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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不让张国焘跟随去台湾？
来源：人民网&&&&编辑：鲁石明
张国焘(左起)与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在延安的合影（资料图）
张国焘在武汉宣布脱离共产党，各报刊着实热闹了一阵之后，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对张国焘的投靠，开始也高兴了一阵，他嘱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副局长戴笠照料一切。戴笠把张国焘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
大约在1937年五六月间，杨子烈和妹妹杨子玉带着张海威从延安来到武汉，全家再次团聚了。
张国焘逃离陕北时，没有告诉杨子烈。当杨子烈得知张国焘在武汉脱离中共的消息后，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毛泽东提出要求，要到武汉找张国焘。在得到批准后，杨子烈一行先从延安到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杨子烈痛哭流涕，声言要去劝说张国焘回来。办事处的同志还想多做做她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杨子烈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周恩来同她谈话，希望她劝说张国焘，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杨子烈表示同意。周恩来派邱南章把杨子烈姐妹和张海威送到了张国焘的住处。从此，杨子烈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过了不久，张国焘托人捎口信到江西萍乡家中，要其母亲到武汉来团聚。在其四弟张国杰的护送下，母亲来到了武汉。张国焘的母亲知道大儿子喜欢吃家乡风味的饭菜，还带了一位厨师来。母子久别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张国焘还对弟弟说：以后你什么事都可以干，就是不要搞政治，政治场上是非多。
张国焘正式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
张国焘投靠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蒋介石曾派陈立夫同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做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希望由他出面创办一种定期的民办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使其迷途知返。唯缺乏资金，希望政府给以接济，并高度保密，否则非失败不可。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想法，蒋介石因另有打算，没有同意。
这时，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也对张国焘颇感兴趣，希望能从张国焘的口中得到有关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以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线索。CC系陈立夫、陈果夫很想让张国焘去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说需要这样的人，胡宗南、康泽等也向蒋介石请求，让张国焘到他们那里工作。一时间，登门者络绎不绝，张国焘有时不得不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但是，蒋介石对于这些部门的请求，都没有答应。
武汉失守前，张国焘应广西“朋友”之邀到桂林观光。张国焘携一家老小前往。在桂林的一天晚上，母亲向张国焘讲述了自他离开家乡以后的家境，引起了张国焘的共鸣。他对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对自己的前程感到茫然。
在张国焘到达桂林的第三天，广西的《建设》杂志全文刊登了共产国际批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看到后大为丧气，认为是在戏弄讥嘲他，于是扫兴离开桂林，转赴重庆。
到重庆以后，蒋介石给张国焘的工作做出了安排。蒋介石在接见张国焘时，指着站在身旁的戴笠，很客气地说：我想请张先生给他帮帮忙。就这样，张国焘正式参与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的工作。蒋介石还委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但这只是一个空头衔。
张国焘到军统后，受到戴笠的重视。他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研究室的少将主任。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策反中共人员出谋划策。他还主办所谓“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专门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曾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后来回忆说：
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先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张国焘虽然为军统培养训练了一大批专门对付共产党和边区的特务，但是能够派出去的并不多。沈醉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即便是少数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特务，派出去后也收效甚微。既打不进去，也拉不出来。戴笠想在延安设立一个延安站或延安直属组，张国焘用尽了一切办法，始终没有搞成。张国焘派人手持戴笠的信件，到太行山区请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帮助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防区活动，结果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连去的人也没有回来。最后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汉中设立一个特别侦察站，在榆林设立一个陕北站，在洛川设立一个延安站，并且没有多少作用。由于训练班的作用不大，使戴笠感到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停办了。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
张国焘在军统期间，还接应过个别的共产党的叛徒。1939年，原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叛变。在张国焘叛党之前，何畏紧跟张国焘，犯过严重错误。张国焘叛逃后，何畏步他的后尘，投奔国民党，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扣押。在被扣押期间，何畏致函张国焘求救。张国焘拿着何畏的求救函去找戴笠，乞求戴笠将何畏接到重庆来共商反共大计。戴笠虽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畏释放。何畏见到张国焘后，也做起了国民党的特务。
张国焘还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但常常不能如愿。沈醉曾回忆说：
我亲自听到张国焘劝说过一位1942年在重庆南岸秘密逮捕到的地下党员。张国焘一开始就作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接着他就用连他那样有很高地位的“老党员”都不再当共产党而愿投向国民党等等一套无耻谰言，要求对方考虑。但很出人意外，那位地下党员用很坚决的口吻回答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张国焘最后也只好老着脸皮说什么“我是为了你好，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然后，他灰溜溜地走开。
当然，这位坚贞不屈的英雄，最后成为革命烈士。
