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小弟我问一下煤销集团临汾公司怎么样啊？_百度知道
大神们，小弟我问一下煤销集团临汾公司怎么样啊？
说是年薪10万，有知道的给说一下情况啊，谢谢了？听说是拖欠工资？是不是要下井啊。是国企吗煤销集团临汾公司怎么样啊，靠谱吗，那让我签协议，现在不是特别了解
个单位在临汾市第一国企。我感觉先别说年薪多少，嘿嘿，也混进来了，需要很多像咱们一样的专业人才，现在资源整合了，井下共都十万以上呢。我是当地人也签约了，龙头企业，原来想进这个公司没个几十万是不可能的，先说能不能干了！就看你行不行了，我打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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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井有一定的危险性当然是国企啦，那基本就是一定下井的，要不能给你那么多，要是说给你年薪10万，待遇很好的，那也不错啊？在机关的话，一般一个月也就4K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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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逝世百日祭
出生于1922年农历11月24日的父亲，在2011年正月初六走了，走得那么急，走得匆匆忙忙，走得义无反顾，一如他火爆刚毅的性格。
父亲是一位军队离休干部，家名叫马登魁，参加革命后改名叫马丁。父亲是军人，但他六十四岁前有33年在务农；父亲是农民，但他十五岁到三十二岁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战争；父亲还做过裁缝，那是回到农村为养家糊口而中年才学的手艺。军人、农民和裁缝，晚年才被落实政策成为离休干部，这就是父亲的身份，这身份也就意味着坎坷艰辛。迟到的幸福，他该多享几年啊！然而，他走了，走的那么急，1月5号入院，2月8号辞世，我们子孙轮班服侍也仅仅1月零三天，他大概又是生病不愿住院，怕花国家的钱，怕连累子孙亲友耽误工作，干脆自己一走了之，这就是父亲的为人……
父亲的走，在我这不孝男心中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总觉得父亲不会走，他一母同胞姊妹八个，六位健在。已走的两位：哥哥马登程98岁、姐姐马登梅93岁,都年过90.。父亲也总该过了90岁大寿吧。去年7月我离开高中校长岗位，退居二线，我想我将有充裕的时间照顾父母的生活了，在父亲90大寿时，也像大伯、蕊姑当年做寿一样好好庆贺一番。为此我还请一位摄影师为父母拍了一些生活照，包括参观马家革命事迹陈列室的情景，而且早在几年前，我为回村看望父母方便，就学会了开汽车。
但是，父亲不等了。
父亲的走，似乎是有前兆的。
这几年我每次回村看父母，只父母两人在家，我的两个弟弟忙于生计，孙子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在外地，家里异常冷清。临走时，父亲的眼神中总是有着一丝忽隐忽现的复杂情感，或站在门厅或走到院里，一直看着我坐入车中，发动车、掉头，缓慢驶出院门，从汽车的倒后镜中还可看到父亲站在那里很久很久。那眼神是对我开车安全的担心，是对子孙生活工作前途的关切，也许是对我回家总是来去匆匆的不满？他大概觉得自己来日无多，有着与儿孙多聚聚，谈谈话的愿望。他病重期间，那眼神更加凝重，但却非常寡言，我与他交谈，总是问一句讲一句，是病魔把他折磨得没了精神？
父亲的眼神，每每浮现于我的眼前，萦绕于我的心间 ……
父亲是在1938年3月参加了抗日决死队的，那年他15周岁。当时日本侵略者已侵占孝义县城，并四处烧杀掳掠，马家兄妹都先后参加了抗日决死队或牺牲救国同盟会 。父亲的参加与他的其他兄妹参加的方式截然不同，其他人参加，爷爷奶奶知道，爷爷奶奶是支持革命的，而父亲则是瞒着家里，与他的两个正上小学的同学偷跑到西部山区，自报奋勇参加抗日救国。奶奶讲，你爸爸的脾气自小就很倔，想好的事情非干不可，谁都阻止不了。
父亲小小年纪，成为了一名抗日游击队员，在孝义兑镇、小王营、安生村和下栅村等地与日本鬼子展开殊死的斗争。解放战争中，父亲由地方军转入野战部队，任职警卫排长、连长及师作战参谋。华北战场上有他的足迹，解放临汾、晋中和太原；西北战场上有他的汗水，解放宝鸡、西安，陇西和天水；西南战场上有着更多的艰辛，解放广元、武都，嗣后在四川剿匪整整两年。建国后父亲被授予四枚奖章，其中一枚为“人民功臣”。
少年壮志思救国，枪林弹雨献青春。
