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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你是如何面对癌症病人的心理问题的？
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型到生物―心理―社会型的转变, 人们的健康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种只重视人的生物性而忽视了心理和社会性的模式, 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癌症患者在治疗、康复期, 会面对诸多来自身体疾病本身、家庭、社会等方面问题,这些都会对癌症病人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其生活质量。为了提高癌症病人的生活质量，对其心理进行研究很有必要。不少的研究都表明，癌症患者筛查检查时，其就有可能因为担心检查的结果而出现焦虑症状。随后面对癌症的诊断，以及随后的治疗更会出现抑郁，PTSD，自我形象紊乱等心理问题。下面是NCCN2003年distress
management的指南。指南对那些经过筛查后较严重的病人，推荐通过3方面来治疗分别是mental health services，social work services，pastoral services似乎mental health services比较强调药物治疗。social work services强调的是患者的社会功能，除疾病本身的情况，还很注重患者患病后经济、社会功能等的实际情况。pastoral services有点象精神胜利法，强调god、祈祷的作用。现在想请教各位战友：1，上述的distress
management，mental health services，social work services，pastoral services如何翻译才恰当？2，在面对癌症病人时候，你有注意到他们的心理变化吗，你是如何进行distress
management的呢，仅仅是安慰，鼓励吗？还是进行药物治疗？3，不同的病种是否会有不同的心理变化，你能列举一些某些癌症患者特有的心理变化吗？例如乳腺癌患者往往要切除乳房，乳房丧失后其心理会有什么变化？4，在选择治疗方式的时候，你是否考虑过治疗方式对其心理问题造成的影响，从而影响你的治疗决策？例如保乳和切除乳房对其心理的影响？建议置顶，谢谢斑竹！！欢迎讨论。
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 width=640 height=478 title="Click to view full distress.jpg (760 X 568)" border=0 align=absmiddle>治疗流程，如何翻译？
（缩略图，点击图片链接看原图）NCCN指南
distrss management.pdf (245.48k)Good question!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早就生物型进入到生物―心理―社会型了，但迫一些其它因素，真正注意到并在临床工作中加以实施还不是那么容易办到。国外的相关工作很以人人本，有医师，护士，心理学家及社会学家等参与，我们国家主要是由护理工作者担当，想象一下一个住院医师面对十来张病床，确实管得太多质量就差了。上面的“distress management，mental health services，social work services，pastoral services”都由心理支持的意思，仔细思考难道不是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吗？化疗，放疗，手术在给病人提高生存率的时候，真正提高生存质量了吗？另外，有一部电影《朱丽叶与梁山伯》吴镇宇、吴君如主演的，讲的就是一个乳腺癌术后患者经历的故事，推荐给大家。肿瘤患者的心理问题是很难解决的，面对死亡，任何人都不可能视死如归吧。虽然我们采用一切办法去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存质量，但我们很难真正的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安慰不是没有用，但是患者不可能因为你的心理支持就能忽视癌症的存在吧？？白天不懂夜的黑呀。不是患者，就很难真正体会他们的感受。楼上说的好,不是患者确实很难体会其感受.鉴于我国实际情况,对于癌症患者的心理,可以说不是十分乐观,而且通过治疗延长生存期与改善生存质量很难重叠到一个平面上,虽然它们确实是两个平面上的概念.所以心理上的辅助治疗确实有待思考同意楼主的看法，我在平时的工作中发觉对癌症病人的辅助心理治疗作用不亚于药物治疗。有时候医生的一句话，可以让病人对治疗充满信心，同样的病情，同样的治疗方法在心理健康的病人身上效果显著高于其他病人。癌症病人尤其是晚期癌症病人，由于癌魔长期对病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特别是长期做放、化疗的病人，强烈的毒副反应，使得病人变得焦虑、压抑、易怒，身体抵抗力日益下降。在治疗过程中应改善病人的心理因素，取得病人的配合，达到最佳疗效。如果我们给病人创造一个舒适安静的住院环境，或者利用成功病例做现身说法为患者减轻心理负担，并在治疗过程中注意患者的异常行为，防止行为过激，如割脉、跳楼，注意引导和心理治疗，想必患者的心理压力会减轻很多，也就达到了“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了。我认为晚期癌症患者心理日趋理性,我科里的大多数病人心态很不错.对肿瘤患者的心理关爱，不应单纯针对患者本人，患者家属也是一个值得关爱的群体，有时候甚至比直接关心患者本人更能给患者以温暖。