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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文史资料汇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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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扑打森林火
1973年4月，一天午后的两点钟，我在阿尔山林业局苏河林场二段接到场部命令，由我带30人到林场集合，去扑打森林火。那是我23岁人生的第一次。要去火场扑火也不知道带什么东西，只是按老工人说的，穿上棉衣，套上秋衣秋裤，在食堂找条面袋，用绳子拴住底下两个角，上边一扎口，就做成了类似旅行背包一样的背囊。
过不一会儿，森铁内燃机车来接我们，到了林场，又会合了另外两个工队的职工，由林场于泽海副主任带队，前往林业局指定的地点集结，在林业局李昆副局长带领下奔赴火场。
那时候林业局扑火没有食品储备，一说去打火，林场就动员家属烙饼或用小苏打蒸馒头。我在待命等给养、等火车时，去师父家找了件白茬皮袄和棉帽子，又要了几头大蒜和两盒火柴。
下午5点钟左右，送我们去火场的火车到了，我们林场一共出动了100人，每人分到25张发面饼，一块儿卜留克咸菜，装上一壶凉水就上火车了。火车大约朝着伊尔施方向行走了1个小时，停了下来，我们林场的职工又与先期到达的100多人汇合一起，由护林员带路，顺着西北方向的沟塘子出发了。听说火场离我们还有20多公里，阿尔山当时是森铁运输局，不作业的地段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只能由林场护林员带路，大家在荒野中步行，包括局长。天很快就黑了，我们这个200多人的一字长蛇阵，就这么一个跟着一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进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地蠕动着。
前半夜，大家都精神十足，有说有唠的，小青年还不时地打闹，可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整个队伍就没声了，只是偶尔听到有人喊“跟上”。刚出发时脚步急，出了一身汗，到了半夜风一吹又湿又凉。连续几个小时走夜路，不仅疲倦了，背包也觉得越来越沉，大家都不停地打瞌睡，队伍有点散了。各单位领导就跑前跑后地催促，前进的速度却越来越慢了。
我们的队伍比较整齐，一直不停地往前走，后来竟走到了大队伍的最前面，这让我们有机会能坐一会儿等等后面的大队人马，他们一到我们就又开始走了。
在这20多公里的荒野上，我们走了一夜，早上6点多钟才看到火烧迹地，有了战士进了阵地的感觉。远远望去前面的山里有浓烟，可火离我们到底有多远，火头在哪里，还是不很清楚。
总指挥决定让大家休息3个小时，先吃饭，就地睡一会儿，同时让护林员骑马去看一下火场。大家迅速点火烤干粮，吃了一口，也顾不得地上有多湿，躺下便睡熟了。一觉醒来，又继续往前走，朝着有火的地方奔。林区的早春，白天很热，虽然荒山都不高，但一昼夜马不停蹄地爬山越岭，所以大家都十分累。沿途对没烧透的余火，冒烟的蚂蚁窝、塔头墩子都随时处理，以防止万一风向转了，吹到迹地外形成新的火点。有一些没烧透的圈内火，虽然着得很旺，但没有危险，所以就不用去管它了。
白天就这样边打着迹地火，边向前走，我们也算是打了一天的火，很累也很兴奋。到了晚上，真正要在野外过夜了，还真的很难熬。晚上8点钟才休息。四月份的大兴安岭，夜晚的天气仍然很冷，白天出了一身汗，凉风一吹，大家冻得直缩脖。扑火队员三五成帮的忙着找地方睡觉，多数是找个背风的坑，点着一堆火，吃一口干粮便蜷在一起睡了。
气温逐渐下降，已到零下了，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冻醒了。浑身发抖，腿也站不起来了，得强挺着活动一会儿才行。摸黑拣点柴禾，弄旺火堆，烤暖和了，就又睡着了，就这样反复着熬到天亮。这一夜不知道翻了多少回身，脸朝着火堆烤得受不了，一阵风吹来，火星乱飞，不是烫着人就是落在棉衣上，背对火堆的一面又冷得不行。太近了不行，太远了没有用，真是没有好受的姿势，只能像烙饼似的来回翻身，糊里糊涂的睡。夜里空气都是潮湿的，把衣服都打湿了，太阳出来一晒，潮气往里钻，湿漉漉的非常难受。
