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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讲两万元卖肾经历：“幼稚愚蠢”警醒后人
丁红进住在佛山的一间出租屋内，现实已无法改变，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面对（资料片）长而深的刀口是他单肾人生的开始 记者 冀强 摄6月9日，卖肾后第一百天，32岁的丁红进仍不时用手轻抚腹部左下方的伤口。就在几天前，这道十二厘米的伤口，刚刚不再出血流脓。印象中除了痛、无力、冒虚汗，丁红进似乎还没有太多的体会。但他很明白，这将陪伴他走完余生。左肾被切除后，他换来了两万元报酬，但这并未能使他生活变好。失去了家庭、朋友和工作的他，远离故乡，孤独栖身在广东佛山城中村租来的民房内。面对到访的记者，他最终答应直面现实，希望自己“幼稚而愚蠢”的经历，能给社会带来警醒。曾经的幸福在丁红进看来，和几年前的幸福时光比较，32岁的自己如今比较“失败”。十五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徽，跟随老乡来到江西南昌打工。每天十几元的收入，对尚显稚嫩的他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幼年父母双亡，丁红进不得不更加独立要强。一年后，他跟着表哥闯荡上海，做起了装潢生意。不到二十岁时，他已自立门户。2005年，他应聘到一家媒介广告公司，很快被提为组长。2010年5月，被派往杭州分公司时，那是他人生最得意的阶段：不仅升任主管，而且还和女友生下了可爱的女儿。那年春节前，有两家银行的业务员来到丁红进办公室，分别说服他填写了两份信用卡申请表，其中一家还赠送了一块毛巾作为礼物。回到家，他还特意向女友讲述了这个“礼物”的由来。“一切都很顺心，春风得意。”回忆着当时的美好，丁红进感慨。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和尚未登记的女友闹翻，对方带着女儿回了福建老家。那段时间，情场失意的丁红进开始借酒浇愁，并拉着朋友频繁光顾酒吧。“少的时候也要四五百，多的时候一晚上两千多……”很快，自己两万多元的存款被花光。已经酗酒成性的他在酒吧里，潇洒地亮出了信用卡。浑浑噩噩中，信用卡账单的邮件一封接一封，看着已被刷爆的信用卡，丁红进才开始着急。不久，他接到了银行的催促还款电话。“说按照多少多少条规定，再不还款的话，就起诉我是信用卡诈骗。我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丁红进开始害怕，但为情所困已于2011年6月辞职的他却无力偿还。他坦言自己是个好面子的人，不好意思开口问朋友借钱，更不可能张口向家里的亲人诉说。“现在的人都比较现实，提到钱就伤感情。”他想到了喝酒闲聊时的卖肾传言。“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这对处于崩溃边缘的丁红进而言，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丁红进决定卖肾还钱。第一站卖肾的念头，一下子成为丁红进的全部。他开始上网搜索，输入关键词“卖肾”，没有搜到他想要的信息；输入“有偿捐肾”，终于找到了一条信息。帖子虽然打不开，但却链接了一个联系方式和QQ号码。去年11月3日，他将这个QQ号加为好友。只简单问了身高、年龄和血型，对方答应“要”他了。“一星期准备，手术很快，一周就能拿到钱，四万现金加患者给的红包。”QQ上，对方承诺。这让丁红进心动。按照他的计划，这些钱不仅能偿还两万三千多元的信用卡账单，而且还能有结余。三天后，再次致电对方确认后，下定决心的丁红进花126元买了杭州到漳州的硬座火车票，踏上了卖肾之旅。曾经的生活，从他踏上远行的火车开始，慢慢撕裂。而在丁红进之前，四川广安一个名叫王彬彬的21岁年轻人，为了“能拿卖肾的钱换回女朋友”，也踏上了开往漳州的火车。到站后，对方把他接往了漳州九中对面的一个小区内。“因为对方说很快就能拿到钱，本以为对方会安排住旅馆的。”打开那间出租屋，丁红进被吓到了，并不宽敞的房间内，住着二三十个和他一样，等待卖肾的“供体”。体检后，丁红进以为马上就要手术。但意外的是，当初“一个星期”的承诺，一拖就是三个多月。每一次询问何时能够卖肾，得到的答复都是“还没有患者”。不得已，年龄稍大的他和其余“供体”们一样，每天麻木的消磨时间，等待有人出钱买走自己的肾脏。他回忆说，尽管人身自由未被限制，但出租屋的房门一般都是锁起来的， 偶尔能够获批去楼下小卖部买包烟抽，但丁红进也偷偷溜出去上过网，在网上和家人报个平安，只是从不提“卖肾”的事。在微博上，王彬彬也回忆说，想早一点拿着卖肾的钱回去，却总是那么漫长，那种焦急的心情没有人能懂。“走上那条路的人不是养不活自己，而是所谓感觉来钱快的一种方式，到了那里等了那么久又不可能放弃，因为除了卖肾感觉自己没有选择的路可以走，所以自己都已经出不来了，一般的人到那里最多几天都没有钱了，想去哪里路费都没有。”丁红进也是如此。一直等到2012年春节，他都没有后悔过，只是在不停的催促中介，能不能快点，再快点？除夕那晚，和十多个供体一起，他们吃着烂菜叶，在出租屋里过年。割肾春节后，丁红进终于等不及了。从其他供体那，他知道还有一种快捷的有偿卖肾途径：虽然价格偏低，但不需要配型，也无需等待，甚至当天就能卖肾。有人甚至向他们提供了广东东莞一家快捷中介的联系方式。他和另外两人一起，向中介表明了等不下去的态度。今年2月15日，中介为他们买好了前往东莞的汽车票，送走了他们。