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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那些事儿——这么多大医院还看不上病？
第1页:为什么医生不能多出几天门诊？
第2页:为什么实习医生也来给我看病？
第3页:我给医院交了那么多钱都去哪儿了？
医院管理体系解读--诊疗体系那些事儿
　　特约嘉宾：赵平 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盘仲莹 和睦家医院院长
　　嘉宾主持：赵红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主编
　　主持人：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期医患关系的访谈。我们本期主题是“医院管理那些事儿”，为大家请到三位嘉宾，分别是：
　　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现在兼任社会职务，包括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分会主任委员，赵平先生。
　　第二位：盘仲莹女士，她是和睦家医院的院长，大家非常了解了。
　　第三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媒体朋友，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主编赵红女士。
　　首先请三位跟我们网友打一个招呼。
　　赵平：你们好，各位网友。
　　盘仲莹：大家好。
　　赵红：各位网友好。
国外一个病床十个人管，北京一个病床两个人管，中国的病人凭什么满意？
　　主持人：今天请到三位是在医院管理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三位嘉宾，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其实在多个城市，也在多个级别医院爆发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有一些激烈的冲突的事件。
　　今天的访谈，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专业人员跟患者的这些交流当中，了解一下我们的医院管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首先希望两位嘉宾既然是医院管理的专家，平时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各自所在医院，大概是什么样的规模？我们先请赵院长吧？
　　赵平：各位网友你们好，我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我们这家医院在1958年建立的，建院的时候床位不到200张，到1983年迁到现在这个地址，就是左安门附近，现在床位1198张床位，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的床位只有500多张，不到600张。因此，我们面临着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建院不到200张，第二个阶段就是1983，发展到600张。到现在来讲发展到将近1200张床位，这个医院是集医疗、研究、教学、和现场，也就是说癌症的高发现场，四位一体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在国内是一流的肿瘤医院，也就是说是国家标志性的肿瘤中心。最近国家癌症中心也获得了正式的批准，我们也是亚洲最好的肿瘤医院。因此，我也有幸担任亚洲国家癌症中心联盟的秘书长。谢谢。
　　主持人：赵院长，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床位数大概一千多张，我们在是亚洲最大的肿瘤医院，很多患者到我们肿瘤医院就诊。为了服务这些患者，我们医务人员有多少？
　　赵平：建院时候很小，1983年六百张床位的时候我们是1457名员工。到了上个世纪末，也就是现在正式编制一直没有改，从1983年到现在20年间，这个编制只增加了一百个人，也就是1587个名额。医院不仅有医、护、技，还包括党政后勤。
　　主持人：我们都了解和睦家医院是私立的，请问盘院长，目前和睦家医院的规模如何？
　　盘仲莹：北京和睦家医院是1997年开业的，我们刚刚开业的时候床位只有20张床，到今年的年初我们经过扩建以后，我们就现在总的床位达到120张，不光有妇产科、内科、儿科、口腔科等等其他科室，同时也建立了肿瘤门诊放化疗中心，把国外的一些常规都有的医疗的服务的模式，可能在中国现在没有普及开来的一些模式引入到中国。比如最早的推出家庭式的生育分娩的模式，包括全科医生服务模式，现在也在推进肿瘤门诊放化疗的治疗。希望能够给我们国内的这些病人带来不同的选择，把医学和服务结合在一起。
　　主持人：现在和睦家医院我们员工大概有多少？
　　盘仲莹：因为北京和睦家医院的特点，不光是承担北京一家和睦家医院的本身的运转。同时也承担着整个和睦家医疗集团在全国各地发展。比如天津和睦家医院下个月就要开业，所以有很多的人员其实从北京抽调过去做支持，这样保证新开的医疗机构不走样，不会变味，还是原汁原味的。所以我们有一个人才储备和培训的任务，因此，可能我的人员数听起来跟赵院长比，就会要大得多。120张床位的医院员工数达到700多人，其中医护人员将近一半，一百多名全职医生，两百多名护士，两个护士服务一个床。可能在公立医院不可以想象的，至少是一个护士要对多个床。
