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天津耀华中学（十六中）“文革”亲历回忆录&（一）
天津耀华中学（十六中）文革亲历回忆录（一）
兼讨姜克之寇元郭亦勤毕道珍等人在“文革”中的罪行
我的家庭背景
&&&&1954年9月，我于天津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当年留校任数学系高等代数助教。但自大学毕业后，名义上是教学人员，实际上做党务工作。我在大学母校工作期间，恰值“肃反”、“反右”、以及“整党”。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这可忙了党员。在数学系教师中，除了党的专职干部外，我又是唯一的党员，在任何运动中，都少不了我去整人。说心里话，我对整人的工作一不情愿；二又外行。可是个人头上顶着个党员的桂冠，若在整人时，不下狠手，就要受党组织的批评，为了表示个人忠于党，往往不得不看着党委当权派们的脸色办事，唯恐个人一时疏忽，违背了党的旨意与原则，自己这个用身家性命得来的党员称号就难以保全了。
我自1950年3月25日入党以来，在党组织的审查教育下，可谓在后娘手里受气的孩儿；抑或在一个严厉婆管教下的童养媳。试问这是为什么？
这必须说明我的出身。
我于1932年1月十七日出生于哈尔滨市，我的原籍是黑龙江省瑷珲县。在我出生时，祖父孟云卿可能是个地方的小官吏；父亲孟宪斌于青年时入过讲武堂受军训，后来又在伪满洲国军队任中校。约1936年，父亲逝世，母亲与公婆关系不睦，于是带着我离开孟家，投奔至天津外祖母家寄居。
我初来天津市，便居住在外婆家，当时她家坐落在英租界伦敦路92号大宅门内。该幢楼至今还巍然屹立，现在改为成都道36号。这幢楼本来是我外公陶经武（年）生前的私宅。外公是奉系军阀的司令，与东北军区督办万福林、抗日将领马占山等均为儿女亲家。
&&我初入陶府，犹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的外孙板儿入了大观园，眼前一片眼花缭乱，看什么都新鲜，由大舅陶茂正的大客厅的博古架上摆的各种古玩，至厕所中的抽水马桶，这都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入目的。&
&&我自入陶府寄人篱下始，就一直定居天津，我亲眼看到陶府由胜至衰的过程。外公生前置了万贯家财，若没有任何主、客观因素，一家人本分度日，外公的遗产可供其子孙后代几辈子都用不完。&
据我了解，陶府的部分财产：&
&&外公生前，在东北海伦县置办万顷良田，为当地头号大地主。凡在该县定居的亲门近支，皆靠着万顷良田养活一家。管理这大片土地者叫刘显庭。1946年土改，刘显庭作为二地主，遭了“点天灯”的酷刑。&
&&在天津各租界盖筑楼房，但以英租界为主，我所知道的陶氏房产，除了当年居住的老宅外，还有长沙路上的十幢小二楼，名曰“瑞纬山庄”。“瑞纬山庄”四字用水磨石做成，其真迹出于我大舅陶茂正之手。此外在岳阳道上还有十余所四合院。启名曰“郑业里”。因大舅原名陶茂正。自外公逝世，陶茂正成为当家人，因此凡属外公名下的财产，一律改名为“陶茂郑”之产业。如今郑业里已被拆除，改为高层建筑，名为“郑业里大楼”。我在儿时，曾恍惚听说意租界也有陶氏房产。
&&1942年，陶茂正卖了原居之老宅，举家迁居昆明路270号，这是一幢三层四底的楼房，室内装修皆为菲律宾木。该房侧旁，也有一幢楼与昆明路270号结构完全相同。陶茂正将其卖给了一位企业兼教育家张务滋。张务滋便将这座楼建立了一所私立小学，启名“燕达小学”。解放后，该小学改名为“昆明路小学”。
&&到了1949年1月，天津解放，陶茂正已将上述房产完全卖尽，坐吃山空，他本人既有鸦片嗜好，有无职业，因此成为彻底的城市贫民。&
&&东郊区东局子乡（现已归属河东区）有上百亩的陶氏坟茔，看坟人名刘广福，该人早已作古，他有两个儿子，年龄皆比我大。大儿乳名“傻子”；二儿乳名蛤蟆。在该坟地中，有我外公的陵墓，是一座高约三米蒙古包式的墓，墓中有三座棺材：我外公的金丝楠木棺居中，右侧是他的原配妻子王氏（1879——1953），王氏是我的亲外婆。左侧是外公的第三妾宋氏（1893——1918年）之棺，宋氏乃陶茂正之生母。&
该坟地埋了许多早年陶氏家族中作古者据我所知：
外公的二房妾吴氏（1883——1937年）之墓。
外公的四房妾赵氏（1879——1931年）之墓。
外公的六房妾永氏（？——1919年）之墓。
外公的次子陶茂鲁（1913——1919年）之墓。陶茂鲁为吴氏所出。
外公的四子陶茂燕（1927——1936年）之墓。
陶茂正的发妻万蕴华{1908——1942年}之墓。
万蕴华的次子陶严鼐（1930年生，不久即夭折）之墓。
万蕴华之四子陶严德（1934年生，不久即夭折）之墓。
万蕴华之次女陶严梅（1935——1939年）之墓。
万蕴华之三女陶严铃（1937——1944年）之墓。
