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214）婚姻家庭：读老鬼与李南央写《母亲》
&&&&&&&&&&&&&&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男人、女人都是人，都有不完善的一面，我们自己这样，父亲母亲也这样。可悲的是，作为“传记”，人们写“母亲”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母亲的人性弱点，一直以来，我们写“母亲”都是歌颂----说好，不说坏。好像母亲是个圣人。其实，并不都这样。有些当母亲的人是相当混账的！杨沫与范元甄两位“革命老太太”就是实例；我亲身经历的前“丈母娘”陈路明也这样一种人。究其原因，因为有病-----人格不健全，心理不健康缘故。
我们常人都有一种误解，总是以为从娘的肚子里出来母亲就伟大。我认为，母亲和父亲一样养育子女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一种人生义务。正如父母的父母养育他们长大一样----人生他们，他们生我们，我们再生别人。你既然生，你就必须得养！履行人生的义务谈何伟大？诸如我前丈母娘陈路明与丈夫离婚把三个月吃奶孩子抛给丈夫改嫁。伟大在哪？待到陈路明的女儿当母亲也学她妈，孩子三岁抛下给我，也说是“女人不带孩子容易嫁人”。这难道算是伟大？何谓伟大，正如德谟克里特所讲“在不幸中的处境中完成义务的母亲，才是有些伟大”。类似杨沫与范元甄和陈路明母女这种母亲是很不负责任的。由于亲者讳，我们一般人未能正视母亲的缺陷，不说罢了。我前老丈人临死前回顾他的人生时都发出感慨：“离婚女人千千万，没有见过一个像陈路明（前妻）这个样”（也是革命老太太）。这可是一个临死的人发出的压抑在心底里几十年的话。这两篇文反映的事实也同样表明：不合格的妻子，实际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也是一个不称职的媳妇，做人失败者。
我感觉，老鬼和李南央两人写“母亲”，写得非常好。好在，他们没有回避母亲人性的弱点，能实事求是的写“母亲”，这样写了更真实。两篇文的价值就在这。文章颠覆了传统的一般拔高母亲的夸张写法，实事求是，更有血有肉，还原真实面目,对父亲很公道。透过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不合格的母亲，实际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女常伴愚夫眠"。重情之人，难有爱情之幸福，女人，不见得都是好母亲。男人找到一位好妻子，等于给孩子找到一位好母亲。这是我看到的写“母亲”比较好、比较真实的文章。所以我破例收录收藏。
-------------------------------------------------------------------------------------------------------------------
老鬼（左）
&&&&&&&&&&&&&&&&&&&&&&&&&
老鬼：我和我的母亲杨沫（节选·引用）
一个朋友对我说，不少女作家的孩子都对母亲一肚子意见。我想自己就是那些孩子中的一个。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我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
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我们孩子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母亲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
　　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
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母亲在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
　　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她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
　　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她的日记中能看出来。
　　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母亲不愿意为孩子多花费时间和精力，总怕孩子妨碍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地道里，发生过多起女同志为避免敌人发现，把襁褓中的婴儿活活捂死的事情。这一情节，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革命，为了生存，可以牺牲孩子。
　　她的母性不很强，打姐姐徐然就是一例。那是解放战争期间，十来岁的徐然被送到六七十里外的一所住宿学校。因为不习惯，思念母亲，一次她偷偷溜出学校，从早到晚走了整整一天，返回母亲身边。母亲看见疲惫不堪的女儿却发了无名火，用苕帚疙瘩狠狠打她，徐然用手挡护，结果手被打破流血。母亲第二天就托人把她送回学校。徐然的手背上为此留下了一个疤。
　　母亲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
　　举一个小小例子：小学三年级以前我没有记忆，从我四年级以后到初中高中，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就没有去过一次。父亲也不去，总以工作忙，身体不好为由，让姑父或哥哥去，姑父是一个看大门的，文化程度很低。
　　孩子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很多母亲总要亲自到车站送行。而我家孩子离开北京时，母亲不要说去火车站，连汽车站都不去，顶多送到家门口。
　　除了包饺子时，她会和保姆一起包，我没见过母亲周末为孩子们掌勺做饭，改善伙食，也从没见过她给孩子们收拾衣服，整理卫生。相反，都是孩子照顾她。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我和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母亲童年时，她的母亲醉心于打牌串门，很少理她，她不得不跟街上捡煤核的孩子玩。可能受此影响，她自己也很少陪孩子玩。解放初母亲虽然常在家养病，却很少到我的房间，陪我呆一会儿。我只能在吃饭的时候，与她见面。平日还不许我在她住处附近跑跳，嫌吵闹。我只好在后院里与一群鸡为伍，弄得全身是土。
　　父母来了客人，除了小胖，绝少让我和哥哥在场，既不愿意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朋友，也不愿意他们的朋友看见我们。
　　她去苏联访问，到外地出差、参观、休养，从没有给我带过点什么小纪念品。我记得唯一例外的是她从北戴河回来，带过几个海星和海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把孩子放在首位。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作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常常顾不上管。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常见。
　　比如，我小时候患了肠粘连，肚子疼，疼得我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母亲认为是虫子病，一直没当回事。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再三向她报告，她都说是虫子病，无动于衷，继续把我扔在东屋，任我疼得呻吟。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眼看要不行了，她才让哥哥带我去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胀得快要破裂，再晚就没救了……
　　她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不给她治。她拉肚子，她冻伤脚，她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好像也不着急，不大在意。
