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昭通文化宣传活动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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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昭通文化宣传活动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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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担当，带梦去远行】宝岛燃起一把火，这个冬天不太冷——河北战！
【中国电动车网】2014年宝岛车业集团冬季新品推介会的第二战在河北大区正式打响！此次，宝岛车业集团携众多新品集体亮相推介会现场，每场都有百余家经销商亲临现场，异常火爆的场面，给这个冬天燃起了一团属于宝岛的炫彩焰火！续写了行业的传奇！
“担当未来，带梦远行”，这是一个有情怀的使命。在整个中国为着“中国梦”努力跋涉的今天，宝岛电动车以“团结、发展、创新、超越”为企业成长理念，踏实担负起企业的使命，以为中国民众研发生产出更多物美质优的电动车产品，为中国百姓提供一种完美的出行解决方案为目标，努力践行着这份“宝岛梦”。而除了以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愿景承载起员工的梦想，以共同成长进步的目标肩负起经销商和合作伙伴的信任，宝岛亦担负起越来越沉重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新品的开发与推出，是包含了宝岛对自身渠道商的行业使命感，更要以卓越品质的电动车回馈市场和消费者！
日，宝岛冬季推介会第二站在河北正式开始，给河北的冬天增添了些许温暖，火爆的场面更是把推介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神奇金蛋 袭击现场
能够抵制礼品，可你能想象金蛋的无限魅力么？
此次新品推介会，宝岛车业倾情推出众多新品，更是携带了包括康佳电视等在内的众多大礼回馈经销商，更难得的是，一个个“金蛋”，更是象征着“逐梦”路上的财富，让前来的经销商眼前一亮，欲罢不能。
台上关于产品的精彩解读，让经销商信心百倍，精良武器的提供使经销商在市场上纵横捭阖更加的有的放矢，加之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台上时不时的出现拿着大奖的经销商笑逐颜开的样子，更让经销商朋友欲欲试试，单单就现场订货就将近千余台。
宝岛车业集团将电动车行业引领到世界的舞台上，同时为了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帮助更多年轻人奔向梦想的远方，宝岛车业集团携手国际巨人——世界500强企业，三星集团、德国博世集团，先后推出了三星锂电池、博世驱动系列。在此次新品推介会当中，三星锂电池系列和博世电机驱动系列都受到了经销商的青睐。
河北大区以14528台的现场订单将气氛推向了高潮，这个冬天宝岛创造了行业奇迹。
这个冬天不太冷，宝岛为您燃起了一团温暖绚丽的焰火！
“人生有担当，带梦去远行”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宝岛人孜孜不倦的对产品品质的不懈追求，对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身体力行，对社会责任的担待，以及一群有梦想的人的坚守与不懈努力。
路在脚下，梦在前方，与宝岛一起，逐梦远方。
人生有担待，从此不孤单；带梦去远行，共闯天涯路！
&（中国电动车网小编：王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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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侵华罪行纪实　
大肆掠夺上海经济　　日本侵略者要推行它的“以战养战”的政策，就必然把上海这个地区作 为重点掠夺的对象，所掠夺的数量是巨大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经济掠夺的重要一环是夺取中国关税。“八一三” 后，日本帝国主义曾正式通知原来控制上海海关的英国当局，将过去关税存 入英国汇丰银行，改为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当时，英国政府期望日本进 攻苏联，因此执行绥靖政策，同意日本这一做法。以往中国政府所借外债， 有好几种是以关税作押的。可是当正金银行收存关税后，却不把关税另行拨 出作偿付外债，而是把这些款项用于套取外汇和充作日本侵华的经费。结果， 偿付外债，由我国中央银行垫付。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上海等地全面推行 金融统制和金融垄断。他们先是强行滥发军用票和由汉奸维新政府发行华兴 银行伪币。这种“货币”根本没有什么保证金，发行额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 字，从来没有统计过。日本帝国主义用这种花花绿绿的纸张强迫市民和郊县 农民接受，“换取”大批物资，并且用这种“货币”“换取”中国的法币再 兑换美钞、英镑等外汇。1940 年 3 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1941年 1 月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中储券。而中储行的命运是掌握 在日本顾问手中的。按照他们的规走，日本正金银行只要在中储行账面上有 一笔空收的军用票存款的账目，就可连续不断和毫无阻挠地提取大量中储 券。日方就可以拿这种中储券“换取”中国人民的商品、财富。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一带还大肆贩卖鸦片、白粉等毒品，以此掠夺上海人民的财富和残害无辜市民。大批人因吸毒而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大批 烟民尸骨堆于荒郊野外。有的还未死亡的烟民，为了满足烟瘾，竟把那些尸 骨煮汤来喝。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敲骨吸髓地吞噬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 产，来满足他们侵略战争的需要。对华资工厂，日本帝国主义尽其欺诈豪夺之能事，想方设法归其所有。“八一三”战争结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以外地区，成立了“清 扫班”，进行公开掳掠，他们把因战争损坏的工厂机器、物资，归其所有， 数量极大，堆满了虹口地区好几个大广场。①1938 年 12 月，日军成立了“兴 亚院”作为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统帅机关，提出“建设重于破坏”，“开发 重于封锁”的口号。口号的实质是榨取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补救它日 益枯竭的财政经济。他们对尚能利用的华资工厂根据不同情况，以多种形式 进行强占，有：（1）军事管理。凡和军事有密切关系的工厂，如电力厂、造 船厂、机器厂等，由日本军部直接控制。（2）委任经营。强迫华商业主“同 意委托”日商经营，如业主拒绝，以“无主产业”名义直接“委托”日商经 营；一经“委托”，经营管理权和利润都归日商。这些都属于具有重要经济 意义的工厂，如棉纺织厂、面粉厂、卷烟厂等。（3）“中日合办”。实际上 “合办”有名无实，是日方独占。（4）“租赁”。“租赁”条件由日方单方 面确定，没有商量余地。（5）“收买”。“收买”价格由日方确定，业主拿 到的是军用券。这样，上海的造船、水泥、缫丝、棉纺、面粉、橡胶、火柴 等大批华资工厂都被日军攫占。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宣告全面沦陷。①
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下）第 111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日本把美、英籍工厂也都霸占。对设于租界的华资重要工业品和工业原料等 又采用各种办法加以掠夺。（1）以“加强统制”的名义加以掠夺。12 月 17 日，日陆海空军最高司令部颁布《重要物资申报布告》，宣称要查清上海物 资储存底细，威胁说：“如隐匿不损或呈报不实者。依军法处置。”所谓重 要物资，包括范围甚广，棉纱、布匹等民用必需品，以至钢铁、五金、汽油、 药品、橡胶等。华商迫于日帝的淫威，不得不把存货申报。1942 年 3 月 27 日，日本又以上海方面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名义发布，凡使用、制造、贩卖 18 类物资者均受统制，倘无日本“兴亚院”许可，概不得移动。这 18 类 物资有“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羊毛制品、麻及麻 制品、皮革、橡胶及其制品、木材、矿油类、煤炭、药品原料、颜料及油漆、 油脂及树胶、医药用品、机器及附属品、米及食粮、纸类。总之，重要工业 原料及其制品，都被列为统制对象，受日方控制。（2）1942 年 3 月，日本 侵略者以“征购”军用物资名义命令新药业同业公会提供大量重要药品及制 药原料，限期查报。“征购”价格只有市价的 10％。同业公会感到这种“征 购”太苛刻，要求减少“征购”数量和品种，提高“征购”价，放宽交货期 限，则遭日方封厂、扣货的灭顶之灾。（3）1943 年 8 月，他们的借平抑飞 涨的物价为名，由伪政府“商业统制会”出面，强制“收购”全市棉纱、棉 布。龙头细布以 28％的市价“收购”，棉纱以 25％的市价“收购”。支付分 两期，第一期付一半，其中自收购日起 3 个月付给半数，满一年再付半数， 第二期的一半，以伪币“中储券”支付，分三年付清，每半年付六分之一。 当时伪币贬值迅速，三年以后伪币打了很大折扣。如果业主拒绝日方“收购”， 则除货物没收外，还将判处一至五年徒刑及 5 万元罚金。据伪政府“全国商 业统制总会”宣称，共计“收购”棉纱、棉布达 206244 件。①1943 年起又强 行“收购”华商工厂各类机床，如五兴机器厂被“收购”4 台铣床，开价时 约合黄金 400 两，可是最后付款只有黄金 20 两，实际上只有原价的 5％。如 有人不愿接受“收购”，日方就在看中的机床上面挂一张牌子，写着“本机 械是海军第一经理部儿玉机关所属，任何人不得移动，如敢故违，按军法处 治”。接着强行搬走。（4）所谓“捐献”钢铁给日军制造武器。1944 年，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越来越不利，钢铁资源越来越缺乏。名义上由日商纱厂 “捐献”，实际上把华商、英商工厂大批机器设备折除“捐献”。在这样情 况下，大批华商工厂已不能生产，既使尚能动工生产也仅能支撑门面而已。 著名的阜丰、福新等 5 家面粉厂开工率仅 9.71％。35 家华商橡胶厂，停工及 半停工达 20 多家。其余各行各业也大致相同。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这是人类一段悲惨 而可耻的历史。那些坚持法西斯立场的人妄图否认和抵赖是没有用的，因为 这是历史事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张义渔）①
