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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45名优秀医师被授予“江苏省医师终身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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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正式颁布12周年，弘扬白求恩精神，中国医师协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将每年6月26日定为“医师协会医师节”。
　　为庆祝首届医师协会医师节，并结合江苏省卫生厅开展的争先创优和全省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江苏省医师协会决定授予45名优秀医师“江苏省医师终身荣誉奖”。这批受表彰的医师都是年龄在85岁以上、从医60年、德高望重、医术精湛、为我省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代表。他们从各个专业不同侧面反映了我省医师胸怀祖国、热爱人民，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江苏省医师协会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要以老一辈临床医师为榜样，学习他们忠诚于党的卫生事业、爱病人如亲人、为人民健康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创新、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学习他们甘为人梯、关心青年医师成长、帮助青年医师成才的大家风范。全省广大医师要弘扬“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积极投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我省医疗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苏省医师终身荣誉奖”获奖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干祖望& 　　江苏省中医院中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王敬良&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
　　贝叔英& 　　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石志岐(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
　　叶干运&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麻风性病研究室主任医师
　　叶嘉馥(女)&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医师
　　朱道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刘承基&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刘梦梅(女)& 南京鼓楼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许植之(女)& 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医师
　　许勤安(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
　　李& 坡& 　　南京鼓楼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李德馨&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
　　杨鸿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
　　张全复& 　　南京鼓楼医院胸心外科主任医师
　　张志宏& 　　南京鼓楼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张泰和&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
　　张道中& 　　南京鼓楼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
　　陈一飞&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整形烧伤科主任医师
　　陈易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陈& 忠&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主任医师
　　陈南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陈赐龄&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周玉篇&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胸心外科主任医师
　　周自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
　　周志耀&　　 南京鼓楼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周家修(女)&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医师
　　周康德&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赵同生& 　　江苏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侯& 杰(女)& 南京鼓楼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
　　侯金镐&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俞自萍(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俞荣青& 　　江苏省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
　　顾亚夫&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顾景琰(女)&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郭振兰(女)&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针灸科副主任医师
　　陶国泰&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指导中心主任医师
　　曹锡冲&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
　　彭大恩(女)&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病科主任医师
