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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肾广告贴满重庆医院厕所 中介介绍流程像背书
来源：重庆晨报
作者：王珊 刘冰鑫
　　“O型血？你的肾值45万！”
　　重庆晨报记者电话暗访肾源黑中介，有人态度强硬，有人报价谨慎
　　肾源来了
　　换肾者却在等待中离去
　　“当盼到捐赠肾脏的&供体&出现了，我们会立即在电脑中输入匹配数据，查找跟供体相吻合的&受体&，工作人员会按照排队顺序，立即与他们联系。但现实往往是，当肾源出现时，排队等候的受体却已在漫长的等待中死亡。”在多日的采访中，我们接触过的每位肾移植领域的临床医生，都会说起类似的经历，话语中夹杂着对现实的无奈，对逝去生命的惋惜。
　　9成肾移植手术需等待
　　“每一年，全国出现肾脏衰竭的患者有上百万。”西南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刘宏接受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对于中末期的肾衰竭病人，在自身肾脏不能满足身体需求时，就会考虑做肾脏替代，透析是其中一类，但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目前，我国能够维持常规透析的每年只有10万人左右。
　　相对于血液透析，器官移植是治疗肾衰竭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肾源紧缺却成了最大的拦路虎。“目前各大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的器官源来自两个渠道：活体和心脏死亡后的遗体。”刘宏表示，以前由于器官短缺，中国每年能做的肾移植手术最多也就1万例，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手术国。
　　收肾广告贴满医院厕所
　　100:1的尴尬背后，器官移植的困境也变得明确：渴盼肾源的人太多，而供体很少。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催生下，一个光怪陆离、骇人听闻的器官交易市场出现了。
　　在西南医院肾内科，收售肾源的广告不时被粘贴在厕所里，“每次看到，我们会立即清理掉，但它就像牛皮癣，你撕一次，他就贴一次&&”专家们很是无奈。
　　其实，不仅是西南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外的天桥处也不时会出现类似的小广告，这里有大批急需肾脏移植的病人进出。
　　本版文/重庆晨报首席记者 王珊 实习生 刘冰鑫
　　肾移植调查
　　肾源紧缺的现实，让巨额经济利益催生的地下黑市屡禁不止。一条供体、受体、中介、医院、医生相互配合、分工合作的非法利益链条形成了。
　　一组数据显示，一个经非法中介寻找到的肾源，非法供肾方大多能得到2万-4万元不等的报酬，但这颗肾到了受体方时，身价早已翻涨数倍，肾源中介、非法操刀的医生&&各个环节都参与了利益分配。
　　介绍卖肾流程像背书
　　在网上输入“卖肾”一词，记者索引出多家肾源中介。随后，记者分别以卖肾者和买肾者身份与多家中介取得联系，进行了电话暗访。
　　前日下午，记者以卖家身份，与名为“博爱医疗健康服务中心”的24小时联系人“张教授”取得了联系。随后，记者与这位带着河南口音的“张教授”深入对话。
　　记者：我朋友生病了，急需用钱，想来卖肾。
　　“张教授”：你什么血型？
　　记者：O型血。
　　“张教授”：45万！
　　记者：卖肾具体有些什么流程？会不会有危险哦？
　　“张教授”：先检查身体，然后再配型，配型完后，在医院里观察2-3天，3天后签合约，你拿到该得的钱后才做手术。我们会安排好的医生做手术，不会有危险。但是需要先缴200元的预约挂号费，我们收到钱后，会马上通知你检查身体。
　　记者：我是外地来的，在哪里做手术啊？
　　“张教授”：你来重庆后，问第一人民医院，一问就晓得了。
　　整个交谈过程中，“张教授”的语速非常快，态度强硬，像背书一样匆匆给记者念完了卖肾手术流程。当记者询问交易真实性时，“张教授”丢下一句：“你想清楚，想明白后再给我电话”，便挂掉了电话。随后，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向记者证实，该院并无此服务中心。
　　部分中介出价很谨慎
　　随后，记者再次以“朋友生病需要买肾”为由，与一家“仁爱医疗咨询服务公司”的“王医生”取得了联系。“王医生”说，首先需把该朋友的病例检查报告、年龄、血型等资料寄给他后，才能告知确切的价钱。
　　最后，另一家肾源中介的“徐医生”告诉记者，卖肾的基础价格为12万元，并称最终价则需等查看完病人的配型需求后才能判定。“徐医生”还告诉记者，手术前需付30%的交易费。
　　“为打击非法买卖肾源，有关部门一直在探寻行之有效的道路，除了激励器官捐赠外，政策的规范也让非法肾脏交易越来越没有市场，至少进入不了大医院。”刘宏说，国家对器官移植实行严格的准入制。
