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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的红色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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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祁阳人聪明勇敢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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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的红色家风 系湖南宜章人
01-23 16:08& & 新华每日电讯
■曾志简介
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起,先后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1928年4月上井冈山,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志同志和陶铸同志一起与“四人帮”及其同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7年12月,曾志同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参与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使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党的十二大上,曾志同志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
1998年6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为了革命,将亲子含泪送人,失散23年重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却不徇私情,让儿子继续务农终生；亲孙子想办个“农转非”,曾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奶奶却婉拒；去世后,她留下遗言“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从井冈山革命时期的红军女战士,到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曾志同志的家风纯粹、干净、高尚。
党员干部的家风连着党风、政风。近日记者在井冈山,倾听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志同志的长孙石金龙讲家史,感动不已。以下为石金龙同志的口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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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祁阳人聪明勇敢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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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失散23年,却让儿子终生务农
“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1928年4月,湘南暴动后成立的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跟随朱德的部队,向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发,“朱毛会合”后正式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我的奶奶就是那时跟着队伍上的井冈山,并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那年11月,17岁的奶奶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石来发。因为是难产,奶奶生产时几次昏死过去,又几次被用姜汤灌醒。残酷的战争环境,天天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怎么可能带孩子呢?奶奶一咬牙,在产后26天,将我的父亲寄养在王佐部下一位叫石礼保的副连长家。同样是红军的石礼保夫妇又把父亲交给了曾外祖母(石礼保的岳母)抚养。
父亲7岁那年,石礼保夫妇先后牺牲,从此便与曾外祖母相依为命。父亲再次见到奶奶是在1951年,他已经是23岁的大小伙子了。那一年,中央派了南方革命老区慰问团帮助井冈山恢复生产。奶奶得到消息后,就托来井冈山的同志帮忙,寻找自己当年留下的孩子。慰问团的同志几经周折打听到,在大山脚下大船村,有个石来发,正是当年奶奶留下的孩子。
当时,奶奶是广州电力局局长。于是,他们就安排父亲去了广州,见到了从未谋面的母亲。奶奶性子很硬,一生很少流泪,可是看到父亲,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多年的牵挂,20多年的思念,都在那一刻迸发了。
后来,奶奶了解到,父亲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对父亲说:“来发,留下来吧,留在广州。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夜校读书识字。”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妈妈,算了吧。我已经成家了,还分了田、分了地,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回去吧!再说,家里还有80岁的老外婆,没有我她就活不成,我得回去守着她,给她养老送终,人得讲良心啊!”奶奶听后非常感动,连连点头。她说:“来发,你做得对,应该回去!你虽然不识字,却能懂得大道理,做人就是要知恩图报。老人家养了你这么多年,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就这样,父亲和奶奶匆匆见了一面后,又回到了井冈山。
1964年,父亲第二次去广州找奶奶,却是为了“避祸”。那时,父亲作为村里的报账员,因为有五毛钱对不上账,害怕被划为“四不清干部”,父亲只好跑到广州去“找靠山”,就想着留在广州不再回去了。没想到,他却被奶奶硬生生地撵了回来。奶奶对父亲说:“你在家里出了事,不管有没有挪用公款,都要回去说清楚,不能一有什么问题就躲避。”
没想到,这一别,又是20多年。父亲也就在井冈山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中组部副部长不给孙子办“农转非”
“组织原则象征着党的生命,他们绝不会亲手去破坏的”
我是1985年第一次见到奶奶的,那年,我30多岁了,是井冈山垦殖厂的赤脚放映员。奶奶曾任中组部副部长,在我心里的概念,这更像是历史课本上的故事,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一位做大官的奶奶。对于与奶奶的见面,我充满了渴望,也因为心里藏着一个私心,想通过奶奶“改变一下命运”,实现“穿上皮鞋,不再打赤脚”的梦想。
那年10月底,父亲带着我和弟弟来到了北京。到奶奶家里一看,却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锦衣玉食”,家里很简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多的就是书。
见面后的一次晚饭时,我说:“奶奶,盼了这么多年,我们一家才能在一起,这是家里最幸福的时候了!”奶奶却叹了一口气,说:“是啊,金龙,我们还能在一起真是不容易!我有多少战友都牺牲了,有的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还有多少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身上流的是谁的血。和他们比,我们真是再幸福不过了。但是要知道,没有他们的牺牲,也不会有咱们的团聚。所以,我是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你们也都是。作为咱们家的孩子,更应该懂得回报。”
可惜,我当年并没有体味到“幸存者”的含义,不然,我一定不会跟奶奶提什么要求了。去北京之前,我一直有个念想,就是希望通过奶奶解决生活、工作上的困难。可是离返程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一直没敢开口。直到临走前两天的晚饭时,我瞧着奶奶心情不错,就壮着胆子说:“奶奶,家里都挺好,您不用挂念。只是,我们爷仨都是农村户口,您看能不能给家里解决一下商品粮户口?”没想到,当时饭桌上的气氛立即变得很尴尬。奶奶听后,很久没说话,然后指着桌上的剩饭菜笑着说:“金龙,你看咱们今天吃的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那你又何苦要转商品粮呢?”说完,她就起身回房了,留下我和父亲面面相觑。
听了奶奶的话,我当时真后悔去了北京,心里不断埋怨着:“你根本不用自己发话,哪怕跟秘书使个眼色,就能解决的事,为什么不办呢?我们到底是不是你留下的孩子!”