对肿瘤患者施行积极的心理治疗和护理，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上考虑，更应是肿瘤综合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多数病人在获知癌性诊断后，早期会处于震惊状态，称为“诊断性休克”，病人体验许多矛盾的情感，如麻木、否认、愤怒、恐惧、绝望等，这时特别需要关心和允许病人一段时间接受现实，但当病人渐渐接受现实时，心情不是会好转，而是多数人会陷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同样需要体贴和关怀。众所周知，所有的负性情绪，比如肿瘤病人常有的恐惧、焦虑、罪责、绝望等，不仅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同样对机体免疫功能有抑制作用，直接影响其预后，所以，关爱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是全社会的事，但首先是我们医学工作者的事，不应对任何一个肿瘤病人的“无理要求”报怨。为什么心理关怀也要针对病人家属呢？研究表明，家属和病人同样有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同样经过对危机的适应调整过程，及时向家属介绍病情变化，安排日夜照顾病人的家属适当休息，会是对病人的及家属的莫大安慰。媒体负面的报道是他们的事，病人及家属对医院的不信任也是人之常情，但体贴入微的关怀是我们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至于如何做好心理治疗，NCCN的指南说了一些，但未必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我感觉心理治疗与传统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息息相关，也与个人性格有关，心理治疗更应体现个体化原则。希望能看到战友们精彩的意见。感谢各位战友的发言！doctor_chenwj 谈到“诊断性休克”，我也来说说诊断时候的心理问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某部位疼痛、不适、或身体上出现一些不正常征象时（如乳房的包块），其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担心顾虑，这些心理反应也许会促使病人及早就医，这种心理调节实际上就是心理学上的疾病行为。一旦患者被确诊为癌症，那么其担心顾虑的结果成为事实，这个时候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理变化。最初，病人会对自己被诊断为癌症感到震惊、不愿意接受患癌这一事实，否认检查结果。这一阶段的病人往往难与医护人员合作。如果在这一阶段对其进行癌症相关知识的教育将适得其反。在处于此阶段的病人进行诊治时候，必须要对其家人交代清楚，争取获得他们的配合。第二阶段，患者开始慢慢接受患癌这一事实。开始表现出抑郁、焦虑、失眠、厌食、精神难以集中、对疾病和死亡感到恐惧。在这一阶段应该多鼓励患者，给患者提供其病情相关的信息，以免其发生严重心理障碍。第三阶段，适应期。患者开始用各种应付方式来面对自己患癌后的心理变化。不同的病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付方式。例如乳腺癌患者主要表现为通过合理化效应而否定自己的愤怒、抑郁、焦虑和悲观等负性情绪，从而获得社会支持，给人以社会关系良好的感觉。此时应该纠正癌症患者的不良应付方式，让其积极参与到诊治过程中。另外随着心理神经免疫学在肿瘤临床研究中的深入，人们发现心理社会因素可以影响病人的免疫功能，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不少学者就心理干预对乳腺癌病人的免疫功能影响进行了研究，国内刘艳的研究表明心理行为干预有利于提高患者NK细胞活性(NKCA) ;并有助于维持放疗期间患者的白细胞水平。国外也有研究认为心理干预有利于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但是这些研究样本量不大，对心理干预对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还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记得国内有一篇综述也是关于心理干预与免疫的。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问题,在恶性肿瘤的治疗过程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毕竟是有感情的,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微笑着面对死亡,患者的心理问题非常值得注意.尤其是现在的医疗制度要求患者和其家属知情同意,对于肿瘤的治疗都是有一定损毁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告诉患者他的病情,有可能会拒绝治疗错过治疗时机,肿瘤控制不满意,短时治疗后就会复发;而如果告诉患者实情,有些患者有可能会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加速患者的死亡.这让医生面临两难的抉择.我曾经碰到一个上颌窦癌的患者,cT提示患者有颅骨和眼眶下及外缘侵犯.在进行放疗的时候,考虑这种情况,应该进行设野包括眼眶,此时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和眼的外观.当向这位老年女性患者说明放疗情况时,患者坚决拒绝这种放疗方式,要求保住视力(因为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这种情况下,患者家属进行损毁性放疗,最后因为患者本人不同意,我们没有进行这种放疗,为患者保留了视力.可是,2个月以后患者眼眶的肿瘤未控,出现颅底转移,头痛.