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奖：哑巴红军传奇（纪红建）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穆桂英挂帅有个哑巴战士
　　红军长征时有个聋哑挑夫
　　――王首道
　　在干部档案里，他的姓名就叫哑巴，出生年月不详，入伍时30岁左右，籍贯大约在四川一带。入伍年月：1935年6月。
　　哑巴是中央红军途经四川大渡河一带时，红军战士误将他当做奸细而戏剧性地被带上长征路、走上革命道的。
　　从大渡河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哑巴从背行军锅到喂马、挑水、烧火，再到看管果园，他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十分普通，普通得不为人所关注。但他的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种让人震撼的力量。
　　哑巴没有亲人，也没有成家，但他并不孤独，因为陪他一路走来的，不仅有他的战友、同事，更有周恩来、朱德、王首道，以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吴忠等领导无微不致的照顾和关怀……这点点滴滴的关爱之情，折射出的不正是我们伟大的红军精神吗？
　　特 务？
　　“这鬼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他不是特务会是什么？”
　　1935年6月初，四川一带下起了瓢泼大雨。
　　长途奔波、疲倦万分的中央红军指战员频频地抬头，看看天空的乌云是不是散了。他们背后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前面是白雪皑皑、荒无人烟的夹金山。
　　政治保卫大队的指战员跟在中央领导和红军首长的身后，看着首长们焦急的面容，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他们不单单只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只保证首长的人身安全，还必须及时从首长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中了解到首长的需求，以便于更好地完成警卫和服务工作。
　　6月6日，因为雨特别大，中央红军就地宿营。一直到傍晚，雨也没有停下过片刻，但各方面情况还较稳定，哨兵还没有报告遇到特务或是找到当地老百姓的消息，更没有传来发现刘湘军队的消息。
　　吃过晚饭，人高马大的一班长肖士杰带着老兵马天皇扛着半旧的步枪，大大咧咧地从宿营地出发，他们去换正在附近值勤的战友。肖士杰人长得高大，在队里很牛，就是队长石承玉也得让他三分。马天皇也是个性格豪爽而又鲁莽的老战士。
　　替换下上班哨后，肖士杰与马天皇开始一边警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一边欣赏着眼前美丽的雨景。虽然他们身上穿着雨衣，但已经布满了窟窿，破旧不堪。这都是敌人的弹药和行军时树枝的共同杰作。雨很快将他们全身淋湿了。6月虽然是夏天，但在阴暗潮湿的空气里，如同提前进入到秋天，他们明显地感到凉飕飕的，还不时打着冷战。
　　不知不觉地，他们来到一座山边，突然间在他们不远处出现一个半人高的山洞。
　　肖士杰首先看到，指着那个山洞说：“老马，快看，那里有个山洞。”
　　马天皇顺指看去，不远处的山洞里，漆黑一片，前面有一棵茂盛的樟树挡住了，十分隐蔽，甚至连雨水都无法飘进。
　　肖士杰急忙跑过去，爬进山洞，发现里面一滴雨水都没有，洞壁全是干的。他又朝外看了看，这山洞地势高，望得远，还真能高瞻远瞩呢。
　　肖士杰说：“老马，快，快上来，这地方太棒了，不仅可以俯瞰周围，观察敌情，还可以避雨呢，我们把这当做观察哨所吧。”
　　马天皇正要往洞里爬，突然间传来了一种声音，他立即一动不动地侧着身子趴在那儿静听。
　　肖士杰机警地问道：“有情况？”
　　马天皇说：“好像是脚步声。”
　　他们屏住呼吸，把耳朵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地听。大雨天要听到附近异常的声音是不容易的，因为满世界的雨声已经把其他的声音都淹没了。但他们都在战火中练就了一对比狗耳朵还灵的耳朵。他们都听到了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近。
　　肖士杰说：“有情况！”
　　肖士杰小心翼翼地爬出了山洞。
　　他们同时握紧了各自的步枪，然后“咔――嚓――，咔――嚓――”，连续几声拉枪栓的声音，枪身笔挺地握到了他们胸前，黑洞洞的枪口和刺刀即将指向前面不断走近的目标。
　　马天皇正要向前靠，肖士杰右手很自然地用力把他往后一推。这已经是肖士杰的习惯性动作了。肖士杰这人虽然有点牛气，但在困难和危险面前，他总是勇敢地冲在前面，确实起到了带头作用。虽然平时肖士杰对班里的战士要求严格，有时还耍点威风，但耍得让班里的兵心服口服。
　　肖士杰看了看天空，小声地说：“他娘的，什么鬼天气？”确实，要是晴天，这个时候天还没有黑，目标也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声音越来越近了，渐渐地能看得清那人的基本轮廓了，甚至能看清那人的面貌了。
　　那是个30岁左右，矮个，黑不溜秋，胖乎乎的，一脸的麻子，穿着十分破烂，全身油乎乎的样子，还穿着草鞋。
　　让肖士杰和马天皇更加警觉的是，那家伙腰里竟然还别着一把发着白光的斧头。那家伙腰上的斧头让他们展开了无限的遐想。那家伙可能是砍柴的，砍柴的带把斧头再正常不过了；那家伙可能是个木匠，斧头是木匠的主要工具之一，可能是干完活正往家里赶；那家伙可能是个土匪，山里的土匪一般都带着凶器；那家伙也有可能是个流浪者，一般只有流浪者穿成这样。但他们毕竟是军人，是军人就难免会用军人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这个问题，更何况那家伙腰上别着的斧头逼着他们往最坏的方面想。肖士杰和马天皇谁都没有说，但他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一带的老百姓听到来了军队，不都逃得鬼影子都没有了吗？那家伙如果不是老百姓，肯定就是特务了。
　　眼前的这一情景，不得不让他们联想到1934年春天在闽西清剿时放走的那个装哑巴的特务。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刚抓到他的时候，他装得可怜巴巴的，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用手比划着，“嗷嗷”地叫着。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以为他真是个哑巴，几天后也就把他放了，放走时还打发了一小袋干粮，一双胶鞋。没想到，放了他不到半天，红军部队就遭到了土匪的突然袭击。让他们痛心疾首的是，这伙土匪就是那个装哑巴的家伙带来的。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肖士杰和马天皇想，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了。看到眼前的这家伙，他们心中有一股莫名的怒火。
　　肖士杰和马天皇突然出现在那家伙的眼前，挡住了他的去路。让肖士杰和马天皇惊奇的是，他们的枪口还没有来得及对准那家伙的脑袋，那家伙的斧头就已经利索地出现在他们眼前了。这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都暗自捏了一把汗。
　　那家伙定眼一看，原来是两个活生生的人，手里还拿着枪，也就把那锃亮的斧头收了回去。
　　肖士杰毕竟是经过战争洗礼的人，心理素质十分好，没有表现出任何受到惊吓的样子，仍旧那副凶巴巴的样子，他大声叫吼道：“站住！干什么的？”
　　那家伙看了肖士杰一眼，没有吭声，只是把斧头往腰里一别，打算走人。
　　马天皇说起话来，像狮子一样吼叫，说：“问你话呢，哑巴啦！”
　　那家伙没把他们的话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
　　肖士杰骂道：“狗日的，不会说话，是吧？”
　　那家伙用手指了指天空，嘴里还一个劲“嗷嗷”地叫个不停。他似乎想说，天黑了，你们别挡着我了，我得赶路。
　　肖士杰顺着那家伙手指的方向，朝天看了一下，天已经漆黑一团。
　　肖士杰冲着那家伙说：“你不要装哑巴！跟你说，这一套老子见多了！”
　　那家伙看肖士杰与马天皇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脸色顿时变了，露在袖子外的双手暴起了青筋。显然，肖士杰与马天皇激怒了他，加上天色渐晚，他急得不行。那家伙准备操起腰间的斧头，幸亏马天皇发现及时，把那家伙的手挡住了。
　　马天皇与那家伙一“过招”才发现，他个子不高，力气还蛮大。
　　在福建放走特务的那一幕又在肖士杰的脑海中出现了。肖士杰气愤地说：“不说，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那家伙双目鼓得圆圆的，一用力，马天皇的手就被甩开了，还打了一个踉跄。
　　再一次让肖士杰与马天皇吃惊的是，面对着他俩黑洞洞的枪口，那家伙居然毫无惧色。他们在夜色中与这个腰间别着斧头的家伙对峙着。
　　正在这时，传来了队长石承玉的声音。他是来查哨的，还有两个兵跟着他一块来了。这是红军的规矩，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连队干部总要到各执勤点查哨。
　　石承玉一见这架势，立即子弹上膛。
　　“一班长，怎么回事？”石承玉历来说话雷急火急，干脆利落。
　　肖士杰说：“这家伙不说话！”
　　马天皇补了一句：“还他妈的装哑巴。”
　　石承玉围着那家伙走了一圈，仔细打量这个矮小，黑不溜秋，胖乎乎的，一脸麻子的人，对同来的两个兵说：“先把他捆上，带回去再说。”
　　那两个兵刚拿出那根专门用来捆绑俘虏的绳子，那家伙立即从腰间抽出了斧头。
　　“狗日的，我非把你毙了不可！”肖士杰看那家伙不听从指挥，还准备砍人，就把枪口对准了他。
　　石承玉带有训斥的味道说：“一班长，冷静点！”
　　顿时一片寂静。
　　肖士杰实在忍耐不住了，说：“队长，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毙了他。”
　　石承玉说：“你猴急什么，把枪放下！”
　　肖士杰和马天皇极不情愿地把枪放了下来。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见肖士杰和马天皇都把枪放下了，那家伙也很义气地把斧头往地上一扔，朝石承玉伸出一个大拇指。石承玉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得意之色，他依然板着脸，但就这么一个义气的举动，他就已经从心底里佩服这家伙了。肖士杰和马天皇的心也都微微一震。
　　石承玉朝那两个兵使了个眼色，两个兵迅速地把绳子绑到了他身上。他见石承玉如此不仗义，眼神里立即充满了愤怒的目光，口水像石头一样朝石承玉飞了过来。几个人七手八脚好不容易才把他绑了个结实。正要走时，石承玉对马天皇说：“马天皇，把那把斧头捎上，带回去给炊事班砍柴用。”
　　哑巴被带回队里后，肖士杰把他重新打量了一遍，把他与曾经在福建抓到的那个特务进行了一番对比。肖士杰想，这家伙装得比在福建的那家伙更像，皮肤更黑，更像山里人；腰里别着一把斧头，像砍柴人；穿得更烂，比乞丐穿的还破；不是完全不出声，偶尔还“嗷嗷”叫几声。
　　肖士杰用鼓得圆圆的双眼瞪着那家伙；那家伙也用鼓得圆圆的双眼回视着肖士杰。他们在较劲，是心理与勇气的较量。
　　肖士杰一边围着那家伙走，一边说：“你要不说话，就没饭给你吃，饿死你狗日的。”
　　那家伙头一扭，用余光鄙视着肖士杰，“嗷嗷”地叫着。
　　肖士杰在三队也算是个说话有分量的人，没想到今天抓到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他气得不行。
　　正说着，石承玉过来了。石承玉把肖士杰叫到一边，说：“一班长，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我们不能随便下结论；即使是特务，我们红军也得讲个俘虏政策。再这样瞎折腾，就给你个处分。”