1952年，建国后的中国，政治运动开始了。家庭成分是一个隐形的紧箍咒，套在了父亲的头上。极左路线对人的迫害，伤筋动骨而灭绝人性，目标对准了在战争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过的功臣。三反五反打老虎，每个连队必打一个，作为连长的父亲很不以为然，在上级领导插手整死本连司务长之后，父亲的刚烈执拗脾气发作了，公开为遭过火斗争屈死的司务长鸣不平。于是被批判，“运动中态度消极”，“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父亲的处理决定是这样的：新七军十九师五十七团三营七连连长马丁，现因阶级异己，运动中态度消极，遣返原籍。如是决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十五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被一笔勾销。战友们暗暗为他叫屈，劝他向师长反映，重新处理。父亲却不想麻烦师长，而解甲归田毅然决然回到农村，成了一个农民。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农民，穿着中式衣裤，头戴一个无檐瓜壳帽，有时是搂一毛巾圈，个子不高但很精干，眼神里充满着刚毅和坚强。他那扛过枪的肩膀上，经常扛着的不是一张铁锹，就是一把锄头。只有在我家的像框里才能看到父亲的军人形象，那是一张穿着解放军旧式军装、胸前挂着四枚奖章的像片。像片中的父亲是那么帅气，那么英武，胸前的“人民功臣”等四枚奖章，格外显眼。然而父亲已然成了一位农民。
不可想象，父亲刚回农村的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母亲讲，刚回村，父亲离开了熟悉的战友，离开了熟悉的部队生活，要从事自己不熟悉的农业生产劳动，心中充满愤懑与不平，常常通夜通夜不能睡觉。
生活对他的煎熬，还远远不只这些。
刚解放的农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兴未艾。
家中成分是地主，村里贫协会经常要叫奶奶（爷爷于1947年病故）去开地主分子会，受批判。
父亲的火爆脾气又发作了。他不让奶奶去开会受批判。
他把来通知的人大骂一通：“开什么会，我家是革命家庭，我父亲马鸿勋支持共产党，为红军捐大洋捐粮食捐布匹捐牲畜，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坐过阎锡山的牢，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共产党，现在还做革命工作，凭什么批判我母亲，你真瞎了狗眼了。”
然而，事情并未完，过了几天，村干部又奉了上级的圣旨，来逼奶奶开地主分子会。
看来是难躲过了，父亲把奶奶锁在屋里，对来人讲：“我母亲病了，不能去开会，我是她儿子，我去开会，我就是地主分子。”贫协会的人起初不行，非让奶奶去不可，但后来看着父亲一副不依就拼命的架势，也就妥协了。
奶奶是一位贤惠善良刚强的老人，战争年代，子女参加革命，爷爷多次坐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就是靠奶奶撑着的。奶奶很信神，她经常到村东的老爷庙去敬香，为神像披红挂绿，祈祷神灵保佑自己在外革命的子女平平安安。奶奶对自己的每个子女都很欣赏，文化革命中，在北京、武汉和太原与姑姑伯伯住了多年的奶奶，又被当作地主婆撵回了农村，我与奶奶同住，奶奶对我讲，伯伯马坚之出生时，胎衣缠在腰间，接生婆说，你这孩是贵人，这是系着玉带来了，将来要做大官；蕊姑出生时，头上有一圈紫痕，接生婆说，她是戴着凤冠来的，要嫁贵人的。说到我父亲，你父亲命中注定不能当官，他小的时候在奶爹家，一次奶爹正劈柴，你父亲一下扑到奶爹背上，举起的斧头砍伤了你父亲的囟门，五官被破了，肯定不能做官了。解放后，在外的子女们都当了高级干部，她特别高兴，对在农村的父亲，也特别急记牵挂。1966年到1972年，已八十高龄的奶奶回村，使父亲有了尽孝道的机会。不能作官的父亲，安排我母亲每日为奶奶单另做饭，要我们端屎倒尿，服侍孝敬了奶奶七年。
这就是父亲。
在农村，父亲总算学会了种地，可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然而时隔不久入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化，又给他带来新的痛苦。
土地集体耕作，农民积极性大减，粮食交公粮后，所剩不多，发给老百姓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农民即使在丰收年也得吞糠咽菜忍饥挨饿，经济收入更是寥寥。我们村在周边村是搞得最差的，劳动日分红很少有超过一角钱的时候，壮劳力每天可挣十分，即一个劳动日，也就是每天的收入为一角钱。记得有一年每个劳动日的分红是二分钱。当时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动日可补贴一斤高粱，而高粱一斤是八分钱，这样领一斤高粱后，社员要欠生产队六分钱。粮食不够吃，油盐酱醋穿衣钱没有。有些胆子大的村民，在夏秋收粮食时敢偷拿一些回家，粮食会勉强够吃。而父亲是绝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的。
何以养家糊口，在这样的窘境中，人到中年的父亲打破了中年不学艺的古训，学起了裁缝。拿过枪打过十几年战长满硬茧的手，又拿起了针和线。在繁重的生产劳动之余，父亲搭早搭晚当徒弟学手艺。起初是在大孝堡姑姑家，拜姑父为师，学了一段时间，姑父一句“亲戚间怕闹闲话”的不经意之语，激怒了个性极强的父亲。他转而到孝义、介休县城的缝纫社，以定制衣服为名，站在裁剪师傅前递烟请教，在缝纫车间偷偷学艺，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掌握了裁缝技艺。父亲作为一位远近闻名的好裁缝就是这样学成的。