这时患者表示如果能够解除头痛,则没有眼睛就可以.可是由于患者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只能采用化疗,而此时效果有限.而且不同的患者对不同的情况接受程度不同,有些患者宁可不接受让人难受的化疗,有较高的生存质量.有些患者为了活得时间较长,则接受化疗或损毁性治疗.肿瘤患者的心理情况对肿瘤的治疗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所以,在现有情况下,肿瘤患者应该配备心理治疗师,对患者进行长期的心理辅导.因为,对肿瘤患者本人来说,疾病是终身的,不管长期生存有多长时间.同意楼上战友们的观点,从中俺学到了不少知识.确实癌症病人的心理治疗不亚于任何一种现有的抗癌治疗方法.癌症对患者的心理影响战友们说了不少,俺的理解是：1、癌症对于一个患者意味着:耐以忍受的痛苦、需要大量的经费并可能导致债务、肢体功能残废的可能、失去劳动能力而无力照顾家庭的忧伤、死亡威胁的恐惧感等。2、除癌症本身外，其他对癌患者的心理影响也是巨大的，如医生护士对癌症的认识与治疗能力、医患关系、家属对癌症治疗的态度等等。
个人认为医护人士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影响患者及其家属心理的因素，首个确诊医生的态度尤其重要，不当的告知方式、医生悲观的态度将极大地损害病人的心理。对于知情和不知情的患者有不同的心理治疗或处理方式，但积极的态度总是会使病人保持好的心态，使患者易于接受治疗。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患者总是不可能100%信任医生，而同样的，医生们在任何阶段对任何病人也没必要告诉病人全部的病情，两者都是基于当今癌症治疗现状而言。
正如一句俗话：祸从口出。俺认为如何告知是医生特别要注意的事情，有技巧和方法，隐瞒或全公开都不是好办法。只要使病人感受到医生始终在积极地给他治疗，才可能使患者保持健康的心理。非常赞同楼上各位。在临床的工作中，身边能够真正在意患者心理建设方面问题的医生却很少，很多医生在工作时看到的只有患者的病历资料，只有在说明治疗方案时有耐心与患者们坐下来谈谈，而平时却不愿多与患者接触，更别提什么心理治疗了。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很金贵，都与“希望”如影随行，所以我们在工作中的确应该时时注意患者的心理建设问题，这对治疗工作的开展与顺利进行会有极大的帮助。legendyou wrote:感谢各位战友的发言！doctor_chenwj 谈到“诊断性休克”，我也来说说诊断时候的心理问题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某部位疼痛、不适、或身体上出现一些不正常征象时（如乳房的包块），其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担心顾虑，这些心理反应也许会促使病人及早就医，这种心理调节实际上就是心理学上的疾病行为。一旦患者被确诊为癌症，那么其担心顾虑的结果成为事实，这个时候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理变化。最初，病人会对自己被诊断为癌症感到震惊、不愿意接受患癌这一事实，否认检查结果。这一阶段的病人往往难与医护人员合作。如果在这一阶段对其进行癌症相关知识的教育将适得其反。在处于此阶段的病人进行诊治时候，必须要对其家人交代清楚，争取获得他们的配合。第二阶段，患者开始慢慢接受患癌这一事实。开始表现出抑郁、焦虑、失眠、厌食、精神难以集中、对疾病和死亡感到恐惧。在这一阶段应该多鼓励患者，给患者提供其病情相关的信息，以免其发生严重心理障碍。第三阶段，适应期。患者开始用各种应付方式来面对自己患癌后的心理变化。不同的病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付方式。例如乳腺癌患者主要表现为通过合理化效应而否定自己的愤怒、抑郁、焦虑和悲观等负性情绪，从而获得社会支持，给人以社会关系良好的感觉。此时应该纠正癌症患者的不良应付方式，让其积极参与到诊治过程中。另外随着心理神经免疫学在肿瘤临床研究中的深入，人们发现心理社会因素可以影响病人的免疫功能，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不少学者就心理干预对乳腺癌病人的免疫功能影响进行了研究，国内刘艳的研究表明心理行为干预有利于提高患者NK细胞活性(NKCA) ;并有助于维持放疗期间患者的白细胞水平。国外也有研究认为心理干预有利于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但是这些研究样本量不大，对心理干预对免疫功能影响的研究还需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记得国内有一篇综述也是关于心理干预与免疫的。补充一些，事实上患者的实际心理过程还是很复杂的，不能单纯的用以上几种过程的模式来套用，关键还是看个体表现。有些心理素质较高，乐观积极，一开始能正确地面对疾病和治疗，即使是到了晚期，也能坦然的面对死亡；而很多患者则往往停滞在前文所说的“第一阶段”，不能自拔，这是最需要医护人员和社会工作者的共同支持干预的。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倾听”患者的需要，而不只是“听”，大多数医生太缺乏倾听意识和技巧了，这样就很难得到患者（家属）的信任。说到底，所谓心理治疗的第一步就是正确的沟通，医生高高在上的话，应该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吧！1，上述的distress management，mental health services，social work services，pastoral services是否可译作：苦恼处理、精神健康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和宗教服务2，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盲目的安慰和鼓励对于患者而言是没有用的，显得虚伪和客套。