　　我12岁左右又闹过一次肚子疼，很严重，育才学校把我送到友谊医院抢救，后又在校医院住了好几天。这期间，尽管学校打电话通知了家长，母亲也没去学校看看我。可萧华的儿子萧云在《我的母亲》一书中说：当他发高烧后，一连7天不退，他的母亲王新兰寸步不离地守了他7天。相比之下，我的母亲绝没有这么强的母爱。我患重病时，不记得她陪过我哪怕一天。
　　当动完肠粘连的大手术后，我肚上的伤口剩下一窟窿，迟迟不愈合，出院继续在家养病。一天因为点蜡烛玩火，烧着了窗户纸，窗户冒起了浓烟和火苗。我知道惹了大祸，又不敢说，怕挨打，躲到厨房。幸亏母亲发现冲过来，把火扑灭。之后她拿着鸡毛掸子狠狠抽我，连吼带骂，把我抽倒在地上。
　　对一个6岁的弱小孩子，刚动完手术，腹部伤口还未痊愈，还缠着绷带，这么毒打，痛上加痛，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终生难忘。我哭了很久，怀念从没有打过我的姑姑。怀念老家农村，那里虽然穷，却充满亲情。
　　我刚上小学时，母亲为省钱，常让我穿用老家的土布做的衣服。因为土里土气，总被同学欺负。有的同学还说我的妈不是亲妈……回家后也不敢说，只是再也不穿那些土布衣服。
　　幼时身心受过摧残，把母亲的心变冷变硬。她也不知不觉承袭了她父母的毛病，对孩子缺少关爱，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没查出毛病。父母即认为哥哥是装病，以索取关爱。哥哥疼得无心听课，含着泪说：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痛。母亲依旧严词批判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娇滴滴，无病呻吟。
　　——其实这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来源于母亲的遗传。
　　哥哥还告诉我：他高二时得了急性腮腺炎，腮帮子肿得老大，头昏脑涨，连睾丸也肿了，发高烧39度8。校医给了他一些药后，让他赶紧回家治病休息。怎么回去呢？校医和同学们建议他让家里找个车来接。因为高烧，哥哥走路摇摇晃晃，想到父亲用车很方便就给家里打电话，报告自己发高烧，头很晕，请求父亲要个车来接一下。父亲与母亲商量了片刻后问：你现在能不能站起来？哥哥说能。父亲问：能不能走路？哥哥说头很晕，走路颤颤巍巍。父亲与母亲又商量了一番说，你能站起来，又能走路，还能打电话，病就不算重，你自己乘车回家吧。
　　101中学校园很大，从宿舍到车站要走很远一段路。发高烧的哥哥就只好自己一步一步，跌跌撞撞，从宿舍走到车站。
　　——换了一般的母亲，哪怕找辆三轮车，也要把发高烧的哥哥拉回来呀！
--------------------------------------------------------------------------------------------------------------------
　　1958年国庆阅兵，清华大学搞了一个特种兵战斗师方队。哥哥手持7.62步枪参加了游行。之后，立刻又赶到西郊百花山种树。其间，因为条件艰苦，劳累过度，哥哥得了急性痢疾，只好回家休息。父母一肚子不高兴，责怪哥哥为什么总生病，是不是怕苦怕累？哥哥一会儿一趟上厕所，最后拉得全身无力，要双手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厕所。母亲也没当回事，只让保姆陪哥哥去医院看了看，拿了点药。以后转变成慢性痢疾，时好时坏，拉得面黄肌瘦。可父母总说他拉肚子不算病。家里来了客人常常当众嘲笑哥哥，说他娇气，小病大养，练武术练成了病包儿。
　　哥哥一肚子委屈，曾一口气写了3封长信给父母，解释自己不是娇气，确实是闹肚子，诉说了自己不被信任的痛苦心情。母亲却怒冲冲说哥哥写3封长信是“一连气向我们投了3把长矛”，把哥哥被冤枉、写长信说成是向她发起“进攻”，母亲只看了其中一封，其他两封连看也不看。她伙同父亲指责哥哥“变质了”，变得“自私卑微”，就“只知自己的吃穿”。哥哥是个病号，成天拉肚子，没人管，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关注一下自己的吃穿有什么错呢？那时，饥肠辘辘的我曾把哥哥的一包点心全给偷吃光，他尽管也饿，还饿昏过，却不曾埋怨我一句，这怎么能说“自私卑微”呢？
　　孩子生病或挨整，一般的母亲都会很着急，很担心。可我的母亲却出奇的平静，满不在乎。她为什么这个样子？我琢磨是受她父母的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她的父母对孩子生病撒手不管，也无形中教育了她对自己的孩子也这样，以为这是不娇惯孩子。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母亲知道我饿，有时也给我一点吃的，但次数很少（那时她总住院）。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什么补助也没有，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若少交几两粮票，保姆会追着屁股跟你要。我和小胖常为交粮票的事跟保姆吵架。父母自然总向着保姆。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只供父母享用。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有这待遇，他们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现在老百姓都挨饿，你们小孩子也应该挨饿，如给你们吃了，就是搞特殊化。
　　哥哥和我一样，回到家也吃不饱。他每次都主动交粮票，还带病帮父母干活，依旧老挨骂。他在清华大学饿昏过一次，回到家里也饿昏过一次。只有到姑姑家，才能吃顿饱饭。姑姑竟然还给过他粮票！跟父母一比，真让人感叹。
　　父母什么时候给过我们粮票呢？从来没有。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母亲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想着孩子——长这么大没见过母亲干过一件为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事。
　　文革开始后，父母挨了整，成了审查对象，多年的受冷漠让我潜在的对他们的不满大爆发。再加上受极左思潮影响，决心离家出走，到越南战场了此一生。于是才有捆绑姐姐，砸家里大柜，抢一笔钱的举动。准备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进这个家门。
　　如果父母对我很好，感情深厚，关系融洽，我决不会打砸抢他们。
　　我这个极端行为当然是错误的、幼稚的，更加剧了父母与我的矛盾。
　　我到内蒙古没多久就给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过着被监督改造的生活。父母与我断绝了一切来往。父亲根本不指望。无奈中，我只好给母亲写信求救，常常是我写四五封信，她才能来一封回信，还总是要我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我连想也不敢想她能来草原看看我，帮我解决问题。我明白即使我死了，她也不会来。
　　而我身边的一些知青母亲，别说孩子受了这么大冤屈，就是什么事没有，还能不顾路途遥远，千里迢迢赶到内蒙古草原看望孩子。我真羡慕，并渴望有这样的母亲。我常想，对孩子来说，要母亲就要有母爱的母亲。不管孩子，再有名气，再有钱的母亲也别要。
　　——小胖在唐山军垦农场被整得几乎精神失常，流着泪恳求母亲去唐山帮她一把，替她向领导求求情。母亲却没有理。只让大姐去了一下，没解决问题，后青柯去了，把小胖接回北京住了些天，才恢复了正常。
　　母亲年轻时，因为反对包办婚姻，让她妈非常气愤，曾与她断绝关系，停止供给生活费，这对她的伤害是终生的。她也变冰冷，不重亲情，与舅舅、叔叔、姑姑等亲戚的关系都相当疏远，极少来往。与自己的孩子也动不动就断绝关系。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为此产生矛盾，越积越深。一次，哥哥与母亲谈到这个问题时，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白眼狼”、“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之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也没有。
