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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代的记忆
时代的记忆我的故乡　　　　县城北一里之远的小邢村，村分为小邢、拴马庄、东堡三个居住区。它是宋代国子监丞尚书博士邢昺之乡。我家住在东堡，这里也是我的。向西隔沟是西堡村，北面为沟，东面与大邢村隔沟相望，南与土地相连。这里地势险要，三面环沟，只在南面有一丈宽的陡坡可以出行。坡头东侧有一座庙（庙院总面积大约2050平方米），庙宇坐北向南，内塑一个大佛像。大概在1958年前后，有人将庙及佛像推到沟内毁坏了。小邢村，在元代属尧山乡管辖，民国时和解放初期归为一区管，解放后为大邢管辖区，1958年为城关公社管辖区，2000年合乡并镇时，归天坛镇。东堡在旧社会只有十余户人家，30多口人。有张、段、高、续、乔五姓，张姓人多。人家都住在堡的周围。据父亲告诉我，有几户原在城里住，为躲避日本和阎军骚扰，才住在这里，有的户因家庭贫寒来到此地,从堡垅下打一孔窑，就可以过日子了。我家就属于这一种。我们住在东面堡垅下窑洞里，其中北窑为砖石结构，在60年代是我父亲从城里拾的砖石盖起来的。原来只有老窑两孔，三叔全家住在南窑，我家住在北窑。1944年阴历11月24日我就降生在这孔窑洞里。故& 乡&&&&&&&&&&&&&&&&&&&&&&&&&&&&&& （一）&&&&&&&&&&&&&&&&&&&&&&&&&&&&& （三）生命的故土，&&&&&&&&&&&&&&&&&&&&& 故乡的蓝天，思念的故乡，&&&&&&&&&&&&&&&&&&&&& 碧绿的田野，心爱的乡亲，&&&&&&&&&&&&&&&&&&&&& 传奇的，永远的牵挂。&&&&&&&&&&&&&&&&&&&&& 尚书的家乡。&&&&&&&&&&&&&&&&&&&&&&&&&&&（二）&&&&&&&&&&&&&&&&&&&&&&&&&&&&&& （四）故乡的明月，&&&&&&&&&&&&&&&&&&&&& 故乡土和水，山涧的小溪，&&&&&&&&&&&&&&&&&&&&& 哺育我成长，莲池的芙蓉，&&&&&&&&&&&&&&&&&&&&& 故乡人和事，刻在脑海中。&&&&&&&&&&&&&&&&&&&&& 激励我前进。&我的家庭　　　　我的家祖居在农村。家庭所有成员，除子女生活在城里外，其它人都属农民出身。农村丰厚的天地，使我家里人都养成勤劳善良、温顺俭朴的个性和生活习惯。从父辈到兄弟姐妹，都过着和田土打交道的日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忍贫耐寒、安分守已，是一个典型的和谐的农村大家庭。　　我父亲张茂富，出生于1896年，病故于1974年，享年78岁。年幼时家庭贫寒，一生务农。他老人家在我家是劳动最大的人。对爷爷奶奶来说是好儿子；对弟妹来说是好兄长；对子女来说他是好爸爸；对邻居来说是好乡亲；对党来说，是对党忠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人。　　父亲姊妹八个，兄弟五人，三个妹妹，父亲排行老二，但他的兄长未成家就身亡了，父亲就成了家中老大。他对爷爷奶奶十分孝敬，在地里帮助爷爷干活，回家又帮助奶奶看管弟妹。爷爷身体不好，经常有病，父亲就尽心侍侯。爷爷只活了四十余岁就病故了，由他操心处理了后事，全家重担全部落到他身上，内内外外，甚至弟妹在外和人吵嘴都来找他。曾听父亲说，我小爸张茂桐，直爽胆大，敢说敢为，贩卖牲口，欠别人钱来找父亲，他想办法把钱付给人家。后来我小爸又在城内卖元宵忙不过来，怕弟弟苦着和累着。父亲和三爸张茂堂二人经常去帮手。奶奶和他的前妻以及大儿媳妇的后事，都是他一手料理。就连自己婚事，也是自己借钱、自己办、自己还。做老大也真不容易。　　爷爷病故后，作为兄长外边的事情，全由他一人独挡。给弟弟张茂桐、张茂林、张茂堂三人娶媳妇、借钱、办婚事，都由他操心安排，他的三个妹妹张茂平、张茂英、张茂玲出嫁也由他操办。在十年内就办了8件婚丧嫁娶大事，遇到这么多困难，也没有把他压垮，而且事事认真，办的人人满意。　　爸爸经常教育子女，要勤劳吃苦、艰苦创业、和睦乡邻、互相帮助，不义之财不能取，孝敬大人更重要，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在中给公家好好干。按现在官话说，是要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做人要立英雄志，献身事业为国家。　　他对儿子很关爱，常怕子女受委屈。1948年哥哥参加解放、太原战役时，成天不瞌睡，想着哥哥到底怎么着。战斗结束后，父亲到临汾、太原找了半月二十天无有音讯，1949年前半年，县政府给我父亲送来喜报，知道哥哥受伤，并立了大功，他才放心。对大姐二姐找婆家，只怕他们的生活过不了，他认为只要有三十亩地、一头牛，他就愿意。大姐找到郭家坡村，他很满意。二姐找到郑家湾村，家庭成分高，生活富裕，结果两人感情不和离了婚。二姐和郝进贤结婚，随姐夫南下。因解放不久，离婚的人几乎没有，父亲嫌二姐离婚，五年内没和二姐通信联系。我在家没有挨过打，也没有和我发过脾气。因他无有，简单地对我说两句，在学校好好学，不要和同学打架。在参加工作后，好好给公家干，不要偷懒。他的美德、慎言和善行，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照亮了我的人生。　　我父亲有做菜的好手艺，村里谁家有婚丧大事，他都去帮忙，还到五里远的聚粮和柏村，有时经常过沟过河去大邢、郑家湾去帮忙，甚至下雨天也照常去。他和村里四邻和睦相处，哪家发生纠纷，就请他去调解，哪家孩子找媳妇，他去说媒，有请必应，随叫随到，从不推托。　　他思想进步，听党的话、为党办事。1948年送儿参军，支持哥哥参加解放临汾、太原战役，哥受了重伤，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多次抬担架送军粮，支援前线，为党效劳。1957年自愿加入农业社，把自己家的牲口、农具及十余亩地入了社。他心疼的那头母驴，入社前，这头驴是我家摇钱树，每年生一头小驴，卖了钱养活全家老少。他愿走集体道路，无条件把驴交给集体。他任村贫协主席，处处起带头作用，受到村民好评。　　我的母亲霍仙，出生于1920年，1986年病故，享年76岁。她的身世未曾给我讲过，只是听三姐讲过母亲的情况。我母亲在晋城结过婚，生一男一女，女就是三姐。1943年晋城等地发生蝗灾，地里庄稼、野草、树叶都吃光了，人饿的无法生存，各奔前程，到处去逃生。我母亲在这时，与她原男人商议，让他带上男孩，她带上女儿，各走各的，都到外地去逃命。母亲为了活下去，带上女儿乞讨为生，肩上扛着一穷二白两张嘴，头上顶着“三从四德”七把刀，手拉着瘦弱的女儿，拿一个粗瓷碗，走村串乡，蓬头垢面，破衣烂衫，骨瘦如柴，经常昏倒在地，悲苦之情不堪言状。要到那儿去自己不知道，走了半月二十天终于逃到我县后交村，把我三姐给了人家当女儿，我母亲才在此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人把母亲介绍给父亲。二人结合后，母亲担负着沉重的家务活，做饭、推磨、碾米，还得帮助父亲地里干活，经常是做在前面吃在后面，有点白馍让给父亲和我吃。一天的劳动已使她疲惫不堪，可是晚上还得纺线织布缝衣，全家的衣服都是她做。那时点灯用的都是由大麻榨成的油，灯火如豆，昏暗异常。她在家中再苦再累从不吭气，她说总比讨饭强几百倍。母亲对父亲侍候的相当周到，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患了气喘病，大灶领回饭不够，先让我父亲吃，她吃玉面馍，让父亲吃白馍。1951年晋城外祖父去世，父母亲、姐姐和我，坐上驴车一同前去，行走到翼城城天黑了，就在姓张的一家子休息，到后我两手拿着东西下了车，父母亲、姐姐都忙着卸车上的东西，我说：“我要拉屎、要拉屎”，他们三人都没有理我，到底是没有听见，还是忙着卸东西，这时我就拉到小棉裤内，母亲责备我，我当时还小记不住说或骂什么，母亲便连夜将棉裤拆开、洗净、烤干、缝好，就干了一夜，一眼没眨，回想起母亲的情、母亲的爱，永远忘不了。但我也想不通，为何不把东西放在地上去拉屎，是傻还是怕东西放在地上脏了，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1975年弟张金星患了神经病，母亲跟我一块到太谷，赵曲神经病医院去侍侯。老话说，老偏小一点不假，弟弟的病常在她心中惦记着，特别弟弟病犯了，把家里东西乱摔，被子撤成一条一条，闹得四邻不安，这对她打击十分沉重。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过了十一个年头，把母亲身体拖垮了，从病到病故没有几天。她不是病死的，而是累死的、折磨死的。1972年，失夫之痛、养子之艰，一下子落在母亲身上，她是平凡妇女中的一个，然而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坚强不屈的精神，勤劳善良、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品质，却是美德的生动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母亲应该好好的活着，但由于恶劣的环境干扰，使她早早离开了我们。我们作为儿女十分心痛母亲，想念母亲，为何她的命这么苦啊！　　二老一生，是艰苦的一生，勤劳的一生，他们一生办了那么多事情，不知操了多少心，受了多少难，吃了多少苦，求了多少人，哭了多少回。我从二老身上学会了人生哲理、知道了如何做人做事，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后来我兄弟们，给二位老人立了一幢石碑，碑文这样写道：　　饮水思源人之常情，慎终追远古有明训。伏念先父讳茂富，生于一八九六年战乱时期，一生苦难艰辛，疲于奔波。十九岁丧母，即携弟妹与母相依为命，勤劳耕作创家立业。家中人多地少，难以维持生计，遂开了个元宵铺，赚得微薄收入，弥补家中日用不足。后来又为生儿育女，供养子女上学，及操办弟妹婚嫁煞费苦心，德莫大矣。先父为人俭朴，思想进步。在解放战争中，积极为国效力，多次抬担架送军粮支援前线。全国解放以后，积极参加互助组，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公而忘私不辞苦，以致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七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病逝，享年七十八岁。　　大母李氏，生于一八九四年，十七岁来家，生一男二女。一九二六年，年仅三十三岁，不幸早逝。　　先母霍仙，生于一九一一年，来家后生二男一女。一九八六年病逝，享年七十六岁。母为人和善，持家有道，勤俭节约，先人后已，深得邻里好评。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养育之德终生难报，时逢盛世倡导新风，为大人墓前立石以为永志。愿双亲荫庇后世兴旺发达，合家安康。词曰：&&&&&&& 英灵永垂宇宙间& 美德常与天地在&&&&&&& 常念父母生前爱& 不忘严慈养育恩　　哥哥张金虎，生于1922年，病故于2001年，享年78岁。高小毕业。