听说女友快结婚了，王彬彬同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先后辗转长沙、杭州两地，祈求能够早点卖肾。“在我最急，最没有着落的时候我曾经愿意一万都要卖，那时不再是因为钱了，而是那种心痛了。那条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在东莞的那间出租屋内，还有四名和丁红进一样，迫不及待想低价卖肾的年轻人。因为自己是O型血，“幸运”的丁红进这次没有太长的等待。2月23日，龙抬头。收走身份证、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一家小旅馆里，丁红进和中介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协议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卖肾的报酬两万元。“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当天傍晚，他被人带上汽车，全程要求戴着鸭舌帽和特制的墨镜，不许摘掉。大约一小时后，他被扶出了车领进了一个房间，这时他才被允许摘下墨镜。“是一处套房，各种设备很专业，但肯定不是医院。”一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求他换上病号服，在屋里等待召唤。大约半个小时，他被领进了隔壁的房间， 房间装修得和手术室一样，两男两女穿着浅绿色大褂，等在手术台前。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 曾经麻木的丁红进终于开始有所忐忑，但他仍决定“顺其自然”。年轻女护士态度温柔，挂上吊瓶，为他注射麻药。“也就十几秒，我就昏睡过去了。”冰冷的手术刀精准而缓慢的切入丁红进的身体内，温热的左肾，被切除取出。再次睁眼，腹部撕裂的痛感和短促的呼吸，提醒他已失去了左肾。王彬彬的经历似乎更加波折。在找到买家被发往济南，“终于看到希望”后，怀着乱七八糟的心情，他走向手术台。未曾想在手术台上他被发现血管变异，无法进行手术。“卖不掉了，连自己去哪里都不知道了。”这次中介也并未再为他买好回家的车票，最终拿两百元将他打发掉。悔恨和羞愧事后，丁红进知道，手术是在佛山完成的。仅仅休息了一天，2月25日，丁红进就被人扶出了“手术室”，临走前，东北口音的男子拿来两叠百元钞票，问他要不要点。意识模糊的丁红进几乎无力回答，他摇摇头，对方就将钱塞进了丁随身携带的包里。下楼上车，还是一路帽子墨镜。20分钟后，他被带到一个小旅馆内安顿下来，下车时，他看到不远处是佛山顺德区碧江轻轨车站。八盒消炎药，一小瓶消毒水和半卷纱布，是中介留给丁红进最后的物件。此后，答应随后前来送还他身份证的中介，再没有出现。27日中午，换了几个姿势才从床上爬起来的丁红进退房，出门时，他甚至无法拎动装有简单衣物和现金的包。缓步大街上，他向人打听所欠款银行的网点位置。“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还钱，两家银行共还了9000元，还有别人的4000元。”随后，他以每月250元的价格，就近租了一处民房安身养伤。为了早点恢复，偶尔他也会奢侈一回，在附近的沙县小吃店点一碗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他趁商场搞活动时，用1599元买了一台特价电脑，打牌斗地主打发时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卖肾所得的钱几乎已经花光，但信用卡内的滞纳金却在不断上涨：5月份，丁红进邮箱的账单显示，包括滞纳金在内其信用卡欠账已达16464.41元。这一次，丁红进没有多余的肾可卖。丁红进说，自己的人生被手术刀整齐地切成两段。“现在的日子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卖肾后，他换掉了手机号码，删除了QQ上的联系人，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孤独的隐居。他丢失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左肾：此前手机上存有两百多个联系人号码，如今只剩下十多个；一年多来，他也再没有见过女儿，想女儿的时候就上QQ空间，看看她五六个月时的照片。你恨中介吗？丁红进有些迟疑。他说要说恨的话，也是恨他们“忽悠”自己很快就能拿到钱；“如果真像他们所说，一星期能卖掉拿到四万元，我个人倒是感激他们。那样的话，我所有（经济）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曾经失意的王彬彬，今天却开始庆幸，慢慢懂得珍惜。“也许当时我卖了肾也挽回不了什么，我现在照样过得好好的。”丁红进却不知道，自己那颗左肾，到底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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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肾车间”藏居民区，一颗肾卖50万
卖肾者们就住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等待买主。一名卖肾者展示卖肾后留下的手术刀疤。（图片来自网络）在一个卖肾者的床边 ，贴着一个I LOVE YOU的剪纸。剪纸的旁边写着：我该怎样去爱你？用我这残破的身躯。