　　哥哥后来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摔伤右臂骨折，养病期间，举目无亲，用左手给父母写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哥哥再次说明丢钱情况，并检讨了自己跟父母争吵不对，说中国和美国都还谈判了呢，他们为什么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点不来往？信写得很长，但父母还是不理他。整整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这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对我也如此，数次断绝来往，让我尝尽了冷漠的滋味。
　　我从内蒙古回到家那天，作家林斤澜正好在家里做客，目睹了我和父母见面的情景。他说，父母对我的态度及其平淡，只微微点点头，继续坐着，一点不像与孩子多年没见又重逢的样子。从谈话中得知，我在内蒙古被整成了反革命，劳改了好几年后，首次被允许回来，就更让他感到奇怪和不理解——我好像是才出门遛弯儿回来，父母毫无特别的表示。
　　孩子的婚事母亲也甚少过问。她认识那么多人，从没说帮孩子介绍一个朋友。与别的母亲相比，她对孩子的终生大事，缺少兴趣。据我所知，家里四个孩子结婚，她或则反对，或则不管。我结婚时很穷，向她要钱，她说，哪个孩子结婚，我都没给过钱，为什么就对你特殊？嫌我庸俗。经过反复跟她说，才给了我200元（100元买床，100元代她请客吃饭），这算相当不错了。我儿子生下后，她也从没给小孙子买一件东西。哥哥就更惨了，因受父母株连，而立之年找不着对象，母亲也不管。哥哥结婚时经济很困难，她仅仅请吃了一顿饭，一分钱没给，一件礼物没送。
　　你说她不懂这些人情常理吗？她身在珠海，却能给北京老战友的孩子买坐月子用的尿布等。夏天，还能邀请他们小两口住到香山自己的小院。她还曾送给朱述新的爱人（我育才小学的同学）一件高级水貂皮大衣。可作为她自己的孩子们却从来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即使对她比较喜欢的两个女孩小胖、徐然，也没有送过这么贵重的衣服。徐然要她一个收音机，还得付给她钱。
　　母亲有个女同事韩霭丽，1963年左右调到市文联工作。母亲见她总不穿袜子，以为她生活困难。一次开完会后，母亲悄悄把她拉到没人地方，塞给她几双袜子说：我给你带来几双袜子。
&　　不料这位女同志笑了，婉言谢绝；自己从小就不穿袜子，连冬天也不穿。
　　弄得母亲有点尴尬，在文联传为笑谈。可大家都感到了母亲的善良，对同事有爱心。
　　然而她对家里人，就另外一副面孔。小胖临死前一段，常常也没有袜子穿，大冬天光着脚板穿双棉鞋，她却没说给小胖几双袜子。
　　在小胖的问题上，最能看出母亲的儿女情很淡。
　　1980年新刑法颁布后，公安局因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杀害小胖的嫌疑犯。此人已坐牢5年，拒不认罪。有个公安局的朋友把这消息透露给母亲，让她赶紧活动，否则那家伙就放出来了。母亲却平静地说：随它去吧，小胖已经死了，再关再判，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那个人还有三个孩子。算了。
　　朋友很惊异，说母亲太善良了，连凶手的孩子都那么关心。
　　——然而这对小胖善良吗？难道小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杀了就杀了，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照旧唱歌吗？如果说，小胖死时，江青尚在台上，你害怕，还情有可原，但这个嫌疑犯释放时，江青已打倒多年，以母亲的人大常委身份和影响，完全可以为小胖的事，找有关部门领导交涉，再给好好查一查。可她只给市公安局的张烈写过一封信，就再也没管，眼睁睁看着那个杀人嫌犯给释放。以后多年，把小胖命案置之脑后。当哥哥问起这事时，她让哥哥写信催，自己却撒手不管。
　　私下她曾对林斤澜说过：这个事算了。那唱歌的也是个人才，反正人已死了，网开一面吧，不必再追究了，干嘛非要以命抵命呢？林斤澜感到母亲非常的大气。但作为孩子，我却觉得她缺少母亲的责任感，心目中留给孩子的位置太少。
　　孩子无辜被杀，这可是个人命关天的大事。母亲坚信小胖是那个唱歌的杀的，看电视时，一看见有他，马上换台，却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她醉心于帮助刘亚光打官司，她有时间为刘亚光，给这个中央领导，那个中央领导写信，却没有心思管小胖的命案，从没有为小胖的事给中央领导写信。
　　相比之下，一个农村妇女若遇见这种事，肯定会为孩子不顾一切地奔走呼号，哪怕豁出去啥也不干，也要上访申冤，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可小胖出事后，母亲难受是难受，却没有为小胖的案子花什么大气力。这是比一般老百姓水平高呢，还是不如一般老百姓呢？
　　母亲自己在日日记中说：
　　小胖，我的孩子，我对不起你！为了写作，我没有精力为你去奋斗，去打官司。也许今生你就这样冤枉地死了。
　　有位部长夫人说：1975年小胖出事后不久，曾在柳荫街碰见了杨沫同志。当杨沫同志说到自己的女儿出事时，口气一点也不悲伤，似乎还兴致勃勃的，满面红光，让这位部长夫人感到大惑不解。
　　其实，母亲当然难过。小胖是她亲手带大的，她为小胖付出的心血和金钱最多。但她是情绪型的人，感情冲动得快，消失得也快。过了那一阵后，就平息了。
　　小胖文革中为保护母亲使尽了力气，可小胖被害后，母亲却是这等表现，令孩子们凄然……她总以写那个很糟糕的《东方欲晓》为借口，逃避做母亲的义务，逃避为小胖之死伸张正义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她绝对是个有欠缺的母亲！
　　她后来让家人把小胖的骨灰从老山骨灰堂取出来，放在家中，说将来要跟她一起埋在香山。可许多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吩咐秘书把小胖的骨灰给处理了。秘书去外面转了一圈后，说是把骨灰撒在了香山卧佛寺的一个坡上。
　　从此，小胖的骨灰荡然无存。&
　　母亲长年在外写书，把小胖的孩子禾禾一个人扔在小红楼那空洞洞的家中。这个孩子从十来岁就感受着说不出来的孤独和悲哀。
　　直到晚年，母亲才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小胖，可能她有负疚之情吧。
　　多年来，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
　　除了战争年代，确实有顾不上的问题之外，恐怕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五六十年代不提倡母性、母爱，人性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而大加讨伐。冰心就因为宣扬“母爱”而受到批判。全社会提倡为革命不讲亲情——亲不亲，阶级分。因而孩子揭发老子，亲属之间划清界限司空见惯。母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要背叛自己的阶级就要表现得更极端。那时儿女情长被认为是觉悟低，受到舆论的批判和嘲讽。毛主席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已深入骨髓和血液，结果就有母亲这样的革命者，认为应把革命、工作、他人放在首位，以为母爱越少越好，这才算觉悟高，思想好，对同事、熟人甚至陌生的外人都远比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和热情。外人不穿袜子都要帮忙，自己的孩子明显地遇害，却撒手不管。在单位里笑容可掬，回到家却动辄打骂孩子，冷漠粗暴，照顾粗疏——谓之曰：严格要求，不娇生惯养。
---------------------------------------------------------------------------------------------------------------　　
&可说，那对种革命至上、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狭隘理解和片面的极端教育扭曲了母亲的人性。
