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八零年代之1986：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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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八零年代之1986：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986年，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这年春天，苏联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这个原本以列宁命名的核电站，一个据说是“全球最安全可靠”的核电站，突然失火，引起爆炸，释放了相当于500颗美国投在日本的原子弹的幅射量，其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污染。
马拉多拉上演“上帝之手”
　　这年夏天，墨西哥世界杯火热进行，马拉多拉的“上帝之手”，帮助阿根廷队夺得了大力神杯。“上帝之手”是不光彩的。当年，我曾写下了《球品与人品》的文章，对马氏提出批评，居然招致球迷围堵谩骂。我惊叹，精明和狡诈，道德是非可以如此复杂地纠织在一起。我似乎才开始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非黑即白，那是理想化的东西。
　　这年的秋天，中国的青年人完成了“长漂之旅”。以此证明，中国人也是有血性的，也是敢舍命的。照理说，激情之后，国人应该变得理性和成熟。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的青年人，似乎永远在片面理解的“五四”精神中打转。
　　这一年，中国人的文化灵魂，经过几年的开放，似乎也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电影《老井》、《芙蓉镇》、《盗马贼》热映之中。这些电影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影片表达的压抑、苦涩和无奈，让人看到了一种挣脱的渴望。至于挣脱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一个叫黄永f(读pīng）的人，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2分钟，变成了一堆碎纸，成为“新潮”艺术的作品。其间，《朦胧诗选》仍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北岛、顾城和舒婷成为精神偶像；三毛和琼瑶，赚取了国人太多的伤感；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几乎泛滥到人手一册的地步，既然丑陋如此，何不立即反省？何不横扫一切？何不从头来过？
　　这样的土壤，这样的环境，一件有影响的事件，因此发生。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日，北京工人体育馆。100多位中国歌手，模仿美国人的赈灾义演，举行“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节目过半，一个陌生的歌手走上舞台，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像位晃荡不拘的社会青年，今天似乎走错了地方。然而，这位社会青年突然用粗哑的嗓声喊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代表着当年中国青年心声的歌曲，迅速走遍全国。这个年轻人，叫崔健。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皇城根下的青年人。崔健生于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音乐家庭，父亲是专业小号演奏者，母亲是舞蹈演员。崔健14岁开始学小号，1981年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演员。但是，崔健喜欢的，却是摇滚乐。1984年，崔健与六位音乐朋友，共同组织了“七合板乐队”，在酒吧里迅速走红。崔健的走红，是同当时的文化背景相关的。《一无所有》，确实表达了当年中国许多青年人的急欲挣脱传统和僵化思想束缚的精神状况。
崔健代表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心声
　　《一无所有》在受到热烈追捧的同时，也受到政治层面的严厉批评。当年的演出会场，有一位老同志，看到崔健的演唱，气不打一处来。他选择了愤然离场，并斥责演唱会组织者说：“你看看你看看，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地位的《读书》杂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无”到“空”》，试图从精神层面分析“崔健现象”。文章说：“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一无所有》，以今天的眼光看，根本没有什么，崔健也就是一个摇滚歌手。他的音乐和演唱方式，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以此为代表的文化精神，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之一。当年的过度的文化批判和泛政治化的语言，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中国青年人的本能反弹。
　　中国经历“十年文革”，精神层面的压抑是有目共睹的。几年的开放，眼界的放宽，中国青年人心底的压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种积压已久的释放，其能量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政治的层面，有三种选择摆在面前。一种是继续压制；一种是有序的释放；一种是顺其自然。选择什么，其实也是有政治智慧的。继续压制，显然是不行的。临界点的爆发，可能会是颠覆性的结局。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则会造成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总体迷失，亦会从思想混乱走向社会的混乱。中国是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一种特定的社会价值的维系，便变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有序的释放，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今天回过头去看，小平同志的政治眼光，显然具有前瞻性，他的政治智慧，亦是超群卓尔的。他的政治判断，最终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持续发展。
　　1986年，一直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的邓小平，开始着重谈论另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在前一年，他就说过了。其核心的观点，就是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平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船长，努力在防止中国这艘大船的左右摇摆，防止任何可能的翻船因素。
