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三阳不知道是哪来的,结婚后发现老婆是炮王的、还生了小孩已有三岁了。怕人排斥所以不敢上医院。怎么办,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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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肝功能不正常准备结婚
状态:就诊前
希望提供的帮助:
希望医生能够帮我看一下,像我目前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治疗; 另外,以我目前的病毒量以及转氨酶指标,是不是再不久,就有可能需要抗病毒治疗,我个人对抗病毒治疗比较陌生,在心理上是有点排斥的,网上查找了一些资料,说抗病毒治疗一旦开始后期不好随便停药,病情易反弹多变,甚至可能会产生耐药,不良反应等多方面问题。想请问杨医生对于我这方面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最后想问一下医生,像我目前的病情状况,在肝病中属于哪一阶段,是否严重,有人说肝病三部曲,很多最后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应该如何面对。今年准备结婚,女友查过有抗体,最近打算再复查看是否需要加强抗体,对于我这样尚处在结婚以及今后可能要小孩的年龄阶段,该做怎样的一个治疗计划,中医治疗肝炎您是怎么看的!
所就诊医院科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消化内科
用药情况:
药物名称:水飞蓟宾胶囊、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
服用说明:水飞每次3片,每日3次。 甘草每次2粒,每日3次
1月份当时检查转氨酶为65,病毒量为5.0 乘 10的7次方。
5月19号 检查了转氨酶为72, DNA病毒量为 4.06 乘 10的7次方
检查资料:
估计乙肝病毒并不是老老实实在你的体内和平共处,而是造成不太重的炎症。目前抗病毒不必要,抑制炎症的治疗是合适的。建议你也检测一下肝脏的弹性,我们医院和中山医院都有仪器(FibroScan),如多少有些肝纤维化,还是需要及时治疗的。也建议你加强抗乙肝病毒知识的学习,将来总是绕不过去的。你结婚生育是没有问题的。
徐列明大夫通知出停诊:从2018年3月起,本人每周五上午曙光西院的专家门诊取消。
大夫郑重提醒:因不能面诊患者,无法全面了解病情,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疗请一定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疾病名称:多年乙型肝炎携带&&
病情描述:女,41岁。
张医生你好,之前找您看过病,吃过抗病毒药一个月停了,病毒数量上升,建议吃虎驹胶囊,但是当时可能要备孕就没吃,现在想请您开药吃起来请医生开处方。
投诉类型:
投诉说明:(200个汉字以内)
徐列明大夫的信息
各种慢性肝病、脂肪肝、肝硬化和肝脏肿瘤
徐列明,男,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上海市名中医,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硬化科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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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肝病科可通话专家
江苏省中医院
肝病中心(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
北京佑安医院
中西医肝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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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医院我是乙肝大三阳_乙肝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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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乙肝大三阳收藏
18岁查出乙肝大三阳
看过病 吃过药。发了2W块
没什么转。后来就放弃了,从此以后自暴自弃。带了一张伪装的面具,我怕人知道我有乙肝。。我跟他们笑 我跟他们乐。我不敢谈恋爱。因为我有乙肝大三阳,哪怕恋爱成功了,我的心理也会发生矛盾,我有病
我不配, 我没有钱的老爸,没有多好的成就,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算什么
,我不配,于是 好几次恋爱,就这样被我的心理压力 变没了,我很怕打乙肝这几个字,我怕人看见,我怕被人发现,可是今天我又想起,我不小了,要有事业,要有家庭,但是这一切好迷茫,打开电脑
输入乙肝 找到这个贴吧,打下这么多字,我该怎么办。90后 伤不起啊。。。哥哥姐姐 们 指条明路啊。。。。。。。。。
怕毛线,勇敢面对,你18岁才查出来,我从小就知道,你比我少知道12年,呵呵,大婶过的跟正常人毫无区别,思想上轻视,行为上重视。没事多看看科普帖子,打消自己无谓的恐慌。
一定要坚持锻炼身体。注意休息不熬夜。。饮食有规律。。尽量转成小的。。希望很大的。。
会有不在乎这个事情的人好好珍惜你,爱护你的,它并不可怕,只是被人们隔离的太远,曾经那么多人有,现在只是因为有疫苗和抗体,不然,有乙肝的就可能是大多数了,所以我们只是和他们有那么一点点区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死幸福,依然可以爱和被爱,别害怕,一切会好的
逆袭的命运
我三岁就查出乙肝,九岁变成大三阳,现在病情稳定,还是大三阳,你18岁才查出来怕个锤子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是大三阳患者,正在上大学,同样有你的遭遇。不能享受同龄人在大学拥有的好多权利,也是不敢谈恋爱。经常很烦恼,有时只能玩游戏来忘掉烦恼
乙肝就那么可怕嘛?!我对它连来电的感觉都没有!它可是我的宝贝里这叫我这个在娘胎里就感染后横空出世的先天性大三情何以堪
才十八岁,吃什么药,别瞎整,先认清楚乙肝再说,大三阳,75%的人会慢慢的变成小三阳,变成小三阳十多年后,病就会自愈,永远不会得乙肝,别在那里瞎治疗,大三阳肝功能正常就不用治疗,你五年后六年后自然会转阴,没半年去检查一次肝功能就可以了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我94的 也是乙肝大三阳 我们一起奋斗
降服其身,不能降服其心,健康的生命也不过百年光景,心量放开就能获得人生真谛。
我也是18岁查出来的,现在32岁了,以前还喝酒,熬夜经常,大学曾经一个星期在网吧通宵传奇,现在上三班倒的班,不喝酒了,夜班下班休息好,半年体检一次都是小三阳携带,肝功正常,病毒阴,怕什么啊
别怕,正常对待,心态放好
调整好作息规律 不要捱夜 喝酒抽烟 注意半年或一年检查一次 没什么事的 还是和正常人一样神奇的小尾巴--来自助手版贴吧客户端
看来我两情况一样,有空多交流
楼主呀楼主,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别这样自暴自弃行不行呀?我一个娘们多看不惯你这种悲观的情绪,活多久有那么重要吗?看看你现在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弱弱的问下:给你活一百年又如何?要姐说,乙肝算个屁,堂堂一个七尺男儿,怎能轻易低头?别怪姐的语言严肃,我只想敲醒一下你,没有恶意滴!加油哦!