　　杭州长睦锦苑小区4室1厅的毛胚房里，横七竖八地摆满十几张上下铺。这间房的住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没人知道的秘密，“全是男孩，少时十几个，多时30个，隔几天就有几张新面孔。”没人会想到 ，这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卖肾车间”。5月28日，是网络拍客山姆哥(网名)在这里卧底的第15天，他以卖肾者身份在这里记录了这个非法肾源供养基地从接头、体检、配型的全过程。当天，他拨打110报警。目前，杭州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调查这起案件，三十多名肾源供体已被警方保护。警方正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已有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湖南落网。
　　一颗肾成本3.5万，最高卖50万
　　5月14日上午，山姆哥和同伴乘坐K1341抵达杭州火车站，与外号为“蓝天”的马仔接头后，由车号为浙AU568R 的轿车送往住宿点。接下来三天，来自江西 、湖南、山西 、浙江 、甘肃等地的8名供体陆续到达。这个自称“杭州肾源基地”的地下窝点由一个叫“东哥”的中年男子管理 ，已运作四年多，除卖肾，还接手代孕。这个非法肾源供养基地 ，涉及昆明、广州、济南、临沂、南昌、景德镇、上海、北京、郑州、长沙。据山姆哥介绍，每位供体和“东哥”谈好的价格基本都是3.5万元，目前全国中介已形成网络，报价基本一致，如果高于3.5万元，往往是骗取保证金的“骗子”。前往杭州的卖肾者中，有三人曾被骗取保证金。黑市里，需要换肾的病人需要为这颗“成本”3.5万元的肾支付20～50万元。
　　但并不是每个卖肾者都能拿到3.5万元，因为等待配型需要1到3个月，有些急需用钱还债的供体只能选择做“快的”，即不做配型，直接联系同样着急的患者，只需血型相同便做肾脏移植，他们卖肾只能得到2万元。
　　筹钱还债，每天只吃白菜和土豆
　　山姆哥介绍，这些卖肾者多为90后，他们大多因为急需用钱，有的为还信用卡欠款、有的为还其他的债。而卖肾换ipad和iphone这样微博里拿来戏谑的段子，在这里没有一例。
　　基本所有卖肾者都是用尽兜里最后一点钱，购买前往肾源基地的车票。中介答应，卖肾成功，报销车票。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网络招徕，分批到达。供体与马仔在车站接头，经简单鉴别送往窝点住宿。在这里完成上交身份证、体检、签署协议、抽血配型、“发货”全过程。最让人吃惊的是，有的卖肾者第一次了解卖肾渠道，竟是看到卖肾窝点被端掉的新闻，起意卖肾。卖肾者在手术过后的命运无人问津，外界对卖肾一事只停留在猎奇层面。
　　东哥手中有两个供体供养点，一处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长睦锦苑”小区，由马仔“蓝天”打理 ，供养15人，另一处则向西4公里，设在废弃的银鼎商贸城大厦内 ，由马仔“小胖”打理，供养10余人。
　　这个位于长睦锦苑6楼的窝点，今年 4月24日搬入，四室一厅中，3个房间为供体住，房内摆设10张上下铺的架子床，20个床位，落地窗玻璃用报纸贴上。北侧一间小单间马仔住。
　　在出租屋内，每人每天可领取一包烟：大前门、红三环、雄狮、红梅等2元一包的廉价香烟。闲散时光都在打牌、昏睡、闲聊或网吧中度过。在这里，每天伙食费固定而拮据，刚开始为40元，5月19日人数增长到15人，众人抗议后提高到55元，供体每天只吃两顿，中午白菜、土豆，晚上土豆、白菜，间或有豆腐。
　　像商品一样被发往全国各地
　　山姆哥报警后，在微博上公布“卖肾车间”相关的内容和照片，称东哥带着配型血样已前往长沙某附属医院。据山姆哥介绍，他所知道的供体大部分的血样都会送往长沙这家医院，从杭州到长沙需要驱车13个小时，东哥会在供体中寻找有驾驶证者，共同驱车前往。
　　据了解，东哥也曾是一名卖肾者，身高1.7米，随身带一把弹簧刀，行踪不定，极少露面。他只在手术结束后送供体回住宿点养伤，每周日送供体取血配型时才出现。
　　“东哥”常年在各大医院透析室游走，联络患者和医生。每当有人怀疑东哥的卖肾经历，“东哥”都会露出腹部那如蛇虫盘踞的伤疤，这已成为这里的“入会标识”。“蓝天”也曾是一名卖肾者，当年他因为生意失败背负20多万元债务。
　　“卖肾车间”流动性很大，供体通过体检后像商品一样被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新供体则会及时补充进来。每周五为统一体检日。日早上，山姆哥和其他供体在“蓝天”带领下，乘公车到达位于杭州江干区机场路319号的万事利医院。体检本和缴费都已安排好，上面填写各人名字，单位则为“食品厂”。
　　在一楼取尿，抽血，随后到二楼轮候B超，查验肾器官健康程度及大小。在B超室，“蓝天”全程监督。轮到山姆哥时，汪姓女医生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要查肾的大小？”蓝天嗯啊应付，女医生并未追问。抽血过后，新一批体检完成者在此处签署“有偿捐肾”协议。只是简单的一张纸，签字按手印后被中介收回。目前卖肾操作已流程化，体检结果当天下午出，初筛合格后进入下一个环节：每周日的抽血配型。至此开始新的一轮等待。等待配型成功，等待买主电话，等待开往手术台的蓝色动车票。