　　赵平：刚才盘院长讲得非常重要，在美国的话，一个床位它的工作人员一般是在十个左右，在英国大概八个左右。像中国这个体制下，像协和的话，一个床位可以达到三个到四个，北京市标准一个床位有两个人左右。像我们这个医院一个床不到一个半人。它的服务质量，服务品质跟这个编制数是有重要关系的。老百姓有的不满意，实际上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我们一会儿会继续探讨，刚刚赵院长说到床位与医疗服务人员的对比，很多老百姓可能都有体会，为什么一个病房只有几个护士来回转，可能没有具体到一个护士或者一个医生在管我这个人。刚刚谈到这个人数，其实整个医院的包括辅助科室包括医生、护士，还有刚刚赵院长提到护理的护工这一类人。刚刚听两位院长介绍本身医院的情况，下面也想请赵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经常老百姓会听到说这个医院是三甲，还是二甲，还是社区，我们中国在这个医院的划分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尤其硬件上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指标？
　　赵红：还是赵院长这边比较权威，中国的医院到目前来讲，还是分为三级，一级、二级、三级。大家最信赖的、全国人民到处在寻找的，当他遇到疑难杂症寻求的还是顶级三甲医院诊疗，目前看病难，很多人说目前看病难是大医院看病难，到二级三级、县级医院他们病床使用严重不足。目前医改希望用一些支付体系的调整，或者对县级医院，或者二级医院的支持，让他们强大起来，减缓大医院看病的难度。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医改的方向。
大医院医生10%时间在出门诊，其他的时间他们做什么去了？
　　主持人：尤其赵院长和盘院长谈到医护人员和病床比例问题，经常老百姓看病的时候，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科室这么多专家，但是今天只有这几个专家出诊，这几个专家出诊好多人不是一天，只有半天，现在医生出诊时间怎么样来界定的？赵院长先给介绍一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我们是怎么样安排这个医生本身他的出诊时间和其他工作时间的安排的。
　　赵平：从医院总体工作量来讲10%工作量在门诊，90%工作量都在病房。因此，从人员的安排上来讲，大概只有10%左右，各个医院不一样。安排在门诊。我把我的10%的部队安排在门诊，为什么呢？因为病房是解决疾病主要地方，因为你做了手术不可能让病人回家。在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我要两头都顾着的话，我不可能派很多的专职医生长期留在门诊，这个也是不现实的。为什么我们专家一个星期只有两次或者三次门诊呢？因为他们还要做手术，他们还要去管病人，还要处理手术以后的病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工作，科研、教学甚至援外，援疆，这些工作都要做。因此，不可能一个星期，如果按照十个半天，全都在门诊工作。
　　主持人：现在大致10%的比例也是我们经过一些之前的很长时间的摸索，我们觉得10%的比例是适应目前这个医院的。
　　赵平：对于我们医院来讲，我们人员安排基本在10%左右。但是如果对于小的医院，比如对于门诊部来讲，基本上没有住院，所有的大夫都在门诊。如果当初20张床的时候，他们的门诊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考虑到科室不同，还有本身医院设置不同的情况。
　　赵平：还有专业的不同，比如皮肤科，一般治疗当中没有什么风险，病人治疗之后可以回家。但是你做完手术不能让人家出院，腿断了不能让人家出院，只有留在医院，留在医院比较复杂，比较重，比较危险的，或者需要观察的。
　　主持人：现在的人员安排，尤其门诊这一块怎么做的？
　　盘仲莹：和睦家医院的模式还是以病人为中心，我们最大的病人的可能就像刚刚赵院长讲的，先要看一下疾病谱，都是常见病，多发病，这样的状况病人更多的要得到关于疾病的知识和宣传的教育，包括一个连续的跟踪的情况。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我们大致是希望医生每半个小时看一个病人。当然可能有的时候病人的疾病程度稍微轻一点时间可以短一点，有的稍微情况严重点，复杂点，还要别的化验结果，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我们所有病人都是预约就诊的，基本上每半个小时约一个病人，所以医生在门诊的时间，应该是比较多。如果从医生的小时数来分布的话，现在大概至少一半在门诊、一半在住院。因为我们现在住院、手术，包括ICU重症监护也上来了。但是基本上分成两组医生，如果他是负责手术的，重症监护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手术室和病房。赵院长说得也很对，即便是这样，这些医生同时有一部分时间在门诊，手术后的病人需要到门诊去复诊，这样才能保持医疗的连续性。
　　主持人：作为和睦家来讲，现在治疗都是预约制，但是公立医院这种预约制并不是实施得很好，尤其预约了号但是不去的患者也是很多的。和睦家医院怎么考虑这样的问题，患者和医生诚信的问题，怎么样达到比较协调的状态？
　　盘仲莹：预约制可以说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一个做法，预约制的前提就是就医的实名制，我必须要保证来预约的这个人，他确实是来看病的这个病人，他的身份是得到明确确定的。如果他预约的时候，他不能来，或者他由于某些原因发生了变化，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有效的调剂给其他的病人，尽量的减少资源的浪费。同时我们如果发现有些病人，他多次的预约，违反预约的规定，我们是要对他进行一定的约束。所以这个可能在目前的公立医院状态下很难做到的这一点，我们也发现比如我们有些病人，可能更多的强调说我的方便，我这个时间不能来，但是我们同时要告诉病人，如果这个游戏规则你不遵守，他不遵守，那么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你要是预约了，你占了这个时间，你不来，他也不来，最后医院预约制就没有办法推行，预约制最大的好处，是有效的利用医生的时间，我知道明天大概有多少病人来，提前知道这个病人的情况，是新病人，还是老病人，他之前的健康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所以我们觉得预约制的就医、就诊，与人与己都很方便。有的病人比如他来得早了，大概知道我是在什么时间段，即便有的时候稍微有一些拖延，我也知道拖延的时间我能等待的大概的时间的范围，有预期。
