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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球：人格同一性问题的三重根及其消解发布时间：&&&&作者：王球&&&&来源：推荐&&&&
&&&&&&&&&&&&&&&&&&&&&&&&&&&&&&&&&&&&&&&&&& &人格同一性问题的三重根及其消解
&&&&&&&&&&&&&&&&&&&&&&&&&&&&&&&&&&&&&&&&&&&&&&&&& ——从洛克到帕菲特
&&&&&&&&&&&&&&&&&&&&&&&&&&&&&&&&&&&&&&&&&&&&&&&&&&& &作者：& 王& 球
所谓“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据斯温伯恩的标准表述为：
t2时间的P2与早先t1时间的P1是同一个人的充要条件是什么？[1]
用日常语言表述的通俗版本是：说现在的约翰和十年前的约翰是同一个人的依据是什么？或者更简洁的我们会问：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为什么是同一个人？
一般说来，同一性问题有两种解释：数目的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和性质的同一性(qualitative identity)。相比较表示存在于两个具有极大程度相似性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的同一性，数目的同一性关系被看作只存在于一个事物与其自身之间，而不可能存在于两个或多个事物之间。[2]而人格同一性的问题的讨论所涉及的“同一性”(identity)或曰在此语境下所谓的“同一个人”，通常都指的是数目的同一性。譬如说，一个罪犯在逮捕前改变了信仰且做了整形手术，这在身与心两个方面都与先前犯下罪行的那个人在性质上没有保持同一性了，但一般说来我们仍谈有理由逮捕他，那是由于我们逮捕的人和先前犯下罪行的那个人在数目上是同一的，绝对没有另外的别的人在那个时候犯了那个人所犯下的那个罪行。
人格同一性问题仅就其问题本身来看之所以显得较为棘手，那是由于在判断数目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引入了跨时间性，数目的同一性问题加入了跨时间因素的考量而成为“跨时间性的单一性”（singleness over time），而跨时间的单一性又与“差异中的同样性”（sameness amid differences）相互纠缠，因为要将某个事物认作跨时间上是同样的，又不得不将这一事物与其它事物区别开来。刚才引入的罪犯的例子就涉及到这个问题。在谈论人格同一性问题时，由于涉及到时间轴上的两个时间点t2和t1或者更多，通常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辨认（identify）或再辨认（re-identify）一个人时所依据的充要条件是什么？这里“再辨认”一词的提法就考虑到了跨时间性。不仅如此，人格同一性问题更大的困难还在这里：当我们谈论“人格同一性”时，我们指称的同一性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或者问题可以是，当我们谈论“一个人”的同一性时，我们说的“一个人”到底是什么？[3]
清楚地把问题由“跨时间的单一性”引向“跨时间的人格的单一性（或同一性）”的努力归功于洛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洛克第一个提出了“人格同一性”问题。洛克要求我们在谈论“同一性”问题的时候需要严格明晰谈论的对象，因为判断不同的对象的同一性条件有着不同的标准，人们由于混淆了这些不同对象的同一性的不同判断标准而常常在谈论这个问题上发生问题。“人们所以在这种关系方面发生了问题，乃是由于他们缺少注意，不能对认为同一的东西，发生精确的观念。”[4]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第27章“同一性与差异性”中渐次区分并阐述了实体（substance）、植物动物、人（man）和人格(person)是三个不同的观念。因而它们各自的同一性具有不尽相同的意义，其同一性的标准也各有差异。洛克认为这几对范畴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开“人”（man）和“人格”(person)。按照当时流行的见解，洛克认为：“人的同一性是由连续的身体（不至于骤然变了），和同一的非物质的精神，共同合成的。”[5]然而，从经验主义的立场来看，洛克认为这里涉及的有形的物质实体和非物质的精神实体都是经验不能辨识的，因而不足以作为同一性的标准。