学会裁缝手艺后，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农民是不可以干副业的。村里曾成立过缝纫社，但不到半年就解散了。父亲仍然是一位农民。只是在农业劳动之余才可在家里偷偷地给人做衣服挣点钱。记忆中，父亲每天起的很早，上午上工前就要做完一件衣服，中午从不午睡，或裁或缝，一直到下午上工，晚上加班要到12点。我的小学时代，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这样度过的：我家东屋中，悬挂的白炽灯低低的，灯下父亲在踏着缝纫机缝制衣服，我则凑着灯光，趴在炕上做着作业，父亲还不时停下来，看看我的作业，检查是否做的认真……农村的三十多年，父亲始终是忙碌的，不是在田间劳作，就是在家中缝纫，特别是逢年过节，承揽的衣服要及时缝制好，更显紧张。
裁缝手艺，改善了家庭生活，但劳累却使父亲的身体大受摧残，他在四十多岁时已十分显老，这农村的三十多年父亲是咬着牙走过来的。作着农民作着裁缝，为了养育我们弟兄四人，家里还是累计欠下生产队一千五百多元的口粮款（当时农村家家都或多或少欠生产队款），1984年父亲平反后才还清。
父亲的性格十分暴躁，只记得我们弟兄小时挨打是家常便饭，弟兄们吵架要挨打，不干活要挨打，偷吃了给奶奶单另做的食物要挨打，在学校惹了事要挨打。尤其是因为赌钱，我挨打次数最多。父亲一生特别恨赌钱的人，称之为“赌博鬼”，文化革命十年中农村赌博成风，掷骰、打麻将赌钱者众多，我一旦玩了之后被父亲发现，必受皮肉之苦。挨打常常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平时父亲劳作，我们上学，只有吃饭时才都凑在一起，于是母亲数落我们的不是，父亲便发起了火，后果是我们挨打，锅碗也会被摔得一塌糊涂。用母亲的话讲，就是经常吃的是“气锅食”。
因为挨打，我恨过父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更感受到了父亲深深的别样的爱。
父亲太不容易了，蒙冤受屈的经历，心灵所承受的煎熬；艰辛繁重的劳动，身体所负担的压力，绝非常人能忍耐！父亲每每在打骂我们之后，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痛苦和悔恨，只是在发作时，他会自我失控。父亲是在恨铁不成钢啊，我们的懒惰、馋嘴、赌博、弟兄吵架、学习不上进，全是父亲所憎恶的。
记得有一次，父母去磨面，那时是要人力推石磨的，让我在家中看弟弟。我却偷偷跑到邻居家玩耍，父亲回家时弟弟摔在地下，哭着吃着泥土。父亲在邻居家找到我，怒气冲天，狠狠揍了一通。那天晚上，父亲未加班做衣服，但又不睡觉不知道在鼓捣什么。第二天，我起床时，发现枕头旁放着一个厚硬纸做的皮影人物，用细线牵着，胳膊腿都可以动，一个很好的玩具，是父亲熬夜为我做的，父亲在努力为我创造快乐。我高兴的同时，泪水一下就流了出来，这玩具里有多少父亲的悔恨和深深的爱子之情啊……
记得是在五十年代末，一次听到村供销社傍晚时进回了柿饼，父亲立即在初冬的寒风中排队，买到了柿饼，用瓜壳帽捧回，给我弟兄们分食。
我还记得，六十年代初，父亲用罗筛扣麻雀，捉到后泥巴一糊放入炉火中，烧烤熟后剥去泥巴，用香喷喷的雀肉给我们解口馋。
1966年，我考上了孝义中学，每月伙食费7元，一年光伙食费就须将近100元，还有学费书本费，家里难以负担。为了供我念书，父亲毫不犹豫把东厢房的一间顶子木料拆了卖掉。
父亲对我，似乎有着更多期许。去年冬天父亲病重，我妻子看望时，本不多言的父亲，突然说了一句，“夏民小时候受了很多很多委屈”。
我受什么委屈啊，我受到父亲的关爱太多了。父亲所讲的“委屈”，那是一种时代造成的“委屈”。
我是家里的长子，小时读书还算聪明，在班里考试几乎每次都是第一，父亲很引以为自豪，也抱有很大希望。
然而，求学的途径并不平坦。
刚上小学，就曾被长我两岁与我同班的堂兄，呼为“地主”，父亲得知，狠狠教训了他，他不敢当面叫了，但鼓动了更多的同学在背后叫着。更大的刺激则是后来的填表，心理上造成的伤害，至今都条件反射般的一提填表马上发怵。
大概在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发了一张 “学生情况登记表”，其中有家庭成分一栏，我不知该怎么填写。回家问父亲，父亲愣了片刻说，你填“革命家庭”吧。接着父亲讲了爷爷和父辈的情况。爷爷马鸿勋早年开过粮店、木厂，经营土地，雇过长工，经济富裕。后来因供子女读书，再加子女参加革命，老人被日本人和阎锡山政权迫害，两次坐牢遭抄家抢劫，解放前即已破产。父辈中：大伯父马登科1938年参加革命，打过日本鬼子，杀过汉奸，解放后退伍；二伯父马登程（马坚之），1937年参加革命，现为卫生部干部司司长；三伯父马登选（马明），1936年参加革命，时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二姑马登蕊（马俊之），1938年参加革命，时任四川医学院院长，姑父米建书是成都市委书记；姑姑马登兰（洪玲），1938年参加革命，今任西南建工六公司党委副书记，姑父郑奕西南工程建设局局长，长征干部。他们都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父亲讲了和自己先后参加革命的兄弟姐妹们情况后，没有讲自己，兄弟姐妹们都依然在外工作，只有自己一人前功尽无，讲什么呢？父亲的伤心与不平，对我这个未成年人实在也无法来讲述。
最后，父亲果断地说：“你就填革命家庭吧，我也是为革命打过十几年战的人。”
到了学校，那位很革命的班主任段老师，还是坚持原则，在我表上把“革命家庭”改为了地主。而且在他学期末总结里还这样写道：我班马夏民，学习成绩很优秀，同学们选他当学习委员，但我根据党的阶级政策，另选了一位贫农出身的同学担任。马夏民的家长，还教育他学习古代的司马迁、李白和杜甫，要成名成家。这说明阶级斗争时时处处存在，作为一名教师一定要牢记阶级斗争，决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