1944年参加工作，在浮山县公安局作地下工作，1948年参加解放临汾、太原战役受伤，立了一等功。战争结束后，到南京部队工作。1952年去朝鲜抗美援朝，1953年朝鲜停战回国，在石家庄302部队器材科当科长，文革期间任太原市北郊区武装部副部长，1983年副师级待遇离退。哥哥一生都和枪杆子打交道，担负着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重要使命。他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一生有功于国家的人。　　他的婚姻，1950年与前妻郭金娥结婚，1953年郭氐病故，同年与嫂子杨天兰结婚，结婚后，就把嫂子带到部队，北到朝鲜，南到南京，中到河北，两人相互照顾，相依为命，相处亲切，家庭特别幸福。　　大姐张金娥，出生于1925年，卒于2010年，享年86岁，嫁到郭家坡村，姐夫郭君林，两人一生务农，老实忠厚，对人和气，地里庄稼活做得很好，从解放前到八十年代，家中没有缺过粮，每年还送给我家一些粮食。　　二姐张金凤，生于1928年，卒于2013年，享年86岁，二姐第一次婚姻嫁到郑家湾村，姐夫郑洪智，结婚后两人感情不和离了婚，与当时在我村住的部队红军战士郝进贤结了婚，姐姐等姐夫打完临汾、太原战役后，相随南下到四川，姐夫是老红军，到成都后就不再上班，国家养起来了，二姐在成都某家属区，当居民委员会主任，参加社会各种。　　三姐张金兰，出生于1936年，病故于2008年，享年72岁，三姐五十年代，与公安局工作的王文英结婚，两人一块生活五六年离了婚。六十年代三姐与小卫坡张东福结婚，两人一生务农，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八十年代以前年年缺粮，我常给姐家买粮食。他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过着很苦的日子。三姐是个苦命的人，小时候和母亲乞讨来浮山，中年家里过的日子艰难，吃不上、钱没有，到老年条件好了该好好享受生活，她却早早地走了。　　弟弟张金星，生于1953年，病故于1989年，只活了36岁，1972年参加工作，在省地质四队当工人，1977年患了神经分裂症，先后去太谷、赵曲住院治疗11个年头，病情有点好转，一个人从医院回家，一人又能到医院，但有时也犯病。1989回家过八月十五日，在家住了三天，拿月饼、苹果等去赵曲医院，快到赵曲时，被火车碰了而身亡。　　我的老伴张惠菊，奶名麦花，从小爱唱爱跳，每年参加村春节文艺活动，演艺出名。1964年被县文化馆抽上到临汾演出后，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会表演节目。65年全国财贸系统学习寨圪塔扁担精神，县供销社在寨圪塔建起展贸馆，在社会上招聘说明员，经本村柏峨山（在县社工作）的介绍，到展贸馆当说明员。那时参加工作手续简单，到粮站买了几十斤玉茭换成粮票，就算参加了工作，成为正式职工。1966年展贸馆参观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几个说明员，分配到各供销社去工作，她被分到米家垣供销社当售货员。文革开始说财贸县长转的他们一批说明员不算数，哪里来到哪去，这时由于她有爱唱的特长，旭光剧团要她去当演员，二次转为正式职工。1968年和 我结婚后，于1970年生了大孩子，从剧团调到张庄供销社，后到东郭分店，在城内百货公司当了八年营业员。1979年到县运输公司当会计出纳，1988年调县运管所当出纳统计，1999年退休。她在七个单位整整干了三十四个年头，工作认真、责任心强，不管当营业员、还是出纳，账目清楚、无有差错，一心为公，两袖清风，她不管到哪个单位，和同志们关系相处很好，亲如姐妹。在社会上也可算是个女强人。　　她心地善良、做事有主见，有两件事使我很感动。一是和我结婚不嫌我家穷。六十年代，我家很贫寒，生活无保证，经济无来源，窑破烂不堪，二老年岁大，长年有病，我本人在公安工作，工资28.50元，还得养活老人，成了家恐怕也要受穷，在这种条件下，她愿意嫁给我，内心十分感激。1968年结婚时，北窑倒是灰的白白的，一付铺盖，结婚那天从公安局借了一个桌子、两个凳子，结婚第二天还给机关，她毫无一点怨言。结婚前没有订过婚，没有给过一分钱的彩礼，只是分三次给了她三节布，6尺条绒、6尺华达呢、6尺兰布，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说起来都是生活当中一些小事，但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因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数不是太多的。　　二是工作压力大、家务繁重，没有把她压垮。从1970年到1985年，这15个年头，是我们两人费心费力，从艰难贫穷日子度过的。我在公安局工作，经常到乡下去破案，一去就是半月二十天不能回家，家中的一切重担全部压在她肩上。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家由一个孩子到三个，又代养太原姐家的一个孩子，四个孩子的吃穿上学都由她担当，别说生活困难，吃的不好，就是条件好，一天三顿，生的做成熟的，那也不容易。十五年可想而知那是多么难啊！家中十分忙乱，有时我还给添麻烦，给她忙上加忙。在公安局工作期间，每当下乡破案回来，相随人员就到我家吃饭，少者三人，最多五六个，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来到家他就给同志们做拿手的饽鸡蛋斜角馍或干面，有时还炒两个菜，让大家喝酒。每次都以笑容满面迎来，满腔热情送走，在大家眼中是一位好警嫂。从1978年给岳母办丧事以后，接着又办了我父母亲、岳父、弟弟、弟媳六宗丧事，给二老上新坟立碑，自家盖新房三次。弟和儿女结婚四宗，加起来共十七宗大事，哪一宗都离不开她的费心和操劳，受苦受累，酸甜苦辣的味道她都尝过。她为两个家庭付出了心血，是有功之人。她干的是营业员的工作，每年放假就到年根头，忙忙碌碌备办年货，从不顾自己身体疲累。腊月三十日晚，还要洗七个人的内外衣服三十余件，一洗就洗到快天明。由于过于劳累，每年初一到初五累得卧床不起，我对她说：“你能不能把这习惯改一下”。她总是不听，并说：“我不能让一件脏衣服过年，如有一件我就睡不着觉”。双方四个老人在世时，身体不好，不是买药就是住院，几个老人轮着病，轮流住院，到院侍候。这些具体事，都由她处理。由于双方老人年纪大、失去劳力，两边自留地由我俩承担。从种到收，地里上粪，季季不短。队里分红薯和玉茭，老人就通知我们，我俩一担一担、一筐一筐运回家。1975年家中又添了一个患了神经病的弟弟，给本来就难过的一家子增加痛苦和负担。一切一切不但操心而又费力气，繁重的家务、紧张的工作，使她脑子里总不能清闲。患了全身失血症，差点要了命。这一切都表明老伴是一个合格的好媳妇、好女儿、好妻子、好姐姐、好妈妈，一点也不过格。　　1999年她从运管所退了休，儿女们都成了家，孙女、外孙女全部上了高等学校，家庭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可以说是最消闲、最幸福的时刻。但她活的并不轻松，还是很累，在家想这想那，脑子总不闲，特别是遇到一些事情，晚上就不瞌睡了。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思想比较脆弱的缘故吧。这也是一种真正亲情激发出来的心绪，真难为她了。　　她对我全心全意，百般照料，2004年我患了心动过缓，九年中九次上太原检查，三次住院，二次去安装起搏器，都是她伴随着我，在医院护理着我，那种真挚的亲情，难以用语言形容。老伴近一二年内不再打麻将，一人在家里给孩子做鞋垫，做的鞋垫精致好看，谁见了都说真好、真巧，老了还会扎花。她是做酸菜的能手，所谓能，在天气炎热时，她能做成酸菜，在新安坪小区有了名声；所谓好心肠，把味道香的酸菜给四邻朋友吃，笑脸迎，笑脸送，满腔热情，邻居盖录贵说：一进院子酸菜味就闻到了，这也是她老年生活的一种缩影吧。　　老伴你辛苦了！上赡养老人下养育子女，上班家务你都干，辛苦为了全家福，全家心里都有数，劳苦功高。　　我的子女，大儿子张文生，43岁，党员，在县司法局工作；大儿媳盖雨虹，43岁，党员，县计生委纪检组长；大孙女张菁，20岁，党员，运城学院上学；二儿子张武生，党员，县老干部局工作；二儿媳刘洁，37岁，县妇女保健院工作；二孙女张馨之，15岁，临汾市新开路高中上学；女儿张爱琴，41岁，县环保局工作；女婿鲁明，42岁，党员，省银行工作；外甥女，鲁佳琦，18岁，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上学。他们三家，家庭和睦、事业有成、安分守已，都让我们放心。下代上大学，培养成人，尽职尽责，自有其父母承担。&&&&&&&岳父母功德永存　　　　我的岳父张金风，是本县南西河村人，他生于1907年，病故于1980年，享年73岁，自幼家庭贫困，一生以农为本。还有一手好手艺，会做银器活，他的活精制美观、样式新颖。当地很多人都来求他给孩子打锁，就连方圆十里八乡的人也慕名而来。他们不叫岳父名字，只要说一下“银炉”，就知道是谁家。当时的生意很红火，给家里增加了不少的收入。　　他生有两个女儿，是家中两枝花，长名秋花、次名麦花，她都非常痛爱。从来不准岳母吓唬孩子，更不许打骂一下。常因为管教孩子，两老口吵得脸红脖子粗。有时甚至发脾气摔东西，嘴里还说着“不过了”，和岳母闹气。　　岳母身体不好，有呕吐血的毛病，因此地里和家里的重活全由岳父承担，磨面、担水、烧火、提笼搭筚、拉风箱、调煤封火离不了他。六十年代公社化时期，一切归集体，牲口集中饲养。岳父担任饲养员，他和村里一个姓柏的青年喂有骡、马、驴、牛约有十几头牲口，黑夜住在饲养处，一夜起来好几次给牲口添草。冬天冻的不敢脱衣服，夏天热的不能穿衣服，从来不说苦。他责任心极强，有一次发现有一头驴身上有伤迹，经了解是在干活时，被使役人打伤的，立刻把情况给大队干部作了反映。他喂养的十几头牲口，个个膘肥体壮，荣获“模范饲养员”称号。他也是个干农活的能手，样样精通。在队里干活认真，要求标准高。给自己家里地里干活，也是一样的要求。我和惠菊结婚后，帮他到自留地种玉茭，临走时，见他手中拿着一根长2尺的高梁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到了地里才知道，用高梁杆量玉茭坑的尺寸。量一下，划个印，让我在有印的地方打窝。要求间距2尺，直看、斜看都成一行，可见他做事是何等的认真！从1972年开始，给我们看孩子八个年头。八年如一日，看管孩子、又给做饭、打扫卫生，父女之间亲情比海还深，可谓功德无量。岳父走完了73年人生旅途，虽然已经长眠于地下，但他把毕生精力献于集体事业和家庭的苦累，我们会永远记在心中。他所培养的两个女儿事业有成，子孙满堂，这应该是对他最大的告慰。　　岳母孙成英，生于1917年，病故于1978年，享年62岁。她一生勤俭持家、管教有方。解放前，靠岳父作银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就在这样的贫困条件下，全家穿戴、吃喝在南西河村也是数一数二的。这与她平时精打细算、考虑周到、有计划、有个性是分不开的。比如对我们两人的婚姻问题，想得周到又长远。她决定不招亲，平时只要照管他们，最后给养老送终就行了。她是一个仁慈的农村妇女，为人慷慨厚道，无论对本家还是邻居们，都亲切相处。