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李零 | 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梦
- 去年是文史大家、北京大学杰出校友张政烺先生诞辰一〇五周年。为纪念张先生，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华书局于2017年11月22日举办“张政烺先生纪念座谈会”，并于11月23日至12月22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张政烺先生学行”专题展。
- 本文系李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静园学术讲座”第五十二讲的讲稿。
鲁迅的第一个师父是个姓龙的和尚。他说，龙师父的屋里供着块金字牌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我的第一个师父》）。
什么叫“天地君亲师”？这个说法很古老，如《荀子·礼论》就有类似说法。
-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天、地、人，中国叫三才。天地之间人为贵。君、亲、师都是人，不是神。
利玛窦到中国传教，他发现，中国人家家都拜“天地君亲师”。礼仪之争争什么？关键就在，这种拜拜算不算宗教。罗马教廷裁决说，算，中国人不放弃这个教，就不能信他们的教。中国皇帝说，那好，请你们离开中国。
中国传统，只有国家大一统，没有宗教大一统，只取经，不传教，宗教束缚小，人文精神强。中国革命，无需宗教改革，只要把皇帝打倒，就算齐活。这跟欧洲很不一样。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天地君亲师”被“天地国亲师”代替，国还在，亲还在，师还在。师在中国，仍然很重要。
顺便说个问题，有一种碑刻或牌位，龟趺驮着八个字，“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元代很流行。这八个字，包含天、地、君、亲，但没有师，这是为什么？
我是坏孩子，想当好老师
我有一个梦，当小学生时就有的梦。我的梦想是当老师。
我为什么想当老师，说起来，臊得慌。原来我是坏孩子，经常被围剿，经常被制裁，就跟美国定义的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一样。我想当老师，只是想当个从来不整人的老师。
当老师，很难。老师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思想工作，我最不擅长此道。我在农村教过小学，教过中学，语文、算术、绘画、音乐、体育，什么都教，大孩小孩都教。我发现，我很失败，我比我认为最坏的老师都不如。
命运真会捉弄人，几十年过去，我这个从没上过大学的人，连小学都教不好的人，居然站在大学的讲堂里，给你们这些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高材生讲课。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做梦呀。我在梦里，经常为此而困惑，分不清梦与现实。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什么是老师，什么样的老师叫好老师。
前一阵儿，校领导把我叫去，要我跟其他几位老师讨论师德师风建设，我说，现在的道德宣传太虚伪。我不是好老师，但我有个好老师，他的名字叫张政烺。张政烺不是现在标准下的好老师，但我佩服的是这种老师，这种古风犹存的老师。
最近，北大文研院打算办个展览，张政烺先生的展览。渠敬东老师跟我说，这是讲北大校史，讲中国学术史。我不是北大出身，但我的老师是北大的学生，也是北大的老师，而且是好多北大著名教授的老师，这个展览当然值得办。五十七年前，他离开了北大，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情。办这个展览意味着什么？我说，这是接老师回家。
这里，我想拿张先生当个例子，讲讲我对老师二字的理解。
张政烺先生同蔡美彪、周一良、何兹全等先生在某次会场，约1980年代。前排左起：蔡美彪、张政烺、何兹全、周一良。
什么叫老师？韩愈早就讲过了，传道、授业、解惑（《师说》）。
传道是传大道。道这个词，先秦很流行，有点相当主义，至少是大是大非大道理。但越是大道理，大家的理解可能越不一样。古人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都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现在，私有神圣，市场万能，赌神就是上帝，发财才是硬道理。传什么道，对现在的老师是个难题。
最近参加一个会，湖南省博物馆要办一个春秋战国文物展。春秋出了孔子，战国有百家争鸣。搞中国思想史的人喜欢说，这是圣人辈出的“枢轴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第一，当时的领导很不满意，觉得思想混乱，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定黑白于一尊。第二，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满意，觉得其他派别挡了自己的道。更何况，这是个率兽食人、杀人盈野的时代，当时的老百姓更不会说，这是什么黄金时代。当时，大家没有共识，唯一的共识是“天下无道”，正是因为“天下无道”，大家才各讲各的道。《庄子·天下篇》不是讲了吗？“道术将为天下裂”。现在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