这些情况，我深深地埋入了心底，没有再告诉父亲，父亲也没再问我，他实际清清楚楚，只是怕提及这些，再伤我的心，而无可奈何的他，内心里时时都在忍受着祸及子孙的痛苦煎熬。
1966年，我考上孝义中学，学生证上写着：姓名马夏民，成分地主。1976年，我由民办教师考试转正，成绩优秀，但因地主成分而被取消资格。地主这顶帽子伴随了我家整整三十年，，直至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甄别为中农，我的爷爷马鸿勋也被政府恢复了爱国民主人士的称号。
马家，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称为共匪家庭；解放战争时期，阎锡山政权称作叛军家庭；饱经忧患，完全破产。而新中国建立，却又被当成了地主家庭，受了三十年歧视。
作为地主的后代，我考中学是走了后门的。1966年6月，我十三岁，与同学们走着到了县城，参加孝义中学的招生考试，那时全县只招200学生，非常难考。考后估分，我校我得分最高，但最担心的就是成分问题。父亲在自己的事情上是从来不求人的，但在子孙求学的问题上是，他则多次写信或当面求人。为我，父亲找了正在介休县搞四清运动的三伯父马明，伯父是介休四清工作团政委，而团长正好是孝义县委书记冯德亮，伯父与他讲了情况之后，冯德亮答应只要分数达线就录取，家庭不算什么问题不会影响。这样我得以顺利进入孝义中学，在录取的200名学生中，只有我一人是地主成分。开学的第一天晚上，大通铺上紧挨我睡的一个同学，熄灯后，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听说咱们班里有一个地主成分的，他姑姑伯伯都是大官。你知道是谁吗？”我低低地回了一句说：“没听说。”只在心中暗自庆幸。
考上孝义中学，并未给自己真正带来好的上学契机。刚入学，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后是吵吵闹闹的大辩论，紧接着是革命的大串联。校长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老师被污蔑为牛鬼蛇神，学生们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什么“东方红战斗队”、“燎原兵团”等。我是一个局外人，因为那个组织都不会要一个地主成分的学生加入，而影响该组织的革命纯洁性。孝义中学改成了“东方红中学”，校门对联赫然写着：红五类子女进来，黒七类崽子滚蛋。这段时期，姑姑伯伯们也相继成了走资派，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遭批斗、下干校或被军管。我也就离开学校，又滚回了农村。
从十三岁到十九岁，在农村我跟着父亲整整劳动了六年。
小小年纪，身消体弱，每天要跟着大人一起劳动。我在打粮场干活：放碌碡、溜簸箕、摇扇车。在农田干活：拉犁楼、锄庄稼、深翻地。冬闲时要去挖河工。干一天活下来，腰酸腿痛，特别是双手，每天都肿，清早起来，手指肿胀不能弯曲，握不成拳头。
父亲十分心疼，该念书的年龄，却终日劳动：“这是什么世道，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学校东躲西藏都要坚持办下去。这和平年代了却让小孩失学劳动，把一代人全耽搁了！”父亲经常发火，不满世事。母亲总是规劝：“发火有什用，全社会都这样，又不是你一家，不要自己糟践自己。”
大学停止招生，县城中学关门，中华民族的大劫难。对全身心把前途都寄托在子女读书上的父亲更是致命的打击。马家罄其财力供给子女读书是有传统的。爷爷马鸿勋在不供女孩读书的时代，率先办高小招收女生，并将自己的女儿全部供给念书，还将村中想念书的穷人女孩也送入学校读书。奶奶在世时，有一个叫马秀英的女教师，每年都来看奶奶，来了总是念叨爷爷资助她上学的恩情。
起初劳动，父亲总是带着我，场里打粮食时，扛麻袋，他多扛几次，担心累坏我；下田锄庄稼时，紧挨着我，替我锄上一垄地，减轻我的劳动量。
有一年，是在汾阳古贤庄挖文峪河，我十六岁。从河底抬着泥筐往河堤上倒，我爬不上陡峭泥泞的河堤，经常滑倒，被队长指责为调皮捣蛋不好好干活。父亲一怒之下冲到队长面前，大骂其没有人性，并举起木杠向队长打去，队长抱头逃走，方没有酿成大祸。父亲的脾气在发作时，为了子女是不顾后果的。
那几年如同在枯井中过日子，看不到一丝希望前途。入共青团没门，当基干民兵不行，招工没有资格，参军更不可能。父母想让我学裁缝，他说，手艺不亏人，是谋生之本。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却不喜欢，农业劳动之余，我迷恋的是读书。家中书柜中有很多书，一些爷爷购置的古书，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烧了不少，但德林叔叔、如柏表哥在汾阳中学读书时的课本却大部分还在，这些书本是我的精神寄托所在。读书，父亲是赞成的，孩子爱读书是好事就依他去吧。只是因为经常耽误干活，引起母亲的不高兴。一见到我看书，母亲便会责骂：“又在鬼念文章，懒得不做活计，鬼念文章，能念出饭来，能念饱肚子。”母亲是在担心，念成书呆子可怎么成家立业啊。母亲的担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无道理。