有时邻居家有了困难找上门来，她总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常存恻隐之心，同情穷苦之人。　　憨岳母亲女婿一点也不假。岳母对我的亲情，在南西河村、公安局机关都有了名气。每当她来公安局时，人们一见了就问她“送什么来了”。这虽然是一句逗趣的话，却反映出她对我的关爱之深。1968年正处于学习毛泽东思想，清除旧思想、旧风俗的形势下，我和惠菊结婚，林轩前、李茂震等五个朋友，骑上车子陪我去娶亲。我们走到南河坡时，李茂震看见我穿着白衬衣，就说：“娶亲还能穿白衣服吗？干脆把我这花道衣服你换上”。岳母见到我很高兴，对我妻子说：“小仓还知道穿花道上衣”。妻子把实话告诉她说：“他哪有，结婚那天是在半路上和别人换了的”。岳母听后感到心酸，马上进城买布，给我做了一件新花道衣服，送到我机关里。我们两人结婚时，她按儿子结婚标准对待，做的四幅被子、小柜子、木箱子等样样俱全。她看到我们上班，走亲戚不方便，就把买猪了，给我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她身体不好，但怕了女儿工作忙、上班累，就主动给我们看管二个孩子，又给太原工作的大女儿，连续照看三个孩子。最短的时间五年，最长达十三年。岳母为别人着想的事情太多了，但对自己的病，从不当一回事。1983年孩子都大了，岳父随我们在城内生活，留她一人在家。有时吐了血，就叫我们请大夫看病。可在她病故的前十天吐了血，她说胃里不好，太不在意，只给买了点药，后来才知道她已病重，不行了（大便了），为的是怕我们知道。我们问她时她说好着哩。最后经医院检查，身上还有一克血。送到城内抢救无效病故了。事后，我们想自己为何那么粗心呢？为什么没有发现她吐血，为何早日不送医院给她治疗呢？在她病重时，我们没有侍候过她一天，真是遗憾呀遗憾，后悔啊后悔。她去世后，我们在墓地给二老上新坟立石碑，深表怀念之情，南西河村人说：“没儿的比有儿的还强哩”。碑文：　　维日月永恒，江河不断，追念椿萱终生难忘。先父讳金风一九O七年生，童年因家境贫寒，外出学徒求艺，基于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终将银道熟悉，后返乡自立银炉生意兴隆，远近闻名，且各类农事均为行家能手，荣得乡邻赞誉，农业集体化时期，曾担任饲养员，责任到位，成绩显著，表彰频频。父对上奉孝尽善，对下关爱无限，对外处世公正，可谓一生品行端正，心地善良，勤劳艰朴，忠厚至诚。一九八0年逝世，享年七十三岁。先母孙成英生于一九一七年，卒于一九七八年，享年六十二岁。慈母一生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孝敬高堂，和睦亲邻，实乃贤淑厚德，令人敬仰。时逢盛世，缅怀双亲，立石镌文，以为永记。　　石碑用青砖砌，成碑楼，两旁刻了一副对联。其曰：严慈功德流芳远子孝孙贤世泽长　　&&&&战乱中度过了童年　　我出生于日，是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年。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苦不堪言。我懂事后，就不断地接受父辈的爱国主义、保国为民的教育。听父亲说：日本鬼子在1939年岁末，占领了浮山城，经常出城抓人、抢粮、奸淫妇女，有时还把老百姓当活靶子打。他们把老百姓抓进城里，筑炮楼修工事，城周围挖数米宽的深沟。老百姓稍一歇息，那些鬼子和汉奸就用鞭子抽打。我们村离城仅一里之遥，鬼子来村抢粮、抓人，真是深受其害，老百姓整天躲在深沟里不敢回村，担惊受怕、寝食不安。我在公安局到村破案碰见老党员、老革命前辈就给我讲日伪军的罪恶，比我父亲说的更恶劣。他们还给我讲了许多八路军英勇奋战的事迹资料显示：1942年日伪军在遆家垣大槐树下，杀害群众43人，日至24日，9天内，日伪军在坡头、柳树垣、南山、南安、北阳庄、河底、太皇峪、高家河等10余个村庄，杀害群众378人。日伪军在八年中到底抢了多少粮食，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无辜群众，这是难以计算的。日本鬼子投降至今62年，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占领我国钓鱼岛，真是贼心不死，令人愤恨。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梁培璜的61军驻防浮山专门与八路军为敌。一时间浮山城周围村子里驻满了阎军，老百姓继续受着煎熬。要粮、要钱、要布、要草、要料，致使本来就很贫穷的老百姓更加灾难深重，只得挖野菜充饥。野菜不易消化，常常致人腹泻，等不到解裤子就拉到裤裆里。他们为了扩军，实行兵农合一，把村里年轻人三人编一组，一人为常备兵，二人为国民兵。常备兵去服兵役，国民兵在家种地，三年一轮换，有的人去了就回不来了。像这样残害人民事件就太多了，比如县志记载，1938年日军六架飞机轰炸县城，炸死浮山县民族革命两级小学学生10人，炸伤残教师学生8人。特别在2010年我在村里收集碑文时，发现赵家垣马家古凸村一块纪念碑，碑文清楚记载着日本鬼子的罪恶。碑文：“民国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寇在马家古凸，被我游击队迎头痛击，打的倭奴落花流水，抱头窜进城去，在脑羞成怒的情况下，又追到马家古凸，轮炮乱发，到处搜寻，将先公等许多人一齐捉到四十岭，凶残地杀做一团。至八月搬尸回村，谨认出元金、元通、长春等尸体三具，另为安葬。其余尸体腐烂不可辨认，才决议将其同穴理葬，这样的凄惨之事，真令人痛心”。李心元局长也曾给我讲过，1945年八路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边沿山区建立了政权，1月5日县抗日政府在张家河召开万人大会，欢送新战士入伍，我村李学厚带领300余人参军。八路军、游击队多次打胜仗，大大地打击了敌军嚣张气焰。　　12月16日太岳二十八旅七十一团攻打县城（赵城）歼灭敌军417人。1946年陈庚司令员，带太岳军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四个旅，于官雀歼灭胡宗南“天下第一军”正编第一师第一旅4500余人，活抓中将师长黄正诚、少将参谋长戴涛，大大鼓舞了八路军的战斗士气，鼓舞了广大群众信心，使敌军钻在临汾、太原不敢出来。1948年4月临汾、太原相继解放。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终于以人民和的胜利而告终。人们从此彻底摆脱了苦难的日子。这时我已经四岁了，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从战争的年月度过来的，真是忆往事不堪回首，想今日甜在心头。　　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对我长大如何做人，教育匪浅。他的谈吐举止、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无形中给我灌输了儒家的道德思想。每年过年后要给一家长辈和亲戚去拜年。出门玩时，就嘱咐我不要和小朋友打架，相处要好好的。还经常教育我要艰苦朴素、勤劳节约、吃苦耐劳。我六七岁时就知道给家里地拾羊粪蛋，在每年的清明节上坟祭祖的时候，讲述爷爷奶奶一生情况，教育后辈要尊老敬祖。说到这儿，再插叙我小时候记得的一件事。1953年我8岁时，嫂子病故了，由于我国才解放，形势严峻，在部队的哥哥，不能回家办丧事，父亲便亲自料理了此事，因我还小，害怕死人，每天放学回来，在坡顶上叫父亲接我回家，我也很听父亲的话，嫂子病故一切都好办，但砂锅没人拿，哥哥又无后，父亲就让我披麻戴孝，手拿砂锅把嫂子安葬了。每年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最能体现特有的“血亲团圆”的宿愿。数千年来，月园月缺唤醒人们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我父亲很重视这一节日，但因家里贫穷，只能用几个自家做的枣月饼来祭拜。虽然东西简陋，但家庭成员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团团圆圆庆贺八月十五。　　总之，家庭教育对我童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培养我良好的品德起了启蒙的作用。使我从无形中知道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教育使我终生受益。九年求学之路　　　　1952年我八岁，上了学。小时候只要换个环境，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我村和大邢是一个行政村，包括大邢、小邢、拴马庄、北头、郑家湾、东堡六个自然村，初小扎在大邢村。小邢与大邢村一沟之隔，看着近，走着远。去学校必下一个约有150米长的陡坡，过一条小河，还要上200米长一条坡，才能到学校。我村同学一天来回四次，小孩子有精力不知疲倦。大邢小学校址是个旧庙，北面是旧庙址，东面好像也有过建筑物，南面戏台，坐西向东七间瓦房，教室占三间，老师占二间，灶房一间。这庙叫什么，至今无人不知道。学校设备简陋，有四个年级，共有学生四十余个，课桌是条桌，有的有腿，有的没腿就用砖垫着，坐的木头櫈。我和同学们用的文具也很简陋，石笔、石板、布擦，早晨起都坐在北面石条垅哇哇念书，大概在三年级时，晚上上自习，每个同学都提着自作纸灯笼，晚上从家里提上到学校，放学时再从学校提上回家，这个小灯笼整整陪了我二年。　　我们一年级的老师叫陈茂兴，中村人，教学严厉，学生们不管在上课还是做操都很守规矩。二三年级老师叫王宝善，是北王乡北茨庄人，中等个，口才流利，讲课耐心，从未打过学生。他晚上一人不敢在学校住，让我跟他作了二年伴，对我很器重。我在小学任队长四年，经常替王老师管理纪律、上课秩序， 尤其是王老师有事走后，由我负责全校的学习纪律， 1955年王老师调走，我们就成了四年级，由郭德皋老师接替，把我们送的毕了业到完校去上学。　　1955年我考到城关完校，学校住在原圣母庙，该庙建于金大定年代，庙院南是戏台（改成教室），东面有比较窄的一排小房，北面台上有三间瓦房，据说原来有圣母像，是祭祀的地方。庙西有四间大房和三间小房，庙西有一座钟楼，大钟为金大定铸造的，身高六尺，扣击声可达四十岭。圣母庙民国十二年（1923）名为浮山县立民族革命两级小学校，民国二十七年（日，民族革命两级学校,集中参加元旦检阅大会，突有日机六架，从临汾方向飞来，对学校进行轰炸，致使十名学生死亡，教师学生伤残8名。我们这个年级共有三个班（25、26、27）是从城关、张庄、西佐三个公社招来的，我们三个班的教室是西一排10间及南面四间, 是后来新盖的。学校的教学设备比小学好的多，教室砖瓦房，课桌木櫈，晚上上自习用的汽灯。原圣母庙的旧址为学生宿舍，除四关学生外，远处的学生都上大灶，交白面吃白的，交玉茭面吃黄馍。　　我们在完校二年时间，除在校学习外，三次参加社会活动，收获匪浅。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内，完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麻雀被平反，由“臭虫”代替。