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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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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中西行政体制改革比较|比​较​行​政​ ​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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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我国两种政治制度的比较
长期以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争论焦点之一是，西方和我国两种政治制度的比较。国内一大批知识精英一直以来鼓噪“人权、法治、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贬低、攻击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党中央明确指出，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两党在众参两院争吵不休，相互排斥，导致合理的政改主张得不到采纳，越来越暴露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缺陷。最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亦承认：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2010年3月18日新加坡曝光：《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的惊人内幕》。该文写道：“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放到全球、两岸政治比较的视野下，就会发现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一党制，这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
文章概括中国有效的一党制六个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
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
旁观者清，境外有识之士比较客观地归纳总结了中国一党制的优势。随着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定将不断改革和更加完善。
笔者就“两种政治制度比较”主题收集七篇文章，敬荐关心国家大事的友人参阅。
01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图)
02宁骚：比较中西制度，方知中国道路魅力
03新加坡曝光：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的惊人内幕
04张维为：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05张维为：西方的“空谈误国”
06张维为：中国人不再需要“美国梦”（访谈）
07福山：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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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图)
13:27:12　来源:&(广州)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正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习近平在演讲中深入阐述中国对当前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对国际关系的立场主张，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上午11时许，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会议厅座无虚席，过道及后方都站满了老师和学生。习近平在俄罗斯联邦副总理戈洛杰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托尔库诺夫陪同下步入会议厅，全场起立欢迎。戈洛杰茨致欢迎辞。托尔库诺夫邀请习近平发表演讲。
　　习近平表示，俄罗斯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一年之计在于春。中俄双方把握这美好的早春时节，为两国关系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辛勤耕耘，必将收获新的成果，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习近平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习近平强调，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
　　习近平指出，中共十八大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蓝图。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已确定的奋斗目标，必须付出持续的艰辛努力。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宝贵，最需要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呼吁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壮大，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在国家发展蓝图上有很多契合之处。我们衷心祝愿俄罗斯早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关于发展新形势下的中俄关系，习近平提出，一要坚定不移发展面向未来的关系，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以实际行动坚定支持对方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坚定支持对方办好自己的事情。二要坚定不移发展合作共赢的关系，不断创造出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不断提高两国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三要坚定不移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中俄两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人文交流对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习近平寄语两国年青一代，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也是中俄友好事业的未来。我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中俄青年接过中俄友谊的接力棒，积极投身两国人民友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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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骚：比较中西制度，方知中国道路魅力
　　近年来对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研究成为热点。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两者政治制度基本没有可比性，这种不对称比较很难有现实意义。这种认识值得商榷。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离不开制度比较。
　　可比性的前提是比较对象有某种相似性或相同性，但这种相似性或相同性的有无和大小取决于比较的视角和标准。比如，在国家权力的架构、运作方式和运作流程上，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可比性不那么显而易见;在政治制度的功能、产出和绩效上，二者可比性就很高。又如，体现统治职能的主要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低一些;而体现管理职能的体制和机制层面的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相当强。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首先要从这些可比性较大的层面和角度入手。
　　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已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比较。弗兰西斯·福山通过比较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则认识到：“制度优势可以使得中国迅速凝聚力量解决议题，而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
　　不对称比较和对称比较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常见类型，人们更熟悉后者，即同中求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政治研究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型，比较对象仅限于当时已确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的那些国家。上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比较政治研究开始把重点转向后发国家，甚至把异质性很强的国家都纳入比较范围。异中求同的不对称比较从此更受推崇。