授业是传授知识。这条好像简单一点。问题是学了本事干什么。孔子教学生，主要是教诗书礼乐，这些都是人文学术。他的培养目标是干禄。干禄，现在叫跑官。当时，只有当大官才叫成功人士，不像现在，只有发大财才叫成功人士。孔子很清楚，官场是粪坑，但不做官，无法施展其抱负，也就是他的道。他至少知道，《微子篇》里那些嘲笑他的人才是高洁之士。从《微子篇》到《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什么？《微子篇》讲得很清楚，是隐士。隐士以逃避做抵抗，很难，基本是个梦。《儒林外史》开头的王冕，第五十五回的四大奇人，就是讲这个梦。第五十六回是个常见的俗套，被埋没的人得到皇上旌表。我是目睹了我身边的《儒林外史》，所以才说，大学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我心中的人材是老北大的革命家和学问家。
解惑就是启蒙，从糊涂到明白。我说，当老师难。我口才不好，不喜欢讲课，从来不是优秀讲师。我更喜欢写字，但讲课逼我说话，也有一点好处。我的书，很多都是从课堂上来的，课堂是锻炼思想的地方。一次讲不明白，改；两次讲不明白，再改；直到讲明白。我认为，一个大学老师，首先应该是个学者。学者不是头衔，而是起码要求，你得读书，你得学习，你得做学问，有这种资格，才能教人。有人以为，能把简单的事情越讲越复杂，才叫学问大，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能把复杂的事情讲得明明白白，那才叫本事大。把话说明白并不容易。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读书，你损什么？其实，读书越多，才越要概括、提炼、总结，只有经过概括、提炼、总结，才能把复杂的事情讲明白。老师，不光是嘴皮子上的功夫。不学无术，何以教人。
1973年标点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三排中为张政烺，照片中文字为启功标注。
什么样的老师叫好老师？
过去，吃教书这碗饭的都奉孔子为师。他在曲阜办学，办的是私学。所谓上课，不过是找几个学生上家里聊天，或带他们上舞雩台遛弯，不需要对谁负责。
现在的大学，学校是为教委办学，院系是为学校办学，老师是为院系办学。教委负责撒钱，钱分到学校，要变成项目，落实到岗位，一层层往下发包，定指标，收租子，这就叫办教育。所谓双一流也好，国际化也好，新体制代替旧体制也好，都是在这套机制下运行。一句话，本末倒置。我们批判过这种倒行逆施，一点儿用都没有。
现在，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学校是干什么的，老师是干什么的，学生是干什么的，确实让我很糊涂。
第一，我想说的是，老师不是父母。
第二，我想说的是，老师不是老板。
第三，我想说的是，老师不是表演艺术家。
我有个故事。有一回，我去美国，有个在大学教中文的老师，他跟他的美国学生说，以后不管上哪儿，你都不要忘记你的老师，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父母”，这个学生光眨眼，不吭声。我想，这不是难为他吗。人家美国，哪有什么“终身父母”，撑死了也就十来年。我们的传统，老师喜欢学生，不但传衣钵，就连女儿都嫁给他。现在，学生找工作难，我们当老师的，应该帮他们，但你要托人家安排你的学生，你就得帮人家安排人家的学生。平时不来往，人脉不行，谁理你呀。我不认为，老师跟学生是互为工具，你给学生办事，学生给你办事，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桃李满天下，看谁学生多。就我所知，只要当年在北大听过张先生的课，愿意认他为老师的就是他的学生，他是我们大家的老师，不是哪个学生的老师。
现在，学校的一切都是按理工设计，人文萎缩，好像印第安保留地，聋子的耳朵——摆设。什么都靠项目，什么都靠团队，一刀切。学校领导是大老板，院系领导是小老板，教授是包工头。有个领导说，理工科，我不担心，担心的只是文科跟不上。其实，我们的评价机制全是跟着理科走，早就没什么化外之地。以后，成果署名，好像电影，最后有个名单，上下滚动，从制片人、编剧、导演、主要演员到各种小土豆。我怀疑，也许不久，个人学术将无存身之地。人类把山林几乎砍光，把老虎几乎杀光，不砍不杀还想不起救。什么时候，人才会想起，除了人的地盘，也给老虎留点地方？
我的老师，他们那个时代，没有这一套。那时没钱，除了政治任务，没什么项目。张先生是干历史这行的，1950年代，历史是政治教育，教大家爱国，有一套邮票，叫“伟大的中国”。他想用考古、文物讲历史，一辈子就立过一个项，《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结果还被停了，废了。只是后来，心疼先生的人，有人出来张罗，这个项目才被恢复。最近，《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终于出版，先生还是挂名主编，但他老人家早就不在了。
张先生怎么讲课，你们没见过，他是背对学生，脸朝黑板，自言自语，语速很慢，口音很重，想不起来，就使劲敲脑瓜，脑瓜里装的东西太多，有时敲不出来。他跟易中天、于丹这样的老师大不一样，口才并不好。现在的中国，什么都是表演，什么都是行为艺术，演讲都是演着讲，我不习惯这么讲。