(责任编辑：王乐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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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某“三甲”医院人员编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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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来源: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导读]2009年，面对同样是发于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胁，我们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考卷？
编者按:引起全球恐慌的甲型H1N1病毒，终于侵入中国内地。6年前的SARS，让毫无准备的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2009年，面对同样是发于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胁，我们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考卷？且看《中国新闻周刊》为我们做出的一个调查。
引起全球恐慌的甲型H1N1病毒，终于侵入中国内地。
它附着在中国籍乘客&包某某&体内，搭载从东京飞来的航班，来到了北京。此后，川航3U8882又将其带到1700公里之外的成都。
日中午12时，中国卫生部确认：包某某感染了甲型H1N1病毒。
预演变成了现实。此前，在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以及诸多医疗单位如临大敌，针对处理此次流感疫情的演习频繁进行。这是继SARS之后，中国卫生体系面临的最大考验&&包括防、控，以及敏感的信息公开。
6年前的SARS，让毫无准备的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2009年，面对同样是发于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胁，我们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考卷？
中国内地初疫
在H1N1病毒抵达成都的48个小时里，因为病毒而隔离的人群已经从航班人员蔓延到了出租车司机和医护人员，而接下来，还将扩散向何处？
文/张蕾 霍潺(发自成都)
5月10日13：17分，川航3U8882航班在得到塔楼的确认后，缓缓靠向舷桥。这架从北京驶来的航班，刚刚完成了2小时27分钟的空中飞行。
坐在20D座位的乘客包晓同(化名)，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盼望着快点见到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的未婚妻。包是密苏里大学地质系的在读博士，这次回国准备结婚。
对于这位5月7日起就从美国圣路易斯机场出发、经过3次转机终于返回家乡的旅客来说，回家的路从来没这么长过。
&他已经在空中辗转了38个小时。
但情况有些不对劲，除了咳嗽和咽痛，包晓同还感觉到一阵阵发热。48小时后，他被确诊为中国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于是，这个留学生回家的路越发显得漫长和不确定，在和女友短暂的见面后，他们又不得不再度分开&&分别接受甲型H1N1流感的医学观察。
一时间，和包晓同一同乘坐这架空客A320的150名乘客和10位机组人员，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截至目前，飞机上除有2人联系不上外，其余人员已经实施了医学观察，而病毒下一步可能的扩散尚不确定。
疑似，体温38度
包晓同是自己打车去的医院。在成都的医院就诊后被隔离观察。他事后透露，在从美国飞日本的航班上，他已经出现咽痛；从北京到成都时已经&自觉发热，体温不确定，伴有咽痛、轻微头痛、咳嗽、鼻塞和极少量流涕&。
下飞机时，包晓同终于决定：去医院，目的地是四川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虽然身体有些不适，但回家的心情还是不错。当天成都市出租车行业展开汶川地震一周年爱心募捐活动，包晓同在出租车上还特意捐献了一块钱。
之后，正是依据募捐的小票，疾控部门才找到了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并将其隔离。
下午3时许，包晓同在父亲、女友的陪同下来到省医院急救中心，第一个和他接触的医护人员是分诊台值班护士王林。
包晓同自述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一听是从美国回来的，护士王林立刻警惕起来，她马上向值班护士长做了汇报，&他一开始说从北京回来，最后一问才说从美国回来。&
体温测量为38℃。
包晓同给护士解释，在美国的室友就有发烧的症状，但后来确诊，已经排除了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可能。
医院方却不这么看，四川省人民医院经过会诊，诊断包晓同&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紧接着，包晓同的病样被分别送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和省疾控中心，经过两次复核检测，结果均为弱阳性。