陶茂正之庶出女陶严锐（1941——1944年）之墓。
&&以上就是我自幼由关外至关内所生活的客观环境的经济实况。
&我自幼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但并未染上一些贵族生活恶习，诸如逢年过节陶宅的孩子们便聚集一伙聚赌，打麻将、推牌九、玩扑克。这一律与我无缘。我倒是受了姥姥与三姨陶毓华（1926——1944）的影响，从小是个戏迷，到了小学五、六年级又逐渐成了影迷。
&我于1938——1945年，在居家不远的私立志达小学（解放后改为西安道二小）上学。&
&&1945年开始中学生涯，我的中学母校是天主教会所办的“圣功女子中学”。我在母校一待就是六年。圣功女中乃是今日“新华中学”的前身。&
&&在中学阶段，可分为解放前、后两段。解放前，我是个不问政治，只知埋头用功读书的听话的学生；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学校中的外国修女们以及夏景如校长皆纷纷离校，出走至台湾、香港。学校中增添了由“华大”、“革大”培养出来的革命干部来校教课。这些革命老师主要担任政治课，有的还担任史地，语文等科。
&&我在当时革命潮流的推促下，思想追求进步，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参加学校所组织的社团活动·····
&&由于我表现要求进步的迫切出于真诚，使当时的地下民青组织的负责人齐振勋（现为离休干部），王文秀（为天津市自行车厂的退休干部，长期定居美国）二人介绍我加入了地下民青，时间是在1949年4月。同年8月，我又于校内民青诸同学一起到南开中学参加团训班。于8月30日，在南开中学礼堂集体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这乃是天津市解放后的首批青年团团员。后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则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
&&我从团训班回校后，不久全国举行建国大典，学校也搞大型庆祝，继之，在校内建团，学校中的大批要求进步的学生都参加到团组织中来了，当年，在我校便成立了“团总支”。
&1950年初，正值寒假期间，我与校内的部分革命积极骨干师生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政训班”，政训班结束后，我便顺利地入了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张文琴（原为团市委的干部，后来调至我校任党、团专职干部，在我高中毕业后，她又被调至中共河西区党委工作），王文秀。
&&高中毕业后，我在天津师院上了三年大学，毕业后又当了四年助教，1958年3月，被分配至天津市第十六中学，任高一年级的几何、代数课程。从此开始了我正式上讲台，向青年一代学生主讲数学知识的教育，教学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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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耀华中学从教的过程
&&&我自打儿时起，就知耀华是一所全市闻名的中学，而且走在马路上，时不时地经过该校，透过校门往校园中看，各校舍青瓦明窗，操场广阔，各种体育器械设备齐全，该校与墙子河对岸的“大同女中”遥遥对峙，两校一比，大同女中就显得寒酸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愿大同女中的校址改为“天津广播函授大学”了。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家花园一带的街头巷尾处的顽童信口数叨：阔耀华，穷志达；浪圣功，怂广东。
&&耀华、志达、圣功、广东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津门的四所尽人皆知的学校，耀华为首，该校设备齐全，师资质量高，可能薪水也比别校高。志达中学座落在马场道，这是所穷学校，虽有小学部（乃是鄙人的小学母校），但不论是中学抑或小学只用个“穷”字了矣。圣功中学则是我儿时梦寐以求的学习天堂。这所学校坐落在马场道上，我并不懂天主教是个啥道门，我相中圣功的那套庄严、鲜明的校服（白色长袖衬衣，黑色带背心的没膝长裙白长筒麻纱袜，白色回力球鞋），因圣功的校服有特色，且该校只招女生，因此社会流言对该校冠之以“浪”。至于广东中学是比较质低的学校，据说竟招被它校刷下来抑或开除的学生。所谓“怂”者意即“没出息”“窝囊”也。