　　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刚开始叛逆封建礼教、传统观念，后来啥都叛逆，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叛逆掉，否定掉。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所以，她与亲戚甚少来往，对幼儿缺少怜爱，对孩子生病和挨饿缺少同情；极其蔑视姑姑的浓厚亲情意识，认为只有家庭妇女才那样，没水平。
　　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自从动了两次手术，过早地摘除了卵巢、子宫，母亲性情变得烦躁易怒，为一点小事就生气。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
　　还有，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她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埋怨父亲不管孩子，让她感到心理不平衡，最后导致跟父亲一样也讨厌孩子，疏远孩子。
　　不过，据我看，最重要的是与她童年时的遭遇有关系。如果她的父母很爱她，很关心她，她绝不会这个样子。——母爱能传染，“不母爱”也能传染。
　　她可能觉得，她这样对待我们比她自己小时所受到的待遇要好多了。
　　母亲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潜移默化教给了她“自己第一，孩子第二”的观念。在她的意识里，把正常母亲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为孩子宁肯牺牲自己的母爱统统当成了“娇惯孩子”。记得六十年代她去看望了一位朋友后，回家对我们说这个人太惯孩子了！为讨孩子欢心，竟让小孩用小手打自己的脸。小时这么惯，将来大了，还得了？不把你给杀了呀！
　　母亲曾告诉我：刚解放时，哥哥因为穿着破旧，总给家里跑腿干活，被邻居误以为是家里的勤务员。认真想想，当时穿的破，总干活的孩子很多，不都被认为是家里的勤务员。真正原因是父母对哥哥冷冷冰冰，缺少亲情，才让外人有这个感觉。我也屡屡碰见过人们询问杨沫是不是你亲妈之类的问题。而母亲对自己近乎冷酷的行为总用“不惯孩子”来解释，说她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教育方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把孩子置之死地了，命都难保，还怎么能教育好？
　　母亲的家庭是特殊的，因此心理也比较特殊。她的慈母心也有，我当反革命后，她救了我。为哥哥调动工作，姐姐调回北京，她都找了人，帮了大忙。所以她也不是一点母爱没有，就是比较少。三年困难时期，她和父亲眼看着孩子吃不饱，甚至饿昏了也不管，自己心安理得吃高级点心；她最疼爱的女儿不明不白死亡，嫌犯抓住后又给放了，她却没有劲头去奔走，上告……
　　——严格要求，不搞特殊化，不娇惯孩子也不能走极端，否则就成了冷酷。姐姐徐然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曾说她“爱也温柔，爱也冷酷”，尽管委婉，也道出了她对子女有冷酷一面的事实。
　　所以，很多女作家的孩子都对自己的母亲有一肚子意见。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4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4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
　　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后，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
　　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
　　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
　　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后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的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窝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40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戴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汽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40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
　　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14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给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
　　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
　　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15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14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
　　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
　　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碰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而文革之后，经过多年的底层生活，我的思想观念大变。对比文革前，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变成“右派”，又嫌母亲左了。嫌她思想保守正统，对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缺少同情，文章里总写光明面，套话官话太多。
　　如果说我在草原上被打成了反革命，母亲不与我来往是被迫的话，那么以后她还两次与我断绝来往，真寒了我的心。
　　1976年初，母亲发现我在写《血色黄昏》，表示坚决反对，说我写的这部书稿是“大毒草”，是“控诉无产阶级专政”。为不让我写《血色黄昏》，她唆使父亲偷走了我的手稿。这迫使我不得不靠着自己的记忆，从头开始重写。因为我去信索要手稿并责备他们的偷窃行为，母亲大怒，立刻声明与我断绝一切关系，还四处对人说我是白眼狼，品质恶劣，忘恩负义，不让人理我。
　　我想不明白，孩子的东西就可以偷吗？
　　差不多两年，母亲跟我一点没来往。当时我在大同当工人，过春节时，无家可归，我再怎么保密也瞒不住身边好奇的眼睛。很多周围的工人都认为我母亲肯定不是亲的，亲生母亲没这么干的。
　　我猜想，母亲内心深处可能不满意我对姑姑比对她好。她曾给过我一条天蓝色的毛裤。我嫌太漂亮了，送给了姑姑。她知道后，又从姑姑那里要了回来。
　　1967年6月我去越南后回到成都，这时钱全花光了。10日我从成都给姑姑寄过一封信，托她做父亲的工作给我些生活费。姑姑把这封信交给了父亲，此信一直保留到现在。信中说：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最困难的日子，你是怎样饿着肚子让我吃饱的……尽管他们给我吃鸡鸭鱼肉，给我手表、自行车，可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感到自由、随便、舒服，可以不用再扮“骗子”的角色。和他们在一起总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隔膜。
　　这封信父母看了肯定生气，认为对我再好也白搭。我平常在家里老老实实全是伪装，我不爱他们，只爱姑姑。所以母亲最常骂我白眼狼，说不理就不理。
　　直到打倒“四人帮”，我从大同市考进了北京大学，父母才与我恢复了来往。但我们的思想还是谈不到一块儿，共同语言少。我为张志新的遭遇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母亲却没有我这么强的感受。她重用那个秘书，她为科研油子花那么大的精力，却没有心思为张志新呐喊两声。