尽管念不出饭来，念不饱肚子，我这痴痴读书的习惯总也改不了，一直延续至今。爱看书总有提高，1972年5月批林批孔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批判文章在生产队里发言，一个下乡工作组长颇为欣赏，说我有学问文章写得好。回想起来，那是什么文章啊，纯粹是模仿报纸上的极左腔调而胡编的。说来也真可笑，自己是一个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却又要用极左的腔调来写文章。是这篇文章给我带来命运的转机。由于工作组长的欣赏，和在学校担任教导主任的表哥的推荐，我竟被录用到本村小学当起了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虽然仍是农民身份，但却可以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学习，使我可以系统地自修学业。父亲着实为我高兴。可后来的几件事又使他特别伤心。
一件是在1974年，学校突然出现了反动标语案。报案以后，公安局的人立即进驻学校。大部分老师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反标在何处。最后调查清楚了，原来所谓反动标语是这样的：一扇门上，一竖行写过“打倒刘少奇”，一横行写着“毛主席万岁”，时间长了，“打倒”后面的“刘少奇”三字看不清了，“毛主席”后面的“万岁”两字也模糊了。这是两行字，并不是什么反动标语。但举报者却煞有介事地把竖写的“打倒”和横写的“毛主席”连在一起，说是反动标语，报告给上级，又向公安局报案，且说我应该是重点怀疑对象，因为全校只有我一人是地主成分。公安人员也曾向老师们作了调查，甚至还向我的邻居作调查。最后查明字是两个小学生写的，方才罢休。
一件是1977年12月的教师转正。当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被粉碎，国家已呈现出一派政治清明气象。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教师转正考试，大孝堡联校教师转正有三个指标，我考试成绩优秀名列其中，而且我还是高中教师，按规定高中是要照顾的。我满以为很有把握，可那想得到，联校往县里上报时，却偷梁换柱另报了他人。联校校长事后对我的答复，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因为你家是地主”。
这两件事，对父亲的刺激非同一般。所以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下了决心要讨个说法，对后人有个明确的交代，自己没有问题，是极左路线冤枉了自己。
记忆中，我成年以后与父亲独处的时间最长的有两次，一次是去洛阳找部队平反，一次则是父亲病重服侍。
1984年，父亲已六十三岁。从1979年就开始的申诉，几经波折仍无结论。父亲手中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资料，县民政局也无退伍军人记录，部队因曾赴朝作战兵种改制遗失了档案，于是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申诉五年，方式只是写信。对于父亲的问题，父辈们也有不同看法。二伯马坚之说，你父亲有他自己的错误，你不要张罗平反的事，那不大可能。我向三伯马明讲述情况，并请帮助找新七军十九师师长何辉燕（父亲做过何的警卫排长）的通信地址，很快三伯找到并转去了申诉信。姑姑们都觉得父亲是吃了脾气不好的亏，都支持申诉要求平反，但也认为时间太久了，希望渺茫。1982年，在我一次又一次的书信催促下，再加何辉燕司令员的安排，当时还在乌鲁木齐的89205部队，曾派两个人来孝义做调查，年轻且负责的叫房森祥，年长即将转业的叫别文烈。两人受组织的安排，确实是要来为父亲解决问题的，别文烈对我父亲的遭遇特别同情，甚至建议光根据何辉燕的信即可处理；而房森祥虽也同情，但原则性很强，非有原始档案不可，两人有一次争辩的几乎吵了起来。房森祥是陕西人，其弟弟正在准备高考，我还为其找了很多高考复习题。但终因在孝义找不到任何可证明父亲的身份的材料，只好作罢。这样父亲平反的事又被搁置了起来。
申诉中，我写材料是要向父亲了解详细情况的，每谈一次父亲总要有几天睡不着觉，神情沮丧无望，心灵备受折磨。四五年的申诉，揭开了昔日的伤疤，给父亲带来的竟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痛苦。到1984年，父亲所在的89205部队（铁道兵第五师）改为铁道部第十五工程局已将近两年，至年底，原部队留守处也将撤销，撤销后父亲的问题将更难解决。1984年冬天，我和父亲商量，到部队的新驻地河南洛阳亲自跑一趟，抓住最后的机会。当时我刚从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毕业，成为了正式教师，月工资有四十多元。我向学校请了一星期的假，与父亲凑足盘缠走上去洛阳的上访之旅。
洛阳之行，为解决问题，我们整整住了二十天。