&&&到了解放后，耀华中学改为天津市第十六中学。1958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学校党委给我开的组织介绍信来到十六中。
&&&我先奔了第四校舍二楼党支部，找到韩烽校长，该人我在天津师院见过一、两次，因此我认识这位领导。我在党支部见到韩烽，将介绍信交给他，说明我前来报到上班····
韩烽校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介绍室中其他几位同志，我记得有孙毓筠（党的专职干部）、徐金培（不知任什么职务，该同志不久便被调离，所以我在十六中工作时，并未与他有任何接触）、金秉真校长······以上诸人也都主动与我亲切握手，表示欢迎，使我一入这个新单位，便感到有家的温暖。
&&韩烽校长派人领我去了第一校舍数学教研室，该室在第一校舍一进门左侧，共有两间屋子相对而立，一间为高中组；一间为初中组。我进了高中组一瞧，嘿！不禁心中喜悦，我在此又遇故人。一为我大学时的同窗李济舟，我两在一个班内，因他比我长两岁，实为我的师兄，他在我们上大学时入的团，如今在十六中他已成为党员，我们在上学期间就是好友，如今又成为同仁，自然欢喜不禁；另一位陈明跃老师，他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只比我低一届，这回我两不仅为同事，而且同教一个课程。当年高一年级共六个班，我教一、二、三班的几何、代数，陈明跃教四、五、六班的几何、代数。陈明跃老师虽然年级比我低，可谓我的师弟，但在下有自知之明，人家的业务水平比我高，我将他视为个人业务上的辅导老师。
&此外，在高中组的成员中，还有我的一名师弟，名叫赵士纲，他虽系师院数学系专科的学员，但业务过硬，不比本科生差。
&&据我记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夕，十六中高中数学课设置：高一：几何（平面）、代数，各科每周三节课；高二：代数、三角、几何（立体）。我只记得代数大约每周四节课。其他两科因我未曾任教，故不记得每周设多少节课。高三：代数、立体几何、据个人记忆代数课每周至少四节；立体几何每周究竟上多少节则不记得了。此外高三还设解析几何课。
&&关于高中组教师分工如下：
&高一代数、几何由陈明跃、孟庆丽担任；
&高二三角由陈平亚、李济舟担任；
&高二代数由冯百颐担任；
&高二立体几何由范景荣赵士纲担任；
&高三代数由冯百颐担任，一年后陈明跃与冯百颐二人担任；
&高三立体几何由沈希泳，肖仁杰担任。后来高中组又添加了陆钦樾老师，他是我组中最年轻的小学弟。他本人既是十六中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即留在母校任教，在我初入十六中时，于1959年始，他与我教同头课程，即高一年级的几何、代数。陆钦樾之弟钦栻是十六中1961届高中毕业生。解析几何课由谁教，我却想不起来了。&
&我一到十六中，便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与有关学校中的党务、社会活动工作，当时我的心情是愉快的，该校对我来说，虽系生地，但不乏熟人。
&&除了我所在的数学组外，语文组有李惠珍，是我大学同学，她是中文系的学员；化学组有谭佩蓉，是我中学同窗，她是南开大学化学系1955届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即分配至十六中任教。史地组有毕云茹，她也是我大学同窗，平日每逢开全体教员会时难免打头碰脸，相聚一堂，彼此言谈叙旧······
&&在数学高中组，除上述我的一些大学同窗外，与我关系比较亲密融洽者是：
&&沈希泳，她约长我二十岁，是当年学校中屈指可数的一级教师之一（此外有化学组的娄仲英、体育组的姚恩汉）她教学经验丰富，教法灵活，教学语言逻辑性强，有的同学这样评价她的教学：
&&“沈老师在教学中,为我们总结了一套立体几何解法大全，她交给了我们一把解各种疑难题的万能钥匙”。
&&沈希泳老师平日与金秉真校长友谊深厚，她迫切要求入党，但不知何故，长期没解决入党问题，她是学校民盟负责人。
&&大约在1960年期间，金秉真校长对我说，沈希泳申请入党多年，因一些历史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其组织问题，故只能让她参加到民主党派中。金校长嘱咐我平日多关心沈老师的思想，抓时间找她谈话，并准许我到党支部翻阅沈老师的档案。
&&金校长这次是代表组织给我布置任务，我的态度也十分严肃，于是抽教课之暇，特意到党支部找郭天增同志要了沈希泳的档案，在党支部内就地阅读。