蒋介石和戴笠原指望利用张国焘这个“带头羊”，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策反工作，但张国焘到军统后的工作令他们大为失望。本来，蒋介石对张国焘这样的中共叛徒，就是既利用，又提防。他曾在戴笠的一个请示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戴笠根据这一批示，提出了军统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原则：“尊而不敬，用而又防。”在军统内部，设立了督察室防奸股，专门监视中共叛徒的活动。特种政治研究室的秘书黄逸公，就是被派去监视张国焘的。
张国焘的工作不见成绩，不禁使戴笠大为恼火。他有一次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这样，张国焘在军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沈醉回忆当时张国焘的处境时说：
这时戴笠开始对张国焘冷淡起来了，原来交给他办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也在办了两期以后停止，毕业的学生也无法按计划派遣出去，只好改派其他工作。一些策反站因毫无成绩，慢慢都撤销了。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令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地训斥一番。有次不知道是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张走出来时，表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我进去问戴：“什么事又发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余怒未息地说：“这家伙(指张国焘)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可以对付得过去!”从那次以后，张国焘怕见戴。局里对张的一切优待，慢慢改变了，过去给张的一辆专用汽车也取消了。……以后几年，张只是坐冷板凳和受气。根据和张一起工作过的秘书黄逸公和张国焘派去延安的沈之岳告诉我说：戴笠骂张国焘不肯为军统卖力实在有点冤枉。他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成绩来。
失宠之后的张国焘：无计可设无公可办
失宠后的张国焘已没有往日的威风，有时出门办事也不得不坐起了公共汽车。童小鹏这样记述了他在公共汽车上偶然遇到张国焘的情景和感想：
1939年冬的一天，我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走到化龙桥搭公共汽车进城，一上车就看到在车尾角角里坐着张国焘，戴了一副黑框的眼镜，穿着一件黄色风衣。我开始以为看错了，但越看越像，没错。这趟车是从磁器口开到重庆市区的，大概是对特务们讲完课后回到军统去的。我心里暗自好笑。想起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当“张主席”时，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当时只一辆华侨送的救护车供毛主席专用),但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是当时的最高待遇了。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在重庆期间，张国焘还通过同乡甘家馨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经朱家骅推荐，张国焘被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无功受封，引起特务们的嫉妒和不满。张国焘在这里仍是没有太多的事可干，他曾无可奈何地感叹：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
有一次，朱家骅要张国焘转交给此时挣扎于贫病交加之中的陈独秀一张5000元的支票。对于这笔在当时是数目相当可观的款子，陈独秀拒绝接受，托人退还给了张国焘。对此，张国焘也无可奈何。
张国焘越来越没有多大用处了。1940年底，蒋介石安排张国焘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多次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提出交涉，要求取消张国焘的参政员资格，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会议；如国民党方面尚愿顾全国共合作，“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要他代向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不同意张国焘和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将意见转达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的坚持，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张国焘仍被安排参加会议，当了参政员。后来，张国焘又连续担任了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于他是中共的叛徒，为一些参政员所不齿。遇有共产党的参政员，他总是躲避一边。因此，他在参政会里也没有什么作用，“无政可参”。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让他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一般物价的方案。张国焘到处搜集材料，连熬几夜，写出一份洋洋万言的方案。送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下文了。
戴笠乘坐的飞机机毁人亡张国焘另谋出路
1946年3月，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机毁人亡，军统也准备改组裁员。不久，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张国焘也趁机另谋出路。他通过同乡、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张国焘一上任，就受到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的排挤。原来，当年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如今，张国焘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王陵基旧恨难消。于是，他让部下对张国焘冷嘲热讽，蓄意刁难。不久，张国焘不得不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张国焘在上海闲居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中，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经过1年的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从1947年7月开始，转入了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兴起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和人民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48年6月，不甘寂寞的张国焘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的经费，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个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这个周刊社的成员是临时凑起来的，总编辑是郑学稼。开始，《创进》周刊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重视，所用纸张都是以市价购进。按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从事反共宣传的报纸杂志，按月分配官价纸张。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少谷说情，《创进》周刊社才得以配给官价纸张。