几年以后,一直不甘心的我,又找到奶奶的秘书小刘,想请她出面跟地方上挂个电话,帮我们解决“农转非”的事情。没想到小刘秘书听到后吓得直摇头,说:“曾部长有规定,家里的事要是她没有交代,我今天办了,明天就要卷铺盖回家了。”
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奶奶为什么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我也理解了,在奶奶这一代共产党人心里,组织原则象征着党的生命,他们绝不会亲手去破坏的。
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唯一一次帮我“办过的事”就是帮我买了一辆二手车。那一年,我想买辆车跑运输,改善一下家里经济状况。奶奶了解到我家里确实困难后,托人打听到一单位有辆退役的旧解放货车,就帮我联系了购买的事。随后,我四处借债加上贷款,才总算凑齐了5500元的购车款。当时,我所在的垦殖场也想买部新车,但没有购车指标,奶奶了解到是单位购车需要,才点的头。后来,奶奶还再三叮嘱我:“你买的二手车是你的,公家的车就是公家的,可别在中间搞什么名堂。”
临终遗愿让人感佩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姑姑陶斯亮通知我们到北京探望病重的奶奶,但是,特别要求只能派代表来。
在病房,奶奶的手指在微微地颤动,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知道,奶奶一定是有什么话要嘱咐。我赶紧过去,俯下身,紧紧地握住奶奶的手。奶奶用微弱的声音说:“金龙,奶奶这一辈子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你能体谅奶奶吗?”我不禁失声痛哭。
6月21日,奶奶病逝。没有设置灵堂,也没有通知我。我是在姑姑陶斯亮送奶奶的骨灰回井冈山时,才知道的。安放骨灰时,我与姑姑发生了争执。姑姑要把奶奶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不立碑,也不写生平简历。我坚决不同意。我当时真是不明白,姑姑怎么忍心这样简单地安葬奶奶。
就在我与姑姑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奶奶的秘书李冬梅拉住了我。她说:“金龙,别争了,姑姑是按照曾部长的遗嘱办的,咱们还是尊重老人家的意思吧。”接着,她将几页纸递到我的眼前,正是奶奶的遗嘱。
在奶奶这份遗嘱《生命熄灭的交代》上这样写道:
“我曾在写给中央的一份倡议信上签了名,即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还不要在家设灵堂。我死了,除陶斯亮和在北京的家里人,在京外的,如志修、曼华、春华,井冈山的来发、金龙,宜章的昭德,贵州的钟莲,大连的昭仁,以及祁阳的党政组织,和北京的其他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把我的遗体先交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无用的火化,火化时,除了斯亮少数几个人办理,还请中组部老干局帮助料理,但千万不要声张,不让其他人知道。我想这样做,才真正做到了节约不铺张。人死了,本人什么也不知道,战友亲属们来悼念,对后人安慰也不大,倒是增加一些悲哀和忙碌,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丧事改革者!
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还留一点,放在家里的骨灰盒里,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埋下去,静悄悄的,绝不要搞什么仪式,由陶斯亮把骨灰送井冈山,事先不要告诉来发和井冈山的党组织。死后三个月,由陶斯亮发一个讣告,并在报上登个消息,不要写简历、生平。我唯一要求的,是费了多年心血写成的回忆录,请女儿陶斯亮趁身体健康,脑子够用的时候,抓紧点时间,集中一下精力,尽量快些整理出来。我这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也可以反映我国革命社会历史的一点侧面,不论是好是坏,总算留给后人一点史实。
我上述所有愿望,请女儿陶斯亮尊重我的遗愿,照办。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日于北戴河。”
看完遗嘱,我顿时泪流满面。
后来,我们就在小井红军烈士墓附近,挖了个洞穴。父亲、叔叔、姑姑兄妹三人,你一把,我一把地将奶奶的骨灰洒在洞穴里,并在上面栽种了一棵柏树。我找来一块赭黑色的石头,在上面刻上了“魂归井冈”四个大字,下面一行写上了“红军老战士曾志”。奶奶终于回家了,回到了她一生牵挂的战友身边。墓地虽简单,但在奶奶心中应该是最大的圆满了。
在整理奶奶的遗物时,我们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叠得整整齐齐的80多个信封,都是奶奶的工资袋。上面放着一张字条:这些钱是组织发给我的工资,除去我生活上的花费,其余的全部在这里。请转交给老干局,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告诉组织,这些钱都是干干净净的。
奶奶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正如姑姑陶斯亮给奶奶的墓志铭所写的那样: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刘健、王宇、胡锦武、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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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和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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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陶铸曾志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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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
& && && &&&陶铸（--），湖南省祁阳县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民群众熟悉和爱戴的革命前辈。
曾志（ -- ），女，原名曾昭学，湖南省宜章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曾先后担任过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的陶铸，因不愿充当江青等中央文革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炮弹，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仇视，被“四人帮”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遭迫害而死。然而，无论顺境与逆境，著名女革命前辈曾志都和陶铸不离不弃，上演了一段感天动地的生死情……曾志与陶铸对毛泽东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 && && &在大型经典电视连续剧《延安颂》中有这样一组镜头：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来拜见毛泽东，她来到毛泽东住处时，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她望着毛泽东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泽东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泽东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泽东回头一看，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就这一声“老毛”，足见这位年轻女同志与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 && && &&&这位敢于直呼毛泽东为“老毛”，让毛泽东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15岁投身革命，参加过党领导的湖南暴动，跟随毛泽东来到井冈上开展革命斗争中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的曾志。
曾志1911年出生在湘、粤两省交界的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15岁的曾志毅然投身革命，进入了湖南省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这里唯一的女学员，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此后又跟随毛泽东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创建革命根据地。& && && &&&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冤屈，6次受到党纪严厉的“处分”。家庭生活中，两位革命伴侣夏明震、蔡协民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里先后为革命捐躯。为了革命，她曾将三个亲生儿子送人抚养。她胸怀一个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宁可舍弃一切。1932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就被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然坚强的在闽东一带和叶飞一起领导游击战争。