　　介绍朋友卖肾最多可得3000元
　　卖肾网络的利益链条主要由四类人构成：“大哥”、“马仔”、“跟单者”、“医生”。
　　东哥负责“销售”，接洽患者中介，打通医院网络，他拿走卖肾网络中的利润大头;而“蓝天”和“小胖”则负责“养人”：在网上招徕供体、接站、日常照料、买火车票送供体返程等事宜，抽取17%的利润点。
　　供体中表现积极、可靠者会先被委以做饭、清洁、报告动态等任务，考察期过后仍未被“发货”者，则再去照顾刚做完手术被接回的供体。供体在联系上患者后，必须有一名“跟单者”，前往目的地与患者联络，完成面谈、签约、监督款项到账、照料供体术后头三天等任务。
　　跟单者一般会有元收入，其人选也全部在卖肾完成者中挑选。跨入跟单者，意味着正式进入卖肾网络。中介鼓励供体互相介绍朋友卖肾。介绍一名且体检通过给 500元，手术成功给 3000元。高额利润刺激以及缺乏监管，让卖肾成为半开放网络，越来越多人被卷入。
　　记者从杭州市有关部门获悉，这个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窝点已被捣毁，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湖南被抓获。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有关进展情况将及时向社会通报。
　　对话供体
　　年纪轻轻为何选择卖肾？
　　山姆哥说，卖肾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什么样的人都有，除了年轻和急需钱这两个共同点，每个人都有令人唏嘘的故事。对于手术的恐惧是绕不开的话题，很多人担心做完手术身体出问题，赚来的钱看病都不够 ，最后大家都会相互鼓励，“赌一把！”而最受欢迎的话题则是拿到钱如何花……
　　王军，19岁，江西人
　　信用卡还不起想到卖肾
　　我以前觉得卖肾这两个字很可怕，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中一员。来这里之前我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每天上班心不在焉的，一直在想信用卡的钱怎么还，租的房子快到期了，后来把工作也辞了，整天就想办法弄钱还债。我先去找朋友，实在没办法，想过借高利贷，但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我又打电话给银行，问小额贷款怎么贷，没有抵押那种，他们告诉我不能贷款，因为我已经欠信用卡钱了。
　　后来有一天看新闻，有个男的卖肾去买苹果手机，我上网查了一个肾的价格，上面说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我感觉心里有底了，就按照网上一个号码打电话过去，没想到是骗子，态度很凶，还让我先交200块钱。我又看了很多网上资料，后来找到一个中介，他告诉我，网上说十几万元的都是骗子，开价三万元、四万元的都是真正的中介，不会收你一分钱，他让我考虑一下。我最后同意了，就来杭州了。
　　李晓华，20岁，安徽人
　　父母离异，一点牵挂都没有
　　我7岁时父母离异。自上学起从来没人问过作业是否完成，大年初一的生日也从来没有人记得。
　　亲戚看不起，家人不管我，只能靠自己。我们家族里都是大学生，就我一个初中生。我要是在老家找工作的话，一个月一千块钱多一点，我要多久才能把那几千块钱还了。
　　欠钱的滋味不好受，我还要生活，要吃饭，要抽烟，根本攒不下来钱还债。
　　我现在就一个人，一点牵挂都没有，无所谓。我要是有牵挂也不会到这里。
　　父母都不管我，都围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无所谓。
　　其实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亲情的，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人没有。
　　如果配型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
　　让我回老家？我没脸回去。我有了钱，希望家里人过得好一点，最起码我不用去拖累他们。
　　杨国，20岁，甘肃人
　　卖肾后第一件事是帮女友买手机
　　杨国，1992年生，甘肃通渭人。高考后的第三天他前往苏州打工，成为手机外壳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员，因今年初酒后在工厂宿舍失手将人推倒，致工友受伤，赔偿6000元，加上急于给生病的女友调养身体，满足她学美发的愿望，他选择卖肾。他说，刚进工厂最艰苦的时候，5块钱能和女友熬过一周，每天只吃一顿，就是一包挂面。
　　“卖肾后，首先想做的一件事是帮我女朋友买个手机。在老家穷的时候，她把她爸爸给的摩托罗拉卖掉换了200块钱给我，她是特别心疼那个手机。”杨国就是觉得对不起女朋友。
　　他想今年回家，去年就是因为没钱没敢回去，“我妈一听到我的电话就哭，说想我。出来前我跟我妈说，我挣钱养活你们，结果一分钱都没挣到，出来一年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说，这次卖肾，就算给家里人一万块钱，也算有个交代，就算少也是自己挣的。