&沈希泳，生于1911年，天津人，三十年代末毕业于天津南大数学系。她的老师有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也是周恩来总理的老师），黄钰生（周恩来的同窗）等。大学毕业后即受聘天津耀华中学。约1937年结婚，其夫姓庸名讳，职业记不得了。当年沈生一女，启名庸容，庸容也是耀华的学生，未待高中毕业便被分配至国家篮球队。
&&庸容尚在襁褓中，其父患癌症，死于天津马大夫医院（今肿瘤医院），庸讳死时沈尚未及而立，从此母女相依为命，沈靠教学抚育孤女。
&沈爱京剧，昆曲，在旧时好票戏，其擅演的京剧剧目有：《大登殿》饰代战公主，昆曲《游园惊梦》（《牡丹亭》中之一折饰杜丽娘）······
&&1945年，抗日胜利，沈除了在耀华任教外，还兼教其他中学的课程，为的是多赚点“钟点费”，犹如今日歌星的“走穴”。这时国民党派一接收大员来接管天津，该人名叫施奎龄。
&&施奎龄其人是“双栖类”人，他一边为国民党做事，暗中又与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联系，为共产党服务。施的夫人与沈希泳是同窗挚友，沈经常至施家与施夫人聚会，时间长了，与施奎龄本人也熟悉了。
&&施聘沈作为他的私人秘书，施在社会上有应酬，皆带沈赴会，施仗个人权势为沈租中国大戏院，让沈票戏。
&&我看罢沈的档案，心中明白了为什么沈申请入党多年，竟一直游离在党外，我认为她个人再加倍努力，也无济于事，党组织不会吸收一个国民党的“花瓶”入党。
&&对沈的历史，我对任何人也未透露过，而借工作之便，我表示虚心向沈学习教学方法，对她由衷尊敬；同时也鼓励她靠近党，相信党，有什么活思想要及时向党敞开心扉，不要有顾虑······
&&从我到十六中任教，不过年余的时间，便于沈希泳老师结为好友，她身为教研组长，又是市、区内的教学骨干，每逢寒、暑假期，市内召开各科教研活动。数学专科的骨干有：沈希泳、边叔阳（一中校长专攻数学）叶一帆（女六中数学教研组长，一级教师为黄钰生的夫人，沈希泳称她为“师母”），王瑜庭（十六中副校长，专攻数学），······这些人皆为市级以及和平区范围中的数学权威人物。
&&多年来，我认为自己与沈希泳老师的关系很正常，我本着对她在业务上求教的精神，对她即诚恳又尊敬，她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目的的催促下，也从心底里希望我帮助，我十分理解她的心情，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又感到抱歉，对她的迫切要求却又爱莫能助。
&&由于平日与沈希泳交往频繁，故对她的生活实况了解的也比较多。当年沈希泳住耀华中学附近的福顺里（门牌号不记得了）某幢二楼的两间屋，她平日不开火，而是回自己的娘家用餐。沈希泳的娘家乃是她十叔、十婶当家，地址也在福顺里附近，我只去过一次，但略站了站便离去了，所以其详细地址也忘了。
&沈老师的娘家当时是三代同堂，沈的叔、婶有子女，根据她对我说，其叔有儿子，名字我不知道，庸容称其为“舅”，十叔的儿媳是个医务工作者，我也不详其姓名，庸容称她为舅妈，舅妈之子名沈克让，为耀华老初二的学生。现住北京。
&&沈老师的十叔还有一女，即沈希泳的堂妹，名沈希林。希林已婚，但她本人与其儿子王抗（与沈克让年龄相仿）皆在姥家居住。
&&所以说沈的十叔家是个大家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庸容几乎每年都从北京回津探亲，在我印象中，沈希泳、雍容母女两关系甚为融洽，庸容像个孝女。待庸容回津后，母女二人也到沈希泳的十叔家吃饭，只晚饭后，母女二人才从十姥姥家回福顺里睡觉。
&&大约在1963年始，雍容有了对象，男方名叫李宝全，也是国家篮球队的成员，李宝全是个党员，这一来，沈希泳乐了，真是天上掉下了个乘龙快婿。
&&沈老师曾兴冲冲地对我说：“这回我可有了儿子了，我把宝全当儿子看”。她盛情邀请我下班后到她家去看宝全，我也及时赴约，晚饭后到福顺里沈老师家，看到宝全与庸容皆在家中，二人很般配，高高大大，宝全的确有一身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一旦宝全、庸容成双成对来津，沈老师必带爱婿、爱女拜望一些有名望的亲朋，娘儿三也不开火，到庸容的十姥姥家吃饭，十姥姥家的舅舅、姨妈也把宝全视为凤凰，虽然当时在度荒期间，但根据全家人配给的一些稀罕之物也都无私地奉献出来，招待宝全这位“娇客”。以上情况是沈老师在没人与我闲拉呱时谈的。每当她一提到宝全时，面上很自然浮现出欣慰、得意之色。
&&我通过沈老师本人，看到她带着宝全、庸容的合影有无数帧。沈老师虽然没解决入党问题，但好事一桩接一桩地来临，每次评选市、区、校级模范，沈老师必备推荐至最高级；不久她又被选举为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她即将赴京参加人代会的前夕，她特意找我谈话说，她感到心情很沉重，认为个人不敢承受这全国人民代表的殊荣。
&&我记得个人当时很自然地对她说：