如上所述，患者需要的是倾听、理解和适当的情绪宣泄。适当的药物干预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3，不同的病种是否会有不同的心理变化？这要看从什么层面上讲了，如乳房切除和子宫切除会影响女性对自身性别和夫妻角色的认同感。至于我们平时所说的心理活动变化，就没有什么特异性差别了。主要还是看个人的性格、行为应对方式。4，治疗方式对患者心理的影响是没有特异性的，但是个体遗传因素的不同使得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不一样，从而产生一些心理行为上的不良变化，某些基因的多态性使得患者对药物的治疗反应不同，更容易出现包括疲劳在内的不良反应。如尿苷二磷酸葡糖醛酸基转移酶(UGT1A1)基因启动子多态性、MTHFR基因C677T与化疗药物irinotecan所致的疲劳、腹泻和呕吐等毒性反应有关。出现不良反应当然就容易影响到心理状态了。另外就还是前面的老话，和病人自身的应对方式有关了。个人认为首先可从心理上进行辅导,患者家属从行动上给予安慰,如果还是减轻不了症状,可考虑药物治疗,如百优解这样翻译行吗？俺不懂心理学，缺乏对专业术语的理解，就着字面翻译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缩略图，点击图片链接看原图）关于肿瘤科医生进行心理研究的可行性的思考广大战友的热烈发言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肿瘤科医生其实也是意识到癌症病人的心理问题的。癌症病人的心理干预在不久后定会成为肿瘤综合治疗的一部分，然而现实的问题就是作为肿瘤科医生的我们如何才能有效的对其进行干预。正如ian 所说的盲目的安慰和鼓励是没有用的，心理干预是一项技巧性很强的工作。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肿瘤科医生如何进行心理研究，不是心理专科医生的我们进行心理研究是否有可行性？我单就心理障碍的诊断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心理学的研究是很注重量表的选择的，任何一个心理学的研究都离不开量表。量表分两类，一类是患者自行填写的，医生在旁给予适当的说明，称为自评量表如Zung 焦虑自评量表(SAS)，另一类则是通过临床会晤，由医生根据病人的回答以及表现作出判断，在量表相应项目上给予适当的评分，此类量表必须经专业培训的医生才可以完成，即利用这些量表作出诊断时候要对该量表的使用进行培训。由此可见肿瘤科医生在未经过培训自行使用这些量表时候，其信度必然下降，研究结果无可比性。当然我们仍可以利用自评量表来研究，但是据我了解自评量表，国内的很少，如果利用国外的则存在文化背景差异和翻译后效度信度下降等问题。如果是自己设计的量表我本人觉得根本不能算是心理学研究，充其量也就是调查报告，更不能根据自己的量表来作出心理障碍的诊断。矛盾因此而产生了，一方面我们与病人密切接触，其心理问题千差万别好像很值得我们研究，另一方面我们如果要研究其心理往往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几个量表，不少同仁都研究过了，研究结果缺乏新意。如何在癌症病人心理学研究上有所创新，欢迎各位战友发言。在这里谈一下我自己的一点看法,有何不妥,请各位战友指正,肿瘤给病人的痛苦除了生理的不适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打击,大多数生理上的痛苦可以通过药物\手术\物理治疗等方法治愈或减轻,但心理上的打击是永恒的,就算有时候没有任何躯体症状,所以对病人的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是肿瘤综合治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尤其对于那些没有非常好的办法治疗的肿瘤,和病人充分的交流,尽可能的让病人在心理上不觉得恐惧与不安,根据病人不同的文化水平\生活经历\家庭环境\经济条件交谈的出发点和方式\方法都不同,有时候善意的谎言也是一剂良药,但有个前提,一定要和病人家属沟通好,省得将来落个出力不讨好的结果.暗示疗法是一种古老而又确有一定效果的常用心理治疗方法。说它古老，是因为一些原始的占卜、求神等迷信的治病活动中就明显地存在着暗示。自有医生这个职业以来，特别是名气较大的医生，在行医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使用暗示疗法，暗示疗法的确有效。曾有报道说：有一位50多岁的女性患者，自诉双腿肌肉抽搐，软弱无力，经CT扫描确诊患有巨大肿瘤（6.8×7.6厘米），准备立即手术，但因患者害怕手术，找中医治疗，服中药年余，感觉腿软愈加严重，常感到死亡将至，惶惶不可终日，患者抱着一线生存的希望，找到心理医生就诊，经仔细询问，得知20多年前，她因丈夫暴病而逝，悲伤过度而始，于是，决定使用暗示疗法。他对病人说："你患的不是脑瘤，决不会死，你也不用再服什么药了，只要每天多想多做那些使你心情愉快的事，听听怡情的音乐，你的腿就可以走路了，病也会好的。"患者听后，先是高兴，不久又将信将疑，但她还是照着做了，果然几天后腿软的症状明显好转了。以后，又对患者多次鼓励、开导，使她增强信心，3年过去了，现在她仍活的很好。当然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病例，但是，通过医生的言语、表情等暗示，而使患者的一般症状得以明显改善的例子，几乎是每个医务工作者都有体会。from:总体来说国外作的比较好，患者知情权问题很值得探讨，我们临床上有许多患者刚开始也不了解病情，通过我们合理的信息传递，在病人了解病情后，他们总是很能配合治疗，而且经常和我们讨论病情，并没有出现先前担心的问题．