　　亲体器官移植手术前的审查主要包括两部分：身体检查和伦理审查。
　　此外，对于活体和尸体捐赠的肾源，器官移植的医生是不参与捐赠过程的，而是让红十字会来参与。
　　无论哪种方式捐献，手术前，供受双方，必须提供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
　　到了2009年下半年，中国器官捐献体系在天津等10个城市试点，试图探寻如何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自愿捐献、公正分配的良性捐献体系。
　　“要突破肾源瓶颈，转变人们的观念也很重要。”刘宏说，我国一直鼓励人们死后捐赠器官，“器官若能在另一个身体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
(责任编辑：白志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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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肾广告贴满重庆医院厕所 中介介绍流程像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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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关于重庆卖肾的信息比比皆是。 重庆晨报记者 刘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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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肾广告贴满重庆医院厕所 中介介绍流程像背书
时间： 08:28 来源： 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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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导读
　评论排行揭秘地下“摘肾”输出链：收肾3万卖肾28万
来源：新华网-半月谈
原标题 [地下“摘肾”：疯狂背后的监管黑洞]
　　由于对辖区内民营诊所一味“以罚代管”，以致诊所老板有恃无恐，最终发展到大肆开展地下“摘肾”手术，进行肾脏非法交易，江西景德镇市卫生监督所医疗与传染病监督科科长盛某、副科长田某近日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决玩忽职守罪名成立。半月谈记者对多起案件跟踪调查发现，疯狂的肾脏地下交易中，黑色利益链环环相扣，暴露的监管漏洞不容忽视。
　　揭秘地下肾脏“输出链”
　　景德镇民营诊所的地下“摘肾”犯罪只是整个肾脏非法交易中的一环。今年1月份，江西鄱阳县4名被告因为组织10多人卖肾，被当地法院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4年。综观两起案件，整个地下肾脏“输出链”浮出水面。
　　据办案人员介绍，现年25岁的李盛昌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其间染上毒瘾。为筹集毒资，2009年李盛昌通过黑中介以2万多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在卖肾期间，李盛昌和另一卖肾者邓开军结识。
　　李盛昌和邓开军在将卖肾所得挥霍一空后，便打起了充当黑中介的算盘。2012年4月份，邓开军与李盛昌商定组织他人卖肾的生意后，又联系犯罪嫌疑人张隆红出资参与。
　　日，邓开军与李盛昌两人在鄱阳县城租下一套民房。此后，邓开军、李盛昌通过他人介绍或网上直接联系等方式，陆续招揽十几名卖肾者来到鄱阳，由张隆红在出租房内负责看管照料。随后，卖肾者经过医院身体检查及抽血采样后，血样被送到湖南长沙配型。在此期间，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李发发也出资参与。
　　日案发时，当地警方将10多名卖肾者解救，发现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8岁，年龄最大的也才27岁，有两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学的在校生。
　　在景德镇警方破获的“摘肾案”中，一些犯罪细节惊人相似。在两名广州“老板”的遥控下，吴某等多名黑中介通过网络联系卖肾者在南昌“圈养”，然后再到景德镇进行非法“摘肾”手术。