到洛阳的第一天，当我们找到第十五工程局时，已是下午三点多。我们打听到，第十五工程局是铁五师集体转业而组建的，原来的师长就是现在的局长，原来的政委就是现任的书记，而这些领导正都在北京开会。我们先找工程局办公室，办公室让找组织部，找到组织部，组织部让找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实政策办公室又让找公安处，公安处又让找部队留守处，找到留守处，留守处说：“我们马上就要撤消了，现在不管事了，你们还是找局办公室吧”。转了一圈没有人接待。大概1979年以后那一段时间，党纠正各个历史时期极左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要求平反的人特别多，而其中也不乏胡搅蛮缠者，所以各部门一听说是要求落实政策的就都特别烦。第二天、第三天仍然如此。
那一年，感觉洛阳的冬天特别冷，外边冷，黄河以南的洛阳没有烤火费，因不生火室内也冷，人情的冷更是冰冻彻骨。每天我们从城里的小旅店，冒着寒风走到郊区的工程局，无人正式接待，下午再返回旅店。或许是看着可怜，组织部的一位干部给我出主意：你们的问题只有等领导从北京回来才可能解决，现在谁都做不了主；这几天，倒不如去干休所转一转，也许可能会遇到你父亲当年的战友，做个证明或帮忙解决。
在干休所，我们打听原十九师的领导、打听有无山西老乡。原领导未找到，但是很幸运地找到一位山西老乡范东生。一听到范东生的名字，父亲的眼睛马上一亮。“范东生，我在师部作战科当参谋时，他是保卫科的干事，是洪洞人。”范东生离休前是铁五师的副政委，一见面，他也马上认出了父亲。听了我们的讲述，他马上给公安处写了一个条，大意是先安排十九师老同志马丁住宿，待书记、局长开会回来再解决问题。
在公安处，接待我们的一位副处长看了条后，却把条一扔，你们还是回城住旅店吧，这里没法安排。我讲范政委让住这里，从城里往返太不方便，请安排一下。“范东生已不在职了，不管事了。”处长冷冰冰地说道。在我再次央求他帮忙时，电话响了起来。“啊，是范副政委，我是小张。啊，啊，我正安排着呢……啊，好，好。”
我们住在了一间四面透风的临时工棚里，里面有很多高低床，都有被褥，我们铺褥子，盖上两张棉被，倒也不冷。
第二天，范东生老人来到我们的住所，看了半天，说这样迁就几天吧。我说，这样就不错了，非常感谢。接下来的几天，是老人亲自带我们找人。先找到当年去过孝义的房森祥，他说，你父亲的问题，本来82年底要解决，但因部队要全部改地方建制，事情就拖了下来。根据他提供的情况，由老人带着，我们在局办公室找到了当年牛师长传达何辉燕司令员指示的会议记录：马丁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过突出贡献，他的问题早就该解决了；在公安处档案室，找到了一张“资遣干部登记表”；在落实政策办公室，看到了五年来我替父亲写的足有一尺多高的申诉材料。根据这些我又重写了新的申诉材料准备找领导时用。
范东生政委还回忆起了父亲几次立功的轶事。任警卫排长时，他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保卫了师部的安全，并抓获了70多个俘虏；解放太原，他带领工兵连负责抢修汾河大桥，他身先士卒三次冒着严寒跳入冰水中，测量河水深度宽度，抢修成功，保证了攻城部队的顺利通过；在四川剿匪，更是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哥老会”大爷的关系，打入匪徒内部，机智勇敢地摸清了情况，联系兄弟部队一举将匪徒消灭 。
我带着新写的材料，找到了书记。书记的办公室与住宅是建在一起的，上面住家，下面办公。办公室分里外间，我们去得很早，坐在外间等候。书记是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一进门还客气地朝我点了一下头，但一转眼看到我父亲，再加我手里拿着一卷申诉材料，说我们是来上访的，我父亲原来在新七军十九师……话还未说完，书记马上变了脸，大发雷霆，说：“上访的来我这干什么，到公安处、到落实政策办公室去！”我说这些单位都去过了，我们转了一个圈没人管，才来这里的。书记大声地说:“那就是不能办，你们走。”我拿出了何辉燕的信，他依然说:“那也不能办。我们改制已经两年了，现在是企业，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你父亲是军人，你找中央军委去，找总政治部去。”说着，走进了里间办公室，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我与父亲被关在了外间，父亲眼中充满了屈辱与愤怒，我冷静了一下，把父亲劝回了住处，便又去找那位书记。我再次敲开了书记的门，他那张气歪了的脸，格外难看。我已经豁出来了。我急速地对他说：“我们不是胡搅蛮缠的人。我父亲蒙冤受屈几十年，申诉也已五年，我们给军委、何司令员都写过信，说让找原部队。你们现在不管，请开证明我们自己去找军委。”证明他是不敢开的，只是发脾气，叫喊想把我赶走。我又说：“如不开证明，我们也就不走，我父亲为革命打过十几年战，总得有个说话的地方，非在这里找答复不可。这是我新写的材料，您看怎么办吧！”无奈之下，他把材料留下，又说：“我们是企业自负盈亏，不能管这些事。把材料放下我们研究后再答复。”
连续三天的答复，都是顾不上研究。终于第四天，他说：“找局长去解决吧。”
局长正在送客，客人看到我们，对局长说了一句，这是找你的？局长用浓重的湖北口音说：“对，上访的，一伙穷疯了的人。”
局长对穷疯了的人，更不客气。
我说:“我父亲以前因家庭成分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现在已经甄别为中农。”
他说：“中农怎么了，现在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不是越穷越光荣的时候了。”
我说：“我父亲年逾花甲，已散失劳动能力，部队应给以一定的经济补偿。”