我06年知道的,楼主加油
已有十年,一起努力
我也是90后,也不敢谈恋爱,现在是恋爱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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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吃瓜的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一个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我国的发展壮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与其进行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就是自陷困境、自毁长城。   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走封闭僵化老路或改旗易帜邪路的社会主义,而是锐意改革、着力发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客观要求,这是其时代特色。30年来,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华大地面貌焕然一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确保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而不能搞“三权分立”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发展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脱离本国实际,脱离国情,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盲目照搬别国模式,不但实现不了人民发展民主的愿望,反而会给人民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损失甚至灾难。我们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要认清资产阶级民主固有的弊端和虚伪性,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切不可照搬照抄外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政党是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动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采用适合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的优越性。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这一基本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而绝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  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纯而又纯&的公有制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要求和特点,也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和特点。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被否定了,搞了私有化,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存在了,我们也就丧失了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础。当然,我国不搞私有化,应以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作用和绩效为前提,以搞好搞活公有制经济为前提,也就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让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  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而不能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在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新的更加错综复杂的环境面前,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坚决走充满生机活力的新路,决不走实践证明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那种改旗易帜、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惟有坚持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始终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我们才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船乘风破浪,驶向更加光辉的未来。在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全党要坚定不移,全国人民也要坚定不移。
所谓理论,是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它既不是人脑所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理论不是人的主观意志的反映,而是客观世界规律的反映.   如果我们按照个人的意志来指导实践,而个人的意志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可靠的,那么这种个人意志就反映了客观规律.按这种个人意志办事,也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了.如果个人意志只是他的主观愿望,不符合实际情况,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那么我们就应当及早发现、及时更正.因为违反了客观规律将会带来不良后果.  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实践应完全按照实践者的兴趣和动机来选择,事事都要从具体的实践当中去学习,获得直接经验.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类的知识固然来源于直接经验,但是,如果每代人事事都要自己动手,获得直接经验,那么人类的文化就会停滞不前,不能发展.人类正因为能传递间接经验,才有了今天繁荣的文化.如:现代学校课程教材中的知识都是人类几千年来积累的间接经验.如果都要学生去直接体验一番,那是他们一生也办不到的.     因此坚持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是正确的实践观和方法论.但坚持理论不是墨守理论。   一般来讲,理论总是滞后于实践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经常证明这一点。但是,理论是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在相应的时间和范围内具有总结和指导实践的作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却是随着时间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断进行探索的。因此,理论特别是在人类实践的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时会显现出与实践不符的现象。这恰恰说明了理论具有自我完善的特性,因为人们会根据新的实践情况修正理论,扩大理论的适应范围。    个人的见识是有限的,人类的见识是无限的。如何将有限的个人见识发展为无限的人类见识呢?坚持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
宪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权力的阶级所制定,用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权,是这一阶级的胜利成果。从宪法的阶级实质来看,现代宪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即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 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较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3个国家也最早出现了资产阶级宪法。它们的政治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而阶级本质一样,都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上,都以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为神圣职责;在政治上都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确认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尽管个别条文有所差异,但都是资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也需要用宪法来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但它们的阶级本质一样。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发展生产力和保护公共财产为首要任务;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都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同一类型的不同国家的宪法不尽相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宪法也有变化。除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历史特点等因素外,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变化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 。资产阶级宪法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宪法体现社会主义民主。 资产阶级宪法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立宪政体”、“立宪政治”、“宪政”,都是以代议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别名。资产阶级宪法正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实现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等价交换。这种生产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其宪法上规定的,则是人民主权、权力划分(见三权分立制度)、尊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资产阶级宪法上规定的民主制度,都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它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把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作为它的首要任务。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为了欺骗无产阶级,他们讳言专政,在宪法里不作明文规定。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同样需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定宪法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宪法是作为法律手段来巩固和发展这一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宪法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对剥削者的专政和在劳动人民内部的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制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制?但社会主义民主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宪法也就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把适合中国国情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法律化,其根本任务就是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本质上同普通法律一致?但因为它是根本法,又与普通法律有所不同,具有其特殊属性,表现在下列4个方面。 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 有的国家因此就把宪法称为根本法或基本法。宪法除规定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外,还规定国家政权机关组织和确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宪法就成为立法机关进行日常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因而宪法又被称为“母法”、“最高法”,普通法律则被称为“子法”。但是宪法也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国家根本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地位高于普通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 ,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抵触的法律无效。