　　只有通过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才能从根本上揭示现代化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目标有三个：辨识比较对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追溯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揭示或预测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产生什么结果。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可以把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制度因素凸显出来，把两种模式在内涵上的特殊性(如政府的作用)和相似性(如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凸显出来，把两种模式形成和展开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如先发性和后发性，内源性和外源性)和相同性(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凸显出来。
这样就有助于在世界范围推动两种模式进行有效的“对话”，一方面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关切得到积极回应，使中国模式获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西方模式这一参照系可以使我们自己更清醒地认清自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时使我们更全面和正确地看待西方模式的经验教训，从中借鉴有用和有益的东西。▲(作者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opinion_world/63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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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的惊人内幕
( 1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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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
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1）
2008年3月在巴塞罗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遇见西班牙前外长Josep
Pique先生。他回忆起几年前访问中国的经历后对我说，“当我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对中国政治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就是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苏联共产主义的概念来理解中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一个西方政治人物，这个认知来之不易。现在许多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是苏联，看作是一个放大了的东德。但这位西班牙的前外长，通过与中国的接触，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接触，感受到了中苏两种体制的差异，感悟到了一个重要而朴素的真理：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西方学界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未来，但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三种观点，一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分裂和崩溃。二是“和平演变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国会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也会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开始流行的一个观点：中国可能既不会崩溃，也不会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变成一个“富强而专制”的国家（如美国《洛杉矶时报》前驻华记者詹姆斯·曼的新书《中国幻象》所描述的那样）。第一种观点，由于这么多对中国的悲观预测均告失败，现在相信的人已大大减少。但第二种、第三种观点，西方接受的人还不少，其实，这三种观点的最大盲点在于其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和西方话语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已经超出了西方中心论衍生出来的理论框架和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我的好朋友，法国学者高大伟曾说过这么一段有意思的话：“在中国面前，西方要学会谦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至少有7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长，还有长期精英政治文化的传统，很难想象中国会完全跟着西方模式走。中国一定是我们新世界的一个共同设计师（co-architect）。”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其国内制度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判断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坚持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坚持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提出的英国人“永不仿效他们所未曾尝试过的东西”，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衍生而来，而不应该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地改革，从未切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渐进的方法使英国比法国获得了更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在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她在位64年），英国达到了自己强盛的顶峰。英国当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全世界工业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为当时的法国所望尘莫及。一个法国人看了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曾感叹：法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却未能养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国是个“贵族国家”，却养活了自己的人民。（注意，当时人们普遍把英国看做是“贵族国家”，非“民主国家”）
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2）
的确，走理想主义道路的法国很长时间内处在不停的动乱和革命中，经济也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的作法是先确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然后波澜壮阔地去实践这些理想，但法国付出的整体代价比英国要大很多。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过多，议会过强。一般认为法国政治体制稳定下来是在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之后。加拿大学者纳多和巴尔洛两人合写的介绍法国文化的畅销书《6000万法国人不会错》中对此作了一个总结：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62年法国政体稳定下来的173年间，“法国一共经历了五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而且所有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终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我们还要注意人口上的差异。法国大革命时，法国人口才2000多万，比今天的上海多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国的人口也才4000多万，而中国今天已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像法国这样折腾的话，内乱不说，全世界都受不了。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经验主义模式是内需驱动的，而内需中关键是有效内需。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比较稳健，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了真正的内需，才会是有效内需，这也是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打个比方，中国房产业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拥有物业的有产者，进而产生了对《物权法》的实实在在的内需，随之而诞生的《物权法》就很有针对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政治领域，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可能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性政府的建设、法治社会的建设。由于西方的强势推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创造了一些人为的内需、虚假的内需，而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那种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内需。结果就出现了上下结构的完全脱节。2007年4月肯尼亚NTV做了民调，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关心宪政改革，而肯尼亚议会讨论的第一是宪政改革，第二还是宪政改革。还有议员则提出了“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的议案。这种上下严重脱节的情况，和8个月之后开始的种族厮杀也有一定的联系。2008年2月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西方6国国民对自己国家现状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发现不满意的人大大超过满意的人：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意大利&4 80；法国&7 67；美国&19 52；英国20 41；德国&28 36；西班牙&30 38；（资料来源：2008年2月8日《国际先驱论坛报》）