& && & 曾志与陶铸风雨同舟37载，只育有一女，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铸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对稳定生活期间的爱情结晶。曾志说，陶斯亮是一个顽强的生命，是经过两次生死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次是已怀孕7个月的曾志外出执行任务时，所骑马匹由于受惊突然狂跳起来，一下就把毫无准备的她摔到了地上，当时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曾志摔成了脑震荡，但腹中的“陶斯亮”却安然无恙。另一次是分娩时，由于护士没有接生经验，一时有些手忙脚乱，刚出生的“陶斯亮”直接掉到了地上。陶斯亮的到来，给战争年代的陶铸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每每提及这段生活，曾志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 && & 1945年，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陶铸和曾志将前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恰在这时，曾志患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求陶铸意见时，陶铸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见，同意。”术后不久，他们夫妇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临行时，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在向毛泽东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我们决不考虑个人家庭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泽东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与陶铸夫妇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 && && && &毛泽东称赞说：“陶铸是头牛，把他用好了就能冲锋陷阵，就能开拓革命的事业。”
& && && && &陶铸出生在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个子不高，有时剃光头，有时理小平头，他貌不惊人但很有气势，有一副火爆的脾气。因此，有人说他是一团烈火，能烤热你，也能灼伤你。
& && && &&&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当时，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回来路经漳州，见到了毛泽东、聂荣臻、林彪。陶铸向他们介绍了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和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后，用他那洪亮的大嗓门恳求说：“我们现在建立根据地武装最主要是缺少枪支。希望红一军团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支，闽东根据地就可以早日建成。”“两个连？”林彪一听，眼睛瞪得滚圆，头直摇，“不行，不行，我们拿不出这么多枪支。”
& && && && &陶铸顿时变了脸色，话音里带出火气和抱怨：“你们光想着跟地方要钱要粮，就不想想怎么帮助地方建设根据地。我们要枪支你们有困难，你们要钱要粮我们就没有困难?”
& && && &&&毛泽东用缓和的声音说：“同志哥，我们真是有困难。我们现在—半的人没有枪，只好扛着长矛大刀。每人带一斤炒米，两次休息后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会饿死人。幸亏第三天晚上找到国民党的一支地方部队，打一仗消灭了他们，夺到了粮食。那天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
& && && &&&陶铸情绪激动，他几乎叫了起来：“那好吧，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机会打仗吧!”
& && && && &在场所有红军将领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想教训教训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毛泽东及时地摆摆手说：“慢慢谈，部队和地方要多协商，互相支持……”
& && && & 尽管陶铸顶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喜欢他直来直去、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事后毛泽东称赞说：“陶铸是头牛，把他用好了就能冲锋陷阵，就能开拓革命的事业。”
& && && && & 拒绝“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陶铸由中央“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 && && && &&&1966年5月底，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被调进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取代了刚刚被打倒的彭真。
& && && & 日，陶铸正式走马上任。时任中央文革要员的江青对陶铸到京工作寄予的希望最大。因为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不太了解，与刘少奇、邓小平也仅为一般工作关系；而且陶铸性情直率，敢于放炮，因而被江青视为日后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佳人选。
1966年8月l日至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经毛泽东提议，陶铸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第四号人物。& &&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铸，要他在会上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陶铸却以刚来中央，对情况不了解而加以拒绝。在这几次生活会上，陶铸从头至尾都没有发言，不肯给中央文革当炮弹，连谢富治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发言，陶铸都没准印在会议简报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满。
& &&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在组织上变相地罢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官。可陶铸依然真诚地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即便有错误，也只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 && &&&日，中央组织部组织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举被陶铸当场阻止，他说：“组织部组织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11月2日，陶铸在中央组织部讲话时再次重申：“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想而知，在刘少奇被中央文革小组紧迫不舍，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陶铸说出这样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这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更大反感，随之，一场厄运向他袭来。
& && && &&&曾志看出了丈夫的沉重心思，在1966年国庆节后，她发现陶铸的眼神阴郁，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面色铁青。但无论曾志怎样询问，他总是回答：没什么！其实他不想连累妻子，天塌下来也要自己—个人顶住。
