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公众号:老道消息（laodaoxx ） | 作者：碟叔

1975 年，王伟忠考上了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准备离开从小长大的台湾嘉义眷村，到台北读书。

考大学前，王伟忠本想读美术，母亲孙绍琴不同意，“你要饿死我们一家人？”孙绍琴当时喜欢看琼瑶小说，小说里面写记者这个工作不错，就让儿子考新闻系去。

现在王伟忠考上了，但孙绍琴还是不开心，说是嫌私立大学学费太高。最后还是父亲王志刚拍板，“让他去吧，他能考上大学已经不错了”。当时大学录取率是 10％，考上大学家里都要放鞭炮庆祝的。

家里给王伟忠拿了两万块新台币，“就这么多，读完了就是你的，读不完就算了”。

儿子出远门之前，孙绍琴在厨房闷头炒炸酱。王伟忠说，妈，要不我不去了。孙绍琴一边炒，一边摆手，“去吧去吧”。

那两罐炸酱最后做得很咸，说是这样不容易坏。

对于孙绍琴来说，炸酱是北平的味道。王伟忠父亲王志刚是个国民党老兵，1949 年把 16 岁的孙绍琴带到了台湾，没想 40 年里都没机会回北平。那四十年里，几十万眷村荣民，只能靠食物记住家乡。

所以孙绍琴其实一直想让儿子当兵，当了兵有机会回大陆；可惜 18 岁的王伟忠，只想投身到北市的霓虹夜色里，逃一样地去了台北。也幸亏他去了，后来才有了《康熙来了》，有了《光阴的故事》，有了《宝岛一村》。

但家的味道是忘不掉的。今天你去问前不久刚刚过了 60 岁生日的王伟忠，人生中最早有记忆的画面是什么，他会告诉你，那是他三四岁的时候，坐在一个叔叔的肩上，穿过眷村里一个热闹丰盛的菜市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口音，不同地方的食物，都在交织。

王伟忠考上大学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老蒋去世了。

那年 4 月 5 日一大清早，王伟忠起来后就觉得家里不对劲，母亲坐在床头哭，边哭边喊，“回不去了”。

当年跟着蒋介石从大陆跑到台湾的 120 万人里，有 60 万是军人。为了安置这批人，国民党搭建了眷村，专门供军人跟军属居住。王志刚跟孙绍琴一家就住在嘉义县建国二村。

那时候老蒋的承诺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五年成功。没想到一百多万人在台湾一待就是四十年，甚至一辈子。

王志刚和孙绍琴到台湾的第八年，王伟忠出生。和父母辈不同，王伟忠这代人跟大陆唯一的联系，是小时候写作文，文章的最后一段都要写，“明年我们会把国旗插回南京紫金山头”。哪怕你写的是根本是个家里小狗长大的故事，也要加上这么一句。

多年后王伟忠在自己的书里写到，“眷村说白了是个大人的难民营，孩子的乐园”。

当时国民党没钱，眷村里家家户户自力更生。王伟忠家斜对门住着一个阿伯，姓房。房阿伯从军中退伍后，改行卖咸鱼。

王伟忠从小闻咸鱼臭长大，吃饭的时候经常有白白的蛆从天而降，落到饭桌上。一看，是隔壁房阿伯晒的咸鱼长蛆，爬到了家里来。

直到房家老大长大成人娶媳妇了，家里还是做咸鱼生意。但娶媳妇那天不能太臭，房家就拿明星花露水满屋满巷到处洒，咸鱼臭加花露水，让王伟忠好几天吃不下饭。

王伟忠小时候吃最多的是黄豆，因为黄豆由美军配给，家家户户都有。有一段时间，上课时整个教室都很臭——大家吃了黄豆就放黄豆屁。

除了黄豆，美军还援助面粉。面粉吃完后，面粉袋可以改造成衣服裤子穿。袋子上一般印着净重 XX 公斤，每天同学见面打招呼第一句是，“你今天几公斤？”

可恨的是，有的同学不用穿美援的面粉袋，可以穿美军夹克。

王伟忠读的空军子弟小学，一共分忠、孝、仁三个班，忠班是飞行员子弟读的，孝班是些地勤高级官员子弟读的。王伟忠所在的班级是仁班，是士官长子弟，也就是普通士兵子弟读的。

仁班上有个同学，纯粹是因为入学晚才上了仁班。他父亲是国民党空军联队长，全家吃的是美军饷，跟靠美军援助才能吃饱饭的王伟忠玩不到一起。那个同学就有一件美军夹克，夹克上有一条条的流苏。

王伟忠有次趁着上课，用剪刀一刀一刀地把人家的衣服给剪了。

这不是王伟忠第一次感受到三六九等。眷村分房子时，王伟忠他爸是普通地勤兵，只能住简易房。简易房是用茅草跟竹子修建的，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飞行员家庭住的是日式独院，王伟忠很羡慕，羡慕得不行了，他就跑人家院里偷摘芒果。

因为穷，王伟忠小时候的娱乐是画画跟电视。“军人子弟嘛，军人子弟穷，就在那边画画”。“那个时候没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现在就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但就是没人看到。”

那时台湾流行一个武侠剧，叫《义侠廖添丁》。王伟忠看了电视剧，就有样学样，拿木板当宝剑。后来 007 流行，他把宝剑改成手枪。“那个时候也是没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一定会说这小王八蛋，长大就是李安。”

可惜没有人看到。对很多眷村小孩来说，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会有人坐下来讨论一下他们的天赋。跟王伟忠一样是“外省人”的杨德昌，后来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借着“小公园帮”的混混头子 honey 说了句话，“和那群眷村的混，不会有什么出息。”

要想有出息，只能去台北。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主人公小四某种程度上是杨德昌本人的投射，但和王伟忠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外省人，家庭都不宽裕。小四住在和本省人杂居的社群中，他身边就没有比他阶层更低的家庭，他已经是自己周遭环境的最底层。但即便是小四和他外省小伙伴，也瞧不起那些穿白汗衫的眷村孩子们。