　　“上网和看电视是他们的全部娱乐生活。”办案人员透露，由于卖肾者到鄱阳后被集中看管，除了去医院做配型外，基本丧失了活动的自由，他们存在的价值就是等待与人配型成功后被摘取肾脏。
　　为了寻找肾脏移植受体，李盛昌等人除了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外，还经常出没于全国各大医院的透析室附近，一旦发现有换肾需求的患者或家属，就立即上前搭讪。
　　借助网络手段，以假身份在网上发布招募广告，到对卖肾者集中封闭管理，再到寻找买家、安排提供者体检、与患者配型，最后联系医院进行“摘肾”手术，一条完整的肾脏“输出链”就此形成。
　　“暴利超贩毒”的致命诱惑
　　记者发现，正是暴利驱动让犯罪团伙铤而走险。
　　鄱阳县办案人员透露，“供体”每卖一个肾一般只能获得3万至5万元，而“中介”找到有买肾需求的尿毒症患者家属，售价却在28万元以上。从卖肾者廉价的出售至买肾者高昂的支付，层层加码的肾脏交易链背后，是黑中介、团伙头目、手术医师、麻醉师等众多人员如“血蛭”般的利益吸附。
　　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透露，景德镇“卖肾案”中，每名卖肾者在手术前签下“捐肾志愿书”，并在摘肾后获得2万元，黑中介则每例获利3000元至4000元，通过网络联系前来手术的麻醉师范群超则每例获利6000元。
　　至案发时，景德镇市昌江区某社区医院院长周某主刀共非法摘取肾脏13例，每例收取手术费3.7万元；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某民营医院则提供场所，由广州“老板”自带医生前来共做摘肾手术5例，院长周某每例收费2.6万元。
　　“人体器官非法交易的暴利甚至比贩卖毒品还高。”江西省红十字会秘书长戴莹说，目前中国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超过150万人，但能获得移植的仅为1万人，巨大的需求缺口为地下交易提供了空间。
　　监管无力导致民营医院沦为“摘肾”窝点
　　记者调查发现，卖肾团伙组织非常严密，“受体”与“黑中介”经过配型、定价后，往往会选择没有资质、环境差的民营医院甚至小诊所进行移植手术。整个黑色利益链条中，民营医疗机构恰恰又是最为关键，也最应受到严格监管的一环，由此暴露的监管漏洞不容忽视。
　　景德镇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包括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在内的民营医疗机构均由各县（区）卫生局发证，根据“谁发展，谁监管”的原则，由各县（区）卫生局负责监管，市卫生局负责督导。“案件中涉及的两家医院要么只有做腹部手术的资质，没有资格做肾脏手术，要么连做外科手术的资质都没有。”这名负责人说，两家涉案民营医疗机构的做法属“非法行医”。
　　民营诊所的非法行医行为，为何能屡屡逃避监管，并最终发展为地下“摘肾”窝点？
　　景德镇市昌江区人民检察院查明，早在2006年，“摘肾案”涉及诊所之一的昌江区某社区医院院长周某，因存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等违规行为，被景德镇市卫生监督所罚款3000元。
　　2007年12月至2011年6月，盛某和田某分别担任景德镇市卫生监督所医疗与传染病监督科科长、副科长期间，在接到举报后，两人多次赶到周某的诊所进行现场检查，但在发现诊所存在超出经营范围或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非法进行手术等违法违规行为后，均通过罚款方式处理了事，也最终导致周某等人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江西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江西省社会学会会长王明美认为，肾脏地下交易一度猖獗的现象表明，一方面当前部分民营医疗机构超诊疗许可范围行医的现象普遍，另一方面相关管理部门监管手段过于单一，监管常常流于形式。
　　针对此，王明美建议卫生部门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人,所负责的民营医疗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必须实行问责制度。同时，加强对有外科手术从业资格的医务人员的动态监管，进一步明确一定级别的医院才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缩小监控范围。加大“违法违规成本”，使违规者一旦被发现，轻则重罚，重则吊销从业执照甚至追究刑责。
(责任编辑：冯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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