如果说在对待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不那么协调，那么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就泾渭分明了。当时的造反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宠儿，而陶铸则不赞成造反派的做法，为此，江青不时与陶铸发生矛盾。& && & 陶铸与江青的尖锐对立，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必须除掉陶铸。但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日，毛泽东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 && & 但江青和陈伯达手中还有“法宝”，那就是煽动造反派。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东边会议室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这时陶铸就在隔壁房间里，竟毫不知情。他正找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谈话，然后，又忙着接见安徽来京的学生。
& && && && & 陈伯达、江青等人点起的“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便出现了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和大标语，赫然印着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接着，首都数万名红卫兵和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等新口号。
& && && && && &事态就这样被江青等人搞大了，毛泽东不得不表态了。就这样，没有经过党的任何会议，没有下发任何文件，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靠边站了。
& && && &&&陶铸笑着对妻子说：“我硬朗着呢，这身板是狱中特有的，比钢强！”
& && && && & 陶铸由中央“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对陶铸“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也经常被拉去一起挨斗。每次亲眼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在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悲痛，她经常把嘴唇咬出血来。
& && && &日以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监禁在中南海原杨尚昆的住处里。对于牢狱生活，陶铸并不陌生。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蹲了5年，没有感到恐惧和委屈，而现在被自己的人关了软禁，他心中不由地万分悲愤和委屈。
& && && &&&其实，陶铸对于自己的生命早已看得很轻很轻。在他加入党组织时，就已经把生命交给了党和革命事业，但是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很重很重，容不得一点污点和栽赃……
1933年初，中央巡视员朱礼治来到福州后，曾试探陶铸对王明的看法。性格率直的陶铸对“吃洋面包”的王明不重视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示了不满。朱礼治回到上海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于是，一纸命令便将陶铸撤职。年轻气盛的陶铸感到不公正只身一人来到上海，要找党中央评理!陶铸来到上海后，被党中央拒之门外，后来由于叛徒出卖，陶铸在英租界被捕，随后被又押解至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监狱服刑。那年他刚满26岁。在狱中，他面对敌人威胁利诱，坚贞不屈，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与狱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对狱友开展思想教育，团结狱友为反抗敌人的压迫和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 && && && && & 在陶铸坐牢5的年里，在狱外一直等待消息的妻子曾志备受煎熬。她与陶铸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双方就把彼此的生命和全部都交给了党，因此个人的一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曾志永远也忘不了与陶铸的第一次见面。
& && && && & 那是曾志从闽西游击区来到厦门找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恰好陶铸就在罗明的书房，为了工作上的事情两人争吵得不可开交，曾志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们。
当时陶铸个头不高，微黑的四方脸上棱角分明，他虽然相貌一般，但在言谈举止之中，给人以咄咄逼人之势。& && && &说句实话，曾志很不喜欢陶铸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领导。
& && && & 罗明是个斯斯文文、和蔼可亲的读书人，很少有涨红脸的时候。尽管受到陶铸的顶撞，他还是不失领导风范，耐心地做陶铸的工作。
& && && && &当两人安静下来之后，陶铸才发现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站在一边。
& && && &&&罗明看到陶铸吃惊的眼光，似乎忘记了刚才那段不愉快的争吵，连忙说道：“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陶铸，军委秘书。”
& && && &曾志心里不禁一惊：眼前这位粗鲁的年轻人竟是大名鼎鼎的陶铸，他可是福建军委的“灵魂人物”啊！就是他带领12名同志攻打厦门监狱，救出关在狱中的40多名党团员。
& && && && &&&罗明转过身又向陶铸介绍道：“这位是曾志同志……”
& && && && && &陶铸知道这位柔弱漂亮的姑娘就是被国民党到处通缉的“共党女匪首”曾志时，眼睛瞪得更大了，因为眼前的她穿了一件漂亮得体的旗袍。
& && && &&&当他们成了夫妻后，曾志曾经问过陶铸：“你那天跟罗明为什么争吵啊？”
& && && && & 陶铸笑着说：“吵架的内容我记不得了，但我把你记住了，终生难忘！”那么，第一次见面，陶铸给曾志留下什么印象呢？30多年后，曾志对女儿陶斯亮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爸爸时，印象不好，太傲慢，太粗鲁。”太傲慢也好，太粗鲁也罢，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陶铸的鲜明性格在曾志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象。
后来，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了一起。而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又让他们的爱情在漫长而充满烽火硝烟的革命征途中，跌宕起伏……& && && &他们之间不仅是夫妻，更是战友、同志。夫妻情、战友情、同志情紧紧把他们两个融为一体。当陶铸遭遇牢狱之灾时，曾志没有消极，没有丧志，反而激发了她的革命斗志。她受党组织派遣，奔赴闽东发展革命组织，建设苏维埃政权，成为叱咤风云的闽东英雄人物。
& && &&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政府多方交涉，终于将陶铸等7人营救出狱。
& && &&&得知陶铸出狱的消息，曾志千里迢迢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可是到了南京才知道，中央已经分配陶铸到武汉省委工作，于是曾志又马不停蹄追到了武汉。
& && && &&&可当他们在武汉重逢时，双方却出奇的平静。相见时，他们只是默默地望着对方，仿佛是在寻找这5年来对方的变化。在晚上休息时，当陶铸脱下衣服，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膛，再看看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血色全无，坚强的曾志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 && && & 看到曾志哭了，陶铸却笑了：“你哭什么呀，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我是幸运的，我这不是活着出来了吗？”接着，陶铸又幽默地拍拍胸脯说：“没有事，我硬朗着呢，这身板是狱中特有的，比钢强！”“噗哧”一声，曾志被陶铸逗笑了。而这次“文革”的牢狱之灾，陶铸是否还能像上次那样逢凶化吉呢？曾志不敢想，也不愿意想。
& && && &陶铸含着泪对曾志说：“对不起，我这辈子欠你的太多了……”
& && & “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日后，陶铸失去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其住处被派驻了4个警卫。到了3月，迫害进一步升级，原装在屋内的红电话机被拆掉了，电灯线也改为36伏的低电压，以防止陶铸自杀。最让他气愤的是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歪曲原意，断章取义将陶铸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的“太阳本身有黑点”这句话曲解为：“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 && & 姚文元的文章对陶铸的精神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两眼发直，悲愤地自言自语说：“姚文元这是置我于死地啊!”这一夜，陶铸没合眼，在屋里徘徊着。第二天，他恢复了平静，就是在这一夜他为自己在政治上做了最后的选择：斗争到底，绝不屈服!