子张说，孔子什么都学，学无常师（《论语·子张》），这点很重要。老师传学，把学生当老师的复制品，学生瓜分老师，各得夫子之一体，分而又分，说是光大师门，格局越来越小。我一向认为，只跟一个老师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同样，只把学生当私属，靠学生延续学术生命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做学问，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是为自己读书，为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读书——不是为了混学历，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博学界喝彩，不是为了讨大众欢心，更不是为了跟同行较劲，炫博耀奇，显摆自己学问大。
我理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不能混为一谈。你们到北大，不是为老师学，是为自己学。老师带学生，不是为了传衣钵，而是为了成就他们的愿望。我说，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因为这可能彻底改变人的一生，如同再造生命。
我的老师，只是用他献身学术的榜样，示范于我们，鼓励我们赶紧读书，多出成果，就像老虎妈妈教小老虎打猎，身教胜于言教。他不传衣钵，不拉山头，没有子弟兵。这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我认为，能够成就学生愿望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张先生就是这样的老师。
中国考古访美代表团在美国加州旧金山，1980年6月10日。左起：张政烺、张长寿、夏鼐、马承源。
中国古代，几千年大一统，官就是公，公就是官，私人的一切都归它管。公当然不可或缺，但只有公，没有私，那就过分了。现代西方，历史上有自治传统，主分不主合，个人是自治的极限，解放个人是解放商业，私是主体，公是附庸，公是不得已而为之，顶多起点调剂作用，但只有私，没有公，照样不行。
现在，你们写论文，有一套学术规范。这套规范从哪儿来，是不是什么都好，你们想过没有？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学这套规范，用这套规范，琢磨这套规范，也反思这套规范。
比如西方学生好辩，argument是论文少不了的作料。我行，我牛，现在的广告净这么吆喝，争强好胜才吃得开。我一直在想，这种风气从哪儿来？
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真理在我，你没有，你是错误的化身，我当然得批你，否则让你乱了正声，那怎么行。这种专制主义，每个知识分子，骨子里都有，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宗教关乎信仰，最重辩论，西方有宗教传统，当然好这一口儿。他们喜欢打官司，法庭辩论也是西方传统，律师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还在，学术规范，背后是知识产权。学术也讲私有化。
然而，研究学术史，你会明白，饭要大家吃，学问靠大家做，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一门一派某个老师某个学生所得而私也。
现在，大家喜欢说，“文革”是文化浩劫。红卫兵，“破四旧”，砸了一些庙，毁了一批像，但博物馆无恙，考古遗址无恙，当时没有地毯式的盗墓，没有文物买卖，没有全民收藏热。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国的考古发现，里程碑式的发现，都是因此而发现，参加发掘的经常是解放军，大干快上，谁都不讲个人，当时也不能讲。当时，有个红楼整理组，把全国最好的专家集中在一起，整理新出土的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和睡虎地秦简。每本书都是集体讨论、集体写作，集思广益，水平很高。张先生是此役的主要参与者。我觉得红楼精神，今天也有意义。这种基础工作，每人都单干，重复着干，实在没必要。
现在，古文字考释，一个字，考上几万字，同一篇东西，所有人都在抢注发明权。论文全是集释，脚注密密麻麻，有用没用一箩筐。这么干，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脚注套脚注，叠床架屋，重复著录，烦琐到一塌糊涂，已经没法写文章。李学勤先生讲，清华简，不能这么搞，注释要简化，不注发明权。
发明权，现在叫知识产权，这个权，其实是个经不起追问的问题。《世本·作篇》给人类最早的发明定发明权，所有发明权，几乎都被归黄帝君臣，也就是古代的成功人士。
全世界，最早的成功人士是两种人，一曰僧侣，二曰武士，一文一武。信仰和知识归僧侣管，打仗和政务归武士管。中国传统不一样，读书做官才是成功人士，和尚道士在四民之外，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除了乱世，武人无用武之地。现代成功人士，又不一样，美国六大利益集团，犹太、金融、军工、科技、情报、传媒，这些集团中的人才是人上人，名利都归他们。
我们看博物馆，看祖宗留下的东西，器物那么美，壁画那么美，书法那么美，绝大多数都出于无名氏之手。我们吃的每一粒粮食，我们穿的每一件衣裳，我们用的每一件东西，究竟是谁创造，是谁发明，我们看到的只是老板的商标，老板的Logo，工人不留名，农民不留名，很多战士，也是打死就打死了，葬在无名烈士墓。