王伟忠是底层中的底层。他比小四更有资格恨自己的出身。

但小四的不幸，在于他误入了歧途，最终用最极端的方式宣泄了这股恨意：杀害了喜欢的女孩子小明，自己也被判死刑。而王伟忠的幸运在于，他认清楚了自己的目标：台北。

“我这个人平常皮，但在关键时刻，为了走出眷村，我会拼命。”

在 18 岁之前，王伟忠几乎没离开过眷村。

眷村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封闭的社群，本地人跟外省人隔阂很重。别说小孩了，1950 年，王伟忠的村里有人去世，都没人敢出去买棺材，最后还是王伟忠他爸胆子大，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棺材。

所以当 18 岁的王伟忠揣着两万块新台币，搭夜车从南部嘉义北上，见识到台北的花花世界时，心里想的是：美国也就是这样子了吧。

中国文化大学在台北阳明山上，王伟忠提前一天报道，没宿舍住，只好在学校打地铺。看着山下的夜景，他许了个心愿，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但在实现梦想之前先得要填饱肚子。王伟忠太穷了，别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用法，他一块钱得掰成六块钱用。他自己说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讨厌眷村，恨它的贫穷，让我的日子过得很苦！”

为了赚钱，王伟忠大二就进入华视实习。他的梦想是当战地记者。1937 年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华裔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拍了一张小孩子在废墟上哭泣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了《生活》周刊的封面，影响了全世界。

王伟忠想做第二个王小亭。但那时候没仗可打，而且像他这样的普通眷村小孩，也没机会进电视台编制。70 年代台湾就三个台，华视台视中视，全都有国民党背景，能进去的要么是俊男美女，要么“上头有人”。

做不了新闻，王伟忠就去做节目。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每隔一个小时，所有电视台必须要放两首爱国歌曲。经常是上一秒邓丽君还在唱“甜蜜蜜”，下一秒就是爱国歌曲大联播。

王伟忠想做点不一样的。但他只不过是个眷村出来的穷小子，摄影棚里，所有人背景都比他硬。有次他喊个工人搭个公园的景，结果人家给他搭一个板子，上面画了个公园。王伟忠让演员先出去，关门，拎木棍追着人打。

这事儿后，王伟忠在摄影棚里要什么有什么。后来赵正平在王伟忠手底下做《住左边住右边》，王伟忠要一根扫把，赵正平就要找四五个，现场让王伟忠选。

有次录像，艺人郭子乾 NG 了 38 次，王伟忠破口大骂，“给你三秒钟离开地球”。骂了一会儿，王伟忠问郭子乾，你怎么不说话？不说话我这么继续骂？郭子乾吓破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我是好人。

幕后人员跟艺人可以打打骂骂，最难搞的是媒体长官。70 年代台湾还在戒严期，对电视内容的监控很严格。女艺人的旗袍开叉到什么地方，乳房能露多少，都有规定。王伟忠就跟“新闻局”的人打哈哈，这怎么衡量呢？是从乳晕部分开始往外打圆周吗？

孙绍琴跟他说过，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为了让长官注意到自己，王伟忠 24 小时在摄影棚，长官早上上班看到他，晚上值班还看到他。没钱没势的眷村小孩出来闯世界，除了嘴巴甜一点，做事拼一点，没有别的路子。

就这样，他有了独立做节目的机会。

1986 年，台湾解严前夕，王伟忠推出了电视节目《连环泡》。他在节目里用玩偶来恶搞政客，结果节目被禁了，理由是侮辱长官。被禁后王伟忠继续开辟新版块，《每字一说》、《中国小姐》、《中国电视史》，禁一个开一个，“我是真的喜欢新闻讽刺”。

刘易斯说过，“知识分子倾向于培养一种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捣乱分子。”

后来何东采访王伟忠，“一般的男人，全世界意义的，出生贫寒，成年以后总能发现某种纠结或者报复的痕迹，你为什么没有？”

王伟忠谈起小时候剪同学夹克，“我长大会做政治讽刺节目，其实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过伤。这不是恨吗，这不是纠结吗？”

《卡门在台湾》里，眷村人阿宝说，“外省第二代在台湾能搞出什么名堂？要想出头，不是向老头子的威权靠拢，就是向土财主的金权投降。”

底层外省人孩子，不像本地孩子有家有地，也不像高官子女有权力可以依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读书、去台北，憋着一股怨恨，宣泄般地奋斗。

靠着这股恨，王伟忠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以显父母”。

1949 年跟着老蒋跑到台湾后，当时很多人以为一两年就要回到大陆老家，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

建国二村有个人，王伟忠叫她杨妈妈。杨妈妈从来没买过床，就为了早上起来能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杨妈妈十年之后才架床，一边架床一边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1988 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母亲第一时间回北京去了。王伟忠后来凑了点钱，借拍纪录片的职务之便，搞了一艘“探亲号”，也带着一群老兵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探亲号”快要进上海港的时候，同船的一个老兵拼命冲岸边的人挥手，说“那个是我妹妹”。

王伟忠不信，船跟岸距离那么远，人又多，老兵离开大陆时，妹妹还是个婴儿，他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于是王伟忠扛着摄像机先跑下船去问，一问果然是。而且那个女人一叫哥哥，老兵腿一软差点摔倒。

老兵对亲人腿软，王伟忠对解放军腿软。船停靠上海时，两个解放军上来登记。王伟忠一看到解放军就浑身冒冷汗，“共产党来了”。

到了北京后，王伟忠拿着地址，一路找到姥姥家，一进门，看到炕上的姥姥，腿又是一软，剩下那十几米的距离一步一步爬了过去。

回京探亲几年之后，王伟忠父亲就去世了。

又过了几年，台湾市政改造，眷村开始逐步拆除，一段历史正式终结。

读大学时，最恨眷村的那段日子里，王伟忠跟母亲发过誓：一定要在台北买自己的房子，在台北扎根。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打拼，终于在和平东路买了套房子，眷村却没了。