& && && &陶铸囚禁的地方，人迹罕至，每当他神情抑郁，深陷于痛苦中时，只有妻子曾志默默陪伴在他身边。
& && && &有曾志在身边，这对于陶铸来说便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因为在过去战争年代他们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地厮守过。曾志是个性很强的女人，她与陶铸结婚时就定下协议：我不是你的太太，我是你的战友、同志。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我们互不干涉。即便在同一个地方，我也不和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以免别人闲言碎语。我凭我自己的能力理直气壮地工作。
& && &&&在以往，即便在相聚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为了工作上的事情进行辩论，甚至争吵。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市推举曾志为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然而名单报到省里，陶铸不同意，把曾志的名字勾掉了，换上另一位同志的爱人。曾志很生气：“你为啥不同意我当人大代表？”陶铸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因为那位同志受了批评，叫他爱人当人大代表是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曾志发火了：“说到底你是拿别人的政治待遇去照顾你个人的政治关系！”这场“官司”后来还惊动了毛泽东，最后还是曾志赢了。
& && && &然而这次在陶铸的囚居地，曾志一次也没有与丈夫争辩，因为她知道陶铸是对的，真理在他的一边。她动情地对陶铸说：“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个人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同你争论了。”
& && && &&&以往，曾志总是觉得陶铸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然而自从陶铸“文革”落难以来，她顿时觉得丈夫的品格是多么高尚！此刻，曾志心里的歉疚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她要以女性特有的温柔来抚慰丈夫。她经常陪伴陶铸轻松地闲聊，经常同他谈起过去的往事。也许是有曾志陪同的原因，也许是爱情炽热火焰融化了“钢铁”，陶铸在囚禁地，火爆的脾气再没有发作，他的精神也格外地放松。他处之泰然，以超人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为自己和心爱的妻子创造了一个宁和温馨的环境。他有条不紊地干自己的事情，用更多时间来思考问题。
& && && & 一次，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了一张纸条，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 && && &&&这是陶铸火和钢的自白。这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不屈不挠的结晶。它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 && && && &&&就在陶铸和曾志“享受”难得的平静时，江青一伙的毒手又伸了过来。
1968年3月底，陶铸受到了更严密的监管，警卫人员增加了，并在屋子里设了3个岗哨。一个在房门口，一个在房后门，第三个像影子似的紧紧跟在陶铸身边，写字时站在椅后，睡觉时站在床头，吃饭时站在桌边，上厕所时站在面前，这是江青一伙设计的精神酷刑，让人分分秒秒都处在一种充满敌意的、冷冰冰的盯视之下，尤如芒刺在背、鬼魅缠身。8月，江青一伙借毛泽东外出视察之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群众参加的“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在中南海，一群彪形大汉闯进了陶铸的房内，二话没说就把他押去开批斗会。这场残忍的闹剧足足持续了3个小时。自此以后，陶铸显得更虚弱不堪，但一个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力争活下去!& && && && &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但无人过问他的病情。
& && && &&&1969年元旦，陶铸病情继续发展，胃部不适、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毫无食欲。医生看后，也只是随便给点胃药和去痛片了事。
& && && && &&&3月中旬，陶铸的全身开始变黄，曾志焦急万分，找到了医生，结果被草草诊断为“肝炎”，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后才搞清不是“肝炎”，而是癌症!
& && &&&面对死神的威胁，陶铸毫不畏惧，二话没说就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 && && &手术后，陶铸身体虽有好转，但时隔不久，病情再度恶化。进入9月下旬，癌细胞在陶铸的体内扩散，医生诊断后说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和麻醉药来减轻痛苦。肉体上的疼痛使陶铸在床上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大汗淋漓，每天只能吃点流食。
& && && && && &曾志劝他：“忍不住你就哼几声吧，也许会好一些。”陶铸咬咬牙，摇摇头。
& && && && &&&曾志与陶铸分别时，夫妻俩没有说一句凄惨的话，没有掉一滴泪，就像战争年代时分别一样。
& && && && &&&正当陶铸病痛难熬之际，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找曾志谈话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那里后，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汪东兴还规定陶铸离开北京的时间为10月18日。这个消息，对曾志来说犹如当头一棒。
& && && &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然而，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陶铸轻声说：“告诉我吧，他们找你什么事？”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沉寂，很长时间的沉寂，随着时间的流逝，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曾志的脸颊滚落下来。然而，此时的陶铸显得异常冷静，沉思良久，他决定不要曾志陪同，自己去合肥。他说：“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了，你去也帮不上忙，说不定还会遭到不测。我走后，你一定要找到亮亮，保护好他们。我也就放心了……
& && && &&&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和无情的选择啊！
& && && & 如果接受陶铸的方案，就意味着永远与他分别……如果与他一起去，自己的生死无所谓，但留在世上的女儿怎么办？这是让她在丈夫和女儿之间做出抉择啊！
看到妻子复杂的心情，陶铸又一次坚定了自己的主张。看到丈夫如此坚决，曾志只好听从他的安排。想到在一起只有3天的时间了，曾志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满含深情而歉疚地说：“ 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陶铸拉过曾志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还想说什么，陶铸拦住了她的话头，若有所思地说：“不要难过，想一想早已牺牲的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谢谢你，曾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总是在我的身边。”说完他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不说了，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曾志打开纸片，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赠曾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诗中写道：“重上战场我亦雄，感君情厚……”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将诗稿缝到了棉衣内衬里……& && &&&就像战争年代一样，每当陶铸要出发，总是曾志为丈夫收拾行装。至于要带上什么，陶铸从来不考虑，全是曾志做主。但这次陶铸却叮嘱曾志把书带上，因为那是他的宝贝，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不能放弃。他要曾志为他准备一双雨鞋和一把伞，因为很可能要到室外上厕所；再准备一床薄被，没人洗涤时以便自己洗涤。
& && & 一件事情，曾志想到了，就是替陶铸洗个澡。到了新地方是不会有人为他洗澡的。曾志把水放好，把陶铸小心翼翼地放躺在澡盆里。她知道这是为丈夫最后一次洗澡了，所以她洗得格外地仔细。从上到下，慢慢地为他擦洗。
& && && &就要分别了，陶铸没有忘记最后一件事。他把曾志、女儿亮亮和外孙小亮的照片小心翼翼用纸包好放在怀里。他对曾志说道：“照片放在我身边，就好像你们在我身边—样。我活着就有希望。”
& && && && &在押送人员的一再催促下，一对饱经风霜的革命伴侣不得不分别了。