老师的本色是学生。作者的本色是读者。谁都是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先当读者，后当作者。学生要读书，老师更得读书。我特别喜欢读者这个身份。我的文章，很多都是以“读”字开头，越来越多。读，当然首先是捡好东西读，有意思的东西读。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现在怎么讲？别人在前面铺路，全是你的靶子，对吗？你把自己弄成一个错误吸尘器，累不累？
1979年6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成立留影。前排左起：王毓铨、白寿彝、邓广铭、侯外庐、尹达、翁独健、胡厚宣、张政烺；后排左起：郦家驹、梁寒冰、孙毓棠、李学勤、田昌五、林英、熊德基、杨向奎、牟安世、黄烈、林甘泉。
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我们古文字这一行，写文章有个套路，甲这么说，乙这么说，丙这么说，最后说，案众说皆非。是不是天下的学问都这么做？
古文字，对象是简单事实，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不是这个字，就不是这个字，没什么讨论余地，用不着饶费口舌。太多口舌，都是用来纠谬订错批同行，不然没事干。这是小道。古人说，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你不能认为，天下之道，就这么一个道。
比如考古，大家是在考古文化的谱系下认识问题，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很正常。我们对谱系的认识要反复调整。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何止一役？有些问题，一辈子都解决不了。
好恶深，则偏见生。当学者，人要厚道，不能太刻薄，成天招猫逗狗，批这批那。对学生，尤其要宽容，多从正面引导，鼓励他们。有人以为，消灭错误，就是真理，不犯错误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训练学生，就跟军营或戏班子似的，站不直了就踹一脚。其实，小人物有千虑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部学术史，真理和错误总是互为依存，消灭了错误，也就消灭了真理。
有人说，真理越辩越明。我看未必，你说我是傻子，我说你是笨蛋，只能越辩越乱。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基于事实，事实不是辩出来的。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是摆事实，然后才是讲道理。讲道理是还原真相，包括还原错误，把错误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即一种不成功的探索。大家都在探索，尊重对手很重要。
学术不是竞技体育。有人说，拳台之上，只有输赢，你不服，我就踢馆。这种理解太狭隘。我认为，学术更像写诗、画画、做文章，追求的只是最好。最好的表达就一种，你得反复琢磨反复找，也许找不到，找到哪儿算哪儿。张先生喜欢孟子的“尽心”说（《孟子·梁惠王上》）。做学问，你只是自己跟你自己较劲，不是跟别人打架。成天跟别人较劲，不是狂妄，就是没有自信。
张先生有个最大特点，不与人争，不与人辩，即使受了天大委曲，也只是躲进书房，独自伤心，就像鲁迅说的那样，野兽受了伤，一头扎入草丛，自己舔自己的伤口（《鲁迅书信》330618：《致曹聚仁》）。
张先生爱惜人才，乐于助人，这是有口皆碑。他是有问必答，不问不答。很多人都回忆过，他甚至把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送给别人写文章。
比如当年，他因在北大讲魏晋封建论，丢了饭碗。魏晋封建论，最讲马克思主义，最讲社会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最讲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但张政烺先生、尚钺先生，还有很多人，反而遭批判。二十多年后，俞伟超先生说，当年的学界中坚都是魏晋封建论。他跟郑昌淦先生约了很多学者，打算编个集子，为魏晋封建论翻案。他们请张先生挂帅，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说，这是我一生最难过的事情，我再也不想提起它。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帮尚小媛出版他爸爸的遗作，但他并不打算拉一支队伍，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再比如，高明先生讲过一件事。1956年，故宫请一批古文字学家到故宫鉴定铜器，主持人是唐兰。有一件铜器，在座专家都说真，就他说假，有一位著名学者拿他打镲，说大家的看法都很一致，就你跟大家作对。他不善辩，显得很孤立。结果，有个故宫老技工站出来说，这东西，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好像是我师叔做的，结果证明，张先生是对的。张先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高老师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我自己也差点当了他的学生。我听过唐先生讲课，他辈分高，才气大，当年跟王国维都敢叫板。张先生跟这一行的很多人不同，学问大，但脾气不大。高老师说，古文字学界，风气不好，做人，你要学张先生。
张先生同李零合影，1996年4月15日。
最后，让我念一首诗吧。