　　肖士杰对石承玉说的“唏”了一声，然后反驳说着：“这鬼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他不是特务会是什么？”
　　石承玉尽量抑制住自己，显得心平气和地对肖士杰说：“怎么处理，我会向大队汇报，看大队拿什么意见。”
　　那家伙双手被反绑着，感觉极不自在，“嗷嗷”地叫个不停。
　　第二天早晨，炊事员端着一碗稀饭送给那家伙吃，那家伙头一扭，看都没看。
　　炊事员说：“大胆吃吧，没毒，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不害人的。”
　　肖士杰见此情景，从炊事员手里接过那碗稀饭，往地上一摔，说：“哪那么多毛病！你有脾气！我还有脾气呢！”
　　那家伙挣扎着被反绑的双手，嘴里“嗷嗷”叫个不停。看样子，要不是手被反绑着，非把肖士杰揍扁不可。
　　石承玉急匆匆地向大队部跑来。一路上，石承玉被大雨淋得像个落汤鸡，他气喘吁吁地对吴烈说：“大队长，抓到了！大队长，抓到了！”
　　“抓到什么了？整天雷急火急的。”正在思索的吴烈显然有些不高兴。
　　政治保卫大队的大队长吴烈，才19岁，是个身体单瘦的小伙子。别看吴烈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警卫工作者了，经常出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办公场所和住处。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穷苦的村庄，当过安源路矿的童工，参加了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保卫战。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昨天晚上，我们抓到一个奸细。”石承玉说，“他装哑，我们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
　　吴烈听说抓到奸细了，瘦削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说：“好，干得好。这鸟不落的地方竟然还有奸细？”
　　石承玉那流着雨水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微笑。
　　“从那家伙嘴里套出情况没有？”吴烈继续问。
　　“那家伙装哑，一直不肯说话，跟他说什么，他都置之不理。”石承玉说。
　　“你们没怎么弄他吧？”吴烈急忙问。
　　“没有。”石承玉说。
　　“怎么弄到手的？”吴烈问。
　　“队里两个兵在大渡河边的山上侦察时发现的，开始以为他是本地老百姓，想让他带路，没想到这家伙软硬都不吃，对战士说的话不闻不问，当耳边风。我们怀疑他是奸细，就把他带回来了。”石承玉说。
　　“那你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奸细？”吴烈确实少年老成。
　　石承玉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走，看看去！”吴烈显然有些不满，也不放心。因为石承玉有时候办事确实有点马虎。
　　吴烈右手习惯性地握着腰间的半新的手枪，穿上那件破旧的雨衣，大步向三队宿营地走去，石承玉跟在后面。他们到达三队宿营地时，三队的几个兵正在热火朝天地审问抓到的那家伙。
　　看见吴烈来了，带头审问那家伙的肖士杰报告说：“大队长，这家伙一句话也不肯说，早饭没让他吃，我们正在逼他说话呢。他还挺硬，硬是不说。”肖士杰所说的“逼”，其实就是不给饭给他吃，折腾他。
　　正说着，那家伙做了个鬼脸，然后趁机把一把口水吐到了肖士杰头顶上。
　　肖士杰十分气愤，骂道：“狗日的，我打死你。”
　　吴烈瞪了肖士杰一眼，说：“肖士杰！你想干什么？”
　　肖士杰只好后退了几步。
　　吴烈从上到下，从前到后，把这个“奸细”仔细打量了一遍：30岁左右，矮矮的个子，身体挺壮实，胖墩墩的；皮肤黝黑，脸上还长满了麻子；穿着十分破烂，穿着草鞋。吴烈当时想，这家伙够闹革命的条件了，就不知道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打量过后，吴烈对石承玉和三队的那几个兵说：“我们是红军，不是军阀，得讲政策、守纪律，不能乱来。更不要打他、骂他，要给他饭吃，他能吃多少，尽量就让他吃多少。俗话说，路途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先把这家伙带上。具体怎么处理，回头再说。”
　　“请大队长放心，我们一定按你的指示办。”石承玉说。
　　吴烈准备走，那家伙便“嗷嗷”直叫。这一叫，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眼光。大家看到那家伙在冲吴烈笑，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家伙笑的动机何在？
　　吴烈回过头，笑了笑，对石承玉说：“没有我的命令，不能随便打骂体罚他。”
　　石承玉与肖士杰他们不服气地点了点头，他们对吴烈的做法不是太理解。石承玉想，难道真是自己办事草率。
　　石承玉对肖士杰说：“别再闹腾了，先把他带上。”
　　肖士杰说：“队长你看，这狗日的还有脾气呢。”
　　“你老跟他较劲，他能没脾气吗？”石承玉有点不高兴地说。
　　回到大队部，吴烈又开始琢磨起“奸细”的事来。三队把那家伙抓了，怀疑他是奸细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这鸟不落的地方，哪会有老百姓呢？但从那这家伙的穿着和言行举止来看，他确实不像奸细，要相貌没相貌，要个头没个头，衣着破烂，还穿着草鞋。难道是特务精心打扮的？但有一点让吴烈特别奇怪，那家伙不像前来卧底的特务用各种手段赢得信任，那家伙表现得特别单纯，不阿谀奉承，感觉上他不是个坏人。虽然这只是感觉，但有个时候感觉也特别重要。吴烈还相信一个真理，再狡猾的狐狸，迟早都会露出尾巴的。
　　“编外”战士
　　“不能便宜了这家伙，过雪山时，松了绑，让他背行军锅。他要敢跑，我们就毙了他。”
　　6月8日，天气稍有好转，雨也停了，还能看到太阳的影子，虽然它脸上的那张神秘面纱还没有完全被揭开。
　　政治保卫大队接到上级命令：保卫中央纵队，向天全县出发。因为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击溃了刘湘军队的堵截，先后占领了四川省的天全、芦山、宝兴几座县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到达天全县住了一天，因敌军逼近，随即赶到宝兴县。接着又从宝兴县到大硗碛跑来跑去，挡在前面的依然是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是邛崃山脉南部的高山，位于四川宝兴县的西北、阿坝州懋功县以南，海拔40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白雪皑皑，积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
　　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到达山下，已近黄昏，抬头仰望，山峰直插云霄，看不到山顶。那家伙的双手被反绑着，走起路来特别扭，看到要翻大雪山了，他一个劲地朝石承玉“嗷嗷”直叫。石承玉走过来问他：“什么事？”那家仍旧“嗷嗷”直叫。石承玉感觉那家伙没听见自己所说的，于是试着用手势跟他交流。石承玉好不容易才明白，那家伙要他给自己松绑。
　　那家伙的这一要求让石承玉有点犯难，假如他真是特务，会不会趁机跑了，或者干出其他对红军不利的事情来。石承玉左右为难，那家伙却“嗷嗷”直叫。
　　看着石承玉取舍难定的样子，肖士杰走过来说：“队长，不能便宜了这家伙，过雪山时，松了绑，让他背行军锅。他要敢跑，我们就毙了他。再说，他身上我们也已经搜捕过了，就连裤头都给脱下来看了，除了翘着的那玩意儿，其他什么都没有。”
　　石承玉听肖士杰这么一说，憋不住笑了，说：“也行，这大雪山的，他一个人能往哪儿跑！何不让他背行军锅呢？”
　　肖士杰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家伙的绑松了，他朝肖士杰伸出了大拇指。另外几个兵则虎视眈眈地站在那家伙四周，生怕他跑了。
　　肖士杰说：“老实点，要有诡计，老子一枪崩了你。”
　　石承玉对肖士杰说：“叫炊事班老王把行军锅拿过来。”
　　肖士杰高兴地说：“我马上去。”
　　过了一会，肖士杰和炊事班班长老王把行军锅拿了过来。行军锅外面布满了黑灰，约两尺长的口径，有一尺多深，看样子至少有20多斤重。可就是这么一口锅，每餐都要炒菜煮饭，要填饱全队百多号人的肚子。
　　老王又用一个简易的木制背架将锅绑上，放到了那家伙的背上。
　　那家伙一见要他背行军锅，高兴得“嗷嗷”直叫，朝石承玉和肖士杰伸出了大拇指。石承玉这时才明白，那家伙总是“嗷嗷”直叫，原来他是要求干活。
　　那家伙背上行军锅，放在肩上还晃了晃，估计他是在看是不是稳固。
　　老王笑着对石承玉说：“队长，感谢队里对我们炊事班的关照哩！”
　　石承玉笑了笑说：“这不也是歪打正着吗？要不是抓了那家伙，这锅你们还不得自己背吗？”
　　老王说：“那是，那是。”
　　6月12日拂晓，石承玉根据上级指示，对全队进行了动员，他站在队伍前面大声地吼道：“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翻越雪山了，大雪封山路难行啊！再苦再累，我们也要坚持，因为我们是红军，是英勇的、战无不胜的红军。谁英雄谁好汉，雪山路上比比看。大家多喝些烈酒、姜汤、辣椒汤，山上寒冷，这样可以御寒。同志们！我们的身体可以垮，但我们的精神绝不能垮。”
　　随后，大家都检查了各自所带的物品，喝上了炊事班准备的烈酒、姜汤、辣椒汤，准备出发了。
　　老王给那家伙端来一小碗烈酒，笑着对他说：“兄弟，感谢你了！”
　　显然，老王不知道那家伙既聋又哑，但老王的心意，那家伙已经领会到了，他笑了笑，一饮而尽，然后朝老王伸出大拇指，表示感谢。
　　老王说：“好，是个爽快人！”
　　保卫大队出发了，他们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走在透骨的寒气里，经烧鸡窝、一直箭、五倒拐等地，向山顶爬去。战士们的情绪都很好，谁也不愿意掉队，还互相关照。有战士病了，走不动了，大家都帮助他们背枪、背包，扶着他们走。有时不小心滑倒了，旁边的战士就立即上去扶起来。有时不慎掉到几米深的雪窝里，大家会主动递去木棍或绑腿带子，拉上来。来到山顶后，指战员发现，这雪山真是个“怪山”，气候多变，一会儿出现一片黑云，随着刮起怪叫的狂风；一会儿大雾弥漫，一时浓一时淡，使人觉得像腾云驾雾一样。风雪吹打在脸上，像针刺般的疼痛，战士们能披的东西都披上了，但还是难以抵抗寒冷，他们咬着牙向前走着。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战士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不得不停下休息。
　　指战员们沿着前面部队的脚印前进。草鞋，渐渐地裹满了冰雪，脚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样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许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
　　一路上，石承玉与肖士杰特别留心那家伙的一举一动，生怕他有什么异常行为。但他们发现，那家伙虽然不是年轻小伙了，但步伐稳健，一步一个脚印，看得出是个翻山越岭的高手，从没掉过队，那高耸的行军锅似乎没有给他多大的压力。
　　特别让石承玉心动的是，当那家伙看到有战士掉进雪窝子里时，还会主动伸手拉一把。累得直喘气的石承玉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他，从这家伙爬山的姿势来看，他应该经常上山砍柴、背柴。