天亮时送给养的到了，押运员说，车坏了，离我们有4、5公里远，各单位自己派人去背吧。背回给养，吃完饭，我们继续沿着火烧迹地的外线一路清理着，向前去撵火头。那天浓烟离我们更近了，午后两点多钟，我们终于接近火头了。一眼望去，眼前的几座山上到处都是火，随着立地条件，火势忽大忽小，不一会儿，火苗变高，浓烟滚滚，呛得喘不上气，睁不开眼。一阵风吹过，火苗贴地，烟也散了，大家都蜂拥而上，一阵猛打。不到一小时，人人都汗流浃背，喉咙发辣，腿发软，手中的树条子也打秃了，再加上背着东西，扑打的速度和劲头明显减弱，有的干脆就坐下了。
我们林场的队伍安排5名老工人集中看护和倒运背包，慢慢跟着走，其余的人轻装打火。直到晚上8点多钟，大家实在累得饿得不行了，正好不远处有一条河沟，指挥部决定宿营。找好了宿营点，又派几个人去接背包，其余的人拣烧柴、点火堆、搭窝棚。几名老工人每人挑六个背包，算起来也有百十斤重，从后面赶上来了，与我们比，他们路一点也也没少走。虽然才分开几个小时，但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水开了，我们吃了点儿干粮就抓紧睡觉，补充体力。有人发明了在火堆四周烤热很多石头的办法，睡觉时放在脚边一块，搂在怀里一块，这样取暖的时间能长一些。队员们把湿透的鞋袜用树枝挑上，插在火堆四周烤上。
这一夜，大家已经是十分劳累和困倦了，都睡得很香，一觉睡了4个多小时。天快亮时，天气起了变化，黑云很浓、很低，有人说要下雪了，听到有人喊领给养，人们都精神了，每人领到30个馒头，一块咸菜。那时候人们不论发多少给养，都得自己背着，怕以后给养送得不及时，没有吃的。
天大亮后，云更浓了，风很小，天阴沉沉的。不到中午就飘起了雪花，一会儿比一会儿大，下午3点多钟更大了，棉花桃般的雪，漫天飞舞，能见度不足五、六十米。大家都找地方避雪，一直到晚上7点钟左右，查看火场的回来了，指挥部的命令也到了，火灭了，队伍连夜往回撤，留下10名护林员骑马巡护。
雪越下越大，一点风也没有，次日上午9点多，我们才从苏中后沟走出来。我穿的皮袄全湿透了，比穿棉袄还沉，走了一夜，鞋和袜子直窜，两个脚后跟儿都磨掉了一大块皮，一走路钻心的疼。走到铁路边时，指挥部在路旁搭了席棚子，有几位局里的老科长在那儿组织人给我们烧了两大锅菜汤。谁到了就用自己的茶缸、饭盒儿、甚至是水壶盛上菜汤，蹲在雪地里，喝汤、吃口干粮，暖暖身子。等到清点完人数，小火车拉着我们回伊尔施了。我们带着满身的灰尘，像野人一样，在午后两点多才到了家。
阿尔山林区在建国初期的生产状况
1951年，我在内蒙古阿尔山林区参加工作，那年我17岁。曾先后在大兴安岭几个林业局工作，直至退休。林业生产和林区的生活对于生在林区、长在林区的我，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刚解放时的东北林区，是在森林资源遭到日寇疯狂掠夺的基础上开始生产的。国家于1950年5月颁布了《关于全国林业工作指示》，公有林（包括国有林）应由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或中央委托各级林业机构经营采伐，统筹供应公私用材，其他任何机关、部队、学校或企业，不得借任何理由自行采伐。开始实行森林统一经营管理。
我参加工作的阿尔山林业局，当时叫林矿局，因为这个局还兼管着一个二龙锁口煤矿。后来改为林务分局，所属的基层生产单位都叫作业所。那时我被分配在苏呼河作业所工作。作业所没有多少固定生产工人，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开山的时候，到附近农村招募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回来组成工铺，开始准备作业。工铺的名称全是以队长的名字命名，如张××铺，李××铺。工铺里设队长和管账先生，队长除了负总责，还主管生产和技术，管账先生分管工铺后勤，所以，先生不仅是记账员还是伙食管理员和售货员。作业所派出检尺员，负责产品验收，业务归作业所统计员领导。