我们学校也开展了这一项工作，要求每个学生打老鼠和麻雀，到学校交老鼠尾巴和麻雀腿，打得多的同学给予奖励。我利用星期日和假期，主动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在院子和打麦场扣麻雀。扣的方法是把筛子用木棒顶起，绳子拉在家中，筛子下面放上谷子，见麻雀进筛子一拉绳就把麻雀扣住了。自己为了完成任务还作了一个弹弓，打树上麻雀。捉捕老鼠时，在按板上大碗压小碗，碗垅下压一块食物，只要大碗流下来，老鼠就扣住了。　　1958年秋正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兴起之时，浮山与临汾、三县合为一县，浮山县变为东方红公社，农村强壮劳力都被抽去炼铁、修水库，村中只剩下老弱病残，因而丰产的庄稼不能如期收回。棉花无人采摘，玉茭熟了无人去收，当时农村流传着一个顺口溜：“玉茭上吊，豆子放炮，棉花吊孝”。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校六年级同学，全部背上被子去临汾县南马村去帮助摘花，从摘花数量和质量上夺取全校红旗。乔花同学摘得快、摘得干净，放了卫星，为我班增了光。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县在前交、鸡家沟村建起了十余个土炼铁炉，组织干部和农村强壮劳力上天坛上采矿，我们学生也参加了这一战斗，从天坛山扛上矿石路过尧庙，石家坡到前交土炉送矿石，同学们热情很高，从不叫累叫苦，都是争先恐后争当模范。三次社会活动使我体会到，课本知识重要，社会知识更重要，课本上没有讲到的，社会上就有。比如捉麻雀、捉老鼠方法，课本不可能讲到，通过实践活动增长了社会知识，充实了课本知识。又如种棉花、摘棉花，棉花作用等知识，也是从实践中学到的，同学们扛上矿石不休息争着往前走赶，见到有女同学走不动时，伸出双手帮助。有的把女同学矿石放在自己筐子里或肩上，发挥了团结友爱精神。　　1959年后半年我考到浮山中学四十班。学校有高一、二两个班，初三年级五个班（30—35），初二年级五个班（36—40），初一也是五个班（41—45），全校共有1000余名学生，来自于城关、张庄、西佐、东腰、寨圪塔、米家垣、史演河七个公社。全校同学除城关四门，剩余全部上灶，住集体宿舍。我们住在操场西垅下窑洞里，一个窑洞大概15人。晚上宿舍放一个大茅桶，由值日生打扫卫生、倒尿。我和赵文魁睡的紧挨，两人相处很好，他是赵家垣村，家里地多，长年不缺粮，星期日回家，来时拿一大包馍让我吃。　　1962年自然灾害，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党的工作任务是“一手抓精减，一手抓抗旱”。城镇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减少供应粮，由25斤减到24斤。政府对学生生活优惠，每个学生30斤，市民减标准，学生不减。尽管这样男同学还是吃不饱，经常向女同学要饭票和菜票。由于61—62年天气大旱没有菜吃，我们一块到地里找灰条苗、刺芥，回来全部交到学生灶房，后来找不到了，就上山割白靛磨成面，掺上玉茭面做成馍吃，玉茭杆作淀粉叫淀粉馍，同学们都勒紧腰带，度过了这个困难时期。由于当时交通工具落后，学生灶上及教室烧火的煤，都由全校同学承担，从后交老窑上，到城内大概有10华里，两个同学抬一筐，大概有60斤左右，来回就得多半天，同学又渴又累，但谁也不敢吭气，怕教师批评。　　我在浮山中学上学时，思想求进步，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回村一样的求进步，放暑假时，参加公社组织的突击队劳动锻炼，逢星期回村劳动给家中增工分。写到这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和村里十余人,在西埝里锄庄稼，一转头看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一身黑衣服，从庄稼地走过来，我就喊“从路上走，不要踏庄稼”，那个人走到我们跟前，才是公社主任张锦锋，下乡检查工作，他便笑嘻嘻的说：“你们做的对，做的好”。&&&&&&&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在班里担任班的队长，在完校还任过少先队三个红条大队长，这为我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感谢老师对我的培养。在县委当通讯员的日子里　　　　1962年，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国际上，我国与苏联关系破裂，勒紧裤带向苏联还债；国内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难，又加之蒋介石叫嚷要反共大陆，真是雪上加霜。严峻的形势，迫使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国家机关、厂矿单位精兵减政，压缩工作人员。城市压缩国供人员。学校减少招生指数，大多数县停招高中班。这年我十八岁了，正值要升高中。由于浮山不设高中班，我们同级五个班300名学生，只有10余名同学，考到外地上学。我未考上就回家参加了农业劳动，每天挣工分，给家庭增加收入。心想农村可能是我终身停留的地方，地里劳动可能是我终身职业。想不到1962年8月份的一天，天气晴朗，刚准备到地里去干活，村支部书记，叫我到他家去一趟，我到他家后，他对我说，想让我当村团支部书记。话刚谈完，原城关公社张玉锁书记也来到我村支部书记家中。他见到我简单问了一下多大年纪，什么学校毕业等情况，接着支部书记告诉张书记，计划让这个娃当村团支部书记。张书记愣了一下说：“不要让他当了，干脆到公社当通讯员吧”，支部书记答应了说：“能行”，我心中十分高兴，也很激动。万万没想到，正当国家处于精减机构压缩人员，城市人员要返回农村的时候，我能到公社工作，那真是天大的喜事。父母亲知道后，心里也非常高兴。第二天就让我背上被子，就到公社去报到。到了公社见的第一个人是秘书王家乐，他给我谈了应当干什么，如何干，和有关规定。给我安排的具体工作是看电话总机，到各村送文件通知，给领导办公室打扫卫生，以及清扫三个大院等。我怀着珍惜和感谢的心情，不管干哪项工作，都尽职尽责，把事情做好，使公社领导、机关干部满意，没有意见。当时公社没有通讯设备，干部要开会都得去人通知，这任务自然而然是通讯员份内之事。每次骑自行车通知干部开会，要走近百里过三条沟、两条河、六条坡，每年要开七、八次，可想而知要过多少次河、上下多少条坡、过多少条沟，但我从不叫苦叫累，因我怀着有一颗感恩和知足的心。在公社一直干到1963年10月份，县委会要找通讯员，公社领导把我推荐到县委会，给浮山最大的头儿县委书记当通讯员，自己感到非常自豪。心想，能到县委工作，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虽工作比公社管的多、任务重，但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比在公社干的更好。我主管鲁书记和两位张副书记个人生活服务，工作都做的很周到。在服务方面，还想出些好办法，比如：在每年冬季点炉之前，把煤打成煤盖，大炭砸成小块，点火柴都切成10公分左右，整齐地放在窑内，一旦三位领导下乡同时回机关，我把柴放在炉里，加上煤油全部点着，而后又返回给三个炉子加炭，10几分钟内，三个火炉全部点着了，这样就保证了领导不受烟熏，又能及时取暖。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不听钟铃准时午时起床，在房内等着，一听见鲁书记门响，就立马进房，进行本职工作，倒尿、叠被子、打洗脸水、扫地、抺桌子，早上给端饭，八时前全部完成。这些工作不是组织上交待或要求，而是自己主动自愿去干，因看见领导太忙又辛苦，誊出时间用在工作上。　　除了跟鲁书记下乡和机关正常工作外，我还担负着三位领导家属生活服务。每月到粮站领油买面，一星期给每家送水一桶（计七担水），冬天拉土和煤等事情都一样不误，这几件事，拉水是最不好干的活。六十年代，我县只有一个水塔，一个放水点，设在南门口，供全城人吃水。三个领导家都住在城西门，距南门供水点约有300米，冬天地滑，街道是石子路又不平，拉一桶水实在很吃力。不管买面买油、拉土、拉水，不是骑自行车，就是拉小平车。　　鲁书记确是一位“平民书记”，是浮山县焦裕禄式县委书记。我到县委时就听干部群众说，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为民办事。52年修城的街道，1955年修雨化桥，1957年修响水河和天坛水库，1958年前交大炼钢铁等大事，他都是带领全县人民战斗在第一线，和群众同甘共苦。他扛过矿石和石头，参加过修建街道劳动，在群众中树立了领导者的光辉形象。　　他事事带头起模范表率作用。1962年在国家困难时期，带头把自己老伴和孩子国供户口转回农村。他不给儿子安排工作，让回村锻炼，他是一个以身作则的模范廉洁的好县委书记。　　63年跟他下乡，那真是一年360天，他多半时间在农村，下乡有人叫老鲁或光敏，他都很高兴。生活上不特殊，穿的粗布衣，常和群众吃一锅饭。饭后到地里参加劳动，犁地、编玉米穗见啥干啥，及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指导全县的工作，如西北陈村碾小麦不净，他就要求重打，结果每亩增加28斤，全村100亩小麦，就增加2000余斤，立即给县委办公室下通知，要求全县各村，向西北陈一样复打小麦，颗粒归仓。　　我相随他回村，见他孝敬母亲，尊重长辈。在村外就下了自行车，碰见长辈该叫什么叫什么。调查农业生产情况成了他的习惯，回村子和到其它村一样，地里看看，菜园子转一转，家户里问一问，一一都记在心中。鲁书记的思想、精神、作风、品德所表现实事太多了，只能举个例子简单叙述。但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鼓励着我的勇气，鞭策着自己。我工作四十余年，不管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鲁书记的精神、思想、作风经常在我脑海里出现。一做事就想起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成为我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常检验自己，想着鲁书记是怎么干的，我是怎么干的，找出自己的差距。　　1964年10月份，根据中央精神，采取大兵团人海战术，在全地区集中一个县搞四清运动。我县由鲁书记带队，组成县直单位领导、公社一把手及旭光剧团全体人员共计400余人四清大军开往。我当时也随鲁书记去了。到洪洞后，集中培训四十天，我县四清团分到埝底公社和曲亭公社部分村，鲁书记在埝底公社，担任四清工作团团长。垣曲县一个姓许的副书记任团政委。鲁书记在淹底村蹲点，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住的是坐东向西，大约有6平方米的小窑洞，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只有一个15瓦的电灯和他做伴。他要求埝底村四清干部，为了不暴露身份，规定不能叫鲁书记，并要求我住在团部，不能到他那儿去。