《创进》在代发刊词中，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是讲“老实话”的，但在实际上，它不过是为国民党捧场和进行反共宣传的工具。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创进》周刊发表文章，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挽救危机。在一篇题为《门神救国论》的文章中，把蒋介石发动内战比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鼓吹：“只要有一个像曾国藩那样气魄与做法的人，出面号召，决定可以完成救国使命的。”文章甚至说：谁能充当“现代的曾国藩”，“谁就是现代中国的救世主”。文章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身上，吹捧说：“近来蒋经国在上海执行新经济政策，有声有色，人人喝彩。”“现实环境正需要这类人，才能有所作为。”蒋经国对于“戡乱建国大业，已然可以胜任愉快的”。
《创进》周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国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攻击。文章诬蔑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在对中国共产党竭尽诬蔑之后，《创进》周刊的文章叫嚷：“根据这些理由，共党的暴乱是必须遏止的”，必须“戡乱”。当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创进》周刊仍在吹嘘国民党军队，说：“中共军事力量虽日在进展中，但中共若想进行一次严重的阵地战，政府还是能够抵挡，而且还是能够胜利的。不管政府军队中有何种的弱点，但它至今尚未最终失去这个能力。”
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不像《创进》周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也惊恐不安，考虑自己的退路。这时，蒋介石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尽可能不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要劝他们留下。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中共叛徒决不会再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走，让他们去台湾，只能增加负担。蒋介石还特别指示毛人凤，让他劝说张国焘留下。
1948年冬的一天，毛人凤在上海家中请张国焘吃饭，邀沈醉作陪。饭后，毛人凤还在重复他们谈话的主题：希望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说明这是蒋介石亲自决定的。张国焘听了立即表示：他已考虑过了，现在再也不想干什么，只希望到台湾山明水秀处当老百姓，写一点东西。毛人凤则再三劝说张国焘，说经过多方面分析研究，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大得多。张国焘低头沉思了几分钟后，慢慢地抬起头来，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他们来了，决不会置我于死地，但是批和斗肯定少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我实在受不了。就这样，毛人凤同张国焘的谈话不欢而散。张国焘走后，沈醉问毛人凤：为什么要让张国焘落入共产党之手呢-毛人凤回答说：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陆，台湾是不会欢迎他去的。
张国焘没有听从毛人凤的劝说。他把《创进》周刊停刊，于1948年11月携全家去了台湾。他当时或许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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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男子被强行做结扎 当事人称遭到工作人员的殴打和推搡
来源：北京青年报&&&&编辑：郭淼
男子被强行做结扎
近日，胡先生爆料称今年和妻儿回老家云南省镇雄县罗坎镇过年时，遭当地计划生育小组强行做结扎手术。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联系到镇雄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按照规定每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胡先生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就育有三个子女，违反国家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结扎手术符合规定。
事件 强行被做结扎手术
胡先生表示，2月8日晚上7点左右，当时自己在朋友的家里，计划生育小组的人突然进来把胡先生带到当地镇政府。到达镇政府后，计划生育小组的人要强行给他做结扎手术。在被扣押过程中，曾遭到对方的“多次暴力恐吓”，然后被“强行按上手术台做了结扎手术”，在此过程中，胡先生表示自己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殴打和推搡。
胡先生表示，他被计划生育小组带走后，家人便报了警。但警方来后却将胡先生的妻子和儿子带走，并告诉胡先生如果不做结扎手术，就要以扰乱办公场所为由进行15天的治安处理。
胡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他的结扎手术是在一间办公室内进行的，并非是在正规的医院。胡先生提供的一份做手术开的票据，上面盖有“镇雄县罗坎镇计划生育服务所”的章印。
据悉，胡先生的老家在云南镇雄，户籍在2015年就迁移至四川宜宾，共有两次婚姻。此前和前妻在云南老家已育有两子一女，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法》，前妻已于2000年做了结扎手术，并且缴纳了计划生育罚款，后来两人在2010年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法院判决前妻带两个孩子，胡先生带一个。2013年胡先生再婚与现任妻子育有一子。
结扎手术符合规定
13日下午，北青报记者联系到镇雄县委宣传部，一位分管此事的熊姓工作人员称，为胡先生做结扎手术符合相关规定。
熊先生称，据当地县委宣传部的了解，胡先生曾有过一次婚姻，并与前妻育有三个孩子，他的第二次婚姻又育有一个孩子。根据最新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后，每对夫妻可以育有两个孩子，而胡先生第一次婚姻育有三个孩子本来就已经违反了规定。“所以罗坎镇对胡先生进行结扎手术是符合规定的。”
对于胡先生所说“有人动手打他”的事情。熊先生称，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作为公务人员绝不会动手打人，也不会私自关人。熊先生表示，事发时自己并不在场，但之后问过相关人员，“没人动手打他，也没说过威胁性的话。即使有人说了，我相信也只是那么一说，不会真的就那么做。”
对于手术地点问题，熊先生称，每个乡镇一般都设有计划生育服务所，医疗条件符合规定，里面的医生也有规定的资格证。“结扎手术毕竟是有终身影响的，我们不可能在办公室完成，也没有医生会冒风险接这样的手术。”
而胡先生对镇雄县罗坎镇是否具备为其做结扎手术权限的怀疑。熊先生回应称，按照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结扎手术应自愿进行
北青报记者查询2017年《云南省计划生育条例》发现，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夫妻一方或者双方为再婚的，再婚前双方依法生育子女或者依法收养子女合计不超过两个的，由夫妻双方申请，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复婚夫妻除外。另外第三十二条规定，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及其技术服务机构负责指导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对不符合规定怀孕的，应当及时帮助其采取补救措施。
原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梁中堂表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做出了规定，也给出了相应的奖励措施和法律保障。市民应当在政策规定下进行生育计划，但是法律并未规定节育措施可以被强制执行，结扎手术应当在保证当事人自愿的情况下实施，在当事人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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