这个时候王伟忠回头看自己的眷村岁月，“突然发现如果没有眷村，就没有现在的我”。

于是 2004 年春节，嘉义建国二村拆除之前的那个农历新年，王伟忠请整个建国二村的人吃了最后一顿饭。吃到最后，大家唱民歌“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唱军歌，为了补贴家用而到台中当小姐的眷村大姐唱起下海时学会的英文歌。

2006 年，王伟忠开始想要记录眷村，他找到赖声川，说想要做个以眷村为主题的话剧。赖声川很忙，王伟忠没事就找赖声川讲他知道的眷村故事，一讲就是两年，一共讲了一百个。两年后，《宝岛一村》在台北正式首演。

赖声川跟王伟忠都是外省人，但赖声川的父亲是外交官，他从小在接受美国教育。外交官的儿子到了国外也得勤工俭学，在美国读书时，赖声川在一家中餐厅打工，同事有香港来的、大陆偷渡来的、有红卫兵，也有美国当地白人。

赖声川总是被欺负的那个，人称过江龙。那段时间让赖声川第一次意识到了阶层和政治派系的残酷，“你要向哪边靠拢，才能生存”。

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也曾在王伟忠身上出现过，“在大陆，有人叫我们台巴子，而到了台湾，我又成了外省人”。

很多外省孩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法和自己的出身达成和解，放不下。朱天心后来成了“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她说过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来得很早，从小被佣人带着串门的时候就被人消遣地问“你是哪里人”。

李国修大师也是外省二代，年轻时口无遮拦，骂国民党，骂民进党。但到了 2003 年，他说自己慢慢找到了创作的核心，原来自己的创作使命不是社会、政治那些大而无当的议题，“而是那一个个在我身边发生的生命故事”。

在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面前，你是台巴子还是外省人，你是眷村的还是本地的，你是飞行员的孩子还是士官长的孩子，都不那么重要了。

《宝岛一村》里的眷村村口有棵大榕树。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在北美生活了很多年的古巴移民观众告诉赖声川，在古巴有 1 万棵这样的大榕树。六七年前，大量古巴移民迁徙到美国的迈阿密，成了美国人。但在他们跟后代的心中，惦记的还是家乡的大榕树。

所以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它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奋斗史。”

2010 年农历春节，《宝岛一村》来大陆演出，临行前，王伟忠特地告诉母亲孙绍琴，《宝岛一村》要去北京演出了。76 岁的孙绍琴只是笑了笑，说“真是的”。王伟忠感叹，“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如今王伟忠的人生也走过了六十年时光。

他不再像年轻时，热衷做政治讽刺，热衷喜剧。他现在忙着拍眷村纪录片，做眷村戏剧，拍眷村电视剧，因为“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有人觉得王伟忠活得还不错，那是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我把眷村文化保留下来，那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

这些事情里，也包括投资眷村餐厅、做眷村口味的炸酱等食物。台湾人常说，“吃饭皇帝大”，意思就是吃饭大过天。

1949 年，孙绍琴跟王志刚从北平离开时，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个紫铜火锅。这个紫铜火锅跟着他们漂洋过海，每年一到腊月，家里就把这个锅拿出来，涮羊肉、酸菜白肉。一口锅用了几十年，村里修锅的师傅也是从北京过来的。

在台湾时，孙绍琴告诉王伟忠，“台湾的羊肉不行，北京的羊不是‘西口羊’就是‘北口羊’，吃长城口外大草原的草长大的，肉就不膻了，还倍儿嫩。”

到了 1988 年，王伟忠陪着母亲回北京探亲，他们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孙绍琴一个劲儿地哭，自言自语：“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

对母亲来说，家的味道是北平的羊肉、炒肝和豆汁。

对王伟忠来说，家的味道是一碗眷村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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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王伟忠考上了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准备离开从小长大的台湾嘉义眷村，到台北读书。

考大学前，王伟忠本想读美术，母亲孙绍琴不同意，“你要饿死我们一家人？”孙绍琴当时喜欢看琼瑶小说，小说里面写记者这个工作不错，就让儿子考新闻系去。

现在王伟忠考上了，但孙绍琴还是不开心，说是嫌私立大学学费太高。最后还是父亲王志刚拍板，“让他去吧，他能考上大学已经不错了”。当时大学录取率是 10％，考上大学家里都要放鞭炮庆祝的。

家里给王伟忠拿了两万块新台币，“就这么多，读完了就是你的，读不完就算了”。

儿子出远门之前，孙绍琴在厨房闷头炒炸酱。王伟忠说，妈，要不我不去了。孙绍琴一边炒，一边摆手，“去吧去吧”。

那两罐炸酱最后做得很咸，说是这样不容易坏。

对于孙绍琴来说，炸酱是北平的味道。王伟忠父亲王志刚是个国民党老兵，1949 年把 16 岁的孙绍琴带到了台湾，没想 40 年里都没机会回北平。那四十年里，几十万眷村荣民，只能靠食物记住家乡。

所以孙绍琴其实一直想让儿子当兵，当了兵有机会回大陆；可惜 18 岁的王伟忠，只想投身到北市的霓虹夜色里，逃一样地去了台北。也幸亏他去了，后来才有了《康熙来了》，有了《光阴的故事》，有了《宝岛一村》。

但家的味道是忘不掉的。今天你去问前不久刚刚过了 60 岁生日的王伟忠，人生中最早有记忆的画面是什么，他会告诉你，那是他三四岁的时候，坐在一个叔叔的肩上，穿过眷村里一个热闹丰盛的菜市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口音，不同地方的食物，都在交织。

王伟忠考上大学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老蒋去世了。

那年 4 月 5 日一大清早，王伟忠起来后就觉得家里不对劲，母亲坐在床头哭，边哭边喊，“回不去了”。

当年跟着蒋介石从大陆跑到台湾的 120 万人里，有 60 万是军人。为了安置这批人，国民党搭建了眷村，专门供军人跟军属居住。王志刚跟孙绍琴一家就住在嘉义县建国二村。