不过我们的对象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比较理性的病人．受教，同意以上。按临床经验，用些抗焦虑药物有点用。各位不知有没有看到过精神性木僵的患者，笔者在临床工作中碰到一例，患者家属还以为是休克了，无比紧张。其实心理治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个患者的心理、性格等与家庭密切有关。家庭是心理的土壤。笔者看到有诸多负面心理的患者往往其家庭成员也有不健康的心理。因此，土壤不改变，单靠医生短时的干预往往事倍功半。我奶奶得的是皮肤癌，做放疗效果很好，可由于是在外阴部，所以射线对皮肤伤害很大，病灶周围都溃烂了，她每天都很痛苦，看着她那么疼，我心疼得不得了，她总说不做了，我们一直也没敢告诉她得的是什么病。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doctor_chenwj wrote:对肿瘤患者的心理关爱，不应单纯针对患者本人，患者家属也是一个值得关爱的群体，有时候甚至比直接关心患者本人更能给患者以温暖。同意！！！作为一名医生，同时又是癌症患者家属，我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老人们主张放弃的时候，只有我在坚持治疗，就算坚持，还有什么能用的手段呢，手术做过了，放疗、化疗让病人异常痛苦，我带着丝毫的希望到处找教授去询问，希望有个教授说：“你这个还可以手术”，然后每次都是希望之后的失望，但我觉得还可以再手术，因为我是脑外科研究生，尽管对于普外的懂的不多，胰头下方的单一包块，就算粘着血管，怎么可能没办法切除？何况检查示边界清楚呢？一年多的治疗已经让我的积蓄所剩无几，诺力刀，海扶刀，治疗效果都没我想像的好，有几次我也想算了，顺其自然，但每天看到那因疼痛而变形的脸，我无比难受，真想逃的远远的。我只能不断的鼓励自己，坚强，也鼓励病人坚强坚强再坚强。有时看到病人虚弱的样子也会烦躁，完了又难过。我开始看关于死亡，安乐死，临终关怀等方面的资料。万一有一天，我找不到治疗方法了，我会让她在安静中离去。可总是有点不甘心，因为病人现在一般状况还可以，我总是对人说，如果不疼的话，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现在，唉，今天下午住院了。本来想今天住，准备一下，周一行HIFU治疗的，住了后又说周一做不成，TMD，让我白白多住4天，360元就这么毫无意义的没了。还好里面的医生有的是我同学，找人再问了一下，那里的医生也说，这应该可以手术啊，建议我再去普外问问，这突然又给了我希望，因为从谈话中可以听出，HIFU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有效。我尽快再给做个增强CT，然后再找人问，唉……我想也许有很多癌症患者家属，总是徘徊在治疗或是放弃之间，放弃亲人是个艰难的选择，这种难受滋味也只有自己才体会到。所以，广大肿瘤科医生，在治疗时别忽略了患者家属的心理压力，适当时给他们点安慰。面对病人的心理问题，因为没有肿瘤专业相关的培训或学习有时也很无奈！园子里会经常有关于此话题的讨论还是能让大家增长相关经验。我认为作为肿瘤科医生除了给予病人相应的S、R、C、B等治疗外心理疏导和精神疗法也是必要的，当然，我国现在大部分地区的医疗环境下还不能提供专业的肿瘤心理医生，所以这些工作目前大多是由肿瘤科医生完成或忽视。工作中遇到的病人中焦虑、抑郁、绝望或是开朗、豁达、乐观充满希望者均有之，对于相同肿瘤相同病期者给予相同或相似的治疗往往是后者疗效和预后较好。还有受教育水平越高者往往焦虑者越多，同等情况下往往面对不利的预后。东方的保守医疗模式大体上决定了肿瘤科医生不能将病情直接告予患者本人，因此而不可避免的是病人产生的疑虑和焦灼，处理这种情况时我往往先进行一般情况的交流，比如有什么不舒服之类，对病人暂时保密把病情先说得简单一些情况轻一些，而后间接的，根据病人情绪逐渐的告知。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976例癌症病人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探讨.pdf (75.76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download.PDF (174.59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癌症病人的心理障碍与治疗.pdf (222.21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癌症病人的心理支持治疗.pdf (74.19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pdf (69.13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干预(英文).pdf (139.52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癌症患者多学科治疗中的心理治疗.pdf (101.2k)附相关文献若干篇
癌症患者心理障碍治疗及护理.pdf (105.24k)
您的位置： &&如何辅导绝症患者及家属（徐保罗）
主耶稣对我们基督徒有永生的应许，但祂也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约》16：33）。这个苦难，包括得绝症。
患绝症，也有“正常”与“非常”两种情形。老年人患绝症，属于“正常”情形；非老年状态患绝症，属于“非常”情形。患绝症者的年龄层次不同，当事人及家人的反应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一个人知道自己身患绝症时，常常会有毁灭性的情感经历。家人知道亲人将要死亡时，也会激起某些情感、麻痺其他的情感……患者及家人陷入无助、绝望中时，他们可求助的资源有很多：医生、护士、精神科医生、心理辅导、亲友等等。