或者换言之，“人的同一性”的标准不足以成立，这就需要转而诉诸于向“人格”寻求仅仅运用经验便可辨识同一性的标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其说洛克拒斥了笛卡尔的作为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的灵魂作为判断同一性的标准，不如说，正是由于当时盛行的笛卡尔的那个纯粹思维、永恒不变的“自我”（ego）[6]尽管在其语义上预设了它本身就自返性地指涉了同一性[7]，但由于经验上却难以作为辨识判断标准，因而需要转而诉诸于另一种谈论问题的方式，即“人格”标准。一个人可以自称他的身体附着了苏格拉底的灵魂，但由于灵魂仅仅是永恒的纯粹的思维着的实体，人们无法辨识真伪。用笛卡尔意义上的“自我”、“灵魂”或“心灵”作为衡量同一性问题的标准因而失效。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三次方的根式，即“数目的同一性”、“跨时间性”和“同一性对象指称人格”。三个根式统一在“人格同一性”这一术语之下，这样的“统一”或严格说“聚合”事实上与“人格同一性”这样的提法本身有着潜在的不相容的矛盾，或曰“人格同一性”由于结构上内在地聚合了这三重根式，它因此潜伏着合法性的危机。从洛克开始经过一系列的讨论，直到帕菲特对这一问题采取极端答复，“人格同一性”的提法最终受它的内在结构矛盾的牵制而消解。
刚才已经指出，洛克采取的策略是把谈论“一个人的同一”的标准从兼具物质实体和非物质的笛卡尔式的“灵魂”的精神实体的“人的同一性”转变为“人格的同一性”，为方便阐释帕菲特的论证提供问题背景，现在简要地说明洛克的讨论。
按照洛克的观点，“它（人）在思维自己时，只能借助于意识，因为意识同思想是离不开的。”[8]在洛克看来，意识相当于一种“形式”，与之相伴的“思想”可以说是“质料”或内容，并且这个作为“形式”的“意识”绝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心灵”，因为“心灵”仅仅是纯粹的无“质料”的“形式”，。尽管洛克接着说道“意识常常伴随着思想”[9]，但在对待“意识”的态度上，洛克是比较含糊的：因为一方面他必须把“意识”与笛卡尔的无内容的“心灵”实体区别开，另一方面他又不原意站在过于彻底的经验论立场上胆敢把“意识”视为仅仅是发散的碎片式的各种心理状态，那样的极端理论为休谟的“知觉束”所表述，并且作为经验主义者洛克也没有打算把“意识”打造得像康德的“先验我思”那样与作为心理状态的“思想”是二而一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洛克粗略地认为意识的统一性构成了人格的同一性（sameness of conscious constitutes personal identity）。通常人们描述的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是记忆标准，因为他确实说过：“而且这个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到多远的程度，人格同一性亦就能达到多远程度。”[10]也就是说，能够记住过去做的事或过去拥有的经验使得一个人与做过那些事或拥有那些经验的人是同一个人，这被称作“心理的连续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但通过刚才的分析，这种通常认可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融入了记忆的心理连续性仅仅是构成意识同一性的各种连续性的其中一例。[11]至于为什么把包含记忆的意识同一性作为辨认人格同一性的标准的关键论证，洛克是通过被J. L. Mackie称作的“puzzle case” 的想象例证或曰思想实验得到的，而这种通过思想实验来分析人格同一性问题的路子是洛克在对这一问题讨论上影响最为持久的贡献。以致后来的包括帕菲特在内的哲学家在涉足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哲学家都在构造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来辩护或反驳。[12]简单说，“puzzle case”的论证，实际上是排除了身体标准，而身体标准是最为自然的最受一般人观念认同的。身体标准的表述为：t2时间的P2与t1时间的P1是同一个人，当且仅当t2时间的P2的身体B2，与t1时间的P1的身体B1是同一的。当然，t2时间的B2与t1时间的B1可能会有变化（由于人体的新陈代谢或别的原因），但这样的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尽管是“相对的同一”，但由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而可以视为是同一的。洛克挑战身体标准的“puzzle case”的思想实验如下：王子和鞋匠突然互换了身体，王子的身体发出鞋匠的声音并且有着只有那个鞋匠所拥有的记忆，并且对于王子的生活经验毫无任何记忆；同样地，在鞋匠的身体上也发生了这种转变。按照身体标准，王子和鞋匠因为各自有着和先前同样的身体，因而仍然保持各自的同一性。但根据洛克的意识理论，辨认他们的办法是将他们分别带进两个的不透明的箱子，外面的人只需向里面的人提问关于两人的经验的问题便可得到有效辨识。而如果遵循“人的同一性”标准，根据物质的实体和非物质实体作为辨认依据，那将会陷入混乱从而导致辨识失效。