　　韩祖斌&　　 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鲍耀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蔡丰英(女)& 江苏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
　　蔡锡类&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
　　熊重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魏宝清& 　　江苏省肿瘤医院放射治疗科主任医师
[杏林潜心抒大爱 大医精诚写神奇―“江苏省医师终身荣誉奖”部分获奖代表事迹选编]
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记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侯金镐医师&&&
　　日一大早，救护车急促的铃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一位神志昏迷的日本老人被送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室，经诊断，患者重型脑溢血，生命垂危，必须马上手术！时间就是生命，在电话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院方果断决定由脑外科主任主持，立即对病人施行开颅手术。数小时后，这场扣人心弦的开颅手术成功结束。
　　这位主持开颅手术的脑外科主任就是当时已远近闻名的“脑外科一把刀”――江苏省人民医院侯金镐医生。而那位日本病人则是随日本访华团来南京参观访问的佐佐木N平先生。侯金镐主任成功救治佐佐木先生的事迹在日本医学界引起了轰动，日本名古屋市第二红十字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们对此高度评价：“在没有CT的条件下，能如此迅速地作出诊断，并取得如此好的疗效，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啊”！
　　侯老第一次开颅手术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当时他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外科医生。一位得了脑型肺吸虫病志愿军战士被送到江苏省人民医院，必须进行开颅手术。当时全院上下只有侯老一人见过老师做过开颅手术，侯老别无选择，没有工具，就自己摸索创造，没有做过手术，就一遍遍模拟练习。终于，手术成功了！脑型肺吸虫病志愿军战士被成功救治。消息传开后，同样病情的病员纷纷找来,侯金镐连续做了11起开颅手术，手术全部成功，无一例死亡。这些成就在我省是空前的，侯金镐也因此在省内外声名远扬，从此踏上他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道路。
　　此后，他大胆创新，敢于尝试，自制手术器械，积极创造条件开展脑外科手术。探索低温低压脑手术，提高开颅手术的治愈率，成功开展了多例高难度颅脑手术，并率先在国内开展了枕下经内耳道入路听神经瘤切除术，在全国医学界声名鹊起。几十年来，他先后为数千名患者打开头颅，治疗脑瘤、听神经瘤、垂体腺瘤、脑缺血以及脑溢血等病，成功率在全国名列前茅。
　　在他看来，医生的神圣职责不仅要把人救活，还必须考虑到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为了避免听神经瘤手术损伤到面神经，留下口、眼歪斜的后遗症，侯金镐主任一直在探索保留面神经的途径。自1979年他在全国首次从内听道入路摘除听神经瘤以来，已先后完成了数百例听神经瘤手术，实现了面神经功能的保留率始终保持在国际先进水平。
　　就这样，侯金镐主任几十年如一日鏖战于救死扶伤一线，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之所想。许多危重病人就这样被他一个一个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全国外科学术会议神经外科组曾总结说：侯金稿主任手术的成功率在全国最高，死亡率最低。这个由全国专家们认定的“最高”和“最低”是对侯金镐主任最高的褒奖，也是他精湛技术的真实写照。
　　他的科研成果丰硕，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获有省政府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现为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室成员、终身教授，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在院内历任神经外科主任、医学院党委委员、医院党委委员、医学院副院长和顾问等职；在院外曾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常委、委员，江苏省红十字会副会长，江苏省医学会理事、常委，江苏省神经外科学会主委及中央和省的多种专业杂志的编委；他是全国文教群英会的英模代表、是南京医科大学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首批获得者之一、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由讲师、主治医师破格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的第一人。
　　他是一个最看重病人、最看轻自己的医生，从来离不开病人。“活着干，死了算。”成了他拒绝休息的“口头禅”；他曾经这样说过：“我选择了从医，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清苦。我从不后悔自己行医60余载的艰苦付出，从不遗憾当初选择了这个神圣的职业。”
　　侯金镐，一位平凡的老者，一名不平凡的医者，用最简单、最执着的信念，坚守着他一生无悔的选择。
“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
――记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指导中心陶国泰医师&&&
　　陶国泰医生于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是中央大学医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从广西柳州抗日前线到担任南京市抗美援朝医疗队第五批总队队长，陶国泰教授一直奔走于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他近70年的从医生涯里，一直专注于我国儿童心理卫生方面的医疗、预防、科研和教学工作，作为中国现代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的奠基人和连接中西方心理卫生领域的主要桥梁，他被国内外同行誉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
　　发表国内第一篇有关儿童精神疾病防治的论文。早在1948年，陶国泰就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奖学金，并于8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兰利?波特精神医学研究所作研究生，重点攻读儿童精神医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他毅然地返回了祖国，并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开展了儿童精神科门诊和幼儿心理卫生的现状调查工作，为我国儿童精神卫生领域的研究树立了里程碑。至1959年建国10周年时，他发表的题为《开展儿童神经症和精神病的防治工作》的论文，也是在我国文献资料史中第一篇有关儿童精神疾病防治的论述。