一、思辨的、直观的和科学的实践观 把实践纳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在马克思以前,康德、费希特,以至青年黑格尔派的契希考夫斯基、赫斯等,都已这样做了。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讲的并不是一回事。说到底,他们都在精神范围建构实践,把实践归结为意志的活动。这种唯心主义实践观,已为大家所熟知。但是,还有一种实践观,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却似乎也很难归入唯心主义实践观一类。比如费尔巴哈,他把实践理解为纯功利的行为,是琐碎的生活和利己活动,其典型形式,就是“卑污的犹太人的赚钱活动”。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实际上是一种直观的实践观。他把当下的实践形式,即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视为实践的总体。因此,他认为实践在本质上是排斥理论的。为了维护理论的权威,更为了其人道主义理想,费尔巴哈断然把实践排除在哲学的视野之外。他的这种理论失误,人们通常只将其归结为对实践的偏见,即对实践作了价值上的否定判断;而对他的直观的实践观本身则并不注意。这样,当此种实践观改换面目出现时,就甚至可能会大受欢迎。 大多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是实证论的,其对实践的见解也就必然是直观而偏狭的。他们的一切经济分析都是以现实的实践,即工业、市场和商品交换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似乎有权责备马克思的实践过于抽象,因为后者把超越这一前提作为自己哲学的立足点,亦即“ 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这样,马克思好像陷入了夹缝中:对于抽象的实践观来说,他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观;而对于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来说,他似乎又成了“抽象的”实践观。如果说上述分析还只具学理意义的话,那么当人们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直观的实践观的区别,并因而用直观实践观指导当前实践时,重申两者的区别就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概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观内含着对于理论的渴求,因而是自觉的,以一定社会目标为方向的;内含着现实普遍利益即人民大众利益的价值导向,因而是革命的,批判的;内含着把个人有限生命溶入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并从中获得生命意义的人生导向,因而是积极的、向上的。相反,直观的经验的实践观,由于把实践视为自发的、利己的、个体的,因而其实践从根本上是排斥理论的,是个人利益和纯粹自我的领地。 由此而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从直观的实践观出发,社会活动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发活动。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为实现个人利益而进入社会。正是在自发的个人利益的尖锐冲突中,人们逐渐地摸索出日渐完善的行政、法、道德等社会规范,其作用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由竞争,其目的在于实现个人利益。因此,所谓“社会”不过是“抽象的游戏规则”的同义语。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法、历史进步以及社会公正的基本分析。用哈耶克的话说,这是一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其中所体现的人类理性不是以建构某种特定的社会目标为特征的所谓“构成论理性主义”,而是在自发活动中不断纠错的所谓“进化论理性主义”。应该说,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这是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努力,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就在于要打破这一迷信。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种选择,即立足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社会整体利益),通过较为自觉的利益协调,减少社会冲突,加速社会发展,从而不仅使落后的民族能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而且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代中国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初步将这一选择变成了现实,而我们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的也在于沿着这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人类实践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实践 以“现实的普遍利益”为立足点,这决不是思辨的虚构。大家知道,马克思曾追随费尔巴哈,用抽象的“类本质”否定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之辩护的实践形式,将其称之为“异化的活动”。但是,当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无力时,他转向了实践的观点。他摒弃了费尔巴哈强加在现实实践活动上的偏见,不再把工业及世界市场看作“非人的活动”,而是看作有着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形式;他同时也克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套在市场经济上的光环,不把它当作人类唯一的实践形式,而只看作具体的历史实践形式之一。马克思之所以能采取这一独特而又科学的态度,关键在于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实践形式。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都把能够超越个人狭隘性的力量归结为理性。只是前者为避免使理性成为纯粹的精神现象,又往往对其冠之以“普遍利益”的称谓。然而,普遍利益如果没有从“市民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方式,它就始终只是一种思想原则和信念。但是,如果仅立足于经验或直观,又确实很难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马克思依赖下述发现,才奠立了普遍利益的现实根据:其一,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表明,任何一个试图领导革命的阶级,其阶级利益必然这样那样地和人类的普遍利益相吻合。马克思写道,充当解放者角色的“这个阶级和整个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64页) 其二,无产阶级能够持久地代表人类的普遍利益,因而是唯一能够冲破资本主义狭隘个人关系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这点的全部论证归结到一点,就在于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说其是“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是不断壮大的经济地位相同的现实社会力量;说其是“非市民社会阶级”,乃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受特定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束缚)的阶级,毋宁说,它的形成本身就意味着阶级的消亡趋势和现存社会的解体。马克思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被剥削阶级。这不仅因为它是首次掌握了文化和教育手段(这是资产阶级所被迫赋予的)的劳动阶级,还因为它是真正掌握了自我批评武器的革命阶级,所以它能最终摆脱雇佣劳动关系的束缚,站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可见,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自觉地把自己看作人,因而才能避免被“神化”的命运。马克思并没有将无产阶级神化。 如果说,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他的独特贡献仅在于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历史暂时性以及阶级消灭的现实道路,指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么,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把实践引入哲学并使之成为核心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无产阶级实践这一崭新的社会实践形式,从而揭示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和普遍性双重品格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毫无疑义,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有自发的、盲目的,也有   自觉的、高度组织化的;有生产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也有政治的、军事的,以至科学教育的;有个人的、小团体的、地域性的,也有阶级的、民族的,乃至全民全球性的。但是,从趋势上、从当今时代发展的高度上看,自觉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用马克思的话说,即“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可以不再听凭个人利益的盲目争斗而自发地形成一些规范、规则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可以依靠社会的自觉力量,通盘协调各种利益,努力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到人民较为满意。无产阶级实践的巨大力量,首先在于它能造就越来越多目光远大,富于牺牲精神并富有个性的新人,从而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奠立基础。 这样,把握马克思的实践观就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直接现实性。凡可称之为实践的,一定是对独立的对象性存在进行有效改造的活动,因而同一切唯心的实践观相区别。因此,尽管实践的范围极其宽泛,每一种实践形式都有其存在的根据,而根本制约它们的,不是意志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条件。其二是普遍性。实践决不像人们所直观的那样凌乱,那样狭隘,事实上,它是人类进步趋势的坚实基础,具有普遍性统一性的品格。生产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人类交往的扩大,不断地表明了这一趋势。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趋势被掩盖在盲目性、自发性和偶然性中,但实践的普遍性品格还是倔强地日益显露出来。努力揭示人类实践的大趋势,自觉地将个别实践提升到人类实践的高度,求得人自身更健康的发展,正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刻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发轫。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使得马克思的实践观真正做到了科学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的统一。而割裂这两个基本点,必然把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思辨化,就是实证化。 历史不断地提供了这两种极端的例证,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最为典型的当数伯恩施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伯恩施坦的实践观说到底是实证的实践观,因而他把实践归结为个人的经验积累,把实践过程归结为个人根据经验事实进行摸索的过程。这样,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在他那里就成了个人的唯一实在性,并因而成了否定包括阶级实践在内的群众实践形式的王牌;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也就成了从根本上排斥理论,崇拜自发性的借口;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则更成了否定革命飞跃,美化进化改良的根据。从崇拜自发性、个体性实践,到根本排斥和背叛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伯恩施坦给我们敲响的警钟。应当看到,辩证法和实践是根本一致的,排斥辩证法和理论思维就是排斥实践精神。所谓从政治上看问题,表现在实践观上,就是要善于把握实践的总体。崇拜自发实践的人,不可能成为战略家。 发端于青年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从实践观上看,它的最大失误在于割裂实践的革命批判本性和直接现实性,将个体经验的“客观性”视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原则,视为工人阶级缺乏革命积极性的根源。