回到前面讨论的人格同一性的三重根上，我已经指出了首先它应当是数目的同一性。通常人们认为，数目的同一性首先具有以下两种性质：自返性——每个事物都与自身同一；相同的事物的不可分辨性——它们共同具有所有性质。从这两个性质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它的如下性质：对称性（如果x=y,那么y=x）；传递性（如果x=y并且y=z,那么x=z）。[13]刚才我引用过洛克的一句话：“这个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到多远的程度，人格同一性亦就能达到多远程度。”也就是说：
(1)假设在连续的时间轴上等分出几个时间点…t1-t2-t3…，
(2)那么在这个时间轴上的同一人格记为…P1-P2-P3…，
(3)若P3记得P2的经验，则P3=P2，
(4)若P2记得P1的经验，则P2=P1，
(5)根据数目的同一性的传递性原则，P1=P3，
(6)也就是说，P3记得P1的经验，因而P3与P1的人格同一性得到辩护。
但是，我们现在来考虑这一由托马斯.雷德构想的相当自然的假设：假设一位英勇的军官在他还是一个在校的孩子时因为偷摘果子而受到鞭打，他在第一次对敌作战中因为异常英勇而受到嘉奖，并且后来这位军官晋升为将军。但完全可以想象，当他受到嘉奖时，他记得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受到鞭打这件事，但当他晋升成为将军时，他对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受过鞭打这一事实已经彻底忘却了。[14]这个事例可以表述为：
(1)将军记得军官时期受过嘉奖，即P3=P2，
(2)军官记得孩童时期受过鞭打，即P2=P1,
(3)但是将军不记得孩童时期受过鞭打，即P3≠P1。
这就与人格同一性的第一重根，即数目同一性的传递性相冲突了。因而，洛克的人格同一性标准受到挑战，在后面我将论证，对人格同一性结构的内的数目的同一性根式的挑战事实上是致命的。另一个挑战尽管没有如同刚才所提到的“将军悖论”那样有力，但也揭露了人格同一性问题存在的荒谬之处。由于人无法完全记住以往的行为、经验和其它意识状态，因此通常所谓的记忆标准应该是一种准记忆。譬如说，只要P2拥有P1的50%以上的记忆或意识状态便可以声称P2与P1是同一的。这似乎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且不说记忆多少行为、经验和其它意识状态可以精确地测量，那么当P2记住P1的50%的行为、经验和其它意识状态，则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呢？这里存在着的荒谬性为接下来谈到的帕菲特的还原论提供解释空间。对洛克的记忆理论还有一个较为有力的诘难来自于J.巴特勒，他认为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的意识-记忆标准涉及到了一个循环论证，这在下面的将意识-记忆理论的标准表述转化为通俗表述并在此基础上祛除时间性的表述演变中可以发现：
(1)P2记得P1的行为和经验，因而P2与P1是同一的。
(2)我记得先前的我的经验，因而我与先前的我是同一的。
(3)我记得我的经验，因而我与我是同一的。
显然，一旦祛除了时间性的表述[15]，就出现前提中预设了结论的循环论证的问题了。可见，跨时间性作为人格同一性的内在结构的根式有可能加深了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合法性危机。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的诘难，后继的哲学家在洛克的理论框架内将意识-记忆标准重构为：
t2时间的P2与早先t1时间的P1是同一个人，当且仅当：
或者(1): P2表面地记得P1所做的行为和经验；
或者(2): P2表面地记得在中间某个时间t’的某个人P’的行为和经验，而P’表面地记得t1时间的P1的行为和经验，或者，这之间的联接链可以更长。[16]
看解释(1)。所谓“表面地”(apparently)这一术语，事实上标明了在洛克表述的人格同一性标准即意识-记忆理论中，新添进了两重解释空间：相对性和宽泛性。相对性是针对准记忆；宽泛性针对循环论证，即P2记住的可以不是P1的行为经验，这个经验可以来自另外一个人K或者甚至可以无从由起，只要那个当下的表面记忆因果性地依赖于那个过去的经验。解释(2)则针对“将军悖论”的诘难，事实上承认了“心理连续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解释人作为人格同一性的标准已经不够用了，从而需要过渡到“心理联结性”(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当一个人记得自己先前的行为或经验，或者一个时间的意向在另一个时间得到实现，或者心理特征在跨时间中得到保持，这就是心理连续性，即心理连续性由一系列重叠的心理联结性构成。