晚上8点，医院突然召集住在三病区5楼的病人召开紧急会议，动员病人搬到其他住院楼，为的就是给甲型H1N1流感患者腾出床位。不到一小时，整个楼层的病人已经全部搬离，院方再次对病区进行了消毒。期间，与包晓同接触的15名医务人员也得到隔离。
11日凌晨2点左右，四川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包晓同为中国内地第一例疑似病例。
到了中午，包晓同被最终确诊。
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包晓同就像一粒石子，搅动了全国各级疾控体系。10日晚，突发预案中编配好的应急小分队都在自己的辖区行动起来；北京市的手机用户陆续收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群发的短信，而北京电视台的卫视、财经、影视、青少、科教和文艺等频道则全天候滚动字幕??凡此种种，目的都指向一个：寻找NW029和3U8882航班上的483个旅客。
隔离，一个人的住院部
临近5月12日，整个四川都倾注于大地震的祭奠。但包晓同的到来，似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切。
一时间，全国的感染病专家汇集成都。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兴旺便是其中之一。
李兴旺承认，即使在患者还没有表现出症状的时候，他身上所携带的病毒也已经具备了传播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即使包晓同在东京飞北京的航班上没有明显的流感症状，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整个航程都具备传染的可能性，所以都要隔离、观察，如果没有，当然最好。&
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数据能够给人们最焦虑的问题一个解答：与包晓同在同飞机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一同待了两三个小时乃至更长时间的乘客们，到底有多大可能性被传染？
在国内转机时填写的健康申明卡上，包晓同并没有留下任何引起检疫工作人员注意的信息。根据航行记录，飞行过程中，未发现呕吐、腹泻、发热、寒战症状的旅客。与此相匹配的，包晓同在两次通过机场的检疫通道时，体温检测的报警声音也没有响起。人们事后翻看当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步伐敏捷，精神状态正常，没有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饭卡&是包晓同在圣路易斯居住地的室友。他对于包晓同这次的经历很关心，因为就在包晓同回国前，&饭卡&曾出现过感冒发烧的症状，那时他就担心自己患了甲型H1N1流感。
不过，让他宽慰的是，验血结果证明是普通感冒。
5天后，&饭卡&的症状完全消失，而办法仅仅是休息，以及护士给的一片退烧药。&饭卡&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感冒&跟包晓同的甲型H1N1病毒，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包晓同确诊当天，在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徐小元表示，包晓同患病的原因，尚还无法断定：&他和这个室友(非居住在同一个房间)在感冒期间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近距离谈话，没有采取过防护措施。他在这段时间也去过当地的超市等地方。&
而来自外界的担心却越来越多。
那架空客A320共有30排，每排有6个座位。病毒携带者位于飞机的中后部，究竟哪些人最具危险？就在包晓同被确认之后的12小时，已经有传言说，包晓同的前排乘客也已经成为疑似病人。
这个消息如今尚未得到疾控部门的确认，但它在民间已经插上了扩散的翅膀。
成都人向来遇事不在乎，但这一次市民们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些防范意识。毗邻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是省博物馆新址，5月9日这里正式开放以来，一直有很多参观者，没有受到省医院和甲型流感患者来袭的影响。但有些人还是比较防范，他们并不直接在省医院下车，而是故意多坐一站地，然后再往回走一段才到博物馆。
与患者包晓同先后同乘两个航班的密切接触者，共计383人，已进入北京、四川等21个省市。11日，北京147名密切接触者已找到121人；四川150名密切接触者已隔离114人；辽宁11名密切接触者中已有10人进行医学观察；广西1名密切接触者已追踪到位；河南11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找到并隔离观察??其他省份也在紧急联系同机乘客。
&我们到现在也很难回答到底有多少人会被感染。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取决于在飞行过程中，他(患者)排的病毒的量；第二取决于他是否加强自我保护了，比如他打喷嚏了，捂住鼻子了，把垃圾纸也放到袋子里了，相对来说这就可以减少在密闭空间里病毒的数量；还有就是每一个跟他在一块儿的人，自身的抵抗力怎么样。&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金荣华说。
机场的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卡的填写，是目前我国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第一道关卡，对于输入型传染病而言，尤其要仰仗这首道关卡。然而，病毒的潜伏期使得包晓同并没有在这道关键的程序中被筛查出来，因此防控手段的多样化也成为包晓同这个确诊案例引发的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体温是不是唯一的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可以用于早期检测的方法。