陶菊隐：《孤岛见闻》第 123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对北平经济的统制和掠夺　　掠夺华北资源，实行日本、满洲、华北经济一体化，是日本帝国主义为 扩大侵略战争而制订的基本国策。1937 年 12 月 24 日经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制 定的“事变处理大纲”在“华北处理方针”中就明确提出：“经济上以建立 日满华不可分离的关系为目标”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华 北后就采取直接霸占和强制开发两种方式对华北进行经济掠夺。　　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以野蛮的直接霸占为主。日军每占一地， 对中国的工业企业，不管是官办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他们认为必要，就 以军“管理的”方式霸占。在“军管理”期间，军队对该企业的财产有绝对 支配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又将企业委托给日本的有关公司在经营。当时， 协助日军实行军管理，随后受托经营较多企业的是“满铁”②属下的兴中公司。至 1938 年 8 月，兴中公司在华北搞了 11 个公司，其种类有电业、矿业、棉 业等，基本上是靠军管理强行霸占的。在北平被强行霸占的企业有华商电灯 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清河制呢厂等。北平至华北各地 的铁路运输业，更是日军霸占的重点。华北铁路上全部设施均被日军当作“战 利品”占为己有。其中有铁路工厂 10 个，机车 300 余台，客货车 4600 余辆。 武汉战役结束后，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因而把对华北的资源开发作为经济掠夺的主要方式。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掠夺，日本侵略者把华北的一些主要的工矿、交通运 输业划为“统制事业”，由专门成立的“国策会社”独占；未划入“统制事 业的企业称“自由事业”，允许日本人私人经营。在华北的“国策会社”又称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它于 1938 年 10 月 30日成立。按照上述《事变处理大纲》的规定，这个会社的任务是“负责发展、 经营和调整有关主要的交通运输业（包括港湾及道路）、主要通讯事业、主 要的发电事业、主要矿产事业、盐业及其化学工业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成立后，通过“综合调整”，很快把华北原有的各类工厂 30 余家统制在自己的名下，成为它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包括生产、运 输、原料、动力等方面，每个子公司又有分子公司，形成庞大的垄断网系。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垄断华北经济命脉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把战争初 期日军强行霸占的企业，从“受托”经营的日本大公司手里统制到自己的名 下。如石景山炼铁厂原由日军委托兴中公司经营，从 1940 年 12 月开始被华 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起来，改组为石景山制铁矿业所，进行增资扩产；二是 以“中日合办”为名侵吞企业。如华北交通会社，在形式上是“中日合办”， 规定资本 3 亿元，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出 1.5 亿元，满铁出 1.2 亿元，伪华北 政府出 3 千万元。从股份上看，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占 50％，满铁占 40％，伪 华北政府只占股份的 10％。因此，实际上华北交通会社是日本人的会社。应 特别指出，伪华北政府的 3 千万元股金是以华北铁路器材设备作为“现物出 资”的形式。而华北铁路工厂和铁路车辆的最低折价也将近 1.5 亿元①。可见，华北交通会社的资金基础乃是被他们霸占的中国原有资产。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制之外的事业，作为“自由事业”，任由日本私方①
日本防卫厅：《华北治安战》（上），第 56 页。②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公司的简称，是日本政府掠夺中国东北经济的经营机构。后来势力渗透到华北。①
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 112 页。进行掠夺。随着日军的军事占领，日本的财阀、投机商人、高利贷者，以及 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冒险家纷纷涌入华北，谋求发迹。到 1941 年 6 月为止，日商在北平的企业达 2182 家，其中属于工业的 399 家①，绝大多数是 1938 年以后开设的。 日本私方开设的企业，有些是靠掠夺中国的场地、资源新开设的，如“北京锻造株式会社”、“琉璃河水泥厂”、“北京酸素株式会社”、“厚生橡 胶厂”、“北支乳胶制品厂”、“北支制药株式会社”等，有些是以“合办” 为名霸占的，如燕京造纸厂、永增铁工厂、海京铁工厂、日华合资门头沟炭 坑株式会社、东安市场、东来顺饭庄等②。所谓“合办”，多数属于日本人不 出分文或出少量的钱“收买”企业的部分股份，然后操纵企业的经营权或者 坐吃企业利润。如日本浪人久津太郎没有任何印刷设备，到处包揽生意，然 后用低价转交京华印刷厂承印，从中谋取暴利。他到厂里俨然是个太上皇， 强行指挥生产。厂里稍有违抗，就以“与皇军不合作”治罪。③　　无论“国策会社”经营的“统制事业”，还是日本私方经营的“自由事 业”，其经营方式都是极其野蛮的。日本经营者在企业里以征服者自居，视 中国人为奴隶。他们为所欲为，暴戾恣睢，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的血汗。他 们在企业里的管理手段一般都是通过两大系统。一是作业系统，即企业中的 作业管理人员（包括领工、监工）均由日本人担任；所谓管理，实际是拿着 刀、枪、棍、棒，牵着狼犬，监视着工人劳动。二是特务系统，即在企业中 设“劳务课”等特务机构，配有武装或便衣特务，监视工人的言论行动，可 以任意逮捕、迫害工人。如石景山制铁所，日本人在厂里及其周围村庄建立 的特务组织中，仅日本特务就有 1200 多名，还豢养一批汉奸、走狗作帮凶， 对工人进行严密监视，随时镇压反抗的工人。再如门头沟煤矿，矿内外设十 几个炮楼，炮楼上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岗哨监视工人，矿内有驻兵和日本特 务机构——谍防部，还有伪警察所。矿工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严密的监视下。 整个煤矿如同一座监狱。日本侵略者除侵吞和霸占中国企业外，还在金融方面进行野蛮的掠夺。1938 年 2 月 12 日成立的由日本侵略者操纵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简 称伪中联），总行设在北平，3 月 10 日正式开业。开业后大量发行无储备的 不兑现的纸币“联银券”，全凭军事需要滥发，依靠暴力强制华北人民使用。 发行数量从 1938 年 3 月伪中联开业至 1939 年底，发行“联银券”达 4.56 亿元，到 1942 年 1 月底，已突破 10 亿元大关，到 1942 年底发行额又猛增至近 40 亿元①。“联银券”的 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最初发行的“联银券”，票面只有 1 元、5 元、10 元三种，后来随着发行量的增大，印刷速度跟不上， 就增发 50 元、100 元票面大钞。到 1945 年 3 月发展到增发 500 元票面大钞。 刚过两个月又增发 1000 元票面大钞。最后到日本投降时，竟出现了 5000 元 票面大钞②。据一直任伪中联总裁的汪时璟供认，在他任职期内共发行伪钞1238亿元。当时在华北被日本侵略者统治的人民不过1亿人，平均每人占1238①
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 114 页。②
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 822 页；《文史资料选编》第 34 辑，第 209 页。③
见《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第 300 页。①