　　A2、A3版文/据新华社、《新闻晚报》 图/东方IC（署名除外）（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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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卖肾者调查：确有人为买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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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北京，蔡家兄弟俩因为给活体肾脏买卖做中介，在海淀法院出庭受审时痛哭。
　　核心提示：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董楠，25岁，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小丁，22岁，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阿豪，19岁，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南方日报记者发自深圳、东莞、佛山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在小老板强子的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器官移植系统不健全
　　非法器官
　　交易频现
　　一些关于“肾”的流言一直在民间流传。一则最广泛传播的谣言，称坊间有团伙专门趁人不注意将其麻醉后偷肾。这些谣言多次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
　　广州华侨医院泌尿外科的一位周姓医生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其实被麻醉后偷取器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移植器官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零件的过程，一般来说需要先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供体和受体的配型，减少移植后的排斥反应。”
　　周医生解释：“受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对体内的外来组织器官加以识别后进行控制，逐步摧毁甚至消灭。这种生理免疫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上被称为排斥反应，如果反应足够强烈，就会导致器官移植手术失败。”
　　“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几乎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因此，如果是陌生的肾源进行移植，能够匹配上肾源的几率连1%都不到。”周医生说，即使能匹配上，在进行移植手术后仍然会发生排斥反应，“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排异反应治疗，整个过程将会是漫长而复杂的。”
　　暨南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江振友告诉记者：“取下的肾器官在常温下少则几分钟，多则不超过1小时就会死亡，不能用于移植。因此，要通过降温和持续灌流保持器官活性，才能有效延长器官的存活时间，但即使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保存，器官活性也很难超过24小时。”
　　谣言的背后，是国内器官移植系统的不健全，以及器官捐赠比例的严重失调。非法器官交易的猖獗，成为“谣言”让人信以为真的基本前提。
　　32岁的何青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会检查肚子上的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手术。
　　何青的肾是自愿切除的，他用自己的肾“换”来两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另外再给何青1000元钱，并归还何青的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不知去向，何青成了“三无”人员。
　　肚子上的伤口
　　“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未必肯借钱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何青向南方日报记者展示他的伤口：自上而下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看上去缝合得很好，“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那段日子何青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信用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何青一直没跟家人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他的事情，怕家里人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朋友们看到何青平时出手阔绰，经常请客，谁都不信他会出现债务问题。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身上只剩下100多元钱。到了漳州卖肾中介的窝点后，何青用自己身上余下的钱买了几包烟，分给跟他一起等待卖肾的人，“初到贵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两万多元的债务，为何不求助亲戚朋友？
