙，一些将军和士兵，畏敌如虎，临阵会呼爹喊娘，争相逃命。这样一种纂乱的军心民心，加上这样一种“超水平”的炮术，即使再有一万个关天培、葛云飞，再“以身殉国”一百次、一千回，也于国事毫无补益。
英军进攻广州城时，有个“扬威将军”叫杨芳的，奉命来粤“参赞”军事，他的表现尤其出格。在呼啸而来的敌方炮火之下，杨将军横刀冷笑，下令军民们把一桶又桶的大便小便以及妇女们行经时的土特产，扛上城楼，布成阵势，等待对方的枪炮变成哑巴。他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压胜法”(或称“厌胜法”)，以邪制邪，一物治一物，传说最污秽的东西，则其威力亦最大。不料，诗人杜甫说对了，“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厌胜失效，城楼上除了颓垣烂瓦之外，还添了许多人肉炮灰。用猪、羊血、经血和裸体妇女抵挡枪炮，厌而胜之，这类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时有所闻，听说也有大获全胜的例子，但仅限于“兄弟”间打架，用在洋人身上，则绝对不灵。杨芳误把夷人当兄弟，明显犯了“严重错误”。后来广州人论功行赏，送给他一首打油诗：
&&&&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
&&&& 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三、四句为一诗之眼，读者不可轻轻放过。就这样，这首小诗使杨芳真的“扬芳”起来了，至少在广东一省之内，百年之间，没有人会忍心忘记他的大号。
由所向无敌的“助威将军”和“红衣大炮”带头抢江山，发展而为借助血水、经水来保家卫国，这段历史会使人想起许多问题，内中有苦，有恨，有憾，有教益，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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