　　在国内第一次诊断出儿童孤独症。在临床医疗工作上，他诊治了数以万计的患儿，特别在儿童多动症、孤独症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和较深的造诣。1982年，他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上，首次报告了我国《婴儿孤独症的诊断和归属问题》，最早明确指出，我国存在着婴儿孤独症，并首次引进了有关现代婴儿精神医学的观念。1983年，他首次诊断了4例孤独症患儿，使得孤独症真正进入了临床实践阶段。陶国泰因此被视为我国儿童孤独症临床诊治和研究的“开拓者”。1987年，他在美国《孤独症和发育障碍》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婴儿孤独症》一文，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重视。
　　创建国内第一所儿童心理卫生研究机构。自1953年起，他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积极致力于儿科门诊和幼儿园幼儿心理卫生调查工作。1978年，他建立了国内公立医院中最早的儿童精神科病房，收治18岁以下的儿童和少年精神障碍患者。1984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儿童心理卫生研究机构――南京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将我国儿童精神病事业推上了一个新阶段。1986年，儿童中心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心理卫生科研和培训中心；1988年，我国卫生部也指定其为中国儿童心理卫生指导中心。
　　出版国内儿童精神医学领域第一本专著。几十年来，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文章80多篇，并主编了多本著作，其中《儿童少年精神医学》一书，更是我国在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国内读者的好评。
　　陶国泰不仅注重研究，更重视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开设专业英语的培训课程，他为国家培养的专业人才有上千人之多，很多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教授和技术骨干。他还被邀请到多所国际大学医学院讲学，获聘为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顾问等多个教学职务。他还被聘任为WHO精神卫生专家咨询团成员，中国残疾康复协会智弱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亚洲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会副主席，国际孤独症研究所周报专业顾问，以及中华儿童保健杂志等多家杂志的顾问等职。
　　他的一生获得无数的荣誉：1991年，他成为我国第一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6年全国妇联、教委授予他“园丁奖”；2010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为他颁发了“终身成就奖”；2005年，国际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及有关学科学会主席Myron
Belfer教授亲自为他颁发了“特殊贡献奖”，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乃至世界儿童心理卫生事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虽然陶老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牵挂着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事业的发展，牵挂着他年轻时的梦想。曾经握拳起誓时的那一句“为中国儿童心理卫生事业而奋斗”的诤言，也成为了陶国泰医生的一生追求！
新中国中医耳鼻喉科奠基人
――记江苏省中医院干祖望医师&&&
　　1912年9月，干祖望医生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县一个书香门第，5岁就被送往著名的姚石子家塾。13年的私塾学习，为他研究歧黄之术奠定了坚实的古汉语基础与浓厚的文化底蕴。17岁那年，他被祖父送入嘉善名医钟道生门下，开始了从医生涯。寒窗苦读，学医四载，学成归来的干祖望，在22岁那年，在家乡挂牌行医。从门可罗雀到名噪上海，他用扎实的中医基础和不怕苦累的干劲，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
　　解放后不久，个体诊所合并，干祖望移壶到松江城建立了第四联合诊所，根据自己特长挂起了中国第一个“中医耳鼻喉科”的牌子。干老的藏书很多，大约一万多册，以中医书籍独多，有的是孤本、珍本、善本。1990年元旦，他荣获“金陵十大藏书状元”称号。
　　干老一方面沉浸在古籍经典中，孜孜不倦地阅读历史文献资料，探索中医耳鼻喉科理论，一方面不断总结，不断归纳，积累耳鼻喉科的临床经验，撰写大量有关耳鼻喉科方面的论述，逐步完善理论体系。他首先创立中医耳鼻喉科“中介”学说，脱“三因”窠臼；倡“四诊”为“五诊”，调整“八纲”为“十纲”，发现了“喉源性咳嗽”和“多涕症”两个新病种。在中医耳鼻喉科理论与临床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2年干祖望来到北京“中央机关直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进修学习。学成归来，他把西医的检查结果变成中医的辨证依据，充实了中医的辨证内容，首先建立了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诊疗规范。这对于发展中医特色，提高中医药疗效大有裨益。
　　1956年是干祖望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国医大师叶橘泉留意到他发表的文章，欣赏他的才华，亦感动于他对于中医事业的热忱，将他调入江苏省中医院工作。1972年，干老首次在江苏省中医院挂上“中医耳鼻喉科”的牌子，中医耳鼻喉科的发展又得以上了新的台阶。1980他首次编印出版了《耳鼻咽喉科中医古代文献选读》、《中医耳鼻咽喉科总论》、《中医鼻科学》、《中医咽喉科学》、《中医耳科学》等近100万字的教材，并从1980年到1985年连续办了四期进修班、师资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近100名专科人才。
　　1988年，干老率先将中医耳鼻喉科专业推向国际舞台，成功举办第一期国际中医耳鼻喉科培训班，学员有的来自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有的来自香港、台湾等地。1990年干老作为带教老师参加了由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500名名老中医师带徒”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大会，日干老与其徒弟陈国丰作为江苏代表之一又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名老中医师带徒出师大会”。2001年至2004年，干老又被聘请参加了广东省中医院的“院内师带徒”
学术经验传承工作。这一批一批的人才学成后相继在全国各地医院或是成立中医耳鼻喉科，或是成为科室骨干力量，大大提高了我国中医耳鼻喉科水平。