　　一次，石承玉正艰难地走着，突然听到肖士杰的叫喊声。石承玉顺着声音看去，是肖士杰掉进了雪窝子里。石承玉正要前去拉他，那家伙跑了过来，行军锅在他背上一晃一晃的。那家伙比划着，示意要石承玉让开。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石承玉让开了。那家伙不紧不慢地站在雪窝子边，使劲地蹬了蹬地，他在试试站的地方是不是稳固。确定稳固后，那家伙伸出右手，肖士杰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把抓住。那家伙用力一拉，人高马大的肖士杰被那么轻易地拉出了雪窝子。被拉上来的肖士杰脸上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却感激不尽。那家伙拍了拍肖士杰的肩膀，然后一同上路了。
　　一天下午，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首长终于来到山脚。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很远的地方，有好多部队在那里等着了。那是他们将要与之会合的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
　　胜利大会师
　　一个战士立即向吴烈报告：“大队长，这家伙吵着要参加联欢会。”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红军战士们高兴得跳了起来，艰辛、痛苦全都抛之脑后。会师后的红军部队营地，到处响起了由陆定一创作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嗨，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有了这次翻越雪山的突出表现，石承玉决定不再绑那家伙了，他跟肖士杰说：“一班长，以后就不用再绑着那家伙了，平时把他看紧点，别让他跑了，要是让他跑了，我们就没法向大队交代。”
　　肖士杰拍了拍胸膛，信誓旦旦地对石承玉说：“队长，要是那家伙跑了，你把我的头割下来。”
　　石承玉说：“人都跑了，割你的头顶个屁用！”
　　有了这次红军“编外”战士的经历，那家伙与红军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看着战士们唱歌时整齐划一的嘴形，那家伙也跟着“嗷嗷”地叫，他也想唱，但他实在是唱不出来。
　　6月19日，政治保卫大队接到上级通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准备于21日晚7点召开联欢会，中央、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以及驻懋功团以上干部将参加这个联欢会。
　　接到通知的当天晚上，吴烈就立即对全大队进行了动员，他在动员会上强调说：“同志们，总政治部要召开驻懋功团以上干部联欢会，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联欢会，我们不能辜负了首长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大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这次联欢会安全警卫工作，另一部分与首长一同观看演出。不管是参加警卫工作还是观看演出，都是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好这个政治任务。”
　　开完动员会后，各队又进一步进行了动员与安排。石承玉没有安排那家伙参加联欢会，也不可能安排他参加。不安排那家伙参加这个联欢会，石承玉是有足够理由的：上级对参加活动的人员政治审查特别严格，这家伙来历不明，甚至还没有弄明白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肯定过不了政审关；有中央和红军的首长参加联欢会，又是在特殊时期，警卫规格自然相当高。
　　21日傍晚，那家伙看到部队集合准备参加联欢会时，“嗷嗷”直叫，不顾死活地冲出来，要跟着部队参加联欢会。谁阻拦他，他就往谁身上吐口水，谁要打他，他就瞪眼还手。
　　石承玉吩咐几个兵说：“把他绑起来，绑结实一点，由哨兵负责看管。”
　　当几个战士准备把那家伙绑起来时，正好吴烈从这儿经过，随便问了句：“为什么把他绑起来？”
　　一个战士报告说：“大队长，这家伙吵着要参加联欢会。”
　　吴烈一看是上次抓到的“奸细”，便想起这件事来，说：“把你们石队长叫过来。”
　　一会儿，石承玉跑了过来。
　　吴烈问道：“石队长，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奸细？”
　　石承玉迟疑了一会，说：“还没弄清。”
　　吴烈说：“好人坏人还看不出啊！都几天了？”
　　石承玉挠了挠后脑勺说：“有好几天了吧！从目前情况来看，不像是个坏人。”
　　吴烈说：“硬不行，就让他去，怕什么，你们一个队难道还让他一个人把现场闹翻了。派几个块头大点的坐在他身边，他真要闹事，就把他往下按。”
　　吴烈说完这话有点后悔，因为他感觉这是冒了政治风险的，但又不好收回，只得补了句说：“石队长，看紧点哦！”
　　石承玉一想，大队长说得有理，强大的军队还怕他一个小矮个！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石承玉把那家伙安排在自己身边坐着。
　　于是，哑巴有幸参加了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联欢会。这是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联欢会。会上首先唱了《两军会师歌》，随后战士剧团演出了《烂草鞋》。那家伙看得出奇地认真，有时还忍不住笑了起来，甚至还控制不住地“嗷嗷”叫几声。但那家伙的笑，是绝对纯洁的笑、简单的笑、朴实的笑。
　　那家伙算是经得起考验，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大家甚至发现，那家伙不仅是个真正的哑巴，还听不到任何声音，是个名副其实的聋哑人。
　　石承玉想，中央红军都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也该对那家伙有个了结。
　　邓发批准哑巴入伍
　　“穆桂英挂帅时有个哑巴战士，红军怎么就不能有个哑巴呢”
　　1935年6月的一天下午，石承玉来到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部。他是专门来汇报那家伙表现情况的，想征求大队的意见，如何处理那家伙，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从内心里说，石承玉心已经向着那家伙了，他都想好了，要是大队领导问他如何处置，他就准备建议起码要把他安全放回家，因为他不像是奸细。
　　石承玉来到大队部的时候，吴烈正和大队其他领导研究两河口政治局会议的警卫布置情况。
　　石承玉站在门口，喊道：“报告。”
　　吴烈头都没抬，说：“石队长来了呀，请进！请进！”
　　石承玉说：“是！”
　　吴烈知道石承玉是为什么事而来，问道：“石队长，那个奸细审查得怎么样了？”
　　石承玉犹豫了一下，说：“我看，那家伙越来越不像奸细了。”
　　“那他像什么？”吴烈站了起来，看了一下大队的其他领导，笑着问道。
　　石承玉迟疑了一下，说：“我看那家伙不像在装，而是一个真正的聋哑人。”
　　吴烈笑着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大队长，既然不是奸细，就把他放了吧！”石承玉说。
　　吴烈说：“放了吧！再走远了，他都回不去了，也没法向他交代啊。副大队长，你们说呢？”
　　大队其他领导都点头称是。
　　石承玉有点担心地说：“大队长，那家伙回去估计还得翻一次大雪山呢？他能回得去吗？”
　　石承玉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吴烈，他陷入了一阵沉思。约摸过了一两分钟，他才平静地说：“你回去准备些银元，再准备些吃的，明天让他赶紧回家吧！”
　　“是！”石承玉说。
　　回到队里后，石承玉对马副队长说：“准备些银元，再叫炊事班准备一些干粮，一是让他今晚吃饱点，二是给他准备一些路上吃的，让他明天一早上路。”
　　马副队长说：“没问题！只是，还有必要给他银元吗？”
　　石承玉说：“既然他不是特务，我们还是要讲政策的，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吧！”
　　马副队长摸了摸后脑勺，说：“假如那家伙不想走了，或者说是他不认识回家的路了，怎么办？”
　　石承玉说：“红军这么苦，他不一定肯跟。”
　　马副队长说：“但他待在红军队伍中，总比在家给人家做长工强多了吧！”
　　石承玉点了点头。
　　晚上开饭时，炊事班长老王端了一大碗饭菜笑眯眯地送给那家伙。老王是个老好人，他自言自语地说：“身体这么棒，要是留在我们炊事班就好了。”
　　对于三队指战员的反常态度，那家伙察觉到了。老王叫他吃饭，他硬是不吃。他指了指饭碗，又指了指老王的口，意思是叫老王吃。老王这人实在，以为那家伙怕他没吃，叫他先吃。于是，老王用手势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但那家伙还是不吃，他指了指老王的胸，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胸。老王还是没弄明白那家伙到底想说些啥。
　　听说那家伙要走了，肖士杰也过来道别。虽然他们之间有过一些误会，但最终那家伙还是用行动折服了桀骜不驯的肖士杰。
　　肖士杰拍了拍那家伙的肩膀说：“兄弟，以前多有误会，希望你不要往心里想。”
　　那家伙虽然不能听见，但他知道肖士杰是一番好意，于是朝他伸出了大拇指。
　　肖士杰很感动，低着头，再次拍了拍那家伙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了。
　　那家伙反常地不吃饭，这让老王感到十分惊奇而束手无策，他立即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石承玉。
　　石承玉急忙过来做那家伙的思想工作。石承玉用手指了指西边，那是遇到那家伙的那个方向，然后又把队里为他准备好的银元和干粮给他。但那家伙拒绝接受，这一情况被马副队长言中了。
　　那家伙指了指石承玉，又做了一个拿筷子吃饭的姿势，接着又伸出大拇指。
　　石承玉心里明白，他想说，红军是好人，还给饭吃。
　　那家伙又指了指西边，然后又伸出小指头。
　　石承玉想，可能这家伙是想说，家里不行，饭都吃不饱，还要受地主欺负，红军打土豪，是为穷苦百姓翻身求解放的好部队。
　　同样出自农村贫困人家的石承玉看到那家伙表达的意思，顿时心中升起了一种同情感。但他又不得不忍痛让那家伙离开部队，毕竟这是部队，不是慈善机构，部队是要打仗，是要流血牺牲的。
　　这个夜晚对于那家伙来说，是个难眠之夜。夜已经深了，部队宿营地四处传来了呼噜声，不远处巡逻的哨兵来回走动着，守候着这宁静的夜晚，但那家伙还没有任何的睡意，他睁开双眼，看着黑洞洞的天空。想到即将离开这支部队，那家伙心事重重，这支部队不仅没有杀害他，还给他饭吃，还有戏看。想到这些，那家伙更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那家伙虽然不懂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国民党军，什么叫军阀，但谁对他好谁对他不好，他心里清楚得很。
　　马天皇上完哨回来，看到那家伙还在那儿翻来覆去睡不着，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睡吧，兄弟，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啊！”那家伙知道马天皇也是一番好意，比划了几下，“说”，夜深了，明天还要行军，赶紧回去睡觉。
　　宿营地鼾声如雷，那家伙内心十分矛盾。
　　这个夜晚对于石承玉来说，也是个难眠之夜。他在想，假如明天那家伙赖在这不走怎么办？怎么向大队交代……
　　第二天一大早，指战员们就起床了，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行军。石承玉把昨天晚上准备的银元和干粮再次递给那家伙，指了指西边，示意要他返乡。但那家伙就是不接，还不断地摇着头、摆着手。部队开始行军了，那家伙还是不肯离去，他也跟着部队朝前行进，还一边“嗷嗷”地叫着。石队长再次给他那些东西时，哑巴就朝他瞪眼。这更让石承玉为难了。