& && && && &陶铸拄着手杖，镇定自若，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地走出家门，他和曾志没有说一句凄惨的话，没有掉一滴泪，就像战争年代时分别一样。陶铸握住曾志的手，郑重地说道：“你看到亮亮，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跟我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把小亮带大。”
& && && && &曾志为陶铸打开车门，两人再次地握了握手。车开走时，曾志依然看到陶铸把脸贴在车窗上，微笑地向她最后一次挥手致意。
& && && && & 陶铸到达合肥当天夜里，专案人员召集医护人员警告说：“现在你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对他监护，只要不出问题，就是完成任务！”
“病房”里不见一丝阳光，大白天小屋里也是一片灰暗。陶铸生命的最后43天，就是在这间见不到阳光的小屋中度过的。& && && & 离开了亲人，加上病魔的折磨，陶铸的病情很快恶化。他已经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此时的他如再不做手术，就很快会饿死!
& && && &&&医护小组决定再为陶铸做—次手术。无影灯下，陶铸的腹腔被打开了，医生惊呆了：满腹部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的癌组织，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打开的腹腔又被缝合起来。衰弱的陶铸因这一刀而流下了许多的血，死亡之神加速向他走近……日22时15分，受尽冤屈和侮辱的陶铸告别了人世!
& && && &在火化之前，工作人员要为陶铸找一件“寿衣”。当打开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发现里面几乎全部装的都是书，衣物只有少量的几件：米黄色的上衣、丝棉衣、呢制服……有谁知道，这—件件衣物都是他来合肥时，曾志亲手一件件折叠好放进去的，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她为陶铸准备的“寿衣”呀！
& && && &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 && && && &&&为夫昭雪疾呼号：曾志抱着病痛为陶铸书写申辩材料……
& && && && & 陶铸到达合肥以后的事情，曾志当时已经无法知道了。
& && && && &但自从与陶铸分别以后，曾志变得沉默寡言，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为了给丈夫申冤，她除了参加当地的劳动，一刻也没有闲着。她拖着病弱的身子，颤抖着手，每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字一行地书写申辩材料。她的女儿亮亮也配合母亲，除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还找了许多所谓“南京叛徒集团”的老同志向他们了解父亲的情况。
& && && & 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的日日夜夜，曾志写了几十万字的申斥信和申诉材料。拿着母亲用心血写出来的材料，亮亮开始了艰苦的上访历程。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它必将还蒙垢含冤的人一个清白。人们期盼的这一刻终于到来了，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党的航船又重新驶入了人间正道。& && &&&这一天，曾志激动地翻出自己的那件旧棉袄，用剪刀划开衬布，然后小心翼翼从里边取出一个塑料纸包裹。打开包裹是一张信笺。这纸张已经很陈旧了，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原来这是曾志与丈夫离别时，陶铸为了报答曾志的相依为伴，为了补偿做丈夫未尽的义务，写给妻子的一首诗——《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 && && &&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时期，曾志怕被“四人帮”抄家，把这首诗藏在了棉衣的内衬里。后来这首诗由曾志公诸于世，立即受到世人的喜爱，并被广为传诵。
& && && && &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陶铸平反昭雪。
& && && && &虽然陶铸与曾志永别了，但曾志每当想到丈夫那张熟悉的笑脸，想到那虽是瘦骨嶙峋但却比钢强的胸脯，想到最后相守3年艰难而难忘的生活，仿佛丈夫的身影就在眼前晃动。时时能听到丈夫那风风火火的走路声，能听到丈夫到家时砰砰作响的开门声……翻动书籍，寻找资料，倒水喝茶，与人谈话，一切都是轰轰烈烈，就连咳嗽都能震动屋子！
& && && &&&每当曾志翻看陶铸赠送的那首诗时，她眼里流露出幸福的光彩，仿佛就像过去离长聚短一样，她最心爱的人没有离她远去，只是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战斗着、工作着。总有一天，他们又会突然相逢，会各自叙述离别后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还会为各自的观点辩论不休……
& && && & 曾志对家人说：“我死后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粉碎“四人帮”以后，曾志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工作期间，参与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遭受“文革”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很多人才。离休后虽然年事渐高，她依然以国事为重，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工作，经常叮嘱他们：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努力工作，为国家效力。晚年，她还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有关下一代教育的会议上，她就颇有见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领导干部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然而精神领域中的腐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对下一代的正确引导，忽视下一代全面素质的提高，甚至娇宠下一代，同样是一种腐败，同样危及到我们民族的兴亡。”老人家这段十多年前的论述，如今听起来，依然发人深省。
& && && && &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并时时关心着年轻一代进步、成长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与蔡协民烈士所生的儿子蔡石红，直到她去世时，仍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曾志一生就是这样，国事家事经纬分明，从不混淆，这已成为她做人做事的原则。
& && && && & 这种原则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毫不含糊，生命已经亮起“红灯”时，她想的依然是国家，忘的依然是自己。曾志生前就立遗嘱要求亲属：“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 && && && && && &日，曾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带着无限的思念到冥冥的另一方世界里与陶铸再续情缘……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晚年和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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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与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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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曾志的儿子石来发在母亲墓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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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 （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曾志（日 — 日），女，原名曾昭学，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
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曾志同志因病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曾志，女，原名昭学。宣统三年四月四日（日），生于衡永郴桂道宜章县完成团城厢镇汪家冲（今属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
　　民国13年（1924）秋，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活动。15年（1926）8月，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问：
“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曾志给母亲写信，并在彭镜秋的帮助下，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