《纽约时报》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个美国民调，80%的人对本届国会的工作不满意，68%的人认为国家的方向出现了问题，60%的人认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会比现在差。人们对美国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心已经低于60年代越南战争和1974水门事件时期。而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对17个国家进行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拔了头筹。76%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质量在今后5年中还会提高，这个结果也高于其它国家。在2008年该中心又对24个国家内进行了类似的民调，中国又再一次拔了头筹，86%的人对国家的总体状况表示满意。2008年3月，在美国“世界民意网站”对全球领导人信任度的民调中，中国领导人在本国的信任度为93%，远远高于西方领导人。
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3）
您对自己国家的现状是否满意（%）？满意
不满意：中国&72 19；约旦&69 30；巴基斯坦&57 39；西班牙&51 44；荷兰&49 50；英国&44 51；加拿大&45 52；土耳其&41 55；印度&41 57；美国39 57；黎巴嫩&40 58；印度尼西亚&35 64；法国&28 71；俄罗斯&23 71；德国&25 73；波兰&13 82；（资料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如果上述由美国学者独立进行的民调大致反映了各国的实情，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国人还抱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总体的认可度，对本国领导人的信任度、对自己未来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体制优劣等一系列问题。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0倍以上（根据Jared Diamond的计算，美国的人均资源消费量为中国的11倍），而人民的满意度还如此差强人意，这种反思就更需要进行。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有72%或者86%这么高的满意度，不满现状者，尽管比例低，也不会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们没有任何骄傲自满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如履薄冰，认真地解决各种存在的问题，使老百姓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客观地说，中西制度都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过去30年内，中国总体上在不断地改革进取，而西方则显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欧盟一位荷兰籍高官曾私下对我说，“虽然我们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时，要求中国进行各种改革，但我们自己国内的改革却步履艰难。比方说，为了每周增加一小时的商店营业时间，政府和工会代表谈了十几年才达成协议。这对公共利益是好还是坏？当然不好。”他坦率地对我说。中国体制的务实、高效、有序等特点，现在已很少有人否认。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国朋友吃饭的经历。那次，这位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的德国人请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国餐馆吃饭，服务员不停地给我们换盘子，他笑着对我说：你看，中国菜比我们德国菜可口得多，但我们吃饭的仪式比你们隆重，你们就是一双筷子，我们德国菜没多少东西吃，但不停地换刀具，换杯子，换盘子。我后来一想，这个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说饭菜质量的好坏是“内容”，盘子换来换去是“形式”的话，那么我们制度中的不少“内容”，并不亚于西方，甚至优于西方。比方说，过去30年我们制度的总体表现，明显超过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美国2005年“卡特利娜”飓风救灾的表现和中国2008年的抗震救灾怎么能比？法国2003年8月一场突来的热浪，竟造成了全国1万多老人非正常死亡，举世震惊；意大利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政府，但连城市垃圾等问题多少年都处理不好，更不要说解决根深蒂固的黑社会问题；前面引述的民调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体制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规范的形式。这种形式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内容服务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较卫生，很像通过票决制来确保选民对候选人有某种监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于内容的，更多一些美学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状的杯子。西方民主体制中的登记投票、组织集会、电视辩论等，也有一种类似的形式美。尽管西方体制实现的“内容”与我们的“内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许多做法，往往比我们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们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众的距离，使公众更容易有一种参与感。比方说，竞选双方的辩论，许多话都是竞选语言，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但辩论这种形式、既可以让百姓了解他们的政策，又为百姓创造了一种喜闻乐见的政治参与形式。电视辩论对民众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点像我们的春节晚会，成了许多国家的保留节目，大家都喜欢看，但看完之后又说没太大意思。在发达国家，除了法国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外，一般大选的投票率都不高，约在50%左右，但主要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往往收视率很高，这说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戏，至于哪一位候选人当选，对他们的生活并不产生很大的影响。
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4）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中国人是很善于学习别人长处的。还是拿吃饭作比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么卫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双公筷，就解决了合吃的卫生问题，中西形式就接轨了。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我们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权力制约方面的一些设计。但是像美国那样的三权互相势均力敌，对美国可以，对其它西方国家也不一定适用。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实也是行政主导型，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的权力都大于议会。欧盟本身也是如此，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大于欧洲议会。德国和丹麦的议会也是协商一致为主。当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在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时，我们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样，把形式和票决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唯一。我们要把民主从西方那种僵化的和狭隘的话语中解放出来，走民主创新之路。西方在推销自己民主模式的时候，把本应该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样的民主，简化成了一人一票竞选总统，这本身是对民主事业的一个巨大伤害，使我想起了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勒的名言：有两种人最能伤害民主：一种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种是民主激进论者。今天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人就属于后面一类。