　　到北大后不久，开始批《苦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事发生，因为看法不同，我与父母再次发生争论，他们又再次与我断绝关系。母亲甚至还在日给北大中文系写信，就我与外国记者接触，谴责了我一番，要求学校对我严加管教，如仍固执己见，可以给以必要的处分……
　　幸亏班主任赵啧老师对我很好，告诉了我这一情况，并竭力保我。
　　我悲愤地想：当形势紧张时，母亲应该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孩子，哪有主动给学校去信表态，批判孩子，声讨孩子，从背后捅孩子一刀的？
　　如果儿子是卖国贼、贪污犯、杀人凶手、强奸了妇女，母亲应该深明大义，不护犊子，积极揭发检举。但只因与孩子的观点不同，只因为孩子跟法新社记者说了说知识青年和下层百姓在“四人帮”时期的苦难，怕给自己惹祸，就给孩子单位写信表态划清界限，这是母亲应该干的吗？连“马列主义老太太”
都未必干得出来啊！母亲的这一刀，实在扎得太深了，让我刻骨铭心。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我当然痛恨她，她的行为玷污了母亲的称号，太功利，我对她寒透了心。
　　这一次又断绝了很长时间来往。她不理我，我也不理她。她瞧不起我，我更瞧不起她。再怎么苦也不乞求她，寒暑假都住在学校。那段无家可归的日子，只有远在贵州的姐姐徐然给我来信，送来一缕缕手足的温暖。
　　后来经过徐然的说和，母亲跟我恢复了来往，可裂隙犹在。成家后很长一段时间（八十年代大部分年月），我与母亲来往甚少，再也不敢沾她。《血色黄昏》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奋斗成功。
　　我常常感慨，自己这个反革命真不好当。别人在外面是反革命，回到家里还能得到亲情温暖。而我这个反革命在外面受冷遇，回到家里还受冷遇。
　　父母可是从不承认对孩子不好。你要稍稍抱怨一下他们对孩子不够关心，他们就大发雷霆。总认为他们生下我们，是对我们的大恩大德，我们的抱怨是忘恩负义，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直到《血色黄昏》出版后，母亲还批评我书里写的她不真实——主要是没有像别的吹捧文章，把她说得十全十美。其实，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这个家给我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惨重的。
　　——为什么自己崇尚暴力，一部分原因就是幼年总挨打造成的。我在美国常常感叹，年轻时如果把练块儿习武的劲头放在学英文上，自己的日子就要好过得多，父亲打我数不清有多少次。促使我从初一起就拼命练块儿、悠双杠、举杠铃、摔跤打拳……以为自己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父亲就不敢再打我。
　　——我的孤僻也与这个家庭有关。父母不和的家庭，孩子大都孤僻怪异。除了姑姑和老家的亲戚，我不相信任何人，连亲生父母都这样冷酷自私，我还怎么相信外人？对任何生人，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戒备，是警觉。我信奉人性恶是四海皆准的真理。遇见生人总往坏里想，不爱交际，从不主动跟人说话。在学校里，非常的不合群。老不见人的狗，见了人就会恶叫，非常凶狠。我也是习惯了自己的孤僻生活，见了生人就冷冰冰的，没有笑脸。
　　——社交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极差。家里来了客人，从来不让我在场（可能是嫌我脏，嫌我嘴巴笨）。平时除了保姆，无人跟我说话。这样总不跟人接触，见了生人就紧张，手足无措，说不出话。父母也越嫌我不体面，越不让我见客人，结果毫无社交能力。上初中时，母亲让我去邮局寄东西，都得一遍一遍教我怎么跟邮局的人说。总不接触人，总不说话，说话能力就低下。肚里平时有的词儿一说话即忘得精光，所以跟人交往就爱用笔写。我有事向父母说时，即便在家里，也要写在纸上，面交给父母，用书面方式表达。
　　母亲从1963年认识了那个病号，到1978年认识了那个科研油子，到1985年纵容秘书抢父亲的东西，中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专注写书，疏远孩子，缺少亲情。大年三十，从不说跟孩子们聚一聚，她根本没这个意识。有好些个春节，她是一个人在外地过的。从不想想孩子们的感受。所以每逢过节，望着别人全家团圆，欢欢喜喜，我惘然若失。
　　不过，母亲的冷漠也激发了我的奋斗意志。没有别的依靠，只能自己救自己。她疏远就疏远，我不哀求她。她多红，也不拍她的马屁。她瞧不起我，我越发憋一口气，非要干出点事，来证明自己！我锻炼身体，我磨砺意志，我犯了纪律不检查，我把憋在心中的话写成书，我一条路走到底……无非是在表现自己的独立和力量。
--------------------------------------------------------------------------------------------------
&（李锐女儿）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
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
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1941年，延安精简机关学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理了。
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
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
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
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
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
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刁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
1980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操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
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
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轱辘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妈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
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
最使我妈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那。
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锁住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浪接一浪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妈妈，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妈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妈妈从干校回来，挤在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处，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亲，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