即心理连续性是心理联结性的一个特例，若不诉诸于换一个更大的解释框架，由心理连续性转向心理联结性，则会造成不小的麻烦。部分原因是由于心理联结性在程度上可变，若仍然执迷于心理连续性的解释框架，那么人格同一性则成了件不确定的事了。在帕菲特那里，重要的正是心理连续性和心理联结性（psychological C﹠C）而非人格同一性。[17]这说明，作为人格同一性的内在结构的数目同一性这个根式已经不足以解释问题了，更准确地说，数目的同一性内在地与跨时间性和同一性指称人格相冲突。人格同一性表面上必须由这三个根式构成，但实质上结构性地无法同时包容这三个根式。人格同一性问题作为“问题”(question)真正成了个“问题”(problem)，而帕菲特的关键论证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由于数目同一性这一在洛克的同一性理论结构中内在的根式与跨时间性和同一性指向人格的另外两个根式相冲突，帕菲特顺水推舟地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即发挥利用数目同一性危机，通过构想思想实验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情况。在他的《理与人》的第三编讨论人格同一性的开头里，他就设想了“简单电子传输和分支电子传输事例”。简单电子传输可以描述如下：
我进入电子传输器，扫描仪将扫描记录我所有的大脑细胞状态的同时，毁掉了我的大脑和躯体，我的大脑状态图像用电子束发射到了火星，那上面有另一部机器制作出我的一个有机复制品。我的复制品认为他就我，并且他看起来记得我知道按下绿色按钮时的那一刻的生活。在其他每一方面，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我们都确切地相似。如果他返回地球的话，每一个人都会认为他就是我。[18]
所谓分支电子传输事例，也就是在简单电子传输事例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意外：
&&& 扫描仪并没有毁坏我的大脑和躯体。除了采集信息之外，它仅仅损伤我的心脏。在我处于舱室的时候，随着绿色按钮被按下，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走出来，并且获悉在数天后我会死亡。我随后通过双向电视系统，与火星上的我的复制品进行了对话。[19]
首先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帕非特设想的电子传输事例无论多么虚幻，仍然是在洛克对同一性问题解答方案构想的框架内操作的。也就是说，电子传输的思想实验遵循着洛克的意识-记忆理论，至少遵循了修正版本。如果说帕菲特与洛克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只能说，帕菲特实际上采用了休谟的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克服了洛克的“意识”与笛卡尔的“心灵”之间保持着的黏黏糊糊的关系而已。明确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看简单传输事例。既然身体标准已经被排除考虑范围了，那么构成人格同一性的是以大脑为物质载体的包括以往的行为、经验、意向等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因此，帕菲特认为，尽管人们对通过简单电子传输作为快捷的火星旅行方式可能有些担忧，但这样的担忧没有必要，如果这种技术足够成熟，这和通常的人们通过航天器亲临火星一样棒，甚至更加便捷。
在分支电子传输事例中，帕菲特构想了一个因扫描仪技术故障导致的意外。结果是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在地球上的“我”，我们可以称之为P；另一个是火星上的“我”的复制品，我们可以称之为P’。既然P 和P’享有完全相同的大脑意识状态，而判断人格同一性的身体标准已经预先被排除，按理说P=P’，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既然我可以同我的复制品通话，那么看来很清楚：他不是我。”[20]出现这样的困境，其问题实质出于人格同一性内在根式之一的数目的同一性本身存在问题，或者说，“人格同一性”是一个“问题”(problem)。
在《理与人》的原初版本，也就是帕菲特1971年在《哲学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人格同一性》的论文中[21]，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分支电子传输事例，出现的是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大脑分裂思想实验的分析，这个思想实验的分析同样出现在《理与人》中，把它设在第三编的89节“我分裂的时候发生什么”里面[22]，而这部分是讨论人格同一性问题是最为关键的论证。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个思想实验的分析论证，从而看看能否使问题更为明朗：