见《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 817 页。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 73 页。元。物价飞涨的速度，在北平以玉米面计，1939 年每斤 1 角左右，1942 年12 月涨到每斤 1.05 元，1944 年 8 月中旬每斤涨到 5 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每 斤涨到 1000 元至 1400 元。在将近五六年的时间内玉米面的价格上涨了 1 万 多倍。日伪在发行“联银券”同时，极力排斥和打击中国政府发行的法币。1939年 3 月，伪临时政府颁布《扰乱金融暂行处罚法》，宣布法币禁止流通，强 令人民用法币以低值兑换“联银券”。日本侵略者将掠夺到的大量法币到国 统区套购外汇和购买物资，补充军用，从而又加剧了国统区的通货膨胀。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对劳动力进行残暴的掠夺。1938 年 6 月 18 日，北 平以伪新民会的名义成立了“首都指导部劳工协会”，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办 理“劳动供给”事务。1940 年 8 月 22 日，伪新民会又在北平设立劳工总署， 负责统制华北劳工。1941 年 7 月 8 日，直接受日本军部和日本特务机构兴亚 院控制的伪华北劳工协会在北平成立，取代了原来的伪新民会劳工总署等掠 夺劳工的组织，成为统制和掠夺华北劳工的统一机构。日本侵略者掠夺劳工 的方法：有的是以招募劳工的方式，使大批失业者上当受骗；有的是用武力 强行抓走。当时在北平的大街上、娱乐场所。经常出现日伪军警围抓青壮年， 立时押上汽车运去当劳工的残暴景象。北平地毯厂工人崔占宝、小商贩何贵 生就是在街头被无端抓走的。据统计，仅 1937 年—1942 年期间，被日伪从 华北抓走和骗走的壮丁就有 529 万人①。日本侵略者把抓到和骗到的劳工运往 伪满、蒙疆和日本的工矿企业去做苦工。日寇把劳工不当人看待，任意杀害、 虐待。被他们杀害和虐待至死者，不计其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把华北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因此，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更为加剧。掠夺的方式是开发和抢 夺并用，开发更为加紧，抢夺简直明火执仗。在北平，日本侵略者以没收“敌产”为名又进一步抢夺原属英美的企事业及财产。如，协和医院、燕京大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即被日军霸占。 一些日本人借机发迹，把他们看中的民间产业，也当作“敌产”肆意侵吞。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就已实行所谓物资统制政策。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经济掠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政策。1943 年6 月 21 日，伪华北政府发表布告，规定从即日起，禁止粮食自由买卖。随后又制定了《华北扰乱经济统制紧急治罪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囤积重 要物资隐匿不报、私行移动大量物资者，除没收其物资外，还要处以罚金、 徒刑或死刑①。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以检查“统制物资”为名，任意闯入工 厂、商店和私人住宅，查抄“统制”的物资，并加罪于主人。他们在北平仁 立地毯厂查封了库存羊毛原料，迫使工厂停工停产，工人失业，生活陷入绝 境。崇文门外谦益隆布店的库存棉布折合黄金近百两，被日本宪兵以“私通 八路”为名查抄运走。
在日伪的物资统制政策下，许多工厂断绝了原料来源，被迫停产。尤其 是北平的轻工业，如纺织业、制革业等，多数工厂停了产。仅皮毛业倒闭者 就不下百十家。纺织工业有 3/4 的机器因原料断绝而停开，只有 1/4 机器为①
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第 280 页。①
蔡德金：《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第 213 页。日本纤维公司加工。②一些手工业作坊，如食品、铁工、针织等作坊，亦多数 停产。通州曾有铁铺 14 家，此时只剩下三家③。广大失业工人流离失所，饥 寒交迫。　　在日本侵略者所霸占的企业里，对工人的榨取更加野蛮。他们增大工人 的劳动强度，不顾工人死活。如在石景山制铁所，1942 年 7 月曾发生一次炼 铁炉结瘤事故，日本监工强迫工人冒着高温钻入炉内扒料，渣料塌落，烫死5 人，重伤 18 人。据 1944 年 3 月的“北支制铁作业月报》记载，这一个月 发生大小工伤事故 31812 次。工伤事故次数已超过在厂工人 25000 人的数字。 在日军统治的八年中，石景山制铁所共炼出 25 万吨生铁，全部运往日本，可 以说每吨生铁都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炼出来的，在门头沟煤矿，日本侵略者 为了加紧出煤，竟把井下大巷边的保安煤柱也采空，不知有多少工人因此而 丧生。　　当时北平各企业工人的生活己从饥饿线下降到死亡线上。1943 年前后， 由于日本侵略者通过“物资统制”把大量粮、棉、油、盐等物资掠走，造成 北平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在石景山制铁所，工人穿的是麻袋片和洋 灰纸袋，吃的是“混合面”；还要在日本人的棍、棒、刺刀下挣扎着劳动。 每天都有许多工人因饥寒病饿而倒毙。1943 年 10 月 5 日，在工作场地附近， 一次处理因饥饿死亡的工人尸体就有 36 具。1943 年 7 月一个月内，因饥饿 和疾病流行，死亡达 2000 多人。而此时，日本人却不顾中国人死活，正在该 厂增建日产 20 吨小型炼铁炉 11 座、日产 380 吨大型炼铁炉 1 座、日产 300 吨炼焦炉 1 座，以加速掠夺华北的铁矿资源，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日本侵略者除加重对企业的掠夺外，对北平市民的掠夺和压榨也变本加 厉。首先，加捐加税，横征暴敛，加重北平人民的负担。如 1942 年 9 月，日 伪华北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将原所有税额增加数倍，并加重所得税。此 外，日伪政府还搞了些五花八门的“献纳”运动，如“献金”、“献机”、 “献木”、“献袋”等运动。所谓“献金”，即搜刮民间铜品供给日军用于 制造武器。1942 年 1 月，伪北平市公署成立“金品献纳委员会”，负责搜刮 民间铜品、铜物，至 1944 年初，“献纳”铜品达数十万斤。北平居民的家用 铜制器皿、门环等，都被强行掠去。故宫的铜质文物，也被强行运走 2000 多斤。所谓“献机”，即伪市公署向市民强征“献机”基金，购买飞机“献 给”日军，支援“大东亚战争”。仅 1942 年两次“献机”就有 8 架，价值近 百万元。所谓“献木”，即由伪市公署负责将北平成材树木全部砍伐，“献 给”日本，计有 2 万余株被日军掠走，许多有保留价值的古树亦被掠走。所 谓“献袋”，即由伪市公署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问袋”，“献给”日本侵略军。
在日伪加捐加税，强征暴敛的同时，对北平市民的生活物资实行严格的 统制及配给。由于日本侵略者把大量物资掠走，造成物资严重短缺，所谓配 给，实际上已经无物可配。1942 年底，日本侵略者计划 3 个月内掠夺 3000 万担粮食运往日本。而北平市民在 1943 年已经连“混合面”也难以买到，有 的人靠吃草根树皮度日，甚至有的人在日本军营附近拾马粪充饥。这个时期， 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时常可见因饥饿而倒下的尸体。在天桥一带每天都要往②
《北京工业史料》第 314、518 页。③
《北京工业史料》第 314、518 页。永定门外拉走十几车死尸。这种惨象，是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人民敲骨吸髓地 榨取所造成的。　　从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到日本投降，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整整统治 了八年。这八年间，日本侵略者对北平人民政治上的法西斯统治，经济上的 野蛮掠夺，以及敲骨吸髓的压榨，给北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是无法计算 的，广大北平市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这是北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是 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荣国章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稿）扼杀天津的民族工业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永远昭示后人，妄图以残暴征服世界的狂徒——日本军国主义者，将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世人所唾弃，和平与 发展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天津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于 1937 年 7 月 30 日陷入敌手，沦为 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为止，长达八年之久。津城父老 绝不会、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兵燹津门，凶狠肆虐地攫夺了他们祖祖 辈辈辛勤劳作所创建的工矿企业，将他们积累的财富劫掠一空。这种旷古未 有的掠夺贯穿于日军占领天津始末，而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不同，具有 明显的阶段性和交叉性。尤其是日本侵略者倚强凌弱的“经济开发”，不仅 导致了天津民族工业的凋零衰败和畸形发展，而且大大加深了天津殖民化的 程度。恣意侵占，巧取豪夺 日本侵略者自恃工业比较发达，军事实力超过中国，认为在短时期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实现其迅速占领中国的目的。日军参谋本部 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预定：“扫荡”驻北平一带 的中国第二十九军的时间为两个月，击溃国民党中央军的时间是三个月。战 争初期，即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到 1938 年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与其 军事上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相适应，便对天津工业实行恣肆无忌的直接掠 夺，以保证侵华战争的军需供应和国内军工、民用企业生产的需要。日本侵略者掠夺天津民族工业的基本方式是：“军事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购买”等。 所谓“军事管理”就是指原由中国人民经营的厂矿企业，一是因经营者逃亡，或其厂矿企业遭受战争的破坏无力恢复，而日本方面认为必须迅速恢复生产的重要企业，由日本当局实行“军事管理”。日寇占领天津初期，采 用“军事管理”的方法掠夺了大批华资企业，移交给私营会社代为经营（所 有权属于军方，私营会社只有经营权），二是规定，凡属交通、电器、通讯、 采矿、钢铁、化工、纺织、军工、机械等行业均可实行“军事管理”。“委任经营”则是日军将掠夺的部分企业全权移交给日本私营会社经营。