　　“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有点后悔卖肾了
　　“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强子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此时已经是2月25日下午。
　　“好久没理发了，像疯子一样。”爱面子的何青忍着痛跑去附近先剪了头发。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那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手术后次日，何青给他在中介等待“受体”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孙明发了条信息，“手术已做，一切顺利”。孙明想让何青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都是兄弟，相互有个照应”，但何青婉拒了他的好意。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孙明在连云港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后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一直没有配上型。和他抱着一样目的的还有六七个人。在此期间，孙明见到几个做完摘肾手术的人，“之前还蛮有精神的，做完手术后整个人脸色苍白，非常虚弱。”孙明心里开始犹豫。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和孙明一见如故。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以前又做过侦察兵，很快就取得强子的信任。“我想找到证据后，把强子抓住送去公安局，端掉这个团伙。”
　　“我们在这吃住，行动不受限制。但强子很警觉，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他就要挪动一下。”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窝点”。南方日报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3处窝点都已经人去楼空，但是从房东老板的记录中，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为了摸清地下中介的网络，马涛在中介窝点一共待了10天，跟5个完全不认识的“供体”一起，同吃同住同睡，“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破棉絮，光板床，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卖肾的种种“理由”
　　在做手术前，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害怕是怕疼，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
　　“在中介窝点，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烧完冲厕所；饭煮两锅，吃一锅倒一锅，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我们5个人，两天干掉50斤米，一桶油。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们‘供体’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
　　董楠，25岁，陕西人。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因为头脑灵活，能说会道，董楠得到强子的赏识，让他做帮手帮忙“养人”。董楠喜欢上网玩通宵的网络游戏，经常以各种理由克扣卖肾者的生活费。他还会发动其他的卖肾者去网吧，找更多的“供体”，成功找到一个就可以从中赚取500元“介绍费”。
　　小丁，22岁，河南人。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来到中介窝点的当晚，被马涛和孙明劝回家了。
　　阿管，24岁，广西人，从小被爷爷养大，一直待业在家。为了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才准备卖肾。他打算等卖肾赚了钱，就租个房子，买台电脑，玩网络游戏赚钱，后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强子打发走。