我的分裂。我的躯体受了致命损伤，就像我的两个兄弟的大脑受了致命损伤一样。我的大脑被分割成两半，分别成功地移植到我的两个兄弟的体内。作为结果的两个人中的每一个都认为他是我，好像记得过去我的生活，具有我的性格，而且其他每一方面都在心理上与我连续。而且他具有一个与我的躯体非常相似的躯体。[23]
这个实验同刚才提到的分支传输试验本质上是相同的，现在帕菲特就要问，经过了这个大脑分裂的试验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帕菲特认为，只有四种可能性:
(1)我没有幸存下来；
(2)我作为两个人中的一个幸存下来；
(3)我作为两个人中的另一个幸存下来；
(4)我作为两者都幸存下来。
通过合并(2)和(3)，四种可能性其实可以看作三种可能性：
(1)我没有幸存下来；
(2)我作为两者中的其中特定的某一个幸存下来；
(3)我作为两者都幸存下俩。
对于情形(1),帕菲特很快就给出有力的驳斥,他的论证如下：
(a)一个人的大脑成功移植，则他幸存下来。
(b)一个人一半大脑毁坏，他仍然可以幸存。
(c)我的半个大脑被成功移植，另一半被毁坏，“我”仍然幸存。
(d)鉴于(a)、(b)、(c)，则我的两个半大脑都成功移植，我仍然幸存。
因此，情形(1)被排除。对于情形(2)，帕菲特的论证如下：
(a)我的大脑的两个半球完全对称，左半球=右半球，所以P1=P2。
(b)鉴于(a)，没有理由认为我作为其中之一P1幸存下来，而不是P2。
(c)鉴于(a),没有理由认为我作为其中之一P1幸存下来，而不是P2。
(d)鉴于(b)和(c)，没有理由认为我作为P1或者P2中特定的某一个幸存下来。
帕菲特指出，这实际上就是“伯里丹的驴子”悖论，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选择其一而不是另外那一个。最为困难的就是情形(3)，因为拒斥了(1)和(2)，根据人格同一性理论，剩下的答案只能是(3)，但是帕非特认为情形(3)也面临难以化解的困难。
帕菲特指出，根据洛克意义上的人格同一性理论，由于作为意识内容的物质载体的两个大脑半球B1和B2相同，且B1和B2分别移植到了两个相似的身体b1和b2上，那么，移植后的两个人P1和P2必然相同，P1=P2，并且，P1和P2和分裂之前的“我”几乎相同[24]。这样一来，“我”应该作为两者都幸存下来才对。可是这里出现了问题。P1有独立的大脑B1和独立的身体b1,P2也有专属独立的大脑B2和身体b2，因此，P1和P2不可能如同单个的人那样来行动，尽管他们有着相同的记忆和其它意识状态。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t时刻，P1出现在纽约，P2出现在伦敦；或者，在总统大选时，P1投票给约翰，P2投票给布朗。难道这个时候，我们还能说P1和P2是同一个人吗？为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情形(3)可能导致的荒谬性的理解，帕菲特要我们想象P1和P2唱对台戏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假设P1和P2多年后相遇甚至没能认出对方，并且在网球场的两端打网球，那么，是“我”和别人在打网球呢，还是说，“我”和自己打网球？或者更荒谬的，如果P1开枪射杀P2，那么，这是一起谋杀还是自杀？帕菲特认为，任何一个或是或非的答案都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针对这些诘难，哲学家设想了别的解答方案。譬如这样解释：B1是一个人，B2也是一个人，而作为整个大脑的B1和B2分裂前的B也是一个人，这样一共就有三个人。帕菲特指出，这样的解释也存在着漏洞：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甚至会出现五个人。分裂前包含B1、B2的B；分裂后的B1；分裂后的B2；作为B的B1；作为B的B2。那么，到底是几个人呢，三个还是五个？因此，这种被称为“多元占位论”的处理方式没有多大的解释力度。
因此，这三种情形——或者按照帕菲特的原文——四种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在洛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框架内无法对之给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答，数目的同一性根式已经崩溃。因此，帕菲特在遵循洛克的理论路线，推衍了在洛克那里不彻底的遮遮掩掩的还原论精神之后，导致了人格同一性问题的瓦解。这实质上已经摧毁了洛克的含糊的“人格”术语，或者说“人格”不可能是一个笛卡尔的“心灵”那样的“独立存在着的”“进一步的事实”，也无须因为它无法对人格同一性的判断起作用但为了保守的考虑[25]而把这样一个“进一步的事实”悬隔起来。帕菲特在洛克的框架下反复对比其它选择方案，最终确信只有抛弃人格同一性才能比较合理地回应各种诘难。在无法回答问题的困境下的最佳策略就是放弃这个问题，当然这种放弃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揭示出问题内在结构的致命缺陷，以此证明问题本身是非法的。帕菲特最终认为：人格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R。