妈妈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妈妈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插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处、只有8岁的妹妹，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亲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妈妈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妈妈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妹妹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我的大舅（我妈妈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妹中受我妈害最大的。
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亲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妈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
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水，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水含油太多的原因。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水饮用，既是这种水，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亲情，舅舅、舅妈和几个小表弟、舅妈的妈妈（那个国民党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妈妈，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50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妈，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妈妈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体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妈妈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妈的大妹妹）是我妈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妈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妈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妈要到北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妈妈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40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妈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妈讲理。
我妈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50多岁，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床，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妈妈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
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亲，阿姨嘱我把她在我妈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脱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渡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1979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88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94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妈，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妈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妈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姐。
我和妈妈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亲，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妈妈和妹妹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处。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妈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
一进门我妈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奸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妹妹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
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处。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妈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妈是我的亲生母亲，觉得后妈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该是从妈妈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跟妈妈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国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党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
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妈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
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股股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阴沉都去不掉。妈妈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
“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
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处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腿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50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色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妈妈唯一没想卖的东西。
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4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亲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4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妈妈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璃厂卖的。记得得了有20多块钱。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处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
妈妈说：“自己倒水吧。杯子赃，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水。妈妈坐在了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处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胸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
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国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国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妈妈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受最好的东西呢！”那种尖酸、刻薄的老调直刺我的心口。我暗暗骂自己，“好好的，干嘛要把大姨扯上受过。”我太知道，天底下再也没有姨父那么老实的人了。他从来没给自己走后门买过药，从来是我妈要他买药，他没办法拒绝，才硬着头皮办的。我太熟悉我妈这种德行了，用人走后门给自己办事，反过来又把别人批一通。
我知道，我给了我妈一个很好的开骂的由头。果不其然，从大姨开始，三下五除二，就径直地朝我爸去了。“那个右倾机会主主义分子、反党分子。文革完了，以为自己平反了，又当了部长了，当了中央委员，了不得了。在我眼里，他一钱不值！他还不是从组织部下来了。告诉他，苗苗（我哥哥的小名）是在卡车上生的，所以有缺陷。这个儿子得给钱，他得管。李锐现在又有老婆了，又当官了，有钱了，他必须要管这个儿子。这一点你一定要告诉李锐！”从开骂，我一直直视着这张脸。过去多少年，我总是低头听骂，心里翻江倒海地难过。这次，我极冷静地端详着这张脸，听着，感叹着“人怎么会活得只有恨，而且这么刻骨地恨”？
然后又骂到我的朋友。这个朋友的妈妈当年在延安也是有名的女强人，是妈妈的熟人，我去年托这个朋友春节时看过我妈。朋友回来后写信告诉我，我妈很激动，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跟李锐的事。只可惜她什么也没有记住，只记住大意是“李锐一贯反党，与党不是一条心”。临走这位朋友留下了在大街上匆匆忙忙买的一个大果篮。哪知道她赶上了奸商，表面的好水果下铺的是一层烂橘子。
老太太蹬蹬地跑到另一个房间拎来了篮子，把篮子举到我面前，“就是这个篮子。送烂橘子，你知道在旧社会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骂人呀！说是叫朋友来看我，实际叫她来骂我！”这可是典型的范元甄的不讲理。要骂应该骂这帮奸商太坏，怎么怪到买东西的人？退一万步，我的本意如果是送朋友来骂她，怎麽会想到这种旧社会的伎俩？要知道我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怎么会知道这种旧社会拐着弯儿骂人的破玩艺儿。
接着又挖苦我的大忙人朋友：“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儿，腰里的BB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我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心里数落这个朋友，“也不看看你看的是什么人，这么大大咧咧的，害死人。去年春节到现在小一年了，老太太把这篮子溜溜存了一年，这气可是存大发儿了。今天这关怕是不大好过”。
老太太接着从我三岁就要打死她开始，一一历数我的罪状，说我给她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来打发叫化子。
不记得什么时候，话锋一转，拿出了一块怀表。我听说过这种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的头象怀表。紫铜色，古色古香，很雅致。老太太把表递到女儿面前：
“忙忙，你认识这是谁吗？”
孩子自进门来，老太太一开骂，眼泪就象断线的珠子，没有停过。这个孩子是在爱的温暖里长大的，她常说的一句话：“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得了个好妈妈。”这话不错。我太知道妈妈是怎么伤了我的，我为什么不喜欢我妈妈。我刻意地避免一切我恨我妈妈的地方，把我小时候希望得到而永远得不到、那份我理想中的爱都给了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妈妈、爸爸、丹丹阿姨（我那位朋友）、外公、姥姥这些她至亲至爱的人，在外婆嘴里都成了天底下最丑陋、最不要脸的东西。孩子的心整个儿翻了船，简直地就是找不到岸了。几次侧过脸动着嘴，不出声地说：“妈妈，咱们走吧！”都让我压下了。我心里觉着，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无论如何要尽量多呆些时候。另外也是希望这个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看看世界苦的一面。孩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点了点头。
“他是谁？”
“毛泽东。”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毛泽东是谁？”
半天的沉寂，我的心简直不敢跳了。
这孩子如果把我们平日里在家的胡说八道变成她的想法如实说出，那可就别活了。
“不知道。”半天，女儿抽噎着又蹦出了这三个字。
事后女儿告诉我，“我知道毛泽东是谁，就不想让她知道我知道。”
我妈一下接了过去：“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句话一出口，老太太的眼泪就落了下来，象是先把自己感动了，“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老太太哽咽的说不下去。
我不由地想起文革后期，中央的老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不是敌人了，总理的地位也摇摇欲坠，说不清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一次，我妈百感交集地对我说：“现在象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人是几乎没有了。”我妈把自己比作江青应该是确切的、不为过的，也符合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无论是我妈的好朋友还是坏朋友、亲戚还是同事，都有一个共识：“范元甄／小范，亏了没在江青的位置上，要不她比江青还江青。”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
她说话时，我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里没有半点的虚伪和作戏。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心里话。