&&“沈老师，您没必要感到沉重，当全国人民代表正是党和人民对您的信任，又不是您个人削尖脑袋托门子走路子钻进去的。您放心去吧，祝您一路顺风，我在学校等您的好消息”。于是她愉快地与我分手，到北京开会·····
&&人代会闭幕，沈老师由京回津，她把人代会的全体成员大幅合影照拿到组里给全体同仁看。关于她在北京开会的情况并没有跟我说任何内容，至今只记得她当时对我说在代表大会上，看到一些著名的京剧演员，其中有杜近芳，她说杜近芳真像梅兰芳，因当时社会上流传杜近芳是梅兰芳与孟小冬（京剧女老生的翘楚）所生之女。她还说：“杜近芳长得与渠川琇像双胞胎，可杜近芳受端详，杜近芳越看越美，而渠川琇越看越丑”。我凝目思之，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提到渠川琇老师，不禁又使我回忆起往事，其实渠川琇是我的中学老师，她于其姐渠川琛在1945年时皆在圣功女中工作。渠川琛任训育主任；渠川琇任初一语文教师。
&渠川琛、渠川琇皆不是我的业师，我入圣功不久，她们接连便双双离校了。待我到1958年到耀华任教时，又遇到渠川琇，当时渠川琇已入党，我于她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通过渠川琇，使我得知渠川琇与渠川琛皆为老处女。渠川琇在党组织生活中暴露问题说她弟弟被划为“右派”，为此她特地找到韩峰校长交代这个问题。韩峰安慰她说：“川琇同志，你不必有思想顾虑，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党不会把她的问题扣在你身上，让你承担罪责。”
一九六五年，我教当年高一六班，有一学生叫渠荣遴，是渠川琇的侄子，不知渠荣遴是否就是渠川琇的那位右派弟弟的儿子，在我教渠荣遴时，其父已作古。
&&渠川琇于一九五八年秋，调至天津师院任教，专攻《文心雕龙》，八十年代初，我曾到师院听课，听川琇老师讲《文心雕龙》的某篇。不久就听说渠川琇逝世了。
&&再把话拉回来说沈希泳，她最亲的人是庸容，后来加上李宝全。她盼望宝全、庸容这对佳偶快些成婚，本来二人都到了结婚年龄，大约一九六四年冬，庸容跟未婚夫宝全回哈尔滨探亲，二人从哈市回津不久，便结婚了。因当时条件限制，沈老师也没敢在组里发喜糖，据了解雍容结婚没有举行典礼活动，我们数学组中，也没人张罗大家凑钱为雍容买结婚礼品。
&&事后沈希泳拿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上面是宝全、庸容二人并肩半身照，宝全穿了件毛衣；雍容穿了件中式短夹袄，权且作为结婚纪念照了。
&&雍容的婚期就在沈老师所居住的福顺里度过的，顶多住三、五日，新夫妇就离津返京，从此后，直至文革开始，庸容夫妇再未回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天津宾馆临时工作数日，在宾馆看到雍容带篮球队住在天津宾馆，因当时我两尚未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虽然面对面地彼此注视片刻，但未敢交谈，诚心装不认识，擦肩而过。
&&二00七年参加耀华校庆，看到雍容，彼此十分热情地招呼一声，因身旁有其他学生等我，我也没来得及与庸容叙旧，便匆匆离去，事后我听刘崇秀老师说，李宝全与庸容的夫妻关系恶劣，庸容还不时地挨宝全的打。不知此话的真伪。保全与雍容恋爱时，那是十分卿卿我我，甜甜蜜蜜的。如今已成为老夫老妻，应更加恩爱才是，怎能下的去手呢？
&&我在数学组的第二位好友：
&&冯百颐，她原名冯庆萱，早年毕业于耀华中学。她与其妹冯慰萱为同窗，冯慰萱是党员，解放后为和平区成都道小学校长，其子石惟正，为耀华五十年代末毕业生，天津市著名歌唱家，曾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其儿媳陈蓉蓉，也为天津市著名歌唱家，近年患癌症已故。石惟正之妹惟和，是耀华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现在何处不详。
&&冯百颐老师至文革时未婚，在文革中才嫁，男方系何人以及名讳均不详。只知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学生石毓红的舅父。
&&石毓红为耀华中学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她是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的后代，其族兄石毓涛是我国有“话剧皇帝”之誉也兼银坛红小生的双栖演员，其艺名是石挥。
&石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演艺界红透了天。他在话剧中塑造了“文天祥”的形象。我亲眼观看过石挥与“艺术常青树”李丽华主演的优秀影片《艳阳天》、《假凤虚凰》。此外，石挥与京剧名伶童芷苓，金嗓子周璇联合主演的《夜店》。石挥与周璇有过一段婚外情。一九五七年在上海被打成右派，竟跳了黄浦江自溺身亡。