&我们研制了一个检测上呼吸道炎症的红外仪器，只需几秒钟就能够发现上呼吸道的炎症。在发烧之前，这个办法可以发现早期的病情。&钟南山透露。
5月10日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院又扩大了隔离的范围，紧急腾空了包晓同所在的整个住院楼。200多名住院患者被转移到其他病区，整个5层住院楼，仅剩下包晓同一个人。
自从隔离之初，包晓同就不止一次提出过回家的要求，急救中心甚至为此专门派出护卫坚守在发热病房门口。
直到后来，病情有所好转，包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并与外界有了通话。他还向媒体透露&计划结婚后去青海&。
但谁也说不清，他身上携带的病毒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
大敌当前：北京地坛医院&演习&全记录
地坛医院&&中国医疗设施最先进的传染病医院之一，一场收治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人的演练正在进行。分诊台的医生用小密封塑料袋装着手机接听电话；清洁工们把平时的一次性口罩换成了专业防护口罩；熟人见面，握手前先喷上干洗手液&&
文 / 李赫然 张蕾
刺耳的笛声越来越大，一辆载有甲型H1N1流感疑似患者的120救护车，驶进了北京市地坛医院南门。
时间，日下午4点30。两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迅速上前，和120上的大夫进行交接。不到一分钟，&北京市急救中心与医院交接记录单(试用)&填写完毕。随后，病人被领入住院部大厅，由同样身着全套防护服的医生引入&流感专用电梯&，直达六楼。
被电梯甩在身后的，是众多媒体记者和卫生部门的官员们。一切流程几乎不用语言交流&&医护人员们带着口罩发出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嘈杂的环境里。
这一幕并不是真实的病例处理，而是一次演练。此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发现甲型H1N1流感的疑似感染者。
为流感的大面积爆发做准备，中国内地已确定定点医院545家，急救中心(站)207家。不仅是北京，包括四川、山西、云南、江西、广西、重庆、青海在内的多个省区都已进行了针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应急演练。
打一场有准备的战斗，中国拉开了和病毒抗争的架势。
从&遭遇战&到&阻击战&
时间，5月7日下午2：00。来地坛医院探视患者的人都能发现空气中的异样。住院部门口的保安开始拦截并询问每一个进大楼的人，南口的电梯两边多了全身裹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两部电梯已经挂上了&流感专用电梯&的牌子，亮着灯、开着门一直等候在一层。
分诊台的医生用小密封塑料袋装着手机接听电话；清洁工们把平时的一次性口罩换成了专业防护口罩；发热筛查门诊透明的玻璃房子里，一个女孩戴着口罩背着大大小小3个行李包，跟着一位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走了出来。外面等候的人远远地递上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女孩的病历。
时间接近下午4点，住院部南口处开始聚集起了媒体和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为这次演习做准备。熟人见面，握手前先喷上干洗手液。
紧张的气氛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6年前也是这个春夏交接的季节，SARS的肆虐让人至今仍心有余悸。
作为一家有60年历史的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是抗击SARS的主力军，从日开始，历时143天，共收治非典患者(包括疑似患者)329人。
&2003年是打了一个无思想准备、无物质准备的遭遇战，在整个诊断治疗上是一边做一边摸索。&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回忆道。
地坛医院转移出了全院的病人，腾出了所有的病房迎战SARS。在那段时间里，地坛医院成为了SARS的最亲密接触者，有些市民不愿意让在地坛医院工作的邻居回家，有些幼儿园不让在地坛医院工作的家长接送，甚至相邻的地坛公园都少有游客&&好像医院周围的空气都漂浮着致命病毒。
这一次同样。虽然是演习，人们仍然心存芥蒂。电梯里，几个扛摄像机的记者下意识地和穿隔离服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保持着距离。
迁址应对输入型传染
&病人到了，开门。&接诊护士通过门进系统对讲后，把&病人&带进了感染二科的第二病区。经过一条洒满阳光的外走廊，进入一间单人隔离病房。
&这是单人隔离负压病房，回风比送风大，造成负压环境。&副院长李秀兰介绍。这种负压不会造成病毒向外扩散。
这样一间单人病房的造价约30万，6年前的地坛医院还没有这样消毒条件的病房。现在呼吸病房楼可以开放的298张床位都是负压病房，如果流感扩散严重，还可以将另外300张床变为隔离病房，总共开放救治能力是600张床。
目前开通的感染二科94张床，分三个病区，最受关注的收治医学观察病例的是第一病区。
&这些病床是在5月2日凌晨接到通知后两个小时内准备完毕的。&感染二科主治医师徐艳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我们病房是满床，需要尽快把现有病人转移到别的病区。&
这种速度非常必要&&当天凌晨3点多，已经有墨西哥AM098航班的第一批需要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病例入住地坛医院。