相对于人格同一性的答案必须是二选一式的全是或全非(Yes/No)，关系R回避了全称判断的断定，而仅仅依靠程度或者关联性的大小来解释，这样的答复或许让人失望，因为我们似乎先天地需要一个全称判断的断定。帕菲特指出，这样的诉求可以理解，可惜不应该如此，通常我们拥有的人格同一性的信念是成问题的。帕菲特的理论优势在于他的方案在面对来自各方的诘难有着更大的解释框架，因而也更值得选择。用U来表示不发生任何分支事例，或者说是一对一的关系，R表示关系，可以出现分支事例，那么U从属于R之中。尽管可能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更常见的是一对一的U，但因为R本身有更大的解释力，所以用R来取代U是完全合理的。这好比白天太阳和月亮都在天上，但是太阳的光芒已经足够掩盖过月亮的微弱光线，因而白天的照明可以不需要月光一样。而且，关系R的产生可以是任何的原因，并非一定执着于自然原因。
在回应威廉姆斯对还原论的心理准则提出的诘难时，帕菲特提供了三种谱系：心理谱系、物理谱系和联合谱系。[26]结合他提出的重要的是关系R这一主张，帕菲特提到了“沙堆悖论”。某人从一堆沙子开始，一粒一粒地拿掉沙子，我们无法说清在什么时候原先的那堆沙子不是“一堆”沙。这就好比一个谱系，在谱系的近端，譬如手术取走1%的大脑，我们可以说仍然是同一个人，人格同一性的理论这时候成立。但逐渐酌减，我们很难说清楚在什么时候人格发生了决断性的变化了。只能说，在谱系近端，关系R强一些，在远端，关系R弱一些而已。
人格同一性的结构还包含着跨时间性，这里的跨时间性其实跟大脑分裂试验或分支事例是同构的。也就是说，根式之一的“跨时间性”由于采取了经验主义的还原论立场而消解了作为“进一步实施”的“人格”，从而导致消解了另一个根式——“数目的同一性”，尽管本文在论证进程上是从数目的同一性发生危机开始着手处理的。因此，帕菲特完全同意我们说，今天的我和30年以后的那个人只有较弱的关系R，而不能说是同一个人，当然，也不能说不是同一个人。从洛克设下的人格同一性理论至此在帕菲特这里完全消解，而这样的消解，我认为，正是由于人格同一性内在包含着的三重根式之间有着不相容的结构性冲突。
帕菲特的主张有着极强的伦理学蕴含。既然重要的是关系R而非人格同一性，或者说，人格同不同一已经不那么重要，这就在内部对利己主义提出了修正性的挑战。同样有变革性意义地，帕菲特通过这些论证发现，诸如人格同一性这样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信念其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因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被斯特劳森等大多数英美哲学家所否定的“修正的形而上学”。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这些问题展开详细论述。
参考书目：
1、Metaphysics: An Anthology：edited. by Jaegwon Kim and Ernest Sosa, Blackwell, 1999.
2、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edited by Samuel Guttenplan, Blackwell, 1994. esp. entries of Descartes，Locke，Hume，Parfit and Personal Identity.
3、Reading Parfit, edited by Jonathan Dancy, Blackwell, 1997.
4、Anthony Kenny: The metaphysics of Mind, , Oxford, 1989.
5、Bernard Williams: Problems of Self, Cambridge, 1973.
6、Roy W Perrett：Personal identity, minimalism, and Madhyamaka. Fro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52, n.3 July 2002.
7、 Tomas Reid, 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85; rep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9). Essay III, ch.6.