也有一些日本工商业者趁日军进攻天津之际，自行劫夺了部分工厂并将 其纳入“委任经营”之列。与“军事管理”不同的是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或经 营权都操纵在日本会社手中，与军方无关，不受日本军部的管制。沦陷时期， 属于“委任经营”的主要有制革、榨油、制药、制糖、烟草、针织、酒精、 电器、肥皂、油漆、丝织、毛织等行业的部分企业。　　“中日合办”是由日本国营会社将自己控制、经营的工矿企业强行与华 商企业合办，被迫与日方合作的华资企业也要隶属于日本国营会社之下，在 资金、管理、生产、销售等方面均要听命于日方。在供电照明、邮电通讯、 铁路机车、轮船运输、化工原料、机械制造、钢铁冶炼，煤矿开采等行业均 有所谓“中日合办”的企业。此外，日本还通过胁迫性的“租赁”，夺取华 商经营的主要涉及机械、纤维、化工、日用、水产、制盐等行业的厂家。日 本商人还和军方勾结，以低廉的价格强行“收买”沦陷区的华资企业或设备 及产品。所谓的“中日合办”、“租赁”、和“收买”等三种方式实际上也 是依靠武力胁迫、政治讹诈来推行的，在本质上无异于“军事管理”和“委 任经营”。所谓的“中日合办”实为日本独占，所谓的“租赁”、“购买”　　无非是巧取豪夺的代名词。　　天津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于 1906 年先后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 公司。这两个公司从开办后一直保持着高额的利润。此后他又创办了华北新 纺织有限公司，下设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厂，获利颇丰。在开平、滦 州两矿合并后，周学熙又着手 1922 年 3 月创立了青岛耀华玻璃公司。这是我 国北方著名的近代化企业，所生产的玻璃，品质优良，全国驰名。对于这些 企业，日本侵略者很早就有染指之心，“七七”事变后，启新和开滦被日方 以“军事管理”的名义霸占，华新公司下属天津，唐山两纱厂及耀华玻璃公 司也被日方以“中日合办”为名，掌握手中。又如，天津唯一制造硫酸的企 业利中酸厂在“七七”事变前就遭到日货的排挤，但是该厂依靠改进技术， 降低成本等途径，使工厂得以生存和发展。日军占领天津后，在与利中酸厂 的竞争中惨遭失败的“大清”、“金山”、“清山”三家日商，便以“军事 管理”为名，带领日军占领该厂，并将企业的总技师扣押，然后送至日本“受 训”，这位总技师因受精神打击过甚，归国后不久即忧郁而死。日本商人， 以侵略军为靠山强行霸占该厂后，经理、技师和各部门的负责人均由日本人 充任，攫取了酸厂的全部设备和产品。此外，还有面粉、水泥、火柴、冶金、 翻砂、造纸、印刷等行业的部分企业也被日本当局以“军事管理”的名义霸占。横征暴敛，竭泽而渔 日本侵略者占领天津期间，不仅以上述五种方式对工矿企业进行鲸吞虎噬，而且还以“统制物资”为名，规定与军需、民用有关的钢铁、粮食、棉纱、棉布、皮毛、烟草、火柴、建材、染料、汽油等 40 余种主要物资实行管 制，严禁自由经营和贩运。这是日本侵略者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 的殖民政策，肆意劫掠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具体表现，对于惨淡经营的中国 民族工业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天津的橡胶工业有十几家工厂，日 本当局将生胶、棉纱、汽油等必需原料列为“统制物资”，严重限制了工厂 的生产，加之日本“福助”、“中村”等橡胶厂的商品倾销，使天津的橡胶 工厂岌岌可危，无法维持正常生产。专门制造机器轮带的飞龙橡胶厂购买了 一批汽油、煤油等原料，被日本清水部队发现后立即没收，并将该厂的负责 人逮捕扣押。日本侵略者还规定，机器染整各厂不准自由经营，只能为日商“三井”、“三菱”等洋行代染加工色布，并不准备厂储存白色坯布和染料。仅同顺和、 万新两厂就被日方抢走色布 500 余匹，漂粉精 120 桶和其它染料。万新染厂 的经理因抵制这些暴行，曾被抓到宪兵队审讯。与此同时，敦义、天义丰、 同聚和等 30 多家染整厂也同样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劫夺，均陷入停工状态。　　沦陷前天津有四五十家炼油厂，沦陷后日本当局将矿物油也列为军用 品，禁止华商生产和贩运。在占领者的宰割下，最后只剩下恒达、兴记、新 亚三家，而且把炼制煤油改为炼制黑油，勉强开工。此外，日本侵略者还以 “征购”军需品为名，实行公开的横征暴敛。1944 年 4 月，日军正准备进攻 我中原地区，需要大批自行车充作军用。日商昌和洋行便和日军相勾结，出 动大批武装人员，先将春立德、华立成、同丰、兴立德等几家大车行的存货 全部查封。随后又借口“协助大东亚圣战”，勒令自车业公会在浙江会馆内 成立“协助东亚圣战完成临时购车委员会”代办购车。这次共“征购”自行车 1.5 万辆，只给了 l％的代价。同年 10 月，专门给日军搜集战略物资的长城公司经理、日本浪人野崎丰，勾结伪商会及日军，查封了全市的车行，将 自行车行业的所有存货洗劫一空。多次遭劫的天津自行车行业从此一蹶不 振，较大的几家行车行均相继破产倒闭。　　天津沦陷初期，日军以津城作为掠夺华北的中心，并由天津向华北辐射， 使整个华北成为它扩大侵华战争的军事基地。日本当局通过凶残、贪婪、直 接的劫夺，获取了大量的军需和民用物资。据统计，仅在 1937 年至 1938 年 的一年中，日本占领者就以“军事管理”的名义从天津掠走了价值约为 64 万英镑的物资。特别是日军封锁了天津的水陆交通，控制了天津港，并接管 了天津海关之后，天津便成为日军战略物资的加工和集散地，凡是战争所需 要的物资均为其所劫夺。天津的工业完全纳入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轨道。　　由于“军事管理”、“委任经营”等方法都是竭泽而鱼的手段，伴随着 大批工厂的停产和倒闭，日本当局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以保证其不断扩大 战争的需要。诡谲狡诈的“开发”，藏形匿影的巧取 日本侵略者在直接掠夺天津原有工业的同时，为了避免杀鸡取卵所带来的恶果，还在华北和天津投资新建或扩建工矿企业，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 进行生产，以维持长期战争的供给，实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就是日本 推行的所谓“经济开发”。日本实行“经济开发”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由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的政策，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 敢公开投降，出现了持久抗战的局面。在 1938 年 10 月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 日本已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各种矛盾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是战争的巨大 消耗，使日本国内军费剧增，资金极度缺乏，经济非常困难。由此日本华北 后要实现的经济目标，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计划开设津石铁路 和扩建天津新港，以便将掠夺的工业原料和其它物资运往日本。到 1942 年， 日本又针对华北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其宗旨是将华北作 为日本的经济附庸，提高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的能力，为日、“满”，提 供成品和半成品，使华北在日本战时经济体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华北是日本在关内进行“经济开发”的重点区域，天津则是在华北进行“经济开发”的重点城市。它不仅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和贸易中枢，工业基础 较为雄厚，而且是日资比较集中的地区，早在 1936 年，日本在天津的企业已 有近 2000 家，资本额高达 2400 余万美元。沦陷期间，日本除了扩建原有的 工厂企业外，又新建了包括钢铁、机械、电力、化工、橡胶、纺织、造纸、 火柴、建材、制药、皮革等各种类型的工厂。　　纺织工业。棉纺织业是天津民族工业的主干，抗战以前，天津拥有华新、 裕元、恒源、裕天、宝成、北洋等六大纱厂。到 1936 年，由于日本当局和日 商的排挤，恒源、北洋、裕元、宝成等已相继停工停产。不久，华新、宝成、 裕元被拍卖给日本钟渊、东洋拓殖会社等财团，裕大也因有日本投资而被日 商接管了。日商通过设立新厂和兼并中国原有的工厂，已经垄断了天津的纺 织工业。天津沦陷后，日本建立的“华北纤维统制协会”更全面地控制了棉 花的生产、销售。同时，还大量增加了对天津纺织工业的投资，由 1936 年的2557 万日元增加到 1938 年的 6977.9 万日元。增加了 1.7 倍。先后建成了上 海、双喜、大康等几家纺织厂。到 1940 年，天津日商纱厂的纱锭比 1937 年 增加了近 1 倍，线锭增加了近 1.5 倍，织机增加了 2 倍以上。这时天津纺织 工业曾一度达到纱锭 555952 枚，布机 10281 台，其中日资占纱绽的 80％以上，占线绽、布机的 90％以上。 机械工业。日本当局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对基础性的机械工业采取了扶植和控制政策，建立了一批新的机械厂。到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机械厂 300 余家，其中属于日资的有 75 家。工作机械共约 2000 台，其中 30％为日本制 造，其余大多为天津制造，也有青岛、上海和英美等国制造的。这些厂家主 要为日方生产军械和工业机械。　　冶金工业。1938 年以后，日本当局加快了“经济开发”的步伐，进一步 掠夺天津的冶金工业。到 1945 年，日本在天津拥有冶金企业 14 家，已具有 炼铁、炼钢、轧延、冷拔、合金、制造金属品和耐火材料等生产能力。主要 有：1938 年，伊藤信广在天津河东小孙庄建立的伊藤兴业株式会社（天津轧 钢四厂的前身）。1939 年，原日本海军军官石川爱三郎在天津陈塘庄设立的 兴亚钢业株式会社（天津第一钢丝绳厂的前身）。1943 年 10 月，中山钢铁 所和北支那株式会社在天津河东娄庄子合办的天津制铁所（天津钢厂总库前 身）。以上企业都操纵在日本各大财阀手中，直接为军事服务。天津的民族 冶金企业在日本的“开发”和压榨下，处于瘫痪状态，勉强维持生产的二十 余家工厂也被日本当局控制，仅能为日方加工军需产品。　　化工油漆业。这一时期，日本在天津已开办了大清、维新、大丰、福美、 东亚、大和等化工厂，其中以 1940 年成立的东亚油漆公司生产能力最大，可 以满足当时华北涂料需求量的 50％。