　　中午的时候，部队宿营准备做饭，那家伙来到炊事班老王的身边，抢老王手中的活干，他要担水，老王不让，他就用斧头劈柴烧火，老王实在不忍心，也就让他烧起火来。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石承玉一看那家伙挺可怜的，又真是个聋哑人，准备向大队汇报这一情况。石队长表面上汇报，实质上是为这那家伙争取机会。
　　趁部队宿营之机，石承玉跑步来到大队宿营地，喘着大气对吴烈说：“大队长，那家伙看红军不打他也不骂他，还有饭给他吃，不想走了，死活都要跟着我们红军干。他跟在我们后面走，我们总不能把他杀了啊！”
　　这一消息多少有点让吴烈感到意外，他笑着说：“看来，我们红军在群众中的信誉还是蛮好的，连聋哑人都能分出个好赖来。”
　　石承玉干脆地说：“我看，那家伙除了聋哑，身子骨还挺硬的，上次过雪山时他不仅背行军锅，还帮了我们不少战士呢！”
　　吴烈明白石承玉的心思，但那家伙毕竟是个天聋地哑的残疾人，要是一个健健康康的人，他也就批准他入伍了。吴烈并非铁石心肠，想了想，说：“先把那家伙留下，我向邓局长汇报一下。”
　　晚上宿营的时候，吴烈来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宿营地。局长邓发、侦察部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部长王首道等领导都在，他们正坐在由树枝和稻草铺垫的“床”上谈话。国家保卫局是直接保卫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保卫大队就是他们的下属部队。
　　“报告！”吴烈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邓发一看是吴烈，招了招手，说：“小吴来了，进来，进来。”
　　吴烈大声答道：“是！”
　　“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小小年纪。对，来这儿有什么事吗？”邓发拍了拍吴烈的肩膀说。
　　吴烈说：“三队的战士前几天在大渡河附近捡到一个老百姓，想找他当向导，但那人就是不说话，捡他的那几个战士看他不说话，怀疑是奸细，把他带上了。但经过这些天的观察，我们发现，这人不像是奸细，而是个又聋又哑的人。本打算今天一大早让他回家，银元和干粮都给他准备好了，但他又死活不回去，非得要跟着我们走。”
　　几位领导一听，都笑了起来。
　　吴烈接着说：“他又不是牲口，他不想走，我们总不能把他杀了当菜吃啊，所以才来向首长汇报，看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人的基本情况呢？”邓发，抽了口烟问道。
　　吴烈说：“个子不高，一米六的样子，身体有点胖，黑黑的，又聋又哑，脸上还长满了麻子。”
　　几位领导相互看了看，都笑了。邓发说：“这形象可不怎么样啊！”
　　吴烈说：“这人身体结实，这几天一直背行军锅，也翻了雪山，是个干活的料，有些战士还不如他呢？”
　　“你们怎么打算的？”邓发问。
　　“还没有打算。”吴烈说。
　　“没打算，你倒是先夸起他来了。”邓发笑着说。
　　吴烈站在那里咧着嘴笑了起来。
　　“他参军的态度坚决不坚决呢？”邓发继续问。
　　“绝对坚决！”吴烈坚定地说。
　　邓发看了看李克农、王首道等人，接着说：“穆桂英挂帅时有个哑巴战士，红军怎么就不能有个哑巴呢？李部长、王部长，我看可以破格让这个同志入伍，再说现在红军也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当不了战斗员，打不了仗，就让他在炊事班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可以，比如背行军锅、烧火什么的。你们的意见呢？”
　　李克农、王首道都说：“特殊时期嘛，就应该有特殊、灵活的政策。”
　　随后，邓发对吴烈说：“小吴，你把丑话跟他说在前面，当红军是很苦的，没有钱，还要打仗干活，是会有流血牺牲的。”
　　“明白，首长。”吴烈一听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年轻人的好动特点暴露无遗，“要不，就让他在三队炊事班干吧，行军时背行军锅，宿营做饭时帮着烧火。”
　　“可以！小吴，你回去后安排一下，找一套旧军装先让他穿上，建个档案，算是入伍了。”邓发说。
　　吴烈两脚一并，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是，首长！我这就去办。”
　　吴烈没有回大队部宿营地，而是直奔三队宿营地。
　　当吴烈把局领导的指示精神一传达，三队几乎炸开了锅，就像打了个小胜仗一样，充满着喜庆的气氛。特别是肖士杰、马天皇，还有炊事班的老王，更是拍手叫好，还没忘记夸局领导一番，说局领导办事有人情味。
　　吴烈对石承玉说：“你们连的那几个战士不是一直跟哑巴闹别扭吗？那家伙留下了就不要跟他闹矛盾了，以后他也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了，也是红军战士了。”
　　“不会的，大队长。那家伙虽然又聋又哑，但很能分清好坏，骨子里还有一股傲气呢？都希望他留下呢！”石承玉说。
　　战士们都把哑巴围了起来，十分亲热，与前几天刚把他带回来时又审问又折腾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吴烈说：“让司务长给他准备一套军装，不管什么样的都行，只要是军装，先穿上再说。另外，准备给他建个入伍档案。”
　　哑巴真没想到，今晚又是个不眠之夜，即使昨天一晚没有睡觉，但今晚他同样毫无睡意。他把双眼睁得大大的，看着黑乎乎的夜晚，也许他不曾想到，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他跟随着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征程。
　　第二天，哑巴重新背上了行军锅，跟着红军上路了。但他并不满足肩上只背一个行军锅，他还把炊事班的担子抢过来，肩上足足压了100多斤。
　　为了给他建档案，可愁坏了石承玉。因为他天聋地哑，又不识字，无法知道他的名字、籍贯、出生年月，更不要说填写家庭成员之类的项目了。为了尽量把档案填写准确详尽，石承玉派人到兄弟单位找来了一位会哑语的干部。但那干部比划了几下后，下结论说，这个人只会一些简单的手势，根本就不会哑语，无法知晓他的一些基本情况。
　　当时，每天都忙着行军、打仗，没有太多工夫，石承玉只得向政治保卫大队报了这样一份简单的档案：
　　姓名：哑巴。
　　出生年月：30岁左右。
　　籍贯：四川一带。
　　入伍年月：1935年6月。
　　部职别：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三队炊事班炊事员。
　　司务长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找来了一套只有三四成新的破旧军装。穿上破旧军装的哑巴兴奋不已，他已经十分满足了。灰色粗布中山装，八角帽，缀布质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哑巴左看看右看看，前摸摸后摸摸，感觉特别亲切，久久不愿放手。随后，他又跑到石承玉面前，朝他伸出大拇指，那是感激石承玉。石承玉拍了拍哑巴的军装，伸出大拇指，然后比划着“说”，以后好好干，争取立功。哑巴笑了，即使他还不知道立功是啥东西。
　　过草地时的一条硬汉
　　“看来当时让哑巴背行军锅是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今天要不是行军锅，哑巴可能被炸死了。”
　　就在哑巴入伍的过程中，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已经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争取中国西北各省的胜利，以至全国的胜利。但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要北进，到川陕甘去；张国焘要南下，到川甘康去。毛泽东的理由是：两军会合后，总兵力已经达到了10万，战斗力大大增强，北上陕甘不仅有力量保证，而且这里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到这一带建立革命大本营，有助于打开新的局面，发挥共产党的政治作用。张国焘的理由是：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行，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两种理由都有它的合理性，但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北上是一个谋长远发展的计划，南下只是一个求暂时生存的计划。
　　哑巴背着行军锅跟随着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在红一军团后面，经大扳、黄草坪到木城，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接着到了卓克基，在这儿稍作休整后，又向黑水方向出发，经梭磨河、马塘、刷经寺，翻过了第三座大雪山――长扳山，进了黑山县境的芦花。随后，红军主力又继续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8月4日，红军到达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开了一个会议，保卫大队进行了严密的警卫，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红军主力8月20日到达了毛儿盖。由于这里是个军事重镇，胡宗南调集了20几个团在这里布防。但由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还没有来，红军主力顺利地到达了毛儿盖，没有给红军造成什么麻烦。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又召开了一个会议，筹划了过草地的计划，在这里指挥着全军向草地进军。8月21日，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由毛儿盖开始向草地进发。红一军团在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其他领导同志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关，在红一军团随后跟进，最后是红三军团担任后卫。
　　一路上，哑巴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很适合在炊事班当挑夫。哑巴不仅背着行军锅，肩上还担着100多斤重的担子，筐里放满了炊具和碗筷，不论是道路的艰难困苦，还是遇到敌人的猛烈轰击，他都毫无畏惧。更让三队指战员们感动的是，哑巴不仅从未掉过队，而且十分乐于助人，一会帮那些身体瘦弱的战友背枪，还在关键的时候扶战友一把。
　　一天下午，部队途经一座大山，行军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原来这儿竹林茂密，野草丛生，有些地段路窄坡陡人多，需要踩倒一些小毛竹才能踏出一条路来。这样，队伍便不得不常常停下脚步，等前面的同志通过以后，才能慢慢跟上。正在行军的三队突然发现一架敌机猛地俯冲过来，石承玉高喊：“全连卧倒！”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哑巴根本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对于敌机他也毫无察觉，他也听不到战友的叫喊声，依然背着行军锅、挑着沉重的担子艰难向前走。以往，敌机总是转悠一阵才开始扫射或投弹，这次却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似的俯冲下来。接着，机翼下发出一串刺耳的尖啸声。