它在正确地看到停留于日常经验中的人们(包括工人)无法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控制的同时,却把日常生活这一最大量、最普遍的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它势必夸大实践的自觉性、变革性和独创性方面,并进而夸大理论以至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从强调“无产阶级实践”经由“阶级意识”而向理论中心主义和思辨哲学复归,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悲剧。连卢卡奇自己在晚年也承认,其早期(《历史和阶级意识》时)的实践观,其实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应当看到,实践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感性活动,直接现实性是其基本品格。排斥经验和日常生产生活就是脱离群众,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实践精神了。依靠群众,尊重他们的实际经验并从中获取营养,这是实践精神的基本要求。 总之,只有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才能对现实保持革命的批判的态度,才能给分散的、琐碎的日常生活实践注入凝聚力,才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但是,这并不等于把这一实践看作唯一的实践形式,更不等于把实践作泛政治化的解释。事实上,生产生活总是各种实践形式最深厚的基础,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的。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走向21世纪 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身就是科学性和革命性、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完整的把握,在我们今天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践第一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于本本主义的警惕,然而无论何种形态的错误思潮,都可能主要通过实践观形式表现出来。突出实践已经成为现今我国各种实际上很不相同观点的共同点,实践观已经成为当前思想斗争的一个焦点。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直观的、实证的实践观有蔓延的趋势。 崇拜自发的、个体的实践,缺乏激情和理想,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病”。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逐渐支配了西方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表面上看,现代主义思潮似乎是资本主义的。它从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主义,即人物化,科层化,职业化,走向了反文化,反理性,反传统,用一种否定现存一切的激进主义来恢复和表现自我的存在。然而事实上,它却是资本主义传统的产物。“资本主义过程合理化了行为和观念,由于它这样做,它从我们心中赶走了形而上学的信仰,也赶走了各式各样神秘的和浪漫的观念。这样,它不仅改造了我们达到目的的方法,也改造了最终目的本身。”因此,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反英雄主义和立足于个人主义的,自我的膨胀和中心地位是其合乎逻辑的结果。(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159—161页)丹尼尔·贝尔则更明白地指出:“‘不受束缚的自我’[untrammeled self ],正如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那样,是一味美化猖獗的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文化现代主义,虽然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却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缺乏一种来自空洞信仰和干枯宗教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做自己的规范,然而,这种文化对所有实际经验都无法给予确定的道德或文化指导。”(《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5—196 页)连布热津斯基也看到,“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第1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然而事实表明,以自我为中心去涤荡形而上学的信仰,其结果必定使个人丧失精神家园,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当代这种全球性的精神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找不到出路的。 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了同样的挑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日益泛滥,向我们敲响了建设精神家园的警钟。应当说,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我们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我们的制度决定了我们不把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摆在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上,而是以人民的利益和广大群众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是为人民服务,并因而奠立了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的基础。社会主义并不简单地排斥功利主义,但提倡的是革命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更没有取消一切理想和信仰,而是树立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可以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不同解释中,就不仅包含着政治制度上的选择,也包含了精神文化上的选择。现在大家都在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为我国人民提供科学的理论装备。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讨论,就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从根本上说,它关系到我国发展道路,尤其是精神文化发展战略的选择。 “信仰危机”问题在我国已提出多年。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削弱,不同社会价值体系并存,以及“官方语言”同“日常语言”的分裂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它。一种观点是把它看作历史的某种必然趋势,因而这样那样地去顺应它。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把建国以来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视为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去加以修复的“昔日黄花”。另一种观点则把它看作历史的暂时现象,因而这样那样地力图去克服和扭转它。这种观点的用意很明白,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那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之重新成为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这里不仅关系到如何克服 “信仰危机”的不同选择,更关系到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客气地说,前一种观点的最终结果(不管持此种观点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只能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现实影响。布热津斯基对此看得很清楚,他把“官方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裂现象称为“后共产主义”,并断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最终消亡的前奏(《大失败》中译本第298—305页)。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观点的立足点不同。前一种观点的立足点是个人的实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市民社会”,其理论表现是直观或思辨的人性论和实践观;而后一种观点的立足点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实践,亦即马克思所称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其理论表现则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实践观。 因此,真正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出发,就会既不轻视日常生活,又不沉溺于日常生活;既不命令群众,又不讨好群众;既不逃避现实,又不投机媚俗。这里有一个问题,取这样一种立场,是否隐含着某种“文化精英”的意识?换句话说,怎样才算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毫无疑问,群众是现实的,他们总是从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去认识和判断事物;然而群众又是富于理想的,由于他们是一切社会灾难的实际承担者,因而对于消除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听凭个人利益的自发冲突和自发调整,吃亏的终究是群众,崇拜这种自发性的并不真正代表群众。只有站在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以消灭阶级差别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自觉协调现实中的利益矛盾,才是真正和群众站在一起。这种自觉的协调,本身就包含了思想上的积极引导,包含着对群众日常活动的某种“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大众文化”其实并不大众,且不说它的商业文化性质使得其必然具有敌视人的特性,单就其“唯我独尊”文化底蕴而言,就很难散发出“大众”的气息。唯有精神上的升华,方能打破狭小封闭的自我,铸造健全丰满的人格。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应去顺应眼下的“多元化”和“大众化”,而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革命本性,为重塑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 写到这里,有一个思想疙瘩似乎还需要解一下,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统一问题。经过“文革”浩劫,人们对于学术的泛政治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至今心有余悸,为学术而学术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作理性思考时便不难发现,回避政治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无异于纸上谈兵。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服务于政治,而在于服务于何种政治和如何服务。过去那种政策图解式的学术当然不应再有,但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学术则不但要有,而且要加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任何社会秩序的维持,都不仅依靠于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系统,也依靠于哲学、伦理、宗教等意义系统。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像神话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7 页)在不同的社会,会有不同的意义系统凸现,然而意义系统崩溃的社会肯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此,任何还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必定拥有强有力的意义系统。 特殊地说,在今天,为社会主义的存在作辩护,这决不是一件鹦鹉学舌般的易事,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如果说,我们在过去通过引证经典著作就可以取得共识的话,那么在今天,不要说政治说教行不通,就连任何稍稍缺乏独创性论证的意识形态作品也难以产生影响。如果说,在过去的某些时候,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功能批判现实需要勇气的话,那么在今天,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为现实辩护同样需要勇气。事实上,批判功能和辩护功能是密不可分的,关键在你为谁辩护。当我们弘扬革命传统、努力认同实践中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时,无疑是对现在流行的一些时尚的勇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实践精神,既非否定一切的“ 虚无”,亦非束缚于一己私利中的“务实”。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从自己的想象中超越现存不难,听任自发性的摆布认同现实更不难,难的是真正地超越现存。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髓,也是马克思所开辟的、唯一能够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的开创性事业的每一步都需要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下面以夷陵区教育局为例子请您参考。 夷陵区教育局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 夷陵区教育局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