当时生产方式非常落后。采伐使用弯把锯和大肚子锯，用牛马倒挂子集材，归楞使用肩杠、把门、掐钩，小木头四个人抬，大木头八个人抬。一副杠分拉头杠的、二档子、还有耍龙的。集材的牲畜按等级从林务分局租用，也可以用自己的。高山脚处采用串坡集材，后来还采用冰沟集材。运材主要是采用冰道马爬犁。两匹马拉的冰爬犁能装载3-4立方米的木材，经过几十里的路程运到中间楞场。然后有的地方利用流送方式，有的利用日本留下的窄轨铁路，使用平车运材方式，将木材运到能装大火车的贮木场。整个生产过程的每道工序十分原始笨拙。我记得当时为了让工人掌握各工序的要领，从事林业生产的工人都要学会一首歌，歌词我还记得前面的几句：“砍树楂子莫要高，造材莫扔大树稍，牛马运材修好道，距离远近要记牢……” 。
木材生产受季节制约，到了春天积雪融化时，每年农历的三月十六冬季生产结束，这时工人就要全部下山回家了。一冬天的劳务费是一次性结账，这时工铺的先生和作业所的业务人员忙得不可开交，要按单价、距离、计算产量。还得结算牛马租金、借贷、伙食、牲畜饲料费用等等。当时人们把这一段叫作清算“人吃马草料”的阶段。有的人逗笑说：“人吃马草料”那马吃啥？马就得吃“槽子糕”了。 &&& 春暖积雪融化，河道开始淌水。由于大兴安岭林区的河道窄，不适应放排而采用赶羊流送办法。这时又开始招募水性好的人组成流送队，从事流送作业。在河道上，选择落差点分别憋几道水坝，再开闸放水，把一冬天生产的木材流送到贮木场。
1953年，国家林业部决定把林务分局改为森林工业局，直接领导由作业所改称的伐木场、中间楞场、贮木场、森铁处，实现了生产上的集中管理，森林工业局成为真正的独立核算的木材生产企业。随之也推进了木材生产和集材机械化进程。生产工人放下了人工的弯把锯和大肚子锯，开始使用苏联制造的友谊牌油锯伐木。集材也放弃了牛马套子，开始使用从苏联引进的克特-１２拖拉机集材。取消了流送作业，采取森林铁路和汽车公路运材，运原木也改为运原条。山上装车和贮木场卸车及装大火车全部使用绞盘机。结束了林业生产手工作业的落后局面。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将国家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合并为林业部。从此森林工业局同森林经营局合并为林业局。
阿尔山林区最早的木材运输
19496苏呼河全长18公里，向西南汇入哈拉哈河主流，距离伊尔施还有17公里。
当时全国刚刚解放，国家急需木材进行经济建设。林业战线上的生活物资、生产设备十分紧缺，进行大规模生产难度大，但还必须要搞木材生产。我们踏查回来后，经与有关领导研究，决定用流送的方法运送木材，并着手进行筹备工作。
林务局成立了苏呼河流送筹备作业所，建立了流送作业所的组织机构，好套姥为副主任，苏维信为现场员，林长岗为财务员，石婉茹为材料员。
1949年冬，阿尔山林务分局成立，并从白狼迁移到阿尔山办公。白狼、五岔沟、西口作业所统一归阿尔山林务分局管理。阿尔山林务分局迁到阿尔山后，没有办公场所，把日伪时期的旧房子作为办公室、宿舍、食堂和卫生院。阿尔山林务分局由义热格奇任局长，刘景林任副局长，设置基本工作部门后，就开了始正常工作。
这一时期，林务分局继续推进苏呼河施业区的森林开发工作，苏呼河流送筹备作业所的工作人员和劳动力，由白狼、五叉沟、西口作业所的人员中抽调一部分，又从乌兰浩特、归流河和大石寨等地招来一部分，各沟都建立了采伐铺，每个铺有一名队长，一名记账先生、检尺员和现场员。每个工铺配备30～40人。住宿都是修建的木刻楞房子，房盖用木板和桦树皮，一张压一张的钉住，夏季防雨，冬季防雪。各工铺都烧大铁炉子，是用汽油桶改做的，上面立上烟囱，就开始升火，非常简单。工人食堂是用席子和桦树皮做成的棚子，伙食上吃大锅饭，按月计算，每月每人大约在十几元钱左右。苏呼河作业所修建了几座临时的房舍，有办公室、仓库，还有合作社（小卖店），经营烟、酒、茶和一些其它日常生活用品。合作社是阿尔山地方商业的，由商业部门统一供应和管理。夏季运送物资用马车，遇上雨天走不了车，粮食供应不上，我们就得吃山野菜，平时吃的粮食大部分是高粱米。冬季生活物资用马爬犁运送，没有青菜，多数是吃干菜、黄豆、还有些冻白菜。流送作业时期，沿岸各工铺的物资供给，包括车、马、人等等，都装在船上，用大船来回摆渡过河。在去苏呼河作业所经过一座桥，叫二道桥子，当时那里有一个运转站，是运送物资、车、人、马休息的地方，有人在那管理。还有一个头道桥（现在的十七大桥），是1954年修的木制桥。当时负责摆渡的人绰号叫大黑鱼。各工铺工人住的，都是用席子和桦树皮搭的临时工铺，晚上非常冷。因为流送要在河水里进行，流送工人每天要下到冰冷的水里作业，腿都湿透了，有的全身都湿透了，现在有些老工人都有腿疼病，不少还患了静脉管炎。