化工油漆业的生产基本上被日方独霸。 橡胶工业。日本在占领天津期间扩建了原有的日资橡胶工厂，又新建了5 个同类工厂，其设备比较先进，生产能力较强。产品包括采矿业所需的各种胶管、胶带，汽车内外胎、医疗橡胶用品等。到 1945 年，日资橡胶工厂的 产量约为天津橡胶工业总产量的 80％。为日本掠夺中国矿藏和运输及医疗用 品提供了保证。面粉工业。天津的面粉业由于受战争影响，大部分厂家原料中断，很难维持。1938 年日本收购了嘉瑞面粉厂，更名为“三吉面行，又改名为“东亚 制粉株式会社天津工场”。1939 年又增加了 6 台磨粉机，日产 300 包。生产 的面粉主要是保障日军的供给。火柴工业。1939 年 2 月，日本在天津成立了火柴联营社，并在天津、青岛、上海设立了分社，由天津分社负责控制华北地区的火柴生产。火柴联营 社垄断了该行业的原料供应，生产和销售，华商的火柴厂也被日本统制。天 津在华北人柴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据不完全统计，1939 年华北火柴产量 约为 17 万箱，其中天津生产的有 11.6 万多箱，占该年华北火柴产量的 69％。 制盐工业。在日本入侵之前，天津沿海地区有汉沽、塘沽、新河、邓沽、 大清河等盐场，盐田面积多达 24 万余亩。日军占领天津后，鉴于盐田是工业 用盐和民用盐的主要来源，并能补充日本国内的需要，便成立了华北盐业公 司，同时指使汉奸成立了兴芦公店。沦陷期间，先后开辟了盐田 25.3 万余亩，华北盐业公司和兴芦公店的原盐大多输入日本，每年达几十万吨。 为了掠夺天津和华北的资源物产，日本从 1939 年开始扩建塘沽新港，到日本投降时，新港基本建成了四个 3000 吨级的杂货泊位和一个 5000 吨级的 煤炭泊位。日本从天津港口运出了大量的煤、铁、盐、棉等工业原料，并掠 走了成千上万的华工。　　通过所谓的“经济开发”，日本对天津民族工业进行了全面的掠夺，天 津的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在日本当局手中，成为日本在华北乃至全国的武装和　　经济侵略的基地。然而，这种“经济开发”到了 1943 年底便由于日本陷于即 将战败的困境而结束，代之而起的又是对天津民族工业疯狂的直接劫夺。欺无罔地的阴谋，贻害无穷的祸患 “物资统制”和“经济开发”导致天津民族工业畸形发展。日本当局在华北和天津实行“物资统制”和“经济开发”主要是为了保证军需，因此， “物资统制”必然导致部分工业原料的缺乏而影响相关企业的生产，只有那 些不受“物资统制”的行业才能得以生存，但这仅仅是极少数。同时，在“经 济开发”的招牌下，生产急需军用品的工厂企业能够得以发展，而生产民用 产品的企业却日趋衰落。例如，日本当局对天津纺织工业备厂所需的原棉、 毛纤维实行统制分配，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军用部分所占比例逐年增加，1942 年为 45.8％，1943 年增至 55.2％，1944 年又增至 64.2％。最初，毛纤 维的 60％作为军用，几年后竟高达 94.6％。天津纺织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 态。天津东亚、仁立两厂主要依靠为日本加工产品维持，因开工不足，难以 为继，东亚曾一度转业生产西药。天津制革业在 1937 年以前曾发展到 100 余家，到 1942 年只剩下 42 家。华北制革公司在抗战前有职工 120 余人，每 天可制皮革 100 余张。天津沦陷后，在日本当局的压迫下，不断拆除设备， 只留下少部分勉强维持生产，但由于购入的原料有限，只好转产织牛毛鞋里 或制土线袜子维持。天津面粉业在沦陷初期，还能从本地市场购进少量小麦， 或从洋行进口一些小麦作为原料。在 1939 年日本建立“华北小麦协会”后， 小麦全部由三井、三菱等会社统购，对各面粉厂实行原料统配，一部分工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另一部分工厂则被迫完全停工。　　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开发”中的投资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和欺骗性。日本 为了推行所谓的“经济开发”，在华北和天津进行了一系列投资，投资额较 战前有了很大的增长。1938 年日本在华北的投资比 1936 年增长了 137％，其 中在天津的投资增长了 374％。从同时期日本在关内的投资比例来看，天津 所占的比例从 9％上升到 25％，达到 4 亿多日元。抗战中期，日本在天津的 投资继续增长，1942 年比 1939 年又增长了 38％，日方开办的企业和所谓“中 日合办”的企业达 240 余个。这种投资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在于：第一，日本 在华北和天津投资的实际增长值是要大打折扣的。日本原有的投资能力有 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力殚财竭，严重的限制了本身的投资能力， 为了继续推行它的开发计划，日本当局便欺世盗名，大量增加了合资企业， 即所谓的“中日台办”。1938 年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它的融资额1945 年比 1939 年增加了近 600 倍，华北开发公司规定，所属合资企业，中国方面出资 45％，日本方面出资 55％，中国出资除现有资本外，还有现物资 本，即由原有的设备、器材等折算而成，折资多少完全由日本方面决定。至 于日方的出资则经常是空话，即便交足也大部分是军用票、公司债之类的废 纸。第二，所谓的投资开发实质上是日本侵略者骗取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设 备来为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服务。1941 年以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自给主义” 原则，要求沦陷区中日本控制的企业，必须从中国榨取资本而不得从日本输 出资本。如果说日本侵略者对天津工业的掠夺以前还需要下一点本钱的话， 那么此后它就一点本钱也不愿花了。　　日本当局的“经济开发”是为其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因此，这种开发 也不断加深了华北和天津的殖民化程度。这些工矿企业的建立实质上是日本 侵略者利用从中国抢掠的资本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杨生祥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稿）霸占“永久黄”化工集团　　永久黄集团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之中，发展于中华民族危难之 时。该集团是包括中国第一个精盐厂（久大盐业公司），东亚第一座大型苏 尔维法制碱厂（永利碱厂），亚洲第一流水平的制酸企业（南京永利硫酸铵 厂），第一个中国民营化工研究机构（黄海化学研究社）及一系列化工企业 的民族实业团体。　　1937 年，“永久黄”经历一番艰难创业之后，事业蒸蒸日上。仅碱厂就 有工人 1000 多人，职员 100 多人，其中老的技术员都具有 20 年的制碱经验， 年轻技术人员也都是阵容整齐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旧的机器设备，制出比 进口还强得多的产品。在 1936 年产碱量达到 55410 吨，烧碱年产 4646 吨， 是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设在南京卸甲甸的硫酸铵厂于 1937 年 2 月正式出产 农肥和军需产品，日产硫酸铵 250 吨，硝酸 40 吨，趁春耕之机，产品运销到 苏、浙、闽、粤乡村，大受农民欢迎。可是 1937 年七七事变的炮响，使永久黄诸企业毁于一旦。 强盗的逻辑　　日军侵华有如洪水猛兽。铁路交通中断，原料不能进来，产品无法运出， 永久黄所属各企业都在沿海地区，生产经营难以进行。国难当头，永久黄集 团为了保存国家建设力量，支援抗战的军需物资，补充后方的民用供给，“宁 举丧，不受奠仪”，决定全部西迁抗战到底。久大盐业公司经理李烛尘任内 迁总指挥。他根据永久黄总负责人范旭东的意见，指挥久大、永利、黄海的 主要科技人员，拆掉关键仪表，整理起上万张图纸，绕道进川。永久黄在江 苏、山东等地的企业也先后溯江西迁。7 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8 月 7 日，塘沽沦陷，日军象蝗虫一样铺天盖地而来，顷刻间吞噬了规模庞大的化工之城。黄海化学研究社成了敌军 的运输司令部，明星小学驻进日本特务机关，联合村和太平村变作马厩和堆 栈，新村由效忠敌人的汉奸占据。汉奸殷汝耕和他的日本主子在塘沽大街上 耀武扬威。掠夺华北丰富的经济资源，是日本重要的国策。他们起初通过各 种渠道，向天津、南京、香港分头游说，企图收买永久黄的企业。天津沦陷后，永久黄将总办事处迁往香港。甫抵香港的范旭东立即被盯上了。一个日本人闯进范旭东的寓所，不通报姓名，就说：“日本兴中株式 会社派我和范先生商量，准备买下您在天津塘沽的厂子。”范旭东轻蔑地一 笑，说：“我的工厂不卖，你们若能拿走，就拿走好了。”日本人灰溜溜地 走了。　　范旭东气愤之余，立即电嘱在天津的李烛尘及公司同仁：“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在天津法租界内永利公司总管理处，日本兴中公司代表刀根几次来“拜 访”李烛尘，大谈“日中亲善”，要求与水利合作经营，企图以“合法”的 身份，“名正言顺”地霸占碱厂。孪烛尘起初与之周施，后来干脆避而不见。 软钉子碰得刀根十分恼火，日本军部也觉此事棘手。他们一方面炫耀武力， 以逮捕反日分子为理由骚扰久大、永利和总管理处，进行威胁恫吓；另一方 面由三菱”公司出面，提出两家合办永利。李烛尘说：“我们是民营企业， 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必须是华籍人士才能入股，我个人无权更改公司章程”。 “三菱”公司碰了硬钉子。日本帝国主义者感到“买”不行，“合办”也不行。就将掩盖强盗嘴脸的“遮羞布”扯掉，强占！　　12 月 9 日，刀根来到天津法租界的永利公司总管理处，将一份预先拟好 的水利公司把碱厂交给日本兴中公司接办的协定文本，放在李烛尘的桌子 上。说：“你的，签字吧”。透过刀根这张瘪脸，李烛尘看到了带血的刺刀、 冒烟的枪口，而自己却身处祖国的沦陷区??。李烛尘万难压住怒火。他一 改往日斯文儒雅风范，拍案而起，怒斥刀根：“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了东西还 要物主签字的道理！你们做强盗也太无勇气了！”“你们要拿就拿去好了！ 今后我们一定要收回来。也一定能够收回来！”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中华 民族正气和抗日必胜的信心。　　12 月 10 日，日本军部下令强行接管永利碱厂。