作为教牧人员，在这个阶段，也有义务与责任发挥作用。尽管这个过程会令人沮丧，但危机也是转机，可以成为一个神圣的阶段与机会，给病人及家属带来安慰与鼓励，帮助他们在苦难中经历或更加经历上帝，得享从上帝来的平安。
谢建泉（编注：香港肿瘤科医生，生死教育学会会长）认为：如果家人见到病人很辛苦、很恐怖地死去，内心会产生很大的阴影。病者如能平静地死去，家人固然会悲伤，但不会留下阴影，反而可以有所成长。对绝症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必要的辅导，求圣灵介入，那么在苦难中，依然可以有美好的见证。
对绝症患者的辅导
绝症患者，就如临终者一样，要面对4类基本问题：
第一，身体方面。包括适应和处理身体上的痛楚，及饮食方面的困难。
第二，心理方面。病人要保护个人的安全感和自主感，从而维持自己生命的尊严，也能保持正面欣赏生活的态度。
第三，社交方面。包括与人、与社会的接触中，需要修补、维系和加强具有重要意义的人际关系。
第四，灵性方面。寻求人生有什么意义，我的价值等等。
根据库柏尔罗斯（编注：精神科医生Elisabeth K&bler-Ross,
，为临终研究之先趋）的研究，当人面临死亡时，常要经历5个阶段：否认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些阶段。即使是，也未必按照这个次序。有些人要到达“接受”阶段非常困难，有人却很容易。而于有些长期患有疼痛疾病的人来说，他们不但接受死亡，而且期待死亡。
了解这些阶段，能帮助我们理解死亡之旅，有助我们在病人每个阶段给予支持与安慰。
下面，就来探讨在这5个阶段中，我们该如何辅导安慰绝症患者。
首先，这种危机下的辅导，因辅导对象的特殊性，与一般辅导不同，是非正式性的，几乎都是在非正式的环境里。因此，这种辅导有时甚至不能称为辅导。
其次，这种辅导，对于辅导者有相当的要求：灵命要达到一定的成熟度，有坚定的信仰，对死亡、苦难有着从圣经而来的正确观念，另外，必须心灵成熟，接受过适当的训练，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关系良好。
&第一阶段：否认与隔离
绝症病人心存许多恐惧，因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多半被迫离开了熟悉的家，住进急诊室中。生活环境变得非常孤寂，而且缺乏人情味。而后，还有许多的折磨在等待他们：医院里的吵闹，其他病人可怖的叫喊，冰冷的仪器发出的怪声，隐私暴露等等。常人都无法忍耐，何况是绝症中的人呢？
绝症诊断出来以后，要以何种方式告诉病人呢？这也是一门艺术！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希望直截了当地告知，有的人希望给予详细的科学解释，有的人希望逃避，不想知道结果。
有些医生会用合理的方式来告诉患者，也有些医生不愿自己面对，把这个苦差事交给别人去做。还有些医生，严厉地交待所有人隐瞒实情。
如果牧师被委以重任，要去告诉患者实情，该如何去谈呢？其实很要紧的，是牧师本人对死亡的态度。如果我们身为牧师，都认为死亡是一个极为可怕、忌讳的话题，那么，我们肯定无法镇定地给予患者帮助与安慰，我们或许会顾左右而言他。这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心理负担与痛苦，他们不得不强作笑颜来，一起玩这种假装没事的游戏。
当患者确实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很多人会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检查弄错了！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有的人，可能要求去不同的医院再查，甚至遍访名医。
傅伟勋（编注：，哲学家，曾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其《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是在抗淋巴腺癌期间写成）认为：“否认”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心理防卫机转，来适应不愉快的、令人休克的坏消息。它短时期的功能像是个缓冲剂，来降低或适应长期的病痛，或濒临生命终期的现实……暂时的心理防卫，不久将由“部分的接纳”事实来取代。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的药品不断推出，对绝症的治疗也在不断提高。对于病人，最怕是他自己绝望，对未来毫无信心。我们要让患者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是一场需要患者自己、家属、医护人员，以及其他关心他的人，共同投入的战斗。
如此，患者就不会感到孤单、被蒙骗、被人拒绝。他对周围的人会更信任，他会尽力而为。病人如此的态度，对家属也是莫大的帮助，使家属能勇敢地面对未来。
这段时间，我们去探访、辅导病人时，不是去“说教”——不是去教导他们该如何注意身心的健康、如何养病，也不是要教导他们要有信心，要勇敢，不要害怕，等等。我们去探访，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有人在关心他们。专心聆听他们，以他们为中心。几句温暖的慰问、真诚的祷告，甚至有时沉默不语地陪伴他们，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灵的满足。
一个在绝症中的人，容易被人忽略，也常常被剥夺掉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不被视为一个“真正的人”，仿佛是一个物体——他应当进哪所医院，找哪位主治医生，如何确定治疗方案等等，都由他人作主。然而我们应该知道，病者也有自己的思想、感觉、愿望，他们依然需要价值感与尊严。我们要给予他们必要的尊重。