苏呼河的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都设立了采伐铺。头道沟的采伐铺有杨云桥铺、宋木林铺、孙石头铺、刘宝成铺；二道沟的采伐铺有郭长明铺、李本春铺、董永刚铺、齐炳铺；三道沟的采伐铺有万学山铺、刘长江铺；四道沟的采伐铺为管汉坤铺；五号沟的采伐铺有董玉芳铺、海宝山铺、包金荣铺。各铺都设有队长、记账先生和检尺员。另外还有大套房（运材）和小套房（集材），分别是陶树彬铺、高皇章铺、王环铺。由于要进行木材的水运，还设立了修水道铺，有刘忠山铺、兰传修铺。归中楞组的组长是李维民，他带领 40人，负责木材归楞。
1950年初，苏呼河作业所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各个沟的人力、物力大多都齐全了，到6月份，部分工铺开始了木材采伐生产。苏呼河作业所各工铺都设有采伐组、造材组、打枝组和归楞组。采伐组伐木材用的工具是快马子锯，锯长1.2米左右，也叫大肚子锯或二人夺，伐木时两人对坐着拉。当时到山上采伐还有不少风俗，如上山的人不能坐在树墩上，那叫佛爷座子，随便坐是对山神的不敬；开工伐树时叫开山，得祭拜山神，以求平安。工铺还设有造材组，也是用快马子锯，两人锯材，材长4―5米，选材要求很严，腐朽木、站干木、节子多的木材及根节与梢头的部分都不要。另外还有打枝组，打枝时将枝丫与树干之间的楂口打平，打出白眼圈，并把木材归成小山楞，每堆木材有半立方米左右。
夏秋季时节，苏呼河施业区内的主要工作就是修流送木材的河道、修建储水大坝和平整中楞场。9―10月份，修整河道基础工程全面开工，把河床修整为至少宽为2.5―3.0米，并在落差较大的河段上修建拦河大坝，做好储水准备，以便木材流送时，放水助流。同时在河岸选择了场地作为楞场，并进行修建，先平整地面，树根都挖出去，整理成平坦、开阔的场地，以便堆放木材。由中楞场到山上各采伐点还得修运材路，各沟的采伐铺到楞场的距离远近不一，五号沟的作业点最远，有6公里。天气上冻时，用马拉爬犁装上水桶，往初步平整的运材道上洒水并填雪，等到路面结冰冻实后开始运材，这也是林区所说的冻板道。
运材工作是由大套房（运材）队长指挥的，用马拉大爬犁运材，按各沟的工铺分配马爬犁，运材人员各负其责，进行检尺并做好记录。大爬犁脚子是用桦木做成的，底部镶上铁条，在冰道上跑起来非常轻快，每个爬犁用两匹马拉。赶爬犁的人穿上大皮袄和毡靴，戴上狗皮帽子。那时的冬天气温常在零下40度左右，每天都下清雪，总是雾气腾腾的，在野外干活，人们稍不小心就会冻伤手和脚。大套房（运材）里有近20个大爬犁运材。小套房（集材）也是用桦木做成的倒挂子，是用一匹马拉的，每次拉5―6根木材，在中楞场附近集材，距离在500米以内，属于楞场倒运作业。
1954年以前，上楂子作业时有楞场，分为山楞和中楞，伐倒的木材经过打枝、造材，集中到山下归为山楞，山楞的木材用牛马套子集到河边，或公路旁，归成堆叫中楞。中楞场最大的是三号沟和四号沟口的楞场，五号沟所生产的木材也要运到这个楞场，在苏呼河的两岸归成大楞，一个楞挨着一个愣，排得很整齐。一冬下来，这个楞场贮有木材10000多立方米。二号沟楞场贮有5000多立方米，头号沟也贮有4000多立方米，总计达到30000立方米左右。以上的生产过程叫上楂子，顺河流往下流送木材的生产过程为下楂子。
经过一冬天的采伐和归楞生产，各工铺的原木都归集在苏呼河岸边，准备用流送的方式把木材送到伊尔施林务分局贮木场。
农历二月份，我们开始在河道上刨冰槽子，苏呼河作业所负责流送作业的管树坤总指挥把各沟采伐工铺人员都调到苏呼河边上，按河段每3华里设一个工铺，哈拉哈河也进行了分段设铺，5―6华里一个铺，这些工铺主要是操作流送作业，首先是在河流的中间刨冰槽子，一般要达到5―7米宽，由苏呼河中楞场一直刨到哈拉哈河口，再由哈拉哈河刨到伊尔施。待天气变暖，冰雪融化，桃花水流下来，上游的5、6支沟在修整河道时就憋起的大坝贮满水，便可开始流送作业了。木材流送时，苏呼河段能否畅通非常关键。流送时，在指挥人员的统一指挥下，按段投放木材，每次要控制投放木材的数量。沿岸各铺的工人在水里用小扳钩调整着木材的走向，不能叫它在水里打横，否则木材容易插堆、堵塞。流送的木材进入哈拉哈河口时，工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哈拉哈河上游有大黑沟、小南沟、金江沟水系汇集到一起，河水流量大，河面宽阔，非常利于木材流送。