当然，快速也并非偶然。地坛医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为收治甲型H1N1流感的定点医院，&实际上4月26日就开始准备了，我们一直注意国际上的疾病传播的趋势和流行态势，一旦有，自己先做起来。&院长毛羽说。这也是SARS后地坛医院吸取的经验。
甲型H1N1流感病毒对中国来讲，其特点是输入型传染。因此演练中的&病人&扮演的也是一名韩国人，名叫朴英健，5月2日由韩国飞抵北京，7日因发烧就诊民航医院，确诊为H1N1核酸阳性后(医生解释：考虑到患者虽然初步诊断是H1N1核酸阳性，根据临床表现，不能除外患者有化脓性扁桃体炎)，转到了地坛医院。
&下飞机就来了的(病例)，我们这里屡见不鲜。&毛羽说。只要检验检疫局发现发烧超过37.5℃，就送到地坛医院进行筛查。
巧合的是，2008年9月地坛医院搬迁到机场高速边的新址，缩短了从机场到医院之间的距离，正好适合防治输入型传染病。
六年后的&凤凰涅&
时间，下午4点38。演练的病人朴英健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了隔离服，接诊他的医生李鑫从另一扇门进了病房。医生进门前经过了一个小的独立消毒的空间，这对于保障医务人员不被感染至关重要，因为外面就是他们活动的内走廊。不同于病人经过的外走廊，内走廊是干净的、清洁的。
和5月2日以来他收治的所有病例程序一样，李鑫开始在病床前问诊。为了和病人沟通，裹在严实的口罩后面的他尽力咬字吐声，粗粗的喘气的声音很沉闷，嘴里的热气模糊了护目镜。
穿着一身白色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李鑫的形象和无数影像中展现出的SARS医生形象一模一样。
2003年，李鑫刚从医学院毕业两年。现在他还记得，那年4月30日，他给父母打的一个电话，听到父母的声音他眼泪就流了下来。次日，李鑫进入SARS病房，一直坚持到8月19日。
&流眼泪并不代表我害怕。我只是觉得父母供了我这么多年书，还没来得及尽孝，万一感染就可能离开他们了。只是这么一点伤心。&李鑫说。在他之前，地坛医院已经有4位护士感染了非典病毒。
这次作为第一批进入病房治疗流感病例的医生，李鑫觉得心态成熟了很多，&SARS很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这次我们有了准备。&
医学界普遍认为：SARS的防控难根源就在于最初对于病原体是什么都弄不清。而此次流感病毒不同，&我们对季节性流感的防控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对它的防控显得比在SARS初期的时候要清楚得多。&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院长助理金荣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虽然甲型H1N1病毒是有其特殊性的，&但基本规律我们是掌握的。这次是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的一次突发事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称。
2003年之前，曾经盛传地坛医院将与佑安医院合并。但如今地坛医院不仅搬迁新址，在硬件、软件方面都有发展。有人说是SARS救了地坛医院。毛羽则将之戏称为凤凰涅。
同为传染病医院的佑安医院也在2003年之后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扩建门诊大楼和呼吸病房大楼的资金投入就有约4亿元。
演练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第一例确诊病例包某某从美国飞抵北京机场，这位患者携带着甲型H1N1病毒，与机场一名检查护照的工作人员接触约30秒钟。11日凌晨1点50，这名工作人员因为&有低热，一些轻微的上感症状&被送往地坛医院，截至本文发稿时，尚未确诊。 ★
一个身处风暴眼的国度，一架执行特殊使命的客机，决定了一群乘机人的不平凡命运。
当中国在神秘病毒面前不再手足无措，取而代之的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紧张。不管是否情愿，身处前沿的人们必须被这种强大的紧张氛围驱使，并过上一段迥异于常的生活
本刊记者/陈晓舒
文/王婧(发自上海、广州)
不以为意的重灾区和一架高度警戒的B-777
5月1日这天，魏晨曦和宋毅聊天&&她们都是复旦大学派到墨西哥的2006级交流生&&沮丧地说着自己买的回国航班被取消了。在此之前两天，各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包括魏晨曦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打算提前回国&&不是担心流感肆虐，而是觉得呆着无聊。
宋毅并不急着回去，她很早就预订了6月8日回国的机票，并计划先到首都墨西哥城去游玩几天，领略一下这座超大城市的特有风情。
流感病毒刚开始蔓延的日子，宋毅上网聊天，国内朋友纷纷提醒她：&在墨西哥要当心。&她感到莫名其妙，问自己的墨西哥籍室友：&我的中国朋友说这里在流行&猪流感&，很严重么？&室友轻描淡写地说，最近确实有流感，但没什么。
宋毅自己也没太在意，倒是远隔重洋的家人急得要命，不断打电话催促她回国。
4月26日，墨西哥卫生部公布，全国已有103人死于确诊或疑似&猪流感&(后被世卫组织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正是在这一天，成都海外旅游公司的导游王帅带着22个中国旅客进入墨西哥城，开始为期十天的墨西哥古巴之旅。在机场，王帅发现身边的外国人全都戴着口罩，他们也从旅行包里翻出备用的口罩&&这是出发前的唯一准备；进到市区，商店大多正常营业，只是马路上车辆稀少，显得很冷清。这一天，墨西哥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一天以后，墨西哥卫生部发布的死亡数字升为152人，当日，该国还发生了里氏5.6级地震，宋毅家人的担忧迅速加剧。