因此，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征求病人的意见，即使是孩童或没有能力的成年人，也尽管对病人的意见，不一定全然采纳。
&第二阶段：愤怒
当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会表现出许多负面情绪，如自责、抱怨、怨恨、生气等等。他会不断诘问：“为什么我这么倒楣？为什么偏偏就是我？”甚至想：“为什么那个让人讨厌的人，不得这种病呢？”他们可能对上帝心怀不满，发出质问。
这个阶段，他们的情绪会随时发作。令身边的亲友、医护人员难以对付、身心俱疲。
在这个阶段，辅导者要站在病人的立场，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生气？要有同理心，体验他的痛苦与挣扎。“理解与尊重”，在这个阶段就显得格外重要。让病人知道，我们之所以关心他、倾听他，不是因为他生气、呼救，而是因为我们爱他、尊重他。
我们不要被他的负面情绪影响。在看望他之前，好好预备，让自己满有从上帝来的爱。然后，带着真诚的、无条件爱他的心，去看望他。握握他的手，对他微笑，认真聆听他。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一起唱他所喜爱的诗歌，一起祷告……
这些都可以缓和患者的心情，减轻他的恐惧。我们还可以善用音乐，特别是赞美诗，这可以起到很好的舒缓作用，就如当年大卫弹琴舒缓扫罗的困扰。
古伦神父（Anselm
Grun）认为：安慰来自真诚，而且这意味着：巩固、坚强。身为安慰者，我们不要用宗教语言（属灵术语）敷衍病人，而是单纯地陪伴他，待在他身边，让他释放出自己的悲伤，忍受他的眼泪、怀疑和绝望。悲伤的人，脚底下没有踩着厚实的土地，他们的脚是腾空的。所以，他们需要有毅力的人，在悲伤时支持他们，让他们重新找到立足点。
&第三阶段：讨价还价
尽管这个阶段不是每个病人都会经历的，但这个短暂的阶段，是有益的。在这阶段中，患者向上帝请愿，也许下一些诺言，求上帝医治，延长他在世的寿命。旧约中的希西家王，就这样做过（参《王下》20：1-11）。
在这个阶段的病人，不像前两个阶段，对上帝抱怨、生气。因为病人想，如果他能改变态度与口气，或许上帝会垂听他的呼求。他试着用“讨好”的方式，获得一线希望。
在这个阶段，辅导者要从患者的谈话中，敏锐地捕捉到信息。循循善诱，让他吐露真情；追根溯源，了解到患者讨价还价的筹码，和他内心罪恶感的原因，帮助他认识、除掉罪疚感、无理的恐惧感，以及“上帝是因为我某方面做得不好，而有意处罚我”的不正确念头。
有的患者在这个阶段，以为如果他表现得好，医护人员会更尽力地医治他，让他早日恢复。作为辅导者，我们要开导他们：医护人员不是以他们的表现，来决定对他们帮助的质量。他们会一直尽力。这也会使病人有安全感，心存希望，与医生配合。
&第四阶段：沮丧
长期的患者由于发现自己病情日益严重，或更加消瘦、虚弱，不但不再“否认”，连愤怒不平的情绪，也会被一种自我丧失的感觉取代，表现出消沉、抑郁。
身体变化、家庭遭受打击、失去工作、经济困顿等等，都是绝症带来的连锁反应。病人既会产生自我价值的丧失感，又对家人深感愧疚。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帮助他们多看光明的一面，重新振作起来。对于他们“自我价值”的丧失感，我们要让他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问题，知道他们在上帝眼里依然是宝贝。对于家人的愧疚，也让他们知道，即使他们不能照顾家人了，家人仍在上帝的看顾下，上帝会赐够用的恩典，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要让患者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哀伤，不要一味的压抑与否定他们这方面的情绪，也不要给予过分的安慰，也不要努力试图让他们高兴。谢建泉认为：当接触到时日有限的病人时，他很可能向你倾诉往事。没有所谓错或对，最重要的是与他同行；而生命的意义，则要由他自己去感受。
病人怀念有时会不断回忆过去的痛苦经历。他们会情绪激动，甚至有可能想揍人。这时，不妨拿一个枕头让他打，消消气。许多病患在气消后，就平静了。虽然回忆激发出怨恨与怒气，但排解出来，总比积压闷气要舒坦、健康。
拉撒路死后，主耶稣来到伯大尼，安慰马大与马利亚，并与她们一同哀哭（参《约》11：1-44）。我们也要分享病人的悲伤、哀痛，使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关心与爱护。
我们不要害怕沉默，不要急于说话，怕有冷场。其实，我们不必说太多的话，因为此时，我们的话语何其苍白！我们可以坐在病人旁边，也可以做适当的身体接触，轻抚他们的头发，轻握他们的手，默默地注视他们，以一颗怜悯的心聆听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与他们有心灵的沟通，让他们感受到爱与关怀。我们可以默默地坐在他们旁边，为他们祷告，求圣灵安慰他们。
&第五阶段：接受
进入这个阶段，绝症患者已经知道，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这个阶段，不是一个快乐的阶段，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他们明白，自己在走世人都要走的路。这个阶段就如他们长途旅行最后休息的一站，不再有挣扎的痛苦了，因为这些都经历过了。
在这个阶段中，病人的家属反而需要更多的安慰与鼓励。病人在这个阶段中，大部分非常虚弱，常常会小睡片刻。他们希望少受打搅，对周围的事物的兴趣也大为减少，甚至不欢迎人造访。即便有人来，他们也不愿多谈话。
这个时刻，我们不必多说话，也许就是静静陪着他，握着他的手，静听屋外的鸟鸣，让他们知道，直到他临终，我们都会常常来探访他。黄昏是最好的探访时间，因为干扰比较少。
一个人临终前，可能有许多记挂的事情、未完的心事。我们要鼓励他们表达心愿。我们可以问问他们，是否还有一些话要与亲友说，遗嘱是否写好？除了交代好财物方面，他还有什么要交待的……