木材流送到伊尔施的北侧时，在哈拉哈河两岸用水泥制作的大墩子上，把钢丝绳横穿河面，并用三角架在河中间加以固定，再从河水中沿着钢丝绳用半圆的木板子靠排固定好，形成一道拦截木材的大坝，把木材截住。木材出河时用汽轮机往岸上拉，每次拉一捆，大约有2―3立方米木材。如汽轮机坏了，就用人工一根一根的往河岸上扛，或两人抬一根，有时也用马拉吊子。每个楞组十几个人，按材长分别归成大楞。到达贮木场的木材装火车外运时，用人工往上抬，地面和火车之间要搭跳板，有两节跳，也有三节跳。所用的工具是掐钩、肩扛、把门子、扳钩、小刨钩、压角子、跳板等。在山场和贮木场人力归楞时，根据木材的大小、长短分为两人一组，用一副掐钩；四人一组用两副肩杠，两副掐钩；6人一组用三副肩杠，两副掐钩，一副把门子；太长太重的木材，用8人，四副肩杠，两副掐钩，两副把门子。
在归中楞或贮木场归大楞及装火车时，抬木材的工人分布是大肩（右肩）站在木材前进方向的左侧，小肩（左肩）站在前进方向的右侧，抬木材开始，由一人喊号，其他人接号，以号为令，同时弯腰、挂钩、起肩、运行、上跳，全体人员要动作统一，步伐一致，把木材安全放到楞上或车上。放完后，大肩拿把门子、肩杠，小肩拿掐钩、绳套，依次顺跳板下楞，往返抬运木头，装车发送。
阿尔山林务分局历年流送木材的产量是：1950年流送木材28130立方米； 1951年流送木材2900立方米；1952年流送木材30810立方米；1953年流送木材3100立方米。就这样，木材源源不断地经过我们流送工人的手和肩膀运送到全国各地，有力的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帮助国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我们记得，在苏呼河木材流送生产作业中，各工铺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中，还有几位朴朴实实，贡献很大的人，他们是霍英新、张树华、温德宫、曹杰、高明东。
难忘的植树造林经历
工队里的青春岁月
做森调队员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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栲胶生产的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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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收音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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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林业局电教队的回忆
我在阿尔山林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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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哈河里的山哲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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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林区的卜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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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洋蔓菁、洋疙瘩、洋大头菜、灰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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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局长刘景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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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景林