他说：“忤逆不孝，你父亲老了，你们不养活，想要推给国家管？”
后来，我觉得不能让年过花甲的父亲再受刺激，让父亲先回住处。当天没有讲怎么解决，局长只问了些情况，就打发我走，让等结果。
在洛阳住在临时工棚里，每天晚上尽管盖上两床被子，我们都冻得难以入睡。睡不着觉，我就问些父亲在部队的往事、祖辈的事。那些日子里，父亲给我讲，他刚参加游击队，有一次让他看管抓到的汉奸，竟是我村任某，他还答应任某的请求为他买了一包烟，第二天就听说被活埋了；讲攻打临汾时十分艰难，敌人从里面挖地道，解放军在外面挖地道，险情迭出；讲在四川他带着一个侦察连剿匪，因没有了给养而找成都市人民政府，却遇到了副市长米建书，那时他还不知道他是自己的姐夫。讲到爷爷，他格外的兴奋。说爷爷是非常能干的人，善于经商，自创家业。当村长时，兴修水利，整顿村风；倡办小学，救济穷人，省政府奖励匾额“德重乡闾”。爷爷在抗战时期，支持子女参加抗日，家里是革命工作者的联络点，抗日县长付立民、地下党员仝云（解放后任太原市委书记）和姚守忠，都是爷爷的朋友。爷爷被日本人及阎锡山政权两次抓捕，被剪掉胡须，灌辣椒水，用熨铁烙身，爷爷始终没有屈服，坚决不做汉奸，坚决支持革命。父亲讲，自己回到村里多次受到爷爷接济过的人的帮助。爷爷坟头的一棵树，每年都有人给整枝，那棵树长得非常好，远远望去像一把大伞，人们都说马鸿勋生前积德办好事，死后长那么棵大树，福荫子孙。父亲说，马家人都热爱祖国，都对得起共产党……
两天后处理的结论是：政治上平反。由部队留守处申报中央军委办理离休证，与山西联系，由地方财政负担离休后的工资待遇；如山西地方不愿接受，则铁道部第十五工程局只发放每月70元的生活补助。
我离开洛阳前，向范东生老政委讲了情况，范政委说，书记一把手压力大啊，自负盈亏的企业比部队难搞多了，推诿也能理解；局长是1962年入伍的兵，对解放前打过十几年战的老人，没什么感情，他不知道战争的艰苦啊！
事情到这一步，总算不虚此行。父亲已经很满足了，政治上平反了，我的孩子们不会再受制了。经济待遇给多少算多少，咱也不计较，历史上冤屈而过世的功臣多了，比起来自己是幸运的。
部队承办人在上报和与地方联系时受到了批评，如此处理不妥当，地方工资待遇应按行政十八级对待，另马丁蒙冤多年在农村日子艰苦，由部队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偿和安家费用。这使父亲又感受到了党的路线政策的温暖，世上还是坚持原则的好干部多。尽管上级有如此安排，但后来只是地方工资落实了，部队工程局却并未执行，我曾有再赴洛阳要求解决的打算，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这样处理已经很好了，单位有困难，我们不要再给他们增加负担了。
与父亲独处时间长的第二次，则是这次他病重住院之后。从1月5号开始将近二十天，白天我陪父亲，晚上弟弟值班。
父亲住在太原的山西省煤炭中心医院，起初只是因感冒引起的咳嗽吐痰。多年的肺气肿，一到冬天就要发病，输几天液就好的惯例，懈怠了我们的警惕。想不到这次病，不是那么简单。一通检查，不愿听到的诊断结论出来了，肺部已产生严重的病变。六十岁以前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晚年虽经济待遇高了、但仍粗茶淡饭的父亲，他身上的宿疾终于一下集中爆发了出来，叫人猝不及防。我总不相信，觉得不会这样，每年组织的老干部体检，基本什么都正常，怎么就会产生如此的突变？
91岁的蕊姑，88岁的兰姑，从成都打来电话问父亲的病情，我不敢以实相告，但话语中流露的我没把父亲照顾好的愧疚，已使她们觉察到了什么。做过医科大学校长懂医学的蕊姑，给我讲，你父亲89岁高龄，不可过度治疗，那样的话是很痛苦的。在太原的85岁的叔叔刚病愈出院，急匆匆地来到病房，打了半辈子战当了半辈子农民受了一辈子罪的哥哥怎么就患了这样的病呢，老天不公啊！94岁的伯伯马明，不顾家人的劝阻，拄着拐杖，颤悠悠的走进病房，坐在父亲床前。父亲咳嗽气喘刚止，强打起精神，说：“三哥，我要去看你，却麻烦你来看我，这身子不做主了。”
一母同胞的姊妹，都是少小离家。战争年代，音讯杳无，和平时期，天各一方，手足之情，天伦之乐，聚少离多，未曾尽享。而今，年俱耄耋，龙钟老态，彼此牵挂，眷眷情深。
文化革命的那几年，奶奶在农村，我弟兄们一个个长大要结婚，父亲的负担异常的沉重。姑姑伯伯们经常接济我们。
对于姊妹们，父亲能拿出来的只有他那颗赤诚的军人与农民的心。也是在文革那几年，姑姑伯伯们都受到了冲击，来农村调查材料的人非常多。父亲也非常担心姑姑伯伯们的处境，来调查的人大部分凶神恶煞，他们对调查到的材料往往很不满意。在家里问父亲时，父亲实事求是地讲姑姑伯伯们参加革命的情况，来人不相信，反说父亲不配合，父亲就和这些人吵了起来。村里的干部或村民，也常告诉父亲：我们说马家如何如何好，那些人就是不相信，非要叫说坏不可。调查的人走后，往往有好几天，父亲情绪低沉，通夜无眠。
姑姑伯伯们的子女回到老家，都视父亲为最亲的人。他们并不为有一个在军队犯错误半生务农的舅舅或叔叔感到丢人，虽然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是冤枉的。
父亲的正直、敢作敢为在他们心中印象很深。
表哥米家山文革中受迫害，带着三个同学躲到山西，在我们家住了半年。一次四川同学来找，人们以为是来抓他们，父亲安排他们躲了起来，然后做好准备，如果真是要抓人，父亲就要把来人拼命打跑，以保护外甥。
外甥米丽蓉在在老家插队两年，后来要回成都，须村里同意。父亲亲自找一个干部，这个干部曾扬言，只要我当干部马家的后代就永远不要想出去找工作；父亲对他说，我的子女一个也不出去了，就在村劳动，但你要敢卡我外甥，我可绝对不行，你要不给盖章咱们现在就拼了。