日本兴中公司的人员随 之进入厂内。与此同时，久大盐厂也被日军霸占了。 位于南京对岸卸甲甸的南京硫酸铵厂，所生产的硝酸是军用必须品，设备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侵略者对此早已垂涎三尺。他们知道该厂只要改动 几道工序即可充当军工厂。如果能够得到该厂，他们即可就地生产炸药等军 工产品，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他们施加压力，以“中日合作”为 由，想占据该厂。范旭东坚决不肯。盛怒之下的日军将永利铵厂纳入他们的 重点轰炸范围，以摧毁这个化工基地。他们公然蔑视国际法规，趁沪宁战局 紧张，于 8 月 21 日，向铵厂发动攻击。工厂四处中弹，中国的酸业——永久 黄人的心血结晶，瞬间毁于敌手。12 月 5 日，风雨交加，寒意袭人，侯德榜和铵厂最后一批技术人员和职工，带着能带走的仪器、图纸撤出卸甲甸。 疯狂的劫掠永久黄被日军侵占后，与全国沦陷区一样，面临着日本强盗空前野蛮和贪婪的大劫掠。 为了控制永利、久大等华北工矿企业，并把其生产完全纳入日本侵略战争的经济体制。日本兴中公司进驻永利碱厂后，首先实行“军事管理”，后移交给日本的“华北开发股份公司”控制。日本国内的垄断集团三菱公司出 技术和资本，接收永利。为了盗名欺世，三菱集团通过日本“华北开发公司”要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动员永利原有部分股东承认自己的股权，以标榜永利为中 日“合办”企业。1939 年永利公司正式宣布“合办”并成立董事会。1939年 8 月 31 日，中日“合办”永利公司正式隶属于北支那开发公司的华北盐业公司。　　所谓中日“合办”，只不过是以“合办”为名，“合法”地占有这些企 业，实际上，企业的经营、管理，产品销售均由日方掌管。　　日本侵略者占领永利碱厂后，于 1937 年开始检修，1938 年 7 月 15 日出 产品，他们在永利从事掠夺性经营，对永利进行法西斯统治，1936 年纯碱日产 185 吨，1940 年以后，产量略有提高。 日本对中国盐的掠夺也是十分贪婪的。“由于红海沿岸和美国等地海盐的来源已断，日本便尽力掠夺中国的盐业资源。久大盐厂被日军霸占后，整 个长芦盐区都被日军控制。他们在大沽设立“盐田办事处”，控制着盐及副 产品的生产。从此，长芦盐输往日本每年平均高达 30 多万吨，占全年产量的75％以上。日军对永利硫酸铔厂的霸占，更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强盗本性。1937 年 12月 13 日，日本三井占领永利硫酸铔厂后，便将该厂全套硝酸生产设备拆运到 日本九州，安装在大牟田东洋高压株式会社横须工厂进行生产。这套设备有 八座吸取塔，一座氧化塔，一座浓硝塔。合计 28 套设备，1482 件。总重 550 吨，全为高级合金钢板制成，其中仅作催化剂用的铂金网，就值四万美元。 他们用以制造硝酸炸药，强化日本的军火工业，进行罪恶的侵略战争。永久黄的其他企业也在劫难逃，不再一一赘述。 日本侵略者不仅疯狂地掠夺经济资源，而且对工人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非人迫害。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他们用尽了各种毒辣手段。 工人没有屈服。他们不甘忍受亡国之苦，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导下，进行怠工、“弄”碱斗争，为破坏日本的经济掠夺，做出了一份贡献。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永久黄得以收复工厂、企业，中国 化工事业才有了重振的希望。（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孟宪龄）六、摧残文化抢劫文物强制施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目的是把中国永远变成他的殖民地，奴役 中国人民。为此，他不但要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对 中国的统治。在扶持起伪“满洲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经济统治后，他便 极力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从意识形态等方面来腐蚀中国人。这种奴化 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促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图使东北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 历史文化与传统，忘记自己的祖国，当帝国主义的顺民；主要途径是强制学 习日语，把日本的“神”强加于中国人民，歪曲、捏造历史。　　语言是人们交往的工具，它没有阶级性，但却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一个 民族的重要特征。为了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忘记自己的祖国，日本侵 略者对我国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首先就从语言入手。　　1933 年，伪满文教部在日本人的主持下开始新编中小学教材，学校日语 课的课时逐渐增加，到 1935 年，已编成 22 种 39 本教材。日本教员随之进入 中小学，掌握教育实权，强行规定日语为主课。伪满编审部在编写“满语”（即汉语）教材时，塞进一些“协和语”，即将日本人惯用的汉字用来作“满 语”词汇。如把“街”写成“町”，过十字路口写成“过町”，“电影”变 成“映画”，以及“你的挺好”、“我的如何”等似通非通的语言也上了课 本。同时，他们还把理化专用名词也完全用日语表示。1937 年，伪满颁布“新 学制”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奴化教育加深。“新学制”以缩短修业 年限为特征。在小学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前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 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阶段则把原来的三三制六年改为四年一贯 的国民高等学校，并分设农、商、工、矿、水产等科，加强所谓“实务教育”， 其实是强迫劳动、“勤劳俸仕”的代名词。“新学制”把日语上升为“国语”，在教学上以日语为主，1938 年在全东北普遍推行。不但讲受日语课全部用日语，其他课程也用日语讲解，不管 学生们听懂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为了弄清楚课程的内容，不得不 努力学习日语。在每日规定的朝会上，日本教员向学生训话时，除非极重要 的事情用翻译外，一般都用日语。在教职员会议上，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或日 本教员讲话时也都用日语，这就迫使教职员也必须学习日语。学校规定，中 小学生日语考试不及格就不能毕业，不能升学，这就迫使学生们不能不努力 学习日语。学校还规定，学生早晨到校要用日语向老师问安，下午离校时也 要用日语问安。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用这样的教育环境，使学生耳濡目染，在 不知不觉中便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日本帝国主义对已步入社会的成年人，也同样从语言入手进行奴化教 育。当时，伪满各类机关中的公文都使用日文，机关实际负责人也都是日本 人，他们都用日语分派工作任务。当职员的中国人听不懂日语，不会写日文， 就难于应付工作。为了保住饭碗，这些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学习日语。　　1936 年，伪满政府制定了“语学检定”制度，日语按不同程度分为四等： 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若检定合格，青年学生在毕业、就业方面给予优 待，公职人员则发给语学津贴，津贴也分四等，分别为 25 元、15 元、10 元、6 元。各等级津贴以三年为限，三年后，不能升等者则停发津贴。（二） 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心灵上腐蚀中国人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犯下的又一罪行。　　日本人有一种独特的信仰，认为冥冥之中有一个“天照大神”，他是日 本皇族的祖先，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一代天皇都是“现人神”， 即“天照大神”的化身；凡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为神。为了泯灭中国人的 民族意识，忘记自己的祖国，日本侵略者却硬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强加干中国 人民。　　1938 年秋，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的占领军——日本关东军第四课课长 片仓衷就不断地在伪满的大汉奸们当中鼓吹统一宗教的重要性，说：祭祀满 洲国所有人都崇敬的神，通过经常叩拜统一国民精神，这对满洲国是绝对必 要的；唤起敬神观念，使人们有所寄托，提高道义感，这种精神工作是应该 做的。日本侵略者尽管也意识到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会引起强烈反 对，但他们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 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就把这种“移植”工作付诸实行。　　1939 年初，伪满皇帝傅仪的御用挂①吉冈安直在溥仪的寝官对他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 同”。随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进一步向溥仪表示：日满亲善，精 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不久，新继任关东军司令 官兼日本驻“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通过吉冈安直向溥仪摊牌，说日本的 宗教就是满洲国的宗教，应当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力国 教。