古伦神父认为：我们应该鼓励临终的人，去和配偶、孩子、父母说出从未说过的话。死后，他就不再说话了。因此他应该将心中的话表达出来。他的亲友，会欣慰地将这些宝贵的话铭记在心。
同时，我们也请家属考虑一下，要以什么方式向亲人告别（有很多子女借此与父母和好）。可以请他们规划追思礼拜，唱什么诗歌，请谁来主持等。
各样的努力与关怀，都是为了病人能善终。善终不代表临终者不带遗憾离世，但可以苦中有乐，哀而不伤地面对生命的不完整，接受生命的无奈。善终是一种适应和承受悲剧的能力，而不是要改变死亡中的破坏性。
倘若病人在平静中离世，尽管家人依然会悲伤，但不会留下阴影，也可以有所成长。
对其家属的辅导
一人绝症，全家受苦。绝症病患的家属，承担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如何辅导他们，也是牧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给家属一些实际的帮助，因为家属也是身心俱疲。例如，安排人陪伴他们，协助他们照顾病人，联系有关的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给他们提供饮食，帮忙照顾他们的子女。通过电话、卡片、送花的方式，让他们感受我们的关怀……
除了实际生活外，他们心灵的健康，也需要我们给予格外的关注。面对他人的伤痛，我们常常不知所措，只会说一些陈词滥调。这是不行的。
约翰．欧诺认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坦然面对失去亲友的残酷事实，因为人很难放下自我防卫，承认自己软弱、倚赖，及濒临绝望的恐惧。因此，人会想尽办法排拒或搪塞。倘若这些消极的行为都没用，人的表现往往像开车行经路障一样：必要时先行减速，然后尽可能加速扬长而去。
哀恸的人最需要的，其实是环抱他们肩头的手臂，以及痛哭的许可。因此，对他们的辅导，不要打着信仰的旗号，压抑他们内心的伤感。
而且，不要只注意到与死者最为亲近的人，而忽略其他次要的人。
我们要给丧亲者真诚的关怀，与坦诚的接纳。在丧亲的初期，他们会不知所措，情绪麻木，心中充满沉重的失落感。此刻最适当的方式，就是陪伴、抚慰及真诚的聆听，轻拍他们的肩，或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的爱。
有的丧亲者，可能对死者有怨气，埋怨他早走，或未等到自己来见最后一面。对于这样的情形，我们不要指责，可以鼓励他们说出来或写出来。不要试图去纠正什么，让他们将愤怒表达出来。
丧亲者会因失去亲爱的人，而产生复杂的感受：罪恶感、愧疚、愤怒、无助，等等。有的还将亲人的死亡，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产生强烈的自责。对此，我们要依靠圣灵，用智慧与爱，让他们经历到十字架的救赎，让他们破碎、忧伤的心得到医治，让他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生存与死亡，从而得到安慰。
作为牧者，我们虽然有心，但可能无力花太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发掘教会的资源，帮助有类似经历的信徒成立团契，使他们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得以成长。在这样的团契中，弟兄姐妹有共同的经历，有理解与接纳，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身患绝症，身受折磨，心灵痛苦，这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作为牧者，应走近这些伤心、绝望的人。在困境中，帮助他们，借着从上帝来的爱，也借着一些辅导技巧，使他们在这个危机中，更深地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也能因活泼的信仰，从容地经历这个困境，让“逝者有善终，生者有祝福”。
作者原在武汉传道，现在美国亚特兰大北区华人浸信会牧会。
参考书目：
侯活·祈连堡，《牧养与辅导》，伍步銮译，（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8）。
2. Bowman，
George W. Dying,Grieving, faith and family: a
pastoral care approach, (The Haworth Press, Inc.,
3．谢建泉、梁锦堂、陈丽云、龚立人、黄慧英，《善别──向临终者和逝者告别》，（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0）。
库柏尔罗斯著，《最后一程》，王伍惠亚译，（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三版，1974）。
5. DelBene, Ron, Into the Light: a simple way to pray with the
sick, (The Upper Room, 1988).
潘美惠，《面对死亡──临终教牧阙顾》，（台中：教会公报出版社，1998）。
陈南州，《医院. 人生》，（台南：人光出版社，1997）。
8. David Clark & Peter Emmett，《怎么办？家人正面临死亡》，苏妍姿译，（台北：宇宙光，2001）。
古伦神父，《生命终点的盼望──生命与死亡的艺术》，（台北：南与北文化出版社，2010）。
钟昌宏《安乐活──活出生命的尊严》，（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2）。
约翰&欧诺著，《爱者无惧－爱到深处，生死无惧》，黄雅蓓译，（台北：雅歌出版社，三刷，2003年7月）。
本文刊于《举目》64期，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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