我有时在天黑时，偷偷地给他送块饼子，还受到他的呵责。我除了照顾鲁书记外，在四清团部刻腊板、送文件，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团部领导和办公室同志都很满意。这期间由团四清办公室主任王振华、副主任张玲二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党员，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65年上半年淹底四清运动快结束时，鲁书记肚子经常疼，让他去看病，他说四清运动马上快结束了，不能离开。在六月份确实坚持不住了，我随他去太原山大医院检查，确疹是肝炎。就在山大医院住了十余天。病情刚有些好转，他就提出太原离浮山这么远，条件不方便，干脆咱到临汾住院再治疗一段。他在临汾医院住有二十天病情刚稳住，又提出回浮山医院吃一段中药来巩固。大概到了1965年10月份，他回庄里村养病时，对我说：我因卸职，现在回家养病，你跟上张作武书记到襄汾搞四清去吧。当时浮山团分到古城公社。在此期间，我回来过好几次，都到庄里看望他，问他还需要办什么事情。如果要有事办妥后又骑上自行车返回古城。大概在第二年6月份，四清结束，四清队全部回县。1966年10月份，第三批四清开始，浮山又到绛县去了。鲁书记病犯了，组织部长鲍水法对我说，你不要去绛县搞四清，去医院照护鲁书记吧。鲁书记在村养病期间，在庄里村搞棉花试验田，又给村里解决人畜吃水。饮水问题解决后，庄里村老百姓在水窑边写着：“吃水不忘打井人，能吃上自来水，不忘鲁书记”。由于劳累过度，感冒引起肝炎病复发。住院时，我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街上喊着：“打倒党内走资派”、“打倒走资派吉张宋”、“打倒鲁家天下”等口号。这些口号他在医院听得清清楚楚。对长说：“老吉你出去接待红卫兵，不要怕”。我感到他在医院养病环境不好，对他的病大大不利，劝他去石家庄302医院治疗，他不去，并说：“红卫兵要揪斗时近点，对人家医院影响不好”。我不管他说什么，硬行把他拉上车，送回庄里家中养病。这时县委机关也掀起文化革命高潮，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在县委大灶墙上，还给我贴了一条大幅标语“打倒走资派保皇派”。我不管什么保皇派不保皇派，该怎么侍候鲁书记就怎么侍候。1967年阴历12月下旬，鲁书记病情恶化去太原住院，当时我不在浮山和大道去太原办事，回到临汾车站，正好碰见鲁书记到太原住院。跟随鲁的只有老伴和侄子鲁青泽。我和张大道把鲁书记抬到火车上，我说，我回机关办点事，随后就去了。在机关转了一圈，第二天坐火车去了山大一院护理鲁书记。在医院住了五、六天，医院给鲁书记下了病危通知，说病情加重病变了，要求立即出院。我马上回浮山县委机关，组织段义、张玲等四五个妇女干部，给鲁书记做了一身蓝制服、一件蓝大衣，还做了一双布鞋背上，马上又去太原，这时鲁书记吐了一大盆血，医院二次病危通知又下来了。医生说：“病情恶化，无有希望，弄不好都出不了院。”我和青泽、鲁书记的老伴三人给他换了衣服，用担架抬的上了火车。鲁书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但嘴里一直说着，老吉你出去接见一下红卫兵，不要怕……走到富家滩鲁书记就没有气了。我就找列车长，声明我们的人在车上出了问题，列车长说，不要吭声，到临汾站抬下去就是了。到临汾车站我和青泽把鲁书记从火车上抬下来放到站台时，机关小车来接， 司机看到人死了，说不敢拉，又返回去了。我俩没有办法，让老伴看人，我和青泽到临汾木材公司找到鲁的老乡张经理，寻了一辆小平车，把人拉倒饭店门外，两人看管了一夜，第二天才找汽车将人拉回机关。简单的装殓了一下，用大马车送回臣南河村。回村后的第二天，城内和臣南河红卫兵，在他灵上贴了大字报，并扬言不能埋人，还要进行批斗。闹得气氛非常紧张。没有办法，鲁本家几个弟弟和侄儿，连夜打墓把鲁书记仓促地给埋了。我看到这些情景心中感到十分难过，心里又凉又酸，感到怎么能是这个样子呢？鲁书记工作了半辈子，给浮山作了那么多贡献，结果落了这样的下场，实在叫人想不通。公安工作十九年　　　　1967年3月，我23岁时，调到浮山县公安局工作。先后任户籍员、治安股副股长、刑警队指导员。在公安战线工作了整整十九个年头。可以这样说，我的青春年华，大部分奉献于了公安事业。公安局担负着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分子的重担，责任十分重大，使命光荣。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凡到公安部门工作的人员，都要进行政审。从家庭出身、个人表现、社会关系、有无前科（指犯罪），就连老婆的表现、家庭出身、老丈人政治表现、有无前科都要全面审查。我是通过审查以后，才到公安局工作的。十九年深深体会到公安局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学校。它涉猎的知识面广、法律性强，对个人的辨别能力、行为规范，有极严格的要求，特别是穿上一身警察服装，不论在什么场合，都得十分注意个人形象—我是警察，因为人民把警察当成了心中的保护神，一有事情，就赶快去报公安。就连止小孩哭都要拿公安局来吓唬（公安局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公安人员理应成为人们遵纪守法的榜样。十九年来，在公安机关养成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对我后来做好乡镇领导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在公安机关工作期间，等于我重上了一次学校，而且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是正规教育的学校里所学不到的。　　向老公安人员学习　　我调到公安局后，一开始在治安股工作。治安股的职责很重，管社会治安、户籍和管理、侦破案件等项工作，都在其管理范围之内。那时人少，内勤也要上案。我第一次上的是一起纵火案。当年四月的一天，原玉子沟村干部来报案：本村麦稭垛着火了，要求公安局派人侦破。老公安石怀才领了这项任务，带领我前去侦破此案。我们从局里动身，过柏村、崔村、北韩，行走了五十余里，天快黑时，才到了玉子沟村，但一点都不觉累，因为那时凭着自己年轻，又穿着警服，背着手枪，内心十分激动，觉着刚参加公安工作就出外破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这一案子该如何着手侦破呢？心里无数。第二天石怀才把我引到着火的现场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这起着火案，心里才有了一些底数。石怀才同志大概当时是38岁左右，原在寨圪塔公社任保卫干事，有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后来保卫组撤走后，才回到公安局，比我去公安局早二年，但已经是个破案老手。他对我说：麦稭垛在村子西边场内，周围没有住的人家，自然引火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被人点着的。作案者可能是对村干部有意见或心怀不满的人。我把他的分析情况详细记在本子上，并把现场及周围情况作了纪录，很快侦破了此案。第二次办案是在1968年后半年，我跟上局领导郭生龙，到张庄公社绿化庄去破盗库案。郭生龙同志胆大心细、破案办法多、思考问题脑子既灵活又快捷。他给我讲了确定案件的几个因素：内盗外盗、作案工具、作案时间、作案人数、现场痕迹等，通过现场勘察，发现线索，经过认真分析，确定了作案怀疑对象，盗库案很快就侦破了。通过每次跟从老同志侦破案件，使我不仅学到了勘察现场、案件分析、口供记录等好多基本知识，同时还学会了照像、骑摩托、写调查报告等技能。后来我亲自带上人办案，把学到的勘察现场等知识用在每个案件上，侦破了好多案子，成为一名出色的公安人员。　　在三个“学习班”里　　1969年，中央下达了“七•二三”布告，全省各地武斗局势得到基本制止，社会逐步走向稳定。接着地区各系统都办起了学习班。在文革中，罗瑞卿（时任中央公安部部长）打成黑公检法走资派，社会上叫黑公检法，公安人员被打成了黑爪牙。晋南地区（当时临汾和运城还未分开），把全区各县公检法公安干部，集中在运城虞乡办学习班，全区住进学习班的大概有一千左右公安干部。我县公检法40余人，一锅端，全部去住学习班。吃住行一切按部队要求。吃饭开大灶，排队打饭；睡觉在大教室、打地铺。清早起床上早操，吃了饭唱红歌，然后学文件，清除派性，检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比如，一名公安干部在检查时说：1966年后半年，一天黑夜，红卫兵冲击公安局门口时，我不该开大门，让他们抢走部分敌伪档案，给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总之，人人写检查、人人要过关。由于我年轻，来公安局时间不长。谈了对学习班的认识，作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有派性的检查后，大家认可就过了关。在当年10月份，临汾和运城分为两个地区，临汾地区全部干警，从虞乡撤到曲沃曲村。由于地区领导当时忙的分家，对学习班抓得很松，每天学习学习文件就完了事。70年后半年，我县公检法干部，从曲沃撤回住县学习班，学习班驻在红卫学校里。公检法干部都分别插在各班里。吃住学习在班内，不得串班、不准外出，管理的还挺严谨，人们思想上都挺紧张。在学习班里，把我虞乡写的材料在班里作了两次检查，都没有过了关。不知是何原因，后来我这班负责人给我提示：“你在文革期间打过人，检查中没有提到”。我知道后，就申辩我没有打过人，请调查落实。结果通过核实，把别的人看成了我。反映与事实不符，我这才过了关。&&&& 在三个学习班里，我认为对消除派性，制止武斗起到了一定作用。到底有什么收获和教训呢？回想一下，也没有什么。更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学习。总感觉是打击面过宽、矛盾扩大化，当时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只能低着头熬日子。参观大寨有感&　　1970年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当年10月份，我单位郭生龙、张强和我等十余人，刚从学习班解放出来，相随县上的参观团到大寨。这次去大寨坐了两辆汽车，大概有100人左右，都是从各单位和公社及学习班抽出的干部，也是准备下农村，搞“一打三反”运动骨干力量。我们整整坐了一天车，第二天就到大寨虎头山参观。看到那里把拦水坝里的水，抽到虎头蓄山水库，然后灌溉庄稼，同时也看到大寨人用石头，把每块地垅垒起来，一层层绿庄稼、一层层白石头，组成的壮美的景象。说到这，想起了一个笑话：有两个人互相说对方地方好，一个山里人说，看你那里多好，地平平坦坦，平川人说，哪有你们那好，冬天地不用了，把地叠得一层一层的摞到那，大寨地远看就像被子一样的一层一层的摞起来。大寨地里玉茭穗又粗又大，谷子穗一尺多长，亩产都在一千斤以上。