那时候老蒋的承诺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五年成功。没想到一百多万人在台湾一待就是四十年，甚至一辈子。

王志刚和孙绍琴到台湾的第八年，王伟忠出生。和父母辈不同，王伟忠这代人跟大陆唯一的联系，是小时候写作文，文章的最后一段都要写，“明年我们会把国旗插回南京紫金山头”。哪怕你写的是根本是个家里小狗长大的故事，也要加上这么一句。

多年后王伟忠在自己的书里写到，“眷村说白了是个大人的难民营，孩子的乐园”。

当时国民党没钱，眷村里家家户户自力更生。王伟忠家斜对门住着一个阿伯，姓房。房阿伯从军中退伍后，改行卖咸鱼。

王伟忠从小闻咸鱼臭长大，吃饭的时候经常有白白的蛆从天而降，落到饭桌上。一看，是隔壁房阿伯晒的咸鱼长蛆，爬到了家里来。

直到房家老大长大成人娶媳妇了，家里还是做咸鱼生意。但娶媳妇那天不能太臭，房家就拿明星花露水满屋满巷到处洒，咸鱼臭加花露水，让王伟忠好几天吃不下饭。

王伟忠小时候吃最多的是黄豆，因为黄豆由美军配给，家家户户都有。有一段时间，上课时整个教室都很臭——大家吃了黄豆就放黄豆屁。

除了黄豆，美军还援助面粉。面粉吃完后，面粉袋可以改造成衣服裤子穿。袋子上一般印着净重 XX 公斤，每天同学见面打招呼第一句是，“你今天几公斤？”

可恨的是，有的同学不用穿美援的面粉袋，可以穿美军夹克。

王伟忠读的空军子弟小学，一共分忠、孝、仁三个班，忠班是飞行员子弟读的，孝班是些地勤高级官员子弟读的。王伟忠所在的班级是仁班，是士官长子弟，也就是普通士兵子弟读的。

仁班上有个同学，纯粹是因为入学晚才上了仁班。他父亲是国民党空军联队长，全家吃的是美军饷，跟靠美军援助才能吃饱饭的王伟忠玩不到一起。那个同学就有一件美军夹克，夹克上有一条条的流苏。

王伟忠有次趁着上课，用剪刀一刀一刀地把人家的衣服给剪了。

这不是王伟忠第一次感受到三六九等。眷村分房子时，王伟忠他爸是普通地勤兵，只能住简易房。简易房是用茅草跟竹子修建的，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飞行员家庭住的是日式独院，王伟忠很羡慕，羡慕得不行了，他就跑人家院里偷摘芒果。

因为穷，王伟忠小时候的娱乐是画画跟电视。“军人子弟嘛，军人子弟穷，就在那边画画”。“那个时候没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现在就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但就是没人看到。”

那时台湾流行一个武侠剧，叫《义侠廖添丁》。王伟忠看了电视剧，就有样学样，拿木板当宝剑。后来 007 流行，他把宝剑改成手枪。“那个时候也是没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一定会说这小王八蛋，长大就是李安。”

可惜没有人看到。对很多眷村小孩来说，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会有人坐下来讨论一下他们的天赋。跟王伟忠一样是“外省人”的杨德昌，后来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借着“小公园帮”的混混头子 honey 说了句话，“和那群眷村的混，不会有什么出息。”

要想有出息，只能去台北。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主人公小四某种程度上是杨德昌本人的投射，但和王伟忠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外省人，家庭都不宽裕。小四住在和本省人杂居的社群中，他身边就没有比他阶层更低的家庭，他已经是自己周遭环境的最底层。但即便是小四和他外省小伙伴，也瞧不起那些穿白汗衫的眷村孩子们。

王伟忠是底层中的底层。他比小四更有资格恨自己的出身。

但小四的不幸，在于他误入了歧途，最终用最极端的方式宣泄了这股恨意：杀害了喜欢的女孩子小明，自己也被判死刑。而王伟忠的幸运在于，他认清楚了自己的目标：台北。

“我这个人平常皮，但在关键时刻，为了走出眷村，我会拼命。”

在 18 岁之前，王伟忠几乎没离开过眷村。

眷村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封闭的社群，本地人跟外省人隔阂很重。别说小孩了，1950 年，王伟忠的村里有人去世，都没人敢出去买棺材，最后还是王伟忠他爸胆子大，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棺材。

所以当 18 岁的王伟忠揣着两万块新台币，搭夜车从南部嘉义北上，见识到台北的花花世界时，心里想的是：美国也就是这样子了吧。

中国文化大学在台北阳明山上，王伟忠提前一天报道，没宿舍住，只好在学校打地铺。看着山下的夜景，他许了个心愿，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但在实现梦想之前先得要填饱肚子。王伟忠太穷了，别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用法，他一块钱得掰成六块钱用。他自己说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讨厌眷村，恨它的贫穷，让我的日子过得很苦！”

为了赚钱，王伟忠大二就进入华视实习。他的梦想是当战地记者。1937 年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华裔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拍了一张小孩子在废墟上哭泣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了《生活》周刊的封面，影响了全世界。

王伟忠想做第二个王小亭。但那时候没仗可打，而且像他这样的普通眷村小孩，也没机会进电视台编制。70 年代台湾就三个台，华视台视中视，全都有国民党背景，能进去的要么是俊男美女，要么“上头有人”。

做不了新闻，王伟忠就去做节目。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每隔一个小时，所有电视台必须要放两首爱国歌曲。经常是上一秒邓丽君还在唱“甜蜜蜜”，下一秒就是爱国歌曲大联播。

王伟忠想做点不一样的。但他只不过是个眷村出来的穷小子，摄影棚里，所有人背景都比他硬。有次他喊个工人搭个公园的景，结果人家给他搭一个板子，上面画了个公园。王伟忠让演员先出去，关门，拎木棍追着人打。