　　1983年，江苏省中医学会成立了首届“中医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他当选了主任委员；1987年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了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他又担任主任委员。专业学会成立之后，为使中医耳鼻喉科发扬光大，干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及学术思想与学会同仁进行交流。
　　由于干老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由一开始只有两名门诊医生发展成为目前拥有20余人的专业队伍，这支队伍集临床、科研、教学于一体，有正副主任医师14人，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5人，日门诊量达300余人次，拥有病床34张，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在继承发扬中医的同时，能熟练地开展耳鼻喉科各种手术，被评为全国重点专科，全国第一个中医耳鼻喉科医疗中心。
　　干祖望创立了中医耳鼻喉科的理论基础，为全国中医耳鼻喉科队伍的壮大，学术水平的提高，中医影响力在国际舞台的扩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无愧于“中国中医耳鼻喉科第一人”！
神经外科的一把“神刀”
――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刘承基医师&&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神经外科的创始人刘承基医师，曾担任中国神经外科学会的常委、江苏省医学会副会长、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及南京市神经外科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他建立的神经外科，科室设备先进、人才济济、技术领先，是江苏省神经外科排名第一的重点科室，也是全军神经外科中心。
　　刘承基医师的从医历程是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上世纪四十年代，年轻的刘承基考入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在大学里，他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因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被迫中断学业。1949年初，转移到广东参加了粤赣湘边区纵队，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重返学校完成了学业。刚毕业的他又于1951年参加了“南京抗美援朝医疗团”，前往朝鲜战场，成为一名战地医生。在战场上，他荣立了三等功，获得了多枚军功章。1952年又重新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开始成为一名普通外科医生。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练就了刘承基教授不怕劳苦、一生正气、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这种品格也体现在他以后的医疗工作中。
　　1950年代，医院里只有他一个人搞神经外科，连基本的专科设备都没有，手术时要请普通外科医生当助手。为了神经外科事业，他艰苦创业，付出很多。当时对病人的检查手段主要还是脑室造影和气脑造影等简易的方法，刘承基教授不顾放射线对身体造成的损害，亲自动手，在X射线的辐射下给病人做检查。后来还开展了脑血管造影，提高了颅内疾病的诊断率，但这种方法让医生受到的X线辐射更大。刘承基医师累计接受了几千次胸部X线拍片的剂量。那时由于诊断手段缺乏,待到确诊时病情往往到了危重的地步，病情变化快，生命危险大。一有危重病人手术后，刘承基教授不顾手术劳累，就睡在科里医生办公室的沙发上或空的病床上，连续3至5天，一有情况就奔到病人床边查看病情，直到病人病情稳定下来才放心。几十年如一日，刘承基教授每天早晨带领下级医生查房，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在他70岁高龄时仍然雷打不动。用他的话来讲：“我们休息，疾病是不会休息的。”
　　除了能吃苦，能奉献，刘承基还有一双灵巧的手。他经常设计制造一些神经外科手术器械和用具，如开颅术中留下的骨孔，术后会因疤痕形成并挛缩造成局部头皮凹陷,很多医生到现在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20年前，刘教授就设计了一种可覆盖骨孔的硅橡胶，防止疤痕形成牵扯头皮。类似的创造还有很多，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复杂的脑外科手术，让刘承基心灵手巧的天份得到了充分发挥，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曾经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患颅内巨大脑膜瘤，多家医院无力收治，最后被建议到军区总医院治疗，刘教授亲自主刀，顺利切除肿瘤，病人完全康复，出院时，他写了一幅字送给了刘承基教授，上书两个大字：“神刀”。
　　刘承基医师并不满足于别人评价他为“神刀”，在原来的基础上从实践升华到理论，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这才是他真正的工作理念。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刘承基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多个国内外“第一”。第一个开展了大脑半球切除治疗婴儿性偏瘫、经股动脉插管行选择性椎动脉造影术、自体胃网膜动脉移植颅内外搭桥手术治疗缺血性偏瘫症、人体异体脑垂体移植等，把我国脑血管外科救治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荣获了全军科学大会奖、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和军队医疗成果奖等多项大奖。离休后，刘承基还主编了两份杂志，编辑出版了《脑血管外科学》。
　　“名师出高徒”，他的学生有的成了我国医疗界的名家，有的担任了学术要职。现任的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主席、江苏省医学会神经外科主任委员都是他的学生。北京宣武医院、上海瑞金医院、解放军无锡101、合肥105医院等单位的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刘承基医师带出来的爱徒。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享誉全国神经外科界。
无影灯下五十载 泌尿外科建功勋 ――记南京鼓楼医院周志耀医师
　　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南京鼓楼医院名誉院长周志耀教授，1924年出生于杏林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围，孕育了他一颗服务患者的心。