     根据省、市、区纪委的统一部署,区教育局党组决定在5月份开展以“以案论纪,廉洁自律”为主题的第六个“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现结合全区教育系统实际,特制定如下活动方案:      一、活动内容      1、开展一次警示教育活动。运用典型案例对全系统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育,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认真执行廉洁自律规定,努力做到勤政廉政。      2、开展一次“学习贯彻《实施纲要》,探索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征文活动。活动以学习贯彻《实施纲要》为重点,围绕新形势下扎实推进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为全区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纪律保证这一主题,抓住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这一重点,积极探索全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和对策。做到“三个结合”,即党风廉政建设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与本地本单位工作实际相结合、与贯彻落实今年中央、省、市、区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相结合。征文体裁主要是理论探讨、工作研究和调查报告。要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题突出,观点鲜明,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文章字数在3000字左右。截稿时间:日。征文稿件用A4纸打印45份(标题华文中宋小二号加粗,署名三号楷体,正文仿宋小三号),稿件寄送区教育局纪检组。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区教育局党风监督员要带头撰写,区教育局中心学习组成员(含乡镇总干事)人人必写,各级党组织要积极组织其他党员干部群众参与。区教育局纪检监察室将聘请有关方面的人员对征文进行评选,择优选送参加区纪委组织的征文评选活动(征文参考选题附后)。      3、举办一次专题辅导讲座。结合中心组学习活动,请上级纪委领导为各级教育管理干部集中讲授一次党风廉政专题辅导课。      4、开辟一个党风廉政建设网络专栏。在夷陵教育信息网上开辟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专栏,及时总结推广正面典型。      5、举办一次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结合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师德教育活动开展党员先进事迹报告会活动,通过大力宣传本系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治教、廉洁从教的先进典型,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      二、主要措施      1、坚持集中辅导与分散自学相结合。各乡镇(街道)、各局属学校要采取上党课、办培训班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辅导,并发放相关学习资料,组织广大党员开展自学。      2、坚持典型引路与领导带头相结合。要积极发现、总结、宣传群众身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治教、廉洁从教的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要率先垂范,带头学习,并讲授一次以党风廉政建设为主题的党课。      3、坚持主题活动与电子教育手段相结合。要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寓教于乐,增强感染力。同时,要善于运用电教手段,形象、直观地宣传党纪政纪条规,宣传勤政廉政的先进典型,营造氛围和声势。      三、活动时间      从5月8日开始,至6月15日结束。      四、具体要求      1、成立组织领导。区教育局成立宣传教育月活动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陈立静同志,党组副书记邓大俊同志任副组长,其余党组成员为成员,局纪检监察室负责宣教月活动的日常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党政“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区教育局宣教月活动领导小组将对各单位开展宣教月的情况进行检查督办。      2、营造宣传氛围。各单位要结合实际,以活动为载体,营造学习宣传氛围,确保活动实效。要充分运用广播、电视等新闻舆论工具,形成强大声势。区教育局将在《教育工作》上开辟“党风廉政”专栏,同时通过区党风廉政网、《党风与廉政》简报和区广播电视台及时宣传工作动态和经验。各单位要及时将活动情况报局纪检监察室。      3、全面进行总结。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按照本方案要求扎实认真地开展宣教月活动,活动结束后,要及时报送总结材料。          附:征文选题参考内容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系。      2、切实把握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认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3、如何正确处理坚决惩处腐败与有效预防腐败的关系。      4、新形势下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原因。      5、当前反腐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薄弱环节。      6、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系。      7、如何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8、如何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9、如何形成反腐败大宣教工作格局。     10、探讨保障制度落实的难点和建议。     11、探索从制度上预防腐败的办法和措施。     12、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加强财务管理的难点及对策。     13、如何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14、加强社会监督的有效办法和措施。     15、纪检监察机关如何履行监督职责,做到执纪为民。     16、监督主体如何充分履行职责,强化对交易项目的监管。     17、如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18、推行党务公开的方法和措施。     19、当前经济案件呈现的特点、动因及预防措施。     20、如何办好“政务超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21、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推进源头治腐工作。     22、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如何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好像玩完了,美国变社会主义了,中国在进行市场化改造,原来那些没事在中国到处讲课的专家大 佬现在都蔫了,还有人进了监狱。一直在讲中国GDP结构不合理,服务业比例太低,应该到70%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现在39.1%是不对的。可是这次,我 却想起了汉密尔顿,还有他与&&美国造&&的意义。这本书是我大学时在陕西图书馆读的,意义非凡,当时立志从事制造业。其核心无 非是一个国家的成功来自于其制造能力的大小强弱。当时虽然是工业革命之后相对于农业手工业而言,但今天看来仍是根本。我想起中国古代皇帝,总是强调农是 百业之本,强农抑商,而在现代社会工应是百业之本,强工顺服应是根本了。     有学者,好像是郞咸平演讲,说到2005年制造业“所谓产业升级改造”之时,其实就是制造业出问题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树立一道产业安全门,中国目前的制 造业不会这么惨,也不会向服务业蔓延这么快。我05年没看到类似报道,不敢说郞教授是否是事后诸葛亮。但05年我记得恰巧写了一篇文章叫&& 改革的下一步&&,记得那时我的观点是必须完善三大保障体系,让老百姓如我者敢于消费。同时提出制造业如果要生存,必须内迁,迁到成本更低的 中部、西部去,给东部城市提供更多产业升级空间和资源,给中西部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的机会,但后来这种观点似乎被强求的技术改造给替代了。 喊了几年,结果是搞工厂的都炒房去了,资贷危机在半年后进入中国,成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国内制造业突然歇火。上千万的农民工失业,外贸业和服务业也失去了 光 环。    这时有人提出此时是中国提前崛起的机会,有人提出全球共此时的大人类经济观。说实话,我也一直赞成经济全球化,赞成中国的服务业GDP的提高,更赞成城市 化,但是现在有点懵了。我在想,到底谁在制造财富?谁在消费财富?谁在转移财富?怀着这几个问题,我有点眉目了。    谁在制造财富?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和同事在03年以后的资产增值中所获很大,主要是资产的低买高卖,这个过程没有新增财富的制造,只是财富的转移。换句话 说,这种行为本身没有制造价值,他只是转移了价值,那么,价格的上涨最后谁承担了溢价部分呢?表面上是最后接手资产的人,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因为溢价的价 格被资本市场稀释了,变成了全民债务。这就好比自个家兄弟互相倒买一把椅子,最后这把椅子从最初的10元变成100元,椅子本身还是那把椅子,但付出的纸 币已然增长 10倍,而那多出的90元是谁提供的价值呢?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心理预期的增长是随着所谓成本的上涨而来的,原来保管这个椅子,运输这个椅子,或者制造这 个椅子的成本都在涨,所以其成品也会涨,为了这一预期大家不停地调整这把椅子的价格。因为椅子价格的不断上涨,制造者、运输者和保管者也不断提高价格,导 致互相逼高的局面产生。而最后有人借钱买这把椅子,还不起钱了。银行就说你要还不起我就把这把椅子拍卖了,结果拍卖时发现没人买了,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借钱 再倒这把椅子。这把椅子一直没有产生使用价值,一直在转移中。这个消息反馈给工厂,工厂来不及了,因为市场太好,工厂已经锁定了全年的原材料,如果不生产 还是违约赔偿更多,只好继续生产,而市场上因为椅子没有增值预期了,也没人使用,所以没人敢买了。这一过程中,银行起的是给穷人借钱,帮他买椅子的作用。 而这种债务合约又被分成不同的小块将资产收益权通过不同的银行销售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其形式就是股票和基金。    回到刚才问题,既然人们心理预期的增长是随着所谓成本的上涨而来的,那么成本上涨又是因何而来呢?我以为成本的上涨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垄断竞争需要和主权债务赤字引起的。由于全球化,在我国这一过程具体表现就是输入型通货膨胀。    在这一过程中,工厂制造椅子,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仓库保管椅子,货运公司运输椅子,提供服务价值;金融机构放贷支持穷人买椅子,提供了金融杠杆的服务价 值。工厂作为制造者,创造新社会财富,仓库、贷运、和银行都是为了加速价值的流动而提供的服务,也就是周转价值。由此看来,不创造财富的服务业,其存在的 合理性就是财富的流动性。而所谓发达的服务业,就是流动性更高、更快的服务业。而西方之所以流动性要求更高,是因为他面对的是全球流动性要求,其资源配置 范围和能力也更强。即用西方少数发达经济体的高服务业流动性服务全球。那么,如果在次发达经济体也能够提供类似高速流动性服务的产业能力时,其限于少数发 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必然面临价格竞争的压力。当他打不过时怎么办?如果是我,我可以做的就是限制你的流动性,提高我的流动性。所以这种倒逼肯定会促使西方服 务业拚命进行产品创新,提高自身服务业的流动性能力。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提高你的成本降低你的流动性服务能力。此时极易走火入魔。我不相信这里有什么阴谋 论,但是人人逐利的特性,将使对于服务业流动服务能力的要求日趋变态。而限制次发达经济体流动性服务能力的措施,无非是降低你调动、融合资源的能力,这里 可以通过控制原材料或上游劳务提高你的成本,也可以通过本币升值提高你的产品服务价格。这几年我国对铁矿石进口的谈判和人民币对主要货币的单边升值就体现 了这一点。   不幸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对于流动性服务能力有着极高追求的发达经济体的服务提供商有一家先出事了,他的到期债权大面积未能收回,导致其流动性服务能力突 然静止,而其它服务者的高流动性到他这里也不得不停下。因为大家都彼此承销了对方的服务产品。其灾难成本客观上分摊到了全体服务业。而由于流动性的中止, 财富 的创造者-工厂也没有了客户,其预约的成本还在发生,其流动性也成为单向趋势,最终血尽人亡。    想这些,主要是在想怎么样才能不被流动性害死。流动性是为了加速社会财富的创造,因为只有财富转移的够快,财富才有创造的动力,而这一过程,如何才能做到 正向循环?这是服务业流动性监管者的责任,而我所考虑的是,作为财富唯一创造者的工厂,如何能避免成为服务业倒闭后流动性缺失下的垫背者。因为工厂一旦倒闭, 社会财富停止创造,这个社会只会消费原有财富,人类社会必然倒退,这或许 就是所谓的经济危机下的大萧条。    消费财富的是全人类,创造财富的是制造业者,转移财富的是服务业者。由于对于不劳而获的极力追求,人们发现转移财富的服务业比创造财富的制造业,获得剩余 价值的速度更快,金额更大,于是社会的精英高度集中于此行业,而制造业的周期财富创造力相对于此,便黯然失色,其精英亦会转而进入服务业。    而服务业对流动性的疯狂要求和发达服务业与次发达服务业的竞争,会使原材料成本不断拉高形成对制造业的压力,而这一压力本身又以成本洼地的形式将制造业进 行了地理转移,客观上形成了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空心化。而一旦服务业出现危机,制造业又被转移,发达经济体的财富创造能力空洞化,其工作机会就会突然消 失,这是我所理解的灾难来临时,发达经济体比次发达经济体危机更重的根本原因。而次发达经济体由于成为财富创造者-制造业的承载对象,在危机下,世界不可 能永远消费原有财富,所以制造财富的需求使其能够更早的恢复财富创造的能力和生机。    由此,我以为,作为一个经济体,制造业为根本,服务业为枝桠的思想必须确立,否则其国家核心财富创造能力必然失去,而服务业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的本质,将会使这个经济体成为“管家型”经济体,其在危机面前一文不名的可能性极大。   而作为国家,只有制造业发展到了必须进行国与国之间成本洼地转移时,其经济自然而然地就成为服务业为主的主权经济体,无须提前为此拔苗助长,透支财富创造能力。   作为企业家,也必须明确工业为本,服务为末的思想。其实,改革30年,只要是常青的企业,一定是坚守制造业如海尔、联想者,而一时的资本英雄总难免在危机面前折戟沉沙。   作为个人,一份创造社会新财富的工作是必须的,而转移财富的投资行为只能是补充。