我们的民主建设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民主建设应该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事业，民主可以有一千种、一万种形式，而不应被局限于一人一票普选这一种形式。我在研究台海两岸关系时曾提出：双方应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小事情做起，从“职能合作”做起，“积小变为大变”，“积量变为质变”，积无数个互相合作的“小中华”，最后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觉得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可以是一个类似的过程，民主建设应该从我们身边无数的“小民主”开始，最终汇成中国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们每天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如住宅小区的“阳光”管理、事业单位的“阳光”财务、单位第一把手权利的限制、各种各样的论证会、听证会、辩论会、记者招待会、市长热线、电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访制度的完善和规范、逐步取消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差额选举比例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等等。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生活中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多，感到他们可以参与讨论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同时这个改革的过程又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断受益的过程。民主与阳光共生，民主从身边做起，民主从小事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日益成熟，无数的“小民主”最后一定能汇成中国整个社会和体制的“大民主”，这种“大民主”的最终形式将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们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和损害民生。西方推动的人为内需，其特点就是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脱节，甚至是破坏后者的。菲律宾的政治变革就是单一政治方向的，与经济发展无关，与民生改善无关，甚至是矛盾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也是这样。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会对于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政治体制革新，而是把解决一切问题的希望都寄托在激进政治改革上面，风险极大，因为政改和革命往往会使社会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后又不太可能满足这些期望，结果期望很快就转变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失望。
政治改革：走自己的路（5）
我们在民主建设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因为这个模式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美国的民主与西方许多先哲的理想已经相差很远，在美国本国和欧洲均受到很多批评，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切为了讨好选民，一旦选上，自己的承诺又不能兑现）和金钱化（美国民主制度之昂贵，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就表明了这一点，连美国2008年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他的《希望的勇气》（The Audacity of
Hope）一书中都坦陈：“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提供钱者的利益。虽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钱（但这个钱很有限，不足以应付竞选，可能还会附带很多条件）。”
我们政治改革中还要防止邯郸学步。学习别人的长处是对的，但如果还未把别人的长处学到家，就放弃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这就成了邯郸学步，这也是可怕的。邯郸学步的情况发展中国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总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来传统中的习惯做法丢得干干净净，结果就出现了国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瘫痪。
至于中国以后会不会产生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内需？也许会，也许不会，现在尚难判断，这是一个留给未来的问题。如果中国以后真正的内需和美国的真正内需一样，那么今后可能会产生类似美国的制度。如果内需不一样，就不会产生类似的制度。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美国的传统差异如此之大，我很怀疑中国会出现和美国一样的内需。但美国制度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美国民主制度的长处之一是它的基层民主，特别是它的社区自我管理，而非劳民伤财的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并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过程中，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例如英国创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很长时间内，别人还是把它看作“贵族国家”，而非民主国家。这就像学外语，如果你认为世界上只有英语好，那么你就永远是别人的学生，他永远可以说你哪些地方不对了，甚至给你打个不及格。现在中国崛起了，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中文也自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强势语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学习我的语言，尽量达到我的母语水平，我还可以纠正你的发音和语法，也可以给你打不及格。如果说30年前，我们中不少人还比较习惯仰视西方，那还情有可原，毕竟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凋零，百业待兴。但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今天还是像一些人士那样，动不动就是美国怎样，西方怎样，就有点贻笑大方了，恐怕连西方人对你都要少三份敬意。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张维为：《中国触动全球》第三章西方“民主”遇上中国“实事求是”之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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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西方的“空谈误国”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空谈误国”也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一条普遍规律，对西方国家同样适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也有“空谈误国”的因素。如果西方体制无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谈误国”症，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将加快。
　　西方“空谈误国”症的主要症状有：
　　一、空耗内斗
　　由于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驱动，政客做事的主要考虑总是选举的需要。以深陷债务危机的为例，尽管国家几乎破产，但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打口水仗。希腊领导人去年竟然公开主张采用公投来要挟，一时使整个欧洲陷入紧张，但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国内党派间达成某种交易。难怪有西方学者这样评述希腊政治：“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欧盟乃至世界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后果。”
　　的“空谈误国”症也很严重。美国金融海啸本质上缘于金融监管失控和资本力量对体制的控制，但尽管危机当头，民主、共和两党却迟迟无法就应对危机达成共识，许多改革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啸爆发的2008年，共和党使用或威胁使用了“阻碍议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项陷于瘫痪。这种空耗内斗至今仍未中断。《金融时报》去年曾发表题为《美国选择自我毁灭》的文章，惊叹“我们很难记起美国政治中还有比眼下更哀凉的时刻”，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拆墙角，甚至“希望经济尽可能糟糕”。
　　二、言而无信
　　西方模式一个普遍问题是政客喜欢开空头支票，但大都言而无信。经历了“失去的20年”，这也正是日本政坛走马灯一样换首相的20年，政客们竞相给出美丽的承诺，但落到实处的非常有限。西方政治制度今天的特点之一就是产生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日本是一个典型。前首相野田佳彦曾公开表示自己是“凡人一个，既非世袭议员，也没有雄厚资金，既不是帅哥，也没有卖点，但有一点让我引以为豪的是，在现有政治家中，我是街头演说做得最好的”。日本《大众周刊》一篇评论说：“如果实行美国式的竞选辩论就可以改变日本政治，我们只要有一群杰出的辩论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国家政治混乱，不是这种人太少，而是这种人太多。日本现在需要的不是辩论家，而是实干家!”