　　周教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努力工作、不断学习、凭着一颗职业的良心服务于更多的群众。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在江苏率先创立了泌尿外科，带领同事填补了本专业全国一个又一个空白，他在全国第一届泌尿外科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提出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方法，使前列腺癌根治术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经周教授医治的危重患者不胜枚举，得到锦旗表扬不计其数。他对患者微笑，对下级医生严格。“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自觉维护患者的利益是他行医准则。有一次，碎石机房医生没有及时给患者遮盖暴露的肢体，周教授看到后，严肃的进行了批评教育，让这位医生明白这细小事情中的所含的深刻意义。还记得，有一位医生给病人做直肠癌手术，术后因嫌大便臭，就安排实习医生给病人换药。周教授得知后立即召集全员开会，严厉的指出：“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哪有开了大手术不是自己亲自换药的？假如病人是你的家里人，你会怎么样？”。周教授学生之一，鼓楼医院泌尿外科兰厚金副主任医师深受其熏陶，现今仍保留着大型手术后，自己换药、冲洗引流管的习惯。
　　前段时间有关孕妇剖宫产家属不愿签字，导致孕妇死亡的报道引起了各界广泛的讨论。其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周教授就曾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记得那是一位胸腹部挫伤的休克病人。那时，周教授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立即判断出，是肋骨骨折伴有脾破裂，必须立即进行手术。而在那样危急的时刻，却一时联系不上家属。“周教授，病人已经昏迷了……我们该怎么办？”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教授当场拍板，“救人要紧，出了问题我来负责”。他抛弃杂念，一心给病人开刀，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诊手术，这位病人得救了！
　　博爱的精神，就是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周教授由于医技精湛经常给领导和老同志会诊手术。但是他更多的病人却是一些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他从不信“关系”，平时谁要跟他搞礼尚往来、递烟送礼的，那总是要碰钉子的。记得有一次，医院领导介绍一个同志来看病，要求插队先看，这时候，周教授断然拒绝了。相反，一个从安徽乡下来的身患重病的老农民，当他辗转了多家医院求医无果时，周教授不但不推诿，不嫌弃，还组织多科专家会诊，亲自给病人开刀、换药、导尿，直到病人康复出院。他说，其实，最好的介绍者，就是“病情”本身。
　　周志耀教授在无影灯下度过五十多个春秋，曾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做过保健，先后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解放后不久，他投身到血吸虫病防治，因工作出色荣获二等功。之后他两次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任手术队队长，被记大功一次、二等功一次。1953年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两次主动请缨，参加援助非洲桑给巴尔医疗队，先后在那工作近六年。他根据非洲东部地区外科疾病的特点，组织编写了近三十万字的《非洲外科学》。在那艰辛的六年中，他不仅医治病人本身，更是安慰病人心灵，展现了一位东方医生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渴望帮助别人的心愿。被当时坦桑尼亚总统授予奖章一枚，国防部长兼三军司令赠给他非常珍贵非洲木雕一座，这不仅仅是周教授自己的荣誉，更是象征着中坦两国的友谊。回国后，被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评为“援外先进工作者”。他曾担任鼓楼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曾当选中共第十二届党代表，也多次荣获省市劳动模范……他虽享誉学界，却依然淡泊名利。周志耀教授今年已88岁高龄，但他时常关注着医院和医学事业的进展。2007年底，他在鼓楼医院丁义涛院长的陪同下，坐在轮椅上，参观医院南扩工程后寄语：“百年鼓医，中外闻名；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后继精英，发扬光大；培养将才，国际水平。”
情系血防 无悔一生 ――记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周家修医师
　　周家修，女，1922年8月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6月，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她，放弃了前往美国从医的大好机会，放弃了大上海高级医院主治医师的工作，投身艰苦的江苏农村，与血吸虫病防治事业结下了一生情缘而无怨无悔。
　　1949年春，凭着“我不该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溜走”这样一份坚持，周医生毅然放弃了像许多同学一样去美国当实习医生的机会，为了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怀着满腔赤诚投身到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中去。1952年江苏血吸虫病肆虐横行，她深感疫区人民更需要她，再一次毅然离开繁华的大上海来到艰苦的无锡农村重灾区。
　　周医生医术精湛，为了人民健康，她不辞辛劳。尽管体弱多病，但她依然坚持深入农村和疫区，积极参与抢救重症病人。每天步行十几里山路，和其他同志一起担水、打针、洗针筒、测体温、倒马桶，吃住在农家，她从来没有叫过苦。在她家中始终备着一个急救包，一接到病情通知她便立即拎包出发。为了抢救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患者，她曾连续5次坐小船横渡长江，全然不顾晕船、病痛，不分昼夜地投入到抢救病人的工作中去。为了控制血吸虫病疫情蔓延，她曾带领一个小组在重灾区昆山的茜墩公社新建大队蹲点四个多月，期间群众生病她都亲自前往，风雨无阻，主动跟踪访视病重患者。曾经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得知患者病情后，她拿起手电筒就立即出发，顶着风雨，沿着崎岖泥泞的小路步行好几里山路赶去就诊。在她的心中，始终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到农村治病，不仅是把科研搬到现场或把医院开到农村就算了事，而应该通过上门更好地服务群众”。1975年美国血吸虫病考察团来访时，副团长巴西突发心肌梗死，情况异常危急，尽管缺乏必要诊疗设备，但周医生诊断准确及时、急救措施果断得当，最终使其安然脱险，这段救治国际友人的故事至今还被传为佳话。