宋毅所在的瓜达拉哈拉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四季如春，到了4月底，街道上戴口罩的人依然不是很多。
5月4日，宋毅从魏晨曦那得知，中国马上要派来一架包机。她意识到，这也许是回到中国的唯一机会，她决定改签机票，在蒂华纳与魏晨曦一起搭乘包机。出发前，墨西哥朋友还劝她：&别回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离开蒙特雷理工学院的时候，宋毅感觉校园里跟往常一样平静，各国学生们坐在学校草地上看书，或晒着太阳。
此刻的万里高空上，一架南航波音777-200客机正飞往墨西哥，走过学校草地的宋毅当然还无法知晓，客机上有着怎样的类似临战的紧张气氛。
客机上的机组是个临时团队，但阵容堪称豪华。首席机长由南航飞行部副总经理王世山担任，而南航客舱部副总经理徐娟娟&亲自挂帅&，担任乘务长，4名机长，3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以及12名乘务人员，王世山说这个属于&2套加强机组&。机组人员的选拔标准首先是政治素质过硬，徐娟娟更是把自己的团队称为&党员乘务组&。
随机人员还包括了上海临床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教授和一名航医。卢洪洲对宽敞的机舱进行了划分，头等舱为清洁区，经济舱为缓冲区，经济舱最后三排为相对隔离区。
机组不准备在墨西哥进行航油之外的任何补给，配备了充足的餐食和饮用水，以及达菲胶囊、N95口罩、一次性标准外科口罩、连体防护服、防护眼罩、免洗手消毒液、一次性医疗污物袋、含氯泡腾片、水银温度计、红外体温计&&
机组人员也有一些有趣的自带品&&王世山带了一公斤新鲜大蒜，他说这是多年的习惯；刘建机长带的是板蓝根；副驾驶麦仲霖带的是妻子自制的两大瓶中药。
王世山坦言，尽管准备还算充分，启程前后依旧内心忐忑，他担心疫情的传播，相比之下&责任考虑得更多一些&，这方面的压力也更大。对于这个临时团队而言，全然陌生的航程和高原机场，也是一个挑战。
2000年6月至今，南航四次派出波音777包机执行特殊任务，前往所罗门群岛(先后两次)、赤道几内亚和泰国，接回安全受到威胁的中国公民或侨民。但这一次的任务，无疑更加艰难而特殊。
被不断改变的行程
4月28日，王帅带着旅游团按原定行程飞往梅里达。那里尚未发现确诊病例，情况比墨西哥城好许多，街上戴口罩的人也非常少。当时尚无一例疑似病例的中国，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却已爆发，公司副总王涛不断打电话&骚扰&王帅：&游客情绪怎样？&
虽远在异国，游客们还是从国内各种渠道了解了疫情的严重，情绪倒真的波动起来。有8位游客希望马上回国，其他人则要求继续旅行。这让王帅很为难：按规定，这样的组团出境游必须团进团出，不许分团。
好在他们也没僵持太久，4月29日，王帅接到通知：国家旅游局要求他们整团撤离墨西哥。于是全团23人的机票改签到5月1日，直飞上海。
还没来得及飞往墨西哥城等候回国的航班，又一个通知就泼下了冷水：中国民航总局取消了墨航飞上海的航班。
5月1日，魏晨曦拿着登机牌过安检的时候，才被工作人员告知航班取消。留在机场等消息期间，她上网搜索甲型H1N1流感，才知道4月28日一班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有一名确诊患者。随后她获悉，中国会派包机接回在墨华人。
魏晨曦联系驻墨大使馆，包机的消息被确认，但没有具体时刻表。
墨西哥城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变得人心惶惶，魏晨曦也有点害怕，转飞到较为安全的蒂华纳继续等消息。
王帅的团队被迫在墨西哥城留宿一夜，游客们渐渐焦躁起来，在他们的要求下，王帅带着大家赶到200公里外的银城，这里的疫情较轻，为避免被传染，23人主要在室外逗留。
关于包机的消息几经反复，先是说要安排东航包机，后来改为南航，接着说是要晚一天到，随后又有过&南航包机也取消了&的说法。对所有辗转数日等候包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就在王涛在国内为23人团队办好了转飞东京的一切手续后，他又得到了南航包机即将出发的消息。经与旅客们协商，他们愿意改签，只希望更简单地回到国内。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24小时的机上时间，以及168小时的医学隔离。
CZ0998接近墨西哥城的时候，徐娟娟要求在每个座椅后放置好特制的垃圾袋，连耳机都预先插好，为的是尽量减少与旅客的接触机会。她们还把许多小国旗插在客舱里。
&&长长松了一口气&
5月4日，宋毅赶到蒂华纳机场和魏晨曦汇合。候机室里有20多个等候中国包机的华人，个个神情严肃。
候机室里没有人戴口罩。在这里，让人焦虑的并不是病毒的传播，而是飞机何时到达。因为蒂华纳的大雾天气，包机不得不降落在就近的洛杉矶。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航程。
终于等到包机了。宋毅听领事馆官员的要求，戴上口罩。每个人在登机前签署了一份《告知书》，上面写明搭乘包机的旅客到达上海应当配合接受七天的医学观察。
通过红外测温仪的第一道关口，遇到的是机舱门口迎接的空姐，她们戴着口罩和手套，努力在眼角流露出笑意。宋毅收到一盒&达菲&、一面小国旗、一个N95口罩和一瓶免洗洗手液，换上新口罩才能登机。
与以往的任何一次登机经历完全不同，这一次，宋毅感觉自己像是在进入一个无菌实验室。
机舱很大，乘客并不多，他们被安排间隔着就坐，每一排只坐三个人。
&有点着急，但并不恐慌。&这是王世山对他的这批特殊乘客的第一印象。怀有4个多月身孕的董女士倒是比较紧张，一直担心孩子会受到病毒的感染。
坐定之后，包机并不忙着起飞，卢洪洲教授又向在蒂华纳登机的旅客简单介绍了防护知识，播放了随机携带的防疫宣传片。
宋毅听得并不仔细，她在机场熬了一天，已经昏昏欲睡。醒来的时候，看见桌上多了一个苹果。
客舱内人员需要全程戴口罩。当然，绝对的隔绝难以实现，毕竟人们要摘下口罩吃东西。机组吃完饭，徐娟娟就会提醒：&快快快，把口罩戴上，有传染病！&
13小时的飞行，两餐都是广式点心，戴着口罩、手套的空姐每隔一个人分发一份，宋毅吃饭时，边上的两人不能解开口罩，就这样轮流进餐。