　　四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四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医疗改革仍然悬而未决;他承诺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6万亿美元。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调侃过美式民主的言而无信：“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2011年标准普尔降低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评级，主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了“对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信心下降”。美国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公众对美国国会的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17%。
　　三、民粹盛行
　　民主政治在西方越来越演变成民粹政治，即政客对民众的不断操纵和忽悠，只要选票来得快，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虚招都可以玩，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结果是许多西方国家治国理政中的理性与责任日渐缺位。去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和罗姆尼唇枪舌剑，就内政外交、经济民生等问题展开论战，而屡屡“中枪”的却是远隔万里的中国：明明是华尔街的贪婪等因素造成了美国今日之困境，政客们却大谈中国人偷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还将中美贸易失衡归结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于美国政客来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忽悠百姓，拉到选票，所以中国就成了美国诸多问题的“替罪羊”。
　　这种一味讨好选民的民粹政治是美国各级政府陷入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美国加州政府破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民粹政治使政客一路高喊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南欧、、希腊、相继出现财务危机，主要原因也是低能政客竞相讨好选民，各种各样的福利支出耗尽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百姓来买单。
　　“空谈误国”导致西方民主品质的严重滑坡，其大背景是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表演、拼空谈，政客所做的承诺很少兑现，多数选民对此也无可奈何，结果是国家治理品质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剧下降。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丰厚家产，如西方多数国家那样，他还可以继续挥霍和“游戏”一段时间;而对于那些祖上遗产不多的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后，情况就更糟。实行西式民主，也染上了“空谈误国”症，其主要政客9年前竞选时的一句大话、空话：5年后世界将“忘掉上海，转而只谈孟买”，今天成了一个经典的政治笑话。
　　如果说中国概念的“空谈误国”点出了西方模式的某种顽症的话，那么“与时俱进”大概就是中国可以给西方模式开出的药方。其实西方许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经历了540多天无中央政府的危机后，这个西方国家的一批知识分子于2011年11月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除了民主，现在全世界的革新无处不在。如公司必须不断创新，科学家必须不断跨越学科藩篱，运动员必须不断打破世界纪录，艺术家必须不断推陈出新。但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9世纪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
　　这段话说得很棒!如果西方还是拒绝“与时俱进”的改革，无法克服“空谈误国”症，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趋势恐将难以避免，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国家加速滑向“第三世界”。这种现象实际上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内部出现，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内部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第三世界”，而像希腊这样的国家似乎正在整体滑向“第三世界”。西方国家该警醒了：与其忙于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民主，还不如好自为之，痛下决心，全面修理一下自己的治国理政模式。
&(本文转自4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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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中国人不再需要“美国梦”（访谈）
14:39红旗文稿
　　用崛起事实纠正“大国小民”心态
　　玛雅（《凤凰周刊》执行主编&）：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经济在10-20年之内可以超过，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在软实力上，中国不可能赶上美国。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这要看你怎么比。软实力比较的关键是标准，如果你只认同西方制定的标准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国永远也赶不上美国。但问题是，西方的标准存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眼光和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标准。2011年6月，美国自由派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来上海，我和他进行了对话。福山在1988年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引起轩然大波。他现在承认说，当时没有考虑到中国因素，没想到中国的崛起会如此之快，所以他说，他是来学习的。他认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不少问题。比如，中国没有真正的问责制，没有真正的法治；中国历史上碰到好皇帝就国泰民安，碰到坏皇帝就王朝衰落。他说，你看现在中东出现的乱象，中国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危险？针对他提出的问题，我谈了我的看法。
　　关于问责制和法治，我说，一位杂志主编曾经问我：你们上海变得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只有美国模式？我跟他说，你观察得不够仔细，实际上上海在不少方面是超过纽约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今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的事情是一种探索，我们从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后还要继续学，但是我们今天的眼光已经超越西方。我给他举了几个例子，我们开会所在地上海静安区在不少方面比纽约的曼哈顿要强。2011年一场火灾，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政府进行了问责，一些官员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反过来看，美国的金融危机至今已经延续好几年了，老百姓的资产大幅缩水，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对此负任何责任，既没有法律责任，也没有政治责任，而且造成这场危机的金融大鳄们还要拿巨额奖金。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把法治绝对化的国家，依照法治，他们是签过合同的，他们应该拿这个钱。美国老百姓很不高兴，奥巴马总统也很不高兴，但是没办法。中国正在探索新的法律制度，来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一个国家整体的核心利益和一个社会的道德良心。对于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和社会良心的少数重大案件，我们会在法治的前提下考虑用政治方法来处理，以防止法条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所以中国不会出现金融大鳄造成金融危机后还可以拿巨额奖金的事情。
　　至于坏皇帝的问题，我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汲取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汲取了“文革”的教训，现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严格的任期制，还有集体领导制。我们有一个渊源流传的传统——选贤任能。中国的一个省往往相当于欧洲五六个国家那么大，想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我们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我们不大可能选出像小布什这种领导人，因为他远远低于中国人对国家领导人的要求。而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你不能保证下一个总统比小布什强。如果那位佩林当选，恐怕还不如小布什。换言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对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种挑战。虽然选贤任能模式还可以改进和完善，但已经可以和美式民主进行竞争。
　　玛雅：福山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可能出现“阿拉伯之春”，言外之意，还是历史终结论？