　　1986年，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重要话题。新年伊始，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小平同志所说的精神文明，是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特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则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然而，中国青年人因精神压抑而积郁的能量最终在年底释放出来了。12月中下旬，合肥、南京、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并出现了闹事的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源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部分学生因对选举人民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引发抗议，进而造成全国性的学潮。其间，该校副校长方励之在一个学生集会上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方励之因此被中央点名批评，后被开除党籍和免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调至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方励之的处分，还涉及他牵头拟办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可以说，这件事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出来的，引发中央高层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有人认为，这一会议策划的本身，也对学潮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当时，合肥、南京、北京的学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学生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甚至发生肢体冲突。中国科大和北大学生，最终发生的罢课和游行示威等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邓小平的思路是连惯的。他的主张也是坚定的。12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前，邓小平曾有一番讲话，表述这一思想。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安定团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搁置争议，让中国埋头发展几十年，这是小平挥之不去的思想。任何可能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显然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是过来人，知道社会动荡的可怕后果。
　　胡耀邦的女儿曾有回忆录，谈及此事。据说，胡耀邦曾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学校和学生的情况。胡对少数人闹事，一直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部分青年受骗，经过教育以后，觉悟过来了。少数人闹点事，有一部分闹得对，因为我们自己有官僚主义；另外，由于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相当仇恨，这个不要紧，这是极少数人，成不了气候。”他还说，“广大青年学生是好的，他们纯洁、爱国、向上，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但是，小平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在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认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1986年学潮，最终得以控制。其代价，则是胡耀邦的下台。日，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请求免去总书记职务。1月16日，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并通过公报方式，决定接受胡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继续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会议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也算是组织和政治的定论。中国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可以继续向前走了。不过，更大的波折还在后头，中国还要经历考验。
　　1986年的中国，还发生了许多事。值得记录：
　　这一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该信指出，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这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由于该计划纲要和邓小平批示都是1986年3月发生的，因此被称为“863计划”。
　　这一年，海峡两岸关系正处在破冰的前夜。据我看到的材料，晚年蒋经国此时正在考虑台湾全面解禁的问题，包括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这位政治老人，准备留下其“政治遗嘱”，让台湾发生改变。不过，这一年却发生了“王锡爵事件”。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货机突然转向飞往广州降落。王锡爵，这位“中华民国”空军的“克难英雄”，竟然“架机起义”了。不过，事件最终经过谈判而圆满解决。事件争端的解决模式，为今后两岸交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王锡爵滞留大陆，后转任中国民航机长，并任中国民航华北分局副局长，现已退休。同行机师董光兴和邱明志，以及货机、货物全部归还台湾华航。也是这一年，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包括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陈水扁、吕秀莲、姚嘉文在内的132名党外势力的代表，宣布成立民进党。当有人请示蒋经国“要不要抓”时，蒋经国表示，算了吧。他当然没有想到，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后，民进党迅速壮大，并最终赢得八年的执政权。民进党的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两岸“大三通”延迟了许多年。
　　这一年7月，中国正式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它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从此，中国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谈判,同时，这也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漫长历程。
　　这一年，还有许多名人去世。3月4日，著名女作家丁玲逝世；3月6日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逝世；3月26日，著名劳动模范，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逝世；10月7日，著名军事家刘伯承元帅逝世；10月22日，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元帅逝世。
　　显然，1986年，并不是“一无有所”的。政事大事交织，琐事烦事扰人。电视机、洗衣机、立体声和电冰箱，正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新追求；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奔驰车开进了中国；中国银行首次推出了“长城信用卡”，买东西可以用“信用消费”了；中国出现“皮包公司”热潮，全国竟然有超过25万家依靠流通领域投机的公司存在，也是中国奇观，以至于中央不得不出台法规，以控制“投机倒把行为”；中国的比基尼女孩在深圳首次出现，虽有口诛笔伐，然而观众却看得心慌意乱，莫名的兴奋；以《信天游》为代表的“西北风”，唱遍神州，让人确信，歌也是可以靠嗓门喊出来的；洋名叫“司诺克”的桌球，居然普及到城市和乡镇，小吃店、修车摊，外加一个桌球台，也是中国的独特风景；港台艺人以“盗版磁带”的方式大举登陆，齐秦的“来自北方的狼”、苏芮《一样的月光》，让人大开眼界，文化出现多元化趋势，也是那个年代的特征。
　　说来有意思。这一年，有一个叫黄光裕的人，同哥哥黄俊钦，离开广东闯进京城混生计，用几千块钱在北京珠市口承包了一家国美服装店，后又改为销售简单家用电器的国美商店。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黄光裕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富豪之一。当然，他也想不到，他也会因此受累而锒铛入监。人生之莫测，叫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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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八零年代之1986：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日 09:30 来源:东方网