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生活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建起的精神牢笼里。真的，现如今这世道，是个人恨不得就得是个经理，腰上BB机乱叫，一百多块钱光鲜鲜的果篮，楞敢给你装烂果子。还有谁会记着老人家呀？外边的老老小小，上至市长，下至草民，都脱了共产主义的紧箍咒。“六&四”则更是破了共产党的神话，没有多少人真再信党了。可是，妈妈文革后就再也没有工作，又没有朋友，亲戚们是断不敢粘她。她就象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
其实她当年是很有过自己的思想的，她最开始倒霉就倒在给我爸爸的一封信上。“大跃进”时，我爸在外地出差，我妈给他写信，询问外地的真实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导提出了质疑。我爸被隔离审查后，秘书清理他办公室的东西，在爸爸的抽屉深处发现了这封信，把它交给了当时三机部的党组。这位秘书对我爸一个字也没揭发过，之所以对我妈这么干，实在是对她气不过。我爸一出事，我妈就开始揭发他。秘书原以为我妈跟我爸观点完全不一样，没想到我妈也有“反党”思想。既然观点一致，怎么可以这么揭发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知道我妈的遭遇不仅仅象她一向跟我说的，完全受害于我爸。我们家在68年3月被抄了，妈妈随即被抓走，关在机关被群众专政。他们机关的专案组给我写信，我当时已进工厂，在青岛实习，让我揭发我妈。说如果我揭发，就可不将我家的情况告诉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他们告诉了我这封信的存在，我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惊。不是震惊于她的“反党思想”，而是不能相信她既然实际上同意我爸的观点，怎么可以一直以她是坚决反对我爸的反党言行、坚定的革命者自居？
我写了信，但是开头第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我妈妈是反革命，我相信她是跟着毛主席，要革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写我所知道的妈妈的问题。”我写了1961年底爸爸妈妈离婚后有一小段时间，爸爸仍住在我们家的南屋。妈妈天天逼着爸爸搬家，后来把他的枕头、被子从三楼的窗口扔下去，爸爸才因此从水电部要到了房子。不过人也许是矛盾的，爸爸从家里搬出去后，妈妈倒是时时让我们去看他，到他那里吃饭。
1960年爸爸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几乎饿死。在北京刚刚开始有高价饼干卖时，妈妈带我去百货大楼，买了整整一箱苏打饼干。我们坐三轮儿回的家，拉三轮儿的师傅还问我妈箱里装的是不是收音机，妈妈吱唔过去了。那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够买几斤高价点心的，要是让人知道这里装的都是饼干，不定要遭什么样的白眼儿呢。
除此外，没什么可揭发了。后来，我妈自己也告诉我，反右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她曾经很同情被斗争的右派学生马云凤。认为他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后来组织上撤了她的职，审查她的问题，自己才猛然醒悟，吓坏了，“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承认错误，重新做人。”这辈子，妈妈跟我说的心里话，大概就是这些了。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受了她的骗。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她的倒霉也不是如她一向所说，完全受过于我爸。从那以后，罩在她身上的老干部的神圣光环，在我眼里消逝了。我的小舅、大姨，还有妈妈的好朋友都反对过我的看法。他们说，我妈妈那时没有办法，为了孩子，只有那么做，我至今不能同意。也许离婚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是把我爸爸置之死地的揭发，却是用保护孩子无法说通的。她是吓破胆了，那个当年认为“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爸爸告诉我，我妈当年刚进城时，跟我爸一起议论毛的话）的范元甄再也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一心一意地跟着毛泽东走的思想，跟着党走的没有灵魂的躯壳。
记得华国峰当政时，我们这代人都颇看不上他，很反感他的“凡是”论。一天在家看电视，新闻正有华国峰的镜头，我脱口出了一句老华如何、如何，她当即变了脸，声色俱厉地说：“你怎么能管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叫老华？！你简直反动的不成样子了！”当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告诫自己是太忘形了，家里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着呢！一不小心妈妈告到我的单位，我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可不能轻易忘记过去的教训。
文革时，我回家探亲，我妈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象早请示、晚汇报。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对付妈妈，既要狠斗私心，又不能让她认为我思想反动。后来，我常常在家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认为“四人帮”当道，天昏地暗，个人、国家前途何在？我妈教训我，我听不进。她竟一封信写到我的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我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教育我。幸好，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个好人，叫我去谈了一次话，只轻描淡写地说：“你妈也是为你好，怕你到处乱说乱道出事。你正面理解老人的做法。”
如果说我妈当年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为了孩子和自保，向党揭发。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产生了质的飞跃，已经完全抛却了儿女亲情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人了。“亲不亲阶级分”，已溶于她的血液。她已经不是迫不得以，不能不干揭发。她就象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她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凡是派”。
我妈给我的信永远充满了革命词汇。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给我妈写信。给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可写可不写，给妈的信却是万万逃不掉的。我妈会时不时地寄剪报来，让我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我学习王洪文。说同是工人阶级，人家那样先进，你却是如此落后。
我那时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分子已小有年头了，早就知道生活中的工人阶级和报纸上无限拔高的形象是两码子事儿，也早就没有了对党报的那份儿崇敬感，知道报上天天地编瞎话骗人。我自觉报纸是没有采访我所在的工厂，采访了写出来一样好。我告诉我妈王洪文那是机遇，我要是赶上了，也能当副主席。我妈是觉得我真正成了小李锐。
后来改革开放，人人向钱看，她提起邓小平、赵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