几天的折腾让人心力交瘁，机舱内交谈的人很少，许多人一路睡到了上海。偶尔有人睡觉时觉得憋闷，把鼻孔露在口罩外面，乘务员赶紧过去纠正。&乘客们都很配合，这让我很欣慰。&徐娟娟说，去程的时候，她还在担心会有乘客拒绝全程戴口罩。
航程中一共测了四次体温，这不包括下飞机前的那一次。北京时间5月6日16时32分，南航包机停在了上海浦东机场的远机位。飞机停稳后，上海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穿着雪白的联体隔离衣出现在机舱里，他们拿着红外测温仪给每个旅客量体温，收回了他们在机上填写的《健康申报卡》。
一切检查完毕，旅客每8人一组下飞机。第一个离开飞机的男乘客戴着口罩，墨西哥草帽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一出机舱就张开双臂，蹦跳着走下舷梯。
被问及抵达上海的感受，王世山和徐娟娟的回答非常一致：长长松了一口气。
来接机的王涛被隔在警戒线外，只能与王帅电话问候。宋毅坐上大巴，隔着车窗看着远处迎接他们的人群。离得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摄影，一个扛摄像机的人站在了警戒线以内，穿着连体防护服。
这种被关注的场面是宋毅没有想到的，魏晨曦甚至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大巴在浦东机场边上的三甲港一家酒店停下，三层楼高的酒店门口大横幅张贴着&欢迎您回到祖国怀抱&。
&宅男宅女&
在那间与世隔绝的宾馆里，包机乘客成了一群标准的&宅男宅女&，一天测两次体温，还会见到送餐和打扫卫生的人，都是全副武装，相互并无交流。
王帅住在三楼，她显得比带团旅游时还要忙，每天要在QQ上接受纸媒记者采访，每隔几小时就有广播电视记者打电话来连线，回国之后，她被媒体评为&史上最美导游&，连自己在四川龙泉驿的母亲也有记者登门采访。
每天早上8点钟，宋毅收下早饭，量完体温，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直到中午的两荤两素送来。
她醒来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湖。她并不太愿意靠近窗台，因为每天有各种扛着摄像机的人对着探出脑袋的窗户拍摄。
他们被隔离在远郊区，却成了这段日子上海新闻的主角。关于南航包机的&传奇&经历，许多细节宋毅还是在网上得知。
烦闷时，宋毅会打开电视，几天的隔离，她说自己几乎成了广播电视报，知道每个台每个时段在演什么节目。&苦娘，奶娘，电视里的片子都和娘有关。&
情绪不佳时，她就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也会和住在隔壁的魏晨曦煲电话粥。每天必须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报平安，母亲还是像之前哄着她回国一样告诉她，家里准备了许多好吃的。她觉得母亲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了，毕竟&重灾区&墨西哥都没那么恐慌。
朋友、记者的电话也不断打进来，宋毅的手机被打到了停机。到了5月11日，连一向自认为很&宅&的宋毅也有些耐不住了，她说很想出去走走，回到正常生活。打开电视，一条新闻正被滚动播出：一名四川籍的中国留学生由美国经东京回国，目前已被确诊为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5月6日傍晚，王世山带着他的豪华机组离开上海，飞回了广州南航总部。那里的欢迎场面比浦东机场隆重得多。领导向机组人员发放了慰问品&&由他们所在部门的同事代领了。王世山说自己得到一个礼品袋，里面装了七本书，其中有一本叫《明朝那些事儿》，一个MP4，身为飞行部副总经理的他，还有三本有关&科学发展观&的书籍。
机组成员被安排住进一个度假酒店，接受7天的医学观察。一路上警车开道。
乘务长王蓬讲述了大巴开动前的趣事&&一名工作人员上车，非常严肃地宣读了医学观察纪律和注意事项，汽车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眼尖的机长突然笑起来：&您好面熟啊！是不是负责我们空勤人员医护室的L医生啊？&大家仔细一看，在厚厚的口罩后面辨认出&一个熟悉的额头&，顿时感觉亲切了许多。
在度假村里，机组人员生活安逸舒适，不过与那些被隔离的乘客并无本质区别，每天面对的只是电话、电脑、电视。唯一能见到的是送物品、测体温的工作人员，衣服厚重，只能隐约看到一双眼睛。
徐娟娟说，自己以前没这么被隔离过，但她愿意配合。人们在房里通常不戴口罩，但只要出房门，就要戴上。徐娟娟和王世山的阳台相隔十多米，&我们还是会戴着口罩打招呼。每天闷了，就喊一声，然后聊一聊。&
王世山说，最初要接受很多采访，随后有渐渐产生寂寞的情绪，但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所以(隔离)也可以理解的&。生活用品都有人送货上门，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王世山说，经历过SARS了，也没觉得太新鲜。
那架编号为CZ999的波音777客机，完成了飞行距离28498公里(接近于绕赤道一周)的特殊航程，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后接受过一次消毒，到达广州后，飞机维修公司的机务人员身着隔离服进入机舱，又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洁和消毒，还对空调系统进行了清洁通风测试。
它也要接受&隔离&，度过至少一周的假期。这架机长和翼展都超过60米的庞大飞机，安静地停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远离停机坪的一个特定区域，面对着飞行生涯里少有的大段落寞时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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