　　1986年，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这年春天，苏联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这个原本以列宁命名的核电站，一个据说是“全球最安全可靠”的核电站，突然失火，引起爆炸，释放了相当于500颗美国投在日本的原子弹的幅射量，其尘埃随风飘散，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污染。
马拉多拉上演“上帝之手”
　　这年夏天，墨西哥世界杯火热进行，马拉多拉的“上帝之手”，帮助阿根廷队夺得了大力神杯。“上帝之手”是不光彩的。当年，我曾写下了《球品与人品》的文章，对马氏提出批评，居然招致球迷围堵谩骂。我惊叹，精明和狡诈，道德是非可以如此复杂地纠织在一起。我似乎才开始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灰色的。非黑即白，那是理想化的东西。
　　这年的秋天，中国的青年人完成了“长漂之旅”。以此证明，中国人也是有血性的，也是敢舍命的。照理说，激情之后，国人应该变得理性和成熟。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的青年人，似乎永远在片面理解的“五四”精神中打转。
　　这一年，中国人的文化灵魂，经过几年的开放，似乎也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电影《老井》、《芙蓉镇》、《盗马贼》热映之中。这些电影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影片表达的压抑、苦涩和无奈，让人看到了一种挣脱的渴望。至于挣脱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一个叫黄永f(读pīng）的人，拿一本《现代美术史》、一本《中国美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了2分钟，变成了一堆碎纸，成为“新潮”艺术的作品。其间，《朦胧诗选》仍在大学校园里流行，北岛、顾城和舒婷成为精神偶像；三毛和琼瑶，赚取了国人太多的伤感；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几乎泛滥到人手一册的地步，既然丑陋如此，何不立即反省？何不横扫一切？何不从头来过？
　　这样的土壤，这样的环境，一件有影响的事件，因此发生。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日，北京工人体育馆。100多位中国歌手，模仿美国人的赈灾义演，举行“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节目过半，一个陌生的歌手走上舞台，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像位晃荡不拘的社会青年，今天似乎走错了地方。然而，这位社会青年突然用粗哑的嗓声喊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代表着当年中国青年心声的歌曲，迅速走遍全国。这个年轻人，叫崔健。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皇城根下的青年人。崔健生于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音乐家庭，父亲是专业小号演奏者，母亲是舞蹈演员。崔健14岁开始学小号，1981年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演员。但是，崔健喜欢的，却是摇滚乐。1984年，崔健与六位音乐朋友，共同组织了“七合板乐队”，在酒吧里迅速走红。崔健的走红，是同当时的文化背景相关的。《一无所有》，确实表达了当年中国许多青年人的急欲挣脱传统和僵化思想束缚的精神状况。
崔健代表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心声
　　《一无所有》在受到热烈追捧的同时，也受到政治层面的严厉批评。当年的演出会场，有一位老同志，看到崔健的演唱，气不打一处来。他选择了愤然离场，并斥责演唱会组织者说：“你看看你看看，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地位的《读书》杂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无”到“空”》，试图从精神层面分析“崔健现象”。文章说：“价值解体和悬置所留下的价值虚空是一部分中国城市青年关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歌手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而成为时代的一个文化现象……”《一无所有》，以今天的眼光看，根本没有什么，崔健也就是一个摇滚歌手。他的音乐和演唱方式，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以此为代表的文化精神，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之一。当年的过度的文化批判和泛政治化的语言，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中国青年人的本能反弹。
　　中国经历“十年文革”，精神层面的压抑是有目共睹的。几年的开放，眼界的放宽，中国青年人心底的压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种积压已久的释放，其能量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政治的层面，有三种选择摆在面前。一种是继续压制；一种是有序的释放；一种是顺其自然。选择什么，其实也是有政治智慧的。继续压制，显然是不行的。临界点的爆发，可能会是颠覆性的结局。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则会造成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总体迷失，亦会从思想混乱走向社会的混乱。中国是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一种特定的社会价值的维系，便变得十分重要了。因此，有序的释放，可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今天回过头去看，小平同志的政治眼光，显然具有前瞻性，他的政治智慧，亦是超群卓尔的。他的政治判断，最终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持续发展。
　　1986年，一直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的邓小平，开始着重谈论另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在前一年，他就说过了。其核心的观点，就是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平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船长，努力在防止中国这艘大船的左右摇摆，防止任何可能的翻船因素。