第三天参观大寨展览馆，其内容是介绍大寨：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英雄模范人物动人事迹。第四天，在大寨大礼堂听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的报告。陈永贵大概有50多岁，中等身材、不胖、头上捂块白毛巾，他口才流利，声音洪亮，报告不用稿子，讲的使人听了深受启发。我们在大寨真是看有看头，听有听头，学有学头。陈永贵同志带领大寨人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灾害，三战狼窝掌，凿眼放炮，抬石挑土，垒坝造田，硬是用浑身热汗，双手老茧，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将山高陡坡、地势险恶的沟沟壑壑垒成38条石坝。然而洪水无情，雨季到了，咆哮的山洪将他们的劳动成果全部付之东流；又是陈永贵带领社员，将一块又一块里高外低的簸箕田，变成了高产1000斤以上的良田。“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耕地，全部得到了治理。他们是靠一条扁担两只筐，挑出了一个新大寨。仅老英雄贾进财一个人，打的石头就能一块块的从大寨摆到北京，并从北京摆回来。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大寨的神奇力量，使外国政府首脑和国家领导人也产生了兴趣。回想我们浮山地理条件比大寨好得多，但产量低，主要是缺少大赛精神，先进带头人太少了。从大寨回来后，我们都参加了全县“一打三反”运动，在进驻的村，大力推广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搞“一打三反”运动 连进三个村　　1970年我从在大寨参观回来后，被抽调到县农村“一打三反”工作队，一连进驻三个村子搞运动。当时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三反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全县的运动分批进行。第一批我被分到今日的古县孙寨村。该村距城55华里。既是店上公社的政治经济重点村，又是公社里最大的村子。全村600口人，耕地2000余亩，其中水地50余亩，在旧社会叫孙寨是老财村。新社会特别在阶级斗争为纲时代，孙寨又成了阶级斗争重点村。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低下，因此列入店上公社第一批“一打三反”运动村。工作队由七人组成，队长高保智（店上公社党委书记）、指导员郭生龙，队员是我和四个知识青年。我们进村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大寨精神，深翻土地。工作队首先包了三亩地，每人买了一张铁铣，天天下地深翻，给村民搞示范田。我们干的不是翻地，而是一层一层倒士，深达60公分。回想起来这种作法不但很笨，也不科学。总认为深翻能增产，越深产量越高。孙寨群众在工作队的行政命令下，也深翻了20亩左右，但没有工作队翻的深。因刚住进村，情况生疏，工作队一面深翻土地，一面利用吃派饭时间，了解孙寨存在有什么问题。通过多方了解，最后归纳群众反映强烈的三个问题：一个领导老化、无劲头、无朝气，能力差；二是个别队干部，有私分粮食的行为；三是坏人活动猖獗。本村曾发生一起强奸案、一起盗库案，一直未破案。工作队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三个突出问题，第一件事对现任和卸任干部，包括保管员、小组长之内进行清财。查出民兵连长XXX和村保管员，私分小麦200余斤。连长本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深刻，作了退赔，并撤销其民兵连长职务，群众很满意。第二件事破案。我和郭生龙同志是公安干部，对侦破案件都还有点经验。虽然是搞“一打三反”运动，没有破案任务。但我两作为公安干部理应尽责。经调查摸底取证，盗库一案很快破获，犯罪分子盗小麦数量较大，与公安机关联系后，带回县公安局给予拘留。另一起，本村孙XX流氓成性，在村碰见妇女，常说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甚至动手动脚，并有奸污幼女嫌疑。群众非常气愤，我俩听到群众反映后，与公安机关取得联系，帮助公安局立案调查，很快落实事实，把犯罪人逮捕了，经进一步审查落实本人供认不讳。第三件事调整村领导班子，现任书记耿XX、主任华玲任职多年，对孙寨村做出过不少贡献。但两人年龄大、思想保守、缺乏干劲，通过公社党委进行了调整。由一名年轻民办教员王X茂当了书记。通过调整班子人员年轻化了，有革命干劲，相信孙寨人民在新班子领导下，全村会有很大变化，第四件事，我工作队向店上公社争取资金，买了几匹马，又将村马收回统一饲养，专人管理，定时防疫，繁殖马驹增加集体收入。　　孙寨运动结束后，于1971年前半年，我又参加第二批“一打三反”运动。新进住的是史演河公社史家凹村。工作队由公社副主任宋兴奎担任队长，我担任指导员，还有一名干部和两个知识青年五人组成。　　史家凹村运动结束后，于1971年收麦季节，又进入第三批“一打三反”运动，进住东张乡朱村。由郭君风同志任队长，我任指导员，三监狱干部刘培业和三名知识青年组成工作队。第二、三批“一打三反”运动作法和任务，和孙寨大致相同，运动都是平稳地开展，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也没有什么突出事迹，就不必详细写了。“一打三反”运动尽管存在着扩大化等问题，但对防止基层干部的腐败变质，基层政权和平演变，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使广大基层干部和工作队干部本身受到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教育，使广大干部能沿着“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前进。就我本人来说，有如下的体会：　　任何一个员、国家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联系群众就必须深入基层与广大农民交朋友，才能了解生活的实质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须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三批“一打三反”运动实践，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因为我们这样做，三批运动取得了全面战果，并使运动健康平稳开展下去。　　任何单位、任何工作中，都要搞好团结，我们三批运动队长高宝智、郭生龙、宋兴奎、郭君风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遇到问题共同商议，体贴队员实际困难，调动了全体队员的积极性、团结一致，顺利完成了“一打三反”运动任务。　　再一个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参加运动的三个村距县城都在40—50华里开外，除朱村平坦一些，剩余孙寨、史家凹两村不仅路远，上坡下岭、过河爬坡，大路都是土路，没有汽车，只能骑自行车去，每次花费时间不说，满头大汗，全身湿透，十分疲劳。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一个人只有在困境中磨炼，才能增强意志，才能在各种想不到的环境中战胜困难。提升管理质量的三项业务改进　　&&& 1972年3月，第三批“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又回公安局上班，担任治安股内勤。在七十年代，保卫组（公安局）设办公室、政保股、治安股、看守所。治安股管理的业务有户籍、刑事治安案件、消防、枪支炸药和日常的公章备案、刑满人员登记、非正常死亡等各项工作，有时候还得跟上外勤去破案。在这些繁忙的事务中，为提升管理质量，我在三个方面提出了业务改进意见，并付诸实施，取得了好的效果。首先在户口管理上，进行了科学化管理。当时我县户口管理现状比较落后，所有国供人员，不管机关干部，还是国供人员，登记在一个簿子上，不适合规范化管理的规程。特别对国供人员迁出、迁入、出生、死亡登记很不方便，经常出现虚报、漏报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我提出了对全县户口进行登记审查，颁发户口本、建卡归档的设想。这个设想向局领导汇报后，得到领导大力支持，并给拨付资金购买户口本。利用半年时间，登记建卡，使全县有3000余户、12000余国供人员审查归档，达到总户数95%。在登记审查过程中纠正了漏报的10户、30余人，虚报的3户10人，同时纠正了姓名、性别、籍贯差错100多件。从此使户口管理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局领导说这种管理办法既科学又适用、又很好。　　第二是加强自行车管理：在七十年代，自行车是广大群众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如果想买一辆自行车，还得找财贸县长批准后才能买到。由于自行车难买，社会上常出现自行车丢失的现象，并且有日益上升的局势。为了加强对自行车管理、严防被盗现象发生，我提出建立一车一本一卡的打印办法。经请示领导同意后，我具体操作。以往自行车存在着分布面广、群众自觉性差，是一个长期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向群众发布自行车打印通告后，大多数群众能自觉到指定地打印。其余的则利用逢集之日，请红卫完校同学帮助拦截打印。为了群众方便，我们深入到集镇开展此项工作。三年内，共打印自行车一万余辆，大大减少了自行车被盗案件。同时在打印自行车号的过程中，还破获了自行车被盗案件10余起。　　第三是建立刑满释放人员档案。这是一项治安管理的新举措，对于搞好公安基础建设，侦破案件会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实际破案中，个别案件都留着作案人的手指纹和脚印，为防止刑满释放人员重新做案。在侦破案件时，只要把现场的指纹和档案指纹一对，案件就能很快就破获。最低使办案人员在现场发现指纹，知道如何保护指纹，学会看上指纹破案。1982年，灵中杀人盗窃案，犯罪分子王小红，在面馆留下指纹，我们就利用指纹破了该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1984年北桥头媳妇房盗一案，犯罪分子也是在面馆留下了一个大拇指印，我们把全村18岁以上男人手印全部取下，与现场指纹不符，知道村里没有嫌疑对象，避免了盲目传讯、抓人、错案。没有给党、给人民、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和损失。在困难面前决不退缩　　当人们看到公安人员穿上一身警服，会感到其伟岸、尊严和高尚，并投以羡慕的目光。