　　1927年春，曾志从讲习所毕业，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同年，到湖南郴州开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次年1月，曾志参加湘南起义。同年3月，夏明震在郴县“反白事件”中牺牲。不久，曾志调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并一起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支部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红四军返回瑞金，部分干部存在军队应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单纯军事思想，毛泽东受到排斥，离开前委领导岗位，这时，拥护毛泽东的曾志，也受到排挤。1929年，离开井冈山，被派往福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闽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县委书记。
　　1934年5月，蔡协民被叛徒出卖牺牲。在福建厦门，她和陶铸以夫妻名义一起开展革命工作，随着感情加深结合成夫妻。
　1935年春，敌人大举向闽东进攻，组织安排她离开闽东，到广东白区治病。1937年，先后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938年10月，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同年，闽东特委委员范式人向中共中央长江局发电报，称曾志是“从闽东逃跑出来的”。延安整风时期，曾志因“闽东问题”受到1年零4个月监禁审查，最后没有下结论，成为历史悬案。她以坚强的党性、宽阔的革命胸怀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背着历史包袱走过抗日战争。
　　1939年12月，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秋，任中央妇委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1949年5月后，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质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国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修补书记等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广东省委经过两年调查和审查后作出的正式结论：“曾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1966年5月，陶铸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因病请假到北京疗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中央专案组对曾志所谓的“闽东问题”又进行长时间的“审查”。1969年，在陶铸最后一段艰难岁月中，曾志始终支持、照顾丈夫。陶铸生前作《赠曾志》以示感激：“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萎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和考察培养经济、科技战线干部和人才等重要工作。1980年，她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原则考察选拔200余名优秀中青年高级干部。1982年9月，在中央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任中顾委临时党委副书记。1983年7月离休。同年10月，她重返革命旧地闽东，了解到闽东尚未摆脱贫困，且未定为老苏区、老根据地时，向中央书面报告，1984年，问题得到解决。1987年12回湖南郴州参加湘南起义60周年纪念活动。1992年，曾志当选为中共十四大代表。1994年10月，回湖南宜章参加邓中夏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日21时39分，曾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曾志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节省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程”。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的曾志同志，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山。生前，她特别给党中央写信，在《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她极力要求身后事简朴、简单办理，并让女儿陶斯亮将其骨灰撒在井冈山。中组部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遗体于日在北京火化，骨灰埋在井冈山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旁的一颗树下。
曾志先后 与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夏明震（夏明翰亲弟弟）（夏明震牺牲后，陈毅代理郴县县委书记），中共福州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蔡协民，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结婚，生下石来发（与夏明震之子，托石礼保副连长抚养，故名）、蔡石红（与蔡协民之子）、陶斯亮（与陶铸之女）。
凡看过央视热播电视连续剧《延安颂》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剧中这样一组镜头：一位年轻漂亮、性格泼辣的红军女干部，刚刚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延安，就急着来拜见毛泽东主席，她来到毛主席住处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摆弄炉子烧水，她望着毛主席的背影没吱声，笑眯眯地踮着脚，轻轻绕到毛主席背后，猛然拍了一下毛主席的肩膀，朗声叫道：“老毛！”毛主席一回头，立即惊喜异常，马上拉住她的手问长问短……就这一声“老毛”，足见这位年轻女同志与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组镜头真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画面。那位敢于直呼毛主席“老毛”、让毛主席视为亲人的女干部，就是15岁投身革命，参加了党领导的衡阳暴动，接着跟随毛泽东举红旗上井冈，成为我党革命斗争早期为数不多的女干部之一的曾志同志。
曾志曾对毛主席说：为了革命，我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曾志同志1911年出生在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革命，进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她参加了党领导的湖南暴动，接着上井冈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此后又跟随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打游击，创建革命根据地。
　　曾志一生十分坎坷。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迫害，她曾6次蒙受委屈，6次受到严厉的党纪“处分”。家庭生活中，两位伴侣夏明震、蔡协民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先后为革命捐躯。为了革命，曾将三个亲生儿子先后送人抚养。她只有一个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舍得一切。1938年曾志与正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的陶铸同志结婚，可婚后不到一年，陶铸同志又被捕入狱，5年杳无音讯。尽管如此，曾志依然在闽东一带和叶飞同志一起领导游击战争。　曾志与陶铸风雨同舟37载，只育有一女，这就是大家熟悉的陶斯亮。陶斯亮是曾志和陶铸1941年在延安一段相对稳定生活期间的结晶。曾志说，陶斯亮是一个顽强的生命，是经过两次生死的考验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次是自己怀孕7个月外出执行任务时，所骑马匹由于受惊突然狂跳起来，一下就把毫无思想准备的她摔到了地上，当时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赶紧把她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曾志摔成了脑震荡，但腹中未来的“陶斯亮”却安然无恙。另一次是分娩时，由于护士没有接生经验，一时有些手忙脚乱，刚临世的“陶斯亮”直接掉到了地上……陶斯亮的到来，给战争年代的曾志、陶铸夫妇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每每提及这段生活，曾志同志脸上都会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45年当陶斯亮刚4岁时，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恰在这时，曾志同志患了阑尾炎，在做手术时，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当组织征求陶铸同志意见时，陶铸同志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同志意见，同意。”术后不久，他们夫妇就奉命奔赴东北战场，临行时，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无法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能和女儿团聚，就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同志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同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曾对陶铸说：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