　　张维为：福山先生讲历史的终结，要我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不同的民族对各种制度的探索正方兴未艾，中国也在探索。我对西方模式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一些小的国家比如这样的还可以玩一玩，大的经济体是很难的，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难以为继。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近乎破产。我20多年前去过希腊，当时希腊政府就是财政赤字。
　　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所以当中国政府考虑在英国投资时，英国人非常高兴。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我粗算了一笔账，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话，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
　　所以我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事实是，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它也很不成功。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政治改革中有一个基本思路，我叫做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个模式超越了西方光靠选举的模式。
　　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我只用两个概念：良政和劣政。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导致良政，就是坏制度。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是典型的例子，国家治理得不错。中国大陆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总体治理水准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这种例子太多了，从新近“民主化”的、、到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如、等。现在美国开始在推动民主，结果还会是一团糟。
　　所以我认为，用中国话语来说，民主可以分为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者都能做到最好。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我宁愿要实质民主，在实质民主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来发展程序民主。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民主决策的机制，比如我们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成千上万次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磋商，所有的人都关心，股民关心，投资者关心，企业也关心。但是西方没有这种机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西方要向我们学习的问题。
　　玛雅：你的《中国震撼》一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受到一些批评。有评论认为，中国还需要另一种震撼，就是对存在问题的震撼，这种震撼似乎比前一种震撼更需要。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你怎么看?
　　张维为：我从不否认中国存在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在书中谈了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城乡不协调等等，这里不再具体讨论了。我想指出一点，我们在谈论“文明型国家”内部的问题时，要有一种“板块概念”，这样才能对问题准确定位。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抓住一些问题来否定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不可取的。比如政府绩效，据我观察，和希腊的腐败远比上海严重，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于罗马，和纽约也是可比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治理水平明显超过希腊，尽管希腊和意大利都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纽约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所以说，中国这些成就很了不起，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主要指沿海发达地区)相当于30多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人口和美国差不多，这么大范围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都足以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对整个世界产生震撼效应。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引起全世界关注。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这个消息并发表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意味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中国国力增强的“里程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也大都认为，少则10年多则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显得低调，大都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所以这个世界第二大国的含金量不高。持这种观点的人，一部分是秉承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精神，他们更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担心&GDP被拔高了会导致国家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而另一部分则属于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发展的人，他们不仅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认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GDP也是世界第一，还不是照样挨打。
　　其实，谦虚谨慎也好，韬光养晦也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对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心中有数。如果韬光养晦意味着轻易贬低自己，使得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险的。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模式成功的人就经常利用这一点来误导民众，唱衰中国，造成在一部分国人中大国小民心态的蔓延。为了纠正这种偏向，我们应该把中国崛起的事实如实地告诉我们的人民。从我走访100多个国家的实地观察来看，过去30多年，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整体进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中国今天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他大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都遇到过，最终也都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新的认知基础上，重新凝聚全社会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共识，确立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韬光养晦，而非精神不振信心不足的韬光养晦。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各种挑战，为中国走向更大的辉煌开辟新的前景。
　　美国人已经不做“美国梦”，中国人民要坚信自己的路的历史合法性
　　玛雅：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政治的独特性是什么？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张维为：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意味着，中国政治形态也是独特的，因为治理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为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处理好民生问题，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应对好人口规模和疆土规模带来的特殊挑战，否则就会失去“天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中国人目光比较远大，思维方式更注重整体效果。中国人历来把国家长治久安、国运昌盛放在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很难想象大多数中国人会接受每隔四五年换一个中央政权这种源于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政治，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强势开明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中国今天的政党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中国的执政党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西方政党。“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这种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极易陷入党争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但是整个国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乱，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来说，改旗易帜是一条邪路。