　　石承玉意识到敌机已经投下炸弹，忙大叫一声：“不好！哑巴！不好！哑巴！”由于哑巴一个人单独走出了一段距离，石承玉、肖士杰和马天皇等人正要腾空跃起纵身过去扑倒哑巴时，敌机的炸弹已经“轰隆隆”响了。顿时，尘土腾空，弹片横飞，滚热的气浪掀起了层层烟雾，块块乱石，笼罩了指战员们的视线。一阵轰炸过后，敌机远去了，哑巴从烟尘和弹片乱石堆中站起来。
　　石承玉等人急忙跑到哑巴身边，哑巴没有受伤，只是身上布满了泥土。
　　细心的肖士杰突然大声地说：“看，哑巴背上的行军锅被炸烂了。”
　　大家都凑过去看，哑巴背上的行军锅被弹片打了一个直径为五六公分的窟窿，但哑巴却安然无恙，且毫无惧色。
　　石承玉对肖士杰说：“看来当时让哑巴背行军锅是正确而明智的选择，今天要不是行军锅，哑巴可能被炸死了。”
　　当时在场的指战员们，都过来拍着哑巴的肩膀，表示慰问。哑巴咧着嘴憨憨地笑着。
　　红军离开毛儿盖北行40里就进入了一片茫茫的草地，上面笼罩着浓雾，草丛里河沟交错，全是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臭气。
　　第一天，红军没有走多少路，还能找到一些柴草，煮点野菜麦粒吃，烤一烤被雨淋湿的上衣和在水草中行进时被弄湿的裤腿。但是进入草地中心后，困难更加严重，天气一日多变。早上还浓雾弥漫；中午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下起大雨来；夜晚，气温急剧下降，寒气逼人。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把带的木棍插在地下，用绳子捆住被单，搭成棚子，把布单铺在地上，让首长们休息。
　　大队里的给养已经粒米全无，吴烈心里十分焦急。指战员们大都全身浮肿，脚被草地污水泡肿了，有的已经发炎溃烂。每迈一步，都万分艰难。不时有人一声不响地倒在草地的水洼里。每次夜晚宿营，都有许多战士躺在草地上，再也起不来。
　　肖士杰平时饭量就大，缺乏食物的几天后，身体浮肿，体力不支，背着枪支行军十分吃力。石承玉看着官兵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十分着急，但又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只有从精神上不断地给战士们鼓劲加油：“坚持，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
　　看着哑巴背着行军锅，仍旧坚实地行走在草地上，石承玉感到特别欣慰。
　　一天，天气阴沉沉的，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迷蒙蒙的雨雾里。正当哑巴奋力地向前行走的时候，突然看到肖士杰掉进了泥潭。泥潭是草地的杀手锏，是草地潜藏的神秘杀机，它不知夺去了多少名红军战士的生命。
　　“救命啊！我掉进泥潭啦！”肖士杰发出了紧急求救声。
　　听说班长掉进了泥潭，马天皇急匆匆地赶到了泥潭边。他急得不行，把枪一扔，就要跨过去拉马天皇。这时，哑巴看到战友们都往泥潭边跑，他也背着行军锅一晃一晃地跑到泥潭边。见马天皇要跨进泥潭，哑巴一把拉住马天皇的手，“嗷嗷”地叫了起来。
　　马天皇回过头用疑惑的目光看了看哑巴，显然，他对哑巴的这一举动十分不解。
　　这时，石承玉也赶了过来，他冲着马天皇说：“马天皇，别着急，得讲究方法，你看这烂泥，你自己都站不住，能把肖士杰拉上来吗？”
　　但浑浊的泥水很快就漫过了肖士杰的腰部，他在里面挣扎着，越是挣扎，身体越往下陷。
　　正当石承玉与马天皇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哑巴比划着，要马天皇声速帮他取下背上的行军锅，把行军锅放到泥潭里，他站到行军锅里来拉肖士杰。
　　石承玉与马天皇很快就明白了哑巴的想法，他们立即帮哑巴取下了背上的行军锅。
　　哑巴虽然个矮，但手脚粗壮、有力，他把行军锅往肖士杰陷入的旁边一放，然后小心翼翼地站到行军锅内，伸手拽住肖士杰的胳膊。另一边，石队长和马天皇死死地扶着行军锅，往岸边拉。
　　渐渐地，矮小的哑巴把人高马大的肖士杰拉出了泥潭。当肖士杰被拉到岸边时，岸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向来倔强刚强的肖士杰哭了，他趴在哑巴身上，泪水流到了哑巴的后背上。哑巴不停地拍着肖士杰的肩膀，既是安慰又是鼓励。
　　惊险过去了，继续行军。哑巴背上了行军锅后，抢过肖士杰的步枪。肖士杰虽然极不愿意，但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阻拦哑巴这样做了。在肖士杰心里，哑巴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友了，曾经的矛盾与敌意成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那个桀骜不驯的“奸细”竟然还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经过与残酷无情的草地六天的搏斗，中央红军终于走出了草地。10月19日，政治保卫大队警卫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镇。至此，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走了二万五千里，结束了长征。
　　陕北张村驿的离别
　　“哑巴毕竟是个聋哑人，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不方便的地方，以后你要多多照顾他。”
　　不久，政治保卫大队从吴起镇来到张村驿。
　　冬日的陕北寒风呼啸，天空一直灰蒙；若有若无的雨丝落在脸上，给人冰凉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哑巴第一次经历了战友之间的离愁别绪。虽然哑巴从6月入伍到现在才半年时间，但在艰难困苦的特殊环境中，他却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情谊。
　　12月的一天，陕北张村驿。政治保卫大队在张村驿改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原来大队长吴烈将由上级派去学习，由邱创成任营长兼政治委员。特务营下辖4个连队，哑巴原来所在的三队改为三连，他依然为炊事班炊事员，连长是石承玉。
　　第二天，特务营的指战员很早就起床了，他们太高兴了，因为长征胜利结束了，他们暂时结束了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又有些伤感，因为老领导吴烈要离开特务营了。
　　上午8点半，特务营全体集合，准备欢送吴烈。指战员们静静地坐在会场，他们大都低着头，心情十分沉重。哑巴不知道为啥子又集合了，他开始以为又有节目看了，高兴得不得了，上次红军在懋功会师时就看了节目。
　　看着哑巴咧着嘴，炊事班的老王怎么看都不对劲，他知道，哑巴并不知道吴烈调走的事。
　　过了一会，吴烈等领导走到了主席台。这时，老王向坐在身边的哑巴比划着“说”，吴烈大队长要调走了。
　　哑巴比划着“说”，为什么要调走？
　　老王比划着“说”，上级派他学习去。
　　本来带着笑容、咧着嘴的哑巴，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大拐弯，他的脸沉了下来，“嗷嗷”地叫了起来。
　　哑巴这一“嗷嗷”叫，立即吸引了全营指战员的目光。大家伙都知道，哑巴伤心了。看着全营指战员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哑巴，石承玉一时不知道怎么应对。
　　石承玉正要发脾气，吴烈笑着走了过来。哑巴看到吴烈笑着走了过来，立即迎了上去。哑巴拉着吴烈的手，示意不让他走。顿时，全营指战员都明白了哑巴的一番心事，报以热烈的掌声。
　　年轻的吴烈扬了扬手，示意要大家安静。他一边拉着哑巴的手，一边站在队伍中，说：“同志们，我就要离开特务营了，我也不想离开啊，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六年，大部分同志都是一同从井冈山走来的，我也舍不得啊！但我们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往哪里去。哑巴同志虽然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思，但他的一番好意我心里明白，他是不想让我走啊……”
　　下午，吴烈同前来送别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
　　西北的荒凉令人发惧，漫山遍野光秃秃的，除了山还是山。天也渐渐阴暗下来，听说今天下午有小雨。在西北的冬天，要下一场雨是不容易的，但今天却要下了，似乎老天为了迎合特务营指战员们此时的心情。
　　欢送吴烈的队伍排成两队，中间留着一条长长的过道，一直通向山顶。战士们都扛着步枪，吴烈一个一个地与他们握手。
　　一个个标准忠诚的军礼，一句句忠诚的祝福。
　　当吴烈与肖士杰握手时，肖士杰激动地说：“大队长，感谢你临走之前帮了我一个大忙，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吴烈拍了拍肖士杰的肩膀说：“肖班长，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哑巴毕竟是个聋哑人，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不方便的地方，以后你要多多照顾他。拜托了，兄弟。”原来，政治保卫大队改编为特务营的时候，各队之间都有些调整，肖士杰本来分到一连当一班长，但他舍不得石承玉与哑巴，于是找到了吴烈，吴烈做了工作，才使他留在三连。
　　哑巴是挑着水桶送别吴烈的，他“嗷嗷”地叫着，脸上的表情特别沉重，与阴暗的天空十分和谐。哑巴放下水桶，伸出大拇指，“嘱咐”吴烈，不管到哪里都要好好干。
　　吴烈拍了拍哑巴的肩膀，伸出了大拇指。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王首道：“怎么会叫哑巴呢？没有姓名吗？”
　　到达陕北后，哑巴的工作干得更有劲了，他如同鱼儿找到了活水，除了行军时背行军锅外，还负责挑水、烧火、喂马等工作。这些都是他的强项，炊事班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他都抢着干。哑巴成了三连炊事班的主力之一。他腿脚麻利，人又勤快，一天到晚都就没见他闲过。战士们需要这样一位老黄牛一样的老大哥，战士们也喜欢这位老黄牛一样的老大哥。
　　日，红军东征，特务营跟随毛泽东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山西省，分散担负着中央的警卫任务。3连担负保卫兵站、仓库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5月，特务营随毛泽东和前总由山西省回到陕北，在陕北延川交口镇，与独立团合并组建为特务团。特务营改编为该团第1营，谢国文任营长、严雄任政治委员，各连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动，哑巴、肖士杰与石承玉还是在3连，老营长邱创成当上了特务团政委。
　　1937年1月，党中央及领导人进驻延安。3月，特务团奉中央和彭德怀同志的命令，调第一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
　　5月的一天，正在挑水的哑巴看到营部警卫排的战士贺福祥来送信，立即向他伸出了大拇指。贺福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也向哑巴伸出了大拇指。哑巴朝他瞪了一眼，然后指了指自己，伸出小手指。原来前几天警卫排乘坐汽车，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的路上遇到土匪，贺福祥冒着枪林弹雨，保卫周恩来安全地返回延安。
　　哑巴比划着，叫贺福祥在三连吃完饭再走，意思“说”，你现在是营里的英雄了。
　　贺福祥比划着“说”，文件还没有送完，还不能吃饭，下次有机会再吃吧。