当你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高等教育80个一级学科目录,你会看到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有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然而在此之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根据国际国内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发展状况,自主创立了二级学科公共政策和发展管理,开中国公共政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之先河。  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但在我国还属于起步和发展时期。传统的公共政策研究派生于政治学和行政学,意在从规范意义上探讨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制衡,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原理及模型分析对国家、地方和团体层面的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进行研究,为高质量的公共政策提供咨询。  然而,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争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野使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进入了纷繁迷惘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把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量化分析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必然。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给了社会科学第二次生命。  发展中的公共政策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公共管理中的定量分析已初见端倪,而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发轫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的创立和发展开启了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现代化研究的先河,数理分析、模型分析、心理学分析等现代分析技术与分析方法的引进使公共政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与世界接轨,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公共政策研究是公共管理科学现代分析技术与方法集中体现的领域,公共政策量化分析技术与方法的核心是把数学、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引入到公共政策研究中。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本科专业以公共政策分析、高等数学、应用统计学、博弈论、运筹学、模拟决策、电子政务、宏微观经济学为主干基础课,研究生以公共政策基本理论、公共政策量化技术---统计与预测、公共政策量化技术---规划与决策、公共政策的实验模拟、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管理科学理论、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为主干核心课程,参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广泛引进人才,开辟了中国公共政策教育与世界接轨的新局面。  人才是公共政策研究最重要的资源。目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拥有以陈庆云、顾昕、李永军、郁俊莉、刘霖、黄璜等为代表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数学、工学的学历背景,又取得了管理科学的博士学位,拥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和海外学习背景,通晓公共政策现代分析技术、了解中国国情,能进行政治、管理、经济、信息技术跨学科分析,形成了公共政策研究“社会学研究方法分析----数理建模与量化分析----计算机分析与信息技术模拟”科学的教学与科研逻辑。同时,随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国内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场认可度的提升,来自祖国各地的最优秀学子被吸引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充实了公共政策人才的后备力量。世界著名的实业家廖凯原、邱徳拔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数亿元的捐资,以及在政府管理学院设置的高额奖学金、奖教金做出了对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社会贡献。  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是公共政策教学与科研的主要使命。目前,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藉政府管理学院傅军院长国际威望的优势,学院与专业开展了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合作交流,承办了全球公共政策联盟年会、全球公共政策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国际公共政策项目,同时与世界五百强企业BHP的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的合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每年在学院和专业中,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朝鲜、柬埔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数量占到30%的留学生成为国际知名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王皓、马琳等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习对政府管理学院知名度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科学只有与市场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价值。面向市场与社会是北京大学公共政策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不仅接受了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的正规训练,而且通晓公共政策量化分析和信息科学的前沿技术,熟识中国国情,成为中国公共政策人才中的生力军。他们的就业领域遍及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宝洁、必和必拓、松下,中国著名企业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铝业,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和事务所普华永道、麦肯锡、毕马威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核心部门。他们为政府、企业、NGO以及公民提供商业和公益咨询,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在创造了巨大的个人商业价值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总之,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科学的研究,已经成为继工商管理科学之后又一个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军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也将迎来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春天,公共政策科学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巨大的贡献,中国公共政策人才的路越走越宽广。  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公共政策研究在国内领先。1、公共政策:公共权力机关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并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行为准则。2、公共政策的系统构成:政策系统是一个由政策主体系统、政策支持系统、政策反馈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相关政策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政策主体系统是由各种政策行为者,特别是各类政策主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这一系统又包括三个子系统,即政策制定系统、政策执行系统、间接主体系统。政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DSS”)。这一系统又是由信息传播系统(信息沟通系统)、政策咨询系统、政策监控系统、政策评估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反馈系统是将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连接起来的一个特殊系统。政策系统的上述三大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在内部关系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召唤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 ●履行使命是军队核心价值所在。军人,只有在履行使命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历史使命为官兵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本职岗位是履行使命的最佳平台。 使命,一个神圣的字眼,一份厚重的责任 军队与使命同生,军人与使命同在。胡主席关于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进一步拓展了军队的职能任务,也进一步明确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价值取向。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每一位军人肩头都有着沉甸甸的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官兵对我军历史使命的内涵非常认同,但对履行历史使命存在模糊认识,觉得这是领导干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或感到自己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作用。深刻领悟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进一步明晰当代军人的价值追求,强化每个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于卓有成效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在履行历史使命中实现军人的自身价值,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使命与历史的传承 使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历史使命,是一定历史时期军队基本任务、奋斗目标的总概括。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人民军队的历史使命,从来都是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确定的。翻开我军历史,忠实履行使命,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军成长壮大的全部过程。