这事儿后，王伟忠在摄影棚里要什么有什么。后来赵正平在王伟忠手底下做《住左边住右边》，王伟忠要一根扫把，赵正平就要找四五个，现场让王伟忠选。

有次录像，艺人郭子乾 NG 了 38 次，王伟忠破口大骂，“给你三秒钟离开地球”。骂了一会儿，王伟忠问郭子乾，你怎么不说话？不说话我这么继续骂？郭子乾吓破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我是好人。

幕后人员跟艺人可以打打骂骂，最难搞的是媒体长官。70 年代台湾还在戒严期，对电视内容的监控很严格。女艺人的旗袍开叉到什么地方，乳房能露多少，都有规定。王伟忠就跟“新闻局”的人打哈哈，这怎么衡量呢？是从乳晕部分开始往外打圆周吗？

孙绍琴跟他说过，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为了让长官注意到自己，王伟忠 24 小时在摄影棚，长官早上上班看到他，晚上值班还看到他。没钱没势的眷村小孩出来闯世界，除了嘴巴甜一点，做事拼一点，没有别的路子。

就这样，他有了独立做节目的机会。

1986 年，台湾解严前夕，王伟忠推出了电视节目《连环泡》。他在节目里用玩偶来恶搞政客，结果节目被禁了，理由是侮辱长官。被禁后王伟忠继续开辟新版块，《每字一说》、《中国小姐》、《中国电视史》，禁一个开一个，“我是真的喜欢新闻讽刺”。

刘易斯说过，“知识分子倾向于培养一种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捣乱分子。”

后来何东采访王伟忠，“一般的男人，全世界意义的，出生贫寒，成年以后总能发现某种纠结或者报复的痕迹，你为什么没有？”

王伟忠谈起小时候剪同学夹克，“我长大会做政治讽刺节目，其实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过伤。这不是恨吗，这不是纠结吗？”

《卡门在台湾》里，眷村人阿宝说，“外省第二代在台湾能搞出什么名堂？要想出头，不是向老头子的威权靠拢，就是向土财主的金权投降。”

底层外省人孩子，不像本地孩子有家有地，也不像高官子女有权力可以依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读书、去台北，憋着一股怨恨，宣泄般地奋斗。

靠着这股恨，王伟忠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以显父母”。

1949 年跟着老蒋跑到台湾后，当时很多人以为一两年就要回到大陆老家，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

建国二村有个人，王伟忠叫她杨妈妈。杨妈妈从来没买过床，就为了早上起来能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杨妈妈十年之后才架床，一边架床一边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1988 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母亲第一时间回北京去了。王伟忠后来凑了点钱，借拍纪录片的职务之便，搞了一艘“探亲号”，也带着一群老兵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探亲号”快要进上海港的时候，同船的一个老兵拼命冲岸边的人挥手，说“那个是我妹妹”。

王伟忠不信，船跟岸距离那么远，人又多，老兵离开大陆时，妹妹还是个婴儿，他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于是王伟忠扛着摄像机先跑下船去问，一问果然是。而且那个女人一叫哥哥，老兵腿一软差点摔倒。

老兵对亲人腿软，王伟忠对解放军腿软。船停靠上海时，两个解放军上来登记。王伟忠一看到解放军就浑身冒冷汗，“共产党来了”。

到了北京后，王伟忠拿着地址，一路找到姥姥家，一进门，看到炕上的姥姥，腿又是一软，剩下那十几米的距离一步一步爬了过去。

回京探亲几年之后，王伟忠父亲就去世了。

又过了几年，台湾市政改造，眷村开始逐步拆除，一段历史正式终结。

读大学时，最恨眷村的那段日子里，王伟忠跟母亲发过誓：一定要在台北买自己的房子，在台北扎根。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打拼，终于在和平东路买了套房子，眷村却没了。

这个时候王伟忠回头看自己的眷村岁月，“突然发现如果没有眷村，就没有现在的我”。

于是 2004 年春节，嘉义建国二村拆除之前的那个农历新年，王伟忠请整个建国二村的人吃了最后一顿饭。吃到最后，大家唱民歌“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唱军歌，为了补贴家用而到台中当小姐的眷村大姐唱起下海时学会的英文歌。

2006 年，王伟忠开始想要记录眷村，他找到赖声川，说想要做个以眷村为主题的话剧。赖声川很忙，王伟忠没事就找赖声川讲他知道的眷村故事，一讲就是两年，一共讲了一百个。两年后，《宝岛一村》在台北正式首演。

赖声川跟王伟忠都是外省人，但赖声川的父亲是外交官，他从小在接受美国教育。外交官的儿子到了国外也得勤工俭学，在美国读书时，赖声川在一家中餐厅打工，同事有香港来的、大陆偷渡来的、有红卫兵，也有美国当地白人。

赖声川总是被欺负的那个，人称过江龙。那段时间让赖声川第一次意识到了阶层和政治派系的残酷，“你要向哪边靠拢，才能生存”。

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也曾在王伟忠身上出现过，“在大陆，有人叫我们台巴子，而到了台湾，我又成了外省人”。

很多外省孩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法和自己的出身达成和解，放不下。朱天心后来成了“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她说过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来得很早，从小被佣人带着串门的时候就被人消遣地问“你是哪里人”。

李国修大师也是外省二代，年轻时口无遮拦，骂国民党，骂民进党。但到了 2003 年，他说自己慢慢找到了创作的核心，原来自己的创作使命不是社会、政治那些大而无当的议题，“而是那一个个在我身边发生的生命故事”。

在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面前，你是台巴子还是外省人，你是眷村的还是本地的，你是飞行员的孩子还是士官长的孩子，都不那么重要了。

《宝岛一村》里的眷村村口有棵大榕树。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在北美生活了很多年的古巴移民观众告诉赖声川，在古巴有 1 万棵这样的大榕树。六七年前，大量古巴移民迁徙到美国的迈阿密，成了美国人。但在他们跟后代的心中，惦记的还是家乡的大榕树。