　　1950年抗美援朝之时，她力劝父母，带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医疗队，尽管因赴朝名额的限制未能如愿，但她却视其为“一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更是一次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思想教育”，在她的支持下，丈夫杨存性医生赴朝担任军医。1978年她支持丈夫赴任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医务官，1982年杨医生离任归国后，她又支持丈夫无条件地将其在国外任职期间结余的薪金和养老金共计22万美元全部无偿上交卫生部。
　　周医生刻苦钻研，为了攻克难关，她不舍昼夜。为降低在治疗血吸虫病过程中因锑剂中毒的阿-斯综合征死亡率，她坚持白天治病救人、晚上挑灯夜战，不仅做到了所属医院当时收治的病人中未出现一例因阿-斯综合征致死的病例，最终还在临床实践中用阿托品抢救获得成功，大大加速了治疗进程。她在治疗中“一锤定音”的权威得到了同行和家属的认可。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她克服了重重苦难，参加完成了呋喃丙胺治疗急性血吸虫病课题，使得当时国内治疗血吸虫病第一次真正跳出了锑剂的圈子，该课题于1963年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她参加了抗血吸虫病新药吡喹酮研究并取得突破性进展，1985年获全国科技进步二等奖，该药也成为治疗血吸虫病的首选药物在全国推广并沿用至今。她本人也先后获评全国群英会集体代表、全国医药卫生先进工作者、全国血防工作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
　　时光荏苒，当年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曾经医治病人的医生，如今却成为病人躺在病床上。落英更护花，那些意气风发的誓言，在一段轰轰烈烈的故事之后，必将被我们牢记，也必将不断鼓舞着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奋发和前进。
海外赤子心　一腔报国情
――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鲍耀东医师　　&&&
　　鲍耀东医师，我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创建者和开拓者，全国神经外科界首批五位博士生导师之一。鲍耀东医师，行医、执教、从事科学研究六十余载，为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医术，甘为人梯的品德，为医者同行树立了大医精诚的榜样。
　　鲍耀东医师祖籍广东中山，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长崎市。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鲍耀东，心中跳动的却是一颗中国心。
　　日本国立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期间，鲍耀东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和旅居日本的华侨生举行的各种聚会。1937年暑假返沪探母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抗日的烽火，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45年春，鲍耀东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夜以继日参加了上海市红十字会组织的医疗急救工作。
　　1947年1月，年仅27岁的鲍耀东受聘任职南通医院，成为最年轻的外科医师。1956年2月，在南通医学院党委副书记郑白同志的介绍下，鲍耀东医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翻开了他人生道路上崭新的一页。
　　1957年，全国部分高校院系调整，南通医学院部分南迁，组建苏州医学院。鲍耀东兼任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为了教育事业，鲍耀东医师在南通、苏州两地来回奔波，毫无怨言地认真做好和完成两地的医疗与教学工作任务。在鲍耀东医师的主持下，苏医附一院大外科分科工作相继展开，并逐步走向正规化，各项业务蒸蒸日上。
　　神经外科，是一门从外科和神经内科发展出来的新兴学科。1958年9月，苏州医学院领导选派鲍耀东医师赴天津总院参加全国第二期神经外科进修班。一年后回到苏州。他带领苏医同仁，按照进修班的培训内容和要求，白手起家，从零开始着手创建神经外科。由于神经外科手术复杂，要求高、时间长、特殊检查多，再加上新兴学科需要特殊设备和技术，大多数医师对这门专业敬而远之或知难而退。然而，鲍耀东医师却知难而进，克服了没有固定的病区和床位、人员配置不到位等重重困难，积极开展颅脑外伤、颅内浅部肿瘤、脑脓肿、脊髓肿瘤、先天畸形等手术，逐步解决了神经外科常见病的鉴别诊断和治疗问题。随着临床业务量增大，病人增多，神经外科有了固定的病区和床位，医护人员亦相应配置到位，神经外科的各项业务工作也得到迅速发展，走上了正规化建设之路，并逐步在省内取得了领先地位。
　　1972年，在日本庆应大学神经外科工作多年的杜子威博士应鲍耀东医师热诚邀请回国工作，首开国内运用动脉瘤夹闭治疗术先河。从1972年开始，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就举办进修班和学习班，承担培养全省及华东地区大批进修生的任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他五十年前创建的神经外科，已成为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江苏省重点临床专科、医学重点学科；1978年，鲍耀东医师成为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他又成为全国神经外科五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他在脑血管痉挛和脑移植的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他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为当地神经外科创始人或学科带头人。他参与的《胎儿肾上腺髓质组织培养脑内移植治疗帕金森氏病系列研究》荣获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99余篇，参编医学专著多部。他历任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神经外科学组组长。
　　200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向为我国神经外科作出杰出贡献的鲍耀东等专家医师颁发了荣誉证书。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医师在荣誉证书上题写的颁奖词为：“中国神经外科的辉煌，离不开您的艰辛奉献”。
& “我是儿科大夫，就要对儿童健康负责”
――记南京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许植之医师&&&
　　“我是一名儿科大夫，就是要对儿童健康负责。”为了这一承诺，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科许植之医生为之奋斗了一生。
　　1946年许植之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进入了当时南京的教会医院马利医院（现在的南京鼓楼医院）。在那个战乱纷纷的时代，有不少同学选择到海外发展，可许植之为了报效祖国，她毅然选择留下。为了她钟爱的小儿医学，一干就是60余年。她以自己精湛的技术，高尚的医德创造了许多生命的奇迹。