1940 年 5 月，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奉命“访问”日本，一是祝贺神武天皇纪元 2600 年大庆；二是迎接“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强加于人打扮 成“请求迎接”，还郑重其事地安排了一出闹剧：在会见日本于皇裕仁的时 候，溥仪拿出了吉冈安直事前为他写好的台词，照本宣科，说：为了体现“日 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 裕仁还故作勉为其难地回答说：“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然 后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向溥仪 讲解说这三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就是代表天照大神的“神器”，就是“祖 宗”。从此，“天照大神”便被定为“满洲国”的“建国原神”。溥仪回到东北后，在“帝宫”旁修建了“建国神庙”，供奉由日本捧回的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并成立祭祀府，任命桥虎之助为总裁。 此后，按照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溥仪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 和“满洲国”官员们都要前去祭祀。东北各地也按照规定建立这种神庙，各 机关学校也建立“神龛”，按时祭祀。全东北共建神庙 295 座，无论何人走 过神庙，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要治罪。为了强制人们敬奉“建国原 神”，日本侵略者还在《保安法》中增加一条：如有对建国神庙有不敬者， 判处一至七年徒刑。由于人们都厌恶这种“神庙”，不肯向它行札，因此， 凡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随后，日本侵略者又代溥仪写了一份《国本奠定诏书》，宣称“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神光庇荫下，在天①
“御用挂”的全称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关于这个名称爱新觉罗·溥仪曾作过解释，说这是一个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关东军好象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 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 线传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 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皇的保佑下建立、兴旺起来的，国民应与日本一德一心，永远奉祀天照大神， 祈求其保佑。这样，“满洲国”的国本就算是“奠定”了。　　在供奉“天照大神”的同时，日本人还有一套独特的“神道”理论。这 个理论的基本点，用日本神道学权威人士作的通俗比喻来说，就是日本的“神 道”好比一棵树的根，这棵树上的枝，就是各国的宗教。又比如说，日本的 “神道”是纯净的清水，而别国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回教、道教则是些 酱油、醋、酒之类的东西，都是发源于日本的“神道”。所谓“八纮一字”， 意思就是一切根源于日本这个祖宗。这实在是荒诞不经的谬论。　　1942 年，为纪念伪满“建国”十周年，日本侵略者为溥仪写了一道《建 国十周年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话：“我国自肇兴以来，历兹十载，仰赖天照大种之神麻， 天皇陛下之保佑，国本奠于惟神之道?? 明明之鉴如亲，穆穆之爱如子。 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后业，以尽报本之至诚??” 这些咬文嚼字的语言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亲邦”？“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几句大白话对他们作出了通俗明白的解释。他对伪“满洲国皇帝” 溥仪说：“没有日本，便不会有满洲国，所以应该把日本看作满洲国的父亲。 所以，满洲国就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应称亲邦”。咬 文嚼字说了半天，意思就是一个：溥仪是儿皇帝，东北是日本的殖民地、附 属国。此外，日本侵略者还为“满洲国”制定了一个《国民训》，共五条， 其中第一条便说：“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惟神之道，致崇敬于于照大神， 尽忠于皇帝陛下”。意思也是说东北的老祖宗是日本。日本侵略者制定这些文件，目的不仅是要溥仪承认自己是儿皇帝，更重要的是要我国东北人民承认日本是自己的主人，死心踏地的给他们当奴隶。 为此，他们规定：中、小学要设建国精神课，讲授“日满一德一心”、“日 本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大、中、小学生都必须背诵《国本奠定 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和《国民训》并进行考试，考试不及格者不能 升学、毕业。他们辽说：惟神之道不本的史学“权威”白鸟库吉，曾编写过 几本关于“满洲”历史地理的书，胡说东北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满、汉、 蒙三个民族争霸的地方。他的这一荒谬论点成为日本殖民主义者把东北从中 国分裂出去的主要根据之一。另一个史学“权威”天野仁则把东北说成是满 蒙人的住地，诬蔑汉族是“强入”者（即入侵者），胡说东北的历史就是满 蒙人驱逐汉族维护其“住地”的历史，由此推论，东北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 土，不过是被霸占了多年，被误认为是中国的领土罢了。现在“满洲国”成 立，与中国脱离关系，正是“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更荒谬的是他们竟胡说 什么东北原来就是日本的，在中国人尚未来到此地很早很早以前日本的神就 降临了。因为他对当地人有功，当地人感谢他，还为他建庙，这个神就是日 本天照大神的儿子“素盏鸣尊”。1940 年，日本煞有介事地专门派来一个以 侵华老手川岛浪速为团长的所谓学术调查团，到吉林一个庙作调查，说这个 庙的建筑方式和庙中所陈列的祭器，执事（金爪，斧钺，朝天镫）跟素盏鸣 尊所用的东西有相似的地方。由此下结论说，这个庙原来就是祭记素盏鸣尊 的庙，根据日本历史，某年某月，日本神素盏鸣尊降临此地，建立国家，这 个国家的成立是在这块土地上尚未存在过任何民族的时候。由此引申为日本侵略东北不是别的，而是日本人返回老家。 在把天照大神移置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编造历史，说天照大神在有人类历史以前就存在，她不但是日本的祖先，而且是全人类的祖先，当 然也就是满洲人的祖先。40 年代，日本侵略者制作了一个长达一米六七，宽 约一米的世界历史图表，上面用彩色绘成世界各国历史年表，排在最上面的 是日本，其次是埃及，再其次才是中国。这个捏造出来的历史图表在各地伪 满机关、学校，军营都有配挂，其含义不过是说中国无论在历史上文化上都 比日本人晚几辈。中国有句古话：“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讲得出不要脸的话！”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些作为，不仅暴露了他们的无耻荒唐，而且充分暴露了 他们侵略的野心。（四）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是以刺刀棍棒为后盾的，稍有异议就实行暴力镇压。 满洲国一成立就发出通令：不准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1932 年 3 月到 7 月，日本侵略者在全东北强行焚毁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 650 余万册。所有书店，凡有关内图书未支出焚毁者都要受到惩处，轻者查封书 店，重者被投入监狱。1932 年 10 月 20 日，伪满政府公布《出版法》，明确 规定：凡带有民族意识，共产主义内容的书籍报刊，一律禁止出版。与此相 反，日本的报纸、杂志、书籍却大量输入，充斥东北文化市场，极力宣扬、 鼓吹“日满一体”、“共存共荣”、“天皇至上”、“王道乐土”等殖民主 义思想。仅 1939 年一年内，日本进入东北文化市场的报纸就达 5494 余万份， 杂志 827 余万份，书籍 1440 余万册，这个数字是当年中国关内进入东北报纸的 10 倍，杂志的 4S7 倍，书籍数的 14 倍。　　日本侵略者的焚书、篡改历史、移植宗教、以及其它奴化宣传，组成了 一道“封锁墙”，使普通百姓听不到别的声音，知识分子看不到进步书籍。 可是，侵略者还是不放心，他们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中国人的一举一动。动辄 加上“思想犯”的罪名予以逮捕。上至伪满官吏、下到青年学生，言语稍有 不慎就有牢狱之灾。 年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连串镇压知识界 的惨案，其中较大的有：安东教育惨案，本溪思想犯案，吉林教育惨案，磐 石教育惨案，黑山师范中校事件等，在这几次事件中被捕的多达 500 余人。 最严重的一起是安东教育惨案，被捕教师达 300 余人，通化、安东一带的教 师几乎全部被抓走，中小学不能正常上课。他们望风捕影，随意捕人，刑讯 逼供，在知识界制造恐怖气氛，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丧失民族气节，接受奴化， 俯首贴耳地为他们效力。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沈阳文会中学的“一分钱运动” 案。1935 年 10 月，日伪对在沈阳与欧美各国有关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医生、 教师、学生、牧师等进行一次大搜捕，共抓了 200 多人。敌人首先审问文会 中学的钱福来，神学院学生张某，英美烟草公司职员陈守义。