　　哑巴朝贺福祥伸出大拇指，夸他是好样的。
　　黄土高原本来就极度缺水，指战员们不仅要进行战事，还要进行土工作业、农业大生产，喝的、洗脸的、洗脚的水用得相当多，加上部队都是驻在半山坡的窑洞里，要保障一个连队百来号人的用水，谈何容易。
　　住在蓝家坪的中央首长印象里，那个黑黑的、矮个子战士一天到晚就没有停止过挑水。他在家善于翻山越岭的本事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被爱散步、善于观察生活细节的王首道看在眼里，他已经观察哑巴一段时间了。
　　一天，王首道把石承玉叫了过去，问：“石连长，那个挑水的老兵叫什么名字？工作蛮认真的。”
　　“报告首长，他叫哑巴。”石承玉说。
　　“怎么会叫哑巴呢？没有姓名吗？”王首道不解地问道。
　　“没有，由于他是个哑巴，又不懂哑语，所以没办法知道他到底姓什么。”石承玉说。
　　“哦！那他是怎么入伍的？”王首道问。
　　“他是在四川大渡河一带带上的。”石承玉说。
　　王首道想起了那次邓发局长特批一聋哑战士入伍的情景，笑了笑说：“是不是那位又聋又哑的同志啊！”
　　“正是。首长认识他啊！”石承玉说。
　　“算是认识吧！”王首道笑着说。
　　石承玉不解地看着王首道。
　　“那次邓局长特批他入伍的时候，我也在场。”王首道接着说。
　　“那我代哑巴谢谢首长了。”石承玉说。
　　“哑巴同志工作干得怎么样？”王首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地问。
　　“工作没得说，简直就像头老黄牛，从早到晚就没闲过。”石承玉说。
　　“是个好同志啊！他是聋哑人，该特殊照顾他的时候就要特殊照顾。”王首道说。
　　“是，首长。”石承玉说。
　　随后，王首道走到哑巴面前，朝向伸了伸大拇指。哑巴十分高兴，立即把水桶放下，指了指自己，伸出个小拇指。
　　王首道摆了摆手，表现出不满意的表情，再伸出大拇指。哑巴朝王首道伸出大拇指。
　　王首道看着哑巴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啊！”
　　中央首长们虽然平时嘴上不说，但都知道有个哑巴红军，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勤俭节约，只是有点儿脾气。
　　痛别石连长
　　“这个老家伙犟着呢，但是很有骨气。”
　　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937年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防空队员80名，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t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
　　哑巴从早到晚地从山沟往山坡挑水，是一个暴露的目标，加之他听不见，即使飞机轰隆隆的响声，他也毫无察觉，所以哑巴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此，副营长伍德安还专门“交代”哑巴：要是看到天上有飞机过来，就往洞穴或是山坡处跑，卧倒在那儿，等飞机走了，再爬起来。
　　1938年8月的一天，防空部队接到情报：敌机可能会来偷袭蓝家坪。防空队员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中央军委警卫营的指战员们都隐蔽起来了。中午时分，天空由远而近地响起了敌机的轰隆声。防空队员和警卫部队做好了战斗准备，此时只有哑巴还在满头大汗地挑着满桶的水往山坡上艰难行走。战友们喊，哑巴听不见，他依然在山坡上行走。
　　敌机冲着哑巴飞去。石承玉急得满头大汗，他心急如焚地用手砸着身边的泥土。哑巴越来越危险了，石承玉实在忍耐不住了，突然，他不顾暴露自己的危险，跑出隐蔽地，朝着哑巴做了飞机飞翔的动作，然后指了指天空。哑巴一看天空，几架敌机正猖狂地朝他飞来。哑巴把水桶往地上一放，迅速跑到附近的一个洞穴边趴下。
　　敌机的炸弹投了下来，哑巴趴的洞穴被炸得黄土纷飞，哑巴倒在血泊之中。
　　同时，敌人也发现了石承玉的行踪，他们掉转机头又朝石承玉飞去，炸弹在石承玉身边炸响，石承玉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由于防空队员的猛烈射击，敌机坚持不住，纷纷逃跑了。
　　一切安静下来后，哑巴拍了拍身上的土，发现自己的右大腿鲜血直流。这时，哑巴想起了连长，他爬起来，顾不了自己的伤痛，一瘸一拐大声“嗷嗷”地朝石承玉卧倒的方向跑去。
　　石承玉静静地躺在那儿，已经血肉模糊。哑巴抱着石承玉，大声“嗷嗷”地叫着。坚强与桀骜不驯的哑巴，顿时泪流满面。
　　哑巴抱着石承玉的尸体颤抖着，很长时间内不许其他人靠近，谁靠近他就跟谁急，他是太感激石承玉了，是石承玉救了他的命啊！虽然他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但通过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已经表明了一切！
　　哑巴又看了看远去的敌机，放下石承玉，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愤怒地朝敌机逃跑的方向扔去。
　　在这次敌机的轰炸中，哑巴的大腿被炸伤，缝了二三十针，并且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好长一段时间内，哑巴的情绪都稳定不下来，稍不顺心就大发脾气。大家都理解哑巴的心情，石承玉对他情深义重，再说他自己也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天到晚地做事，停下来就不自在，他受伤了，连队叫他休息，他哪能闲得住。战友们都理解他的心情，没有谁与他计较，他一年365天的为连队挑水，谁还会说他什么呢。
　　没多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上级要求把红军原来戴的帽子换下来，头上一直顶着的八角帽和缀着的布质红五星帽徽都换了，改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大家伙都对换帽子，特别是换掉帽徽想不通。这种情绪，肖士杰表现得尤为突出，他骂道：“他娘的，搞什么名堂，穿戴得好好的，换什么青天白日帽，我不戴。”营领导连忙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对大伙说，军队的名称改了，但是它的性质没有变，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
　　哑巴看到新服装来了，于是悄悄地把换下来的八角帽、缀着的布质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轻轻地放进自己那个贴身的布口袋。他用手抚摸着五角星帽徽，恋恋不舍。这个布口袋是啥时候跟着哑巴的，谁也说不清。有人说，可能是哑巴在家的时候就有了；有人说，可能是哑巴在长征路上亲自缝的。反正，哑巴把那布口袋看得挺神秘的。
　　经过一番教育后，指战员们才对换红军服装渐渐地接受。
　　9月初，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中央决定让毛泽东等人由城内搬到杨家岭。为了解决毛泽东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中央军委警卫营准备抽调部分人在杨家岭为首长打窑洞和防空洞。
　　一天，副营长伍德安带着一百来号指战员，背着工具，正整队准备向杨家岭出发。哑巴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他抢过伍德安手中的铁锹，做了几个挖土的动作。伍德安明白哑巴的意思，他也要跟随部队去打窑洞和防空洞。伍德安指了指哑巴的大腿。哑巴小跑起来，然后又伸出大拇指。
　　伍德安知道，哑巴是个干体力活的好把式，但大腿上的伤还没好，肯定不能让他参加。要不让哑巴参加这次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强制措施，否则他就会赖在这里没完。伍德安拍了拍哑巴的右大腿处，摆了摆手。哑巴却拍了拍自己的右大腿，然后当场跑了一圈，跳了几下，示意他完全康复了。但伍德安还是不让，他示意身边的两个兵，把哑巴拉住。
　　哑巴朝伍德安伸了伸小指头，然后毫不客气地朝伍德安吐了一把口水。
　　伍德安很尴尬地擦了擦脸上的口水，笑着说：“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
　　看着队伍出发了，哑巴在那里“嗷嗷”叫个不停。
　　战友们都去干活了，哑巴吃不香也睡不着。
　　经过10天的辛苦劳动，中央军委警卫营在杨家岭为中央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20多孔，回来的时候，还带着毛泽东送给警卫营的两头肥猪。
　　这天战友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晚上要进行大会餐，但哑巴却笑不起来，看到伍德安，他还瞪眼，满脸的不高兴。伍德安笑了笑说：“你这家伙，小心眼，还在生我的气呢。”
　　这天晚餐，营部，六个连队，还有机枪排，家家都开了荤。指战员们吃着自己用劳动换来的猪肉，心里也特别高兴，吃得津津有味。但这一顿哑巴却光吃米饭，不吃猪肉。有些新战士感到奇怪，问炊事班班长老王，哑巴为何不吃猪肉。他的心事，老王最清楚，对新战士说：“这个老家伙犟着呢，但是很有骨气。”
　　好兄弟
　　张思德也伸出大拇指头朝他晃了晃"说"，你就是我的大哥哥！
　　1939年春，延安。
　　山涧的冰凌化作清泉，叮咚、叮咚唱着欢歌，流入延河；花儿开满了整个山坡。延安大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此时，到处都可以看到佩戴“八路军”袖章和胸徽的八路军战士。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中央军委警卫营分来了一批新兵。分到三连的是10几个精神饱满的陕北小伙，后来成为师长的郭光金就是这时来到中央军委警卫营的。郭光金这小伙长得五官端正，挺精神，个头虽然不算高，但挺壮实，给人的感觉也是憨厚、实在、帅气。看着郭光金这壮实大小伙，哑巴笑得合不拢嘴，把他从前看到后，从上看到下，又是拍肩膀又是伸大拇指的，就好像欣赏连队的马一样。郭光金不知道这个比连长、指导员还要老的老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显得有些紧张。这时，炊事班长老王过来了，他对郭光金说：“不要紧张，这是咱们炊事班的哑巴老班长，主要负责担水，是个聋哑人，但人挺好的，以后你们跟他接触多了就会知道的。”
　　后来，跟哑巴熟了，有些新兵就喜欢逗他玩。哑巴很能分清好坏，有的战士调皮，划个大圆圈，吐口水再踹一脚，逗他，哑巴就把水桶扔了拿扁担要揍他们。
　　那时，哑巴与营部通信排的四川老乡张思德关系特别好，他只要见到张思德就伸出大拇指，夸他好。张思德是个出了名的好人，对革命一片忠诚，对战友一片忠心，对哑巴更是特别关照，只要有空，就帮他挑水什么的。
　　一个冬天的早晨，张思德起床推开窑门，看到哑巴正挑水上山，由于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的缘故，路太滑，特别是山路就更难走了，哑巴迈步很费力气。张思德赶了过去，对哑巴指了指肩上的担子，硬是从哑巴的肩上夺过担子，帮他挑回炊事班。哑巴进了伙房，抱起一捆狼牙刺，放到空地上，抓过他从老家带来的那把斧头，对着狼牙刺儿猛力剁成碎段，放进灶洞里烧火。哑巴在抱柴和劈柴时，张思德发现他的腿脚有点不灵便，便搬过一个榆木疙瘩，把哑巴扶过来让他坐在上面，然后张思德弯腰给他脱下鞋子，哑巴的脚裂了好几道口子，都渗着血，张思德打着手势示意，我给你洗洗脚，再抹一点药？哑巴摇摇头，意思说，使不得！张思德向他摆了摆手，意思说，没关系。叫老王端来一盆热水，将哑巴的脚放进去，搓揉几遍，用盐水冲洗干净，再用干毛巾擦干，向他使使眼色，还痛吗？哑巴摇了摇头。然后，哑巴又用表情和手势对张思德“说”，我也是受过苦的人，红军让我当了兵，给我饭吃、衣穿，还很照顾我，我十分感谢，干活再累，心里也高兴。张思德也对他“说”，我和你就像亲兄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啊！哑巴伸出大拇指，指指自己，又换成小指头，指指张思德的眼“说”，你真像我的小弟弟！张思德也伸出大拇指头朝他晃了晃“说”，你就是我的大哥哥！哑巴“听”了，点了点头，咧咧嘴开心地笑了。