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承担着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的历史使命。这一时期出现的红军长征精神,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艰苦奋斗精神,董存瑞等战斗英雄身上的不怕牺牲精神等,都是军人在履行使命中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任务。祖国一声召唤,一批批优秀军人来不及洗去军装上的征尘,就毅然“跨过鸭绿江”,其中许多英烈长眠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军主要担负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重任。华北和东南沿海军事演习、大兴安岭救灾、’98抗洪抢险、抗击非典疫情……我军官兵依旧用自己的赤胆忠心和满腔热血证明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代代军人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无愧于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望,尽职尽责地跑好自己手中这一棒,谱写了一曲曲忠实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英雄壮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赋予我们这一代军人新的历史使命。胡主席关于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军事力量、如何科学运用军事力量”的问题,也深刻回答了新一代军人“肩负什么样的使命、应当怎样履行使命”的问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只能来自强大的国防和钢铁的军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必然依赖新型军事人才和高素质的官兵。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新的使命召唤着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从视使命为军人天职的杨业功,到“独臂英雄”丁晓兵;从关注当代国际安全领域重大战略问题的金一南,到在“小兵”岗位书写“大写”人生的宗道辉,都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当中,作为一名军人,他的使命感、责任感总是与心中的热血一起激荡,总是与时代的号角一起飞扬。 军人的人生价值可以用履行使命来度量——使命与价值的交点 价值观,是对人生追求什么、怎样追求的总的看法。军人的价值观,与常人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特殊的一面。对军队来说,使命重于泰山;对军人来说,使命高于生命。忠实履行使命,是军人的核心价值所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体现了我们这支军队在长期的战争和建设中形成的核心价值观,并与当代军人的价值追求紧密相连。 评价一支军队的存在价值,主要是看其是否为国家提供充分的安全保障,是否满足国家发展的防卫需求。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影响力,也是军人的最高价值追求。清末政治腐败、国防孱弱,李鸿章出访德国,却不知羞耻地对德国首相俾斯麦说,我被一些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不知阁下有何感想?俾斯麦笑答:可我没听说有人叫我为西方的李鸿章。操办北洋海军的大臣尚且被人如此羞辱,晚清时中国军人在世界军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因此,军队的成败往往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也与个人的荣辱紧紧相连。 古往今来,军人作为国家的保卫者,从来都是与国家唇齿相依、存亡与共。在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利益需要时,军人必然首先挺身而出,为国家建功,为民族赴义。军人的这种使命感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外在表现,更是核心价值观对军人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价值观是通过人们日常的习惯、技能和行为反映出来的人类的品行和美德。”军队的核心价值观支撑和左右着军人的行为指向和行为准则,从更深层次影响着每个军人的思想方法与行为方式,并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主要精神因素。一位基层军官曾这样袒露过自己认识军人使命的心路历程:1998年抗洪大军从大堤上撤下来时,一些部队即将被撤编,很多战友即将转业复员,有些同志心情比较压抑。但当道路两旁欢送的人群中,投来无数热切的目光,发出无数欣慰的赞叹;姑娘和孩子们往军车上抛鲜花,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则递上鞋垫和煮好的鸡蛋,我们似乎感觉到了那肩上沉甸甸的使命责任,在那一瞬间重新意识到军人存在的价值。这一事例表明,军人的个体价值与军队的核心价值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并通过履行使命来实现。 我们并不反对想学技术、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等官兵的个人价值诉求,但如果把实现个人价值与履行使命对立起来,没有对履行自已肩负使命的坚定信念,就很难达到个人价值追求的目标。翻开军史可以发现,每当军队建设与发展处于重要转型期,都要呼唤大批社会优秀青年到军队服役。这些有志青年都出色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在履行使命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实践充分证明,军人,只有完全融入军队发展建设的大潮之中,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军队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能量,在奉献自己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为每个军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每个军人都应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历史使命来统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争创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 履行历史使命没有“旁观席”——使命与个体的思考 在阿富汗战争中,一名美军特种兵骑在马背上,就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统和激光指示器,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引导B-52战略轰炸机,对要害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士兵的行动具有了战略意义。 由此可见,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争呈现战略级筹划、战术级行动的特点,战略与战术的界限日益模糊,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不单是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个人的力量和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再是微不足道。在联合战场上,一次小规模的陆上战术行动,都有可能运用空、天、电磁和海上力量;统帅部在一个方向上的任何意图,都有可能通过卫星通信系统和战场单兵通信系统将指令传达到某一个士兵;任何一个局部、一个阶段,对全局都有比以往更强的关联性。在未来作战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每一个作战单元联系起来,形成一张互联互动的大网,每一个体在其中都将扮演关键的“节点”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评价一个军人的价值,就是要看他在作战系统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所担负的责任。 正因为如此,作为个体的军人与履行历史使命不再是“事不关己”、“难有作为”。诚然,履行好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需要上级机关和相关部门搞好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上级领导和相关专家负有重要责任,但整个国防和军队的科学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军事理论、作战方式、编制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模式及至日常军事训练、管理教育等,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需要全军上下同心同德、锲而不舍地奋斗。从这个意义来说,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系统工程各个环节上的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都能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在和平年代里实现一名优秀军人的价值,就要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宏伟蓝图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尽到自己的责任。 责任是以能力为前提和基础的。考察人类军事发展史可以看出,每次军事变革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都是使人的才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冷兵器时代,开发和扩大军人的体能;机械化战争时代,开发和扩大军人的技能;信息化战争时代,不但要开发体能、技能,而且重点要开发和扩大军人的智能。未来的信息化战场,知识将由潜在的、间接的战斗力跃升为现实的、直接的战斗力。战斗力的核心因素是人。完成从机械化军队到信息化军队这一革命性转变,需要靠军队肌体每个细胞的“裂变”,需要每一个人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素质,力争达到履行使命的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指挥军官,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指挥信息化战争与领导信息化军队建设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参谋,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在信息化条件下为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科技人员,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自主创新意识和技术攻关的能力;如果你是一名战士,就应该想一想自己是否具备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手中武器装备的能力。 本职岗位是履行历史使命、实现军人价值的最佳平台。说一千道一万,履行历史使命,最终要体现到做好本职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去,体现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各个岗位上去。我们所在的每个岗位、所从事的每项工作,都是履行历史使命的组成部分。量的积累必然会出现质的飞跃。每个人达到了自己本职工作的小目标,整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大目标就能早日实现。是不是从本职岗位做起,能不能在本职工作中有所作为,是对我们能否真正履行历史使命最实际的检验。只要广大官兵自觉把本职岗位与履行历史使命联系起来,竭诚努力,顽强拼搏,孜孜求索,勇于奉献,就一定能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和军队的强大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认为,”文化”一词的涵义非常宽泛,至今学术界也难有定论,但一般来说,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指人类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对象化活动所采取的方式及其成果.而文化作为一个种族或国家的所特有的观念的东西,在人们心中精神支柱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对于文化”魅力”的研究也日益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并称这种”魅力”为”文化力”;甚至有人把这种文化力提升到了”是综合国力一部分的高度”.    而文化力的直接表现便是文化认同.”认同”一词是舶来品,英文名为identity.从宏观上讲,文化认同是人们共有的信仰与情感,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角色与身份;从微观上讲,文化认同是人们行为与动力的持久源泉,他坚定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    显而亦见,文化力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础之上的.强大的文化力可以产生稳固的,一致性强的文化认同.反过来,强大的文化认同又通过不断的连锁效应最后又促使文化力的提高.文化力与文化认同是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文化是使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并且独立的内隐力量,是一个国家发展,强大的第一原动力.    纵观我国五千年的优秀历史,其中也不乏被蛮族侵略的例子.