　　1952年10月，这位不满30岁的女子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在教会办的圣心儿童院原址上兴建一所儿童专科医院。解放初期的南京，传染病盛行，儿童死亡率极高，建一所儿童医院对于这座百废待兴的城市是迫在眉睫。可是当时国家资金非常短缺，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筹建工作面临诸多难题。许植之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她和筹备组的同志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实践中探索，用一年半时间终于建成了我省第一所儿童医院。新生儿病房最难度过的就是夏天，新生儿的体温会随着室温的提升而升高。当时别说是空调，在物资匮乏的1950年代，就是想买一台电风扇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许植之写申请，打报告，筹资金，想尽办法，终于为医院买来了一台电风扇。可这对于高温还是杯水车薪。她想到了用冰块降温，她亲自跑大街走小巷，联系一家家的制冰厂，将冰块运到了医院，她带领着医务人员用冰水拖地，降低室温。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淋湿了她的头发，她都舍不得靠近冰块帮自己降降温。多年超强负荷的劳动，让这位女医生年纪轻轻就落下了脊椎的病痛。
　　医疗工作中，她要求自己每一项工作都必须准确无误。有一次，一位新入院的重症患儿出现了呼吸暂停的症状，时间紧迫，等不及为孩子进行气管插管了，许植之立刻为孩子进行了口对口呼吸，二十分钟过去了,孩子还没任何反应,孩子的父母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可她依然坚持抢救，终于孩子自主呼吸出现了，大家欢呼了起来，小患儿得救了。
　　那时候的新生儿病区没有先进设备，医生护士工作量巨大，医生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观察一次小病人，为了照顾好这些幼小的生命，许植之吃住在病区，她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这个概念，更是无暇照顾老迈的父母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一个隆冬节日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许植之刚回到家中，准备吃饭，窗外传来一阵阵的“许主任”急呼声，许植之丢下饭碗，直往医院奔去。老母亲看到桌上还没有动的饭菜，只能摇头，幼女看到妈妈离去，失望地大哭。妈妈在节日也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许植之医生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那些生病的患儿。多年以后提及这些，许植之总是很愧疚地说自己对一双儿女亏欠太多了。她知道有更多的小病人需要她的照顾，她只能把对儿女们的爱藏在心的深处。
　　通过临床接触和对医学前沿的不断学习让许植之领悟到儿科学均衡发展的必要。50年代末期,她选派2名年轻男医师进修学习小儿外科，学成回来创建了小儿外科。经过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小儿外科已发展到涵盖了普外科、骨科、神经外科、新生儿外科、泌尿外科、烧伤整形科等六个专科，成为江省重点临床专科。在1980年代初，她借参观日本的机会汲取先进的医疗经验，回国后建立了我省第一个新生儿监护室，成功地抢救了濒临死亡的新生儿，使新生儿病死率由1984年的12%下降至2010年的0.4%。这些数据背后凝聚了许植之多少的辛劳！
　　有人曾经说，许植之的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生活中只有工作，而她笑说自己有许多爱好，爱生命、爱那一个个幼小生命，用自己的双手从阎王爷那夺回属于他们的幸福。
　　从医60余年的时间里，许植之先后发表论文百余篇，撰写编著几十部，荣获省、市科技奖４０余项。党和政府授予她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妇幼卫生先进工作者、省及市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凭着良心和尊严行使我的职业，我首先考虑到的是病人的安全。”许植之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誓言，为年轻一代儿科医生树立了榜样。
医学界“东方之子” 麻风病“守护之神”
――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叶干运医师
　　叶干运，男，1924年生，福建闽侯人。中共党员。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留校任教。1953年参加筹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并工作至今，1979年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1984年任该所顾问。曾任卫生部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和麻风病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麻风防治协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分会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专家会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顾问、《中华皮肤科杂志》副总编、《中国麻风杂志》主编、中国性学会顾问和WHO专家咨询委员、国际麻风学会理事、亚洲皮肤科学会名誉理事、美国临床皮肤科杂志特约编委等职。第5届江苏省人大代表，第6、7届全国人大代表。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50年任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大队长，前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工作。1951年任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大队长，率队赴西康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他们爬雪山、过草地，深入农牧地区，为患病的各族人民精心诊治，治愈了大批性病患者，深受缺医少药的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也为控制性病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期间，时常遇到少数民族地区不理解抽血化验，认为抽血是用来做药的。于是，记不清有多少次，叶干运捋起胳膊，抽取自己血做示范，抽完了以后做化验让牧民们看，这才打消了牧民们的顾虑。他和他的团队走遍藏区19个县，治疗藏族同胞20多万人次，被称为“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还培养了40多名藏族学员，造就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两年间，叶干运和医疗队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和平解放色达的使者。在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赴藏区巡回医疗50周年纪念会上，国家民委和卫生部联合向叶干运颁发了“造福藏区人民的白衣战士、促进民族团结的一代功臣”荣誉证书。