1954410612
1963201972
1965928101012
6010196412085G以上。这片林子于1980年曾经进行抚育采伐，已获得利润。现在树高已有20多米，长势很好。鼓励刘工进行研究阳坡造林工程，这在当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因为刘工是正在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
历年营林实践为父亲积累了高寒山区的造林经验，他提倡干部要以身作则，同群众一起造林。每逢植树季节，父亲不仅担负着组织领导工作，还总是乐呵呵地背着干粮水壶同大家一道去栽树。直到1967年4月底，父亲在被批斗的时候仍主动参加在阿尔山西山的植树劳动，这竟是他最后的一次植树。
1985年秋天，穆伦叔叔来到林业局，他对大家说：“老刘比我们高明啊，他20多年前就想到了种树问题”。是啊！当年父亲带领大家栽下的树，如今已经成材，为林业局提供经济效益了。一些老同志感慨地说：“看到这茁壮成长的人工林，就想起老局长，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
1966年风云突变，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了重大的灾难。我们家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未能幸免。在这场浩劫中，我们失去了敬爱的父亲。
1966年12月27日早晨，火车刚刚到站，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把风尘仆仆、带着旅途倦意的父亲扭到家里。当即抄了我们家，于是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来，大大小小400多次的批斗会又有几次是“文斗”呢？残酷的折磨目不忍睹。尤其是1968年革委会成立后，像12级台风刮个不停，父亲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关在疗养院青楼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这里的人称它为水牢。父亲的“罪行”波及到全家，我的外祖父已70多岁了，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军属老人，常年患病，造反派就连这样的老人也不放过，不停地体罚折磨他。年幼的妹妹因为给父亲送衣物，造反派说她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在一天夜里把她抓到学校隔离审查，一去就是两个多月。一次次遭到围斗，拷打……，当时在牙克石一中读书的大弟弟刘城由于受父亲株连，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他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既惶惶不安，又百思不解，他感到痛苦、绝望，在6月18日中午，怀着满腔的疑问和激奋从学校四楼跳下，造成了严重的腰脊椎粉碎性骨折……。听到这意外的消息，正在被批斗的母亲精神已濒临到崩溃的边缘，恳求革委会主任批准她去看看无辜的儿子，结果不但不准去，还遭到一顿训斥。在这个时期里，真是叫天天不理，叫地地不应啊！
这时的父亲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最严重的摧残，车轮战式的批斗，身体渐渐垮了下来，他却顽强地坚持着。父亲拖着伤残的身体，主动替其他同志承担罪责，这里的人们一直传颂着父亲在文革期间爱护同志的事迹。
从1968年夏天起，父亲的右眼基本失明，右臂已经抬不起来，喉咙嘶哑并经常发高烧。父亲终于病倒了，1969年6月，经群专指挥部批准，父亲被送进局医院。我本人受到了特殊批准，可以去医院看望父亲，我至今忘不了在医院和父亲的一次谈话。