&冯百颐在耀华退休，到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时，我在耀华中学还见过冯百颐，目前状况不详。
&在我与冯老师同事时，她加入了民盟组织，关于入党问题，她也曾试探性地对我谈过，但她不似沈希泳老师那样迫切，她表示当个党外民主人士足矣。
&冯老师善教代数，教多年高三年级的代数，因在业务上我也偏重代数，所以经常向她请教有关代数的业务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似乎没听过她的课。对她的教学特点实难说明点滴，我从侧面观察，她虽不是党员教师，但在学生中颇有威信，特别是在对学生高考的升学上似乎很有准，她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的放矢地指导学生报考什么类型的大学。对这个问题，我具体观察是在一九六0年。到了一九六一年在高考招生上强调以阶级为纲，关于指导学生的志愿的权限上，要让位给党员教师，冯老师在此工作上，便没有用武之地了。
&一九六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的高考命运主要掌握在接林、刘崇秀二人手里，因为该届毕业生的“高考政治鉴定”的“结语”共分四类，即根据该生的家庭出身与本人在校的政治表现，在政治鉴定的文字上以“本人适考绝密专业”、“本人适考机密专业”、“本人适考一般专业”、“本人不宜录取”等四个等级。
&&如果学生的直系亲属是“右派”，抑或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学生在学校如何表现积极，也不能被绝密、机密专业类校录取，混上个“一般专业”便算烧高香了。
&我自到耀华任教后，时刻没忘记自己是个响当当的共产党员，我的丈夫岳荣是天津解放时的进城干部，不久任天津市委组织部的机要秘书，曾给市级领导路达（其子路平为耀华中学一九六四届高中毕业生、其女路培英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杨英（其二女杨平地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二届毕业生、三女杨淑芳是耀华中学一九六六届毕业生）；娄凝先（其长子娄向明是耀华中学一九六五届高中毕业生······）等人的警卫员。当我在耀华初期任教时，岳荣是天津纺织局的中层干部，我虽出身于剥削阶级，但我当年已是老党员（我的入党转正时期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我的老公是当年最时尚，且令人瞩目的工农进城干部，其含金量有如打败小日本后国民党从南方飞来的接收大员。记得在我幼年时，亲友中有些比我年长十余岁的妞们，在敌伪时期不肯轻易下嫁，而翘首盼望飞机从南方运来的“白马王子”。
&而待我长到谈婚论嫁时，那个时代的进步少女都纷纷向进城的“土八路”们投怀送抱，我在偶然的机遇下，与岳荣共事，而且他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俩于一九五一年夏结识，一九五三年元旦结婚，我认为个人为了彻底铲除剥削阶级铭刻在我身上的烙印，嫁个下中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当丈夫，说明我的阶级“觉悟高”，早早地就与剥削家庭划清了界限。
&凭着我个人的政治条件，在耀华中学初期工作期间，颇受该校党支部的重视，我的业务水平虽不过硬，但我既虚心又勤奋，在数学组的群众关系还称得上是好的。我除了在教学上努力争取上游外，在课下我与所教的学生搞好关系，尤其注意家庭出身系劳动者，且个人思想要求进步的学生，我与他们形成莫逆之交，积极启发他们申请入党，于是我在耀华从教以来，先后介绍以下学生入党：
(1)&&赵连发，一九六0年耀华高中毕业生。毕业后保送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现定居成都，与我至今保持联系。
(2)&&于全和，一九六0年高中毕业生。毕业后考入北京工程学院，在学期间，因吐血休学，回津，先在耀华中学党支部帮忙，后调至天津市教育局工作，早已退休，已患半身不遂十多年矣。
(3)&&李淑敏：耀华中学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政治课，直至退休。
(4)&&李松麐：一九六0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教俄语，文革前夕离校，后听说他在津门搞外事活动，现已退休在家。