　　1986年，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重要话题。新年伊始，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小平同志所说的精神文明，是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人类历史上新型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特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则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然而，中国青年人因精神压抑而积郁的能量最终在年底释放出来了。12月中下旬，合肥、南京、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并出现了闹事的事件。这一事件的起因，源于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部分学生因对选举人民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引发抗议，进而造成全国性的学潮。其间，该校副校长方励之在一个学生集会上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方励之因此被中央点名批评，后被开除党籍和免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调至北京天文台任研究员。方励之的处分，还涉及他牵头拟办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可以说，这件事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出来的，引发中央高层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有人认为，这一会议策划的本身，也对学潮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当时，合肥、南京、北京的学潮有愈演愈烈之势，学生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甚至发生肢体冲突。中国科大和北大学生，最终发生的罢课和游行示威等事件，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邓小平的思路是连惯的。他的主张也是坚定的。12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此前，邓小平曾有一番讲话，表述这一思想。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安定团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搁置争议，让中国埋头发展几十年，这是小平挥之不去的思想。任何可能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显然都是不能容忍的。他是过来人，知道社会动荡的可怕后果。
　　胡耀邦的女儿曾有回忆录，谈及此事。据说，胡耀邦曾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学校和学生的情况。胡对少数人闹事，一直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说：“一部分青年受骗，经过教育以后，觉悟过来了。少数人闹点事，有一部分闹得对，因为我们自己有官僚主义；另外，由于有极少数人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相当仇恨，这个不要紧，这是极少数人，成不了气候。”他还说，“广大青年学生是好的，他们纯洁、爱国、向上，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但是，小平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在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认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
　　1986年学潮，最终得以控制。其代价，则是胡耀邦的下台。日，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请求免去总书记职务。1月16日，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并通过公报方式，决定接受胡辞去党中央总书记的请求，继续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会议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也算是组织和政治的定论。中国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可以继续向前走了。不过，更大的波折还在后头，中国还要经历考验。
　　1986年的中国，还发生了许多事。值得记录：
　　这一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该信指出，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这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由于该计划纲要和邓小平批示都是1986年3月发生的，因此被称为“863计划”。
　　这一年，海峡两岸关系正处在破冰的前夜。据我看到的材料，晚年蒋经国此时正在考虑台湾全面解禁的问题，包括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这位政治老人，准备留下其“政治遗嘱”，让台湾发生改变。不过，这一年却发生了“王锡爵事件”。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一架货机突然转向飞往广州降落。王锡爵，这位“中华民国”空军的“克难英雄”，竟然“架机起义”了。不过，事件最终经过谈判而圆满解决。事件争端的解决模式，为今后两岸交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王锡爵滞留大陆，后转任中国民航机长，并任中国民航华北分局副局长，现已退休。同行机师董光兴和邱明志，以及货机、货物全部归还台湾华航。也是这一年，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在台北圆山饭店成立，包括施明德、黄信介、林义雄、陈水扁、吕秀莲、姚嘉文在内的132名党外势力的代表，宣布成立民进党。当有人请示蒋经国“要不要抓”时，蒋经国表示，算了吧。他当然没有想到，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后，民进党迅速壮大，并最终赢得八年的执政权。民进党的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使得两岸“大三通”延迟了许多年。
　　这一年7月，中国正式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提交了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一个政府间缔结的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国际协定，简称关贸总协定。它的宗旨是通过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扩大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从此，中国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艰苦谈判,同时，这也是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漫长历程。
　　这一年，还有许多名人去世。3月4日，著名女作家丁玲逝世；3月6日著名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逝世；3月26日，著名劳动模范，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逝世；10月7日，著名军事家刘伯承元帅逝世；10月22日，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叶剑英元帅逝世。
　　显然，1986年，并不是“一无有所”的。政事大事交织，琐事烦事扰人。电视机、洗衣机、立体声和电冰箱，正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新追求；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奔驰车开进了中国；中国银行首次推出了“长城信用卡”，买东西可以用“信用消费”了；中国出现“皮包公司”热潮，全国竟然有超过25万家依靠流通领域投机的公司存在，也是中国奇观，以至于中央不得不出台法规，以控制“投机倒把行为”；中国的比基尼女孩在深圳首次出现，虽有口诛笔伐，然而观众却看得心慌意乱，莫名的兴奋；以《信天游》为代表的“西北风”，唱遍神州，让人确信，歌也是可以靠嗓门喊出来的；洋名叫“司诺克”的桌球，居然普及到城市和乡镇，小吃店、修车摊，外加一个桌球台，也是中国的独特风景；港台艺人以“盗版磁带”的方式大举登陆，齐秦的“来自北方的狼”、苏芮《一样的月光》，让人大开眼界，文化出现多元化趋势，也是那个年代的特征。
　　说来有意思。这一年，有一个叫黄光裕的人，同哥哥黄俊钦，离开广东闯进京城混生计，用几千块钱在北京珠市口承包了一家国美服装店，后又改为销售简单家用电器的国美商店。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黄光裕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富豪之一。当然，他也想不到，他也会因此受累而锒铛入监。人生之莫测，叫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