　　第二天，张思德外出送信时，经过一个村子，他就向老乡打听能愈合皲裂的偏方。一位老大爷告诉他：“把土豆捣成糊糊，往裂口上涂几次就好啦！”张思德得了这个偏方，如获至宝，一回来就给哑巴用土豆糊糊抹伤口，连抹了几个晚上，哑巴脚上的裂伤果然见好，感动得哑巴“哇哇”直哭。
　　伙房没有柴棚，刮风下雨做饭很不方便。有时吹倒风，柴烟呛得哑巴和炊事班的同志们直流泪。张思德建议三连炊事班，利用空余时间，到山上砍些树枝，在灶房前搭个棚子。
　　一天傍晚，张思德带着他们班几个战士扛着砍来的椽子，来到三连灶房前，挖坑栽桩，很快就搭起了一个结结实实遮风挡雨的棚子，三连炊事班的同志乐得在棚里直蹦。哑巴“嗷嗷”地叫着，向张思德伸出大拇指。
　　每天早上，战士们起来出操之前，哑巴已起来挑水、扫地、淘米做饭，甚至把马都喂饱了；晚上，战士们按时睡觉了，他还在磨豆子，做豆浆，尽量改善战士们的伙食。战士外出值勤，他总是很有心地把饭菜搁在锅里热着，战士们无论什么时候回来，都能立马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边区举行武装进攻。在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中，中央军委警卫营奉命抽调三连、四连各一部，到甘泉构筑工事，布置边防警戒，防止洛川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次，伍德安没有把哑巴落下，因为哑巴早就把工具抢在手里，坐在营部门口等着了。
　　南泥湾的出色挑夫
　　朱德说：“早干啥子去了嘛！赶紧去，要下次再看到哑巴光着脚丫子挑水，你这个副营长就不要再当了。”
　　1941年7月初，一个消息在中央军委警卫营传开了：警卫营也要抽调部分人员到南泥湾进行开荒和打窑洞。已经成为一班长的陕北小伙郭光金急匆匆地跑来把从营部获知的这一消息，首先比划着告诉了哑巴。哑巴咧着嘴笑了起来，向郭光金伸出了大拇指，表示感谢。
　　哑巴怕去南泥湾没他的份，立即到营部找伍德安去了。不过这次去南泥湾，伍德安早就把哑巴放在了首要位置，因为他知道那里任务重，整天劳动，用水多，若是没有身强力壮的人挑水，战士们的生活用水就没法保障。
　　伍德安朝哑巴伸出大拇指，然后拍了拍他的肩，比划着“说”，咱们一起去。哑巴朝伍德安伸出了大拇指，比划着“说”，要不让我去，就揍你。
　　哑巴高兴地回连队后，就开始准备起来。他准备了一个包袱，包袱里放着一双新鞋、换洗的衣裤，当然少不了他那个宝贝疙瘩似的布口袋。那双胶鞋还是四年前，部队刚到陕北时发的，哑巴舍不得穿，宁愿穿草鞋，而让新胶鞋躲在包里睡大觉。
　　几天后，中央军委警卫营6个连队六七百人，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往南泥湾开荒。与此同行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中央军委警卫营卫生所的同志，他们中大部分为女同志。
　　来到南泥湾，展现在战士们面前的是遍地的荆棘、沙棘，满山的野草，多年的朽木枯枝铺满了沟沟壑壑。没有住处，没有粮食，没有工具，特别是水源离住处更远了，这给哑巴他们增添了困难。
　　摆在战士们眼前的是一张白纸，他们要在这一张白纸上描绘出最美好的图画。
　　哑巴与战友们一齐动手用树枝搭起一个个三角棚，用野梢绑成扫帚，再把棚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哑巴又到山坡上割来“黄金草”，铺在地上当床垫，既防潮又保暖。伍德安朝哑巴伸出了大拇指。
　　伍德安把参加开荒的指战员临时分成三个小队，哑巴分在了炊事班。当伍德安比划着，不要哑巴参加开荒，要他在炊事班挑水时，哑巴朝着伍德安瞪了一眼，毫不留情地朝伍德安吐了一把口水。伍德安知道，哑巴到南泥湾就是冲着到第一线开荒来的，可挑水的任务比开荒更重啊！伍德安要向哑巴表达清楚，在南泥湾开荒，挑水比开荒的任务还重要。但无论伍德安怎么比划，哑巴就是不听，冲着伍德安直发火。伍德安只好发动平常跟哑巴关系不错的战士来做他的思想工作。
　　郭光金耐心地对哑巴比划着。好不容易，哑巴才勉强接受这个分配。但哑巴却提出了一个要求，要郭光金收下那双鞋。哑巴比划着告诉郭光金，反正自己上不了第一线，也不配穿新鞋。郭光金哪能要哑巴的鞋，他挑水的工作比在第一线开荒还重要，再说哑巴都30好几了，自己才20出头的小伙，哑巴最需要新鞋。但哑巴比划着表示，要是郭光金不收下鞋子，他就要去开荒。郭光金只好收下鞋子。拿着哑巴存放了几年的鞋子，郭光金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南泥湾开荒，指战员们士气高昂，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在这里几乎就没有男女之分，都全身心地投入开荒运动之中。中央军委警卫营机关卫生所的女同志不仅要搞好医疗保障，还要自给自足的搞好后勤保障。
　　军委警卫营机关卫生所由小刘和小王两位年轻的女护士负责挑水。在这种热火朝天的大开荒的背景之下，爱漂亮、讲卫生的她俩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们豁出去大干起来，她们也是从几里路远的山沟里挑水到山坡来。
　　她俩遇到哑巴，哑巴总要和他们“嗷嗷”地打招呼。两个姑娘胆子特别小，开始的时候，每次见到哑巴，她俩就会尖叫着跑开。哑巴看着像兔子一样逃跑的这两个女娃儿，总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们。
　　见面的次数多了，她俩也明白了，哑巴“嗷嗷”叫，那是在向她们打招呼，不是发现了什么危险，更没有什么坏主意。于是，她俩也开始主动和哑巴打招呼了。哑巴也不傻，看着她俩挑着水向前走，也向她们伸出了大拇指。她俩各自挑着两小桶水，一边快步向前走，一边传来“嘿嘿嘿”的笑声。
　　后来，哑巴看着两个女娃儿挑着水挺难的，“嗷嗷”地要求帮她们挑。她俩开始不同意，但哑巴硬是把几大桶水挑进了卫生所的水缸里。她俩高兴得不得了，她们发现，她们两人挑一趟水，还不如哑巴挑一趟的水多。哑巴的水桶是她俩水桶的两个那么大。
　　有足够多的事实证明，哑巴在家的时候绝对是个干农活的好把式。每次送饭的时候，哑巴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战友们面前后，他就会趁战友们吃饭的工夫，悄悄地跑到地里，抡起镢头刨起地来，过把开荒瘾。
　　1942年7月的一天，十分炎热，哑巴脖子上挂着一条又黑又破的毛巾，正从山沟里往山上的部队驻地挑水。由于整天不停地挑水，哑巴那双本来就烂得不能再烂的胶鞋底都被磨穿了。哑巴一着急，干脆把破烂的胶鞋脱下来，向山沟里一甩，由于哑巴劲大，鞋被甩得远远的，看不到踪影。哑巴干脆光着脚丫子挑水，虽然地面温度很高，甚至有些烫脚板，他依旧如故地挑着水，在山坡上行走。
　　当哑巴光着脚挑着水经过一条公路时，突然一辆黑色小轿车在他的面前停了下来，走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哑巴定眼一看，是朱总司令。虽然哑巴听不到声音也不懂哑语，他不知道朱总司令姓名，但他知道他是大首长，是八路军的头。
　　哑巴把水桶一放，跑了过去，紧紧地握着朱德的手。
　　但朱总司令的目光却死死地盯着哑巴那光着的脚。
　　接到哨兵的报告后，伍德安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伍德安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气喘吁吁地说：“首长好！”
　　朱德说：“你营长是干什么吃的？”
　　伍德安感到气氛不对，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朱总司令的脸上乌云密布。
　　伍德安以为是哑巴闯祸了，把愤怒的目光移到了哑巴身上。接着，伍德安对朱德说：“首长，这就是我们营的哑巴同志，他又聋又哑，不懂规矩，做错了什么，请首长批评指正。”
　　朱德生气了，愤怒地说：“你混蛋！你才不懂规矩呢。哑巴的情况我多少晓得一些。你这个副营长到底是怎么当的？”
　　伍德安一下子懵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朱总司令如此大发脾气。他只得老老实实站在那里等待着朱总司令的批评。
　　这时，朱德的秘书在一边朝伍德安使了个眼色。伍德安朝哑巴的脚看去，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伍德安立即对朱德说：“首长，我们立即给哑巴发新鞋。”
　　朱德说：“早干啥子去了嘛！赶紧去，要下次再看到哑巴光着脚挑水，你这个副营长就不要再当了。”
　　伍德安转身，跑着给哑巴找胶鞋去了。
　　这时，朱德从哑巴脖子上拿过那条又黑又破的毛巾，给哑巴擦额头上的汗。
　　朱德的这一举动，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
　　走的时候，朱德又拍了拍哑巴的肩膀，伸出大拇指。哑巴也向朱德伸出了大拇指。
　　1942年秋收后，中央军委警卫营与中央教导大队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参加开荒的警卫营指战员回到了延安。
　　哑巴在延安最大的秘密与隐私
　　那些好奇的战友都想看，但哑巴就是不让他们看，谁要是抢着看，他就跟谁急。
　　1942年10月，中央教导大队和中央军委警卫营合并成立中央警卫团，隶属中央军委建制，对外称18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由吴烈任团长。
　　侯家沟中央警卫团的营区，战士们都忙着收拾房间，打扫营区的卫生。吴烈看着忙碌的战士们，心中也是感慨万分。中央既然几次让他担任中央警卫部队的领导职务，也是中央首长对他充分的信任。
　　正走着，吴烈碰到了正在指挥战士劳动的供给处主任樊学文。
　　樊学文立即向吴烈敬了个礼，吴烈说了声“好”，继续在营区转悠。樊学文看到团长似乎有心事，也没多打扰。突然，吴烈猛然回头，朝樊学文叫了声：“樊主任，你过来一下。”
　　樊学文听到吴烈的喊声，急忙走了过来。
　　吴烈说：“樊主任，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有个哑巴，听说过吗？”
　　樊学文说：“是，有这个人。”
　　吴烈说：“这次整编，他分到了几连？”
　　“好像是方仲实那个连吧！对，应该就是五连。”樊学文想了一下说。
　　吴烈说：“哑巴这人虽然有点脾气，但人的本质很好，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来不讲价钱。”
　　“要不，我们到五连去看他一下吧？”樊学文提议说。
　　吴烈笑了笑说：“我正有这个想法，走，看看哑巴去。”
　　吴烈和樊学文来到五连时，哑巴正在挑水，满头大汗的。哑巴虽然与吴烈七年没有见过面了，但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他的心中永远没有消逝。刚一见到吴烈，哑巴就把他认了出来。哑巴扔下水桶，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一只水桶放斜了，满满当当的一桶水迅速流满了一地。
　　吴烈紧紧地握着哑巴的手。随后，哑巴围着吴烈转了一圈，然后拍了拍吴烈的肩膀，也伸出了大拇指。
　　樊学文在一旁笑着解释说：“团长，哑巴在夸你呢，他说你升官了，好样的！”
　　吴烈也比划着对哑巴“说”，你也好样的，大家都说你干得不错。
　　1942年11月初的一天，五连分来一个中等个头、长得文质彬彬、说话不紧不慢的青年干部。大家听说从机关来了个青年干事，都像看稀罕物一样，争着瞧上他一眼。这年青年干部叫熊健，是原中央教导大队的青年干事。熊健是个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湖北武汉人，入伍前在武汉的沙场当工人，后来经地下党介绍入伍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后由汉口办事处石磊送到延安。