&张秀珍：一九六一届耀华高中毕业生，现定居北京。
(6)&&&张顺成：一九六六届耀华高中毕业生，文革中期被分配至天津日报社任农业部记者，现已退休。
(7)&&乔明凌：一九六七届耀华高中毕业生，不知何故她在文革初期就离开耀华，至今无联系。
&&根据上述我发展党员的业绩，可谓在校内党员中给党组织增注新血液的成效是显著的。此外，党支部看中我即肯甘当驯服工具，且文笔不笨，往往利用我整理一些党内、外有关资料，类如给校领导写发言稿，给重点民主人士申请上报市模范资料等。如党支部曾授意我为王瑜庭校长整过评市级先进材料。王校长精通数学各科业务，有时还兼课，我曾听过他讲立体几何课，我虽对这门课比较陌生，但还听得出老师阐述概念
以及板书上看清画图的技巧，我认为王校长的业务是非常精湛，并由衷感佩，所以为他整理材料是不甚费力的。
&从党外的师生眼中看来 ，在文革前，似乎我在校中还是党内骨干，因自一九六四年暑期中 ，我就被调至党支部专搞整理材料的工作。可是当时党支部在李文渭书记的主持下，对我却是控制使用，原因是我老公岳荣同志发生了问题。岳荣今已作古，我与他于一九七0年离婚，他于一九五九年被开除党籍，缘由：
乱搞男女关系，曾与多个女同志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与纺织局局长严震、办公室主任黄汉不和，故被判为“反党”错误，开除党籍，并且在行政上由十八级降为二十级。
&&岳荣自被开除党籍后，便长期在家泡病号，由于我当时没于岳荣离异，因此当组织内部视我为“反党分子”的老婆，虽然没理由给我任何处分，却视我为党的边缘人物，在需用我时，便使用一把，一旦不需要我了，便把我踢到南墙头凉快去。
&当年耀华党内与我命运类似的党员还有音乐老师郑素芳同志。她与解放前嫁一国民党的官员杜某。杜某与解放天津前夕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郑素芳本欲与丈夫一起赴台，但她当时身怀有孕，几近临盆，所以暂留大陆。解放初，杜某给郑素芳寄一“入台准许证”，郑素芳欲抱新生儿（启名杜燕辉，乳名小燕）赴台，企图夫妻、父子团圆，却被当地派出所拦阻，并将郑素芳扣押，勒令郑与杜离异。
&&一九五八年末，耀华党支部吸收郑素芳入党。当年恰值大跃进，校内部分师生参加海河劳动。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岁月中，我是海河劳动之一员，劳动地点在塘沽，于此时期，校内外塘沽传讯，说刘崇秀同志光荣入党。
&&继之，校内大炼钢铁运动中，吴家训（历史地理老师）同志火线入党。
&待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过不久，我组的肖仁杰（立体几何教师）同志入党。
&&于一九五九年暑假前夕，上述新党员在大礼堂举行入党宣誓大会。监誓人为校长韩峰。
&&上述党员皆按时转了正，唯独郑素芳同志因与杜某的关系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其转正问题一直拖延至一九六四年，党支部开会，取消郑素芳预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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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奏——“四清”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我曾与其他教师带学生下乡劳动。我们下的“点儿”是东郊区增兴窑大队。
事也凑巧，增兴窑毗邻着东局子，我外公的墓高高耸立，这可是耀华党组织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活教材，而我又是墓中老军阀的嫡亲外孙女，这样一来，我成了货真价实的剥削分子的后裔。我对党如何表忠心，对工作如何不惜力地卖命干的都得不到党的信任。再加上我当时还与“反党分子”岳荣同床共枕。当时党组织内部将我定为重点审查对象，成立了“孟庆丽专案组”，派刘崇秀同志全权到天津市纺织局党委调查“岳荣的反党问题”的真实内幕，从中了解在岳荣的问题中，孟庆丽是否参与了，孟庆丽本人对其夫的反党问题究竟持何态度。
&在我带领学生从增兴窑下乡劳动回校后，学校开始搞“四清”，市、区教育局以及其它有关单位派四清工作队至耀华。在四清工作成员中，往往有很大流动性，人员很杂，我至今也搞不清谁是谁。不过有几个过去熟悉的人如，潘强，是市教育局的干部，五十年代初曾任天津市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务主任，是岳荣的老师，所以我早年就认识他。再有张庆义，也是市局干部。此外，有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孔；一位姓李，因她二人经常出席党员会，所以我逐渐地认识了她俩。但如今早已忘记她们的芳名了。