有一天我看到父亲的精神状态很好，就说：“爸，等运动结束了我们就走吧，去农村也行，只要一家人太平无事就行，如果现在让我走的话，我保证永远不再回来……”。可是父亲说：“不能因为挨整就想走，我在这里工作20多年了，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生产情况也不好，我就是走到哪里也不会安心的……”他还说：“你们跟我受苦了，在全局被我牵连的人又何止是你们？如果看得远些，就算是对你们进行的一种锻炼吧……”。
父亲的病没有得到正确及时诊治，就被迫出院到贮木场劳动去了。当再次发病高烧不退时，父亲才被转院到扎兰屯结核病院治疗，结果四个月后被批准转院去天津确诊治疗。天津的一家医院同意给父亲做手术治疗，需要林业局出具介绍信，然而，这张介绍信耽误了一个多月才迟迟邮出，当时办公室主任在介绍信上写到：“该人是我局走资派，至今靠边”，结果手术没有做。后来刘城到处托人联系，最后天津第六医院破例收下这个“走资派”，为父亲腾出一张床位。此时父亲的病情日渐恶化。但父亲坚持不让刘城告诉我们实情，不允许我们去护理他，他自己十分顽强地接受各种治疗，生活上尽量自理。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盼望父亲来信，希望他早日回来……
可是，1970年4月21日晚，父亲终于停止了呼吸。当时只有刘城一人在父亲身边，医院急着要下了父亲穿的病号服。父亲只穿着一套旧的线衣线裤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半睁着眼睛，张着嘴离去的。真是死不瞑目啊！有谁能说出父亲向这个世界付出了多少？可他又向这个世界索取了多少？当时正值48岁盛年的父亲，他是多么想为林区百姓做更多的事啊！
父亲的遗体在天津火化后，为了让死后的父亲能得到一息安宁，我们将父亲的骨灰寄存在天津。直到1978年8月，经吉林省林业厅和林业局党委研究决定，在伊尔施为父亲召开了追悼会和骨灰安葬仪式。
同志们为父亲选择了墓地，位置在伊尔施的东山坡上。我想父亲如若有知的话，会满意这个地点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伊尔施的全貌，近处有森林铁路通过，每天都有大量木材从山上林场运下山，也能看到运往各林场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物资。墓地的背面是父亲和同志们栽下的一大片落叶松，苍翠挺拔，象征着父亲刚毅的性格。在墓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河，这是我最满意的，我希望父亲不再受到火灾的侵扰。
站在父亲的墓地前，仿佛又听到他给我们讲起故乡和他童年的生活，父亲常说20多年没回老家了，那里还有不少亲人，有时间一定带你们回去看看。这样的许诺不知有多少次，可是父亲却永远也没有回故乡的机会了。
父亲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喜欢骑马、打猎、养花、摄影……一提起这些父亲总是说：“等将来退休了，就有时间了……”。
现在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生前重视的树人和树木两项工作，如今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林业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干部已经成为建设林区的领导或骨干；林业局营造的人工林已发展到65万亩，将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林业局生产、加工的机械化程度逐年提高，木材生产连年完成国家计划；父亲生前关心的职工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对于这些，父亲大概可以含笑九泉了。
云横万里，终会散尽，玉埋千秋，总要生辉。谁说岁月变迁能使人忘却故人？谁说时间流逝会磨灭人的记忆？长眠地下的父亲永远地安息了，父亲为祖国林业建设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使我们永志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