8、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9、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
10、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8。
11、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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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温伯恩区分了人格同一性问题的严格的表述和不严格的表述，这里引用的是他的严格表述版本，但有所修改。斯温伯恩的提法是“逻辑充要条件”，而非我在文中指出的“充要条件”。他之所以使用“逻辑地”一词，是为了区分在他看来还原论者所讨论的“经验层次的理论”。要知道，斯温伯恩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反对还原论观点，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所持的是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理论。对人格同一性充要条件区分“逻辑的”和“经验的”意图，恰恰是为自己的立场辩护。See Swinburne “Personal Identity and Dualist Theory”, from “Metaphysics: An Anthology”, P.377, Edited by Jaegwon Kim and Ernest Sosa, Blackwell, 1999. The Paper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Sydney Shoemaker and Richard Swinburne, Personal Identity.
[2] 数目的同一性由由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他区分了属的同一性、种的同一性和数目的同一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数目的同一性指一事物与另一事物是等同的，如果他们共同处于同一地点和时间，而且具有一切特征。如果两事物在数目上是同一的，它们就处于等值关系中，除了有不同的名称，它们实际上完全是同一事物。见亚里士多德《正位篇》，103a8-9。
[3] 在这里，相对于英文区分“man”和“person”而言，中文的“人”显得有些模糊。但即使英文的有“man”和“person”的区分，在洛克之前，以及对于那些不熟悉这个问题语境中的惯于使用日常语言的说英语者来说，仍然如同使用中文语词的“人”一样含糊。
[4] 洛克：《人类理解论》，802页，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
[5]同上，809页。
[6] 笛卡尔的“自我”（ego）即“心灵”（mind），也就是洛克及后来的哲学家通常所谓的“灵魂”（soul）。但笛卡尔本人并不大愿意使用“灵魂”一词来指代“心灵”。笛卡尔说：“思维所直接归属的实体叫做心灵，我使用‘心灵’而非‘灵魂’这一术语是因为‘灵魂’一词意义含混且常被应用于身体的东西。”see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Wrings (tr. Cottingham, etc.)& vol. II, p.114。当然，笛卡尔这样的担忧实际上是为了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意义上的“灵魂”相区别。也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完成了“灵魂”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的转型。
[7] 承接上一个注释，“mind”、“soul”和“ego”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指称同一个东西，但使用“ego”（自我）实质上非法地在语义学的维度上暗含了同一性构不成一个问题这一潜在设定，因为“自我”就是“自我”。
[8]洛克：《人类理解论》，809页，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
[9] 同上，810页。
[10] 同上，810页。
[11] See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 Edited by Samuel Guttenplan, Blackwell, 1994. entries of Locke， Personal Identity, P.344.
[12] 当然，这样的思想实验是否有效也成了一个问题。尤其针对帕菲特极具想象力的纷繁的思想实验，有人专门就思想实验这一谈论人格同一性问题的主要手段提出质疑。See Jerry Goodenough: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ought experiment.
[13] 参见，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5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14] See Tomas Reid, 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785; rep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9). Essay III, ch.6.
[15] 祛除的仅仅是时间性的表述而非时间性本身，作为一个语词的时间性表述的祛除并不意味着结构上祛除了时间性，这种情况在日常语言中常常表现为说话时部分语词的省略，却又不影响交谈时的理解。
[16] See Swinburne “Personal Identity and Dualist Theory”, from “Metaphysics: An Anthology”, P.380, Edited by Jaegwon Kim and Ernest Sosa, Blackwell, 1999.
[17] See Sydney Shoemaker: Parfit on Identity, from Reading Parfit, P.136. Ed. by Jonathan Dancy, Blackwell.1997.First published as a Critical Notice of Reasons and Persons in Mind, 94(1985). pp.443-53. The present version is slightly abridged.
[18]参见，帕菲特：《理与人》，291页，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9] 同上，292页。
[20] 同上，292页。
[21] See Derek Parfit: Personal Identity, from Philosophical Review 80(1971). pp. 3-27.
[22]参见，帕菲特：《理与人》，260-272页，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3] 同上，363页。
[24] 尽管左右大脑半球具有各自特属的功能，譬如说左脑控制右体，右脑控制左体，但帕菲特指出，脑科学发现完整的大脑切除了其中的一个半球后，另一个脑半球会自发地生成缺失的那个大脑半球的功能，因此，半个大脑几乎可以等同于整个大脑。
[25] 休谟就不保守，他的怀疑论直接指向这个“人格”。帕菲特采取了休谟的策略，取消了“人格”。
[26]参见，帕菲特：《理与人》，331-348页，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