三伯来过医院的那天，父亲很兴奋，也想说话。他说：“姊妹们就我脾气不好。你二伯马坚之念过师范有学问，参加革命早，刚解放，干部级别数他高；三伯马明为人有主见，性格温和，文章写的好，毛主席亲自接见过；你蕊姑是女能人，工作有上进心，遇事善于动脑筋，办法多，女人当大学校长可不容易；兰姑是姊妹里最正直最坚强的，也非常机灵，参加革命才十四岁，比我还小。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姊妹，就我不成气候……”
病房里，这是父亲说话最多的的一次。
父亲在平反以后，心情大好，身体也健康。记得八十岁以前，父亲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到乡里开会到孝义体检。
父亲晚年躬逢盛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国家科技进步他高兴，国家经济繁荣他高兴，国家政治清明他高兴。他教育孙子们要热爱祖国，要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经历过日本军的残酷，也了解国民党的腐败，感受过土皇帝阎锡山的阴险；是共产党把中国领导着成为世界强国。也只有共产党有知错就改拨乱反正的博大胸怀，自己的问题时隔三十年能平反，太感谢了。寒暑假期间，他最惬意的事，就是为放假回家围坐在炕上的孙子们讲述自己的打战故事、家族故事。
有了固定的收入，尽管菲薄，但父亲总要拿出一部分来接济比自己更困难的亲友。一位邻居得了阑尾炎，凑不够治疗费用，父亲拿出500元；一位亲戚出了车祸，父亲又给了500。……
子孙们的进步，更是父亲晚年的精神支柱。
家里我作为长子，1984年山西省教育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正式高中教师，后来还评为山西省中学特级教师；最小的弟弟1987年大学本科毕业，在太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最使他感到欣慰的莫过于长孙在1992年考上清华大学，孝义几年才能考一个清华生，当年考上清华在全县都有轰动效应，后来长孙工作也很有出息，长孙一直是他的骄傲。牵挂较多的是我农村的两位弟弟，虽然他们都有熟练的木工技术，有勤劳的习惯，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但父亲总是放心不下，遗憾因自己的问题使他们没有很好读书，所以希望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尽作为爷爷的一份责任。父亲对孙子们要供给上高中上大学，甚至帮他们过上好日子……现在孙子们都已学校毕业，而父亲也走了
父亲走了，走的匆匆忙忙，要说也不急，也不匆忙，他把该自己办的和不该自己办的事，似乎全都办完了！
父亲走了，我只告诉了姑姑伯伯叔叔们的子女，然而他们还是知道了。蕊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正住院医病的兰姑心脏病发作，伯伯沉痛地说姊妹们又走了一个，叔叔本来还要去医院再看一次哥哥已不能了，远在鞍山的德林叔叔寄来了挽联和丧仪；长孙虽在爷爷病重期间已多次探望，但一听噩耗还是马上中断了东南亚的公务回家奔丧……要说这么高寿，人们常讲老丧是喜事，但大家却仍如此悲痛，大概都是在为一个一生坎坷受罪最多的亲人离去而伤心吧……
父亲病危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正咨询最佳的治疗方案，我们弟兄四人与有经济能力的孙子辈，都有一个心愿：缓解病情，延长寿命，让父亲（爷爷）过了他的90岁生日。然而，父亲不想等了，半夜里输液中，他曾两次自己拔掉针头。他似乎知道自己的病，他觉得这样治疗效果不好，他不愿多花公家的钱。他催促儿子快去焦化厂上班，快去经营你的蔬菜大棚；催促孙子们，赶快回北京，我没事，你们别耽误了工作……
父亲病重，想的还是怕麻烦公家，怕累及子孙。
父亲的葬礼在老宅举行，民政局领导致悼词，蕊姑派回了长子长女，兰姑长子从北京赶来，太原伯伯叔叔们的子女和育民姐的子女全都回来，在孝义的本家侄孙玄孙齐聚，都为老人送行，我们弟兄为父亲拟的挽联是：十五岁投笔从戎抗日驱蒋剿匪舍身革命功勋卓著，中年后解甲归田敬母育子抚孫耕读传家晚景幸福。
车辆、花圈、浩荡的送葬队伍，街坊们议论着，马家的这次丧事东盘粮村第一，马家人丁兴旺啊。
爷爷马鸿勋1947年去世，出殡时阎锡山政权派人站岗，并安排特务要抓马家在外革命的子女，可怜老人六个儿子，只有一个过继给人的小儿子送终；奶奶1973年去世，正是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的年代，送葬的只有父亲带着我们弟兄四个和一个侄孙。每每提及这些，父亲总有颇多遗憾。
父亲并不期望他的丧事，要办得有多风光，但做子女的又怎能草率，又怎能不想以葬礼的排场，以弥补生前未尽孝心的无限遗憾，以寄托对于父亲的无限哀思，尽管这一切都于事无补……
父亲走了，走得很急，走得匆匆忙忙。他的一生盖棺论定，一个曾经的军人，一个曾经的农民和裁缝，一个离休干部，这就是全部的父亲。
父亲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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