　　叶干运从事性病与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60余年，在流行病学、社会医学、防治策略、诊疗方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成绩。1964年，与胡传揆等撰写《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建立后仅15年，已将性病基本消灭。这一辉煌成就已成为性病防治史上的里程碑。改革开放后，面对性病死灰复燃的严重态势，多次提案“加强性病防治工作，控制性病蔓延”，得到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先后下发了中办发z86{15号文和国发85号文，卫生部成立了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并指定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作为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各地也相继建立了防治专业机构，我国再次开展了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在麻风防治工作上，叶干运呕心沥血，毕生奉献。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深入各地详细了解麻风流行与防治情况，协助卫生部草拟麻风防治规划，和马海德博士率先提出“以县为单位控制麻风综合防治措施的研究”课题，此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1年，WHO在日内瓦召开麻风病化学治疗研讨会，叶干运作为中国代表参会，与各国专家交流经验，共同制订了麻风病联合化疗方案。回国后向全国推广该治疗方案，短时间内治愈了大批患者，沪、鲁、辽、苏、浙等省市相继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的指标。20世纪末，我国麻风防治工作已走在世界前列，受到WHO高度赞扬。2001年，他参与的“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东方之子”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
　　叶干运主编专著7部，发表论著60余篇。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为我国性病麻风病防治研究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贡献。作为国家第一批皮肤性病学硕士、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我国第一位麻风病学硕士以及7位博士。
　　叶干运先后获中国医学科学院先进工作者、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防疫防病先进个人、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还获“中国性科学贡献奖”、“中国皮肤科医师杰出贡献奖”。
莫道桑榆晚 霞光正满天 ――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周玉篇医师
　　周玉篇，1923年2月出生于山东安丘，1985年6月离休。离休前任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原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心胸外科主任，离休后担任心胸外科顾问，继续从事临床工作13年。
　　周玉篇1948年医学院毕业后投笔从戎，先后为参加淮海、渡江、抗美援朝等战役的伤病员进行救治工作，救治了上千名解放军伤病员。那时医疗条件很差，为了开展“组织疗法”，他常常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亲身体验疗效，证实无误，才用到病人身上。由于工作出色，他荣立三等功四次、四等功一次。1950年周玉篇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淮海战役时，由于伤员送来救治时已错过了初期外科处理的最佳时机，抗感染治疗显得刻不容缓。前线的战士在和敌人殊死搏斗，周玉篇和其他外科医生则在安置伤员的仓库里全力抢救伤员，三人一小组，每个人连续工作八小时后休息四小时，再连续工作八小时，始终保持有两名外科医生在手术，最大程度救治更多的伤病员。
　　上世纪70年代初，周玉篇参加了苏州吴江县血吸虫防治工作，当时吴江县八坼公社友谊大队社员的血吸虫感染率高达98%，在临时手术室里，他与同事们夜以继日做了100多例脾切除手术，全部治愈。加上庙港、金家坝，三处治疗点共切除脾脏258例，治疗血吸虫病人上千例，无一例发生意外，无一例发生感染。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周玉篇前往山区探亲。在他到大别山的第三天，大雨倾盆，医疗队护士深夜突然敲门，说有一位阑尾炎病人在手术时找不到阑尾，只好又把刀口缝起来了，听说山里来了位专家，特地赶来求救。得知来意，他二话没说冒着大雨跑了几里山路，赶到驻地。他看了病历、检查了病人，决定立即重新进行腹腔手术，术中发现了罕见的腹膜后位阑尾，阑尾肿得又粗又大，部分已变黑，他随即切除了这个即将穿孔的阑尾，病人很快就痊愈了。这在当地传为了一段佳话。
　　1958年南京铁道医学院成立，周玉篇受命开创心胸外科。先后开展了食管、肺、气管及各种心脏手术。其中完全性总支气管断裂气管袖状切除肺重建术、主动脉缩窄人工血管移植术，成为江苏省的首例。1977年至1979年是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发展的辉煌时期，周玉篇带领团队先后开展了肝脏移植、肾脏移植、心脏瓣膜置换等新手术，并达到江苏省先进水平。1978年周玉篇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上世纪80年代初，铁道部开始筹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由南京铁道医学院科研所和兰州局防疫站的专家共同组成高原铁路探索队，当时周玉篇任科研所所长，为了取得各个海拔高度的大气压、空气含氧量、血氧饱和度、心肺功能等万余个数据，周玉篇及全体工作人员每人被采血30余次。周玉篇还提出了世界铁路建设中史无前例的“建立火车高压密闭车厢”的设想，对青藏铁路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周医生在工作中细致严谨。医学领域中有不少字易被读错，他通过好几年时间，反复翻阅新华字典并找到依据，最终认定45个医学领域中易错读的字，写出论文《医务人员易读错的字》。
　　离休后，周老参加了医学院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他先后在东大、河海、化工、农业等大学以及省政协、部队干休所老年大学、南钢、扬子石化老科协、街道居委会等处，宣讲老年保健知识100余次，听课者近万人。他还根据讲课内容写出科普文章100余篇，累计8万多字，并印成宣传材料发放。
　　周教授一直坚持摘录医学资料，目前已经摘抄了医学笔记200多本，先后做了一万余张医学卡片，绘制医学科普挂图150余张。由于在科普工作中成绩突出，2001年他获省老年科协授予的“全省优秀老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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