但无论是使欧洲人胆寒并且屈从的”达鲁花赤”,还是本身因为接受了中原文化而强大的女真旗主们,在他们用武力征服中国之后,都不得不因为本民族文化的劣势或落后而受到中国文化强烈的影响和同化,他们的君主也不得不借助于中国主体的文化思想-----儒学,来统治中国的骚人志士以冀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统治.进而,煊赫一时的可汗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没过几代也都成为了”中国式的皇帝”.如果读者将清朝历代皇帝(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头像按世袭顺序依次观看,就会发现:努尔哈赤具有北方粗犷豪放的气质,魁梧,面阔,颧骨高,而从顺治开始其后的皇帝无不表现出中国文人那种儒雅之气,似乎他们的身材也显得瘦弱了.我想这一事实也可作为一个佐证.   有的游牧民族(如契丹)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占有军事上的强大优势,但却更禁不起中国文化的感染,以至于完全失去了本民族的内涵而被同化为中国人.马克思曾对这一历史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的民族冲突有一个法则,即文明较低的征服者,总是被文明较高的被征服者的文明所征服,或者说是文化上被征服.”其实,现在我们自豪中国文明是唯一从古代四大文明中延续至今的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有着悠久且强悍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者有诸多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 &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还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载《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论集,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精神为融和与自由&。(许思园:《论中国文化二题》,《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杨宪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大致上可以概括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理性精神。集中表现为:具有悠久的无神论传统,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个体与社会的统一,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总的来看,否定对超自然的上帝、救世主的宗教崇拜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强烈主张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两者的分裂对抗,这就是中国民族的理性精神的根本。(2)自由精神。这首先表现为人民反抗剥削阶级统治的精神。同时,在反对外来民族压迫的斗争中,统治阶级中某些阶层、集团和人物,也积极参加这种斗争。说明在中国统治阶级思想文化传统中,同样有着&酷爱自由&的积极方面。(3)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人论世,反对生而知之;法家反对&前识&,注重&参验&,强调实行,推崇事功;道家主张&知人&、 &自知&、&析万物之理&。这些都是求实精神的表。(4)应变精神。(见刘纲纪:《略论中国民族精神》,《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见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发展的观点、自强不息和好学不倦的精神。(见丁守和:《中国传统文化试抡》,《求索》1987年第四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简称《实施纲要》)。《实施纲要》的颁布,反映了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思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明确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工作任务和基本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新举措。它说明,在目前情况下,研究腐败特点,实施体系创新,对落实中央《实施纲要》精神,促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腐败特点 众所周知,我国的行政部门,自下而上可以笼统划分为:乡镇级,市县级,省部级,中央级。按行政级别可把行政人员划分为1至15级。行政部门自下而上构成一个金字塔型。尽管腐败分子是少数,但其存在仍然是一个金字塔型。越是靠近上层,腐败分子的危害越大;越是靠近底部,腐败分子越多。根据层次效应,基层联系群众最广,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基层腐败分子对人民群众影响更大,造成的后果更直接。这是我国腐败分子层次结构的基本特点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刻变革,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呈现新的特点和规律,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在新的形势下,只有认真研究我国腐败现象的基本特点和目前出现的新特点,才能正确理解《实施纲要》的基本内涵,全面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科学体系。具体说,我国腐败现象目前出现的新特点主要有: 第一腐败形式由明显转向隐蔽。随着反腐倡廉力度的逐年加大,为群众深恶痛绝的显性腐败有所收敛。现在一些腐败分子,特别是具有一定级别的腐败分子,自己赤膊上阵的已经很少了,大多数是退居到幕后,让自己的“马仔”出面,或与大款联手,或由配偶、子女或亲戚朋友出面经商办企业,自己幕后操纵,搞“曲线敛财”。过去那种凭条子办事,见签字认账的方式,已经被“口头招呼,心神领会”所取代;过去那种“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交易方式,已经被“播春风,收夏雨”的方式取代。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自己职务提升、工作调动、乔迁新居、子女入学深造、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借机敛财。有的在工程承包、土地批租、业务介绍、产品推销、政策优惠等方面予以照顾或向有关部门疏通,从中接受回报。 第二,腐败内容由传统变为时尚。现在,送礼“卡”,已成为流行的送礼方式。给领导干部和实权人物送礼已不再是传统的烟、酒、土特产之类大包小包的实物,而是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的发展,代之以名目繁多的信用卡、购物卡等,显得干净利索,不易察觉。腐朽的东西还往往伴随着新生事物而滋生。如在日益繁荣的“假日经济”中也出现了公款消费现象。少数领导干部携配偶、子女和亲朋好友到名胜古迹、繁华都市尽情吃、住、行、玩、购,用公款搞起了“假日腐败”。 第三,腐败手段由简单趋向复杂。当前腐败现象的手段出现了多样化、智能化、复杂化趋势。过去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大多数较为简单,现在已经发展到集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于一身。过去腐败手段比较直接,现在已经发展到攫取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通过腐败途径搞原始积累,利用企业转制、股份制改造等机会,大肆侵吞国家资产。还有的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有计划、有预谋地实施腐败。腐败分子“先送配偶子女和亲属出国海外定居,再将赃款转移到国外境外,然后自己伺机出逃”的“腐败三部曲”现象日益增多,利用国际间的法律冲突,国内敛财,国外洗钱的问题相当突出。 第四,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例如,广州市2002年立案侦查的案件中“窝案”、“串案”达219件,占立案总数的71%。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第五,腐败呈现明显不同的地域特征。中西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腐败现象比较突出,如为安置子女亲属在党政机关、公检法司部门工作而送礼金、行贿问题、买官卖官等组织人事不正之风等问题;东部南部主要是具有外向型特征和资本积累型特征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北部主要是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问题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严重。 腐败现象出现的这些新特点往往使得案情更为复杂,查处更加困难。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定反腐败信心,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反腐败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通过探索努力创建一个全面、综合的反腐倡廉的操作体系。 二、认识层次结构,优化反腐体系 近年来,理论界提出了许多反腐倡廉的设想,关于“高薪养廉”制度能否抑制腐败,就是引起广泛争论的一例。赞同“高薪养廉”者大都借用外来经验,或是处于一种主观愿望,这一想法就我们国家的现实而言,是行不通的。因为“高薪养廉”势必会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那么惩治腐败的正确策略是什么呢?它就是从我国腐败现象层次性结构和一系列新特点出发,《实施纲要》所创立的科学体系。 从我国腐败现象的层次性结构不难看出,在反腐败过程中,如果只从上层出发,很难依靠群众,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而只从基层出发,又会战线太长,妨碍稳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反腐败的斗争中,正确的策略应是实施上下结合,全面预防和惩治的基本策略。不难看出,《实施纲要》所创立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相结合的科学体系,正是由此出发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当一件突出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是好还是坏——发生在与我们有密切联系的范围内,如家庭、邻里、单位、同一部门等,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反应,如羡慕,嫉妒,喜悦、憎恨,惊讶等。而同一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与我们联系不密切,或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即使这件事更显著,我们往往会感觉平淡,甚至无动于衷。这里就涉及一个层次效应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层次效应”,应该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相互联系的层次。家庭、邻里、单位、同一部门可以形成不同的层次;行政部门中的不同级别单位,可以形成不同的层次。只要存在相互联系的地方,都可以形成层次。有联系密切的层次,也有联系不密切的层次。一个人可能会交叉存在于不同层次中。这样,这里所说的“层次效应”,是指任何一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存在的相关层次有关,与层次联系得越密切,产生的效果就越大,反之,越小。 基层是十分重要的层次。基层党员干部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其品质的好坏、能力的高低、作风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要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与先进性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大力弘扬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同时认真解决基层少数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办事不公、刁难群众甚至以权谋私等问题。基层党风搞好了,有效预防腐败、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为了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摘除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腐败毒瘤,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示了我们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决心。但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反腐败工作只是党和政府要做的事情,而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关。一些领导干部也确实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而如果真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取得胜利。 《实施纲要》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社区组织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妇联等人民团体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家庭助廉教育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共青团组织要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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