新中国成立前夕，曾志离开东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又相继担任了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等职，一直身居高位。几十年来尽管职位越升越高，但她始终“一心为国，两袖清风”，日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的工作，期盼着党和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即使在“文革”那段自己被揪斗、女儿被遣送、陶铸同志被迫害致死的黑暗日子里，她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信仰。
　　“文革”开始不久陶铸同志被从广东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革”办公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央“第四号人物”。但时间不长，1967年1月，陶铸同志由中央“第四号”人物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挂牌批斗”更成了家常便饭，曾志同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每次亲眼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都在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她经常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
　　无休止的武力批斗，使陶铸同志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1969年初他被查出患了癌症。9月的一天，刚刚早晨7点，曾志就被有关负责人叫了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这位负责人像背课文一样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曾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看着重病在床的丈夫，她没有说话，想把这无情的消息晚点告诉陶铸。然而，什么也瞒不过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丈夫，陶铸轻声说：“告诉我吧，他们找你什么事？”话语中透着对一切突发事件都能泰然处之的平静。于是曾志说明了发生的一切。沉寂，很长时间的沉寂，随着时间的流逝，泪珠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顺着曾志的脸颊滚落下来。后来还是曾志先打破了沉寂，她唏嘘着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3天了……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我对不起你！我一直想着补偿……”陶铸拉过曾志的手，说：“不，我非常留恋过去的生活。”“可是我……”曾志还想说什么，陶铸拦住了她的话头，若有所思地说：“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再有了。我真想再有一次。”说完他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不说了，这是我最后送给你的一点纪念。”曾志打开纸片，只见上面是用钢笔写的一首诗——《赠曾志》。夫妻之间的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诗中写道：“重上战场我亦雄，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捧着丈夫的诗作看了又看，然后小心翼翼地卷起，一针一线地缝到了衣服里……
　　不久，曾志也被遣散到广州，远在大西北的陶斯亮被通知回来为母亲送行。此时北京已是初冬，凉风阵阵，满地落叶，曾志在女儿的陪伴下，匆匆踏上了南下的行程。就在这对母女在半路中转时，得到了陶铸同志在合肥去世的噩耗，这犹如晴天霹雳。陶斯亮听到消息后泪如泉涌，难以自持，而久经风雨的曾志则紧握双手，含悲忍痛。后来老人家回忆说：“当时我就坚信，党和国家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我们的党有能力将他纠正过来。”
曾志曾对自己说：我死后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
粉碎“四人帮”以后，曾志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工作期间，参与组织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使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人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国家选拔、培养了很多人才。离休后虽然年事渐高，她依然以国事为重，关心年轻干部的培养，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工作，经常叮嘱他们：坚持信仰、坚持原则，努力工作，为国家效力。晚年，她还十分关心青少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非常深刻的见解，在一次有关下一代教育的会议上，她就颇有见地的指出：“目前的反腐倡廉工作，主要是在领导干部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然而精神领域中的腐败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忽视对下一代的正确引导，忽视下一代全面素质的提高，甚至娇宠下一代，同样是一种腐败，同样危及到我们民族的兴亡。”老人家这段论述，如今听起来，依然发人深省。
　　就是这样一位身居高位，并时时关心着年轻一代进步、成长的革命老人，而她自己与蔡协民烈士所生的儿子蔡石红，直到她去世时，仍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务农。曾志同志一生就是这样，国事家事经纬分明，从不混淆，这已成为她做人做事的原则。
　　这种原则的恪守，即便在她生命的最后关头也毫不含糊，生命已经亮起“红灯”时，她想的依然是国家，忘的依然是自己。曾志生前就立遗嘱要求亲属：“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日，曾志同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欢乐、忧伤和祖国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曾志同志就是这样一位一生忘怀一己以国事为重的巾帼英杰。
曾志为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了一生，将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她的高尚品德和优秀情操，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称赞。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依然毫不动摇。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1935年春，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她孤身一人辗转在汕头、衡阳、宜章、广州、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关系，打杂做工，经过20个月的艰难寻觅才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她被诬陷为“怕死鬼”受到审查，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讲一句假话，直到甄别平反。“文革”中丈夫陶铸蒙冤被迫害致死，她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的磨难，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粉碎“四人帮”后，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为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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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叹息如今的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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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儒、曾志、江华、谭震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