　　熊健看到哑巴成天不停地挑水，从山脚下的水沟里，要挑到半山坡，对哑巴既敬佩又关爱。当时，五连还有一位挑水员，因为他身材高大，战友们都叫他高大汉。高大汉与哑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高大，一小矮小，但哑巴挑水的水平一点也不比高大汉差。
　　60年后，在北京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熊健回忆起与哑巴共事的日子，眼里含着泪水说，哑巴同志虽然不会说话，但组织纪律性特别好，不怕苦不怕累。一年四季，夏天太阳晒得够呛，冬天也十分寒冷，但哑巴同志就没有停止过挑水，一年365天，从一大早天刚亮到天抹黑，他都在不停地挑。在延安的时候，由于用水不便，加上生产劳动多，需要的水也就多，所以哑巴他们的任务异常繁重。转眼60年过去了，60年前哑巴风里来雨里去挑水的身影仿佛刚刚发生。在延安，哑巴除了挑水，还会主动地帮助骑兵连喂马，到山上砍柴，给炊事班烧火，行军的时候，炊事班最重的担子自然就被他抢走了。
　　一天下午，哑巴“嗷嗷”地叫着往连部走来，他又是来向连首长提意见的。哑巴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连队提意见了，从四川一直陕北，他已经数次向连队提意见，只要看到连队战士中有不良风气和习惯，他就会向连首长举报，只不过以前是在三连，现在变成了五连。哑巴到连部反映问题一般是两个方面：一是主动请缨参加劳动生产和战斗任务；二是反映浪费等连队出现的不良现象。比如要是他看到有些战士吃完饭碗里还剩有饭菜，他就会朝那些战士伸小指头，然后告到连长指导员那儿。
　　熊健看着哑巴端着个碗过来了，知道他又是来反映浪费问题了。
　　熊健搬了一把凳子，示意哑巴坐下。
　　哑巴没有坐，而是指了指连长指导员平常坐的地方“问”熊健，他们上哪儿去了。
　　熊健摆了摆手，示意说，连长指导员到团部开营连主官会去了。
　　哑巴见连长指导员不在，又指了指碗，再用手指了指外面的战士，然后往地上吐了一把口水。哑巴在骂那些浪费饭菜的战士。
　　熊健笑着朝哑巴伸出了大拇指，夸他这种做法好，这种精神值得提倡。
　　因为哑巴还生着气，他没有给熊健回伸大拇指。
　　随后，哑巴坐在凳子上等连长指导员回来。
　　大概等了个把小时，吕锡彬和杨树各自拿个笔记本回来了。哑巴看着他们，一脸的不高兴，先是朝他们瞪眼，然后把碗往桌上一扔，指了指吕锡彬和杨树先，又指了指碗里的剩饭。
　　吕锡彬和杨树先明白了，哑巴又是来反映浪费问题了。
　　吕锡彬和杨树先知道，要是不召集全连开个短会，就会难以让哑巴满足。同时，也确实是开个短会强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他们决定立即召集全连，开一个短会，讲一讲浪费问题。
　　这时，连值班员吹响了哨子，全连迅速站齐了队伍。哑巴看到队伍集合，立即站到了最左边一排的最后一个，那是他在炊事班的位置。吕锡彬和杨树先当着全连的面，强调了节约的重要性，指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对那几个战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吕锡彬还说：“哑巴是炊事班的老同志了，他有权力和义务监督每一个战士的浪费问题，我宣布，哑巴以后就是咱们连队的义务监督员。”
　　由于哑巴每次到连部反映问题时，熊健总是热情接待他，很快，熊健与哑巴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战友。哑巴那个布口袋，是用青色布做的，由一根带子绑在腰间。他整天带在身上，挑水的时候带在身上，喂马的时候带在身上，就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也带在身上，显得神秘兮兮的。那些好奇的战友都想看，但哑巴就是不让他们看，谁要是抢着看，他就跟谁急，重则挥拳打人，轻则朝人吐口水。
　　三排战士小马，工作干得不错，要生产能生产，要打仗能打仗，军事素质顶呱呱的，这小家伙就是有些操蛋。每当他看到哑巴的时候，总爱逗一逗。小马一逗，哑巴就朝他瞪眼。小马也笑着朝哑巴瞪眼，哑巴气来了，操起手中的扁担，追着小马要打。小马年轻，人又长得高大，他一跑，哑巴哪能追上他。哑巴只有在那里“嗷嗷”大叫几声。
　　一天晚上，哑巴正脱去外衣，准备睡觉，小马悄悄从后面过来，从哑巴腰间夺过那个布口袋。随后就是“嗷嗷、嗷嗷”的几声，几乎把整个房间都震响了。哑巴气急了，他发威了，光着身子追了上去。小马跑得快，哑巴追不上，小马一边跑一边逗哑巴说：“哑巴，来啊，来啊。”
　　哑巴实在是追不上，只得气呼呼地去找三排长高富有。哑巴“嗷嗷”地叫着来到一排，刚看到高富有，就朝他伸出个小指头，比划着“说”，你带的什么兵，没有教育好。高富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是一头雾水。但他知道，哑巴从来不乱怪人的，也从来不乱来事，肯定有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他。
　　正在高富有迷惑之际，排里的一个兵来告诉高富有：“排长，小马逗哑巴呢，还把哑巴那个布口袋抢走了。”
　　高富有一听，气就上来了，骂道：“狗日的，敢跟哑巴开玩笑，看我怎么收拾你。”
　　一班班长肖士杰知道这件事后，也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大声吼道：“哪个狗日的逗哑巴玩了？”自从哑巴把肖士杰从泥潭救出后，肖士杰对哑巴感激不尽，平时对哑巴特别关照，要是谁对哑巴不客气，他就会动手打人，从来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
　　小马见高富有和肖士杰都生气了，知道闯祸了，立即把布口袋还给了哑巴。但这样做显然还不能让肖士杰满意，他冲上去朝着小马就是两个耳光。
　　肖士杰冷冷地对小马说：“小子，胆肥了，是吧！牛了，是吧！敢逗哑巴老班长了。”
　　小马被肖士杰的两记耳光打懵了，眼睛一时间金花四射。
　　“还逗不逗哑巴老班长？”肖士杰继续问。
　　“肖班长，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小马可怜巴巴地说。
　　肖士杰用教训的口气说：“告诉你，哑巴是老红军了，你小八路一个，有什么资格跟哑巴开玩笑，是不是不想干了？”
　　“我只是想开开玩笑。”小马小声地说。
　　“小子，我告诉你，你可以跟队里其他任何一个人开玩笑，但唯独不能随便跟哑巴老班长开玩笑。”肖士杰说。
　　那个布口袋里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只不过是6块银元，还有一顶八角帽和一枚缀着的布质红五星帽徽和一对红领章。银元是长征路上发的，八角帽和缀着的布质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是红军时戴的，部队由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哑巴舍不得扔掉，就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起来，当宝贝一样，放进了自己的布口袋，贴身放着，生怕丢了，或是被人偷了。
　　高富有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平时对哑巴敬重有加，听说自己排里的兵居然敢逗哑巴玩，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小马。小马刚回到排里，高富有上去就是几拳，打得小马直打踉跄，吼叫着对着小马说：“给我站好了，你胆肥了，是吧，敢逗哑巴老班长玩。”
　　小马笔挺地站着，哪敢有什么小动作。
　　“给哑巴老班长道歉。”高富有命令道。
　　但让小马难为的是，这歉怎么道啊，哑巴听不见，也不会说。如何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呢？
　　小马这人鬼点子还挺多的，他立即想出一个好办法。他用手指了指哑巴的手，然后朝自己左右脸打几个耳光。意思要哑巴打自己，教训自己。
　　哑巴比划着跟高富有“说”，不要再为难小马了，只要能改就是好样的，人家还是小孩。
　　哑巴拍了拍小马的肩膀，心平气和地走了。
　　哑巴虽然对布口袋里的东西看得十分神秘，一般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但熊健却是个例外。
　　一天中午，哑巴从连部拉着熊健往外走，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哑巴看了看周围，便从腰间解下那个系着的布口袋，然后小心地从布口袋里取出六块银元。哑巴拿着其中的一个，看了看，然后吹了吹，示意叫他鉴定一下这银元是真还是假。
　　哑巴的脸上带着笑容，认真地看着熊健的举动。
　　熊健明白哑巴的意思，要他检验这银元的真假。熊健一个一个地看，然后一个一个地吹，吹银元的时候，真银元就会发出响声，假的没有响声。但响声哑巴听不到，所以每吹完一个，他就朝哑巴伸出大拇指。熊健连接着伸出六次大拇指。哑巴会意地笑了，然后把银元放回布口袋。
　　随后，哑巴又小心地拿出红军八角帽和缀着的布质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
　　哑巴对熊健的极度信任虽然十分让熊健感动，但同时熊健心里曾产生了一个疑问：哑巴怎么把钱看得这么重要呢？自己还舍不得花，是不是他老家还有老婆孩子啊！要么就是他的农民意识太强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是熊健赢得了哑巴的充分信任，他才能享此殊荣的。
　　1943年4月的一天，熊健接到团里的命令，叫他在当天下午到团宣传队报到，当文化娱乐干事。原来为了丰富部队业余生活，中央警备团成立了宣传队，能写会唱的熊健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招回团部。熊健和五连的战友们一一道别。战友们都说，以后多来连队指导，有什么好节目别忘了五连的弟兄们。
　　这时，哑巴从山下挑水回来了，看到熊健和战友们高兴地握手道别，他也明白了三分，知道是好事。
　　哑巴放下水桶，把熊健拉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解开布口袋，拿出一块银元，塞到熊健手里，然后他又从那布口袋里拿出那枚旧红五星帽徽。
　　熊健知道这些都是哑巴的宝贝，死活不要，哑巴硬塞给他，他又往哑巴布口袋里塞。哑巴又要生气了，他朝着熊健“嗷嗷”地叫着，然后伸出个小指头。熊健知道哑巴是个非常节约的人，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这几块银元也是他在长征路上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哑巴比划着“说”，只是做个纪念，不管走到哪别把这个朋友忘了就行，“嘱咐”熊健到了团部要好好干，以后当个大官。
　　熊健不好再推辞，只好接收，并激动地点着头。
　　把那块银元和那枚旧红五星帽徽塞到熊健手里后，哑巴就挑起水桶头也不回地下山挑水去了。此时，熊健感慨万分，看来以前对哑巴还缺少勾通，缺少了解，他是把钱看得重要，但并不是贪钱，而是节约。哑巴的这种精神，影响了熊健一辈子。
　　张思德牺牲后
　　哑巴每次挑水时都要经过张思德的墓，他总是选择这儿作为休息的地方，顺便除除草，打理打理张思德的坟墓。
　　1944年的9月5日，传来噩耗，张思德牺牲了。当时，中央警备团考虑到张思德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警卫员，决定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
　　8日下午2时，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在枣园后院的干河沟召开。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主席台的四周摆放着花圈。所有的花圈都是战士们从山上采来的野花扎成的。
　　毛泽东在中央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