所以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它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奋斗史。”

2010 年农历春节，《宝岛一村》来大陆演出，临行前，王伟忠特地告诉母亲孙绍琴，《宝岛一村》要去北京演出了。76 岁的孙绍琴只是笑了笑，说“真是的”。王伟忠感叹，“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如今王伟忠的人生也走过了六十年时光。

他不再像年轻时，热衷做政治讽刺，热衷喜剧。他现在忙着拍眷村纪录片，做眷村戏剧，拍眷村电视剧，因为“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有人觉得王伟忠活得还不错，那是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我把眷村文化保留下来，那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

这些事情里，也包括投资眷村餐厅、做眷村口味的炸酱等食物。台湾人常说，“吃饭皇帝大”，意思就是吃饭大过天。

1949 年，孙绍琴跟王志刚从北平离开时，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个紫铜火锅。这个紫铜火锅跟着他们漂洋过海，每年一到腊月，家里就把这个锅拿出来，涮羊肉、酸菜白肉。一口锅用了几十年，村里修锅的师傅也是从北京过来的。

在台湾时，孙绍琴告诉王伟忠，“台湾的羊肉不行，北京的羊不是‘西口羊’就是‘北口羊’，吃长城口外大草原的草长大的，肉就不膻了，还倍儿嫩。”

到了 1988 年，王伟忠陪着母亲回北京探亲，他们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孙绍琴一个劲儿地哭，自言自语：“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

对母亲来说，家的味道是北平的羊肉、炒肝和豆汁。

对王伟忠来说，家的味道是一碗眷村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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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王伟忠考上了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准备离开从小长大的台湾嘉义眷村，到台北读书。

考大学前，王伟忠本想读美术，母亲孙绍琴不同意，“你要饿死我们一家人？”孙绍琴当时喜欢看琼瑶小说，小说里面写记者这个工作不错，就让儿子考新闻系去。

现在王伟忠考上了，但孙绍琴还是不开心，说是嫌私立大学学费太高。最后还是父亲王志刚拍板，“让他去吧，他能考上大学已经不错了”。当时大学录取率是 10％，考上大学家里都要放鞭炮庆祝的。

家里给王伟忠拿了两万块新台币，“就这么多，读完了就是你的，读不完就算了”。

儿子出远门之前，孙绍琴在厨房闷头炒炸酱。王伟忠说，妈，要不我不去了。孙绍琴一边炒，一边摆手，“去吧去吧”。

那两罐炸酱最后做得很咸，说是这样不容易坏。

对于孙绍琴来说，炸酱是北平的味道。王伟忠父亲王志刚是个国民党老兵，1949 年把 16 岁的孙绍琴带到了台湾，没想 40 年里都没机会回北平。那四十年里，几十万眷村荣民，只能靠食物记住家乡。

所以孙绍琴其实一直想让儿子当兵，当了兵有机会回大陆；可惜 18 岁的王伟忠，只想投身到北市的霓虹夜色里，逃一样地去了台北。也幸亏他去了，后来才有了《康熙来了》，有了《光阴的故事》，有了《宝岛一村》。

但家的味道是忘不掉的。今天你去问前不久刚刚过了 60 岁生日的王伟忠，人生中最早有记忆的画面是什么，他会告诉你，那是他三四岁的时候，坐在一个叔叔的肩上，穿过眷村里一个热闹丰盛的菜市场，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口音，不同地方的食物，都在交织。

王伟忠考上大学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老蒋去世了。

那年 4 月 5 日一大清早，王伟忠起来后就觉得家里不对劲，母亲坐在床头哭，边哭边喊，“回不去了”。

当年跟着蒋介石从大陆跑到台湾的 120 万人里，有 60 万是军人。为了安置这批人，国民党搭建了眷村，专门供军人跟军属居住。王志刚跟孙绍琴一家就住在嘉义县建国二村。

那时候老蒋的承诺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五年成功。没想到一百多万人在台湾一待就是四十年，甚至一辈子。

王志刚和孙绍琴到台湾的第八年，王伟忠出生。和父母辈不同，王伟忠这代人跟大陆唯一的联系，是小时候写作文，文章的最后一段都要写，“明年我们会把国旗插回南京紫金山头”。哪怕你写的是根本是个家里小狗长大的故事，也要加上这么一句。

多年后王伟忠在自己的书里写到，“眷村说白了是个大人的难民营，孩子的乐园”。

当时国民党没钱，眷村里家家户户自力更生。王伟忠家斜对门住着一个阿伯，姓房。房阿伯从军中退伍后，改行卖咸鱼。

王伟忠从小闻咸鱼臭长大，吃饭的时候经常有白白的蛆从天而降，落到饭桌上。一看，是隔壁房阿伯晒的咸鱼长蛆，爬到了家里来。

直到房家老大长大成人娶媳妇了，家里还是做咸鱼生意。但娶媳妇那天不能太臭，房家就拿明星花露水满屋满巷到处洒，咸鱼臭加花露水，让王伟忠好几天吃不下饭。

王伟忠小时候吃最多的是黄豆，因为黄豆由美军配给，家家户户都有。有一段时间，上课时整个教室都很臭——大家吃了黄豆就放黄豆屁。

除了黄豆，美军还援助面粉。面粉吃完后，面粉袋可以改造成衣服裤子穿。袋子上一般印着净重 XX 公斤，每天同学见面打招呼第一句是，“你今天几公斤？”

可恨的是，有的同学不用穿美援的面粉袋，可以穿美军夹克。

王伟忠读的空军子弟小学，一共分忠、孝、仁三个班，忠班是飞行员子弟读的，孝班是些地勤高级官员子弟读的。王伟忠所在的班级是仁班，是士官长子弟，也就是普通士兵子弟读的。

仁班上有个同学，纯粹是因为入学晚才上了仁班。他父亲是国民党空军联队长，全家吃的是美军饷，跟靠美军援助才能吃饱饭的王伟忠玩不到一起。那个同学就有一件美军夹克，夹克上有一条条的流苏。