起因是钱福来 是文会中学的高材生，父子俩笃信基督教，由于家境贫寒，钱福来在校学习 难以为继，所以作为同乡的张某和陈守义就发起了一分钱运动，向社会呼吁 每人每天省下一分钱，帮助钱福来读书，有募捐册和启事，册子上详细记录 着捐款人的姓名，捐款的数字。日伪在大搜捕时发现了这个募捐册，便认为 这是共产党组织，对钱福来等三人酷刑逼供，第一次三人被灌凉水，继则用 木棒拷打。他们受不住酷刑就胡乱招供，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头子是牧师刘 国华，机关在小河沿，作礼拜是开会等。刘国华牧师也为此惨遭多种酷刑。　　沈阳女青会的张干事遭逮捕后，日寇审问她：“结婚没有？”她回答说没有。 鬼子追问说：“没结婚，怎么乳头这么大？”于是用刑时专打她的乳部。日 伪侮辱人格骇人听闻。除这些大的惨案外，伪满时期中国人因言语不慎往往 遭逮捕受迫害。1940 年，五常县国高农中班的学生于国珍和同学金玉珠闲谈 时说了一句：“日满亲善为什么事事都是日本人说的算呢？”不料被金告密， 于国珍被捕，先后有 20 多名学生被牵连，遭严刑拷打，于国珍的手指差点被 夹刑夹断。本溪小学教员王殿卿因其 6 岁小儿子在课本第一课“皇帝陛下” 旁边写了“大王八”三个字，被抓去严刑拷打。伪铁岭市市长徐渐九对供奉 “天照大神”发牢骚说：“是什么东西，把老张家的老祖宗硬教老李家供”。 结果被密探告发，以不敬罪被判七年徒刑。　　日伪统治东北 14 年间，为奴化东北人民可谓软硬兼施，费尽心机，卑鄙 无耻到了极点。又极尽血腥残暴之能事，然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日本侵略者极力实施的奴化教育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的罪状。中国人民是 不会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的，也决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巩艳王宜田）南京文物的劫难　　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东南文化名城。作为找国古都之一，经历代经营， 古迹名胜遍布紫金山麓，秦淮河畔，文化遗存比比皆是，史籍图册，藏量极 富。抗战爆发前，它又是我国文博图书、文化教育、科研事业的中心。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日本曾受到中国南京文化的深刻影响。据史 书记载，南京成为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后，南京和日本的交往就日益增多； 东晋时，日本多次派人来南京学习缝织技术，现在作为日本民族象证的和服， 在日语中又称”吴服”。日本许多古建筑，如最著名的古寺法隆寺，就是南 朝建筑艺术东传的结果，“梁式”风格的建筑如今已成为日本受保护的“文 化财”和“国宝”，日语中“南京”一语具有不同一般含义。《日本国语大 辞典》中的“南京”一词，除表示南京是中国城市外，还表示：中国人的别 称，从中国等外国来的物品，及稀罕珍奇之物。冠以”南京”词头的名称， 也是司空见惯。如“南京钱”（中国铜钱）、“南京京口”（中国方言或南 京方言）、“南京烧”（中国瓷器）、“南京米”（中国大米或印度大米）、 “南京锭”（洋锁）??　　然而，南京与日本的友好往来的历史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军国主 义者曾无耻又残暴地亵渎南京。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和侵占南京期间，无视 国际法规，在制造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同时，公然以轰炸、焚烧、 洗劫等野蛮手段摧残和毁灭中国文化，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造成巨大损 失。横遭劫洗的文物　　“同文同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字画古物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入侵中 国后，他们就疯狂地掠夺中国文物。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早在 侵占苏州时，让人搞到苏州占物字画的一览表，按图索骥，——抢走。到了 南京，日军在杀戮血洗南京时，又对南京文物进行一次大洗劫。当时在南京 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rnperley），于 1938年 3 月编著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揭露道：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抢劫，从城外抢到城里，从城内各角落抢 到难民区，凡日军所到之处，无地不抢，从 12 月上旬到翌年 2 月中旬，长达 两个月之久。“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占领的或未经占领的。大的小的， 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1938 年 2 月，国际救济委 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S·C·Snlvthe）主持历时 3 个月的 对南京灾情的调查，其调查结果表明，南京住户损失：52％由于纵火，33％ 为日军抢劫所致，而市区损失 63％由于抢劫，“值得注意的是，城内大部分 房屋，甚至在烧毁之前，已经被彻底地、有组织地搜掠了里面财物，而实际 幸存下来未毁的 11％，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士兵，遭到同样的洗劫”，“字画 及其他稍有价值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掠劫的对象”。在这大规模的洗劫活动中， 文化古物在劫难逃。　　中国难民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仇英的山水画，赵子昂的马， 董仲舒、陆润庠的字，岳飞的亲笔题字，钱南园的画，八大山人的字画，古 版《西厢》，古官宦的瓷器及历代的各种瓷瓶古物等，平常人不容易看到的 传世之宝，如今竟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日军进城后，见物就抢，不仅在占领区抢，还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 使馆区的“安全区”抢。安全区内一位美目侨民诉说，12 月 16 日，日本兵　　闯进在大门两侧挂有美国国旗的使馆进行抢劫，连中国外交官王正廷博士所 赠的雕刻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抢走了。使馆区外交官员将所见所闻的日军 在使馆区的暴行，逐一记录，向日本外交当局进行抗议，这些揭露日军暴行 的抗议材料，1939 年编印成《南京安全档案》，其中也有许多被日军抢劫中 国文物的记录：　　“第 87 件，12 月 20 日，阴阳营 47 号，一天内被日本兵洗劫 7 次，很 多文物全被抢走”。　　“第 166 件，12 月 27 日下午，三名日本兵闯入宁海路 33 号，??抢走 了贵重文物多件”。　　被劫公私文物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从下几例中 窥见一斑：　　南京库存国家古物原共 19580 箱，南京失陷前运出 16627 箱，留南京 2953 箱。后被日军劫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古物，由曾昭燏在南京傅 厚岗 34 号所保藏物品，计古物类 85 件又一箱，书籍类 55 件又 2 柜，书籍以 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贴和各种拓本为多，古物则有南京 刻石佛一尊（棲霞山齐塔内出之），山百赵城县佛寺壁画 4 块，乾隆五彩瓷 棲豆等 8 件，同治五彩瓷盖碗 20 件及古墨砚、对联、字画等，俱落入日军之 手。另有书籍 2 箱，运至越南海防市，因滇越路炸断，未能运入云南，1941 年日军进据越南时，也被劫走。①12 月 13 日，日军闯进宁海路 8 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抢去大批书籍、古物、字画。被劫图书共 1700 册，其中有湖北官书局版之十三经注疏， 毛边纸本王应麟玉海，古香斋本史记，汲古阁本汉书、后汉书，竹简斋本三 国志，扫叶山房本资冶通鉴正续编，金陵局刻文选，汉碑 30 种。古物玉器金 石约 50 余种，如星云镜 5 面，蟠螭镜 3 面，菱花镜 3 面，宋镜 4 面，玉质素 壁一具、玉璜玉珩 10 个，铜质汉印 3 方，铜质六朝印 5 方，铜质唐印 5 方， 石质虎符一个。铜器部分，凤纹尊 1 个，夔龙纹角尊 1 个，青铜剑一柄，青 铜戈 4 具，青铜带钩 2 具。另有存于南京阴阳营 23 号的该校古文字、经典、 器物等，计有殷墟龟甲兽文字 183 片，原为刘铁云藏物，极为珍贵，敦煌千 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壁画天女像一幅、缂丝山水一幅、大理石插屏、其他贝器、康熙瓷器、山水书画甚多，也为日军劫走。①
私家收藏被劫不可胜计。如陆禹云先生“半生喜著古钱，精鉴别，所藏 不下万金之价值。此钱在仓卒间未携出，悉被贼劫。”②大石坝街 50 号老中 医石筱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字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旱 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 7 万银元购买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绝，此次被日军劫 去名贵书籍 4 大箱、字画古玩 2000 余件。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其住宅内 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被倭寇焚窃。” 中国难民蒋公谷看到，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吻鸱”也被敌人拆去了。“吻 鸱”也叫“鸱尾”或“螭吻”，是安装在屋脊两端的建筑装饰物，是用来“禁 压火灾”的。这种装饰东晋时传入日本，日本人称之为“甍”。唐代鉴真和 尚东渡日本带去的那对鸱尾，现今还在奈良唐招提寺的正殿金堂屋脊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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