鲁迅先生有一首诗，题目叫《桃花》（见《集外集》）：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2017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张政烺先生肖像，约摄于1970年代或1980年代。
“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展板文字
张政烺，一个生于海阔天空之地的人，一个温柔敦厚、襟怀坦荡、学识极为渊博的人。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是北京大学很多老师的老师，我们大家的老师。他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做学问。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手书的座右铭：“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他这一辈子，没有官职，没有头衔，没有门户，也没有子弟兵，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却赢得了北大师生和学界所有人的爱戴。什么叫老师？这是最好的答案。五十七年前，张先生离开北京大学，成为一生之痛。今天，我们接他回家。
1948年6月，北京大学史学系欢迎陈受颐主任回国，在沙滩红楼前合影。前排左起：邓广铭、陈受颐、毛子水、郑天挺、张政烺；后排左起：杨翼骧、胡钟达、杨人鞭、万斯年、韩寿萱。
张政烺先生于干面胡同旧寓前留影，约摄于1960年代初期。
1912年，张政烺生于山东荣成，终其一生，乡音不改，为人木讷寡言，不与人争，不与人辩，但从不随波逐流，只要自己觉得对，决不轻言放弃，柔中有刚。
1936年，他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十年，对史语所图书馆（今傅斯年图书馆）的建设和保护有大功。在他的回忆中，押解史语所图书入川是他最自豪的事情。1946年，他从重庆回到母校，在北大史学系任教，当过十四年教授，为北大培养过许多优秀学生，然而北大却是他的伤心之地。1960年，张先生因在北京大学讲授“魏晋封建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性，被迫从北京大学调出，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华书局。当时，很多从事古籍整理和外文翻译的专家都属于“有政治问题”的人，这种遭遇让他深陷痛苦。1963年2月5日，张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然而他却从未到任，而是躲在他长期兼职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和考古所建所之初，他就是这两个所的学术委员）。他酷爱摄影。他曾赌气说，他想到乡下开照相馆。1966年以来，他才成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张先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古代史，对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各种史料都很熟悉。在中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古文字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傅斯年、郭沫若、夏鼐等前辈都很赞赏他的学问。他上过北大，从马衡、唐兰学，深受清代金石学和罗王之学的影响；进过史语所，也继承了史语所用考古、古文字研究历史语言的传统。解放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注重社会史、民族史和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在史学观点上，他一直坚持“魏晋封建论”，从未动摇。他特别重视古文字研究。“罗王之学”的传人，唐兰先生那一辈是第一代，他和陈梦家先生、胡厚宣先生是第二代。他在古文字学界是公认的泰斗级人物。张先生无官无职，不声不响，但却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如裘锡圭先生就是经他推荐，脱颖而出，成为古文字学界的领军人物。
张政烺先生书法作品：书以气为主。
张政烺先生为赵俪生先生书
张先生离我们而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里展出的遗著、文稿，只是他学术梦想的一鳞半爪，后学难以窥其堂奥。他有三个遗愿：第一，编一部《中国历史图谱》；第二，编一部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之作；第三，把他在红楼整理组整理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整理发表。这三件事，只有第三件事，留下遗稿。张先生的著作，涉猎广泛，其最大贡献，国际国内学术界公认的贡献，是他对商周“数字卦”的研究。尽管有人诋毁这一研究，但古人云：“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论语·子张》）最新发表的清华楚简《筮法》《別卦》再次证明，还是张先生站的高，看的远，说的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