却又不知在办案时，常会遇到各种困难，备尝苦头。但他们为了工作，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总是一直往前。这里举一些常见的情况，以斑窥豹，足以证明他们明知要吃苦，却决不退缩的可贵精神。　　一、吃派饭难。七八十年代，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我们到村派饭有点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群众不敢和公安人员接触，怕公安人员走后，坏人给予打击报复。有时肚子饿了，只得到亲戚朋友家吃饭。说起吃饭也很难堪，但不吃饭又不行，我们破案在响水河住的时间较多，一去不管几人，说到镇机械厂、矿管经理部找张广亮、窦新才两位兄弟那儿吃饭，他俩招待热情，吃饭吃成了朋友，10余年他们俩人成了公检法的后勤部，吃饭的人和次数难以计算，但他俩人的情谊，所有的公检法人员都忘不了，永远是好朋友。就在这种情境下，我们仍坚持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因我们有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的职责，还为客观情况所逼，任务所压，我们必须这样干。1981年，是全县土地承包到农民手中第二年，全县小麦丰收，每亩小麦产量都在500斤以上。但由于天气连雨多天，别说放在场里的小麦，就是在麦杆上也出了芽。有的村出芽率达100%。就在这时，乔家垣公社波头西凹供销店被盗，我和王永栓、张云、李林几个同志到此村破案。一进村，村干部安排很周密，指定专人给做饭可是这个村小麦全部出芽，我们天天吃出芽面，做饭的人想尽一切办法，做的好一些，让大家吃的好一些。做面条不行，又给我们蒸成馍；馍不好吃，又用油把馍炸成馍片。不管做下什么，都是软软的甜恶心。在这个村破案虽能吃饱，但出芽麦面吃上后，晚上肚子不舒服，你不放屁他放，屁声不断。我们住的是个窑洞，回声很大，有时还影响休息。就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不放弃使命，该怎么找线索，该到哪村取证，仍一刻不误。由于大家决心大，时间抓的紧，此案五天就获得告破。犯罪分子逃跑到五十亩垣，及时抓获归案。　　二、取证难。1981年我们在东凹村破获供销社分店被盗一案时，王永栓同志为取到证据，在窑顶上整整爬了一夜，地上湿、蚊子咬，但不叫苦、不叫累。1984年，我们在东张乡北桥头村，破获媳妇房被盗一案时，正处于冬天并下着大雪，我和李作权同志，手拿着扶棍，踏着厚厚的积雪，行程五十里到翼城取证。每破一案，都有程度不同的苦头吃。但我们从不因为吃苦头，而放弃一个重要的证据，因为这是公安人员的职责所在。　　三、破案难。1982年5月我县灵中村发生一起盗窃、强奸、杀人案，由郭生龙副局长带队，李随先、王永栓、李林和我等人参加。经过一个月案还未破，每个人都不准回家。我记得那时已快收麦子了，天气很热，侦破人员穿的衣服还很厚，一动就满身是汗，王永栓提出回家换衣服，未能批准，仍坚持干着。1983年，史演河乡报案，通缉的犯罪分子XXX，发现在左家沟村XXX家，局里派我和张云二人，去抓获犯罪分子，这时天气已黑，而且还下着雪，我们毫不推托，立即出发。当三轮摩托车把我两人送到四十岭马场时，车不能走了，我俩步行上山过岭，向左家沟走去，在雪地上，走一下滑一下，一路摔了好几次，整整走了一夜，天明才到达目的地，把犯罪分子捉捕后，又从原路返回。这一路所遭遇的苦累，我从未向人诉说过，就这样一直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打击刑事犯罪不松劲　　1983年，我县根据中央部署和上级指示精神，进行了四次严历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浮在表面上的犯罪分子被扫荡了。犯罪团伙被摧垮了，刑事犯罪分子被抓了、关了、判了，罪大恶极的被处决了，社会治安形势迅速好转。因此，有的同志盲目乐观了，松劲了。如果任其麻痹思想蔓延滋长，各种案件可能回升，社会治安可能会出现反复，面对这种情况，我身为刑警指导员，该怎么办？于是及时向局领导作了汇报，科领导召开专门会议，所究对策，组织全体同志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干劲，充分发挥了员的模范作用；另一方面召开诸葛亮会议，重新分析案情，制定新的侦破方案。根据全局统一安排，我带领干警，一头扎在离县城仅五里地的张庄乡东郭村，和西佐派出所的同志一起调查摸底，排查嫌疑。奋战了七个昼夜，终于挖出了一个盗窃团伙，一次侦破各种案件50余起，收缴了价值4000余元的脏物。　　1984年，我局实行了业务承包，我带领刑侦科部分同志承包南、东两片的刑事侦察工作。南片的响水河镇，人口稠密，交通方便，情况复杂，素有“小香港”之称，历年来的几起悬案尚未破获。我们在派出所配合下，逐村逐人的排查细滤，对高档物品造册登记，将重点人口纳入视线。此时，局领导又亲临指挥。仅十天时间，即破获了各种案件100余起，其中重大案件40起，收缴了电视机1台、缝纫机4台、自行车4辆、衣服600件、生活用品等210件，折合人民币13000余元，扫清了南片的绝大部分案件，打开了公安工作的新局面。靠政策和证据依法办案　　八十年代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开端，也是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关键时代。我们有的同志认为破案就是挤牙膏，不挤不供实情，把动手动脚当成了“秘方”，有的认为拳头打的是坏人，巴掌打的是孬人，保护的是好人；有的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抱着宁可案不破，也不能去犯错的消极态度。这些思想言行，给侦察工作带来了一定阻力。破案究竟靠什么？以此为题，我组织同志们进行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谈危害、挖根源，结合学习“八大纪律”、“十大注意”和《政法公安人员守则》，使大家认识到骂是假本事，打是无本事，不打不骂依法办事才是真本事。纠正了靠“秘方”办案错误的想法，端正了思想作风，坚持以政策攻心，坚持调查，坚持实事求是，做到了不纵不枉，稳、准、狠地打击了各种犯罪活动。例如，84年11月在东张乡一个村的受害人报案，称其一匹马死在院内，怀疑是人打死。经现场勘察，马头部用铁器刺死的，初步确定了嫌疑对象。但是此人与受害人两家无深仇，无积怨，只有一点小纠纷，仅仅只是怀疑，证据不力，要是按照以往传（唤）、询（问）、审（讯）、逼（供）的程序，即使不是他所为，也少不了几个耳光一顿毒打。我们尊重事实，调查研究，和同志们一道分析了案情，认为（一）此案有极大可能是本村人所为；（二）肯定了作案工具为铁器；（三）作案人与受害人有纠纷瓜葛。一番分析酝酿形成了侦察步骤。我们以辛壁角为中心，以纠纷为重点，对有作案条件的人定时、定位，最后对重点对象隔离审查，讲政策，指出路，促使其交待犯罪事实。　　85年1月12日，响水河镇梁家河村，农民宋XX前来报案，声称自己家中丢失粮食450斤，从银行贷的300元现金也被盗一空。接案后，我带领侦察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勘察，发现有五个疑点：一是罪犯破天窗而入，但没擦摩痕迹，且门关完好；罪犯要盗窃走400余斤粮食没进路，没出路；二是案发当晚有人见宋家长时间亮灯；三是宋贷款后不随身携带，放置家中，无人看管，不合情理；四是该宋外债累累，名为村采矿队贷款，可能乘机昧没；五是报案后，宋有意躲避调查，行迹可疑。于是，传讯该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用证据反击了宋的诡辨，由于法律的威力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化，该宋不得不供认自己谎报，企图贪污的犯罪事实。原告变被告，假案变真案，轰动一时的盗窃案真相大白。　　事实教育了同志，也教育了自己，我深深体会到，破大案，攻难关，一是要正确执行政策；二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历年以来，全科人员认真学法，秉公执法；没有发生冤、假、错案，没有一人违法乱纪，受到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好评，刑侦科连年被 评为“先进单位”。工作中勇打头阵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的村干部。这意味着群众把干部当作了楷模。我身为指导员，虽不是什么“官”，却经常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视为普通一员。在工作中遇事和同志们一道磋商计策；有苦抢先，有险上前，有甜同甘。记得85年在东张乡北桥头破案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冷得人直打哆嗦。但是，有一条重要线索需要去翼城查证，得往返九十余里。情况紧急该谁去？尽管同志们纷纷要求，争抢任务。但是我想，自己是员，又是小领导，我不去谁去？于是我让同志们紧守阵地，突击询问，我和作权同志去翼城完成了任务。　　变幻的气候，繁忙的工作，折磨着我们的身体，1985年4月，正当侦察工作进入关键时刻，我的痔疮病犯了，睡不宁，坐不下，只能站着干工作。局领导得知我发病的消息后，专程前来看望，同志们看到我难受的样子，问寒问暖，端饭送水。领导的关怀，同志们的关心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正当我们追脏的时刻，家中几次来电话，让我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是回家，还是留下？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了矛盾，我毅然不下火线，不离战场，坚持把案件搞结束，后来利用回局汇报的机会，才看望了病中的母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志们的信任促进了我的工作，自己的行为又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促使刑侦科的工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四多四少。即一心一意工作的人多了，下棋、闲谈的人少了；维护团结的人多了，说三道四的人少了；秉公执法的人多了，等着挨整受罚的人少了；争当先进的人多了，混日子的人少了。　　几年中，尤其是在“严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83年我被省公安厅授予“山西公安功臣”功臣名典。文:张金科，男，1945年12月生，浮山县人，中共党员。曾任浮山县公安局治安股长、刑警队指导员等职，现任县土地管理局局长。省政法战线先进个人。1967年至1986年在公安局任职期间，他踏实地干工作，为保护人民财产，维护社会治安做出了显著成绩。