　　西方很多人曾经想当然地认为，随着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中国也会接受西方对抗性政治模式。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似乎比其他任何阶层都更加珍惜国家的政治稳定。中国中产阶层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战争和动乱，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经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混乱和动荡，了解自己辛辛苦苦得来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中国30多年的政治稳定。所以我认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决定了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大趋势：它不会是西方所希望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会与国家”互动互补的模式。这个模式将会使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具有凝聚力和竞争力。
　　玛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深化改革，这个决心和意愿被一些人解读为深化政治改革，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方向仍然是西方民主。
　　张维为：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叫一锤定音，目的就是终结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彻底了断他们的“戈尔巴乔夫梦”。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那真是太幼稚了。有些人总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是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换句话说，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并且胜出，让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当然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本国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一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西方国家至今都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其实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将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说，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迄今为止，我们处理得比他们当时好得多，许多方面，我们今天干得也不比他们差。中国的模式虽有缺陷，但是可以完善，中国模式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玛雅：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并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看问题，尤其是政治制度问题。他们认为，没有多党竞争选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
　　张维为：这是十分浅薄的观念。我有一次遇到一位美国学者质疑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反问他，为什么不首先质疑一下你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你们占了别人的土地，通过殖民、移民、灭绝，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哪里?按照中国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国际法，侵略和种族灭绝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他无言以对，最后归结说，这是历史。可见，即使从这位美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国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种非常牵强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就是这么演变过来的。
　　纵观人类历史，最常见的合法性就是历史合法性。一个“文明型国家”数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历史传承是最大的合法性来源。中国政权合法性形成的时候，今天西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尚不存在。这种历史合法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和“民心向背”的治国理念。这是中国在数千年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远远领先于西方的关键所在，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突出体现，也是中国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我们完全可以用选贤任能的理念来质疑西方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没有选贤任能的理念，一个政权怎么能有资格执政？这样的政权能对国民负责吗？能对世界负责吗？小布什执政8年给美国带来了经济衰退，给伊拉克带来了灭顶之灾，给世界带来了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玛雅：其实不论什么原因，西方人对中国模式有所偏见都可以理解，真正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充满怀疑，对功能失调、问题凸显的美国模式执迷不悟。2010年11月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发表文章《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文章称：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
　　当交流互访的中国学者听到我们美国记者学者批评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时，他们会非常不高兴……他们跟我们说，不要再说美国怎么不好了，我们不会相信的。你们在摧毁我们对未来的梦想。相信美国有美好的未来是令我们中国人走出许多黑暗日子的动力。
　　张维为：这篇文章让我想起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西方一些学者试图全面否定“东亚模式”，进而也否定“中国模式”。美国有学者当时给亚洲国家开了两个药方：一是推动全面市场化，反对通过政府干预挽救经济——这与美国现在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动全面民主化，以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甚至说，这场危机“是对不实行民主的国家的一系列惩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无数倍的金融海啸竟起源于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典范”国家，而且美国这么“优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毫无察觉，对金融危机处理不当之处也是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玛蒂亚·森先生现在该如何解释这一切。依我之见，美式民主体制中资本力量影响过大就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玛蒂亚·森的句式说：这场危机是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的一系列惩罚。实际上，市场与民主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国家都可以结合本国的国情加以采用，而一旦某些人把某种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场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极端，这就与宗教原教旨主义无异，其信徒会失去理性，结局自然不会好。今天世界上的很多问题，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的惨败，其深层原因都在于此。
2009(General&Social&Survey)
(Paul&R.&Krugman)200912281999?10
　　国内一些学者喜欢谈论经济和政治“转轨”，其中一些人心里的参照系就是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然而，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美国公众对本国体制的信心危机说明，美国体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远。有些人把美国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还要中国去效仿这种公共信任度如此之低的体制，这何以服人?中国的体制虽然有缺点，但是不断在进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也找不到一个10年内就业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股市增长均为零的地方。但是国内有些所谓的精英就是中了那个邪，眼睛里只有美国模式，怎么也自信不起来。中国有句古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标准就是美国这个有诸多缺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那你最后得到的恐怕连他的一半都没有，还会把自己的优势全丢光。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取百家之长，超越美国模式，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玛雅：与美国的低信任度相反，中国民众的信任度却处在高位，居世界各国榜首。2012年2月，全球最大的独立公关公司爱德曼发布了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中国成为全球信任度综合指数最高的国家，达到76%。信任度综合指数体现了大众对商业、媒体、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水平，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多数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发展状况是满意的。