　　小张，25岁，广西人，之前在深圳工作，4张信用卡一共欠了5万元债务，一直表现得很忧伤，住了一晚后自行离开，走之前给马涛留下一封遗书。
　　阿豪，19岁，广东人，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在做手术之前，每个卖肾者的心情极为复杂，紧张、兴奋、刺激、害怕。紧张、害怕是因为以前没做过这种手术，怕疼；兴奋、刺激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现钱，两万元。
　　脱离了中介的马涛，在深圳一家学校做校车司机，而孙明则成了快递员，虽然工资不高，但他们每天过着踏实的生活，同时也在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卖完肾的何青，现在仍然无法劳动，住在2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里，每天无聊地上网，玩着新买的手机，盘算着剩下的一半信用卡债务该如何偿还。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
　　在全国，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漳州、郑州、成都、南昌……在广东，主要是集中在外来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珠三角一带的肾源，一半被强子所在的地下中介所控制。事实上，强子只是这个非法器官交易链条中的一个小老板，在他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至于这个人是谁，具体做什么的，很少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他是东北人，拥有一家自己的私人医院。”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强子自称，2011年他经手促成肾移植的，就有100多例，“而且从来没出过事。”
　　在强子的下面，就是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而一些私人医院的医生，为了挣外快，也愿意私下跟地下中介合作，“但相关的手术设备一定要够专业。这里面肯定有着高额的利润空间，否则谁会愿意铤而走险？”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谋取暴利。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这就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专家观点
　　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春兰：
&　　欺骗他人捐器官
　　可判故意伤害罪
　　3月22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杭州表示，我国将尽快建立器官捐献体系。专家表示，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根本出路。
　　2012年2月，北京检方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对犯罪嫌疑人郑某等16人进行起诉，该案为我国最大一起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共非法出卖51个肾脏器官，涉案金额超过千万。
　　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郭春兰律师表示，日起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将对当事双方按交易额1—8倍进行行政处罚。”
　　郭春兰告诉记者，从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组织他人卖器官入刑，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且明确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依照故意伤害罪等处罚；以及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处罚。
　　寻找“供体”—提供食宿—安排体检—配型成功—签署协议—移植手术，是非法器官交易中介的典型流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何青、孙明、马涛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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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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