他带领干警侦破各类得大案件23起，打掉犯罪团伙62个，收缴脏物、脏款总价值6.3万元。1984年12月份，在侦破一起重大盗窃案件时，他带领干警昼夜奋战，迎风雪、斗严寒，翻沟爬岭，冒着危险，经过29个日夜的拼搏，行程1800公里，深入3县、6乡、51个村庄，跟踪追击，终于破获此案，抓获主犯5人、从犯25人，破获了103起案件，缴获脏物价值2.7余万元，由于他契案有方，成绩突出，连续12年被局、县、地、省分别评为“政法战线先进工作者”，受到各级领导的赞扬和奖励。85年我被评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标兵”，光荣地出席了县“双先”会议。同年又荣获省委省政府授予“政法战线先进个人”光荣称号。这更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自己以此为新起点，在改革的年代里，勇于开拓，努力工作，为使我县提前一年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打先锋，冲头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北王乡当副书记的一年多集资办学　　我于1985年12月份，从公安局调往北王乡任党委副书记。虽然职务从股级提到副科级，但思想上并不愿意下乡镇工作。觉得公安局工作十九个年头，业务熟练，与同志们相处很好，有点舍不得离开。带上私字考虑，公安局工作是个特殊岗位，是有权威工作性质的机关，认识人多，办事方便。更主要的是家里拖累大，存在着实际困难，老伴忙着上班,还得看四个年幼孩子，照看我母亲岳父。他们都年纪大、常年有病。另外，小邢村和南西河两家自留地，还需要去种，到乡镇工作离家远，照顾不方便。想法是真实的，但去北王乡工作，这是组织决定，谁也不能改变，因自己是一个员，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我到北王乡任党委副书记后，分管全乡文教卫生工作，包村杜村。北王乡是县北面最大的乡镇，距城20里，全乡有22个村委会，48个自然村，有1900户、1万多口人。有中学一处，完校3处，初小25处。1986年全县掀起“一无两有”办学高潮。但我压力很大，才到北王情况生疏，由于没有在乡镇干过，有些事情不知怎么下手，北王乡这么大、学校又这么多，要全部消灭危房，达到“一无两有”真是难上加难。　　当时县委选择了党委领导班子强、各项工作均领先的北王乡作试点。“一无两有”办学，创出在时间短、标准高、办法精、经验丰富、做法完善，给全县办学作出典范，推动全县办学的进度和标准。1986年4月份，我乡召开各村书记、村长、会计、乡直机关负责人、各学校校长100多人动员大会，我们特请了地区教育局秦市义同志、县教育局马修斋局长参加会议，来作“一无两有”办学报告，其中有一句动心的话：“再苦不能苦孩子”。在动员会上党委书记李国良同志，口才流利、声音洪亮，宣读了乡党委“八条规定”，震动了全场参会人员。你看我，我看他，觉得这事情非办不可，不办就要挨家伙。我也很惊讶，怪不得县上把集资办学工作放在北王乡，书记李国良同志工作就是硬，我从心中十分佩服他，会后“一无两有”集资办校，在全乡开始启动。我乘会议东风，和联长一块深入各村摸清学校现状情况。北王乡共有学校29座，其中中学1座，完校3座，初小25座。有10个村需新建校舍83间，同时还要配备部分桌凳等附属设施，剩余19个学校需要维修加固100间左右。学校底子摸清后，乡政府与各村签定了完成“一无两有”集资办学任务合同书，我为了尽快完成乡党委八条规定，多次到各村落实合同规定的内容，在落实过程中同时解决村干部遇到的实际困难，比如资金周转、材料赊销一一都给解决，使全乡集资办校工作加快了进度，而后又从各村发现典型、树立榜样带动一片。县委委员北王村党支部书记陈自兴同志，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在村路南划出近30亩面积地块，动员有坟茔户，将坟墓搬迁，集资了八万元，兴建24间校舍。史壁村村干部发动群众、群策群力、自力更生，一举兴建起六间高标准的现浇校舍，并配齐漂亮的规格高的课桌凳、教师办公室、写字台、书柜、沙发等设施。南霍村党支部书记张载吉同志，将自己准备盖房的三万砖捐给学校，建起坚固的砖木结构校舍，把孩子从窑洞中解放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北王、史壁、南霍等先进村的带动下，全乡各村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行动起来，有钱捐钱、有人出工、有料献料，有砖瓦拿砖瓦，掀起集资办校，实现“一无两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经半年时间全乡新建校舍十所80多间，维修校舍9所100余间，添置课桌櫈500套等各项附属设施。高标准达到了县上“十全八有”的要求，名列全县各乡镇的榜首，给县委装了人、争了光，同年十月份，教育厅于襄汾教育工作会议上，县委书记荆增才同志，作了典型发言，会后省教育厅组织全省贫困县分管教育的领导和教育局长，在浮山召开了集资办学现场会，到北王参观集资办学的丰硕成果，深受领导的赞扬。接着大宁、乡宁、等县都来北王乡交流集资经验，得到好评。　　因我离开北王27个年头，集资办学情况回忆不全面，特别文章数字可能不准，请大家看后指出。春节文艺活动　　当时我分管北王乡每年的春节文艺活动。北王有名气的三个百，北王村百人锣鼓，平里村百人腰鼓，高村百人高跷都是全县有名的文艺节目。春节刚过，比谁上班都早，因我担负着神圣之责，到村里组织、协调、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高村高跳需要桌子凳子，我从城里给借下准备好。平里村腰鼓缺绸子，我从城内买上送到村。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这一举动鼓舞了村干部和全体文艺表演队士气，二年到城内表演都挂了红，受了奖。我在北王工作三个年头，时间却只有一年多，为何搞两次春节文艺活动？因我是85年12月份调北王乡的，86年一个春节、87年搞完春节活动后，就调到北韩乡工作。包村蹲点　　1986年北王乡党委政府，确定乡机关干部包村蹲点，我分到杜村包村。除了北王、北张村就数着杜村大，全村120户、600人、耕地2000亩，以农为主，全系旱地，靠天吃饭，农民生活不富裕。我去杜村一年多时间，抓了两件实事：一抓班子建设，二抓两件实事。杜村村领导班子成员少、力量不足，主干积极性不高。通过组织生活形式解决了主干思想认识，加强了团结、同时健全了领导班子。主干解决了怕字当头，从而朝气来了，干的红合二阵，当年小麦征购入库时，我与北王粮站联系，把收粮点设在杜村，大大加速了征购进度，征购任务成为全乡第一。　　两件实事：在抓农业生产方面，解决农民实际问题。80年代土地承包给个人，群众非常爱惜自己土地，种什么、什么时间种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就是缺化肥，那个时候化肥少用户多，买化肥还得去找生产资料经理批条，甚至找县财贸县长批才能买到，我凭在城里工作的时间长、认识人多的优势，找领导批了12吨化肥，农民及时施上肥，庄稼长得旺盛，当年全村不论是小麦，还是玉茭都取得丰收。　　杜村位于北王乡西十余里边沿村，西和临汾下马庄等村土地相连，南与河里马台村相畔，北是沟，东也是沟，要到北王去，得下一条约200米陡坡，过一条宽50米土水路（天气一下雨路就成了软的），又要上一条300米陡坡，才能过到北茨庄村。杜村群众面临这种恶劣环境，严重影响着群众生活，比如拉煤、进城购货、走亲戚，同时还干扰着交征购粮的进度，交粮大户得到北王粮站跑好几趟，因粮食拉的多了，坡就上不去了。针对这种现状，我和村干部一块研究，给村里打坝修路，我从交通局给要了修路款，雇佣一台堆土机，进行拓宽陡坡，同时又组织群众有工出工，有钱出钱，历时半年时间，推出约200米长的西坡路，东坡拉长降低约有300米，利用东西坡土，筑起了约有20米高、上宽7米、下宽约25米的土坝一个，使杜村群众出入方便，大大的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农业生产有了劲头。此后乡班子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宽、加高、加固土坝，使杜村村民出行更加方便。　　总之，在北王乡工作时间不长，但体会不浅，什么时候都要摆正副书记的位置，当助手不当累手，当动力不当阻力，帮忙不添乱，添彩而不抺黑。取得支持，事业才能成功。在北韩乡抓了八件事　　1987年，我到北韩乡任乡党委书记。北韩乡位于县城北30华里，是我县一个边陲乡镇。地理座标北纬36.04，东经11.52，东北与古县茶房店上乡接境，西和临汾郭行相连，南为北王乡，东与柏寺乡唐阁河毗邻。解放初为浮山四区。1952年划为五区，58年改为北韩公社，1972年分为茶房、北韩两社，1984年改为北韩乡。全乡12个村委会，24个自然村，878户，8000多口人，总面积24.5平方公里，耕地15443亩，其中水地1800余亩。地理特点是两沟一垣，一条河，人口和土地都分布于此。北韩乡是县北一个繁华的乡镇，每逢一、四、七为集日，洪洞、临汾、古县、甚至县城里的人，都有人到这儿赶集，每个集日都有万人左右，街上挤得水泄不通，所以当时称北韩乡为“小北京”、“小香港”。1987年县委、政府对北韩乡前任班子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让我去担任乡党委书记。刚一开始我十分胆怯，一是因为没有在乡镇工作时间不长又不太懂农业；二来又没有当过一把手，是否能够把工作拿下来，心中没有底。我想只要扑下身子积极干，不懂就问着干，沉住气稳着干，团结同志一起干，就一定能干好。刚到北韩乡，因前一段时间，这里有些工作受了挫折，乡干部情绪低落，村干部满肚子牢骚，群众情绪不好。针对这种情况，我就多次召开党委会，乡直机关干部会、大队干部会、人大代表等各种类型会议，解决干部群众的泄气、低落情绪。我在各种会议上表决心，一定要把北韩的工作搞好，如果搞不好，大家就把我送回县里去。干部群众听我说的挺好，要看一看我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接着就针对实际情况狠抓了五件事，受到群众普遍的好评。一抓电灯明&&&&&&& 北韩乡镇机关和北韩村里长期间断电，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地老百姓说，看看新来的这个书记能不能把电给接上？实际上老百姓是看我走手，这件事虽然不大，却是对我提出了挑战，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来北韩第一把火能不能烧好，直接关系着北韩落后面貌是否能改变的大事。因此要在这关键时刻，作出关键性的决定，不管有天大困难，也要克服，一定要把电给接上。我立即召开北韩村干部，乡直机关、乡政府三家会议，决定对过去亏损的电费三家负担，责成乡电管站限期送电；没有几天电灯亮了，村里老百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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