　　张维为：的确如此，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多年。美国颇有影响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世界主要国家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程度。2005年对17个国家的调查发现，72%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现状表示满意，在17个国家中拔得头筹。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满意度是39%，人是29%。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美国人满意的比例是23%。2010年的调查发现，中国人还是排名第一，87%的人对自己国家基本满意，美国人表示满意的是30%。
　　这些调查并不能说明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中国现有的体制一定有其长处，西方的体制一定有其短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过去30年中，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没有预料到的。崛起背后的理念也和西方主流观念大相径庭，这些理念对于我们进行民主创新富有启迪。使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实事求是”，其核心内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条，通过对事实本身的检验来确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玛雅：美国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叫《21世纪的治国之道：东西方之间的中间道路》。作者指出，美国应该打破禁忌，学习中国的治国之道。
　　张维为：坦率地说，一个5000年延绵不断的文明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份最伟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对此首先要心怀敬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古老文明，虽然古老，但至今根深叶茂、生机勃勃。今天它所展现出的一切，绝对不是“先进”&和“落后”、“民主”和“专制”、“高人权”和“低人权”这些过分简约甚至简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华文明的内涵要比这些概念丰富一千倍、一万倍。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态而迅速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把整个中华文明推入国际大竞争，看一看中华文明能不能站住脚。结果发现，中华文明不但站住了脚，经受住了考验，很多内容还被迅速激活。通过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中国成了世界上进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国家，并且开始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
　　玛雅：你在书中谈到“政治标准竞争”，这个提法非常吸引人。你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模式的崛起，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崛起?
　　张维为：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谈谈苏联解体。苏联的垮台有种种原因，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这其中，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个主要原因。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的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言之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改善人权，并比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却是阿达米辛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戈尔巴乔夫当时曾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是被拒绝，随后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轰然坍塌。但是接下来的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的指导下推行“休克疗法”，其结果是世界现代史上一场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的腐败之风也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一味执迷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以为西方标准真的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中国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西方，接近西方，最终达到西方标准。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崛起的事实，已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有意思的是，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本人现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论，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政治进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玛雅：我们有些人却在墨守西方陈规。这些所谓的中国自由派精英们其实是信奉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义者”。
　　张维为：所以我说，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
　　苏联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会消失殆尽，最后结果是整个国家走向崩溃。当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以及西方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将会是人类现代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的以为人类历史将会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会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止于西方模式?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价值。我还认为，光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样我们对民主的认识才能更为深入和全面。中国人要实现的民主是能给中国带来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的优质民主，而不是那种使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劣质民主。
　　当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但美国自己的民主离理想的民主却相差甚远。例如高昂的竞选经费——2012年美国大选花费将近60亿美元，结果却是一切如旧。民主怎么要花这么多钱?花这么多钱还能是民主吗?不就成了“钱主”吗?不就是资本驱动的“选主”吗?而这不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吗?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制衡强大的资本力量，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资本开道，其他统统让路，这样的民主品质怎么能有信誉?美国民主的商业化(铺天盖地的广告)、庸俗化(一味讨好选民)和金钱化(竞选之昂贵绝非常人可以想象)的程序令人叹为观止，就连奥巴马在《希望的勇气》一书中都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这种美国竞选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变成黑金政治，在和台湾，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更不要说第三世界国家了。
　　由此我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它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体系现在的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凭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共同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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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三大结构特征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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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引发代议制度危机&
两极分化导致决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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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均衡阻碍政府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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