王伟忠有次趁着上课，用剪刀一刀一刀地把人家的衣服给剪了。

这不是王伟忠第一次感受到三六九等。眷村分房子时，王伟忠他爸是普通地勤兵，只能住简易房。简易房是用茅草跟竹子修建的，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飞行员家庭住的是日式独院，王伟忠很羡慕，羡慕得不行了，他就跑人家院里偷摘芒果。

因为穷，王伟忠小时候的娱乐是画画跟电视。“军人子弟嘛，军人子弟穷，就在那边画画”。“那个时候没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现在就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但就是没人看到。”

那时台湾流行一个武侠剧，叫《义侠廖添丁》。王伟忠看了电视剧，就有样学样，拿木板当宝剑。后来 007 流行，他把宝剑改成手枪。“那个时候也是没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了，一定会说这小王八蛋，长大就是李安。”

可惜没有人看到。对很多眷村小孩来说，一生中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会有人坐下来讨论一下他们的天赋。跟王伟忠一样是“外省人”的杨德昌，后来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时候，借着“小公园帮”的混混头子 honey 说了句话，“和那群眷村的混，不会有什么出息。”

要想有出息，只能去台北。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主人公小四某种程度上是杨德昌本人的投射，但和王伟忠也有不少相似之处：都是外省人，家庭都不宽裕。小四住在和本省人杂居的社群中，他身边就没有比他阶层更低的家庭，他已经是自己周遭环境的最底层。但即便是小四和他外省小伙伴，也瞧不起那些穿白汗衫的眷村孩子们。

王伟忠是底层中的底层。他比小四更有资格恨自己的出身。

但小四的不幸，在于他误入了歧途，最终用最极端的方式宣泄了这股恨意：杀害了喜欢的女孩子小明，自己也被判死刑。而王伟忠的幸运在于，他认清楚了自己的目标：台北。

“我这个人平常皮，但在关键时刻，为了走出眷村，我会拼命。”

在 18 岁之前，王伟忠几乎没离开过眷村。

眷村在当时的台湾是一个封闭的社群，本地人跟外省人隔阂很重。别说小孩了，1950 年，王伟忠的村里有人去世，都没人敢出去买棺材，最后还是王伟忠他爸胆子大，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棺材。

所以当 18 岁的王伟忠揣着两万块新台币，搭夜车从南部嘉义北上，见识到台北的花花世界时，心里想的是：美国也就是这样子了吧。

中国文化大学在台北阳明山上，王伟忠提前一天报道，没宿舍住，只好在学校打地铺。看着山下的夜景，他许了个心愿，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但在实现梦想之前先得要填饱肚子。王伟忠太穷了，别人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用法，他一块钱得掰成六块钱用。他自己说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讨厌眷村，恨它的贫穷，让我的日子过得很苦！”

为了赚钱，王伟忠大二就进入华视实习。他的梦想是当战地记者。1937 年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华裔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拍了一张小孩子在废墟上哭泣的照片，这张照片成了《生活》周刊的封面，影响了全世界。

王伟忠想做第二个王小亭。但那时候没仗可打，而且像他这样的普通眷村小孩，也没机会进电视台编制。70 年代台湾就三个台，华视台视中视，全都有国民党背景，能进去的要么是俊男美女，要么“上头有人”。

做不了新闻，王伟忠就去做节目。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每隔一个小时，所有电视台必须要放两首爱国歌曲。经常是上一秒邓丽君还在唱“甜蜜蜜”，下一秒就是爱国歌曲大联播。

王伟忠想做点不一样的。但他只不过是个眷村出来的穷小子，摄影棚里，所有人背景都比他硬。有次他喊个工人搭个公园的景，结果人家给他搭一个板子，上面画了个公园。王伟忠让演员先出去，关门，拎木棍追着人打。

这事儿后，王伟忠在摄影棚里要什么有什么。后来赵正平在王伟忠手底下做《住左边住右边》，王伟忠要一根扫把，赵正平就要找四五个，现场让王伟忠选。

有次录像，艺人郭子乾 NG 了 38 次，王伟忠破口大骂，“给你三秒钟离开地球”。骂了一会儿，王伟忠问郭子乾，你怎么不说话？不说话我这么继续骂？郭子乾吓破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我是好人。

幕后人员跟艺人可以打打骂骂，最难搞的是媒体长官。70 年代台湾还在戒严期，对电视内容的监控很严格。女艺人的旗袍开叉到什么地方，乳房能露多少，都有规定。王伟忠就跟“新闻局”的人打哈哈，这怎么衡量呢？是从乳晕部分开始往外打圆周吗？

孙绍琴跟他说过，碰到长官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为了让长官注意到自己，王伟忠 24 小时在摄影棚，长官早上上班看到他，晚上值班还看到他。没钱没势的眷村小孩出来闯世界，除了嘴巴甜一点，做事拼一点，没有别的路子。

就这样，他有了独立做节目的机会。

1986 年，台湾解严前夕，王伟忠推出了电视节目《连环泡》。他在节目里用玩偶来恶搞政客，结果节目被禁了，理由是侮辱长官。被禁后王伟忠继续开辟新版块，《每字一说》、《中国小姐》、《中国电视史》，禁一个开一个，“我是真的喜欢新闻讽刺”。

刘易斯说过，“知识分子倾向于培养一种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捣乱分子。”

后来何东采访王伟忠，“一般的男人，全世界意义的，出生贫寒，成年以后总能发现某种纠结或者报复的痕迹，你为什么没有？”

王伟忠谈起小时候剪同学夹克，“我长大会做政治讽刺节目，其实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受过伤。这不是恨吗，这不是纠结吗？”

《卡门在台湾》里，眷村人阿宝说，“外省第二代在台湾能搞出什么名堂？要想出头，不是向老头子的威权靠拢，就是向土财主的金权投降。”