“四清”开始，校领导个个“下楼”，即一一在全校老师会上做检查，检查个人有哪些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言行，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校领导于汝鲛（正校长）、金秉真（副校长）、李文渭（党支部专职书记）等人一一在全校全体教师会上做检查，没费什么劲都“下楼”了。
继之进行“党员登记”，即“整党”。在开党小组会上，每个党员在会上自我检查，每个人要按“党员八条标准”衡量个人有哪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实际内容，然后党支部大会吸收部分群众参加，进行党员逐个登记。在“党员登记”过程中，要求广大群众对党员提意见。
在开支部大会实施党员逐个登记期间，“四清工作队”离校了。
约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一天（具体时间我忘了，可能在十月份中、下旬），党支部开扩大会议，先由于汝鲛同志向会上介绍本校“四清”的成果，以及这次党员实行重新登记的重大意义，，然后各党小组派代表发言，各小组的意见几乎千篇一律，结果是同意全校党员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按时登记，只有在下孟庆丽、袁新（属耀华夜校成员）的党员登记问题有疑义。
会议中先解决我的登记问题，集中会议上党内外的同志们给我提出的意见综合如下：
1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
2与犯有严重错误的丈夫斗争不力，界限不清。
3&在教学上喜欢教男生，对女生不重视。
4&平日穿著不朴素，在制服里经常衬着丝绸紧身袄。
5&平日孟庆丽的母亲经常给她送吃的东西，不是牛奶，就是蛋糕。
6&对个人要求不严格，不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7&在群众面前往往盛气凌人，总以党员教训他人的面孔出现，自认为了不起。
&针对以上意见，我在当时的情况威迫下，表示虚心接受，但至今我对上述意见认为都不值一瞥。我认为我自入党以来，对个人思想改造是自觉的；对个人要求也是严格的；我对群众是尊重的；对学生（不分性别）都是由衷热爱的。我认为学生是教师的生命延续，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一般是客观、无私的，公正的，多年来我检验个人与学生的关系是亲密无间、情深意厚的。学生是我工作的动力。如今我已至耄耋之年，与昔年我所亲授的不同校、不同届的学生们还保持连续不断的交往，我今日与学生的友谊状况，对五十年前耀华中学党内外的一些人对我的评估给予一个响亮的回应。
在群众热气腾腾地议论我的“党员登记”问题，在会上党内外绝大多数同志几乎一致认为我距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准实在太远，要求对我实行延缓登记，以观后效。
感谢刘崇秀同志站起来，替我做了一番辩护。
&刘崇秀说：“孟庆丽同志家庭出身于剥削阶级，但她本人并未参与任何剥削行动，况在她尚未加入组织前，家庭经济已趋崩溃，现在她靠个人劳动来养家。她入党多年来，对家庭的实况都向党组织交待清楚，她与家庭的界限是清楚的。”
&“再有关于孟庆丽与她爱人的关系问题，岳荣在市纺织局犯了严重的错误，孟庆丽对岳荣的问题是站在党员立场上处理的。首先她把个人所了解的有关岳荣一些在她面前暴露出的错误言行，她不仅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她还亲自到纺织局与局领导严震、黄汉等同志揭发岳荣在家中的具体表现，，并向严、黄二同志提供一些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况，使市纺织局的领导对孟庆丽同志这种为了维护党的利益，而敢于和亲人斗争的精神表示满意。综合以上情况，我认为孟庆丽同志应按时登记。”
&&刘崇秀同志的发言，立刻使会议气氛扭转，表决结果，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我按时登记；齐淑华、曾广湉二人仍保留给我“延缓登记”的考验。最终只得少数服从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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