底层外省人孩子，不像本地孩子有家有地，也不像高官子女有权力可以依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只有一条光明的出路，读书、去台北，憋着一股怨恨，宣泄般地奋斗。

靠着这股恨，王伟忠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以显父母”。

1949 年跟着老蒋跑到台湾后，当时很多人以为一两年就要回到大陆老家，连家具都买藤制的。因为最便宜，不要了可以扔掉。

建国二村有个人，王伟忠叫她杨妈妈。杨妈妈从来没买过床，就为了早上起来能把棉被捆好，随时准备走。杨妈妈十年之后才架床，一边架床一边哭，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1988 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母亲第一时间回北京去了。王伟忠后来凑了点钱，借拍纪录片的职务之便，搞了一艘“探亲号”，也带着一群老兵从台湾回大陆探亲。“探亲号”快要进上海港的时候，同船的一个老兵拼命冲岸边的人挥手，说“那个是我妹妹”。

王伟忠不信，船跟岸距离那么远，人又多，老兵离开大陆时，妹妹还是个婴儿，他怎么可能认得出来。于是王伟忠扛着摄像机先跑下船去问，一问果然是。而且那个女人一叫哥哥，老兵腿一软差点摔倒。

老兵对亲人腿软，王伟忠对解放军腿软。船停靠上海时，两个解放军上来登记。王伟忠一看到解放军就浑身冒冷汗，“共产党来了”。

到了北京后，王伟忠拿着地址，一路找到姥姥家，一进门，看到炕上的姥姥，腿又是一软，剩下那十几米的距离一步一步爬了过去。

回京探亲几年之后，王伟忠父亲就去世了。

又过了几年，台湾市政改造，眷村开始逐步拆除，一段历史正式终结。

读大学时，最恨眷村的那段日子里，王伟忠跟母亲发过誓：一定要在台北买自己的房子，在台北扎根。毕业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打拼，终于在和平东路买了套房子，眷村却没了。

这个时候王伟忠回头看自己的眷村岁月，“突然发现如果没有眷村，就没有现在的我”。

于是 2004 年春节，嘉义建国二村拆除之前的那个农历新年，王伟忠请整个建国二村的人吃了最后一顿饭。吃到最后，大家唱民歌“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唱军歌，为了补贴家用而到台中当小姐的眷村大姐唱起下海时学会的英文歌。

2006 年，王伟忠开始想要记录眷村，他找到赖声川，说想要做个以眷村为主题的话剧。赖声川很忙，王伟忠没事就找赖声川讲他知道的眷村故事，一讲就是两年，一共讲了一百个。两年后，《宝岛一村》在台北正式首演。

赖声川跟王伟忠都是外省人，但赖声川的父亲是外交官，他从小在接受美国教育。外交官的儿子到了国外也得勤工俭学，在美国读书时，赖声川在一家中餐厅打工，同事有香港来的、大陆偷渡来的、有红卫兵，也有美国当地白人。

赖声川总是被欺负的那个，人称过江龙。那段时间让赖声川第一次意识到了阶层和政治派系的残酷，“你要向哪边靠拢，才能生存”。

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也曾在王伟忠身上出现过，“在大陆，有人叫我们台巴子，而到了台湾，我又成了外省人”。

很多外省孩子，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法和自己的出身达成和解，放不下。朱天心后来成了“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她说过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来得很早，从小被佣人带着串门的时候就被人消遣地问“你是哪里人”。

李国修大师也是外省二代，年轻时口无遮拦，骂国民党，骂民进党。但到了 2003 年，他说自己慢慢找到了创作的核心，原来自己的创作使命不是社会、政治那些大而无当的议题，“而是那一个个在我身边发生的生命故事”。

在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面前，你是台巴子还是外省人，你是眷村的还是本地的，你是飞行员的孩子还是士官长的孩子，都不那么重要了。

《宝岛一村》里的眷村村口有棵大榕树。一次演出结束后，一位在北美生活了很多年的古巴移民观众告诉赖声川，在古巴有 1 万棵这样的大榕树。六七年前，大量古巴移民迁徙到美国的迈阿密，成了美国人。但在他们跟后代的心中，惦记的还是家乡的大榕树。

所以赖声川说，“《宝岛一村》无关蓝绿阵营，无关政治，无关党派。它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奋斗史。”

2010 年农历春节，《宝岛一村》来大陆演出，临行前，王伟忠特地告诉母亲孙绍琴，《宝岛一村》要去北京演出了。76 岁的孙绍琴只是笑了笑，说“真是的”。王伟忠感叹，“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如今王伟忠的人生也走过了六十年时光。

他不再像年轻时，热衷做政治讽刺，热衷喜剧。他现在忙着拍眷村纪录片，做眷村戏剧，拍眷村电视剧，因为“眷村是我的娘胎，如果有人觉得王伟忠活得还不错，那是眷村滋养了我的灵魂，我把眷村文化保留下来，那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

这些事情里，也包括投资眷村餐厅、做眷村口味的炸酱等食物。台湾人常说，“吃饭皇帝大”，意思就是吃饭大过天。

1949 年，孙绍琴跟王志刚从北平离开时，什么也没带，就带了一个紫铜火锅。这个紫铜火锅跟着他们漂洋过海，每年一到腊月，家里就把这个锅拿出来，涮羊肉、酸菜白肉。一口锅用了几十年，村里修锅的师傅也是从北京过来的。

在台湾时，孙绍琴告诉王伟忠，“台湾的羊肉不行，北京的羊不是‘西口羊’就是‘北口羊’，吃长城口外大草原的草长大的，肉就不膻了，还倍儿嫩。”

到了 1988 年，王伟忠陪着母亲回北京探亲，他们去前门，去大栅栏，吃炒肝，切糕，喝豆汁。孙绍琴一个劲儿地哭，自言自语：“怎么什么味道都跟当年不一样了？”

对母亲来说，家的味道是北平的羊肉、炒肝和豆汁。

对王伟忠来说，家的味道是一碗眷村炸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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